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

《中庸》原本出自儒家典籍《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由战国初期孔子之孙，子思所作。^[3][4]全文共3544字，三十三章^[5][6]。宋代理学家朱熹将《中庸》和《大学》从《礼记》中抽出，使其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成为重要儒学经典。^[7]

《中庸》主要内容为伦理哲学，阐明天、道、性、中和、诚等思想，主张慎独、忠恕、至诚尽性，同时又重视礼制、修身和治国。^{[7][8][9][10]}开篇阐述天、性、道、教的关系，提出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和“中和”的概念，表明中庸是大道之根本，此后各篇从不同角度切入论述中庸之道的特性、表现、功效和修养的方法、途径等，特别提出“诚”的思想，末章回到君子修身之道并加以论述。^[6]全书主旨在于揭示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是生命意识生存与发展的规律。论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原则，在内心与外在的矛盾状态下，寻求平衡与共存的基点。^[11]

《中庸》为儒家思孟学派心性哲学的代表作，高度概括并发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10]。该书提倡的“中庸之道”“中和”等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教育、哲学、艺术、建筑、传统医学等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2][13]宋元以来，《中庸》被钦定为科举考试出题用书，是士人皆知的重要典籍。^[7][5][14]

《中庸》主要内容是讲论中庸之道，因而得名。^[5]篇首释“中庸”：“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引程颐言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6]《中庸》郑玄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5][11]汉字“中”即中心的，意为正确的、真实的、公正的和恰好的；“庸”字即共同的、一般的、平常的，意为普遍的。因此中庸是指正确之真实，公正恰当的普遍标准，即关于正确的普通常识。^[2]

关于《中庸》成书的讨论是一桩尚无定论的学术公案，学界对于《中庸》的作者是谁主要有三种观点。^[15][3]

一、整本《中庸》由孔子之孙，子思所著，成书约为战国初期。^[15][3]这种观点在宋代以前并无异议。^[5]关于《中庸》作者是子思的说法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东汉郑玄、唐人李翱、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以及许多现代学者亦持此观点。^[15]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3][13]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子思著作问世后，现代学者梁涛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文中明确了属于子思的作品内容，并整理其变化历程，认为它们与《中庸》的主题相符。^[15][7]

二、《中庸》的一部分内容由子思所著，另一部分出自后人。早期的冯友兰、徐复观、郭沂、武内义雄等现当代学者主张《中庸》并非内容一贯的整体，子思只作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冯友兰认为《中庸》中首末两段讨论人与宇宙关系的部分疑似发挥孟子哲学中神秘主义倾向，是后来儒者所加；中段讨论人事的部分疑似发挥孔子学说，是子思原著的《中庸》。徐复观认为现本《中庸》原为两篇，一篇主要是子思所作，另一篇是子思门人所作。郭沂则认为《中庸》带有“子曰”的部分是原始《论语》佚文，作者为孔子门人，其余出自子思。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论证《中庸》包含两部分，一为子思所作，一为子思后人所作。^{[15][3][5][13]}

三、《中庸》作者并非子思，且成书于春秋时期之后。最早质疑“子思作《中庸》”这一传统观点的是宋代欧阳修^[5][15]，此后宋人叶适、陈善、王柏等及不少清人也赞成这一观点。清人崔述从语言高深微妙、文字繁多晦涩、“在下位”段这三方面推断子思不是《中庸》的作者。后人论证该观点时大抵也基于崔述所提的三个疑点。晚年的冯友兰一改自己早期的看法，认为《中庸》并非子思所作，因为“《中庸》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是秦朝统一以后的景象”，他和钱穆、劳思光、唐君毅、牟宗三等现代学者均认同《中庸》成书于秦汉之际。^{[15][3][5][13]}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4][16]

子思（约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姓孔，名伋jí，为战国时期鲁国人，是孔子之孙，亦是继承孔子学问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学生。^[5][11][6]子思被封为“沂国公”、“沂国述圣公”、“述圣”，是后世儒家崇奉的圣贤，其开创“子思之儒”学派，与“孟氏之儒”并称思孟学派。主要作品有现存《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子》二十三篇，已佚。^[13]

子思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其年幼时孔子仍在世，曾受孔子亲自教养，师从孔子的学生曾子。根据孔子后人所著《孔丛子》记载，子思十六岁时和宋国大夫乐朔谈论学问之道，两人意见不合，乐朔便命人围攻子思。宋国君听说后便亲自救出子思。子思对此十分感慨：“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17][13][4][18]}

西汉戴圣将《中庸》编入其所撰《礼记》第三十一篇，此后流传千年。^[4][18]到了宋代，出于维系建构儒学道统的需要，理学家朱熹将《中庸》从《礼记》中单独提出，使其与《论语》《大学》《孟子》同列，并称“四书”。朱熹对其进行修改，将《中庸章句》与《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刊刻成书，即《四书集注》，《中庸》就此摆脱原属典籍而独立。^[7][5][3]因而现本《中庸》是经过后人重新编辑、改造过的版本。^[5]

现本《中庸》全文3544字，主要论述君子的修养之道和人生哲学。^[5]《中庸》原文不分章节，宋代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将其分为三十三章。^[6][18]宋代儒者程颐有言：“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据此《中庸》从内容上可分为三大部分。^[6]

首章揭明“中和”之理，然后借孔子之言论述“中庸”。^[15]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阐述天、性、道、教的关系，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道本于天而存于人。该章是《中庸》的总纲，提出了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结尾提出“中和”的概念，指出中庸的根本是大道。主要包括五点内容：一、道与天命、人性的关系。二、道与人生的关系。三、修道的关键方法。四、修道的标准。五、中庸之道的意义。^[6][20]

第二章至三十二章分别从各个方面展开，论述中庸之道的特性、表现、功效和修养的方法、途径等。特别以“诚”为中心，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思想。从内容上亦可划分为三部分。第二章至十二章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讲解中庸思想；第十三章至二十章讲论舜、文、武、周公的事迹，以说明中庸之道的实际运用；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一章是子思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挥并阐述自己的思想。^[6]

具体而言，第二章到第十五章分别从方法、德性、言行等角度论述“中庸”，第十六章开始论述鬼神与远古圣人治国之事，兼有丧葬与宗庙之礼。^[15]二十章以前主要是子思阐明孔门心法的言论，多引用孔子原话，其重点在于诠释中庸的本义，认为中庸是天道与人道赖以存在的内在根据与运作法则，同时又是仁人君子所必须遵循持守的高贵品德。还进一步解释了修身及治国的一些基本准则。^[13]

第二十章以后主要是子思阐明儒学心法和圣者风范的论述，几乎没有孔子言论，主题也由“中庸”转为“诚”， 此为《中庸》的精华内容。子思围绕“诚”的思想对“尽性”、“合外内之道”、“参赞天地之化育”、“极高明而道中庸”等问题进行探讨，朱熹认为“诚”是《中庸》的“枢纽”。^[15][13][6]第二十章提出“诚”的思想，即“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诚之之道。此后各章均在反复阐述“诚”的思想。一、明确了“自诚明”和“自明诚”的区别。“自诚明”为圣人能达到的天道，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意为无需努力自然就能正确，无需思考自然就懂得，从容地符合中道。“自明诚”是“诚之”的人道，指“择善而固执之”，意为选择了善并坚持去做。二、诚之之道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意在强调至诚的重要性。诚之就是尽心，只有至诚才能尽心，也只有尽心才能达到至诚，诚使人不自觉地转化为善人。至诚犹如神明，可预知未来。三、人道的关键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6]

最后一章回归到君子修身之道。主要阐明君子修身，以内心修养为本，为己慎独，不求外在表现。该章第一段对比君子与小人在表现上的差异。君子之道不显露于外，而是表现得平淡、温和、简约，内在涵养日复一日精进；小人之道彰显于外，但日渐消亡。第二段讲君子慎独，即君子时刻谨慎修身，即使在独处时也自觉内省，在言行发出前就提醒自己注意修养。然后讲君子教化，即用自身德行作表率影响和教化百姓，而非采用疾言厉色的下策。但不疾言厉色仍有“声色”，不足以体现“不显”的妙处，于是引用《诗经》“德輶如毛，毛犹有伦”，将德比作毛，但毛还是有形，因此最后又用“无声无臭”来进一步表示“不显”的最高境界。层层推进，反复申说，深刻阐述了君子为己慎独的精神。^[6]

《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天命所赋予的为天性，遵循天性即为天道的表现，对天道加以修明和推广就是教化。将天、性、道、教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的体系，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核心思想。当人处于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即为“中”，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并且合法度，即为“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循性守道以致中和，就是人道与天道相符，即为天人合一。达到中和就能使天下万物各得其位而生长繁育。^[13][21]

《中庸》的核心是中庸之道^[11]，中庸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智者、贤者往往过之，而愚者、不肖者往往不及。中庸之道是人道和天道的融合贯通，既普遍又至上，既日用又精微，它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虽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却难以达到。君子时刻实践中庸之道，小人常破坏中庸之道。^[13]

中庸之道的重要内容包括“中和”“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忠恕”等。一、中和^[注1]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是对“中庸”灵活运用的结果。“中”指心理上平衡，“和”指行为上符合法度，恰到好处。中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顺应“中和”，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即天地万物就可以各得其所、繁荣兴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10][8]二、时中的“时”指合时宜，强调随客观情势的变动而始终保持中道，于对立中把握同一，而非机械、静止、死板地在矛盾双方之间取中点。三、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意为在人们意见“过”与“不及”两个极端倾向中取中道引导人民，做出恰到好处的选择，以维持事物的稳定和谐发展。^[10][8]四、“忠恕之道”是“君子之道”，“道”，是仁道。^[10]这是子思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符合中庸之道，以“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为行为准则，达到“中庸”的和谐境界。^[11]为政者践行忠恕之道，就是行仁政的民本政治。^[10]

《中庸》将政治与伦理结合为一体，主张为政在人，提高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根本在于仁义。仁体现为“亲亲”，义体现为“尊贤”，《中庸》指出治国的九项原则即“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修身”指修养自身道德；“亲亲”可理解为爱护亲族；“尊贤”要求为政者避开奸佞nìng谗言，远离女色，轻财货贵道德；“敬大臣”是指为大臣多设供其差遣的属官；“子庶民”是指施行恰当适时的赋税徭役制度；“来百工”指对工匠进行定期考核，发放与其工效相应的薪资粮米；“柔远人”指依礼送往迎来，对做善行嘉奖有善行者而同情体恤能力薄弱的人；“怀诸侯”，意为整顿好混乱了的秩序，救扶有危难的国家，让诸侯自定朝聘的时节，收受贡品要薄，赏赐要厚。这实质上是一个以“修身”“明德”为本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方略，是关于国家经济、政治、外交、官制以及统治者自身政德的原则。修身是本，亲亲为始，其余七项原则是为政者“修身的”道德外化，做到这些就能政治昌明、天下太平。^[13][10][21]

《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万物之根本，不诚无物。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世界万物的本质即为“诚”。圣人“自诚明”，天生符合天道，只要发挥自身“诚”的本性就能达到与天地并参。圣人以外的人“自明诚”，可在圣人影响教化下充分发挥本性以达到“诚”，或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曲能有诚”的方式修养自身成为圣人，以达到“至诚”。人达到至诚的状态，就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进而与天地并列为三，最终与天地一起化育万物，还可预知兴亡、祸福。只有至诚之人才能为天下制定纲纪，确立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通晓天地化育万物之功。^[13][22][21]

历史上，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在其所撰《礼记正义》中首次为《中庸》作注释，此后《礼记》地位大大提升，与《仪礼》《周礼》并称为“三礼”。自魏文帝始，《礼记》为“三礼”之一列于学官，成为官学组成部分，亦是官方钦定的天下学士考学晋身的教材。唐朝时，《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中庸》随《礼记》地位的提升成为经学中的重要文献。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北宋真宗时期，《中庸》成为省试命题来源书目之一，宋仁宗则要求宰相宣读《中庸》，并将此书赐进士及第。^[18]宋代理学家将《中庸》《大学》从《礼记》中单列出来，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包含《中庸章句》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自宋、元以来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许多士人都努力钻研《中庸》，并以其为修身的道德准则。^[7][5]此外，《中庸》作为先秦教育学论著，不仅对古代教育产生深远影响，也对现代教育发挥指导作用，其阐发的教育本质、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等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重要借鉴价值。^[23]

《中庸》是儒家重要典籍，为思孟学派心性哲学的代表作，其明确了儒家修己用世的最高道德标准，是指导人们进行人生实践的理论教科书，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14][7][11]一、子思在《中庸》一书中整理总结孔子言论，对孔子中庸思想进行完善并使之系统化，为后来中庸思想的流传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是中庸哲学之元典。^[8]二、《中庸》开辟儒学、经学发展的新方向，即心性之学。三、宋明理学家利用《中庸》作为孔门心传的道统，树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使其与佛道相抗衡的能力得以提高。四、《中庸》为宋明理学家从形上方面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借鉴，使其完成了对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进行宇宙本体论的论证。如理学鼻祖周敦颐对《中庸》“诚”的观念进行发挥，建立起一套宇宙生成模式和道德修养理论；理学家程颐程颢受《中庸》由天道推及人道的思维启迪，将天理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朱熹在前人基础上构建完整的理学体系。^[13]五、儒学，尤其是理学的诸多概念与命题来源于《中庸》，如“诚”“性”“心”“和”“慎独”“涵养”“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尊德性与道问学”等，理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的探讨和阐述组成了理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促进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完善。许多理学家亦持守《中庸》的思想和原则，并采用其方法论进行思考。^[13][14]

《中庸》倡导“中和”思想，反映在艺术审美方面即为“中和之美”，对中国艺术领域如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中和之美”，首先体现在音乐需达到“和”，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和谐适中，音乐不仅要能悦耳，还要调节情绪，使人之七情达到协调。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写意画和工笔画亦体现中庸思想，如要求艺术创作时以形写神，形神合一，在写形和写神之间取得平衡，还应气韵生动，墨分五彩，最后需天人结合，不刻意追求自然比例，而要求天人和谐统一。中国书法要求创作者保持“平和”心态，书写时应当笔笔中锋，行笔时要提按结合，不疾不涩，做到“留不长迟，遣不恒病”，点画需有骨有肉，“骨弱筋柔”等。^[13][24]

《中庸》的主要思想对中国建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受《中庸》“不中则不正，不中则不尊”思想影响，中国建筑布局讲究“尚中”原则和“以中为尊”的“尚中”意识，平面布局上集中体现中轴线的作用，左右严格对称，次序井然，中国传统城市、宫殿、庙坛、庭院等建筑布局均以此主要模式。二、受《中庸》“中和”思想影响，中国建筑要求建筑物与周围环境相和谐，且建筑物本身保持和谐状态，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达到整体的平衡。建筑的各部分、与周围环境应形成错落而和谐的结构布局，即便是单体建筑，其造型也有规范，如亭、殿等由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各部分之间需遵照比例构建。三、《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和谐”，因而中国建筑体现了对“天人合一”精神的追求。中国建筑本身、环境和人之间讲究整体和谐，人身处建筑当中，可感受到建筑整体和环境的和谐相融。^[13][25]

中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为“阴阳平衡”，在本质上与《中庸》的“中和”理论相通，中庸思想贯穿于中医理论和实践中。一、中医许多方剂的命名体现中和思想，表达了调节身体病症以使其中和平衡的含义，如中和散、中和丸、十味中和汤、中和理阴汤等。二、中医治疗原则和方法体现中庸思想。如中医认为阴阳失调是人体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阴阳平衡才能身体健康。在治疗原则上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为指导思想，在治疗方法上出现了“和法”，即通过和解与调和的方法解除体内失和之症。三、中医的方剂制方原则体现中庸思想。方剂学制方原则为“君臣佐使”，即“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对药性或功用各不相同的药物按主次重新排列组合，合理配伍，形成新的有机整体，从而进一步发挥药力。四、中医选药、药剂量的选定、煎药、服药、药后调护等方面都需遵循中庸原则。如古代医家临症的主要用药思想为“以中和之物，致中和之用，抑过而扬不及，损有余而补不足”，在药剂量上要按患者年龄、病势、体质的不同选择相应药性和强度的药物，在“过与不及”中做到适度适中等。^[13][24]

现代人们生活实践中也常体现中庸思想的影响。如在日常活动或文化行为方式上追求对称的美感，贴春联、挂灯笼等遵循好事成双的原则，对偶句中要求字数、词性等对仗工整。为人处世方面，受中庸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喜欢尽善尽美的处事方式和圆满的结局，以“ 外圆内方” 为处世哲学。《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因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含蓄委婉，不叫嚣乖张, 亦不浅显直露，在心理上压抑自我价值，抬高他人，常用“献丑”“愚见”等谦辞。^[25][24]

汉代郑玄《三礼目录》：“《中庸》，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11]

宋代程颢、程颐评价《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受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7]

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中庸》一书，枝枝相对，叶叶相当，不知怎生做得一个文字整齐。《中庸》多说无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参等类，说得高。说下学处少，说上达处多。”^[28][29]

宋代理学家朱晦庵说：“须是且着力去看《大学》，又着力去看《论语》，又着力去看《孟子》，看得三书了，这《中庸》半截都了。”^[12]

明代王阳明《传习录》：“《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它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30]

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庸新义申释》一文中说：“若论中庸原书本义……若谓其借用庄子义说中庸，则《中庸》本书，据鄙见窥测，本是汇通庄书而立说。”^[31]

现代学者钱逊称：“《中庸》的内容较艰深，所以读《四书》, 《中庸》要放在最后，读过《大学》《论语》《孟子》之后再读《中庸》。”^[6]

现代国学大家南怀瑾指出《中庸》是发挥圣学的宏文，子思旨在阐明孔子之所以为圣人的学养和造诣，既为传统的儒学辩护，又表达自己亲受孔子的教诲而别传圣学心印的精义；《中庸》的要点在于指出学问修养必须先至“中和”的境界，才能明白天人之际心性相关的道体和作用。^[17]

关于《中庸》的篇章结构，即其为一篇文章还是由两篇文章构成这一问题仍无定论，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15]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庸》内容前后连贯，为一篇完整的文章。支持此观点的学者中一部分认为《中庸》为子思一人所作。学者张卉、舒大刚对《中庸》中“天命”“性”“慎独”“中和”“诚”等命题进行分析，论证子思为《中庸》作者。还有学者如黄维元认为《中庸》本身是较为完整的体系，如果分两部分来看待反而割裂了中庸与诚的内在统一关系。^[15][3][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庸》前后逻辑不清，是由两个不同部分构成的。20世纪以来许多认为《中庸》作者非子思或一部分由后人完成的学者亦赞成此观点。如学者郭沂认为《中庸》中孔子言论为第一部分，余下第二部分为独立著作，整本书分为“中庸之道”和“诚明之道”。^[15][3][7]

《中庸》在历史流传中其版本并未出现明显改变，主要有古本《中庸》（原存于《礼记》）和现本《中庸》（宋代朱熹所著《中庸章句》）两个版本。由于《中庸章句》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因此自宋以来成为长期通行的定本，而《礼记》中原有的《中庸》随着后世刊刻被删除内容，空余篇目。古本《中庸》和现本《中庸》在章节次序、内在逻辑上均有差异，虽然后者的逻辑性强于前者，但由于朱熹进行改造和阐释，古本《中庸》的原有思想体系难以探知原貌。^[13]

历史上关于《中庸》的注释文献较多，有些对《四书》进行整体注解，有些对《中庸》进行单独注解，部分文献已亡佚，现列举较为重要的注疏：^[13]

一、汉代：郑玄《中庸注》。^[13]

二、唐代：孔颖达《中庸疏》。^[13][32]

三、宋代：释智圆《读中说》，释契嵩《中庸解》，陈襄《中庸讲义》、《诚明说》、《中庸义》，张方平《中庸解》，司马光《大学中庸义》《中和论》，司马光等《六家中庸大学解义》一卷，晁说之《中庸传》，范镇《中庸解》，苏轼《中庸论》，吕大临《中庸解》一卷，游酢《中庸义》，李侗《中和旧说》，朱熹《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问》三卷、《中庸辑略》二卷，项安世《中庸臆说》，赵顺孙《中庸纂zuǎn疏》三卷，袁甫《蒙斋中庸讲义》四卷，王柏《中庸论》，真德秀《中庸集编》，叶适《进卷中庸》，黎立武《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吕祖谦《中庸集解质疑》，陈藻《诵中庸》，杨简《论大学中庸》，薛季宣《中庸解》，史尧弼《中庸论》，史绳祖《中庸心性》。^[13][33]

四、金代：赵秉文《中庸说》一卷、《中说》《庸说》。^[13][32]

五、元代：陈天祥《四书辨疑》，刘因《四书集义精要》，胡炳文《中庸通》三卷，张存中《四书通证》六卷，王充耘《四书经疑贯通》八卷，詹道传《四书纂笺》二十八卷，朱公迁《四书通旨》，史伯璿《四书管窥》八卷，吴澄《中庸纲领》，许衡《中庸直解》，倪士毅《四书集释》四十三卷，许谦《读中庸业说》，景星《大学中庸集说启蒙》。^[13]

六、明代：张洪《中庸讲义》一卷，湛若水《中庸测》一卷，王渐逵《中庸义略》一卷，高拱《中庸直讲》一卷，胡广等《四书大全》，赵南星《学庸正说》三卷，倪岳《中庸讲章》，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张志淳《中庸》，章衮《中庸口义》一卷，夏良胜《中庸衍义》十七卷，廖纪《中庸管窥》一卷，宋大勺《中庸说要》一卷，焦竑《焦氏四书讲录》十四卷，顾宪成《中庸意》二卷，《中庸说》一卷。^[13]

七、清代：孙奇逢《四书近指》，陆陇其《四书讲义困勉录》，颜元《四书正误》，李颙《四书反身录》，王夫之《四书训义》（上、下），《读四书大全说》十卷、《四书笺解》十一卷、《四书稗bài疏》二卷，张岱《四书遇》，阮元《四书笺义》，毛奇龄《四书胜言》四卷、《四书近指》、《四书改错》二十二卷，阎若璩《四书释地》一卷，何焯《中庸全旨》，张沐《中庸疏略》一卷，李塨《中庸传注》一卷，戴震《中庸补注》一卷，江永《四书按稿》三十卷，郭嵩焘《四书章句质疑》二卷，陈宣意《四书疏记》四卷，常增《四书纬》四卷，孙应科《四书说苑》十一卷，俞樾《四书辨疑辨》一卷。^[13]

八、近现代：康有为《中庸注》，陈蒲青《四书译注》，沈知方《四书读本》，夏延章等《四书今译》，江希张《新注四书白话解说》，陈戍国《四书校注》，赵定宪等《四书通译》，杨亮功和宋天正《四书今注今译》，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杨天宇《礼记译注·中庸》等。^[13][33]

自唐宋以来，关于《中庸》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相关书籍也不计其数。^[19][5]

以上参考资料均为^[19][5]

《中庸》部分内容节选：^[34]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