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又称考古人类学(Palaeo-anthropology)、化石人类学(Fossil Anthropology)、人类古生物学(Human Palaeontology),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是通过化石研究人类及其近亲的祖先起源与演化的学科,是研究人类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的科学,它以古人类化石(有时也研究古猿化石作为比较)和古人类制造的工汇具及生活遗迹为依据,探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探讨人类发发生、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及其规律。[4][5][6][7]
古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主要研究重点是古人类的化石和遗骸。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研究手段的不断完善,古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也不断拓展,涉及到人类演化、文化发展、环境适应等多个方面,并将人类的进化按年代分为从南方古猿到能人,到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并最后进化为现代人。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始于20世纪初,中国目前的古人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如北京猿人、蓝田人、元谋人的发现及禄丰古猿等。同时,中国还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古人类遗址和博物馆,为古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8][9]
古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包括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方法,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化石研究人类及其近亲的祖先起源与演化的学科,借助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研究人类演化历程和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等问题。[10]
概况
古人类学由“古(palaeo-)”和“人类学(anthropology)”两部分词根组成,词源自希腊语“古老的”(palaiós),“人”(ánthrōpos)和后缀“研究”(-logía)。[11][12][13]
1501年,德国学者马格努斯·亨德(Magnus Hundt)在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 natura et proprietatibus, de elementis, 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提出“人类学”一词,成为古人类学的萌芽。[14]
1922年,法国学者桑志华(E.licent)在萨拉乌苏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枚小孩门齿,是考虑到该学科的第一个科学发现产生于这一年,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与杜靖将1922年作为中国古人类学学科叙事的起点。[15]
古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及其近亲的祖先起源与演化的学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古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过程中涉及的时代、生活行为和文化现象、古环境、古气候、古地理等,涉及体质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年代学、古哺乳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地理学,以及与研究古环境有关的学科;狭义的古人类学依据古人类及古猿化石及其所制造的工具和生活遗迹,研究化石特征、地点和时代等,探讨古人类及古猿的亲缘关系、起源和迁徙路线等。通过古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可提供人类演化过程、趋势与格局的证据和信息,包括特定人群迁徙和扩散路线、基因交流等,对于研究和重建人类演化的过程、趋势与格局,对于构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理论,不可或缺。[6][16][5][17]
研究早期
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关于人类原始社会情况的记载,包括已知远古人类已会制造和使用石器。[8]
1501年,德国学者马格努斯·亨德首次提出了“人类学”一词;[14]1655年英国出版《抽象人类学》,认为人类学包含体质与文化两方面的研究;1723年,法国植物学家安托万·罗兰·德朱西厄(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以法国发现的各种古代石制武器与现今土人的石制武器相比较,特别以之与美洲土人之石制武器相比较,于是开始了“比较人类学”之研究。[8]
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在第十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将人属分为两类,前一种为“智人”(Homo Sapiens),其中包含6个人种,分别为:野人(Ferus)、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和怪人(Mon-strosus);后一种则被命名为“穴居人”(Homo Troglodytes),其中主要包括当时新发现的猩猩(Orange Outang)——此后,学界不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都是按照林奈创建的灵长目分类方法分类命名。[18][19]

研究发展
1829年,在比利时首次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化石,名为英吉斯小孩(Engischild)。1848年,又在西班牙南端的直布曼陀(Gibraltar)一个名叫福布斯采石场的地方发现一具颅骨,该颅骨保存了大部分颅盖和面骨,被称为“直布曼陀人”,[20][21]其地质时代为4万-7万年。[8]
1833年,比利时学者施默林(Schmerling)发表著名论文《关于利埃什省洞穴骸骨化石之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s des caverns de la provnce de Liege)》,他不仅证明人类与犀牛、熊、犬等为同时代之动物,并在文末单列一章——“由人类之手所加工之遗物”(Relics worked by the hand of man)。他说:“此等燧石皆曾经人类之手的琢磨,用于制造箭镞及小刀,等等。”[8]
1845年,法国古人类学家艾杜瓦尔·阿尔芒·伊西多尔·伊波利特·拉尔泰提出第三纪时有人类存在之可能。1856年,他发现了类人猩(Dryopithecus,现称“森林古猿”)的颚骨。[8]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同时,阿尔伯特·高德里发表了关于“化石哺乳类动物之变化”的研究成果。而法国学者勃洛卡(Broca)则创立了“巴黎人类学会”(Le Societed Anthropologiede Paris)。同年,拉尔泰在发现森林古猿颚骨后又发表了关于化石长鼻类的研究成果,并于1861年发表了长文《具有地质学上最后时代特征之人类与大化石哺乳动物共存之新研究(New reseurches on the coexistence of man and of the large fossil mammals regarded as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st geological period)》,将自己对古人类学的研究加以详述。[8]

1863年,赫胥黎发表了重要著作《关于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证据(The 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8]
艾杜瓦尔·拉尔泰之子——路易·拉尔泰(Louis Lartet)继承父业,在威栖尔河谷(Vezere Valley)左岸之克罗马农(Cro-Magnon)岩窟沉积物中发现很多人类遗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类。它的地质时代是2万-3万年,1872年,李维耶尔(M.Riviere)在敏棠(Mentone)附近的格里马狄(Grimaldi)洞穴中发现人类遗骨,这个“敏棠人”与“克罗马农人”特征极相似。[8]
1870年阿美(Hamy)发表了《人类化石学提要(Precis de paleontologie humanine)》,对当时之成就作了一定总结。1871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其中对进化论之先驱拉马克所提出的关于人类的“动物起源论(The theory of the animal origin)”做了很好的阐述。[8]

1899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之爪哇岛特林尼尔(Trinil)地方,发现了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之遗骨。地质时代为50万-80万年。经荷兰医生杜布瓦(Dubois)研究,知此为类人猿遗骨。由此.再一次证明上古时代有原始人类之假说正确,直立猿人头盖骨上部,其骨型在理想之形态学上,恰好介于黑猩猩(Chimpanzee)、长臂猿与人类头盖骨之间。[8]
1907年,德国学者谢腾撒克(Schoetensack)在海德堡附近之毛尔(Mauer)村古砂砾层中发现人类颚骨,是为“海德堡人”,其特征较诺赖特人、史贝人等更原始,时代也更古老(据今研究,年代为40万-50万年)。[8]
中国新发现
1921年至1922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 Licent)和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于对中国华北、西部各省(区)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境内的萨拉乌苏河河岸边出露地层中发现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和1枚7~8岁儿童的左上颌侧门齿,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将其译为“河套人”。[9][22]

1921年至1923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进行了2次挖掘工作。1926年,在整理化石标本时发现了2枚人类牙齿化石。1927年起,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曾在该地点开展化石挖掘工作,发现了1枚保存完好的人类牙齿化石(左下颌第1臼齿),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Black Davidson)研究了此枚牙齿化石及师丹斯基发现的2枚牙齿化石,确认这3枚牙齿是古人类的牙齿,并将其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首次在周口店地区发现了1件保存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即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后改称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直立人化石非常重要,更为难得的是还发现了大量北京猿人制作并使用过的石器、用火遗迹及大量同期伴生的动物化石,并由此确立了直立人在人类起源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9][23][24]

1927年春,中国古人类学的周口店工程正式启动,两年后,中国地质调查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成立。[25]

南方古猿划入人科
1949年,美国的人类学权威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胡顿(E.A.Hooton)对于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曾说:“因为它们的脑子太小,即便牙齿似人,但仍然是猿。”1951年,美国的沃什伯恩(S.L.Washburn)提出:“猿和人的脑子的区别……是在肢体和躯干达到完全的人的状态之后才形成的。”随后,布鲁姆(R.Broom)用炸药炸开南非德兰士瓦(Transvaal)的角砾岩,发现了南方古猿的盆骨——这块盆骨的形态与现代人的非常相似,与猿的明显不同。1955年,英国人类学家克拉克·J·G·D(Clark John Grahame Douglas)认为,该盆骨清楚地表明了“南方古猿类已具有人科成员的直立姿势和步态的特征”。最终,南方古猿类在21世纪50年代中期被承认是人科的成员。人科的含义也从而发生了变化,两足直立行走,而不是大的脑袋,成了人类状态的关键标志。[26]
1974年,著名的“露西(Lucy)”骨骼发现于于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三角区的哈达尔遗址,唐纳德·约翰森(Donald Johanson)和莫里斯·泰伊白(Maurice Taieb)在这具骨骼和随后的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物种,即阿法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27]
研究对象
古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古人类化石。现今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古猿类生物大约在距今七八百万年前转变成两足直立行走的人类始祖,按人类进化阶段划分可分为4个阶段,即前人阶段、能人阶段、直立人阶段、智人阶段,其中前人阶段以南方古猿化石为代表,因此也被称为南方古猿阶段。[28]与人类文明发展时段对比,其中的能人和直立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250万年~30万年)、早期智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30万年~3万年)、晚期智人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万年~约1万年)阶段。其中晚期智人与现代人属于同一亚种,一般以更新世[注1]晚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划为占人类范畴;全新世[注2]以来,也就是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半化石,属现代人类范畴,古人与现代人同属而不同种。[17][29][30][31][32]

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人的探索与努力,古人类学界已经建立了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大致框架。根据迄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据, 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大约700万年前, 经历了撒海尔乍得人、原初人、地猿、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古老型智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等古人类成员。[33]
南方古猿
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大约生活于距今400万~300万年,除直立行走以外,南方古猿的其他性状大都像猿,如他们的脑容量很小,在450~530毫升之间,与现代类人猿的脑容量差不多。南方古猿化石可分为两种类型:纤细型和粗壮型,纤细型进一步演化成下一阶段的能人,并能利用天然工具,猎取动物,被认为是人类的祖先;粗壮型身材稍高,头骨粗壮,骨脊显著,臼齿很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类型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走向绝灭。有湖畔、阿法、惊奇、非洲、源泉等南方古猿的种类。[34][35]

“汤恩头骨(Taung Child)”——1924年11月,发现于南非汤恩(Taun)附近的采石场,是最早发现的人科化石;[33]“露西(Lucy)”——1974年11月24日,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哈拉格地区,属于南方古猿的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36][37]被称为“人类祖母”;[38]“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 kadabba)”——1994年报道发现了南方古猿始祖种,这样把人类历史延长到440万年。南方古猿始祖种的属名后来改成了地猿。[39]扁脸肯尼亚人(Kenyanthrops platyops)——2001年3月22日,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米芙·利基(MeaveLeakey)等的研究论文,报道了1999年在东非肯尼亚图卡纳湖西岸中区罗埋奎(Lomekwi)地区发现的一具大体完整的类人头骨和1998 年在其南大约 4km 处发现的部分左上颌骨。据钾氩法测年,前者距今 350 万年,后者距今 330 万年。该文以前者为正型标本,以后者为副型标本,提议建立一新属,肯尼亚人(Kenyanthropus),一新种,扁脸种(platyops)。[40]

能人
能人(Homo habilis),大约生活于280万年(或240-210万年前)到180万年前(或160-150万年前)的非洲,是最早制造使用工具的人类,其骨骼化石主要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肯尼亚的东图尔卡纳湖地区(East Lake Turkana)和南非的斯泰克方丹遗址(Sterkfontein)。传统观点认为能人可能代表了最早的人属成员,但现阶段更多的认为能人是演化自南方古猿的某一种。[41][42]
在能人生活的时期还共存着部分南方古猿、新定名的一些演化关系存疑的新种和较进步的直立人(Homoerectus)、匠人(Homo ergaster)等,他们之间的演化关系并非简单的直线进化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镶嵌关系。到目前为止,南方古猿、能人阶段的化石仅发现于非洲,因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39][41][42]

比较著名的化石及发现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奥杜威文化(Developed Oldowan)、1972年发现的“1470号人(KNM-ER 1470)”等,。[41][43]
直立人
直立人(Homo erectus),俗称“猿人”,大约生活于距今180万~30万年,一般认为起源于非洲,后向亚洲和欧洲扩散,并能够制造使用工具、用火、甚至狩猎。一部分直立猿人,大约距今约190万年前(一说180万年前)开始离开东非;它们的化石在非洲、欧洲和亚洲都有发现,直达西太平洋的爪哇等岛(如和)。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指出,直立猿人的起源应是在非洲东部,在经历大迁徙后,约距今100万年以内遍布了非亚欧三大洲,并在各地独立进化。[39][44]
比较著名的化石及发现有:1891年发现的爪哇猿人和1927年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39]


智人
智人(Homo sapiens),1758年,卡尔·林奈在他的著作“自然系统”的第10版中引入了智人这个名字。现在古人类学中的智人概念包括了早期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和晚期智人(Neoanthropus Homo sapiens),生活在距今20万~1万年前,比直立人更接近现代人。他们不仅完全直立,而且脑容量已经达到了现代人的大小,平均为1360毫升,这标志着他们的智力发展到了更高水平。因此,古人类学家把他们与现代人归为同一个种,即智人种。[45][46]
早期智人
又称“古老型智人”,通常指距今20多万年开始生活在中更新世晚期的形态上介于直立人和晚期智人之间的人类,生活在距今20万~5万年前。这个时期的智人还带有一些原始性状,拿尼安德特人来说,眉嵴仍比较粗壮,且头盖骨向后倾斜,颌骨向前突出。但是,他们制造的工具比直立人制造的更为先进,除石器外还有骨器。从生活遗迹来看,他们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会人工取火。[47]
晚期智人
又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主要解剖学特征与现生人类接近的晚期化石智人,一般指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人类,出现在距今5万~1万年前。晚期智人的化石在各个大陆都有发现,如这个时期的智人与现代人十分接近。例如,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山顶洞人,不仅脑颅增大,下颏明显,而且还具有黄种人的一些特征。晚期智人不仅能制造精细的石器和骨器,还会制造长矛、标枪,用以狩猎、捕鱼。他们的狩猎能力也大为提高,会利用地形和设置陷阱来捕捉大的野兽。此外,他们会用大兽皮等修建简单的房屋,用骨针缝制衣物,还创造出了原始的艺术。在他们住过的地方,常常能够发现绘画、雕刻和装饰品,绘画的内容多与狩猎活动有关。在这个时期,不同的人种已经开始分化和形成,并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48]
比较著名的化石及发现有:法国的克罗马农人,中国的周口店山顶洞人、柳江人等。[48]
相关书著
| 姓名 | 年份 | 书著 | 相关成就 |
|---|---|---|---|
| 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49] | 1735年 | 《自然系统》 Systema Naturae | 确立了“智人”(Homo Sapiens)的称谓,确立了古人类化石的命名方法[49] |
|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50] | 1863年 | 《关于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证据》 Evidence as to Man’s Place in Nature | 拥护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并通过梳理类人猿的发现史,人类、类人猿和大猩猩在解剖结构和行为习性等方面的比较,胚胎学方面的证据,推论人类是进化的产物,并源于与黑猩猩、猿一类相似的某种动物祖先[50] |
|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51] | 1871年 | 《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 本书从生理和心理特征方面系统地探讨人类的进化,阐述他的性选择理论,并讨论自然选择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影响,是人类进化科学的基础性文本[51] |
| 裴文中[52] | 1930年 | 《中国猿人化石之发现》 | 裴文中发现了北京周口店北京直立人头盖骨,使得“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人类的历史也向前推进了近50万年。在此之后,裴文中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并先后主持了资阳人遗址、丁村遗址等多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的挖掘工作[53] |
| 1937年 | 《中国猿人》 | ||
| 吴汝康[2] | 1962年 | 《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 | 吴汝康院士是中国研究出土人类化石的第一位体质人类学家,其关于蓝田、周口店、和县的直立人,丁村、马坝、资阳与建平等处的智人化石的研究报告一直是中国古人类研究者的必读文献。现今我国古人类学的主要研究人员多出自其门下。在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吴汝康是作为专门条目被列入的唯一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54] |
| 1989年 | 《古人类学》 | ||
| 吴新智[55] | 1989年 | 《中国远古人类》(与吴汝康合著) | 吴新智院士长期从事古人类学研究,他领导的野外科考队曾发现郧西和淅川的直立人化石和丁村的智人化石。1984年与外国同行提出的“多地区进化说”,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1998年提出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引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56] |
| 大卫·赖克(David Reich)[57] | 2018年 | 《人类起源的故事》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 大卫·赖克是分析古代人类DNA的领先先驱之一,他通过本书深入探讨了基因组革命如何改变我们对现代人类的理解,以及DNA研究(如DNA测序等技术)如何揭示不同人群、性别和个体之间的深刻不平等[57] |
研究方法
古人类学是理解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的学科。远古的骨头和工具具体是什查看古人类学全部搜索结果么时候的,用途是什么,如何使用,要了解这些,方法有很多,大部分都是以测量放射性同位素衰变情况为基础。由于古人类学要研究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因此必须对测定时间的方法有所了解。古人类学的相关学科非常多,自然科学、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许多学科都与古人类学相关。除此之外,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也与古人类学的研究有关。[10]
古人类学家从年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形学)、古生态学、考古学观点来综合分析古人类行为、从化石上观察到的解剖学特征,最终发表研究结果。[10]
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起源研究成为显学,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在加入此方面的研究之中,学科的界限在不断打破。年代学、埋藏学、古环境学、蛋白组学、骨组织学、食谱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领域都会对人类的演化与适应生存研究提供独特而重要的信息,举例如下:[6]
碳测年法
又称放射性碳测年法、碳-14年代测定法等,1949年由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发明,威拉得·利比因此获得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其方法是利用古人类遗迹附近环境样品中14C的衰变确定样品所经历的年代,在其被发明之后便一直使用在确定化石年代方面,是古人类学常用的测年法之一。[58][59]
铀系测年法
利用铀系衰变链中同位素的变化测量地质对象(珊瑚、软体动物、贝壳等)年代的方法。常用的有铀法(234U/238U)、钍-铀法(230Th/238U)等。铀系不平衡测年法是第四纪年代学的基石之一,可用于距今50万年~60万年以内地质事件的年代研究。1954年,前苏联物理学家切尔登采夫(Cherdyntsev Viktor Viktorovich)首试采用该方法进行测年,学界不少实验室也都曾先后涉猎。[60][61]在中国,铀系测年法也曾被应用于北京周口店、河南平顶山鲁山仙人洞等古人类遗址的年代测定。[62][63]

基因甲基化方法
甲基化是基因化学修饰的一种形式,能够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前提下,改变遗传表现,科研人员可以根据某一人类物种的基因甲基化模式分布图,去推算这个物种的身体解剖学特征。并于2010年由此发现了丹尼索瓦人这一新的人类物种,并确认中国出土的许昌人也属于丹尼索瓦人。因此,基因甲基化(DNA methylation)也被美国的《科学(Nature)》期刊遴选为2019年十大科研突破第二名。[64]

DNA测序技术
2006年,瑞典学者,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开始着手重建尼安德特人整个基因组的计划。这是首次对灭绝生物全基因组的恢复,而这也是除人类外,第一种人属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计划。2010年,通过丹尼索瓦洞古人类遗址,帕博完成了首次完全依靠古DNA发现的灭绝物种的科研成果,发现了丹尼索瓦人。2022年10月3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了帕博,以表彰他通过分子生物学在已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的发现,并加深了古人类学与生理学、医学之间存在的联系,这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第一次授予一位古人类学研究者。[65][66][67]

研究价值和意义
古人类学的研究价值不仅提供了人类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劳动的关键证据,还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史的研究领域,将人类历史追溯到200~300万年前。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古人类化石的发现日益频繁,分子人类学对各人种生理生化特征的研究也愈来愈深入和广泛。这种趋势的发展最终将帮助我们解决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68][69]
古人类学研究意义在于了解“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这一晚新生代地球演化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类学学者通过研究和揭示人类化石及其遗物的特点,展现了早期人类的体质演化及行为发展历程,有助于了解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形成过程,为解读早期人类生存行为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与现代人类学相互影响,探讨现代人类群体体质变化的过程和规律,解析人类与动物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人体结构和变化规律(包括人体结构的层次、变异性和相关性、人体结构与疾病、人体的年龄变化和两性美别、更年期、衰老与寿命、生物钟、人体对环境和气侯的生理反应、人体一生中的是变和质变向题等),以及对人种的含义、分类、特征、成因和种族主义批判的批判。[70][71]
非洲地区
2001年7月12日,《自然》杂志报道,一个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的联合考察队1997年到2001年在埃塞俄比亚的中Awash地区Saitune Dora、Alayla、Asa Koma、Digiba Dora等地点发现了不少早期人类的下颌骨、牙齿、锁骨、肱骨、尺骨和指骨化石。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化石应属于地猿始祖种(Ardipithe cusramidus)但是又与上世纪90年代公布的发现于Aramis的440万年前的该种生物有所不同,因此建议将1994年公布的那批440万年前的化石归属于地猿始祖种始祖亚种,而将新发现的这批化石定名为地猿始祖种祖干亚种(Ardipi thecus ramidus kadabba),是否应建立为一个新的物种还有待于今后发现更多的化石来确定。据报道,祖干亚种已能在地面用两条腿走路,牙齿较始祖亚种原始[72]
2005年,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科学家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尔盆地发现距今约40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比“露茜”还早80万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两足动物化石,革命性地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进化方式的了解,为研究两足动物的进化过程带来更多线索。此外,科考小组还发现了26块距今380万~450万年的古人类大腿骨部分化石碎片,这些化石可以填补人科动物下肢化石稀少的缺口,为古人类学家最终搞清两足动物的进化历史提供有力支持。但这些发现尚未在学术杂志上发表,需要经受同行评估、正式发表之后才可能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73]
欧洲地区
2008年3月27日,《自然》杂志刊登了西班牙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北部阿塔普埃尔卡山区发现了一块距今约有120万年历史的人类下颌骨碎片化石,化石显示的年代比很多专家对人类在该地区出现时间的设想提前了40多万年。[74]

这块化石碎片长约5厘米,有几颗牙齿,被推测属于女性,为西班牙洛维拉·依维尔基里大学考古学教授卡欧达尔德·沃内尔负责的考古队在2007年发现。它使得欧洲的早期人类历史被改写,推翻了之前欧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为距今约70万年的人类颌骨化石的观点。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制作工具的石片、许多动物骨骼化石和石器。这个考古发现暗示,即使在人类从非洲或亚洲迁徙到欧洲之前,那里已经有古人类居住。这为人类进化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先驱人”的研究提供了新线索,即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共同祖先。总的来说,阿塔普埃尔卡最新发现的这块化石揭示了人类涉足欧洲大陆的时间早于想象。[74]
亚洲地区
2020年,学者在在亚洲大陆和澳洲之间海洋的巨大岛屿和环礁区的华莱士区(Wallacea)首次发现古人类DNA。在大约7300年前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住着一名上的年轻女子携带了很大一部分来自古代亚洲人的基因组,她被发现于托阿拉石器文化遗址一个叫Leang Panninge的山洞中,根据研究表平她是“太平洋西部巴布亚人与澳大利亚人的共同祖先”与“中国的田园洞人与奇和洞人的共同祖先”相混合的后裔,这一发现挑战了先前已知的早期人类迁徙(从亚洲大陆到东南亚再到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理论。[75]

美洲地区
2010年2月11日,《自然》杂志刊登了世界首例古人类全基因组深度序列测定和解读工作的研究结果———中国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联合组建的“中丹基因组联合中心”,对一位叫做萨卡克(Saqqaq)的古人基因组测序后发现,一群叫做萨卡克的古人独立地到达北美洲,建立了萨卡克文化。这个群体约在4750年前至2500年前居住于地球北极附近的格陵兰岛,后不幸后来灭绝。[76]

中国现状
中国古人类化石资源非常丰富,自20世纪20年代初内蒙古发现河套人化石以来,20世纪20—3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和内蒙古萨拉乌苏发现北京猿人(北京直立人)、山顶洞人和河套人化石;20世纪50年代,相继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地发现了人类化石;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蓝田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化石,在云南元谋发现了直立人牙齿化石;20世纪70—90年代,山西许家窑、陕西大荔、安徽和县和巢县、辽宁营口、湖北郧县、甘肃夏河、江苏南京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人类化石;21世纪以来,北京周口店(田园洞)、广西崇左、湖北郧西、河南许昌、河南栾川、黑龙江哈尔滨等地相继发现了人类化石。[9]

蓝田人
1963年6月,在蓝田湖镇陈家窝子村河支沟东谷坡发现1件保存完好的人类下颌骨化石及一些动物化石。该人类下颌骨的牙齿均原位保存,左侧犬齿至第1臼齿的齿冠在挖掘过程中破损,右侧第3前臼齿生前脱落,两侧第3臼齿均未萌出,之后该地点又发现了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核等石质器。根据地层和动物群组成的研究,认为东谷坡化石的时代为中更新世。马醒华、程国良等获得的古地磁年龄分别为距今65万、53万年。安芷生等重新对该地点人类化石赋存的层位进行了古地磁年龄测定,结果为距今65万年。

1964年,中国学者对蓝田公王岭进行化石挖掘,在钙质结核中发现了1枚破损的人类牙齿化石,以及大量动物化石和一些石器。根据生物地层研究,公王岭化石的年龄为距今70万年,刘东生等根据人类化石赋存的黄土层位与深海沉积古气候旋回的对比研究,认为其年代为80~73万年前,采用古地磁法获得的年龄为80~75万年前、100万年前和115~110万年前。[9][77][78]
元谋人
1965年5月1日,钱方在大那乌村以东200m的山沟中发现了2枚牙齿化石,经鉴定为人类牙齿化石———左侧上颌中门齿和右侧上颌中门齿。1973年4月,钱方等再次前往该地考察,补测了地层剖面,并采集了古地磁样品;同年10月对元谋人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挖掘,发现了一些石器、炭屑、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但未再发现人类化石。1984年12月,在距元谋人牙齿化石产地之南约250m的郭家包南坡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1件肢骨化石经鉴定为人类胫骨化石。[9][79]

浦庆余等根据孢粉组合和动物群组成,将大那乌村发现的元谋人定为早更新世晚期,李普、程国良等根据古地磁测定,分别将元谋人的时代定为170万年前和164~163万年前,刘东生等认为其年代为中更新世,不会早于73万年,后来对该地进行高精度磁性地层分析认为,大那乌村发现的元谋人化石的年代是170万年前;季燕南认为,郭家包所发现胫骨化石具有明显的镶嵌演化色彩,考虑到该产地与元谋人牙齿化石产地相距不远,暂且将其归于直立人较为合适。[9][79]
禄丰古猿
1975年,禄丰古猿的化石发现地点位于云南禄丰县城北庙山坡石灰坝褐煤地层中。在1987年吴汝康凭借对禄丰西瓦古猿(PA644颅骨)的研究,提出一个新属——禄丰古猿属(Lufengpithecus),这个属名一直沿用至今。近年来,分子生物学被用于人类起源的研究,美国生物化学家沙里施等根据对人和现代猿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认为两者的祖先分离的时间大约在五六百万年前,这和所得化石证明差距极大。[80]

同时,与禄丰古猿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化石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丰富。对禄丰动物群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了解禄丰古猿的生活环境,而且为我国南方上新世地层的对比树立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地点。[81]
1975-1977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禄丰约一千万年前的上新世褐煤层中,发现古猿和大量共生动物的化石。1976年11月,中国学者发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古猿下颌骨,由于它的形态特征表现出从猿到人的过渡性质,被确立为腊玛古猿属的一个新种——禄丰古猿。[82]参与禄丰古猿挖掘及科研项目的古人类学者徐庆华和陆庆五在《禄丰古猿———人科早期成员》一书中表示,禄丰古猿可以被认为是人科的早期成员。[83]中国部分古人类学家也认为,禄丰古猿的发现为人科成员起源地在亚洲的推论,提供了最可靠最直接的化石证据。[81][84]
田园洞人
2001年,北京田园林场的山洞内发现了许多人类化石和动物化石。2003年至2004年,同号文等对田园洞进行了化石挖掘,又发现了一些人类和动物化石。采用铀系法对犀牛牙齿化石测年,年龄为9.47万年前;对洞中的石笋测年,年龄为10.7万年前。采用ESR法对犀牛牙齿化石测年,年龄为4.42万年前。涂华等采用TIMS和MC-ICP-MS铀系法对洞穴次生碳酸盐岩和动物骨化石测年,年龄为10.1~8.1万年前。[9][85]

龙人
参考资料 86
- 人类的由来(全两册) — 豆瓣读书
- 古人类学 — 豆瓣读书
-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 — 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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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更新世:从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由英国地质学家莱伊尔1839年创用。
- 全新世:从11700年前开始至今,是地质时代最新阶段,1850年由法国古生物学哲尔瓦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