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

《新唐书》，原名《唐书》，系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奉敕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1][2]主要记述了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共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3][4]

北宋议修《新唐书》，最早始于庆历四年（1044年），迄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脱稿成书，编撰前后历时17年。^[3][5]全书囊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通计225卷。^[5]《新唐书》纂zuǎn修系以《旧唐书》为底本，广泛参阅《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既有著述，一并采撷xié唐朝以来存世的大量奏犊案簿和文集、碑传、家状、杂史、小说等综编而成，是为后学研究唐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6][7][4]宋祁、欧阳修等重修《唐书》颁行后，世人遂有新旧《唐书》一说。^[3][8]

作为一部重修补正之作，《新唐书》编撰总体遵循“事增文省”的原则，对所据旧书底本内容进行了大量增删改窜；^[9][10]同时出于北宋维护道统的需要和治学思潮转变的影响，书中“尊王崇儒、以史为鉴、反对佛老”的思想旨趣多有阐发。^[6][7][11]《新唐书》的撰修，还从史学意义上恢复了正史“纪、志、传、表”体例的完整性，^[3][12]深刻影响了宋以后历代官修正史的编纂，^[8][13]乃至一度超越《旧唐书》而长期占据正史地位。^[6][11]但与此同时，《新唐书》也因存在“纪传体例不合、大量删削史料、内容矫枉过正”等问题，而被后世历代史家所批评诟病。^[1][10]

北宋仁宗前期，宋朝即与西夏长期在边疆陈兵对峙，国力消耗颇巨；延至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李元昊用兵进犯渭州，经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大败宋军后，遂使宋廷朝野震动、人心士气跌落，开始陷入腹背受敌（夏、辽）的危重境遇。^[14][6]庆历三年（1043年），在北宋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范仲淹等请旨发起“庆历新政”变革图强，但不出两年便在官僚权贵的抨击打压下宣告失败，由此北宋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种种危机也开始暴露出来，统治阶级“治书修史、以为鉴戒”向往唐朝国祚zuò长久的需求遂变得更为迫切。^[7][15][16]

自北宋初年起，史学领域便一直在为建立正统观念而孜孜以求，宋真宗时期官修史书即不再以五代十国为正统；^[17]且宋朝士大夫多沿袭力推中唐以来崇尚《春秋》笔法的史学思潮，认为五代文气衰靡、修史义例不当、人物褒贬不明；^[16][18]加之北宋本就对藩镇割据、武将拥兵甚为忌惮，对《旧唐书》不立《藩镇传》颇有微词，深恐兵权旁落、武将跋扈撼动政权根基，^[16]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宋朝统治阶级和文人士族对后晋所修《旧唐书》的不满，日后重修唐史遂日趋成为北宋史坛的热门议题。仅仁宗一朝，先于《新唐书》问世的史籍，便有王沿所作《唐志》21卷、石介所作《唐鉴》3卷（一说5卷）^[注1]、梅尧臣所作《唐载》26卷、孙甫所作《唐史记》75卷，^[7][20]文史之士攻讦批判《旧唐书》的声音日隆一日，最终在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下，重修唐史的问题便提上了北宋的议事日程。^[7][16][17]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人，^[3]系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21]素以文章著称于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22]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欧阳修中进士及第，任西京（今洛阳东）推官。庆历三年（1043年），擢zhuó知谏院（言事官），参加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后被贬为地方官。^[3][15]皇祐五年（1053年），撰成《五代史记》五十四卷，世称《新五代史》。至和初年（1054年），召为翰林学士，与宋祁一道撰修《新唐书》。嘉祐三年（1058年），加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刊刻颁行，籍此官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其后八年累官至枢密副使、知参政事，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熙宁五年（1072年）去世，^[23]嗣后追封太子太师，谥[shì]号文忠。欧阳修系宋代古文运动领袖人物，创作的古文与诗歌，力矫骈文与西昆体之弊，后遂以文章名冠当世，今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传世。^[3][22][24]

宋祁（996年-1061年），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人，^[3]系北宋政治家、文学家。^[21]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宋祁与兄长宋痒同年中进士，任复州军事推官，后改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累迁至龙图阁学士。^[25][26]庆历元年（1041年），出任史馆修撰，后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27]皇祐三年（1051年），因其子与犯有伪造敕牒罪的张彦方多有来往而受到牵连，被贬为毫州地方官兼集英殿修撰。^[27]嘉祐五年（1060年），《新唐书》进献刊刻，籍此迁左丞、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25][26]嘉佑六年（1061年）去世，谥[shì]号景文。^[25][28]著有《文集》百卷、《大乐图》两卷流传于世，与其兄宋痒以文学齐名，世称“二宋”。^[21][25][26]

范镇（1007-1088年），字景仁，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系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音律学家，^[6][29]早年即以文章著称，“二宋”（宋庠xiáng、宋祁）读到范镇的文章，“自谓弗及，与为布衣交”。^[30]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范镇中进士，礼部奏名第一；^[29]调任新安主簿，后擢起居舍人、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生平不信佛事；^[31][30]仁宗在位时，范镇曾前后十九次上表，奏请仁宗立嗣，后被罢黜谏职，改任集贤殿修撰、纠察在京刑狱；^[31]庆历五年（1045年）闰五月，以大理寺丞、馆阁校勘之职召入史局，后与欧阳修、宋祁等人同修《新唐书》。^[6][32]英宗即位后，迁官给事中。^[31]神宗时期，官拜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后因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致仕。^[31][29]哲宗临朝后，范镇得旨起复，拜官提举崇福宫，嗣后累封蜀郡公。^[31]元丰三年（1080年），受诏与刘几定乐，元祜hù三年（1088）乐成，乐奏三日而卒，时年八十一岁；^[31][30]嗣后赠银青光禄大夫，谥[shì]号忠文。^[29][30]范镇生前常与司马光交好，在政治言论上如出一辙；^[6][30]其与范祖禹、范冲三代参与编撰史学名著，史称“三范修史”，除奉敕参修《新唐书》《仁宗实录》外，今亦有见闻笔记《东斋记事》流传于世。^[30][31]

吕夏卿（1018-1070年），字缙jìn叔，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33][34]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吕夏卿与其弟吕乔卿同年中进士，授端州高要县尉，后改任江宁尉；^[33]庆历六年（1046年），自江宁尉调入史馆，后与欧阳修、宋祁等人同修《新唐书》，《宋史》称其“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最有功”，欧阳修亦誉其“世称博学，精于史传”；^[33][34]《新唐书》成书后，受封迁官直秘阁、同知礼院。^[33][34]英宗临朝后，历任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gào，参修《仁宗实录》。^[6][34]延至神宗即位，官拜兵部员外郎、知制浩，与曾公亮、王安石等人同修《英宗实录》，后复参与议修仁宗、英宗正史；熙宁二年（1069年）秋冬，出任颖州知州，翌年卒于汝阴，时年五十三岁。^[33][34]今有《唐书直笔》四卷行世。^[33][35]

明道二年（1033年），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的盛度，便已有意请命刊修《旧唐书》；^[27]庆历初年，他又再度提出重修《旧唐书》的建议，遂逐步引起北宋朝野的重视；^[6][36]延至庆历四年（1044年），时任宰相贾昌朝正式向宋仁宗提议重新撰修《旧唐书》，同时指令史馆人员收集唐代史料，^[3]交由曾公亮、掌禹锡二人编集整理，为正式启动《新唐书》编撰工作打基础。^[6][8]

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宋仁宗正式诏令史馆开局修史，任命“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余靖、龙图阁学士兼史馆修撰宋祁”等四人为“同刊修”，“杨察、赵概”等二人为“修撰”一道治修《新唐书》；^[25][注2]同年闰五月，又增“度支员外郎、集贤校理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检讨兼天章阁侍讲赵师民，殿中丞、贤校理何中立，校书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馆阁校勘范镇，大理寺丞、国子监直讲邵必”等六人为“编修官”，宰相贾昌朝为“提举官”，《新唐书》撰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6]

正式开局不久，纂修班子即人事频频变动，先是同刊修余靖遭弹劾外放，后是王尧臣、赵概、张方平、杨察等八人相继去职离馆，其间增补王畴、吕夏卿出任编修官后，又历提举官贾昌朝罢相无人主持纂修工作；直至宋祁正式抽身参加《新唐书》史局，新任提举官丁度到任已是庆历七年（1047年），届时原班人马仅剩宋祁、范镇、宋敏求等三人。^[6]

皇祐yòu三年（1051年），宋祁遭致弹劾贬官毫州时，继任提举官丁度业已罢相，复又无人主持纂修大局，遂使《新唐书》编纂工作长期迁延；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丁忧期满，受新任提举官刘沆推荐，加入史局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宋祁一道担当刊修官编纂唐史，嗣后复又征召刘羲叟和梅圣俞入局，继而为加速《新唐书》的完成创造了条件。^[6]

嘉祐三年（1058年），在宋仁宗的一再催促下，宋祁编纂的列传篇目率先完成草创；翌年欧阳修领衔纂修的纪、志、表也渐有眉目，后续经欧阳修居中会商调度、吕夏卿与宋祁会面交流，志、表篇目的内容亦得到一定丰富，直至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成书上奏，撰修工作全程历时长达十七年。^[6][37]全书编纂阶段，史馆主要以后晋所修《旧唐书》为底本，同时参阅《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续唐录》等既有著述，^[38]一并采撷唐朝以来存世的大量奏犊案簿和文集、碑传、家状、杂史、小说等综编治修而成；新书初稿成型后，朝廷考虑到欧阳修、宋祁同任刊修，二人分主的纪志表和全书列传存在编纂体例、书法风格不一问题，遂令欧阳修“看详列传，删为一体”，但出于谦逊和尊重，欧阳修“虽受命”却“一无所易”，原原本本地保留了宋祁所修列传的全部内容。^[6][7][39]《新唐书》进献时，系由时任提举官曾公亮具书上表，同署“欧阳修、宋祁”之名，^[注3]仍称《唐书》。^[6][37][39]宋祁、欧阳修等重修《唐书》颁行后，世人遂有新旧《唐书》一说；清武英殿刊本正式定名为《新唐书》，一直沿用至今。^[3][40]

《新唐书》为纪传体唐代史，晚于《旧唐书》一百多年问世，全书立《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通计225卷，^[5]记事时间与《旧唐书》相同，书中大量载录了唐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对外关系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情况，内容相比《旧唐书》而言则较为精练，系当代研究了解唐朝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3][9][4][41]}

《新唐书·本纪》系由《旧唐书》本纪部分删削补编而来，记述了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共二百九十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全书以帝王更迭为体，通篇运用编年体叙事，辑录了唐朝二十一帝本人及其在位时期的历史事迹，内容多据事直书，^[10]篇幅也较《旧唐书》大为削减，字数不及旧书本纪的三分之一，但仍系《新唐书》全书记事的总纲。^[8][9][13]且较《旧唐书》而言，《新唐书》本纪部分对宋敏求补撰的武宗以下六朝实录所记内容多有采撷，记事范围有所扩大。譬如，记嗣圣元年徐敬业事迹，新书增补了徐氏克润州及最终为部将所杀等史实；对垂拱三年纪事，旧书仅记一、二、四、八月的史事，而新书则记载了十个月的史事。^[3][8][10]

《新唐书·志》置有“礼乐、仪卫、车服、历、天文、五行、地理、选举、百官、兵、食货、刑法、艺文”等十三个志目，内容上也多比旧志叙事详实，且对《旧唐书》的十一个志目进行了大幅改写，为后世研究唐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历史资料。譬如《历志》《天文志》，其叙事篇幅超越旧书三倍以上，记有李淳风《甲子元历》、僧一行《大衍历》等七种唐代历法，保存了《大衍历》的历议（历法理论）；《五行志》重点记录了唐代自然灾异的历史史实，剔除了旧书中的部分主观记述；《地理志》主要记述了唐代地理沿革、军府建置、物产分布以及水利兴废等情况，其间对州县的沟渠、陂塘、池堰、运河、井泉等内容均有载录；《食货志》主要记述了唐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内容篇幅较旧书扩充了一倍多，新增有唐代的屯田、矿产、职田等史事资料；《艺文志》则开列了大量的唐代史籍图书名目，仅唐人文集就记述了600多家。^[3][42][13]

《新唐书·表》作有“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等四表，以表格加按语结合的形式，记述了唐代一朝的众多人物和史事的渊源传承。譬如《宰相表》，即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呈现了唐代历朝宰相、三公、三师的人员任免情况；《方镇表》则是根据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的情况进行编制，既追溯各藩镇势力源流至盛唐时期，又按年详述其势力变迁直至覆灭消亡，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唐代特有的“方镇之患”；《宗室世系表》是按李唐宗室各个分支进行列表，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唐代宗室支派之间的升降隆替情况；《宰相世系表》则是按任职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叙述上述显贵人物的家族关系和世代传承，通计开列有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世系九十八族，反映了唐代“务以门族相高”的士族制度余风。^[3][8][13]

《新唐书·列传》著有“后妃传、宗室传、公主传、李密等传、诸臣传、忠义传、卓行传、孝友传、附逸传、循吏传、儒学传、文艺传、方伎传、列女传、外戚传、宦者传、酷吏传、藩镇传、突厥等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等二十二个传目，记述了大量的唐代人物生平事迹。相较《旧唐书》而言，宋人因排佛等因素删去旧书内容六十一传，但同时也新增了三百三十一传和二千余条史事，“卓行传、藩镇传、奸臣传、逆臣传”等均为新设传目。^[3][7][8]清人赵翼品评两《唐书》指出：“至唐末诸臣各传，俱比旧书详数倍，则旧本太略耳。”^[43][32]

曾公亮所上《进唐书表》，在论及《新唐书》时直言：“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认为“事增文省”即为《新唐书》的一大特点。参与编撰《新唐书》的吕夏卿也曾作《唐书直笔》四卷，利用大量篇幅阐述《新唐书》的行文笔法，自谓是以《春秋》一字褒贬法来治书修史的。^[8][7]与此同时，北宋史官在《旧唐书》类传的基础上，除增设专门的褒贬类传外，还特地将《忠义传》提至诸臣类传首要位置，^[40]并重新改写了具有代表性的“王义安、苏安恒、王求礼、庾敬休”等忠义人物传记，把旧书中作合传或附传的“张孝忠、田弘正、王承元”等人也都一一摘出，统一收入《忠义传》的同一篇目。^[16]对此书法，清人章学诚认为，《新唐书》效法《春秋》胜于《史记》《汉书》；清人赵翼则批评指出，欧阳修效法《春秋》书法作本纪，不免行事过于草率。^[13][44]

北宋撰修《新唐书》，直接以《旧唐书》为底本进行取材编撰，在承用旧书内容的同时又新增了若干史料，选用了一些后晋未有见到的部分史料，采抄了部分奏犊案簿和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内容，补撰了诸多旧书记述简略和缺失的唐代人物列传，尤其以新增中晚唐人物传目为多，大抵增至旧书内容的数倍；^[3][8]譬如，黄巢传从一千六百字增至六千字，新增“诸帝公主、诸夷蕃将、宗室宰相”以及“卓行、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8个类目。^[7][40]本纪篇目也有许多内容上的增补修正，其间对唐代帝王施行德政的记述明显增多，甚至对唐顺宗、穆宗做太子时的事迹也有所交待。^[40][13][10]

欧阳修入局修史后，^[6]重视总结唐代典章制度的变革兴废，在志目撰修过程中大量参阅了唐朝至五代时期的大量奏犊案簿，使得《新唐书》诸志普遍比旧志更为详细。^[6][40]譬如，《新唐书》将旧书的“仪礼、音乐”二志合为“礼乐”一志，一改《旧唐书》不以“五礼”叙事的做法，利用长达12卷的篇幅阐述了唐代“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礼制及其演变，较好地反映了唐代礼仪制度的全貌；历志部分，以三倍于旧书的篇幅，详述了唐代八改历法的内容及其源流，同时择录代表唐代历法理论水平的《历议》12篇，补撰了反映中外历法交流的“九执志”及其翻译情况等等。^[7][8][13]

《地理志》增至7卷8篇，^[32]以超越历代正史的志书篇目，从多个维度记述了唐朝地理学发展的盛况。^[13][12]其间记户口以天宝时（742年-755年）为据，记州郡建制以天祐时（904年-907年）为据，物道疆域划分则以开元十五道为准，详细描述了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诸道州县“土贡”物产、府兵军屯力量部署等情况；附记羁糜州（今广东信宜）的八百余个条目，则详细反映了唐代各少数民族的居住分布和边疆地区的开发管理状况，颇具史料价值。^[3][8][13]

《选举志》是新书的增设篇目，该志从唐代官吏来源、馀选、考核等內容出发，对唐代复杂的科举制度做出了系统性梳理，内容呈现颇为清晰；^[3][13]《艺文志》记事篇幅，较旧书《经籍志》卷帙zhì多出一倍；在记述方法上，废除了以部类为“家”的名称，转而以学术流别作为部勒典籍的行事标准，相较《旧唐书·经籍志》而言，个中收录图书名目显著增加。^[40][13][12]

《新唐书》虽据《旧唐书》为底本重修，但其体例运用、谋篇布局却不因袭守旧。在纂修体例上，新书不仅恢复了汉修《史记》以来开创的作表传统，总体廓清了唐代三百年间宰相和宗室的升降兴替，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6][12]在谋篇布局上，还自创纂修了《兵志》《仪卫志》，为后世研究了解唐代科举制度、文臣武将选用以及府兵马政施行演变情况提供了便利。^[13][45]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均已呈现出变革趋势，新的治学风气开始初步崭露头角。传至北宋，史学上愈加显现出以《春秋》编年、褒贬义例治史、论史的趋向，极力抨击纪传体史书“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同时受到北宋政权内忧外患、历史正统观念兴起等因素的复合影响，^[6][17]促使这一史学风气彼时大有演变为主流思潮的态势，时年范仲淹、欧阳修等倡导发起的复兴儒学、古文运动，即为北宋当时崇儒兴学社会思潮演化的典型缩影。^[15][7][46]《新唐书》成书之际，曾公亮所上《进唐书表》进一步申明，刊修新书旨在扬“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之“善”，暴“昏虐贼乱、祸根罪首”之“恶”，籍此“以动人耳目”，继而达成“垂劝戒、示久远”的目的，^[9]颇为直白地阐发了北宋史官秉《春秋》书法而尊儒学，治书修史而保道统的思想旨趣。^[7][17][18]

正是在这一思想原则指引下，欧阳修、宋祁两位“刊修官”，无论是重修唐书纪、志、表，抑或是重修唐人传记，均将儒家倡导的“仁、义、忠、孝”视为义理衡量标尺，并进一步推及至“教孝而求忠”“一心事家国”的政治高度，籍此发论来褒扬有德、有识、忠正之士，贬斥叛逆、误国和碌碌无为之辈。譬如新书作本纪，便将武则天从《旧唐书》本纪中直接改出，转而记入《新唐书》的后妃列传，并援引孔子所作《春秋》立论，认为武则天实系“篡国之主，莫大之罪也”，不遭“大戮”，已是幸免；再如新书作列传，亦是积极秉持儒家思想的衡量标尺，直接将“萧瑀、李光弼、韩愈、刘蕡”等四人从诸臣列传择出，分别独立编纂成卷；另新作“卓行、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多个传目，将各色人物统一归集于一处，并通过调整相关传目次序编排的方式，^[3]来进一步表达新书作者秉《春秋》书法“暴恶扬善”“动人耳目”的封建伦常旨趣。^[7][16][18]

作为《新唐书》“刊修”，欧阳修、宋祁二人均服膺yīng儒学、反对“佛老”，^[47]一致认为“佛统”传布为患中国，有害于王道正统，不可不去。^[7][46]他们的这一思想主张，在《新唐书》的实际编纂上亦多有体现。譬如新书作本纪，在论及唐太宗功过问题上，新书一方面称誉其“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另一方面则因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而视其为“中材庸主”；^[7]再如新书作列传，在言及李蔚上疏切谏问题时，所发论赞抓住唐懿宗惑“浮图”一事，书写了一则长达450余字的“赞曰”来声讨佛教；对于旧书有传的玄奘、神秀、慧能、普寂、一行等僧侣，也因排佛而一概剔除不收。^[3][7]但就提倡推崇“道统”的韩愈而言，则将其事迹从旧书列传中辑出，独立编成一卷，较为鲜明地传递了《新唐书》作者推崇尊王思想，反对佛道鬼神，宣扬“君臣之道”“礼义之本”维护王朝道统的思想旨趣。^[7][46][47]

早在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统治者即已认识到《旧唐书》“以古鉴今”的政治价值，认同并采纳张方平的建议，每天摘取一两条《旧唐书》纪、传中的事迹上奏，籍此引为鉴戒、以资政事。^[6]及至《新唐书》成书，曾公亮在阐述重修动机时复又指出：“ 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五代所修唐书“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6][9]彼时接到献书的宋仁宗亦对群臣直言：“朕将据古鉴今，以立时治，为朕得法，其劳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其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更进一步申明了宋朝统治阶级纂修《新唐书》的主旨思想。^[7][16]

北宋年间，《新唐书》颁行不久，便有当年参与修书的史官吕夏卿另作《兵志》三卷，^[8]史官宋敏求另作《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以弥补《新唐书》编纂上的一些不足；^[48][49]宋人著述《元城语录》亦载刘安世言称：“《新唐书》好简略，事多郁而不明，所谓事增文省，病灶正在于此。”^[10]

传至南宋，藏书家晁公武沿用前人吴缜的说法进一步指出：“议者颇谓永叔（欧阳修）学《春秋》，每务褒贬；子京（宋祁）通小学，惟刻意文章，采杂说既多，往往抵牾wǔ，有失实之叹”；藏书家陈振孙也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虽太略犹不失简古，至列传用字多奇涩，殆dài类虬qiú户铣溪体，识者病之”，认为欧阳修、宋祁所修《新唐书》多发褒贬议论，采信小说野史较多，内容上又常有抵牾失实，列传所用古字晦涩难懂，常被有识之士诟病指摘。^[8]南宋学者王明清则发论认为，吴缜攻讦《新唐书》乃是吹毛求疵，实系就当年欧阳修拒绝其参与修史心怀怨恨，故此作书加以批评指摘；晁公武承用吴缜的说法，援引张九龄拜相一事发论，难免出于有意掊击。但王明清也同时指出，欧阳修、宋祁所修新书的确存在一些疏于考证、自相抵牾之处。^[10][50]

延至清代，官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在品评《新唐书》时亦指出：“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ná]。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yuán]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认为《新唐书》刚一刊行，吴缜即出著《新唐书纠谬》一书，实系切中了新书的弊病；但一代史书毕竟是博采归集众多史料纂修而成，况且又是出于众多史家之手，难免存在一些讹误差池，如果仅以此来诟病新书，显然系一家之偏见罢了。^[1]

近人吕思勉在品评两《唐书》时也认为：“新书本即为补正旧书而作，故其多有矫正前书之失，但其亦有改窜不善者”，总而言之，“新旧二书，各有得失，以大体论，自以《新书》为长。宋人痛诋旧书，固为偏论。后人力矫其说，索新书之垢而求其瑕疵，亦为未是也。”^[10]现代学者周谷城、黄永年等人亦分析指出，《新唐书》的主要缺陷在于，过分追求“文省于旧”，大量删削《旧唐书》原文，特别是诏、诰、章、疏等文献和经济统计数据，致使其史料价值降低，同时纪传部分内容也有不少矛盾和脱节现象，但即便如此，新旧两部《唐书》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3][40][8]

增设《兵志》《仪卫志》，是《新唐书》纂修的一项创举。^[3]《兵志》主讲唐代施行的兵制、马政，虽所记内容多受世人诟病，但仍开创了官修正史必书《兵志》的先河；^[51]《仪卫志》主讲唐代显贵出行时的护卫、仪仗，所记内容对唐代服饰、兵仗亦有涉猎，增益后世考古工作的同时，这一体裁也为《宋史》以后的诸多正史所取法沿袭，颇具史学价值。^[3][13]

《新唐书·表》的编撰，在厘清唐代宗族权贵世系演变和藩镇势力更迭源流关系，弥补纪、志、传目记事或纷繁庞杂或割裂遗漏缺憾的同时，还从史学意义上恢复了自《史记》《汉书》以来形成的正史“纪、志、传、表”体例的完整性，^[3][12]后为《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取法效仿，深刻影响了宋以后诸多官修正史的编纂，同时也为研究校勘唐代历史史事提供了更多参照。^[8][13]

《新唐书·艺文志》的编撰，在袭用旧书《经籍志》援引玄宗开元年间《古今书录》辑录书目的基础上，又新增收录未见于《古今书录》的唐代经籍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按照“著录”“未著录”两种分别开列于《艺文志》的各个类目，从而实现了“记藏书”与“记著述”两种不同性质目录的有机统一，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唐代著述的历史全貌。同时也为后世了解和利用两《唐书》中关于唐代图书的相关记述，来考察中国古代典籍的沿革与存亡问题提供了较为科学的依据，对于中国目录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新唐书》的这一做法，后为清代史家所进一步弘扬和发展，补撰形成了诸多史书的艺文志。^[13]

《新唐书》自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镌刻颁行，流传至今已有历史近千年，尽管宋时即已出现不满议论，诟病其专以褒贬自任、内容偏重文采、不重事实考证、删削史料过多等等，但在宋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新唐书》一直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官修正史，受到世人广泛推崇；直至清代中期以后，主张新、旧不可偏废的论调才转而占据上风，嗣后新旧二书始终并行于世。^[1][8][50]

北宋年间，《新唐书》行世三十余年后，宋人吴缜曾作《新唐书纠谬》二十卷，历数《新唐书》种种弊病称，新书撰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所谓“文省事增”实系撰修者“专以褒贬笔削自任”“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且新书“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认为欧、宋二人不懂修史要旨，多凭个人喜好修书治史，常以阐发褒贬议论、删削拼凑史料为己任，重文采而不重史实，实在难以称得上是一代史书。^[8][50]南宋学者周益公则评论认为：“新书删繁为简，变今以古，确系事增文省”。^[52]

元明时期，《新唐书》仍长期占据正史地位，时人亦多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学界也多沿袭欧阳修、宋祁的看法，贬抑《旧唐书》，推崇《新唐书》，重刻或存世的两宋版《新唐书》依旧传布颇广。^[52]延至明嘉靖年间，闻人铨quán重刻《旧唐书》之际，学者文徵明则在其所撰《旧唐书》序中，归结众多前人评述指出：“新书称良，朝野尊信，皆因出于大手笔欧、宋二公之手。然彼斥新书为乱道，诚为过论，而或缘此遂废旧史，又岂可哉？”认为新旧《唐书》各有所长，均不可弃之不顾。^[52]

延至清代，学者顾炎武品评《新唐书》时，则赞同宋人“事增文省”的说法，认为新书的确取得了“事则增于前，文则省于旧”的效果，且称“《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16][53]沈德潜亦云：“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旧书》以完善胜，故司马氏作《通鉴》，往往取之。《新书》以识见胜，故朱子作《纲目》，往往取之。”^[11]

乾嘉年间，清代官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则一锤定音指出：“平心而论，新旧《唐书》盖瑕瑜不掩之作。定于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认为吴缜批驳新书有所偏颇，实则新旧两部《唐书》各有所长，均应视为官修正史，史家业已无需再议。^[4][8]

同一时期，清人赵翼也曾就此发论，认为“欧宋二人本即大家，且修书可参史料甚多，是刊修《新书》时，又得诸名手做助，宜其称良史也”。但他同时也就《新唐书》的问题进行了批驳，质疑称：“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已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yú？”^[43][44]嗣后史家王鸣盛作《十七史商榷》“二书不分优劣”条指出：“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又说“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54]

近现代学者朱杰勤认为，“《新唐书》参考比较精详，各列传隶事亦多得当，新增的志表可供参考，文词方面，排除不容易完全表达作者意思的骈体，而运用流利的散文，都有可采的地方。且欧阳修、宋祁皆系宋时文章巨子，文学修养均非《旧唐书》作者可及，故《新唐书》编纂自有不少优点。”^[55]

现代学者刘洪仁分析指出：“综观新旧《唐书》，各有长短。就史料价值而言，《旧唐书》比《新唐书》保存原始资料较多，但新书对旧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补。就编写体例及纂修书法而言，新书体例有所创新，文字也比较严谨简明。但由于新书的作者文辞刻意求简，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相标榜，以致记载中出现不少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作书时甚至凭个人爱好，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文改写成散文，有损原意及史料价值。然两书各有长短，应当互相参阅，不宜偏废。”^[42]

现代学者柴德赓、仓得良等也点评指出：“总之，新、旧《唐书》并行于世，事有同异，学者不能偏废。”^[41][45][56]青年学者屈宁亦分析认为：“新、旧唐书各自特点鲜明，旧书多采录唐朝国史、实录旧文，保存不少重要原始史料；新书鉴于唐亡及五代纷乱之教训，尤其关注历史治乱和典制因革。前者重在“往事之不忘”，前者着意“来者之兴起”，因时而生，各有侧重。”^[11]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年间，其后又历经数次刊板印刷，传世版本较多，现为史学界所熟知的主要有：北宋嘉祐本、南宋绍兴复刻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英殿本、民国百衲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等版本。^[8][57]

北宋嘉祐本系《新唐书》最早的刊本，今存十四行残本155卷，现藏于南京图书馆；^[57]另有北宋十六行残本124卷传世。^[8][58]南宋刻本亦有多种，今存南宋十四行残本，原藏于吴兴陆氏皕bì宋楼，现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入；^[8]今存南宋十六行残本（小字建本）124卷，原藏于傅增湘双鉴楼，现藏于国家图书馆；^[8][57]今存建阳魏仲立刻十行残本（或称中字本，又称大字本）193卷，原藏于吴兴刘承干嘉业堂，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8][57]此后亦有南宋刻明代补修本，该本系南宋重刊北宋本，后经明宣德年间递修后传世，形制为每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今有存世残卷192卷，现藏于日本大垣市立图书馆。^[57]

元朝时期，刊行有《新唐书》元刻本，原版承自宋刻十行本，形制亦为每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另刊有南宋绍兴刻宋元递修公文纸印本，形制为每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今有存世残卷132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延至明朝，复有元刻本的明南监修补印本刊行，现在部分大图书馆均有藏。^[8][57]

明朝时期，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南京国子监刊有包括《新唐书》在内的“二十一史”，世称南监本；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嘉靖以后至清初年间的递修印本。^[8][13]嗣后刊行的还有，出自宋本的元大德九年建康路儒学刻明成化弘治国子监递修本 ，形制为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现藏于南京图书馆。^[57]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北京国子监奏报府库所存官刻旧板多已磨损严重，请求组织史馆重刊二十一史”，万历帝遂诏命时任司业张位主持雕板刻印，直至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605年-1606年）相继刻成。学界一般认为，北监本《新唐书》是以南监本为底本刻成，现在所见到的一般都是明末到清初的递修印本。^[8][59]崇祯末年，常熟藏书家毛晋刊有汲古阁刻“十七史”本，其刊修多参考宋、元旧本，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南北监本，清代中期曾有席氏扫叶山房覆刻“十七史”本，《新唐书》均位列其中。^[8]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帝下令重刻“二十三史”，同时收录《新唐书》与《旧唐书》。^[60]武英殿本《新唐书》，^[注4]乃系清人沈德潜主持，据明朝刊行的北监本重刻，所附考证也出自沈德潜等人之手，校勘考证工作多不精，^[8]但刊本流行较广。^[58]

乾隆四十九年，殿本“二十三史”增刻辑本《旧五代史》成为“二十四史”，嗣后殿本《新唐书》的各种覆刻本、影印本问世颇多。咸丰年间，刊行的有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年间，刊行的有成都书局覆刻本，同文书局影印本，五洲同文书局影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同治、光绪年间，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则系浙江书局所刻。^[8]民国时期，刊行的有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现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排印本亦皆出自殿本。^[8][61]

百衲本史书系近现代国学大师张元济主持影印，由商务印书馆1931年正式出版发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见本为底版，择善而从之，残缺不全者则以他本配之，故称为“百衲本”；^[62]百衲本《新唐书》是以几种南宋本配补影印而成，此本以陆心源皕宋楼旧藏宋刻十四行残本为主，辅以傅增湘双鉴楼旧藏南宋十六行小字建本残卷、刘承干嘉业堂旧藏建阳魏仲立刻十行本合成一部，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影印过程中，张元济又据魏仲立刻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进行了校勘修订，勘正原本文字讹误若干，故亦胜于宋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刊行有缩印精装百衲本。^[8][57]

中华书局点校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现代史学家傅璇琮、陈允吉等主持点校的新一版《新唐书》，^[57]中华书局于1975年正式出版发行。^[5]校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以百衲本为底本（南宋绍兴复刻本等），^[8][注5]以北宋闽刻十六行本、南宋闽刻十行影印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和浙江书局本为参校，一并加以标点、分段、校勘，继而使得诸多史料中讹倒衍脱的问题得以校正，是为当代《新唐书》诸本中最好的版本。^[57][58]

北宋年间，《新唐书》颁行不久，即有校勘补正著述陆续问世；^[8]金、明、清时期，唐代史研究渐入高潮，新书遂与嗣后复出的旧书一道受到史学界关注，校勘考证等成果颇丰。^[3][63]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首部考订著述《新唐书纠谬》修成，宋人吴缜以二十卷四百六十条的体量，从“以无为有”“书事失实”“自相违舛chuǎn”等多个方面对新书进行了批评，并以本校法对新书中的抵牾失实内容进行了对勘。^[50][64]延至南宋时期，学者汪应辰又撰成《唐书列传辩证》二十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纂修的相关问题；^[13]同一时期，金朝史家王若虚，亦撰成《新唐书辨》三卷，^[3]提出“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华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竦sǒng略而不尽”的治史主张，继而就用字、用语问题对《新唐书》列传提出了一百四十余条批评意见，同时还兼及了对《新唐书》史例运用的部分探讨，较之吴缜二人研究方向则各有侧重。^[3][65]

明弘治七年（1494年），李东阳入阁就任大学士前，也曾摘编唐史中的诸多事迹，以“辨其是非”发论，撰成《新旧唐书杂论》一卷，后被收入《怀麓堂文稿》一书。^[66][67]传至清代，满旗入关、朴学崛起，^[68]唐史研究也随之趋于兴起，^[69]涌现出了一系列著述成果。^[3][70]早期比较知名的，当属清初学者顾炎武所作《日知录》、阎若璩所作《潜丘札记》对新旧唐书进行的对比分析；^[53][70]雍正年间，两《唐书》研究业已趋于兴盛，^[69]先有学者沈炳震，以《旧唐书·本纪》《旧唐书·列传》和《新唐书·志》为主要史材，间取两《唐书》互为补注，整理辑成《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41][63]后有学者丁子复编成《新旧唐书合钞补证》数卷，陈黄中著成《新唐书刊误》三卷，从而为后世研读《新唐书》奠定了一定基础。^[3][63][71]

乾嘉年间，清人王鸣盛所作《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所作《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所作《廿二史札记》《陔gāi余丛书》、赵绍祖所作《读书偶记》，^[70]均对《旧唐书》作出了部分研究考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的新的研究问题。^[3][8][63]同一时期，赵绍祖又经考证两唐书文本，间引《新唐书纠谬》《通鉴考异》《廿二史考异》之说，著成颇具参考价值的《新旧唐书互证》二十卷。^[3][63]道光以后，复有清人蔡世钹bó编成《读旧唐书随笔》一卷，佚名学者著成《新唐书证误》一册；^[63]晚清时期，学者王先谦在前人所作《新旧唐书合钞》基础上，博采《唐会要》《全唐文》《册府元龟》等数十种史籍原著为据，进一步考订史事、校勘文字，著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3][63]唐景崇则效法《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三国志》裴注、《通鉴》胡注之例，参考上百种前人著述成果，撰成《唐书注》十卷。^{[3][63][72][注6]}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涌现，在梁启超等人史学新思想的宣导下，中国唐史研究方向也渐次从传统史学转向实证史学、现代史学，同时史学界对《新唐书》的考补校勘工作持续依旧。^[71]民国时期，开明书店汇聚《唐折冲府考》《唐折冲府考补》《唐方镇年表》《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等史学研究成果刊印《二十五史补编》一书，^[63]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一系列唐史研究成果。^[13][71]此后一个时期，包括《新唐书》在内的唐史研究，则开始更加趋于全面多元，先后成书刊行的有，陈汉章所作《唐书注稿偶存》、^[63]罗香林所作《唐书源流考》、傅振伦所作 《两唐书综论》、钱宝琮所作《新唐书历志校勘记》、罗振常所作《南监本新唐书斠jiào义》、陈寅恪所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白寿彝所作《新唐书大食传注》、岑仲勉所作《唐史馀渖》、唐长孺所作《唐书兵志笺正》、谭英华所作《略论“新唐书”食货志的编纂方法和史料价值》、黄永年所作《唐史史料学》等研究著述，^[73]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唐书》的研究内容。^[3][63][71]

1994年8月，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领衔编纂的中国“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新唐书》启动，全书预计将在2024年全面出齐；^[74][75]200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面启动修订，南京大学教授武秀成担负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新唐书》修订项目位列其中。^[5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