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春秋

春秋（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通常指鲁国《春秋》，自古以来被奉为中国核心经典之一。《春秋》涵盖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241年的历史，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本，形式为编年史。[0]依《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孔子惧，作《春秋》”，通常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3]《春秋》记载了鲁国境内每年发生的主要事件，如国君登基、结婚、死亡、葬礼、战斗、祭祀仪式，以及天象、自然灾害等，其记录方式简洁明了。[0]记录了诸如赵盾弑君、三桓之乱等春秋时期的历史大事，并延伸成诸多典故、成语。[4][5]汉朝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将《春秋》列为五经之一；[6]宋朝时期，《公羊传》与《穀梁传》作为《春秋》的解读文本，被列入十三经中；清朝乾隆时期，将《春秋》编于《四库全书》经部。[7]

春秋（又称《春秋经》《麟经》或《麟史》），通常指鲁国《春秋》，自古以来被奉为中国核心经典之一。《春秋》涵盖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241年的历史，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本，形式为编年史。[1]依《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孔子惧，作《春秋》”，通常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4]

《春秋》记载了鲁国境内每年发生的主要事件，如国君登基、结婚、死亡、葬礼、战斗、祭祀仪式，以及天象、自然灾害等，其记录方式简洁明了。[1]记录了诸如赵盾弑君、三桓之乱等春秋时期的历史大事，并延伸成诸多典故、成语。[5][6]汉朝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将《春秋》列为五经之一；[7]宋朝时期，《公羊传》与《穀梁传》作为《春秋》的解读文本，被列入十三经中；清朝乾隆时期，将《春秋》编于《四库全书》经部。[8]

《春秋》以编年为经，以史实为纬，通过简洁的文字记录了鲁国及春秋时期大事，对后世史纪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称之为“王道之大者也”。[9]同时《春秋》行文“字字针砭”之“春秋笔法”也对中国乃至世界经学、史学、文学等众多领域产生影响和效仿。[10]由其衍生的春秋三传更令后世持续研究解读，风靡至今。[10]后人以此书记事所包括的时代，称为春秋时代。[3]

书名

古时称记载历史的文体称为“春秋”，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七》《楚语上》。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11][12]自西汉以来，《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列为五经之一，故又有《春秋经》之称。[3]文中记载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哀公率众“西狩获麟”，麒麟受伤而亡，孔子至此停修《春秋》，故又别称《麟经》或《麟史》。[2]

成书背景

据《孟子·滕文公下》及司马迁《报任安书》记载，世道衰微，邪恶的言论和残暴的行为又随之兴起。有臣下犯上作乱杀掉君王的，有儿子不孝杀掉父亲的，孔子因而困厄并作出《春秋》一书。[13]

内容

《春秋》一书是基于鲁国各君主在位年份编写成的编年体史书，[7]内容多涉及乱臣贼子，全书共记弑君三十三例，其意多在警醒后世君臣，匡时救世。内容以战争、会盟、祭祀、婚丧为主，也涉及日蚀、地震、水灾、旱灾、虫灾，以及日食、月食、流星、彗星等自然现象，[14]例如：庄公七年“星陨如雨”，是关于天琴座流星雨；[15]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对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16]《春秋》及其延伸的春秋三传有许多经典篇目，成为后世的典故、成语。[14]

春秋左氏传校本
春秋左氏传校本
春秋左氏传校本
春秋左氏传校本
篇对应年份
隐公公元前722年——公元前712年
桓公公元前712年——公元前694年
庄公公元前693年——公元前662年
闵公公元前661年——公元前660年
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
文公公元前627年——公元前609年
宣公公元前608年——公元前591年
成公公元前591年——公元前573年
襄公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42年
昭公公元前541年——公元前510年
定公公元前509年——公元前495年
哀公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79年

矢鱼于棠

【出处篇目】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又落棠，山名。日入处。[17]

【释义赏析】此处是指春秋时期鲁隐公在棠地射鱼祭祀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非礼，因为射鱼是祭祀的一种仪式，而鲁隐公在棠地射鱼，却没有按照礼法进行祭祀，因此被批评为非礼。[18]

璧假许田

【出处篇目】桓公五年：三月，公会郑伯於垂，郑伯以璧假许田。[19]

【释义赏析】此处是指郑庄公向鲁桓公借许田，并送璧玉作为抵押。这个行为在《春秋》中有记载，但《左传》认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因为周公是鲁国的祖先，不是郑国的祖先，不应该由郑国去祭祀周公。另外，许田是周天子封给鲁国的，祊bēng田是周天子封给郑国的，不能够交换。因此，鲁国的史官在记载时，只能委曲地记载，不能如实地记载。[20]

星陨如雨

【出处篇目】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21]

【释义赏析】此处指公元前644年发生在宋国的一次流星雨事件，表明了当时人们对天文现象的关注和记录。同时，这一事件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流星雨现象的认识，即流星雨是由大量流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的现象。这一认识与现代科学对流星雨的认识是一致的。也是中国和世界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录。[22]

西狩获麟

【出处篇目】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23]

【释义赏析】西狩获麟是周朝时期发生的一次祥瑞事件，周天子在狩猎时捕获麒麟，被认为是仁德君主统治的象征。同时，《春秋》一书的记载到此为止，也代表了春秋时期的终结和仁德的象征。获麟在汉人心目中意义及影响巨大，汉武帝时代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导致汉武帝被认为是有作为的君主。[24]

体裁特点

《春秋》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将周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按年代编排，形成一部完整的年代史。其内容是在一年之下标出四季、月份、日期，再添加史事，以“鲁公在位纪年+季节+月份+甲子纪日+记事短句”为体裁，如“二年春，……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hōng。”中，年为鲁国二年，时为春季，月为十二月，日为乙卯，记事为“夫人子氏薨”，其记录方式简洁明了，少则一字，或二、三字，最多不过四十五个字，风格精简。[25]

语言特点

《春秋》的语言简练，文字精炼，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它只是简单地记录下来，不加评论或评价。《春秋》采用了一些简略的记载方式，如缺年、不详等，多义性，使得其叙述留有很大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多义性和解释空间。[25]

参照特点

《春秋》以“记事”为主要目的，主要是记录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变化。[25]

编年体范例

《春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私人撰述，它采用了编年体结构模式，将事、文、义三者相结合，借助记史体例，剪裁、编排史料，展现出春秋大变革时代的历史画卷，从而将史官记录变为历史著述，这一转变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26]

编年体结构模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但一旦形成以后又有其相对的稳定性。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叙事方法，但并不一定要彻底抛弃自己曾经选择过的形式。任何叙事只要它选择的结构模式适合于表现生活，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因此，编年体结构模式始终处于既嬗变、超越又稳定、守成之中。就结构模式而言，并无优劣可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就结构模式之由简而复杂，由一种模式独领风骚至多种模式多元共存，却是发展变化的，这是结构模式的发展规律。[26][27]

《春秋》记史内容的丰富、全面，编纂zuǎn形式的稳定、成熟，不仅与社会变化相关，也与先秦国史记事内容的广泛性和记时的稳定性趋势的出现密切相关，这是国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春秋》的记史内容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深刻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26][27]

春秋笔法

《春秋》主要在编年体结构和语言风格对后世写作形成了一定影响：《春秋》按年代顺序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共242年的事迹，这种编年体结构对后世的史书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同时，《春秋》的语言风格简练明快，富有象征意义，以其“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特点，被后人称赞、效仿。春秋笔法也影响了后世史官、文学家们对纪传史体的编写，宋代欧阳修组织编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就运用了大量春秋笔法。[10][28]

史学方面

《春秋》在史学方面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历史观和史料采集方法：《春秋》体现了孔子的历史观，强调了历史的不断进步和礼制的维护。它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判，弘扬了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对后世的历史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春秋》的史料采集方法主要是“采书”和“笔则笔，削则削”，即采集已有的史料，加以整理和编纂，同时对史实进行考订和鉴别。这种史料采集方法对后世的史书编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9]

经学方面

《春秋》是五经之一，它的地位和影响力对其他四部经典（《尚书》、《诗经》、《礼记》、《易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它的解释和传承方法：《春秋》的解释方法主要是“经传”，即将经文与传文相结合，通过注解、阐述和发挥，来解释经文的含义和价值。这种解释方法成为了后世经学解释的基本模式；传承方面为“口传”，即通过师承关系，将经文和解释传授给学生。这种传承方法对后世的经学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中国古代经学传承的基本方式。[30][31]

思想方面

对于政治思想，《春秋》强调了“礼治”和“仁政”，主张以礼制治国，以仁爱待民。它通过对诸侯之间的争斗和内乱的描写，呼吁统治者实行仁政，关注民生，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政治思想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社会伦理观，《春秋》强调了“孝道”和“忠诚”，主张子女要孝顺父母，臣子要忠诚君主。它通过对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描写，弘扬了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并在历代学者的不断阐释下得以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古代文人的思维方式、话语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5][29]

日本影响

江户初期，担任太政大臣的德川家康重用儒家学者林罗山。林罗山二十二岁时便开始研读《春秋》三传，对于林罗山的历史观形成了重大影响。在他拥护武家政权、为德川幕府的统治服务时，推行其幕藩制和朱子学思想，整顿日本的政治机构和意识理念，使之制约和影响德川前期日本人的生活，对后世的日本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2]

欧美影响

在西方国家，《春秋》三传中的《左传》在研究和推崇方面较为广泛。主要有英国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美国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英语译本、杜克义(Ferenc Tőkei，1930-2000）的匈牙利译本、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的德语译本、法国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的拉丁语-法语-汉文对照译本，以及1963年司徒卢威和列德尔摘选了俄国汉学家波兹涅耶娃(L.D.Bozdneeva）的《春秋》《左传》《国语》《论语》等书的俄语译本的片段收录于《东方古代史文选》。[33]

西方学者研究《春秋左传》的角度涉及史学、文学、语文学等各个方面，令海外汉学成为中国学术与文化重建一个不可忽视的对象。[33][34]

正面评价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使得天下的乱臣贼子恐惧。[注1]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评价：《春秋》一书记载了三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辨析了人事之纪，分辨是非，定断犹豫，善恶分明，贤者尊贵，不肖者卑贱。《春秋》记载了国家的存亡、继承、起废等重大事件，是王道的精髓。[注2][9]

现代学者钱钟书评价：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的写作理论就是“春秋笔法”，先影响了记载历史的方式，而后推广到所有的写作领域。[注3][35]

现代学者朱自清、胡适等认为：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36]

负面评价

中国台湾作家李敖在自己的作品提及：“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37]

学术争议

在对《春秋》一书的学术性质进行讨论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史学派，主张《春秋》是一部史学作品，由晋代古文经学家杜预最早提出。他认为，《春秋》是孔子为了回应当时史官的失职和史书记载失真而编写的史学著作，其体例和材料来源于鲁国旧史，思想则追溯至周公。二十世纪，历史学家顾颉刚、钱玄同、李宗侗等人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代学者如蒋庆先生也认为：“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对其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予以了广泛认可；第二种观点认为，《春秋》并非一部模范的史书，其宗旨并非在于记实事，而在于表达孔子个人对实事的评判。这一观点由胡适提出。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实为谬误。而史学派和非史学派对于《春秋》一书持有分歧的观点，主要源于儒学的内部分裂和对《春秋》的不同解读。[38][39][40]

作者争议

关于《春秋》作者为孔子的定论，最初可以在《孟子·滕文公下》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作证：“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而唐朝史家刘知几对孔子修《春秋》一说存疑，被当时多数学者推崇。[41]清代文人石韫玉在《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推断道：“《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认为是鲁国史官所著。日本学者平势隆朗根据鲁国纪年采用立年称元，而《春秋》采用逾年称元法，认为《春秋》并不是由鲁国官方编辑的史书。[4]中国现代文学家朱自清则认为：“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42]

时至今日，通常称《春秋》为孔子所作，而真实作者尚未有定论。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3][43]

作者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的教育家与哲学家，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孔子生于鲁国陬zōu邑，祖先为宋国人，曾在鲁国担任官府要职，为儒家创始人。[44][45][46]相传孔子作史书《春秋》（也有人认为《春秋》是孔子编辑鲁国原始史料后寄托其政治理想之作[41]），微言大义，寄托政治理想，后世将其所载年代（公元前722年-前481年）称为春秋时代。西汉时期的公羊学相信孔子受天命而为王，是一个没有王位的王，即“素王”，他“为汉制法”，所作的《春秋》即代表了一王之法。[47]

春秋三传

《春秋》全书分条记事，不相联属，因此古人在春秋的基础上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春秋》共有五家作传：《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穀梁传》11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其中《邹氏传》和《夹氏传》今已不存。[48]其中《左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被后世研习讨论的较多。[42]

春秋左传杜林善本
春秋左传杜林善本

春秋三传中侧重也有不同，《公羊》《穀梁》以解经为主，《左氏》则以叙事为主。[42]

《左传》，作者不可考，传统学者认为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所作。[25]《公羊传》，战国齐国公羊高所作，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11]《穀梁传》，作者不详，相传是战国时鲁国人穀梁子口头传授，于汉代学者集结而成。[49]

相关研究

《春秋》三传自汉至今，相关研究枝叶峻茂，其研究方向主要包含以下三种：[50]

校勘误字

在《左传·隐公元年》中记载有“尔有母遗緊我独无"，前人多以“緊我独无”为句，把“緊”看作是发语词，书中通过排比《左传》“緊”字用例，在顾野王、江藩、阮元旧说的基础上，参照出土文献用例，认为“緊”之本字为“殴”，是句末语气词，当属上读。又如《左传·昭公四年》“旦而皆召其徒”，古写本《玉篇》残卷“占”字书证引作“皆占其徒”，《文选》李善注引作“旦而瞻其徒”，占、瞻音近义通，皆可作窥视、察看义。从此异文出发，推断“召”为“占”字形讹，又多方举证，验敷是说，且《左传·成公十七年》“公使觇chān之，信”之“觇”或是“占”字加注意符“见”的分化字，“占”作“窥察”义实始于先秦。再如《公羊传·成公十五年》“鲁人徐丧归父之无后也”何休注：“徐者，皆之辞也。关东语。”《广雅·释诂gǔ三》“馀，皆也。”王念孙《疏证》据此判定“徐与馀亦声近义同”，然而古写本《玉篇》“馀”字书证引此正作“馀”，可证《公羊传》之“徐”原即为“馀”。[50]

抉发旧注

古写本《玉篇》残卷征引《毂梁传》凡27则，其中15则附有西晋刘兆的旧注，而范富注却只字未引，可见《毂梁传》刘兆注在南朝梁代极为盛行。又如《左传·桓公二年》“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杜预注：“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意取能成其众。”传世本皆作此，而《史记·晋世家》“十年，伐千亩，有功”《集解》引杜注“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生少子，名曰成师”《集解》引杜注“意取能成其众也”，可知“意取能成其众”实是释“成师”之词，今本《左传》将两条杜注合为一条，造成了误读。[50]

考察流变

在词语“歃shà血”中的“歃”字，当代盟誓研究多据《说文》释作“盟者以血涂口旁”，可是《说文》“歃”字并无此释义，通过梳理文献的递承演变，发现这是宋代《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解释，后来被《康熙字典》等辞书误为出自《说文》，又经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误引而致。又如借助日本存藏旧抄本《春秋经传集解》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等内容，尝试对中古时期的“音隐”“隐义”类古书形制展开还原探索。[50]

此外，近现代还有《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中国经学》《历史文献研究》《汉语史学报》《图书馆杂志》《书品》《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札记十五余篇。[50]

春秋注疏

朝代书目学者卷数特点
汉《春秋繁露》董仲舒十七卷性质与《尚书大传》《诗外传》相近，于《春秋》立论的同时，阐发个人观念居多
蜀汉《春秋名号归一图》冯继先二卷核定《左传》人名异称，并采用表普体式
宋《春秋尊王发微》孙复十二卷通过阐发《春秋》之微言，以春秋大夫的功过、国家兴衰推究治乱的踪迹
《春秋皇岗论》王晰五卷考编三传及啖助、赵匡言《春秋》的得失
《春秋权衡》刘敞十七卷《权衡》平衡春秋三传得失；
《传》集众说丰富本身表意；
两书言而未尽著于《意林》
《春秋传》十五卷
《春秋传说例》二卷
《春秋文权》二卷
《春秋意林》五卷
《春秋本例》崔子方二十卷以《春秋》为例，按日、月时间分别缕析，分为十六门，每门分著例与变例子目。属《公羊传》《谷梁传》学的一种
《春秋五礼例宗》张大亨七卷研究《春秋》吉、凶、军、宾、嘉五礼[注4]，分类统贯并述作总论
《春秋谳yàn》叶梦得二十二卷此书于议论见长，推崇《春秋》而排斥公羊、谷梁二传
《春秋比事》沈棐fěi二十卷全书取《春秋》朝聘、征伐、会盟等事迹相近者，并以类相比，各为之论
元《春秋谳义》王元杰九卷辑程颐、朱熹对《春秋》的论述，并以胡安国《春秋传》做补充
《春秋诸传会通》李廉二十四卷将诸家《春秋》言论汇集成编，对《春秋》的曲直是非加以贯通解释
明《春秋师说》赵汸三卷其师黄泽以左丘明、杜预对《春秋》传注为主的著述，并口授于赵汸，因此成书
《春秋属辞》十五卷以杜预《春秋释例》、陈傅良《春秋后传》为本，并加补正，区以八门记述
《春秋金锁匙》一卷取《春秋》所载相近史实，以类相比并各自作出论述，以简洁而意明有别于沈棐《春秋比事》
《春王正月考》张以宁二卷征引五经，参考《史记》《汉书》，确认《春秋》为周正
《春秋书法钩玄》石光霁四卷通过《春秋》五礼对失礼者示以褒贬，五礼不能概括则别为杂书法一门。通过采集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张以宁《春王正月考》之词，以切要者为纲、发挥其要者为目，最后断以己意
《春秋正传》湛若水三十七卷通过征引三传、列诸儒之言并加以己意解释《春秋》，并认为应考于史事，不可强立义例为《春秋》作解
《春秋亿》徐学谟六卷全书认为《春秋》据旧史而记，否定公羊、谷梁传“无字非例”之说
《春秋孔义》高攀龙十二卷斟酌于三传及胡安国之间，主张以经释经
《春秋直解》郝敬十五卷郝敬以《春秋》于六经之中最明白易懂，但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递相穿凿，其他诸儒反复点染，使得“底本坏”“格局坏”“宗旨坏”而成书。其书尽弃诸传，以理测经，务求平正切实
《春秋四传质》王介之二卷此书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之异同，加以评议，增以己见成书
清《春秋平义》俞汝言十二卷意旨与张岐然《五传平文》相同，并简汰精审，多得经意
《学春秋随笔》万斯大十卷此书为编纂《春秋说》的一部札记，依据《周礼》阙释《春秋》
《春秋纂书刊误》毛奇龄二卷以《左传》为主，附载《公羊传》《谷梁传》异文，辩证其谬误
《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此书将《春秋》分门隶事，明晰条理，考据较为精核
《春秋条贯篇》十一卷此书认为《春秋》一千八百余条自有条贯，故排比经文，标志端委，使之联络
《春秋阙如编》焦袁熹八卷此书为袁氏未成之书，仅及鲁成公八年而止，故为“阙”
《春秋宗朱辨义》张自超十二卷本于朱熹《春秋据事直书》，并就《春秋》内容相互参证。方苞撰《春秋通论》时多以此书为据
《春秋直解》方苞十二卷融汇宋元明诸儒之说而成，将此前所著《春秋通论》悉数载于此书，对取于《春秋》而淆乱相抵的内容注名，并用自身见解平正切实的解释
《春秋比事目录》四卷收录于《春秋直解》，将《春秋》史事分为八十五类，以便得其书著之轮廓
《春秋长历》陈厚耀十卷补正杜预《春秋长历》而作，述杜预之说而考辨，并补其阙佚，正其伪舛chuǎn
《春秋义存录》陆奎勋十二卷因不满宋儒治经阔论，自创以孔子言论解析《春秋》义例的体式而成
《春秋识小录》程廷祚九卷考证《春秋》中的官职名、地名、人名所著
《春秋正辞》庄存与十三卷在赵子常《春秋属辞》梗概，本《公羊传》及何休注义，以群书附益
《三正考》吴鼐二卷以李濂《夏周正辨疑》、张以宁《春王正月考》为本，删其繁冗，用实时诸儒之论加以补充
《春秋究遗》叶酉十六卷对其师方苞《春秋通论》加以改易，对胡安国苛刻之说及公羊、谷梁附会之例摒除等
《春秋五测》戴祖启不分卷宗法《春秋》“属词比事”的经学观点，合并解说同年数事，一反宋元诸儒畅所欲言、穷尽义理的学术风气
《春秋经传类求》孙从添十二卷此书依《春秋》及三传和胡、杜、林诸注分类成篇，通计一百二十类，纲显目明
《刘炫规杜持平》邵英六卷专释刘、杜两家是非，以持其平，大抵以刘氏之说胜于杜氏，而间有杜义为胜
《春秋大旨》汪宜规十七篇此书事实取于《左传》，义理取于公羊、谷梁，综括事实，窥以义理，立意严谨、措辞浑厚
《春秋说》陶正靖一卷将三传并举，《左传》居多，并结合诸儒之说以解《春秋》疑难

研究书目

作品名称作者《春秋集注》[注5][南宋]张洽《春秋大事表》[注6][清]顾栋高《春秋大义述》[注7]杨树达《春秋左传研究》[注8]童书业《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注9]张高评《<春秋>经传讲义》[注10]赵伯雄《<春秋>与“汉道”》[注11]陈苏镇《春秋左传新注》[注12]赵生群《春秋笔法论》[注13]李洲良《<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注14]张金梅

张洽《春秋集注》（宋宝祐三年临江军庠刻本）
张洽《春秋集注》（宋宝祐三年临江军庠刻本）

考古发现

2019年2月3日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dú初步释读工作完成，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在释读过程中发现了包括《春秋》《诗经》《礼记》在内的多部儒家经典相关残存简牍。其中《春秋》现存竹简200余枚，皆为残断，且文字大多无法辨识。目前有文字且可辨识的简40余枚，其内容多是《春秋》僖公经传。[52][53]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8为《春秋》）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8为《春秋》）

通过与今本春秋三传对比存在较大差异。如简文“夏，公子遂如楚乞师。乞，卑辞也。曷为外内同之也？重师也”，在今本《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中为“夏，齐人伐我北鄙。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乞师者何？卑辞也。曷为以外内同若辞？重师也”，显然较简文更详细。又如简文“使宰周公来聘。宰周公者何也？天子之（即右图8）”，今本《公羊传》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为政者也”，简文前、后两句，在今本《公羊传》中分别见于两处。[53]

目前对海昏竹简的保护、研究还在进行中，随着全部简牍的修复、整理工作进一步开展和在此基础上研究工作的深入，对海昏简牍的内涵还会有新的发现。[52]

参考资料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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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著名的彗木撞击事件，相当于20亿颗原子弹爆炸，彗星有多可怕？ — 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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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研究人员在海昏侯墓简牍中发现多种儒家典籍失传版本 — 百家号
  53. 参考 53

注释

  1. 原文：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2. 原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3. 原文：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笔法”，自史而推及于文。
  4. 五礼：古代礼仪分为五种，祭祀之事称“吉”，丧葬之事称“凶”，军旅之事称“军”，宾客之事称“宾”，冠婚之事称“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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