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指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后用作当时各学派的总称。[3]“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中国春秋战国时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和《论语》[4]《孟子》[5]等反映其思想的著作。[2]“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6]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信仰危机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探索精神。同时，该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个人从家族集体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和思想的解放。社会结构的变迁、士阶层的活跃、社会动荡不安、私学的发展，促使众多思想家们各抒己见、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互相争辩，遂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随后稷下学宫的创立，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争辩的场所，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但同时各派思想也逐渐趋向合流。及至秦统一全国，独取法家思想，汉武帝则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争鸣时代基本终结。[1][7]

诸子百家，指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后用作当时各学派的总称。[4]“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中国春秋战国时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和《论语》[5]《孟子》[6]等反映其思想的著作。[3]“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7]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信仰危机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探索精神。同时，该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个人从家族集体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和思想的解放。社会结构的变迁、士阶层的活跃、社会动荡不安、私学的发展，促使众多思想家们各抒己见、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互相争辩，遂形成了不同的学派。随后稷下学宫的创立，为诸子百家提供了争辩的场所，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但同时各派思想也逐渐趋向合流。及至秦统一全国，独取法家思想，汉武帝则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百家争鸣时代基本终结。[2][8]

诸子百家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君提供治政方略，诸子之间相互标新立异、激烈辩驳，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战国诸子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源头，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根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思想的先河，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2][8]

名称由来

百家的称呼战国已有，如《荀子·解蔽》：“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庄子·天下》：“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西汉刘歆的《七略·诸子略》辑录：“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后据此概括为“诸子百家”。[4][9]

名称释义

诸子百家指先秦至汉初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后用作当时各学派的总称。[4]“诸子”指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孙子、杨朱、吕不韦、邹衍等中国春秋战国时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以及《论语》《墨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等反映其思想的著作。“百家”一般指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7]

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增“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为十家。班固则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10]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十类。因“小说”指街谈巷语、微不足道的故事，一般列举诸子学派时会将小说家除去，称作九流百家。兵家另有兵书略，不在九流之中。[11]《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百家”有上千家。[3]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2]

王室衰微，礼崩乐坏

西周时期，王权逐渐走向衰落。《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到了周夷王时期，《史记·楚世家》记载，“王室微，诸侯或不朝”。最终在幽王手中断送了西周王朝。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已经成为诸侯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2]

随着王权的衰落，建立在宗法等级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礼乐文化也随之崩坏。据《国语·周语上》记载，鲁武公以其子括和戏朝见周王，宣王违背先王既定“嫡长子继承制”原则，立少子戏为储君。鲁武公去世后，鲁人杀掉戏改立括。宣王便兴兵讨伐鲁国，立孝公而还。《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公、晋侯朝见周惠王。公、晋侯名位不同，惠王却授予他们受到同样的礼遇和赏赐。故《左传·隐公十一年》言：”王室而既战国百家争鸣考论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2]

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信仰危机激发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怀疑与探索精神；持续几百年的“大一统”局面被诸侯争霸社会大分裂代替，为诸子就如何构建社会秩序提供了讨论的议题和动力。[2]

生产力发展，个人从家族集体中解放出来

夏、商、西周时期生产力仍相当落后，主要生产工具基本是石器、骨器、蚌器和木器，人作为集体的有机附属物存在，人格和思想都不独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出现与广泛应用，生产力获得了飞速发展。[2]特别是中国东方各国[注1]君臣相信德行和知识的力量，在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5][13]个人从家族集体中解放出来，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和思想的解放。[2]

“学在官府”打破，思想与知识权力下移

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文化承担者主要是执掌了通天权力的祝、卜、史、宗等等半巫半史的贵族知识者。[8]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教育，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主管的官吏学习。[2]随着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的衰退与周边诸侯国的兴盛，文化和知识世家分崩离析。[8]到孔子时代便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情形。文化官员或投奔诸侯，或流人社会，其中一部分人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以知识谋生的士人和私学教师。[2]《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过去由天子独占的文化和知识的话语，被这些文化人带到了各个诸侯国。[8]《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14]

此外，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沦落为士阶层。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也推动了教育的下移。[2]打破“学在官府”，带来了学术与先进文化的下移，为士人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准备。[2]

“士”阶层崛起

“士”最初是指武士，到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转化为文士。[2]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本是贵族的文化人家族衰颓，身份下降，成为“士”阶层。例如《左传》襄公十年伯舆的大夫瑕禽在与王叔的家臣辩论时说，东周初建，“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这本来也是贵族，但是后来由于王权当权，“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官之师旅，不胜其富”，他们成了“筚bì门闺窗”的士人。[8]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西周时期建立的官学教育系统在大多数诸侯国中逐渐解体，[8][1][15]原由史官掌管的书籍遂流播于民间，学者得以随意研读，私人办学发达，[16][2]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或进入诸侯大夫的机构，或独立于社会，形成一个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8]

“养士”之风与稷下学宫

春秋晚期，“养士”之风兴起，齐国田常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战国时期魏文侯尚贤礼士；齐威王和宣王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讲学著书、议论朝政；战国时期的“四公子”[注2]，“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12][2][13]凡养士的公室或私门，近似于一所私学成一些私学的集合体，促进了私学的繁荣和发展。[17]

其中，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既是养士机构，又是高等学府。从齐桓公田午执政时期(前374-前357年)创立，直至前221年齐国灭亡，历时一百五十年，几乎集中了当时各家各派的学者。稷下先生与齐王的关系近似于师友，以备齐王咨询。稷下各家学派都可以自由研究各种学术与现实问题，可以自由发表各自的学术观点。各家学派相互批评，相互促进。稷下的学生可以向所有师长听讲请教，他们既有个別前来求学的，也有集体游学的；可以随时申请加入，也可随时申请告退。[17]

学派简介

儒家由春秋时孔子创立，[18]先秦时为“显学”之一。“儒”在春秋时是给富贵人家主办丧事赞礼的一批人。孔子早年的生活主要靠“儒”来维持，所以“儒家”后来就成了孔子学派的专名。[19]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从此开始，在儒家内部出现了不同思想派别的论争。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到宋代程（颢hào、颐）朱（熹）理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唯心主义传统。从东汉王充到唐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张载、陈亮、叶适及明王廷相以至明清之际王夫之、清戴震等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两派对孔子则各取所需，共奉为圣人。儒家学说主张德治、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奉行德刑兼施。[19]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未占重要的地位。汉封建统一政权完全建立以后儒家思想逐渐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以后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儒家思想不仅为统治者提供了巩固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的思想武器，而且在政治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其长远利益的策略。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活的思想材料。[19]

主要思想

先秦儒家思想之源是孔子思想，它以仁为核心，把人视为目的，基本的要求便是尊重人，表现为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以孝悌为基础，孝主要体现于亲子关系之中，悌则展开于兄弟关系；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仁道的原则，作为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因义与仁有内在联系，与注重仁道原则相应，孔子将义也提到了重要地位。[20]

孔子以后，儒家发生了分化。韩非曾有儒分为八之说。这八派分别由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离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为代表（详见《韩非子·显学》)，向不同方面的衍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相异的衍化主要便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21]孟子将以仁道原则与理性原则为主干的孔子价值体系进一步展开、深化并渐趋定型；[21]荀子的思想（包括价值观念）则向另一方向衍化，[22]提出了“性恶论”和礼论、正名学说等哲学思想。[23]

孔子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9月8日[注3]-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zōu邑人（今山东省曲阜市）。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文学家。[24]

孔子
孔子

孔子出身没落贵族，青年时步入鲁国政坛，并开办学校招收弟子。在鲁国政坛沉浮多年的孔子不能为鲁国权贵所容，不得不出走，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离开鲁国十四年，游历数个国家后，孔子仍不能获得机会施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在家乡编订六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公元前479年，孔子在鲁国去世，享年73岁。[24]

孔子在古代被历代王朝以及知识分子尊崇为“圣人”。在其死后的两千多年里，其形象被逐渐神圣化，成为儒家文化的人格象征与图腾，被尊为“至圣先师”。其所编订的六经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经典。孔子生平与学生们的对话被编成《论语》流传至今，其思想被后世奉为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准则。[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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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一生
孟子

孟子，名子，邹国人(今山东邹县)，生卒年不详，大约为公元前385-304年。孟子是孔丘孙子子思学生的学生。他自称学习孔丘是他毕生的愿望，以孔丘思想的继承人自居。他的言论思想保存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所处的时代，在当时的思想意识领域里，主要是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影响为最大。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主张“为我"，墨家主张“兼爱”，他们都反对儒家亲亲、仁爱的原则。所以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同上)孟子自己就以“距杨墨”为己任的。当时攻击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是墨家学派所以孟子也就把墨家当作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主要对象，反对墨子的“兼爱”“互利”思想，使得儒墨之争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战线上的主要内容之一。[6]

孟子
孟子
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况，字卿，时人相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大师，是先秦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26]

荀子
荀子

荀子年轻时就崇拜孔子，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注4]，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和传习儒家经典，以及从事讲学和著述。荀子曾经两度入齐，公元前283至前265年间，他在此讲学为师，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公元前285年，他曾企图说服齐国实行儒家的仁义王道，选贤任能，重用儒者，后离齐去楚。中年时他曾到秦国进行政治考察，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并向秦昭王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离秦。后来，他到楚国担任兰陵（今山东营南）令，定居兰陵直到终年。[23]

荀子善于吸收和批评诸子百家的学说，提出了“性恶论”和礼论、正名学说等哲学思想。此外，荀子的著作十分宏富，在汉代抄录流传的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出于他本人的手笔，少数篇章是他的学生的记述。其中，《荀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中个人著作体的先河。[23]此外，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和制天命而用之，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和发展，被尊称为后圣，与孔子、孟子一起被后世称为“三圣”。他还是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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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看完荀子的一生

代表著作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因孔子秉承述而不作的传统，故《论语》一书虽为孔子思想之荟萃，却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zuǎn而成。《论语》成书大致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402年之间，共20篇，涉及学习、政治、礼仪、仁道、教育、处世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是中华经典中的源头活水，更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28]

《孟子》由战国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据文中“所见诸侯皆称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说疑非孟子自著，大概先有万章、公孙丑等亲承孟子口授而笔之于书，后由孟子弟子、再传弟子所编定。《史记》称“《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孟子》是研究孟子及其学派的主要资料，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以及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的言论和学说，书中还记载了墨翟、杨朱、许行、告子等人的部分言行，虽详略不一，但作为史料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9]

《大学》作为四书之一，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个篇目。《大学》的作者亦是众说纷坛，比较权威的是朱熹所讲，他认为大学共分为十一章，首章为“经”，这部分是孔子所讲，曾子记述的。其他的十章为“传”，是曾子对“经”的解释和阐发，为曾子门徒所著。此种观念比较符合历史，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朱熹对此解释必定会站在儒学“道统”的立场上，曾子为孔子学生，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老师，这样下来，整个儒学谱系的结构就清晰了。所以，朱熹不免有此“护道”的嫌疑。《大学》的结构非常清晰，共十一章，首章为根本，其他章都是对此章的解释。所以，其主旨亦可通过研究首章而得，即通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的内圣之道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这也是所谓的“八条目”。对这些条目起统领作用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30]

《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北宋时得到程题、程颐的极力尊崇，被抽出独立成篇。南宋时朱熹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注释，自此这四部书被并称为“四书”，并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书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理论，并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31]

《尚书》亦称《书》《书经》。“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定。事实上有些篇，如《尧典》《洪范》《禹贡》等为以后儒家所补。文中所反映的伦理观念后来被奉为封建道德的楷模。[32]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集中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周时称“诗”或“诗三百”，成书于东周时期。《诗经》中诗歌的来源一部分来源于搜集的民间诗歌，一部分来源于公卿献诗，反映了经济制度、生产发展、阶级矛盾、风俗民情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33][34]

《孝经》儒家十三经之一，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争论不休[35][36]。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孝经》为七十子之徒所作（毛奇龄观点），大概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前中期。《孝经》今文本十八章，古文本二十二章[36]。《孝经》以阐释“孝”而闻名，书中包含的孝道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极受重视，其中蕴含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35][37][38]

《周易》亦称《易经》，简称《易》，分为《经》与《传》两部分。《经》部原名为《周易》，《传》部为《经》部的注释、原理与用途的介绍。[39]《周易》相传为周文王姬昌所著，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其出现至成熟当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周易》是“六经”之首，与《连山》《归藏》合称为“三易”。其内容广博，包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辞和爻辞，具有卜筮shì、哲学、历史等多重性质。[39]

《周礼》世传为周公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众学者归纳创作而成。《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为标准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痘庙车马、农商医下、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40]

《仪礼》儒教经典“三礼”之一。是儒教最早的《礼经》，原来单称《礼》或《士礼》。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就是以《仪礼》为五经之一。《仪礼》共十七篇，记载了古代贵族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方面的基本仪节。凡是“士”以上的贵族，待人接物、举手投足，都要遵循这些仪节，以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有人认为《仪礼》是周公编定，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孔子采集西周古礼编辑而成。[41]

《礼记》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西汉戴圣编幕，共四十九篇。大率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参考书。[42]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大都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这是一部编年体著作，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衰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貌，颐具进步意义，亦有迷信色彩。[43]

《尔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训学专著。其中，“尔”同“迩”，近的意思；“雅”即“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相传为周公所作，再由孔子增益而成，也有认为是秦汉时人作，经过代代相传成为《尔雅》。[44]

学派简介

墨家，与儒家、道家共同组成了汉民族的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认为儒墨二家之学说为“世之显学”，儒家代表孟子则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5]。[45]

墨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46]在墨子领导时期并无流派之分[47]，通过墨子，墨家组成了纪律严明组织明确的团体，领袖为“巨子”[注6]。墨家弟子需对巨子绝对服从，墨子可能为第一任巨子，第二任及后来巨子的产生则通常由前任巨子所推举认可的人担任[48]。此外，墨家的普通弟子被称为墨者，墨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为人处世皆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45]。

墨家思想分前后两个时期，在墨家前期，墨子为墨家领袖，其思想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等[45]。在墨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思想与前期注重社会伦理思想不同，演变为崇尚认识论与逻辑学思想，侧重实践等，逐渐形成墨家独具特色墨辨逻辑思想，即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49]。墨家学派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但至战国末期，墨家逐渐式微，汉武帝时期又逢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导致墨家学派受到巨大打击，渐近消失[50]。直至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发展繁盛，对墨家及其著作《墨子》之研究才渐渐兴起，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即所谓墨家复兴[51]。

代表人物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52]他自称“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53]精通手工技艺，曾到齐、宋、卫、楚等国游历，宣扬自己的学说，游说大国不要攻击小国，有“止楚攻宋”[54]“止齐伐鲁”[55]“止鲁阳文君攻郑”[56]等事迹。[57]为了实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的，墨子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项具体行事主张。[58]他探究了知识与逻辑方面的问题，论述知识的分类与来源，[59]并提出了检验知识真伪的“三表法”，又以“心之察辨”作为其补充；[60]在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逻辑体系中，他阐明了“辨”的目的与作用，论述了关于“辨”的四项原则和七种方法。[61]同时他在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成就，被誉为“中国科圣”。墨子的学说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学并称为“显学”。[52]

墨子
墨子

代表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著作共有八十六篇，其中除《墨子》七十一篇外，还有《胡非子》《随巢子》《我子》《田俅qiú子》《尹佚》等共十五篇。而其余墨家著作在历经朝代变换后多数已经遗失，仅有《墨子》中的五十三篇留存于世。《墨子》由墨子之弟子根据其授课笔记编撰而成，主要内容包括墨子的主要思想及墨家相关学说。[63]《墨子》一书相传为道家为与儒家对抗，将其作为批评儒家的著作收录于《道藏》中。[64]关于《墨子》一书，各朝代对于其内容篇幅记载存在一定差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考证提出，《墨子》总计共71篇，除佚亡8篇外，尚存63篇。但宋代《馆阁书目》中则记载《墨子》共存61篇。且据《墨子》整体内容差异分析，其中52篇之后主要记录用兵之术的文章与前半部分风格明显不同，或许为后期墨家弟子所作。[50]《墨子》一书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诸多方面。一部分主要为墨子的言行记录，即前期的墨家思想；另一部分着重阐述墨家的自然科学认识及逻辑思想，即后期墨家思想，这一部分又被称作墨辩或墨经。著名学者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65]

学派简介

道家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学派之一，后世认为其思想主旨始源于老子。该学派流派众多，主张“道”是万物的本源或本原，也是自然规律或法则，崇尚自然，依规律而行，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德”论为处世的根本方法是其基本特征。[66][67]

以老子学说为发端的道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发展中逐渐演化出老庄道家、稷下道家和杨朱道家三个学派支流。[68]在秦汉时期经过两次学术大综合，其中的稷下道家一脉得以进一步发展，稷下黄老之学成为道家学说的主流形态。在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则以魏晋玄学为主要表现形态。隋唐之后，道教哲学成了接续道家学说的主要形态，纯粹的道家学术仅是注释先秦的道家典籍。[69][67]

道家思想以“道”为核心，主张自然无为、贵柔主静、轻物重生等，追求人生与社会关系的和谐。[70][71]其学说影响深远，在东汉时催生了道教这一中国本土宗教[67]，在魏晋时期“有”“无”等概念为僧肇等佛教学者借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72]宋明时期，道家学说中潜在的“体用”“性理”等观念，对北宋理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73]此外，道家的思想学说还对艺术创作、中医养生等产生了深刻影响。[74][75]阴阳鱼作为道教重要的符号，也与道家学说密切相关。[76]

老子

关于老子其人，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注7]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三个老子：老聃dān、老莱子、太史儋。前两位是春秋末期人，约与孔子同时。后一位是战国时人。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是老聃（大约生于前 581 年，或前 571 年年不详）。他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相传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些关于礼的问题。老子早年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史，后来辞官隐居，著有《老子》一书。该书又称《道德经》，共五千多字。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曾出土两本抄在帛书上的《老子》，与通行本大同小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战国楚墓又发现抄在竹简上的部分《老子》内容。《老子》一书基本上为老聃自著，在流传过程中有一些变动。[77][78][79]

老子的思想体系是以“道”为核心，他试图用“道”来总括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本质。在自然观上，他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是“道”演化生成的。道还是万物存在的普遍根据，万物得道而生，得道而成。“道”也有客观自然规律的涵义，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事都以“道”为法则。此外，老子哲学中还有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一切事物都包含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其总的运动规律就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发展，最终仍要回复到“道”。[80]

杨朱

杨朱亦称“阳子”“阳生”，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年一公元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年一公元前约289年）之间，战国初魏国人。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生葆真”，以个人生命为最大利益，有个人主义倾向。其说在战国曾盛行一时，出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继承者有子华子和詹何，无著作传世。其思想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列子》中的《杨朱》篇是否为后人伪托尚有争议。[81][82]

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生卒年不可详考，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是战国中期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官吏。唐代被封为“南华真人”。[83]现存《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是由庄子本人及其门人编纂而成。一般认为内七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能够反映其哲学思想。[84]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这一基本概念，认为道“自本自根”“生天生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是万物的根据。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对老子“道”可以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如果“道”可以化生万物，那么就不得不承认“道”是实存的。庄子也认识到了经验世界的矛盾性，但与老子思路不同的是，他并不将此转换成某种为人处世的智巧，而是将其充分暴露出来以揭示经验世界的相对性，进而引出其“齐物论”的思想。[85]首先，他认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分界，而是“通为一”的。其次，他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异说纷呈，乃是因为他们认识的角度不同、能力不同，并且也没有认识到“道通为一”，而只是顽固地执持自己片面的认识导致的。所以他主张丢弃“成心”，追求一种“逍遥”的精神境界。[86][87]

列子

列子（约公元前450年—约公元前375年），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活跃于郑圃（郑之圃田，位于今河南郑州），战国道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88]他的活动时间在老子之后，庄子之前，是传承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列子一生研究道德学问，聚徒讲学，弟子众多，曾师从老商氏、关尹子、壶丘子、伯高子等人。列子在郑国长期隐居达四十年之久，被后人称为贵虚学派（列子学）的创始人，主张静、虚、无为。[89]唐天宝元年被唐玄宗封为“冲虚真人”，北宋加封为“至德”。[88]

代表著作

道家代表著作有老子所作的《老子》， 又名《道德经》《五千文》《老子五千文》，[79][90]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和“德”，又对人性论、社会历史论和修养论进行了阐释。[91]《老子》在写作上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已知的首部全篇韵散结合的著作，对后世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和美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92]《老子》在国际上的流传甚广，相继传入了日本、韩国和西方各国。[93]现通行本《老子》共八十一章，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提出了以“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为基础的理论宗旨。[90]

庄子及其后学著的《庄子》 亦称《南华经》[94]《南华真经》。[95]《庄子》在思想上崇尚道，着重自然，强调无为而治，物化虚静。而在文学和美学上，《庄子》也极具浪漫主义的语言艺术。[96]魏晋时期郭象对《庄子》进行删定，形成了流传后世的《庄子》33篇，其中包括内篇有7，外篇有15，杂篇有11。[97]

道家
道家

学派简介

法家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学术派别，以“法治”为核心思想。[98]法家虽然是先秦学派，但在先秦时期并无法家之称。“法家”的称谓形成于汉代。汉代史家司马谈将先秦主张变法，倡导“以法治国”的人士统称为法家。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法治”思想有所不同，它立足于“君、国为本”的本位观，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只是实行社会控制和专制统治的工具。[99]

法家发生发展于西周倾覆，[100]在战国中期不断发展，在战国末年发展成熟。[101]在秦代，法家思想成为秦王朝的立国基础，发展达到顶峰。[98]后秦朝灭亡之后，法家受到严重的遏制与打压。[100]西汉时期，法家人物对法家思想进行改造，用“缘饰以儒术”的方式对法家思想进行包装，推动了儒法合流。[102]之后几百年间法家都没有较大发展，直至清末民初之际，外国列强撬开中国大门，受西方思想理念影响，陈启天、常燕生等人对法家法治思想做出了全新阐释与解读，法家思想得到新的发展，产生了“新法家”。[100]

学术界一般将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称为前期法家，将战国末期的法家称为后期法家。法家主张对民众实行法治。[103]在治国理政上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以皇权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代替宗法分封制；在农业与经济方面，法家学派主张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奖励耕战，厉行军功爵制；在思想方面，法家主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作为工具手段来建立全国统一的意识形态。[100]法家思想的政治思想切合时代环境的需要，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唐、宋、元、明、清等时期，法家思想都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04]另外在理论意义上，通过对法家思想的整体思考与重点梳理，可以丰富当代的法律思想，为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意义上，通过对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进行理解、挑拣与吸收，将其中符合现代理念的思想精神传承下去，可以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实践指导。[100]

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0——338年），战国卫国人（今河南省）。是卫国君主的庶孙[105]，姬姓，公孙氏，名鞅，[106]人称卫鞅或公孙鞅。后来在秦国因战功受封于商邑，号称“商君”，后人一般称他为商鞅。[107]他是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法家代表人物。[108]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之学[106][注8]，曾经担任过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公孙痤病重之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魏惠王没有任用他。[106]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招贤令[105]，商鞅西入秦国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先后被任命为左庶长、大良造，在秦国先后两次推行变法，大获成功。[105][106]公元前340年商鞅在河西之战中大破魏国收复河西之地，获封商於十五地。[105]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即位，以车裂的极刑处死了商鞅（有争议）。[109]死后葬于郃阳（今陕西省合阳县）县东四十里夏阳（今洽川）。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法治思想的开山人物之一，他在秦国的变法实践是中国古代史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110]他在《法经》[注9]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秦律》，[111]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和社会组织方面在秦国进行了深入改革，力主“农战”，“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以法治国，使秦国迅速崛起，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107]商鞅死后，其思想继承者仍活跃在秦国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一般称为“商学派”。[112]《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又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遗失。遗物有商鞅方升。[113]

商鞅
商鞅
申不害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本为郑国人，公元前375年，郑国为韩国吞并，申不害就成了韩国人。这位战国时期的改革家，长期被归于法家代表人物，相当关注“术”。他在韩昭侯时被任为相，主持变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14]

在郑国时申不害是一位小的官吏，公元前375年在韩国灭了郑国，申不害从此成为韩国人。他在韩国也是一位官级很低的官吏。他通过在韩国陷入困境时积极进言，以示弱帮助韩国摆脱了困境，得到了韩昭侯的信任和重视。后来被任用为韩国的相。申不害还对韩国进行了变法改革。他鼓励百姓进行农业的生产发展，大力发展铸铁业，改善官吏队伍，巩固国家的政权。申不害的示弱方法让韩国实现了自救让韩国走出了危机的境地。申不害的变法让韩国实现了兵强马壮，提高行政效率，让韩国的国力得到了加强。[115]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114]

申不害《申子》一书，是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术”“法”“势”是申不害思想的重点。申不害从君主的角度阐述了立法的重要性，提出君主要明法，正确任法。术即是用来辅佐法律实施和政策推行的一种政治策略，申不害“术”的思想是“明君治国”之策。申不害“势”的思想体现在他变法在中时加强君主权力的方法。他认为拥有了权力，法律法规才能得以实施。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申子》与后主评价道申不害的思想是可以让君主“劳长逸之术”以此王夫之是高度评价申不害《申子》一书。海外汉学家顾立雅对申不害的思想赞赏，认为申不害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影响无人能及，最为深远。[116]

申不害
申不害
慎到

慎到（公元前390-前315年），又称慎子，赵国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创始人之一，著作有《慎子》一书。[117]在先秦法家中以重“势”而著称，是法家中重要的理论家，在法理学上有造诣。[118]其思想以黄老哲学为根基，援道入法，以法为主。[119]

慎到通五经，精于黄老之术，尤长于《易经》，齐宣王时曾长期在穆下讲学。慎到承认天地的伟大，但同时相信人们能够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他以“因循自然”的哲学体系，推导出政治上较系统的法、术、势理论，在法家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新。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提出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认为国君由百姓供养，其权力是由百姓授予的，而非天子自己取得。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他所提倡的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遂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这种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思想的合流。[117]

慎子是法家重“势”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政治思想在先秦独树一帜，以“重势”“尚法”为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为道法转关提供“因”的思路。[120]由于慎到受到齐国文化的熏陶，他融汇道、法、儒等诸家学说，其思想在西汉初期影响较大，如陆贾、贾谊、刘安学术思想及著作都有接受慎到思想的部分。东汉后期，社会政治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慎到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东汉学者所接受。慎到思想中的黄老倾向、法家倾向及儒家倾向等，在不同的历史学术背景下都有被选择性地接受与发展。

韩非

韩非（？[注10]—公元前233年），又称韩子[注11]、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121]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117]

韩非出生贵族之家，天生口吃，但善写文章。年少时，韩国就经常受他国侵扰，不断被削弱，于是韩非立志报国，积极向君主上奏自己政治主张却始终未被韩厘王认可，于是韩非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后来文章传至秦始皇，得到秦始皇称赞，但因其立场问题不受信任，于公元前233年被毒死狱中。[122]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123][122]，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该书共55篇，约13万字。[124]韩非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传承荀子、结合老子思想发展了法学，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125]

代表著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法家学派著作10种、216篇，[126]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127]今本《管子》为西汉刘向编订，定著八十六篇，其中十篇的内容亡佚，仅留下篇目。[128]《商君书》原书29篇[129]，现存目录26篇，但其中刑约第十六、御盗第二十一原文散佚，有内容的只有24篇。[130][126]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韩非所著《韩非子》五十五篇，今俱存，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119][127]李悝所著作的《李子》三十二篇，被列为法家之首。[131]申不害著《申子》一书，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政治思想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的价值。[116]

学派简介

名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亦称“邢名家”“辩者”“察士”等。[132]名家是先秦诸子中因“名”成家、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用来特指先秦时期名辩思潮中专门辨析“名实”的一批“辩者”之流。[133]

先秦时期，社会巨大变革，使得古代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潮空前繁荣，百家争鸣局面形成。[134]当时社会“正名”问题的迫切实际需要，促使名辩思潮兴起，也使得“专决于名”的名家及其思想迅速崛起。秦大统一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维护统治，百家争鸣终结，名家也走向衰落。[133]学术界现主要将名家分为“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别。历史上也提出了“白马非马”“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等著名论题，现仍存在争议。[135]

名家之学是一种“名辩”之学，是一种哲学思想和观点的交锋或学术思想的相互批评。[136]名家之称，始于西汉初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133]名家“辩者”的严谨辩论技巧和语言表达逻辑思想，开创了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137]名家思想中的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言哲学思想等哲学思想，不仅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遗产、理清中国哲学发展脉络，而且对于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138]

惠施

惠施（约前370—约前310年），生活年代早于公孙龙，被后世认为是与公孙龙并列的名家代表人物。相传其生于宋，主要在魏国从事政治活动，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庄子的至交好友。同时也是战国时期六国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主张魏国、齐国、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齐、魏互尊为王。《汉书·艺文志》著录《惠子》一篇，已佚,隋、唐《艺文志》已不著录。今有马国翰辑佚一卷。其学说、行迹散见《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战国策》等书中。[139][140]

公孙龙

公孙龙（约前320年—前250年，一说前242年），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另有子禀、子石说法，赵国人（今河北邯郸），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代表人物。[141][142]

公孙龙是当时著名的“辩士”，在平原君赵胜家里做门客约有二十余年，受到赵国军臣的器重，曾任赵惠文王、赵孝成王的相国。 期间分别说服燕昭王与赵惠文王停战，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劝平原君拒绝封地。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143]

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天下无指”“夫名，实谓也”等哲学命题，把名实问题作为逻辑问题独立进行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然今《公孙龙子》传世本只有六篇:《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除《迹府》为门人辑录公孙龙生平事迹外，其他五篇都是公孙龙本人的作品。[141][144]

邓析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郑国人，春秋时代末年思想家。邓析是郑国子产的部下，子产在郑国执政时，邓析是大夫。著有《邓析子》，包括《无厚篇》与《转辞篇》两篇，《无厚篇》二十一段，《转辞篇》十七段，主要讲述了其主张刑法公开化、反对礼治的思想。关于《邓析子》之真伪，学术界争论不一，有说内容参杂其他家说法，可能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将其归入子部法家类。关于其生平，史籍记载不多，现仅见《吕氏春秋》记载其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的事迹。[140]

桓团

桓团，春秋战国时人，与惠施、邓析、公孙龙齐名，以辩论闻名于世，生平事迹不详，现仅见《庄子·天下》中记载其名。[145]

代表著作

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名家者七，共三十六篇。邓析二篇， 尹文子一篇， 公孙龙子十四篇， 成公生五篇， 惠子一篇， 黄公四篇， 毛公九篇。[133]

学派简介

阴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因汉代《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而得名。该学派内部流派众多，以战国时齐人邹衍、邹奭为代表的阴阳家最为闻名，亦被称为“阴阳五行家”。[146]

关于阴阳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称阴阳家源于古代羲和之官，除此之外亦有方士说、儒家说等。阴阳家在战国末期广受统治阶级推崇，邹衍及其学说的传人邹奭被时人称为“谈天衍，雕龙奭”。[146]汉代以后，阴阳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逐渐消失，其阴阳五行思想被儒家与道家进一步发展吸收。[147]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包括五行生胜观、五德终始说，大小九州说等。战国时期阴阳家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68家，1300余篇，现均已亡佚。[148]阴阳家学说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与辩证色彩，其对宇宙自然规律的探究蕴含着中国科学的萌芽。在思想政治领域，经由阴阳家发展的阴阳五行思想构筑了汉代以后的政治思维模式，对儒、道思想亦有深远影响。[149][150]但是，阴阳学说在汉代以后统一助长了迷信思想的盛行，抑制了学术自由的发展。[151]

邹衍

又作驺衍，为战国末期齐国人，是稷下学宫派的重要理论学者，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据《盐铁论》记载，邹衍年轻时曾学儒，后转而学习变化终始之论（方仙道术）。[152]《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现均已亡佚。[146]马国翰有《邹子》辑佚书1卷。[153]邹子活动的时期与公孙龙等同时，其人及其学说广受王公贵族的推重。燕昭王曾为邹衍修建碣石宫并亲自拜师学习，司马迁对邹衍所受的礼遇曾大发感慨，认为孔子困于陈蔡，脸呈菜色，而孟子困于齐梁，不为王公所重，相比之下，邹衍的待遇过优于孔子。[146]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治学之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154]，即经由自身的直接经验推导出外部的未知世界，由已知推导出未知。[155]邹衍统合阴阳五行思想，以此解释历史的变迁、宇宙运行的法则与人事的兴废，[146]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以五德的演进推测王朝的兴衰更替；顺天应时的教令思想，强调人事活动应该同自然时节一样具有韵律感与节奏性；大小九州的地理观念，将所在中国视作九州之一中的又一小州，拓宽了时人对世界的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153]

邹衍画像
邹衍画像
邹奭

齐国人，与邹衍同为稷下先生，是邹衍学说的传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之术迂大而闳hóng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154]邹衍谈论天道，而邹奭继承与吸收了邹衍的学说，与之一同为时人所称赞。

《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奭子》12篇，但均已散佚，其基本思想应与邹衍相同。[153]

代表著作

阴阳家作品多成书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但书皆不传，其片断散见于《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书中，清马国翰有部分辑本。[156][157]

学派简介

纵横家，战国时专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一。战国楚人鬼谷子是该派思想的先驱。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158]

战国时期，战争、变法、士人阶层的发展，其中一些士人为了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游说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后来走上了专务合纵连横的道路，成为纵横家。秦统一中国后，纵横家失去了再发展的直接基础。焚书坑儒后，纵横家传承由公开转入地下。秦末的农民大起义使中国又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再次为纵横家创造了机遇，涌现一批纵横家，如陈平、张良、蒯通、郦食、陆贾、伍被、枚乘、主父偃、羊胜、公孙诡等。但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纵横家受到儒学排挤，而终结。纵横家断绝之后，部分人便继承了纵横家中的游与侠，形成纵横家的变种游侠，从中又衍生出怪胎游惰。[159]

纵横家类似诡辩派，利用形式逻辑的推理，为国君解决困难。[160]但在纵横家流变的过程中，长短纵横之术被运用于政治斗争，转型为《三十六计》。[159]

代表人物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有鬼谷子、苏秦、张仪、公孙衍等。[1][160][161]其中，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纵横家的鼻祖，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阈之术，以黄老“心术”论世御事，讲求内外损益之理，其思想展现在《鬼谷子》一书中。[162][159]苏秦早年求学于鬼谷子门下，后苦学《阴符》，以合纵之策游说（崤山以东）六国，形成合纵联盟，成为合纵联盟从约长[注12]，并同时兼任六国国相。[163]最后因与大夫与争宠，被刺客刺伤，不治身亡。[163]苏秦著有《苏子》三十一篇，收于《汉书·艺文志》，佚失。[164]张仪是魏国贵族后裔，和苏秦共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主要以连横之术破合纵之策。[165]

代表著作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十二家，百七篇。[156]《战国策》记载了纵横家的许多言论与活动。[156]刘向整理编定的《战国策》三十三篇，分为十二国策，是为古本。南宋时，耿延喜在括苍请人代校《战国策》，世称括苍本。1147年，南宋鲍彪以《史记》、《汉书·地理志》为资料，给《战国策》作注，世称鲍氏注本。1164年，剡川姚宏又以孙元忠校本为底本，参照晋孔衍《春秋后语》、吕祖谦《大事记》作续注，世称姚氏注本。一般认为姚氏注本是传世最好的版本。[159]

学派简介

杂家产生于战国中晚期，是糅róu合了诸子百家思想形成的学派，为诸子百家之一，有“兼儒墨，合名法”之特点，即综合了众家之说，兼收并蓄各家之长，然后通过收集各家言论来贯彻其学术主张以达到某种政治目。[166][167]《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大体上反映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文化融合的趋势，虽集合众说，亦可称为一家。一说实为新道家学派。[158]

杂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再加上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礼乐制度逐步被瓦解，诸子百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而随着诸侯争霸局面的逐渐形成，各家单一的学术思想并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带有政治实用主义、以“王治”为宗旨的杂家应运而生，但由于杂家的思想是融合百家思想才得以形成，这一点一直受到诸子百家的诟病和排挤，再加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渐加深，统治者需要统一的学术思想来作为施政的理论依据，因此，杂家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168]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杂家，在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汇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不断的综合创新，其形成的思想体系，对先秦至西汉思想形态的转变提供了新的视野，从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尸子》到汉代的《淮南子》，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编撰，无一不体现出杂家自我完善发展的学术之路，这种“和而不同”理论方法，对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及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68]

代表人物

杂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门客尸佼、秦国丞相吕不韦，西汉淮南王刘安，齐国政治家淳于髡、秦国大夫由余、秦国谋臣尉缭、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等人。其中吕不韦主张博采众长，“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即不拘一家取长补短，突破各学派排斥异说、定于一尊的做法、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尸佼主张“令民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敢欺”，要求确立并根据法律制度进行统治。刘安的主张是“无为而治”，在此基础上又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不循先法，不守旧章，主张在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轻刑薄赋、鼓励生产的政策，善用人才，体恤百姓，使国家国泰民安。[167]

吕不韦
吕不韦

代表著作

杂家著作以战国时期商鞅门客尸佼的《尸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王门客所集的《淮南子》为代表。[158][169]其中《尸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和晚期之间，其书主要写了各学坛对政治、经济、文化、学习等观点的看法，涉及的观点有去私论，尚贤论等，除此之外还强调教化的作用，提出要兼爱百姓，善修国政。《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其书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以封建大一统政治需要为宗旨，熔诸子百家之说于一体，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时期，其书大量引用了道家的学说，但又在其基础上继承了法家的法制观念，同时还批判了法家的残暴统治和严刑峻法，将法家和道家的思想合理有序的结合了起来。[170]

学派简介

农家，战国时注重农业生产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认为“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注13]，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158]《孟子》记载许行一派的农家为“神农之言”或“神农之教”的思想家，后世的农家又称为“神农学派”。[172][173]

农家产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但楚国统治者并不支持农家思想，于是农家向鲁、宋、滕一带流散。农家作为一个政治学派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至战国末年，农家已经被融合于其他学派之中。至《吕氏春秋》成书前后，农家的政治主张大体上已经依附于法家的农战思想，它从先学那里所继承的，差不多仅是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总结推广农业技术经验。它是一个未能充分发展便已走向消亡的学派。[174]

农家注重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75][176][171]认为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所有人都应该亲自农耕；[11]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把农业管理看作整个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管理内容，并且把农业的决策和管理正确与否同国家的兴盛紧密联系起来，以此作为农家管理思想发展的指导原则。[175]

代表人物

农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行，[171]也是唯一留下了姓名的农家学者。[160]他对主要的农业管理原则进行了深入阐发。[177]他依托远古神农氏“教民农耕”之言，主张“种粟而后食”，贤明的治理者应该带领人民一起劳作。他带领门徒数十人，穿粗麻短衣，在江汉间打草织席为生。许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他和门徒以农事为主业，同时也从事手工业生产，还认识到市场货物交换的重要作用，用粟来交换帽、锅、炊具、铁制农具等需要品；并且指出，如果一切自制，将妨碍农耕；主张依据产品的长短、轻重、多寡、大小等数量、质量规定相应的价格，使“市贾(价）不贰”“莫之或欺”，不赞成商人居中剥削，反对抬高物价和交换中的欺诈行为；否定君主拥有仓廪lǐn、府库的物权。对滕文公的“历民以自养”的君主剥前制度，也持批评态度。许行的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农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171][173][174]

代表著作

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171]《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农家”著作有九种，其中《董安国》和《汜胜之书》是汉代著作。[174]如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均已流失的著作有《神农》20篇，《野老》17篇，《宰氏》17篇，《董安国》16篇，《尹都尉》14篇，《赵氏》5篇等。[171][176]《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175][176][171]

学派简介

小说家，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178]《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bài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即小说家以采集民间传说议论，民情风俗、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175][176][179]

小说家虽自成一家，但多被视为不入流者，《汉书·艺文志》：“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chú荛夫之议也。”[178]故有“九流十家”之说。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但因其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175][176][179]

《七略・诸子略》将先秦与汉初诸子思想分为十家九流，仅小说家为十家之一面不属于九流。但作为一家之言，小说家反映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被列为九流的学派无法替代的。[158]

代表著作

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等，均已佚。今据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似外史、别传、笔记之类，其立说托诸古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杂记古事者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多篇。[178][158]

代表人物

小说家的代表人物虞初（约前140-前87)，河南洛阳东人，汉武帝时为方士侍郎。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于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虞初写的《周说》共计943篇，原书失传。据东汉人应劭所说，《周说》是根据《周书》写成的小说。《太平御览》第三卷所引《周书》三则，其写作风格类似于《山海经》，清代人认为是虞初的佚文。虞初的《周说》虽已失传，但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深远，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文选·西京赋》中张衡云：“小说百家，本自虞初。”后人有以虞初为小说命名的，如《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等。[178]

学派简介

兵家，由先秦和汉初的军事家或军事学家所形成的派别。后作为中国古代主管军事活动之官员、人物的总称。[158]《汉书·艺文志》载：“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认为兵家源子古代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员。[156][180]

《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兵书略》把兵家分为权谋家、形势家、阴阳家、技巧家四类，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156][180][176]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们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56][180]兵家的军事哲学一般包含有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重点在于指导战争。[180][176]

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司马穰直、孙膑、尉缭、韩信、魏无忌、白起等人。[180][176]其中孙武被尊称为孙子、孙武子。[181]他潜心研究兵法，著称兵法十三篇。[182]他所著《孙子兵法》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学著作。[183]孙膑为孙武的后斋，曾与庞涓一起从师鬼谷子学习兵法。[184]他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战争经验，著就《孙膑兵法》八十九篇，久已失传，后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竹简，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有残缺。[185]

代表著作

兵家著述颇丰，《汉书·艺文志》记有“兵书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其中大多已佚。[156]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176]其中《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178]

学派简介

医家，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先秦学术研究中增的医家。[2]从的医繁体字“醫、毉yī”字形上可以看出是战争的直接产物。同时，医与“酉”[注14]、“巫”关系密切。由此可以说，医的职业从一开始就有两条分流，一种是注重理性的“医药派”，用酒等药物来治疗疾病；另一种是注重感性慰藉的“医巫派”，用舞蹈、仪式来安定缓解病痛。三皇五帝至西周时期，人类相对来说还比较弱小，巫祝占卜活动和“天”“帝”“鬼”“神”观念特别流行，部落领袖如伏羲、神农、黄帝等，既是最高的行政首领，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既担任巫师长，又掌管医药，被后世尊为鼻祖。[186]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代思想的大解放，道圣观念逐渐取代天神观念，医药事业逐渐从鬼神的事业中独立出来，变成了一项专门的行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良医。如《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一些医学家，有齐医、楚医、秦医缓、医和，晋医衍，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有级别、有俸禄。《周礼》既有主管医务的“医师”，也有主管神事的“太祝”，又有“司巫”“男巫”“女巫”等从事具体事务的官员。[186]

到了周代末期，医药之事逐渐取代巫事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关于医药的人文理性和事业因此也发达起来。[186]在轴心文化期，医家不仅有身怀绝技的医者，而且有成熟的中医理论。[178]20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建立常人观念，关注常见疾病的预防医治，并与西医药观念进行结合。[186]

扁鹊

据《史记》记载，早年师从长桑君，得其秘方医书。扁鹊著有《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均已佚失。[187][188][189]他奠定了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诊法的基础，是脉学的创始人，并被认为是“方者之宗”，医学界称扁鹊为“古代医学的奠基者”。他创立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医学学派——扁鹊学派，并培养了子豹、子阳、子明、子游等弟子，开创了民间医学教育。在医学思想方面，他首先提出以阴阳来解释病因，并将脏腑与经络学说结合在一起诊治疾病；他反对巫术，提倡预防思想，并提出“六不治”之说，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87][190][191][192][193][194]

淳于意

淳于意（约前205-?)，曾是齐国都城管理粮仓的官，另有仓公之称。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针灸技术，在《诊籍》中已见有效地应用。他广收弟子，精心传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有宋邑（临淄人）、冯信（临淄人）、唐安（临淄人）、高期、王禹、杜信等人。[178]

代表著作

《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178]它的出现是中医理论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该书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不迟于西汉，经历代医家修订，是先秦时期医家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195]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养生宝典、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医之始祖。它与《难经》《伤寒杂病论》《农本草经》被称为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178]

政治

诸子百家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君提供治政方略，诸子之间相互标新立异、激烈辩驳，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政治理想和见解。[2]在诸子百家中，儒、法、道、墨等家的著述，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由许多著名学者编写的卷帙zhì浩繁的典籍中都含有大量的政治研究成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5][5][196]同时，诸子百家既互相争辨、批判，又彼此渗透、影响、融合，刺激儒家作出回应，深化、细化自己的理论，[13]反映了战国后期列国争雄趋向政治统一，为政治统一的实现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7][197]

文化

战国诸子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源头，[2]奠定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推动了当时和后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7][175]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百家散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5]

思想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75]展现了自由思想和学术的活泼化，开启了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198]战国诸子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根基，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它上承夏、商、周三代学术，下开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两千多年思想的先河。[2]这一时期，等于同时期西方希腊之于欧洲文明。[198]

文献

人们把儒家以外的先秦诸子学说都列入子部。西汉刘歆《七略》始立“诸子略”一类。《汉书·艺文志》依《七略》之旧将诸书分为十家。晋荀勖编《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乙部即收录子书；东晋李充更定甲、乙、丙、丁排次，子书归为丙部。《隋书·经籍志》则正式以经、史、子、集命名四部，千年以来相沿不改，子书成为中国文献一大类别。但后世子部界限日趋庞杂，如《四库全书》将难纳入经、史、集部的书统统归入子部，使子部成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大杂烩。秦汉以后，由于诸子各家思想的延续、发展，产生了像汉王充《论衡》、晋葛洪《抱朴子》等一批新的子书，也出现了像今本《列子》《晏子春秋》等一批自称“古本”的伪托之作。这些时人均列入子书。为便于保存和查阅，明人将子书辑为多种丛书。仅嘉靖年间的诸子丛书就有《十二子》《六子全书》《六子书》等。其后则有明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收93子）、清崇文书局辑《子书百家》（一名《百子全书》)、浙江书局辑《二十二子》《子书二十二种》、民国时五凤楼主人辑《子书四十八种》等。[1]

老子其人其书

《史记》是最早记述老子其人的史书，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两条记述，特别是第二条，引起了古往今来的无数争论。[199]

第一种观点认为，老子约略与孔子同时而年长于孔子《老子》书是老聃所著，但有战国时人的增益。持此观点者以高亨、吕振羽为代表。[199]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老子与孔子同时，但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是老遗说的发挥。这一派观点以唐兰、郭沫若为代表。如唐兰认为《老子》成书与《墨子》《孟子》同时。 郭沫若则认为《老子》上下篇是楚人环渊所录的老聃遗训，环渊约与孟子同时，是老子的再传或三传弟子。[199]

第三种观点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老子》也成书于战国。此种观点以梁启超、罗根泽、冯友兰为代表。如梁启超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之末. 罗根泽认为老子就是《史记》所载见秦献公的太史。[199]

第四种观点认为《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间。持这种观点的有顾颉刚和刘节。如顾颉刚认为《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 刘节认为《老子》五千言成书迟在西汉文、景之间。[199]

杨朱学派是否存在

关于杨朱学派，因为杨朱的生平事迹，还是其著述，都无专书保存下来。只是在《荀子》《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典籍，及《淮南子》等汉代文献中，有零星的述论。根据这些述论，只能对杨朱及其学说有一个大略的了解。在今存《列子》一书中，有《杨朱》一篇。胡适以为其中保存了杨朱的思想，故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据以论说杨朱，唐钺以为《列子》一书为魏晋时的伪作，因为认定《杨朱》并不能代表杨朱的思想。[200]

《列子》是否为伪书

关于《列子》是否为伪书问题，朱谦之以《庄子》书中只有列子被冠以“至人”这一个名称，并且全书凡叙列子之处都一致推崇，而认定列子是《庄子》虚构的人物，只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假托。并且他认同马叙伦的观点，以《列子》中所记载的《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的故事，和《穆天子传》同《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等为证据，认定《列子》为伪书。[201]马达则认为《列子》不是伪书，其定本是列御寇、列子弟子、列子学派著作的汇编。[202]

《庄子注》的作者争议

关于《庄子注》的作者问题，冯友兰根据《晋书·向秀传》认为《庄子注》的原本为向秀所作，郭象只是补作《秋水》《至乐》两篇的注，又把《马蹄》一篇的注改换了一下。其余各篇的注都是向秀原来作的，郭象不过是做了一些字句上的修改。[203]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则根据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则通过对《列子注》中两段引文的比较，认为在现存的《庄子注》中，郭象对向秀注虽然是尽量引用但同时也作了改造，可以认为它是代表了郭象思想的成熟形态的著作。[204]

墨家源流争议

清末民初时期，墨家学派作为诸子学派的一类，其学术思想在近代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讨论，以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就墨家学说展开学术争议。章太炎与胡适之间展开了墨家流源之争议[205]。关于墨家来源，章太炎坚持墨家出自王宫，认为其目的是为宗教服务，“墨者流，古宗教者，与孔、靠绝殊者也。”章太炎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也是因为其肯定《汉书·艺文志》中墨家出自“清庙之守”一说[206]。

但在胡适看来，《汉书·艺文志》主张的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纯属汉代儒家学者的牵强附会之语，从贵俭、兼爱、天志、尚贤、右鬼等六个微观视角逐一批判墨家出自王宫的观点，激烈否定章太炎的观点[207]。而胡适的观点虽然得到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局部认可，但傅斯年虽认可胡适墨家不出王宫之观点，却也仍不否定章太炎“墨子，古宗教家”之观念，认为墨家教义仍以宗教为主[208]。

名家是否存在

名家与先秦诸子其他显学区别在于无明确清晰的创办记载、师承关系、发展历程等记载，历代对于名家的讨论也是分歧很大，甚至对其存在产生质疑。[209]著名的是胡适的“先秦无名家”论。[210]特别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批判了“名家”的概念。对于“名家”的存在，胡适的主张称“古代本来没有什么‘名家’，无论那一家的哲学， 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 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 ‘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形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211]虞愚赞同胡适的说法，并在《中国名学》中提及先秦诸子皆谈名学，因此无名家的存在。[138]

杂家是否存在

在学术史上，先秦杂家是否存在一直都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否定先秦杂家存在的理由在于杂家没有自己的学术宗旨，现代思想学家侯外庐先生说：“《吕氏春秋》因为它是‘调和折衷’的缘故，所以任何一说都没有彻底”，即认为杂家是不主任何一家的学派，也暗指杂家没有学术主旨。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汉书·艺文志》他们所说的‘荡者为之’，其实就是杂家的本质。杂家要兼儒、 墨，合名法，而没有一个自己的中心思想，这就是 ‘无所归心”，而钱玄同在《中国学术论文集要》中更是说：“杂家之书，传于今者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二书皆成于众人之手，盖集合百家之说，初无宗旨可言。”[212]

然也有不少观点认为杂家是有其学术宗旨的，《汉书》中载有：“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即认为杂家的宗旨是以“王治”为根本的统治，对于《汉书》中有关杂家宗旨的记述，历史学家吕思勉认为：“诸子之学，除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不名一长外，余皆各有所长；犹人身百骸，阙一不可；故日知国体之有此。杂家兼容而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 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认为各家的学术，除去道家不是以一种单独的学说作为其思想体系外，其余学派思想体系的构成都是单一的，其各有所长，可就犹如人的骸骨缺一不可一样，杂家兼容了各家学说的精华，能够总揽全部的思想理论，其自成体系，是比起道家学说更为完善的一类学派，认为探讨“治法”的“王治”之道是杂家的宗旨。《隋书》也说杂家以“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为主旨，即认为杂家是以研究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寻找在当世避开利害实现有效统治为主旨的学派。[170]

相关研究

现代学术史对诸子百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哲学史的代表性著作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等。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主要有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何兆武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等。[2]

参考资料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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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参考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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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参考 202
  203. 参考 203
  204. 参考 204
  206. 参考 206
  207. 参考 207
  208. 参考 208
  209. 参考 209
  210. 参考 210
  211. 参考 211

注释

  1. 中国的东方，指黄河中下游上下两岸。[12]
  2. 四公子：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13]
  3. 目前民间祭孔采用农历八月二十七，公历九月二十七作为孔子生日，毕宝魁教授则在《孔子生年生日详考》中经过考证认为，孔子的生日应在农历八月二十一，公历十月八日。
  4. 私淑弟子指的是未能亲受学业，却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的门外弟子。
  5. 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之一；墨:即墨子。
  6. 一作“矩子”。
  7. 详见争议章节。
  8. “刑”是指刑罚，“名”是指名分。“刑名之学”是指法家那套以刑罚、名分治理国家的学问。
  9. 战国李悝制定，中国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典。
  10. 韩非的生年在现存史籍中均无记载。学界流行的说法之一来源于著名学者钱穆，其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根据韩非和李斯同学于苟卿的史实，假定韩非与李斯年龄相当，推定韩非生于公元前281年。但这一说法被另一位著名学者陈奇猷反驳，其认为钱穆的依据不能成立，在古时同学之间年岁相差大的例子很多，如孔子与其弟子曾参和仲由。同样反驳这一说法的还有学者陈千钧，他也通过韩非与堂谿公问答之言推测”假定“韩非生于韩厘王元年即公元前295年。
  11. 司马迁于《史记》中，对韩非以“韩子”称；《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韩子》五十五篇”；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有《非韩篇》通篇称“韩子”。但是到清代，王先慎、王先谦已称为“韩非子”，何时改成已无法详考。关于改称一种说法是为避免与唐朝也称为“韩子”的韩愈混淆。
  12. 合纵之约的六国之长。
  13. 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171]
  14. 即酒，古时亦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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