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

真德秀（1178—1235）始字实夫，后更字景元、景希，浦城（今属福建省）人。号西山，人称西山先生，南宋后期理学家、名臣。^[2][4]

真德秀四岁开始读书，庆元五年（1199年）中进士第，被任命为南剑州判官。后于开禧元年（1205年）中博学宏词科，进入福建安抚使萧逵幕府，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召为太学正，后于次年转任为博士。之后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任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礼部郎官等职，因不满权臣史弥远而外调至山东，后担任泉州知府等职。宋理宗即位后，真德秀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便升任为吏部侍郎兼任直学士院。不久后遭到多次弹劾后免职，于绍定四年（1231年）被授为宫观官^[注1]。次年，真德秀升任为徽猷yóu阁并担任泉州知府。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亲政，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职位担任福州知府，不久被召为户部尚书，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真德秀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文忠”。^[1][2][4]

真德秀主张“廉、仁、公、勤”的行政准则和经世惠民的思想，重视吏治和狱讼。他还重视发展当地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真德秀学术继承朱熹，与魏了翁齐名，并为程朱理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朱熹后学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其著有《西山集》等，《宋史》有传，是“西山真氏学派”的创始人。^[5][6][3][7]

真德秀于淳熙五年（1178年）诞生在建宁府浦城县长乐里迁阳镇（今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他四岁就在父亲真嵩的教导下开始读书并且过目不忘，十五岁时父亲去世，真德秀在母亲吴氏的努力下继续读书，二人生活贫苦。同郡的杨圭知道此事后，将他带到家中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学习，之后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1][2]

庆元五年（1199年），真德秀中进士第，被任命为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判官。之后真德秀继续考试，中博学宏词科^[注2]后被调入福建安抚使萧逵幕府，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召为太学正，前往京城任职。嘉定元年（1208年），真德秀转任为博士，召试学士院后改任为秘书省正字兼检讨玉牒。次年，真德秀被任命为校书郎，并且当廷论对，向皇帝进言表示发生的自然灾害都是因为贪官污吏所导致的结果，不久后兼任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职位。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升迁秘书郎，进言劝诫皇帝选用人才。次年，真德秀升迁为著作侍郎，因此受到同僚的嫉妒和攻击，但他不和这些人计较。之后宰相想要任用真德秀，但受到了言官的反对，于是真德秀极力推辞，后兼任礼部郎官一职。^[1][2]

嘉定五年（1212年），真德秀被任命为军器少监，升任权直。次年，真德秀迁为起居舍人，再次向皇上进言，请求皇帝勤访问、广谋议、明黜陟。当时钞法楮chǔ令颁布，许多人因此告发他人使其获罪，但没有人敢将情况上报给皇帝，因此真德秀上书表示钞法楮令的弊端并被皇帝采纳，之后这些人被没收的财产被逐渐归还。不久，真德秀兼任太常少卿一职，后作为登位使前去金国道贺，在到达盱眙时因得知金人内变的消息而返回。后真德秀向皇帝进言，表明盱眙是天然屏障，要利用其进行练兵，还提出要重视边防。当时的史弥远^[注3]用爵位和俸禄招揽人才，真德秀对此感到不满，因此请求离去出任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后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依旧和金人交好，真德秀为此进言，被皇帝调任至江东。^[1]

真德秀到达江东后，针对当地的旱灾和蝗灾召集了本地的官员讲解荒政，并且负责领导灾情最严重的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真德秀还亲自前往广德，和太守魏岘共同开仓放粮，任命教授林痒负责赈济一事后返回，被百姓送至郊外。之后真德秀废除了太平州私设的量具大斛hú，还弹劾新上任的徽州守林琰无廉政和宁国守张忠恕私吞赈济粮的行为，然后让李道傅代理徽州政务。都司胡貙、薛拯原本讥讽真德秀迂腐，不可能成功，这时真德秀的政绩和名誉日益增加，二人指使魏岘劾庠xiáng以灾情不重，但监司重视名声而过度救济的理由弹劾林痒，想要以此撼动真德秀。真德秀为此奏章澄清此事，于是朝廷任命魏岘为宫观官^[注1]，林痒为干官，李道傅在不久后也被朝廷召还。之后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的职位担任泉州的知府，实施宽税政策，使得外国来进行贸易的船不再害怕繁重的税金，船只也从三四艘增加至三十六艘。真德秀还让百姓自报税收，主持诉讼时也只是出示姓名，同时他也对欺压人民的大家族进行处罚。不久后，海盗作乱并逼近泉州城，真德秀在为战败而死的士兵祭奠后亲自授予计谋，最终成功将海盗擒拿，后真德秀对海滨进行巡视，对重点地区加重防御以防不测。^[1]

嘉定十二年（1218年），真德秀以集英殿修撰的职位担任隆兴府知府，对当地的政令尤其是军政进行了整顿，原本打算将鄂州的部队士兵调往武昌驻守，将广盐输送到赣州及南安，以平息汀州、赣州的盐寇，但因为母亲去世返回故乡而未能实施。次年，从南安兴起的盗寇叛乱，接连攻克了蕲州、黄州两地，朝廷花了几年时间才将其平定，于是许多人都佩服真德秀的先见之明。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以宝谟阁待制、湖南安抚使的职位担任潭州知府，他用“廉仁公勤”四个字来勉励部下，以周敦颐、朱熹等人的学术源流来勉励文人。真德秀罢止了酒专卖制度和以斛面米形式存在的加征行为，并申请免除和籴^[注4]来恢复民力。真德秀还通过增加赈给和设立粮仓、社仓等行为来缓解百姓缺粮的困境，另外还设置了慈幼仓和义墓。真德秀每个月对士兵的射技、捐助回易所得和官田田租进行验收，并且对军营中生病、嫁娶等事设置了补贴。之后朝廷在寿昌朱素的请求下下令飞虎军以及家眷前去寿昌驻守，在真德秀的极力争取下取消了调令。同时真德秀发文让广西的守官一同对入境的江华县盗贼苏师进行讨伐镇压，这时武冈发起军变，真德秀弹劾了镇守武冈的司马遵并将作乱的人杀死。^[1]

宋理宗即位后，真德秀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不久便升任为吏部侍郎兼任直学士院。后真德秀向皇帝进言，表示霅川之变^[注5]中对于济王的处罚不够妥当，并且推举了赵簇夫等人。之后皇帝下令朝臣要在宋宁宗小祥祭日时穿着黑祭服，在遭到真德秀反驳后搁置。史弥远因为皇帝屡次虚心接纳真德秀的进言而想要动摇其地位，给事中盛章等人开始对其主持的济王赠典进行反驳，之后真德秀在多次被弹劾后免职甚至面临放逐，在皇帝的制止下最终未被放逐。真德秀返乡后便开始编写《读书记》，之后陈韩在他的推荐下被朝廷起用并成功平定了汀州的贼寇，真德秀于绍定四年（1231年）被授为宫观官^[注1]。次年，真德秀升任为徽猷阁并担任泉州知府，他上任后禁止了诸县预借税款一事，并勤于办理诉讼。^[1]

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亲政，真德秀以显谟阁待制职位担任福州知府。在任期间，真德秀要求部下不能滥施刑罚、徇私纳贿等，并且免除了掌管物价的市令司，还革除赋税、开仓赈济、灭除海盗。不久后，真德秀被召任为户部尚书并将《大学衍义》献给皇帝后进言告诫宋理宗不要沉迷于玩乐，宋理宗接纳其告诫后，真德秀改任为翰林学士兼任知制诰gào，并多次建论时政。次年，真德秀被特命主掌贡举考试，得病后担任参知政事，同时编纂zuǎn敕令和《经武要略》。之后真德秀三次请求皇帝任命他为宫观官^[注1]，但被提拔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真德秀对此进行辞谢。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真德秀病逝，享年五十八岁。理宗闻讯后为其辍朝，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文忠”。^[1][4]

真德秀任职期间对官吏进行了整顿和约束，主张“廉、仁、公、勤”的行政准则和经世惠民的思想。真德秀将廉洁作为对下属的首要要求，认为廉洁是吏治的基本保障，并且以身作则。“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真德秀将“抚民以仁”提升到了为官者体天道、立人道的高度，要求膈肌官僚都要存有仁爱之心，施行仁政。真德秀认为“公”是官员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继承了朱熹秉公从政的理念，提出了“存心以公”的四字箴言。“勤”是真德秀的施政要求，他对官场懒惰之风进行了批评，主张官员要重视公事，勤理政务，拒绝娱乐活动，节假日期间才可聚饮宴游。在“廉、仁、公、勤”行政准则的指导下，真德秀制定了崇风教、平赋税等具体的行政规章制度并严禁州县官吏对黎民百姓施行重税、借税和非理科罚，整顿了吏治。真德秀对狱讼也进行了整顿，严令诸县不许轻易收禁，擅自拷掠，变乱情节，认为这是关乎生死的大事，要认真对待并亲自决讼。^[8][9][10]

真德秀重视发展生产，普及农业知识，以推动经济发展。他提出“理财以养民为本”的主张，反对和买、抑勒商贾等行为，在申状书中控诉了封建官吏为满足私欲而对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进行打压的行为，真德秀重视并保护国内的工商贸活动。此外，真德秀还注重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他就任泉州知府时革除了官府对商船进行苛征杂税的政策，还多次剿灭海盗，保卫海疆和平，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真德秀还主张去食存信，即要求政府在与百姓交往时，要严格按法律规定处理，尊重契约的法律效应，不能为了利益而枉法。真德秀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于农工商业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10][11]

真德秀对北方的金蒙政权坚持不和议的态度，主张朝廷对内政进行治理，认为不论是冒进还是守旧都是误国之论。真德秀为官期间，将两淮、襄汉、川陕等沿边诸州作为藩篱屏障，对城池进行修筑，体恤民生，加强武备，他为稳固国防、防御外敌进行了有效规划，在南宋后期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主张内治修明而外患自平。^[8]

真德秀曾经于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出使金国祝贺完颜珣即位，但因战争折返，后进言宋宁宗，提醒他要及时采取应对之策。次年真德秀再次出使金国，返回后强调了蒙古的潜在威胁，但未被采纳。嘉定七年（1214年）金朝先后两次派遣使者要求宋朝贡纳岁币时，以真德秀为首的清议派^[注6]提出断绝这种不平等关系，将纳贡的费用用于国防等主张，真德秀因此多次上书请求停止对金纳币，后被皇帝接受。南宋对停止岁供一事感到恐惧，宰相史弥远还主张“金以为屏障”为由阻止此事，但在真德秀的坚持下，南宋最终停止了向金纳币。^[12]

真德秀重视民间风教，教诲百姓要勤劳节俭，其目的在于推行封建伦理道德和儒家纲常之教，从而安定封建秩序，但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真德秀还通过创作和发布谕俗文^[注7]来达到劝导人民、教化民众的目的，其谕俗文内容大致分为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其中思想教育内容为重视师道，同时共举古文和时文，并划分了上、中、下旬实施不同的教育。而行为规范内容为弘扬孝悌、倡导宗族邻里友好相处、构建和谐的官民关系等。真德秀颁布谕俗文的举措有利于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真德秀还对蒙学教育内容进行了设置，分为教授基础文化知识和培养道德行为方式。他重视对于学生品格的塑造以及儿童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10][13][14]

真德秀推崇《尚书》中的“祈天永命”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多次规劝君主“祈天永命”，顺应天道来稳固政权。他将君主敬天保民作为保佑国运的关键，以“公议”代表天理，在政治生活中形成对君主的约束和影响。真德秀继承了朱熹以公议行天理的政治主张，在奏章中明确提出了“公议即天道”说，主张君臣都要遵从公议，权臣遏制公论有违天道，导致国运日衰、社稷渐危。真德秀还大力倡导恢复公议传统以振士风，并多次倡导“君子直谏、君主纳谏”的重要性。真德秀继承了二程、朱熹等理学大儒对于公议和名节观的阐释，将倡导公议、砥砺名节作为士大夫立身行道的政治原则。^[15][16]

真德秀继承和发展了理学，他将阴阳五行引入了本体论，主张理在气先，并且将朱熹“形而上学”的伦理道德观念“理”进一步规定为仁义礼智信。在认识论上，真德秀提出了“即器求理”主张，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秩序和规则。真德秀认为格物致知是认识的手段和方法，克己复礼是认识的标准和目的，将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最终达到完成认识任务的目的。真德秀的心学观在心和理的关系上摆脱了朱熹的心理二元论，提出“心即理”说，用“理”和“性”说明了物和人的内在根据和终极原因，并且论证了人伦道德的永恒性和绝对性。真德秀还提出了以心为“太极”归宿的观点，同时认为“太极”内在人心，是对朱熹心学思想的发展。真德秀主张“知先于行”，认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行”难于“知”，提出了“合知行于一”的主张，认为只有将知、行、用结合起来才算真知。^[16][17]

真德秀在文化、思想等活动蓬勃发展的氛围下致力于道学，同时对诗文创作、书法等也有所涉及。真德秀在文章、书法和绘画方面追求高古雅正、不事雕琢，欣赏简朴庄重的艺术风格。真德秀继承了二程、朱熹等人“文以载道”的文道观，对作文的“正宗”范式进行了溯源和定义，重视义理而轻文辞，主张确立正宗范式的目的在于提供承载价值观的典范文本，使士子尊经重道、明辨义理。作为朱熹的继承者，真德秀通常以“文从道出”作为品评文章的准则，阐释文对道的彰显，倡导“明义理、切世用”的写作宗旨，从内容到形式全面确立了文章正宗范式。^[16][18]

真德秀的“道统”观受到了朱熹从理学理论来论述“道统”的影响，从天理和心性的角度深化和丰富了相关论述，强调了程朱学者对圣贤道统的延续。真德秀还继承了朱熹的“皇极”诠释，从“中道”角度来展开“道统”的政治内涵，在对朱熹“道统谱系”进行完善的同时，也对尧舜禹汤文武传授、荀扬董王韩 五子之学以及二程之后的道统传承的论述中存在着不同的见解。^[19][20]

真德秀著作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束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其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1][21][22][23]}

南宋哲学家袁燮评价真德秀精通学问，品行端正，敢于直谏。^[24]

南宋理学家魏了翁评价真德秀勤恳进言，权相为之侧目，声望颇高。^[25]

《宋史》评价真德秀能够无愧于自己说的话，为官一方就施行惠政，受到世人的称赞。^[1]

明末清初经学家黄宗羲认为真德秀在学术思想方面过于保守，不敢作出突破。^[26]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认为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选取的诗摆脱了千古的陋习，使其回归正旨，但以理作为宗旨，失去了诗人的乐趣。^[27]

历史学家蔡东藩将真德秀和魏了翁并称二贤。^[28]

古文学家钱基博评价真德秀将复兴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为道学的延续出力。^[29]

《两宋儒学教育思想与论著选读》中评价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事业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认为他们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30]

真德秀少时家境贫困，因没有油灯而夜里靠月光读书。在月光照射至屋内时，真德秀在窗下阅读。月亮升高后月光无法照射屋内，真德秀便带着书到屋外阅读。月亮西斜时，他便爬上屋顶借着月光看书。^[2]

真德秀担任福建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期间，时任右丞相的陈自强纵容家乡子弟等收贿。真德秀在处理陈自强家人在盛夏强行索要房租的诉讼案时，在案牍dú上记载“丞相方忧边思职，顾屑屑及此乎”来讥讽陈自强。^[2]

真德秀于宋端平二年（1235年）五月葬于城南孝悌里珠林山（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莲塘乡岩处村真处山），占地约100平方米，于1982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1]

真德秀故居位于长乐里仙阳本街，历代均对其进行修补，后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原地重新修建。西山故里占地93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四进平房，为砖木结构。^[31]

宋贤真夫子祠原名西山书院，位于浦城县南浦镇龙潭门弄23号，是真德秀后代为纪念其所修建，被民间称为西山精舍。书院在明清两代经历了多次修建，现书院因年代久远，仅存主厅大殿，占地180平方米，门坊上端的“宋贤真夫子祠”依旧可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