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

训诂学是专注于解释古代文献中词语意义的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语言，其核心内容是对词义进行解释。“训诂”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如西汉贾谊著有《春秋左氏传训诂》，具体是指将枯燥难懂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解释。^[3][4][1]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结构剧变，众多思想家开始发表观点，并需要解释古籍中的难懂词汇，训诂学因此兴起。^[5][1]先秦时期，训诂学刚刚起步，最初的形式出现在正文训诂中。^[6]汉代，训诂学蓬勃发展，形成了系统的训诂学著作，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这些著作成为后世训诂学的基础。唐代学者孔颖达等人对《十三经注疏》的贡献，使得这些经典得以更好地传承。李善为《文选》作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以及颜师古的《汉书注》，都扩展了训诂学的应用范围至文学和史学作品。宋代的朱熹不仅在义理方面有独到见解，也在训诂学上成就卓著，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均为训诂学的重要作品。元明两代的学术出现停滞状态，主要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谈经说道，不求甚解。直至明万历年后，古学之风方显恢复，以焦竑、杨慎、方以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著书立说。清朝时期，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清代著作极丰，训诂学者治学理念正确、研究方法科学。^[6]

训诂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解释实词和虚词、注音、校勘、说明语法和修辞现象、释句、释典、补充背景资料及揭示篇章主旨等。^[7][8]训诂的体裁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形式：正文体、传注体和专著体。^[8]训诂方法主要有形训、声训、义训、直训反训等。^[9][10]

训诂学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解读和注释，帮助后人理解经典著作的原意，从而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文化遗产。它不仅促进了古代文献的保存，还促进了对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研究。随着训诂学的发展，古代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9][3][11][12]}

“训诂”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如西汉贾谊著有《春秋左氏传训诂》（见《后汉书·儒林传下·董钧传》）。“训诂”的本义学界有两种理解：一种“训诂”义为解释旧词古义；另一种“训”和“诂”都是解释的意思。《后汉书·桓谭传》中说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这里的“诂训”就是解释的意思。^[1]

“训诂”这一术语在古代学者中通常被分开解释。关于“训”字的含义^[13]：

名词意义：《诗·大雅·生民》中的“古训是式”被毛亨解释为“古，故；训，道”，郑玄则将其理解为“故训”，即“先王之遗典”。这里的“训”指的是古代的教令或典章。^[13]动词意义：《尔雅·释训》中提到“训，道也”，《说文解字》解释为“说教也”。段玉裁补充说，“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并进一步引申为“凡顺皆曰训”。《广雅·释诂》中提到“训，顺也”，以及“训，教也”。《经典释文》引用张揖《杂字》：“训者，谓字有意义也。”孔颖达在《毛诗关诂训传》正义中提到：“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徐锴在《说文系传·言部》中解释：“训者，顺其义以训之也。”郝懿行在《尔雅·释训》义疏中说：“训之为言顺也，顺其意义而道之。”这些解释共同指向了“训”的核心意义——“说解”或“注解”。^[13]

关于“诂”字的含义：

名词意义：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引用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吕忱在《字林》中明确表示：“诂，故言也。”这里“诂”指的是古今语言的差异。^[13]动词意义：《说文·言部》中解释“诂”为“训故言也”。段玉裁在注释中提到：“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孔颖达也在《毛诗关雎诂训传》正义中提到：“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这些解释表明“诂”的含义是“解释古今语言差异”。^[13]

“训”和“诂”在解释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在古代文献中，“故”与“诂”常被当作同音字通用，例如段玉裁在《说文》中提到：“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13]

“训诂”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代，由毛亨为《诗》作注时使用的《毛诗故训传》。在此基础上，“诂训”作为注解的术语被广泛采用，而“训诂”则逐渐成为习惯用语。例如，扬雄在《答刘歆书》中提到：“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辆轩之使所奏言。”《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如《苍颉》多古字，需要正读，以及学者们传训故的情况。^[13]

在古代文献中，注解书的名称中既可以看到“故”或“诂”的单独使用，也可以看到“训”和“诂”连用的情况，例如《鲁诗故》《诗齐后氏故》等，以及《苍颉训纂》《尚书训》等。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更倾向于使用“训诂”这一术语来指代解释学这一学科。^[13]

"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中，是指研究文字、音韵和训诂的学科，它涵盖了汉字的形体结构、发音以及意义的研究。在古代，小学被视为经学的辅助学科，其目的在于帮助理解和解释经典文献。小学的这一地位反映了古人认为掌握文字、音韵和训诂是理解经文的基础。^[14][13][15]

训诂学是小学的一个分支，专注于解释古代文献中的词语意义，目的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本的真实含义。换句话说，训诂学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解释词语来传达文本的思想内容。因此，它可以看作是小学中更侧重于语义分析的部分。简单来说，小学是一个更广泛的学科概念，包括了文字学（关于汉字的书写形式）、音韵学（关于汉字的发音）以及训诂学（关于汉字的意义解释）。训诂学作为小学的一部分，特别强调通过对词汇的准确解释来阐明古代文献的意义。^[14][13][15]

训诂学分广义训诂学和狭义训诂学。广义训诂学，是传统语文学中的一个部分。它从语言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兼及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因素。它的任务是帮助人们阅读古代文献，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狭义训诂学，是研究词义的学科，它偏重于研究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词义，特别是以研究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词义为主。^[16]

对于“训诂学”的定义，前代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黄侃先生认为：“真正的训诂学是以语言解释语言，不限于时间和地域，旨在探讨训诂的方法和规则，以揭示语言文字的系统与起源。”殷孟伦先生则指出：“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以语义为核心，通过语言解释语言来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它是一个涉及解释、翻译和其他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旨在研究语言的解释方式，掌握其系统性，阐明其表达形式，并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发展。”洪诚先生表示：“训诂学是研究如何正确理解语言和解释语言的学问。”张世禄先生认为：“训诂学不仅仅是字义学，更是解释学，它是一种实用性的学问，帮助人们识字和辨认词语。”^[13]

上述学者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认为训诂学应当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训诂学内容广泛，涵盖了解释词语、典章制度、编写注释或字典词典等，甚至包括文献学和校勘学在内的各种解释现象。由于其研究内容繁杂，语言内外界限模糊，因此系统性和科学性相对较弱。狭义的训诂学则是研究解释的一般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主要任务包括研究训诂的发展历程、批判继承古代训诂的理论和方法，并吸收其他语言学领域的新成果，使之更加科学化。狭义训诂学的核心是词义研究，与语义学相近，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13]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周王室的一统天下变为诸侯国的各自为政，天下分崩离析。政治的割据一方面开启了各诸侯国选择不同社会道路的机遇，同时也解放了此前被禁锢的思想意识，各种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或向当权者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人生理想，这就需要从古典文献中吸取古人的思想智慧为我所用，有了对古籍中难懂的词语加以解释的需求，于是训诂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训诂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正文中对引用的古代文献或是使用的古代词语直接加以训释。如《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这是对《尚书》逸篇中《九歌》含义的解释。另一种训诂形式是对古代专书的训释。例如战国时期鲁国人毛亨的《毛传》是对《诗经》的训释，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和鲁国人穀梁子《穀梁传》都是对《春秋》的训释。^[1]

先秦时期，训诂学刚刚起步，最初的形式出现在正文训诂中。所谓正文训诂，是指古人阐述自己观点时，随文解释词语的意义，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解释与正文融为一体，没有特别的标记。在这个阶段，主要的训诂方法基本形成，训诂方法主要包括义训、形训和声训三大类，每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运用方式和特点。义训，即直接以字义解释字义，不依赖于字形或字音，是训诂学中最直接的一种方法。同义相训是其常见形式，如《周易·丰卦》中的“丰，大也”，以同义词“大”来解释“丰”，简洁明了。曾字为训则通过添加字的方式丰富词义的解释，如《礼记·射义》中的“射侯者，射为诸侯也”，虽有时被批评为冗余，但在特定语境下有助于准确传达意义。设立义界则更为详尽，通过一句话或多句话界定词义范围，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述，明确了“君”与“文”的丰富内涵。形训，则是通过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来揭示其意义的方法。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字形往往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武”字，由“止”与“戈”两部分组成，根据形训，可理解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之意，体现了古人对武力的辩证思考。声训，则是利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的方法。它基于汉字的音韵特性，认为音同或音近的字往往具有相似的意义或源于共同的语源。本字为训，如《周易·序卦》中的“蒙者，蒙也”，直接用字的读音和常用意义来解释其不常用意义。同音为训，如《论语·颜渊》中的“政者，正也”，揭示了“政”与“正”在读音相同基础上的意义联系。双声叠韵为训，则进一步放宽了音近的范围，如《孟子·滕文公下》中的“洚水者，洪水也”，通过音近或音转的字来解释词义，展现了声训的灵活性。^[6]这表明，先秦时期的训诂学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其方法论为后世的语言研究奠定了基础。^[5]

训诂学到了汉代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秦末，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流离，语言起了很大变化，先秦古书多以口耳相传，用隶文写出，史称“今文经”。汉武帝之后，社会日渐稳定昌盛，各地“古文经”日渐增多，其中多是古字古义，因此就有文人为之注释，至此注释之学得大昌于天下。汉代训诂学以经学为基础，而且有了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学著作，如《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这四部训诂专书被后世称为中国训诂学的基石。其中，《尔雅》为最早的训诂专书，著书3卷20篇（今留19篇），成为后代解词释义的重要依据。《尔雅》是最早的一部按事类编排的同训词典，被奉为训诂之祖，并被列入经书类。杨雄的《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其以方言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的兼贯纵横的训诂方法”，对后世训诂学有很大影响。刘熙的《释名》是一部用声训方法推求名源的专书，也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借以解读文献语言的训诂专著。之后西汉末扬雄作《方言》、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东汉末年刘熙作《释名》都是当时以至后世极为重要的训诂著作。两汉期间训诂大家层出不穷，先后有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许慎等，尤以郑玄、许慎成就最大，郑玄兼通今古文经，先后给多部经书作注；许慎则搜罗古今文字，著传世之作《说文解字》，为后世“说文学”树立了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二人被后世公认为“汉学正宗”，并称汉代“许郑”。至此，训诂学从理论到实践确立了地位。^[6][5]

两汉出现了训诂史上第一个兴盛期，其特点：一是确定了随文释义和通释语义两种基本注释形式，这是训诂走向成熟的体现；二是把形音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说文解字》对所收录的每一个汉字既释义，又分析字形，注明其音读；三是今古文经之争，形成两大学派，成为汉代训诂的一大特色。古文经学派所开创的“朴学”传统，影响深远。^[5]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训诂学发展时期，训诂学延续了两汉大发展的态势，又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及其著作。最有名的是张揖和郭璞。张揖的《广雅》为《尔雅》之后“雅书”中最有价值的著作，它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古义，是阅读训释周秦典籍的凭借。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中说：“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佚不传者，可借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广雅》也收录了汉以后的训诂名物，反映了词汇词义的发展变化。郭璞作《尔雅注》和《方言注》两部专书。《尔雅注》能以今语释古语，又可以方言释雅语，详解物之形貌与功用。《方言注》通贯今古，以近代方言释古代方言，并开始联系语音，提出了音有通转之说，为训诂学开辟了一条新路，贡献很大。这一阶段被王力先生称之为“语音研究的开始”。再者，此时字书和辞书分门别类，名目繁多起来。盖因社会发展，新生事物增多，在语言方面体现出来，新词、新字和一词多义现象比比皆是。为了归拢总结，吕忱、任诚作《字林》，宋代何承天有《纂文》，北魏阳承庆有《字流》，梁代阮孝绪有《文字集略》，以及顾野王《玉篇》30卷等。^[6]

语言学史著述对于这一时期的训诂学研究评价不高，主要是囿于传统经学的范围来谈论的，特别是清人对于宋学多有微词，如果我们跳出传统经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训诂学成就还是很高的。即使是所谓传统经学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十三经注疏》，都有唐代学者的心血凝结。李善为《文选》作注，成为研讨《文选》的鸿篇巨制，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都使传统的训诂范围扩大到了文学著作和史学著作。宋代朱熹不仅义理独擅胜场，而且成为训诂学大家，他所著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都是训诂学名著。玄应、慧琳的《一切经音义》更是把训诂的范围扩展到了佛典，在辞书编撰当中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更是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著述。宋代的训诂学不废义理对后世影响很大，它开启了清代朴学的训诂精神。^[6]

元明时期是训诂学停滞时期，元明两代的学术出现停滞状态，主要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谈经说道，不求甚解。直至明万历年后，古学之风方显恢复，以焦竑、杨慎、方以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著书立说，尤以方以智《通雅》为典型，根据古代语言材料，说明音义相通之理，兼论方言俗语，创见颇多，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必读书目。它突破了《尔雅》义例的局限，解释了许多前人没有涉及的语言现象。方以智重视用语音贯穿训诂，实是开启了清代“以声求义”的先声，对清代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次，朱谋玮的《骈雅》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此书不仅仅是对字的训诂，而且是对辞的训诂，这是《尔雅》系著作的一大进步。而且此书征引奥博，条理骇备，在明书中，可与方以智的《通雅》并称。^[6]

清朝时期是训诂学极盛时期，训诂学发展到新的高峰，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清代的训诂学著作数量之富、开掘之深，可以上溯到两汉。一批不朽的经典之作传于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的训诂学者治学理念正确、研究方法科学。他们对训诂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将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等成就融合运用于训诂学，大大突破了前人，将中国传统的“小学”发挥到了极致。清代乾嘉时期，乃汉学研究又一座高峰。此时，大家辈出，著作繁多，纵观古今，或从音韵，或就文字，探究入微，论点精妙。至此，训诂学理论及方法几近完备，清代的汉学研究成果几乎比前几代研究的总和还要多。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历经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等人的逐步加详，音学研究呈现了大发展的态势。戴震提出韵类通转一说；声母方面，钱大昕提出声转的观点，而且发现了古无轻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为先秦古籍研究字义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总的来看，清代训诂学方面最大成就除音学方面外，还在于汉学家们合理运用了汉学几千年的资料，并予以严密的逻辑论证，建立了体系完备的训诂学理论，沟通了有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即从声音探求意义，并从理论和资料上作以详解，使训诂学在原先的基础上大跨步地向前迈进。^[6]

现代训诂学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黄侃。1906年，章太炎发表《论语言文字之学》，正式使用了“语言文字学”的名称，使之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确定了其中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门类。他对独立后的语言文字学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著有《国故论衡》《小学答问》《文始》等。建立系统的训诂学理论，使训诂学真正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是黄侃。黄侃师从章太炎，写了第一部训诂学讲义，并进行独立的专科教学。另外，黄侃对这门学科的多种理论问题作了明确系统的阐述。^[5]

继章黄而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化的是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和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国训诂学史》从“史”的角度确立了训诂学的独立存在；《训诂学概论》从“学”的角度标志着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善和确立。另外，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等学者对近代训诂学的独立和科学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近代训诂学的特点，正是在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敢于创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训诂学理论体系。^[5]

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17]

《尔雅》是周朝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氏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朝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17]

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宋朝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训话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纂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话学书。王引之的父亲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话学颇有新的贡献。^[17]

训诂的主要内容是解释词语，其次考证典章制度、文字异同，翻译书写句子等。随文注疏的训诂著作，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都是根据上下文词语的用法作出解释。随文注疏的训诂内容最主要的是疑难字词、语句的解释，而且主要解释实词，其次是给字注音。^[7]

校勘也是训诂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本书流传久了，不是单一版本，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的文字有所不同，特别是先秦与汉文献如此，这就需要判断哪个版本正确，这就是校勘。这种校勘需要训诂学知识，因为不同之处的原因可能是：一字异体，或是同义词互换，或者是古今字对应，或者是音近通假，或者是手抄讹误。^[7]

解释句意、翻译句子，这也是训诂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主要出现在清代训诂著作中，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对《尚书》中的疑难句子用浅显的话翻译一遍。此外，概述一段、一章、一节、一篇的大意，也是训诂学主要内容。但解释词的意义是最主要内容。^[7]

训诂的体裁，指训诂采取的表现形式。训诂的表现形式，概括地讲，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正文体；（二）传注体；（三）专著体。三者不是分别独立的科学体系，它们之间有交叉。^[8]

正文体：典籍正文本身所含的解释形式。形训：《韩非子五蠹》“私、公”；义训：《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又《宣公四年》：“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楚令尹子文取名穀於菟，养于虎。《左传·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云邙，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邙，淫于云邙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邙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邙子田，见之，惧而归。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为谷，谓虎为於菟，故命之曰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史记.乐书》：“鄙者，陋也。”声训：《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弟子公都子问孟子好辩的故事，孟子讲了禹治水的历史，并引用了《尚书》逸篇“洚水警余”的话，接着解释说：“洚水者，洪水也”。“洚”和“洪”古音相同。此类训诂里多有确诂材料，为传注、专著类训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当然，有些也被拒之门外，特别是两汉以后，人们日益忽视这种体裁的训诂，甚至连“经典之统宗，训诂之渊薮”的《经籍纂诂》（清阮元）也未全面引用。陆宗达《训诂简论》：“我们如果把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总结它的规则，阐明它的体例，以进一步理解训诂的意义，探讨解释的奥妙，对于训诂学的发展一定有较大的帮助。”^[8]

传注体（注疏体）是以古籍为解释对象的训诂形式。“传”指相承的师说：“注”，本人的见解。“疏不破注”。早期（先秦）传注对前者经文大义的解说。《左传》主要是阐明经文大义。可分为三类：（1）以此书释彼书。如《春秋》有《三传》，后者是作者左丘明曾受学于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各自阐发对《春秋》的理解，左氏作《左氏传》以为正统。（2）一书之内，以此篇释彼篇。古书中常见此类因古“经”只存条目或梗概而后人加以阐发引申的体例，如《管子》书中前有《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篇，又有《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相呼应。《墨子》有《经上》《经下》二篇，又有《经说上》《经说下》与之相应。虽然经、传（解、说）同寓一书，但实际上传的对象仍为古籍，所传内容以大义为主。也有某些篇目释他书，如《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是《老子》的最早的选注本。（3）一篇之内，此段训释彼段。如《韩非子》有《内储说》（积储）上（经）下（历史和传说故事）、《外储说左》上下、《外储说右》上下，皆以上段为经，下段为传，传的内容是引用古代故事来证明经中各小题的论点，所谓“自为经传”。^[8]

成熟期（始于西汉初年）传注体主要是释明典籍的字词句。如毛亨《诗故训传》，它奠定了传注体的表现形式，确立了传注体裁在训诂学的地位，标志传注体训诂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后经部有汉郑玄注《三礼》：史部有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李贤《后汉书注》等：子部有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等：集部有汉王逸《楚辞章句》、唐李善《文选注》等。这个时期的传注体裁的训诂分为自注和他注二类。自注有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正文之下的小字即自注。上举各例均为他注，又细分为一人注（如高诱《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等）、集注（一是兼解经与传，如杜预《春秋左传注》等；二是汇集各家解说，如《集解》《集释》类）、补注（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补汉王逸《楚辞章句》，清王先谦《汉书补注》补唐颜师古《汉书注》）、注疏（亦为正义、义疏、讲疏。先秦古籍汉魏作注，唐宋除注正文外，还注旧注，如《十三经注疏》：《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汉赵岐注，宋孙爽疏。^[8]

专著体指《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专门性训诂著作。细分为“雅学”类、《方言》类、《说文》类、《释名》类、韵书类、音义类、杂类。^[8]

“雅学”类：汇集经史子集各书词义训诂成果，按义类将同义词罗列一处，共享一词训释。如此类鼻祖《尔雅·释诂》：“初、哉、首、基、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其后有旧题汉孔鲋《小尔雅》、魏张揖《广雅》增补《尔雅》；有专收名物注解的，如宋陆佃《埤雅》、宋罗愿《尔雅翼》：有专收某一书中名物注释的，如清陈奂《毛诗传义类》、清程先甲《选雅》；有专收联绵词的，如明朱谋土章《骈雅》、清史梦兰《叠雅》：有专收假借字的，如清吴玉捂《别雅》：有专释某一名物的，如清程瑶田《释宫》《释草》《释虫》等：有专释某一义类的，如清王念孙《释大》等。因以“雅”命名之作众多，故有“雅学”之称。^[8]《方言》类：收集古今方言词汇，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列为一条，释义并逐词说明使用地区。汉扬雄《方言》为开山之作。《方言》卷十：“摇（yào）、疗，治也。江湘郊会谓医治之曰摇，或曰疗。”清代以后有许多补续之作，如杭世骏《续方言》等。^[8]《说文》类：字典正宗，以部首统属一群字。《说文》首创，据形求义。后世此类专著有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宋司马光等《类篇》、辽释行均《龙龛手鉴》、明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清《康熙字典》等。^[8]《释名》类：据音求义，探明事物命名之由。汉刘熙《释名》奠基。刘熙解释名源，采用的是声训的方式。所谓声训，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虽不够完备，但已可窥见当时名物典礼之大概。《宫室》：“房，旁也。室之两旁也。”（並母、阳部）《长幼》：“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为荒也。”（晓母阳部）《姿容》：“负，背也。置项背也。”（负，並母之部。背，帮母之部。准双声叠韵）后世有补续之作，清毕沅《续释名》、今人张金吾《广释名》等。^[8]韵书类：审音辨韵外有释义，如《广韵》（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集韵》（丁公度等）。如《广韵·东韵》：“东，德红切，东方也。《说文》：动也。亦东风菜。”^[8]音义类：注音兼释义。有以一书为注音释义对象的，如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有以一些书为对象的，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先秦的《周易》等十四部经典著作注音释义的一部音义书）、唐玄应《一切经音义》等。^[8]杂类：明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清代训诂学复兴，出现了一批新体裁的训诂著作，有汇集经史子集故训的，如阮元《经籍纂诂》：有训诂兼考证的读书笔记，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有训释古书虚词的，如明卢以纬《语助》、清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等；有汇聚词藻典故的类书，如《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8]

传统训诂学，体裁不同，文字表达的格式也不同。^[8]

传注体的表达格式原文用大字，注文用双行小字，置于相应正文之后。如《诗.鄘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相，视也。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罔昧之行。笺云：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行，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笺云：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如其死，无所害也。）对于“补注”类或“集解”类要弄清谁补谁的注、谁汇集了哪几家的说解。如《楚辞补注》单行小字注文中，“补曰”前是王逸的章句，后是洪兴祖的补注。补注采纳了前辈各家说解，如皇甫谧、张晏、刘子玄、蔡邕、唐代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锐、吕向、李周翰）诸家，有专书的指明其书，无书的缀以“曰”字。其余才是自己的见解。^[8]专著体的表达格式各有不同。《说文》释义、析形、注音。《尔雅》将同义词汇集一处，用一通语解释。《释名》以音训的方式说明事物命名之由。如《释名.释州国》：“秦，津也，其地沃衍有津润也。”此说正是秦“地宜禾”之证。这些训诂学专著本是解决训诂问题的，但语言的发展使产生较早的专著难以被后人读懂，于是出现了对训诂学专著的注释。如晋郭璞《尔雅注》、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宋徐铉、徐锴校定《说文》，清段注，清钱绎《方言笺疏》，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等，都在正文后用双行小字加注。如《尔雅义疏》，正文后是郭璞的注，其后另起行的小字是郝疏。其他各种都有自己特定的表达方式。^[8]

参照各论著，简述基本训诂方法如下：

一、形训。形训，即通过对汉字本身的分析来阐释字义，如“止戈为武”。古人在造字之时，已经把这个字所表示的词的意义蕴含在字形之中，因而可以以形索义。汉字中大部分是形声字，形旁往往直接为“义符”，至于象形、指事、会意，都可据其原本形体推测其意义。自训话学产生以来，各家都把形训当作一种重要的训话方法。^[9][10]

二、声训。声训，指用同音或发音近似的字来阐释字义，如“仁，人也”。语言的音义同源。“词语的孽乳演变，有着明业的语音线索”，“这一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可能性”叫。因声求义也是各家公认的一种训话方法。“因声求义”也称为“声训”或“音训”。^[9][10]

三、义训。义训，指不借助字音、字形，直接用通俗的词语对字义进行解释，有同义相训，如“征，召也”；反义相训，如“乱，治也”；有的则干脆就是描写了，如“二足而羽谓之禽”等。陆宗达、王宁先生曾“根据词义本身运动变化与相互联系的规律”而提出“比较互证”方法。在此基础上，白兆麟先生提出“引申推义”的方法。“引申推义”，其“推”的依据也是义，是本义或常用义，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出新义来。^[9][10]

四、文训。依据上下文语境词场推索词义。这种方法容易导致“望文生义”的错误。周大璞的作法是：“①根据对文推敲；②根据上下文句推敲；③根据辞例推敲；④根据修辞手段推敲；⑤根据行文条理次第推敲。”陈拔的作法是：“①根据本句的文意，判定词的确切含义；②根据本句与邻句的关系，进而根据全篇的文意，判定词的确切含义；③根据古代生活习惯、典章制度等判定词的确切含义。”程俊英指出“组词成句，组句成章，组章而成整篇的文辞。组织在辞章上下文中的词语，一般总有文法上、逻辑上、意义上的联系作文修辞，有时又需要在上下文运用同义替换、同义重复等手段。因此训话家可以利用上下文进行比较互证，以达到判定词语意义的目的。^[9]

五、直训反训。利用同义词反义词解释词义。^[9]

六、定义。用一句话几句话给出一个意义界限。^[9]

七、解说。主要运用举例、打比方和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方法。^[9]

训诂学通过对古代文献的解读和注释，帮助后人理解经典著作的原意，从而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文化遗产。它不仅促进了古代文献的保存，还促进了对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训诂学为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通过训诂学的研究，学者们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阐释古代文献，这对于推动学术进步至关重要。训诂学的研究促进了对汉字字形、字音和字义的理解，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它不仅增进了对古代语言的认识，还为现代汉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训诂学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读书人理解和应用古代文献的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古代经典，进而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训诂学通过对古籍的注释和解释，促进了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加深了人们对古代文化的认识。这对于维护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训诂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技术，如形训、义训、声训等，这些方法不仅丰富了语言学研究手段，还为其他学科提供了研究思路。随着训诂学的发展，古代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9][3][11][12]}

首先是基础薄弱、起步维艰。由于各种原因，训诂学在20世纪20年代闪亮登场后不久就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70年代末，在老一辈学者呼唤下才得以复苏。当时能认得“训诂”的“诂”字的都没几人，章黄学派传人陆宗达、洪诚、黄焯等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幸亏有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振臂高呼，殚精竭虑地创建学会，编写教材，举办文字、音韵和训诂等多种培训班，才使这门古老的学问得以薪火传承，延续了下来。^[18]

一、训诂学理论研究

石开玉《乾嘉皖派学者的古文献训诂理论探究》（《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以戴震为核心的乾嘉皖派学者，训诂的始基、起因、"经学明"的作用以及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及其在古籍训诂领域取得的科学有效的古文献训诂思想、方法等。冯蒸《论新三分框架体系下的三十一个训诂学理论--兼论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例和王力<古代汉语>"通论"对构建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启示》（《辞书研究》2020年）在确立训诂学新体系"古籍训解学+古汉语语义学与词汇学+古汉语音义学"三分的框架下，首次确认训诂学的三十一个理论及其名称，并对每个理论的内涵和价值做了论述。^[19]

二、专书系统研究

关于训诂的专书系统研究，可以分为专书训诂研究和专书比较研究两个方面。^[19]

（一）专书训话研究

谭艳琪《<广雅疏义>训诂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以钱大昭的《广雅疏义》为基础，从《广雅疏义》的训诂内容、训诂方法、训诂特色与不足三个方面对《广雅疏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为进一步梳理清代训诂理论，丰富训诂学实践材料，促进训诂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王夫之《楚辞通释>训诂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则是从以《楚辞通释》为研究对象，从《楚辞通释》的解篇、辨章、析句和释词出发，总结其训诂的特点和不足，客观评价《楚辞通释》的价值和重要性。王夫之的训诂研究视角较为精细，从专书的内部出发以求探之。董钰《<尔雅启蒙>训诂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则是以姚正父的《尔雅启蒙》为依据，从《尔雅启蒙》的作者、体例、训诂方法和训诂术语、价值以及训诂方法几个方面全面阐述和总结。^[19]

（二）专书训话比较研究

张春艳《<孟子集注>和<孟子字义疏证>训诂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以朱熹的《孟子集注》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为对比研究对象，从介绍《孟子集注》和《孟子字义疏证》的概況及版本流变、训诂内容、训诂术语、训诂方法、训诂方式、训诂体式几个方面分析其相同与不同之處。来探究造成《孟子集注》和《孟子字义疏证》在出现异同的原因，最后从朱熹和戴震各自训话成就研究和训诂学史研究的价值入手，找出二者侧重点的不同。王倘梦《<说文>与<释名>声训比较研究》（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从《说文》和《释名》中相对应的声训释例进行比较，主要从训释内容、训释方式、训释体例和训释角度等方面，探讨造成《说文》与《释名》声训异同的原因，分析其各自声训的理据。从二书使用不同的声训字、语音的历时变化、方音的影响以及声训的主观性特点等。条理清晰且逻辑严谨。^[19]

三、训诂学分类研究

（一）训话内容和训话术语

许鑫桐《浅析<诗经·卫风·硕人>注疏中的训话术语和训诂内容》（《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详尽地分析了《诗经·卫风·硕人》中包含的训诂术语和训诂内容。王虎和李星磊《说文解字注>训诂术语"犹"字浅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重要的训诂术语"犹"字用法进行分类，运用大量例证，从说解字义、说解字形、说明读音和说明字四个方面。说明"犹"的重大作用。另有唐七元和王曦《浅析<诗经·魏风>中的训诂术语和训诂内容》（《榆林学院学报》2019年）以《诗经·魏风》的注疏为例，对训诂的术语"谓、犹、犹言、曰、为、貌、声、如字、读如、斥、音、反、本亦作、或作"等和相关训诂内容进行分析。^[19]

（二）训话方法

训诂方法多种多样，包括互训，即同义词之间互相解释；声训，即用声音近、意义相同的字进行解释：形训，即以字形来说明其来源和意义：义训，即用今语词义解释古语词的意义；反训，即有的词古今意义相反，可以用用反义词注释：递训，即几个词可以连续解释。训诂方法也是是训诂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赵莹和杨绪明《对外汉语教学中训诂学方法的应用与中国语言形象的建立》（《钦州学院学报》2018年）将形训、声训和义训的训诂学方方法融入到对外汉语的汉字与词汇教学中，以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与教学效果，同时也有助于和谐周全、经济创新、一脉相承的中国语言形象的构建。将传统的训诂方法和现代教学相融合，站在古为今用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解，有利于训诂学的进一步发展。^[19]

（三）训诂学家

对于训诂学研究的大家在历史上很多，对于训诂学家的研究也是比较多的。于佳敏和曹书杰《家风纯正世世传、家学渊源代代修---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训话成就》（《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从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家庭背景、生平经历、理论著作、方法思想等方面对二人的训诂学成就进行了简要探讨。为我们"知人论世"地看到一个丰满的"高邮王氏"形象。并且对后世学者学习二位大家的古汉语教学工作和古文字、标点、注释、翻译等古籍整理工作都具有极大的指导性意义。田管《近八十年（1935-2018年）黄侃语言学研究述略》（《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对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佩的语言研究学多角度进行了迷略，从黄侃的训诂学理论研究、训诂学实践研究以及训诂学和词汇学研究对黄侃的训诂学研究进行了分析。^[19]

王力《新训诂学》提出训诂学应改造成汉语史，这一主张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得以实施。学者将目光转到历史语言学范畴，从史的角度考察文献词义，出现大量的专书词汇研究的训诂专著。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堪称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和资源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18]

方一新《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对中古早期可疑佛经如“旧题安世高译经”“旧题支娄迦谶译经”等进行了考辨，也对一些失译佛经进行了甄别，对译经史料的断代颇具参考价值。董志翘《〈入唐巡礼行记〉词汇研究》对唐代日本和尚圆仁的笔记进行词汇研究，这是带有混合语性质的文献，研究难度大而高见迭出。^[18]

张永言将上古汉语五色词与汉语具有同源共生的侗台语进行比较，严学宭开辟原始汉语和汉藏语研究等领域，邢公畹在汉藏语等比较方面也颇有建树，鲁国尧据苏南方言活的材料证实中古“叛”有“逃避”义等。^[18]

关于训诂学，学术界存在着一定的认识与争论。训诂学的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其学科性质和定位的理解上。^[20]

训诂学是语义学：黄侃先生认为训诂学是通过语言解释语言，研究训诂的法式与义例，以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周大璞先生和齐佩溶先生等人认为，在现代语言学科体系中，训诂学更多地被划入语义学范畴，主要研究古代词汇的词义及其演变规律。^[20]训诂学是研究文献注释的学问：张世禄先生和洪诚先生等人认为训诂学侧重于注释的研究，是一种解释语言的学问。殷孟伦先生认为训诂学以语义为核心，涉及解释、翻译和各方面的知识。^[20]古籍释读学：王宁先生认为训诂学应当归属于古文献释读学，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它将逐渐演化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20]

训诂学与中国诠释学的关系：有人认为训诂学就是中国诠释学，但两者在研究范围和目的上有本质区别。训诂学更多关注语言解释语言的具体方法，而诠释学则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及其本体论依据。^[20]训诂学与前诠释学的相似性：有人认为训诂学相当于西方诠释学发展的“前诠释学”阶段，但这一阶段追求绝对真理，与古代中国学者注释古籍的方式有所不同。^[20]训诂学作为诠释学的手段与工具：汤一介先生认为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等可以作为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重要手段与工具，而不是诠释学本身的一部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