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

唐兰（1901—1979年），^[3]原名张佩，^[2]字立庵、立盦ān，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3]唐兰是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3]

20世纪20年代初，唐兰开始研究《说文注》四卷，后转向青铜器款识及甲骨文字研究。^[3]1940年任中文系教授，同时任西南联大中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9年后，唐兰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调入故宫博物院。1953年至1972年，唐兰多次将收藏的铜器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1979年1月11日，唐兰在北京病逝。^[3][4]

唐兰终生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gǔ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50余篇。^[3]著作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西周青铜器铭文史征》等。^[3]

唐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浙江嘉兴市秀水兜。民国初年卒业于商业学校，曾学医、学诗词，后来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先研读《说文解字》，后逐渐涉及群经。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即著《说文注》四卷，后渐致力于青铜器款识及甲骨文字研究，曾直接受教于罗振玉、王国维，并获称赞。^[3]

20世纪30年代初，授课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至北京，代顾颉刚先生讲《尚书》于燕京、北京两大学，后讲金文及古籍新证，又代董作宾先生讲甲骨文字，并应聘在师范、辅仁、清华、中国诸大学讲授古文字学及诗、书、三礼，1936年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日寇侵华，北平沦陷，辗转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

1940年任中文系教授，同时任西南联大中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抗日战争胜利，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唐兰继续担任北大教授，代理中文系主任。他与20世纪40年代所著《中国文字学》一书，曾礼先生评价“是在掌握新资料和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理论更严密的、方法更科学的文字学体系的一部代表作品”。“他提出的文字学理论，对于使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对文字改革也付出了很大精力。1949年后，唐兰仍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调入故宫博物院，曾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部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职，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史学会理事、市政协委员等社会职务。1953年至1972年，唐兰数次将收藏铜器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3]1978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唐兰在北京病逝。^[4]

作品名称发表刊物时间《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1999年《唐兰先生金文论集》-1995年《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1986年《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1980年二辑《“蔑历”新诂》《文物》1979年5期《论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温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2期《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1期《殷墟文字二记》《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一辑《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3期《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guǐ铭文解释》《文物》1977年8期《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香港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77年《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6期《黄帝四经初探》《考古》1974年10期《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8期《永盂铭文解释》《文物》1972年1期《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丛论》1963年三辑《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1期《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问题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2期《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石鼓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1期《宜侯矢簋考释》《考古学报》1956年2期《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1期《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3期《中国文字学》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上海古籍社重印1949年 1981年《天壤阁甲骨文存》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清华学报》11卷1936年7月《殷墟文字记》《北京大学出版组》1934年石印1982年正式出版《钟鼎文字研究》1932年《山海经的研究》《商报》文学周刊1930年28－30期《获白兕sì考》《史学年报》第1卷第4期

参考资料：^[3]

参考资料：^[5]

唐兰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50余年，涉及广泛的学术领域，建树颇多。在古文字学方面，不仅考释出很多难识的字，而且还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古文字的研究方法，如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使古文字研究摆脱了过去那种猜谜射覆式的主观臆想，走上了比较科学的轨道。^[6]

1973年，唐兰回到北京从事参加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的研究整理工作以及对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研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过程中，唐兰致力于中国文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为我国文博事业以及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他调整陈列布局，亲自撰写陈列大纲和总说明，使故宫博物院陈列的总体布局更加趋于合理。^[2]

2000年5月，唐兰故居被公布为嘉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7]

“他提出的文字学理论，对于使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相分离，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曾礼先生 评价）^[3]

唐兰先生终生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论著甚丰，对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代史学等诸多领域都造诣很深，且治学严谨，学术创见甚多，对所及领域均有很大贡献。（故宫博物院 评）^[3]

唐兰先生在历史学、金石学、文字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其中古文字学成就尤为突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学博物院 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