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叶适（1150年~1223年），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官员、哲学家、文学家，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其因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的水心村，故又被称为“水心先生”。^[1]

叶适出身于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在家中随父读书，后到婺州一带游学，结交了陈亮、郭良臣、良显兄弟等人。^[2]淳熙五年（1178年）中榜眼，历仕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三朝，历官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职，曾参与策划“绍熙内禅”。叶适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并勇于揭露当时兵弱财困的积弊。开禧二年（1206），皇戚韩侂tuō胄贸然北伐，及兵败，叶适调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击退来犯金兵，升宝文阁待制。开禧三年（1207）被弹劾“附侂胄用兵”罪，夺职后返归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嘉定十六年（1223年），叶适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一作忠定 ），故又称“叶文定”“叶忠定”。 ^[1][3][4]

叶适的著作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叶适集》。其主张义利结合，对于财利极为重视，认为理财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性的问题，批判“讳言财利”，公然标榜“功利之学”。^[5][6]叶适作为集永嘉事功思想之大成者，在永嘉学派学术传承和发扬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建立在“道在于器数”等理论基础上之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了顾炎武、王夫之等众多明清之际思想家。但叶适的功利之学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南宋理学家朱熹言：“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1][7][6]

叶适出身于一个贫穷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叶光祖，字显之，是一位教书先生。叶家原籍处州（今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县，原来家境尚好。叶光祖之祖公济，曾游太学，无成，家道衰落。^[8]

因为叶适家庭非常贫穷，读书有困难，所以许多亲戚劝他母亲使他改行，谋求衣食之需。但杜氏始终不允，而且在病中令叶适出外游学。但叶适家道贫穷，既无力延聘老师来家教读，也无力外出从某位学者学习，只好在家中随父读书。年纪稍大便向同里学者请教，因此当时温州许多学者与他都有师友关系，其中与他交游最密切的是陈傅良。绍兴三十年（1160年）至隆兴元年（1163年）间，福建莆田刘夙、刘朔兄弟在温州担任州学教授与户曹，叶适也曾向他们问学请教。叶适少年时，曾一度迁住永嘉的楠溪，并在那里读书。叶适此后还曾向温州学者郑伯熊、王楠等人问学，但不是正式的学生。叶适是个自学成才的学者，与陈傅良“从游四十年”，受陈氏的影响很深，但又不像蔡幼学、曹叔远等人是陈氏的正式弟子，所以，黄宗羲、全祖望等在《宋元学案》中未将叶适列为陈傅良的门人。^[9]

叶适在十八九岁（乾道三、四年，1167年~1168年）后，有好几年离开家乡，到婺州一带游学。他在婺州，曾住在学生张垓家中，并得到张家的帮助。同时，他游历了永康、乌伤、武义、东阳以及衢州等地，结交了陈亮、郭良臣、良显兄弟等人士。其中他和当时学者陈亮一生友好，学术思想上互相影响很深。^[2]

叶适又于乾道九年（1173年）到过临安，并于淳熙元年四、五月间向签书枢密院事叶衡上书（即《上西府书》）。这封书信是叶适第一次对时局发表政见，可是书上去后，毫无反响。叶适于淳熙二年（1175年）秋天，到武义县明招山访问吕祖谦，这时，吕氏正因父亲亡故丁忧在家，在明招山读书讲学。吕祖谦的思想对叶适起过一定的影响。^[2]

同年秋天，叶适因偶然机会认识翰林学士周必大，为周氏所赏识，遂以门客名义保荐叶适参加两浙东路转运司（漕司）的“发解”考试。叶适得到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成为举人。在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冬，叶适二十八岁时，娶高氏为妻。高氏比叶适小十岁，出身于“门贵身贫”之家。^[10][11]

淳熙五年春天，叶适高中进士第二名。叶适考中进士后，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叶适后于淳熙九年，任浙西提刑司干办公事。其母亲杜氏于同年闰六月二十三日亡故，他未及赴任，即在家守丧。他在家服丧期间，写成《贤良进卷》（又名《制科进卷》，简称《进卷》）一书，共八卷。淳熙八年服满，叶适改任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天，宰相史浩致仕，推荐了叶适、薛叔似、陆九渊、袁燮、杨简等较有声望的下级官员十五人，朝廷命叶适赴京审察。淳熙九年（1182年），叶适调任两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居平江葑门。这时，他已有一些名气，一时吴中俊彦及其他地方的士人，多来向他问学受业。叶适在苏州住了三年，淳熙十二年（1185年）秋天，叶适奉召赴临安。到临安后，淳熙十三年，叶适为宰相王淮推荐，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淳熙十四年，叶适升太学博士。^[10]淳熙十五年（1188年），叶适转奉议郎、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这年秋天，朱熹与林栗发生政治学术的论争，挺身为朱熹辩护。淳熙十六年五月，叶适任秘书郎，要求调任外地工作，被任为湖北安抚司参议。叶适任所在荆州，官署无事，读佛书消遣。绍熙元年（1190年）十月，叶适转朝奉郎升任蕲州知州。^[10]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叶适被召到临安，任尚书左选郎官，这是吏部属官，掌管文职京朝官的考核和升降。在此任内，叶适参与了南宋历史上的一起重大政治事件，即“绍熙内禅”。叶适是“绍熙内禅”的关键人物之一，是首倡并始终参与者。叶适在“绍熙内禅”中参与策划，其从蕲州回临安后，加入劝光宗按时朝重华宫的行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六月九日，孝宗赵昚shèn死于重华宫，而光宗赵惇因病未能到重华宫主持丧礼，就使南宋王朝面临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危急的形势，叶适向宰相留正建议：“帝疾而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今嘉王长，若预建参决，则疑谤释矣。”嘉王即光宗第二子赵扩。留正采纳了叶适的意见，其后却在紧要关头采取了出城俟命的做法，使得人心更加动摇，从而加深了政治危机。叶适后又向蔡必胜提出建议。绍熙五年七月甲子日，赵汝愚率百官到孝宗梓宫前，太皇太后吴氏垂帘，蔡必胜和韩侂胄扶抱嘉王升座即皇帝位，是为宁宗，一场政治危机至此解除。^[12][13]

从绍熙四年下半年至开禧三年的十多年间、朝政一直为韩侂胄所霸持，并上演了“庆元党禁”。《续资治通鉴》：“庆元元年六月、韩侂胄用事、士大夫素为清议，所摈bìn者，教以凡与异者皆道学之人，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革或又言道学何罪，当名曰：‘伪学’、善类自皆不安。由是有‘伪学’之目。”至庆元三年、伪学被升级为逆党。伪学逆党得罪著籍者，共五十九人。其中叶适被牵连其中。从绍熙内禅到“庆元堂禁”，叶适始终是站在赵汝愚朱熹集团这边的。正因叶适在政治上与韩侂胄是对立的，所以被韩侂胄所迫害，被列入“伪学”党籍，罢官长达五年之久。^[13]

庆元四年，叶适开始定居于永嘉县近郊的水心村，并购置房屋田地。同年五月间，“伪学”党禁本来有些松动，叶适由朝请郎转为朝奉大夫拟差知衢州，薛叔似拟差知赣州。恰巧都大川秦茶马丁逢朝见，极论北宋元祐、建中靖国年间新旧党争调停的害处，执政大臣认为他的意见正确，于是叶适、薛叔似等人都停止差遣。叶适改为主管冲佑观，朝廷又重申“伪学”之禁。^[14]

嘉泰元年（1201年），叶适被起用为湖南转运判官。同年夏天，其大病初痊，就赴长沙任职。同年十二月转朝散大夫。嘉泰二年，叶适除秘阁修撰，十二月除右文殿修撰出任泉州知州。嘉泰三年四月，叶适到任，同年九月召赴临安。同年十一月，叶适升任兵部侍郎，是月十一日，叶适的父亲亡故，回家守孝。嘉泰四年，叶适在家葬父。开禧二年（1206年），叶适服满，奉召赴临安。同年五月间，改任叶适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因为他文名素著，朝廷打算由他撰写北伐诏书，借以震动中外。而叶适因四路北伐大军皆败，对北伐有不同意见，遂托词拒绝兼职，主动乞节制江北。^[15][16]

开禧二年六月，叶适被任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七月，兼沿江制置使。叶适带病到任视事，负责守卫南京及长江下游一带地区。开禧三年二月，叶适因功升宝文阁待制改兼江淮制置使，遂在长江北岸措置屯田事宜。当时金兵南下，两淮残破。叶适力主抗金，反对和议决定，在江北建立堡坞，安置流民。其先在建康的对岸定山、瓜步、石跋三地建立堡坞。同年七月，定山、瓜步、石跋三处堡坞，四十七处山水寨全部建成。南宋政府认为叶适措置有方，赏赐金带。这时，叶适病情渐重，请求辞职。七月中旬，叶适奉召赴临安行在，由他的同乡好友宝谟阁待制徐谊于七月十七日接任遗缺。^[15]韩侂胄被杀后，叶适被御史官弹劾“附侂胄用兵”，最终被夺职奉祠。^[17][18]

嘉定元年（1208年），叶适回到故乡，从此息影家园，专心著述、讲学，不再重返政治舞台了，住在永嘉县城生姜门。学生中有宰相王淮之侄王植和黄岩人柯大春等。问学者有著名人物如永嘉四灵、薛师石、曹豳，以及台州、余姚、福建等地来受业的学者。南宋学者刘宰记述叶适讲学情况，称“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盖其师友相从，亦徘徊而不忍去”。叶适自谓“余病且老，不出户，故友影绝。”嘉定四年（1211年），叶适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自后奉祠十三年，仍家居著述讲学。嘉定八年壬申（1215年）起，叶适先后被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西京嵩山崇福宫、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南京鸿庆宫等职，从中奉大夫转中大夫、大中大夫、通议大夫、正议大夫等职。嘉定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叶适卒，年七十有四，获赠光禄大夫，谥文定（一作忠定）。^{[3][19][4][20]}

叶适主张“道归于物”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陈亮一样，叶适善于抓住道和物的关系问题同理学家展开争辩，同样反对“尽遗万事而特言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在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中，叶适肯定了道不能离物，有物则有道，正确地回答了物和道的关系。叶适认为，道寓于物之中，是不能离开物的；“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世界上既没有“无极”、“太极”之类的精神本体，也没有“清虚”、“一大”之类的物质实体，而只有无穷无尽的有形之物。这样，叶适这种“以物为本”的物质观就同“以理心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划清了界限。不仅如此，叶适还进一步对程朱理学、陆九渊心学离器而言道，空谈性命义理之学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按一阴一阳之谓道，兼阴虽差，犹可也；若夫言形上则无下，而道愈隐矣。”意思是说，以“道”兼有阴的一方，于理虽差，犹有可是者。至于以道为形而上者，谓其不在形而下之中，即“言形上则无下”，“道”就更加隐而不见了。这是对程朱理学把“形上”与“形下”、道与器分开，离器言道的批评，也是对薛季宣的道不离器说的发挥。^[27]

叶适主张“生即动，何有于静”的动静观。叶适在评论《礼记·乐记〉中“人生而静，天地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这句话时明确提出：“但不生耳，生即动，何有于静？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践欲，相去几何？”这是说，“动”是人以至万物的本性，只要它生下来，存在于世界上，它就是动的，而且万物也正是在运动中生成的。叶适认为运动是天地间万物万事的普遍规律。人的作用就在于根据客观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来推动事物的变化。其认为像“飘风骤雨”这样的自然界万物的生成及运动变化，都是由于万物内部阴阳二气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叶适已初步从事物的内部寻找运动变化的原因。^[28]

叶适主张“格而通之”“内外交相成”的认识论。叶适肯定人类的认识是来源于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叶适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解释了“格物”的含义，指出格物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从而取得对事物的认识。关于获得知识的途径，叶适提出了耳目与心官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也就是说，叶适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人的耳目与心官并用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认为，“格物致知”的过程，就是人的耳目与心官并用，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综合过程。其中感性认识是依靠于“耳目之官”获得的，是“自外入以成其内”的认识；而理性认识是依靠于“心为官”获得的，是一种“自内出以成其外”的认识，二者交互作用才能形成全面的知识。^[29]

在教育方面，叶适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豪杰特起之士”，注重实学实用的人才。叶适提出要明古今百家之学。他认为要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只熟读一些儒经是不够的，必须融合贯通各种流派思想。叶适提倡学贵致用，其对程朱学派的“空谈道德性命”是极为不满的。叶适于著作《习学记言》中痛斥佛学为亡国之学。其指责道学家排斥讲利是不通人情。叶适反对“模拟之习”，一味只仿效别人，那是没有出息的。其倡导做学问要有创见，强调刻苦治学。叶适认为：“学非一日之积也”（《水心集·长溪修学记》)，知识是靠不断积累，钻研琢磨才能逐渐获得的。^[30]

叶适的本体功夫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和”和“致中和”的学说中。其中，“中和”是本体，“致中和”是功夫。叶适的“中和”本体思想，是与“中庸”、“诚”等相联系的。叶适认为，“中庸”是一种状态，即：对立的两个极端既不在中点而又依存于中点；两极的对立在这里得到了调和，取得了均衡，达到了统一；正如水流至于平而止一样，两极对立至于中庸而止。叶适把“中庸”解释为“诚”，又把“诚”解释为“中和”。叶适把“中和”说成是事物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即有理而和谐的状态。叶适拿“中和之道”与“天地万物之理”相对应，把“中和之道”看作是“天地万物之理”的反映，这就使“中和”不仅具有道德的最高境界的涵义，而且也具有宇宙的最高实体（即本体）及其规律的涵义。但叶适的“本体”的含义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叶适认为，因为“中和”是宇宙的最高实体和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无穷”、“无极”，所以虽是“千万人同有”而并非圣贤所独有，但实际上古时候就“不多”，而后来又“不继”。叶适认为要重在“本根”，亦即在本体上狠下功夫，大力加以修养。^[31]

叶适主张“不抑天下之道”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叶适和陈亮一样，也是不离功利而谈义理的。也就是说，坚持功利与道德的统一，是叶适的基本观点。^[32]叶适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秦以来一直起着支配作用的传统观点，已不足以解决和说明现实生活中更加复杂的经济问题。因此，叶适大胆地反对当时占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批判儒家“讳言财利”的经济教条，公然标榜“功利之学”。他针对当时理学大师朱熹只讲“义理”，不谈“功利”的思想，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叶适认为，善于管理国家的人，应该“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因此，不论举办什么事业，都应把“功利”和“义理”统一起来，不能只讲“义理”而不顾“功利”，因为没有“功利”的“义理”，对于国家是毫无用处的。叶适认为南宋的财用缺匮，就是由这种谬论造成的，叶适尖锐地指出，古代的圣君贤臣没有一个是不善于理财的，不善于理财就够不上圣君贤臣。^[5]

叶适主张义利结合，对于财利极为重视。叶适认为理财不单纯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问题，而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根本性的问题。叶适所说的理财，既包括了生产和消费，也包括了商品流通和供应，从导源节流到开阖敛散也都包括在内，从而关联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开发和管理。着眼于国计民生的全局性问题，叶适把理财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称“古之人未有不善于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叶适极力反对聚敛，他把聚敛同理财作了严格的区分，“理财与聚敛异”。他批评南宋那些所谓“言理财者，聚敛而已”。对历代赋敛进行了比较之后，叶适肯定了三代时的赋税制度，称：“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下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害”。叶适为所有的富家大姓作辩护。叶适虽然正确地指出来，“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可是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认为得到了养民之权。在叶适看来，井田制的时代，养民之权在县官亦即天子手里，井田制崩溃后的时代里。^[6]

陈傅良（1137年~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人。^[33]南宋初，永嘉地区陈傅良等人就着力提倡“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的有益事功之学，开启永嘉事功学派。叶适少年时即受其影响，重视实际事功，反对空谈性命义理，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永嘉事功学派的代表。^[34]陈傅良学问渊博，著作众多，现仍传世的书有《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历代兵制》八卷，此外，尚有《论祖》四卷、《奥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大都是科举程文之作。^[35]其《八面锋》为宋孝宗击节赞叹，御赐书名，流传甚广。^[36]

陈亮（1143~1194年），原名汝能，字同甫，号龙川先生，浙江永康县（今永康市人），永康学派代表。陈亮与叶适一生交好，情谊甚深。二人平生反对空谈性命而重事功，将事功之学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把事功精神渗透于学术思想，主张功利实用。^[37]

陈亮出生于日渐落魄的地主家庭，^[38]为人豪迈、喜好谈兵。^[39]陈亮于十八九岁发表了《酌古论》，一举成名。^[40]绍熙四年（1193年）^[41]，时年51岁的陈亮考取状元，被授予官职“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次年未到任便去世。^[39]陈亮去世后，叶适奏请朝廷，为陈亮的一个儿子破例被补了一个官位。端平初年(1234年)，陈亮被赐谥号“文毅”。^[42]

关系姓名简介曾祖父叶公济曾游太学，无成^[43]父亲叶光祖教书先生^[43]母亲杜氏劳动妇女，温州瑞安人^[43]配偶高氏曾任台州通判的高子莫之女^[10]

在南宋理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中，叶适所代表的永嘉学派主经世致用，谈事功、言功利，以经制言事功，通过诠释儒家经典来阐发功利之说，与当时朱熹之理学、陆九渊之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在宋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占有显著地位。永嘉学派对理学思潮的最终集成，对南宋学术思潮的全方面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叶适作为集永嘉事功思想之大成者，永嘉学派的杰出代表，在永嘉学派学术传承和发扬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将永嘉学派学术理论传承发挥至一个新的高度。^[44]周梦江、陈凡男评价叶适为最早提出“五经皆史”之说的历史学家，具有解放当时学者思想的作用，且王守仁、章学诚“经书即史书”一说也是受到叶适的影响。^[44]

明清“实学”承宋明理学而起，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股重要思潮。宋代儒学家的“实学”倾向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组成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浙东学派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是历代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叶适作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其建立在“道在于器数”、“内外交相成”等理论基础上之经世致用的思想给予了明清之际思想家以启示。明清“实学”及经世致用学风之兴起，是叶适思想价值所在之一，明清“实学”可以说是继承并发扬了叶适的永嘉之学。^[44]

南宋思想家、史学家吕祖谦：“承谕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正则且得有啖dàn饭处，去岁相聚，觉得其慨然有意，若到雁山，必须过存之也。” ^[45]

南宋理学家朱熹：“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45]

南宋永康学派代表陈亮：“叶正则俊明颖悟，其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有所不及耳。” ^[7]

南宋学者刘宰评价：“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44]

明代初年政治家、学者王直：“南渡以来，作者犹众，叶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学，浩乎沛然，盖无所不窥，而才气之卓越，又足以发之。”^[46]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水心意识超旷，不假梯级。”^[44]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故孝宗立，奋志有为，而四顾以求人，远邪佞nìng，隆恩礼，慎选而笃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下此，则叶适、辛弃疾之以才自命，有虚愿而无定情，愈不足言矣。”^[44]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44]

现当代哲学史家蒙培元：“叶适以其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敢于破先天之学，而立后天之学，给予经验世界以重要地位，赋予人的感性存在以正面价值。”^[44]

叶适墓，位于海坛山南麓慈山。墓早年被盗，出土有青瓷墓志1方（现藏温州博物馆）。该墓1952年曾重修，1966年被毁。今墓为1981年在原址东30米外重修。其面积为104平方米，坐北朝南。墓前有上下两层平台。墓丘呈圆形，直径2.80米，四周用方形块石砌筑而成。墓前立青石墓碑一通，正面篆书阴刻“宋叶文定公之墓”七字，高1.4米。1963年，该墓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47]

叶适纪念馆于2001年6月兴建，2003年7月落成暨开馆，选址在最繁华的莘塍chéng商业街和古老的莘塍轮船码头东侧，跨温瑞塘河支流洛川河畔而建。纪念馆共三间六层，总建筑面积1280平方米。叶适纪念馆于2004年3月被瑞安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1月，被温州市委、市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2年10月，被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命名为温州市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2016年，荣获3A级社会组织称号；2016年12月，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发布《2015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48]

叶文定公祠，也称莘塍直洛叶氏宗祠，是后裔纪念先贤叶适的场所。^[49]根据史料记载，叶文定公祠原在旧温州城郊松台山麓(《嘉靖温州府志》卷一)；清康熙九年（1670），迁建于金锁匙巷；光绪八年（1882），重建；2000年4月，被列为市文保单位。叶文定公祠大门口原有“宋吏部侍郎文定叶公祠”的匾额，两边是“南渡文章，欧王鼎立；永嘉学术，郑薛代兴”的对联。后为了保护老匾额老门联，就用水泥封盖了。^[50][51]2016年温州市市文广新局对其文保单位进行了全面的危房排查，叶文定公祠被鉴定为D级危房。2018年后，金锁钥巷的叶文定公祠不再作为文物保护对象，“叶适纪念馆”增挂“叶文定公祠”牌子，文物保护单位名称不变。^[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