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旧唐书》，本名《唐书》，^[1]系后晋刘昫等人奉敕撰修的纪传体断代史，^[2]主要记述了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间二百九十年的历史，是一部现存最早综合反映唐代兴衰历程的官修史书，^[3]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4][5][6]

《旧唐书》始撰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7]迄至开运二年（945年）脱稿成书，^[8]全书囊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通计200卷。^[9]《旧唐书》纂zuǎn修主要以唐朝国史、实录、唐历为蓝本，一并杂取朝报、家传、碑刻等著述撰修而成，^[10]是为后学研究唐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5][6][11]延至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重修《唐书》刊刻行世，后晋刘昫等所修《唐书》遂被冠以“旧”名，然《旧唐书》实系后晋赵莹主持撰修，后因刘昫以相位监修国史故题其名。^[5][11][12]

作为一部五代乱世成书的官修正史，《旧唐书》编撰总体遵循“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书”的修史思想，^[7]继承唐代各朝治世思潮的同时，又阐发了自身希冀以史为鉴的旨趣；但又因其大量因袭唐代史料，后期编纂内容相对繁复杂乱，且对“忠义”“叛逆”间有曲笔回护，由此也使得宋以后的历代史家对此颇有不满，^[13][14]故宋人所修《新唐书》问世以后，《旧唐书》即长期为世人所冷落，直至清初这一局面方才逐步得到扭转；^[3][6][15]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旧唐书》被正式列入二十四史，嗣后与《新唐书》并行于世。^[11][15][16]

唐朝覆灭不久，第一个崛起的五代政权后梁，便已意识到收集整理唐代史料“勒为一代典籍”的迫切性，末帝龙德元年（921年）二月，史馆即曾专门行文请旨寻访遍采前朝著述藏书，以备修史。^[11][17]后唐政权建立后，素以唐室后裔自诩的后唐建立者李存勖，亦对搜集唐代史料颇为重视，天成元年（926年）派员前往成都寻得“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诸部，其后又从史官奏请对唐宣宗至昭宗四朝史料进行多方寻购，继而为后续纂修《旧唐书》提供了诸多的史料储备。^[11][18]现代学者黄永年等考证分析指出，梁、唐二朝如此费心收集史料，显然撰修唐史工作当年即已提上议事日程，^[19]但却皆因战乱频仍、史料匮乏始终未能成行。^[11][14][20]

延至天福六年（941年），继承后唐衣钵的后晋政权，其时业已陷入风雨飘摇，但后晋高祖石敬瑭táng依旧诏令设馆修史，个中自然有着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现实考量。在《旧唐书·经籍志序》开篇，刘昫等人即援引《易》《礼》二书指出，治书修史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者非他，方策之谓也。琢玉成器，观古知今，历代哲王，莫不崇尚”，认为“先王陈迹，后王准绳”，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是以崇尚文化的策略来统治天下的，同时治书修史还可以从先王政治事迹中汲取兴亡教训，以此引为后世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准则，颇为直白地道出了后晋治修《旧唐书》的主要意图，即旨在“宣扬道统，以史为鉴，巩固统治”。^[13][18]

后晋编撰《旧唐书》，监修一职曾三易其人，首任监修系赵莹，次任监修系桑维翰，刘昫出任监修在后。三任监修之外，参与具体纂修工作的，还有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等9人。其中，张昭远全程参与纂修，用力最勤；贾纬参加纂修工作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方才起复；赵熙亦全程参与纂修工作；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参加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14][21]

刘昫（888年-947年），字耀远，涿州归义（今河北雄安）人，^[22]早年以好学闻名于燕、蓟jì（今北京）一带。^[23]后唐时期，历任太常博士、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等职，长兴三年（932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翌年监修国史。^[24]后晋天福初年，出任东都留守；后迁太子太保、左仆射，封谯国公；开运元年（944年），官拜司空、平章事，复以相位监修国史；翌年《旧唐书》纂成，遂领衔上奏，题主修之命；开运四年（947年）逝世，卒年六十岁；^[25]后汉初年，追封太保衔。^[5][26]

赵莹（885年-951年），字玄辉，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27]后梁龙德年间，出任梁将康延孝的从事一职；后唐同光年间，监修金天神祠，后为石敬瑭所用，一路累迁至节度判官。后晋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登基称帝后，赵莹官拜翰林学士承旨、金紫光禄大夫、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天福六年（941年），以相位监修《旧唐书》；^[7]翌年降为晋昌军节度使，后改任开封尹；后晋开运末年，复又拜宰相位。契丹灭晋后，随少帝被掳北迁；辽世宗时期，官拜太子太保，六十七岁卒于幽州；嗣后周太祖赠其太傅，葬于华阴。^[28][29]

张昭远（894年-972年），^[30]又名张昭^[注1]，字潜夫，五代宋初濮pú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人，素以博学著称；^[30]后唐庄宗时期，投入兴唐尹张宪门下，初任署府推官；同光初年，加封监察御史里行；长兴年间，改任方员外郎，后为史馆修撰。^[30][31][32]后晋时期，历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户部侍郎，^[32]参加主持纂修《旧唐书》；^[20]开运二年（945年），与刘昫共同署名进献《旧唐书》，^[10]翌年迁官尚书右丞。^[32][33]延至后周，官拜户部尚书；显德元年，又迁兵部尚书。^[30][32]宋朝初年，出任吏部尚书；乾德元年（963年），官拜卤簿使，后封郑国公，与翰林承旨陶谷同掌选；^[32]后因性格秉直，自请告老辞官，遂改封陈国公。^[32]开宝五年（972年）逝世，卒年七十九岁。^[30][32]张昭远一生藏书甚多，著述亦颇丰，撰有《制旨兵法》十卷、《周祖实录》三十卷等载于《宋志》，著有《嘉善集》五十卷，今已不传。^[30][34][32]

《旧唐书》撰修，历经了一个漫长的筹备过程。^[19]早在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年），编撰工作即已提上议事日程，时年二月史馆监修上表《请修唐史奏》，请下敕令搜访遗书旧典置于史馆，唐代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也由此铺开；^[17][19]后唐时期，执政当局筹划唐史撰修工作更勤，其间又征得唐代“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等一批史料，继而大致奠定了《旧唐书》编纂的史料基础。^[11][18][35]

后晋天福五年（940年），高祖石敬塘征召张昭远出任户部侍郎，入朝掌管史院事务，与吕琦、崔棁等史官一道秉笔预修唐史。^[4][32]天福六年（941年）二月，^[7]在历经后梁、后唐两代近20年的史料搜集后，^[14]唐史撰修所需文献资料已大致准备就绪，^[35]石敬塘遂于五代战乱间歇正式敕令开局，^[20]以时任宰相赵莹为监修，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吏部郎中郑受益、左司员外郎李为先（一作光）等为纂修官，《旧唐书》初期纂修班子就此搭建成型。^[7][14][19]

纂修启动伊始，监修官赵莹便上呈《论修唐史奏》，与张昭远一道提出了以“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书”的修史原则，^[7]明确了“只叙本纪、列传、十志”的《旧唐书》纂修体例，制定了“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的修史计划，并在人员分工、组织编纂、史料征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筹划；^[36]诏修唐史之际，史臣贾纬又进献其所著《唐朝补遗录》（即《唐年补录》）六十五卷，继而进一步为后续撰修工作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11][14][37]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旧唐书》开修不久，贾纬便因丁忧离馆，时任刑部员外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应召入馆修史；^[36][38]全书编纂阶段，史馆主要以唐人吴兢、韦述等所著《唐书》和唐代历朝实录、国史等为蓝本，^[6][39]一并兼采《贞观政要》《唐年补录》《唐历》及官文、家书、行状、碑碣等著述杂说，全程历时四年四个月综编纂修而成。^[10][11][14]开运二年（945年）六月，《旧唐书》脱稿成书之际，治史监修官届已三易其人，初任监修赵莹、继任监修桑维翰均已罢相，故由后任监修宰相刘昫与张昭远领衔上表进献，题名“刘昫等撰”。^{[14][40][9][注2]}至于《旧唐书》何时雕版刊刻，历代史籍未见记载。^[21][42]

《旧唐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2][6]全书立《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通计200卷309万字，^[35]中国现行“二十四史”之一。^[6][9]所记内容起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止于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9]大量载录了唐朝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对外关系等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情况，系当代研究了解唐朝兴衰历程的最基本史籍之一。^[5][11]

《旧唐书·本纪》以帝王更迭为体，通篇运用编年体叙事，系统地记述了唐朝一代290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唐朝二十一帝及其在位时期的历史行迹，揭示了唐朝兴盛衰亡的完整历程，系《旧唐书》全书记事的总纲；^[20][37]《旧唐书·本纪》对影响唐朝发展的各类人物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亦多有着墨，同时也从制度层面剖析了当时的社会面相，对于后世全面了解唐代历史多有裨益。^[18]譬如《太宗纪》，便详细记载了唐太宗“以隋为鉴”的一系列史实，从知古鉴今的角度总结历史；《则天皇后纪》记述其“置匦guǐ于朝堂”，^[注3]任人投书，以便了解民情等事迹；武宗以后诸纪内容较为粗糙杂乱，诗话、书序、婚状、狱辞、廷资、府库记账堆叠入纪。^[5]

《旧唐书·志》多以六部九寺直属官衙残存文件档案为基础纂修而来，^[35]置有“礼仪、音乐、历法、天文、五行、地理、职官、舆服、经籍、食货、刑法”共十一志，对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作出了比较详尽的梳理，保存了大量较为原始的历史资料。^[5][11]《礼仪志》据《开元礼》《曲台新礼》等改编而来，牵涉到原始宗教信仰和南北朝时期最盛行的三《礼》之学；^[14]《音乐志》多取材于《通典》和前、后《会要》，^[14]对南朝时的吴声、西曲的起源和歌辞记述较多，没有提及唐代乐舞辞名；^[11]《历志》多因袭唐初傅仁均所作《戊寅历》、高宗时李淳风所作《麟德历》、玄宗时僧一行所作《大衍历》三家历法，体现了唐朝历法的更改变迁；《天文志》主要按朝代年月记录天文变异，同时阐述了僧一行和梁令瓒所制天文仪器黄道游仪，以及僧一行实测子午线每度之间距离的经过；《五行志》主以“天人感应”学说载述灾异，列举了地不同的自然灾害，也收录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情况的资料；^[11]《地理志》以记述山河地理、州县废置、使名军额为要旨，辑录了唐朝的边镇布防和兵马配置，并以天宝十一年(752年)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注4]《职官志》多传抄自《唐六典》，主要记述了唐代的官制职掌、官署废置变迁、文武官员品秩升降等内容；^[11]《舆服志》重在记述唐代“帝、王、将、相、妃”按官阶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经籍志》是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唐代秘书省“经、史、子、集”四部存书的情况。《经籍志》的“序”还简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都洛阳期间官藏典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què酤gū等有关经济史料；^[注5]《刑法志》则综述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的制定实施和关报所断疑狱等法制史料。^[5][7][19]

《旧唐书·列传》总的分为列传、类传、四裔传等三个部分，涵盖了“后妃、皇子、外戚、宦官、良吏、酷吏、忠义、孝友、儒学、文苑、方技、隐逸、列女、叛臣”等1180位唐代人物的生平事迹，^[5]列传主要收录了文臣武将、达官显贵等人物，总体是按照所处时代不同依次编排立传；其他人物则主要依据身份属性、生平学行，分门别类归集于外戚、宦官、良吏、酷吏等类传序列；四裔传主要记述了突厥、回纥、吐蕃等兄弟民族的情况，先后为45个周边政权立传。^[11][14]与此同时，《旧唐书·列传》部分，还援引收录了诸多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等内容。^[14][20]

后晋年间，《旧唐书》撰修之际，唐代史料积累届已颇丰，既有前朝吴兢、韦述等所著《唐书》和唐代历朝实录、国史据为蓝本，^[6][39]又有后梁、后唐两朝力搜遍寻唐代遗逸史料的积极奠基，^[18]复有史臣贾纬著成《唐朝补遗录》六十五卷作为补充，^[11][10]终有监修赵莹、史臣张昭远等人的统筹经营和系统集成，故而使得《旧唐书》能够大量接触和运用到诸多较为原始的唐朝资料。^[6][18]《旧唐书》编撰期间，在监修赵莹、史臣张昭远等人的统筹经营和系统集成下，后晋史馆纂修班子又对唐朝文献残存做了进一步搜寻归集，采撷xié吸收了不少唐人所作的朝报、行状、家传、碑碣等著述杂说。^[10][11][14]而这些唐代诏书和政论原文正因辑录于《旧唐书》之中，故此才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传布于世，对于后世了解唐人政治思想原貌、探究唐代发展历史经纬多有裨益，^[18]是为《旧唐书》编纂的一个特色，现代学者周谷城等誉其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宋朝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亦多采撷《旧唐书》史料。^[5][20][49]

《旧唐书》叙事行文老练，^[33]本纪主于详明。^[14]譬如《懿宗僖宗纪》，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庞勋、黄巢、李茂贞、王行俞、朱温等人的重要事迹；^[5][35]《昭宗哀帝纪》则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进行了详细记述。^[14][50]列传则文笔简净，在运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对于史料匮乏的人和事，也能积极补缀编纂成篇，记述了唐代一朝丰富的内政外交史事。^[5][14][18]譬如列传第三至第六卷，即为唐修《隋书》语焉不详的李密等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和有关人物补修了传记；^[49]列传中类传的编撰也颇具特色，尤其是《文苑传》辑录了一百余位唐代著名文学家及其相关人物，这些未能独立入传的人物均赖《文苑传》得以传世；^[49]收入《吕才传》的《论宅经》《禄名葬文》，收入《卢藏用传》的《析滞论》，收入《魏征传》的《十渐不克终疏》，收入《李百药传》的《封建论》，收入《贾耽传》《李珏jué传》的奏疏表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晋史家注重以列传记述某些重要思想理论的特点；^[14]天文学家僧一行、医学家孙思邈等事迹也赖《方伎传》得以保存。^[5][18][50]

《旧唐书·列传》对周边各民族和政权往来记述同样较为丰富，^[5]超越前朝历代官修正史，达到空前的7卷9篇之多，^[14]作传的周边政权亦多达45个；^[11][14]譬如《吐蕃传》，不仅简述了吐蕃的概貌与风俗，其间还详细记述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和清水会盟、长庆会盟等情况；《回纥传》《突厥传》等传的内容记载也颇为详细。值得一提的是，对参与唐朝国事的少数民族政治人物，如黑齿常之、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旧唐书》也都为其一一作传。^[51][5][14]与此同时，《旧唐书》所纂“纪、志、传”，内容上也多能相互照应，清人李慈铭誉其作序论赞“极有佳者”。^[13][14][18]

《旧唐书》撰修虽总体取法前朝，但在体例运用上仍有所开创。修史阶段，后晋史官从唐朝“食货”制度的演变出发，在《食货志》开篇序文中，即清晰阐明了全志的内容要旨，从而立足经济制度演变勾勒出唐代经济盛衰的变迁全貌；这一修史手法，后为历代纂修《食货志》所普遍效仿。^[5][14]《旧唐书》编撰期间，后晋史官还一改《隋书》将佛、道二录作为附录的做法，率先在《经籍志》中把佛、道二录单列为“四部”的子部，四部分类法也由此开始真正确定下来，成为后世永制。^[18]

《旧唐书》开修初年，监修赵莹便在《奏修唐史条例》中言明“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书”的修史旨趣，^[7]嗣后纂修史官复又大量因袭唐人所修《唐书》、国史、实录等著述加以运用，故此《旧唐书》纂修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各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和历史观点。^[14][27]这些观点比较明显地集中在20卷本纪篇目中，同时又从《旧唐书》重视“食货”问题，后专立《食货志》上得到较大体现。大致彰显了唐太宗至玄宗前期的“以史为鉴”思想，“安史之乱”以后由“取鉴求治”转向“治心求治”的道统主张。^[14][18][52]

《旧唐书》为少数民族将领所修传记，则大体贯穿了后晋史官 “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备边以防之，使重译来庭，航海入贡，兹庶得其道也”“我衰则彼胜，我胜则彼衰”“但患已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向往贞观、开元盛世“来朝者多”的思想倾向，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释放出“理乱二道，华夷一途”的新见解。^[14][18][52]

后晋高祖石敬塘本系藩镇起家，后晋史官亦曾一人仕于多朝，故对藩镇割据这一导致唐朝覆灭的“祸根”，大多采取了容忍姑息的态度，公开承认某些藩镇建立的政权，强调“治乱势也，势乱不能卒治”的思想主张。譬如《昭宗哀帝纪》卷末论赞，用的即是“逆取顺守”的说法，认为唐朝藩镇“逆取”是客观存在，朝廷“不能制之久也”，旨在强调面对现实；但后晋史官又同时强调“逆守必亡”，旨在汲取唐代政治得失，告诫当时的后晋统治阶级，唐末割据者的“盛衰”也是“足以为鉴”的。^[14][18][52]

对于“忠义”“叛逆”的认知，后晋史官也采取了折衷的立场，《忠义传》仅记“杀身成仁，临难不苟”的事迹，但并不强调效忠一国一君的“忠义”；当代学者谢保成等研究指出，“在处理叛逆问题上，后晋史官认为唐末藩镇大都“染禄山、思明之风”才“自相崇树”，自然不愿意承担“叛逆”之名，所以未将安禄山、朱泚等列入类传，也未冠以“叛臣”“逆臣”之名，显然有所曲笔回护。”^{[14][18][11][33]}

《旧唐书》撰修初期，食货并未列入典志纂修，但后又专立《食货志》，多方面论及唐代经济财政史实，则反映了后晋史官重视食货的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食货问题关乎朝代兴亡、家国盛衰”的思考。《刑法志》举武则天一朝例证，通过简述酷吏来俊臣掌刑和万国俊杀戮流人的行迹，对唐代的严酷刑法进行了揭露，反映了编纂者对刑法宽严与朝代兴亡关系的理论思考。^[14][18]《旧唐书》对唐代宦官专政史实进行的考察，则进一步反映了《旧唐书》的编撰旨趣在于“以为鉴戒”。^[18][52]

在《旧唐书》“志“目的次序编排上，后晋史官将反映天人关系的《礼仪志》《音乐志》《历志》《天文志》《五行志》编排在前，以天人关系互动为上述五篇“志”目的叙事主线，然将以人事立论的其它六篇“志”目编排在后，这种志“目的次序编排方式，反映作者修史逻辑思想的同时，也凸显了《旧唐书》编纂的天人观念。与此同时，《旧唐书》的编纂还蕴涵了“通史”的思想，在后晋史家所作《旧唐书·志》序中，贯通古今的修史理念多有体现。譬如《礼仪志》，开篇即追溯了五帝、周公、孔子时期礼仪的演变，后又论及西汉叔通制定朝仪延至隋朝时期的礼仪发展；《地理志》对州县沿革的追溯也较为详细，大多远溯秦汉，近论隋朝。^[14][18]

北宋时期，时人多对《旧唐书》不满，认为其本“浅缪疏漏”，弃之不用；^[53][54]延至明清，《旧唐书》复出行世，后又不断有学者诉诸口诛笔伐；归集历代史家对《旧唐书》的批评攻讦，大致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6][13][14]

其一，记事纷纭，多见于唐后期的叙事。^[5][13]清人所著《廿二史札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指出，因唐武宗会昌以后，《旧唐书》治修不再有前朝史书据为底本，故记会昌以后诸事，史料一概堆叠于书，冗杂繁芜，简直就像民间记事簿。^[6][12][14]

其二，“敷衍成帙zhì”，多见于唐后期的记述。近人张元济、张孟伦等学者考证指出，后晋撰修《旧唐书》存在“编订草率、讹误较多、取材不当、史料漏载”等弊病；^[1][13][14]与此同时，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还批评“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认为后晋史家在对唐朝后期史料的处理上，记述内容失于剪裁、事无巨细拼凑成章，且叙事内容空洞，形成了前后不一的毛病。^[9][39][14]

其三，人物或重复或漏载，集中表现有五种。列传与列传重复，譬如《杨朝晟传》，先见于列传卷一二二，后见于列传卷一四四，且前后两传叙事详略不一；列传与类传重复，譬如《王求礼传》，既见于列传卷一O一，又见于忠义传卷一八七，且列传叙事较之类传更详；列传与附传重复，譬如《张仲方传》，卷九九既有附传、卷一七一复有列传，但前传所记数事不见于后传；类传与附传重复，譬如《丘神勣传》，先见于卷一O二韦述附传，后见于卷一九O下文苑传，且两传所记诸事多不重合；附传与附传重复，譬如人物李善，既见于卷一九八上曹宪附传，又见于卷一九O的李邕追述，但前者叙事较之后者稍详。^[13][14]与此同时，《旧唐书》还存在人物漏载问题，且唐末人物因史料不足而缺漏甚多。^[5][11][14]叙事曲笔回护问题，在《旧唐书》中也多有体现，^[9]以唐时作乱的安禄山、朱泚等藩镇割据人物为例，后晋史官既不将二者载入类传，也不冠以“叛臣”“逆臣”之名，最终将二者置于书末了事。^[9][11][33]

其四，失于考订，多因袭唐朝实录、国史旧文。^[12][14]由于《旧唐书》成书仓促，后晋史官不仅没有对据为蓝本的前朝史书进行考订，而且还大量摘抄辑录唐朝史料原文，甚至在《职官志》中称唐朝为皇朝、皇家，在《经籍志》中称唐朝为我朝。^[6][13]叙事前后抵牾wǔ，也是《旧唐书》的一大缺陷所在；《旧唐书·本纪》载称，唐高宗即位后，张行成、高季辅方为宰相；但《旧唐书·列传》却载，早在唐太宗时期，张行成、高季辅即已位居宰相。^[6][11]又如《旧唐书》记李建成、李元吉，多数地方均称二人毫无功劳建树，有悖于基本的历史史实。^[6][11][35]

同时，在唐代佛教届已至为发达的情况下，《旧唐书》却没有设置与佛教相关的篇目予以记载，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则多仅散见于部分人物列传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晋史官纂书修史的历史局限性。^[14][18]

《旧唐书》作为第一部完整的唐史著作，凝聚了自令狐德棻[fēn]至赵莹等历代史家的心血，对于后世研究了解七至十世纪初中华文明发展的面貌，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史学价值。就体例而言，《旧唐书》在因袭历朝修史旧制的基础上，在《食货志》序文、《经籍志》编次方面有所开创，后多为历代官修正史所取法。^[14][18][52]

就史学而言，《旧唐书》虽撰修于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且逢唐代中后期史事大量缺失，但五代三朝史家以史馆为依托，^[18]通过政府行为广泛搜集、寻购、抄录大量唐代史料，最终撰成《旧唐书》二百卷，此举为中华文明持续发展蓄积了史料遗存的同时，也推动了五代时期历史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和设馆修史制度的延续，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意义深远。^[11][14][18]

就史料而言，后晋史官所撰《旧唐书》，纵然存在芜杂不精、舛chuǎn漏较多等缺陷，^[5][6]但其“纪、志、传”部所辑录的唐武宗至唐哀帝六朝史事，^[7]多采撷自唐朝玄、德二宗时期久经治修的《地理志》，^[35]记述唐朝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的史料与论赞，统合各类史料编成的大量人物列传、类传、附传，篇幅卷帙超越历代官修史书的四裔传，散见于全书各卷的大量唐代诏疏表文和政论原文等内容，^[18]都为后世蓄积保存了较为原始的史料，颇具史学价值。^[35][49]即便嗣后北宋重修唐史，依然是将《旧唐书》据为底本加以改纂。^[55]就其史学价值，晚清学者李慈铭亦曾慨叹：“自穆宗以后，时事纷弩……幸存此纪，尚可考见晚季苍黄、瓜分瓦解及措置失理之故。”^[56]

《旧唐书》成书之际，正值近代汉语发端的晚唐五代时期，乃系包含近代汉语时期语词的第一部史书，其间蕴涵的丰富史书语料，对于研究中国汉语词汇史来说颇具价值，且地位特殊。^[57]《旧唐书》所记内容，涵盖了汉语史上的“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三个时期的词汇，仅以它作语料来研究汉语词汇史，就能够看出汉语史上的三个不同时期的词汇状况；其后历朝历代所修史书，虽然也有涉猎这三个时期，但其所涉近代汉语时期相对偏晚，故从语言语料学价值的角度看，此后的史书在这一点上显然逊于《旧唐书》。^[57]晚唐五代是近代汉语的起点，这一时期的史书语料，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现行不少近代汉语的词汇专著和辞书，都大量举有《旧唐书》中的用例。^[57]此外，《旧唐书》中还有不少词语，可以用来替换辞书举例中时代偏晚的部分例证，增补其中漏收的词条和义项，乃至弥补部分词语没有例证的缺失。^[58]

《旧唐书》系第一部完整记载唐代历史演进的专史。全书编纂过程中，后晋史馆按照“纂修须按于旧书”的原则，大量沿用采录了唐代历朝实录、国史中的诸多史料，同时又结合贾纬所作《唐年补遗录》和五代三朝政权搜集所得，集中进行分析、整理、剪裁、加工，于“缺漏支诎中补缀完善”纂修成章，系统记述了有唐一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帝王将相、各色人物等情况，特别是在《唐实录》大多散佚不传、《新唐书》诸事间有不载的情势下，^[59]对于世人研究了解唐朝治世思想、社会全貌、兴衰历程，^[18]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整体发展趋势，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地位和作用。^[18][60]

《旧唐书》纂修期间，经籍志开篇即自序：“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囊时藏书、尺简无存”，籍此交代了前朝史籍遭受的悲惨境遇。^[61]后世学者也多认为，唐朝后期史书典籍毁损严重，五代初年各地亦是战火频仍，前代史料遂进一步惨遭厄运，五代时期后梁、后唐、后晋政权，能够接续组织人员广泛寻访、整理、归集史料，已属功不可没。^[13][62]然后晋所修《旧唐书》，不仅熔铸各类史料、相继编著成篇，以本纪为纲揭示了唐朝二百九十年的兴衰史，为大量唐代人物、周边民族和政权立传的同时，^[5][14]还从制度层面剖析了当时的社会面相，显然对于后世全面了解唐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多有裨益，凸显了《旧唐书》取材于实录、国史，又高于实录、国史的史学地位和价值，当属第一部完整系统地反映唐代历史全貌的史书典籍，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地位。^[18][20]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武英殿校刻《二十四史》付梓刊行，新旧两部《唐书》同时收录其中，《旧唐书》遂再度重回正史序列。^[6][11][16]

北宋初年，学界即对《旧唐书》颇有微词，认为后晋所修唐史“浅缪”，且“疏漏”甚多，“且将命官别修”，致使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启动校勘的《旧唐书》在即将交付国子监刊版时搁置。^[63][9][53]宋仁宗赵祯亦认为，“《旧唐书》卑弱浅陋”，实在不值一提、弃之不用，转而诏令欧阳修、宋祁投笔重修；^[64]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新唐书》修成进献之际，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时曾批评称，《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延至绍兴元年（1131年），宋人吴缜进献《新唐书纠谬》之际，更进一步指摘《旧唐书》“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摹，仅能终篇，聊可备数”，^[65]认为后晋所修《旧唐书》不过是传抄唐朝旧史，敷衍编纂成书，滥竽充数而已。^[5][54][53]

元明年间，《旧唐书》的地位长期为《新唐书》所取代，甚至一度被置于正史序列之外，^[66]直至明嘉靖年间闻人铨quán刻本刊布，《旧唐书》遂不再有如《旧五代史》原本那样失传的危险。^[11]闻人铨本刻成之际，其本人即曾作序指出，“晋史臣刘昫氏者，爰[yuán]集馆寮liáo，博稽载典”“纂修《唐书》，识博学宏，才优义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秦、隋以下，罕有其俪，固后世之刑鉴具在也”，认为后晋治修《旧唐书》者博学多识，所修史书博采史书典籍，亦即一代良史，传至后世同样颇具意义。^[66]明代学者杨循吉也称誉《旧唐书》，“有唐事迹悉载无遗，而撰述详赡，妙极模写，足以上追史汉，下包魏陈，信乎史之良者，无以加于是矣”，认为其记事颇为详细，编纂也很精妙，不失为一代良史。^[67]明人邵经邦则讥讽称“《旧唐书》本纪乃敷衍成帙”，其恐难称良史。^[33]

清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品评新旧《唐书》称：“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于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6][11]清代大学者顾炎武亦点评《旧唐书》称“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68]清代学者王士禛对比两《唐书》指出：“予尝论新唐书不及旧唐书。盖矜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诏等文词率皆削去。虽谓事增于前，辞省于旧，远逊旧书之详雅矣”，认为《新唐书》一味精求文字辞藻，全然失去了史书的本来面目，且对《旧唐书》所录史料笔削过多，虽自诩叙事有所增益，文字亦省却不少，但实则远不如《旧唐书》详实古雅，文献史料价值也受到了大幅削弱。^[69]

清代学者赵翼所作《廿二史札记》指出：“《唐书》因载籍散佚，历梁、唐数十年，未溃于成，直至晋史成书，则纂修诸臣搜剔补缀之功，不可泯也”“凡本纪只略具事由，而其事则详于列传。此书如庞勋之乱、黄巢之乱，李茂贞、王行瑜等之劫迁，朱温之篡弑，即于本纪详之，不待翻阅各传，已一览了如”。^[10]同时，他也发表批评称《旧唐书》“记武宗会昌以后事，诸史料一概堆叠于书，冗杂繁芜，简直就像民间记事簿”，认为五代治修《旧唐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辑录了众多宝贵的唐朝史料，功不可没，本纪编纂叙事亦多有可取之处；但其记述唐朝后期诸事过于敷衍，内容杂乱无章，堪比记事簿，有失史家笔法。^[12]

近现代史家张孟仑品评《旧唐书》时，曾举《刘晏传》《李百药传》《长孙无忌传》为例，指摘《旧唐书》存在“叙事黑白不分、史材取舍颠倒”的弊病。^[13]现代学者黄永年等人则认为，后晋史家在时局变乱的五代时期，能够广泛收集运用史料，纂成《旧唐书》实属不易，世人不宜过多苛责。^[11][14][18]

当代学者熊国祯、钟叔河等认为，历代史家虽对《旧唐书》皆有所批评攻讦，且确有“动辄累幅，内容繁芜，曲笔回护”等问题，但总体看来瑕不掩瑜，世人应客观看待史学价值，史书编纂亦有颇多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一言以蔽之。^{[9][18][50][70]}

《旧唐书》修成后，何时雕版付刻，史料未有记载，今存本可追溯至两宋时期。^[42][21]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自《新唐书》付梓刊布，《旧唐书》遂流传不广。^[11][21]直至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闻人诠本刊布后，才得以重修流传开来。^[4][21]

“宋刻残本”（残宋本）系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又称“越州刻本”，^[注6]是为《旧唐书》刊刻早期的本子，今残存六十七卷，复有子卷二卷。^[21][71]传至清代，此本原为大藏书家黄丕烈所藏，而后归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其间亦曾收入汪士钟艺芸书舍；新中国成立后，今此本随瞿氏藏书一并归入国家图书馆。^[11][21]宋刻残本卷末题“左奉议郎充绍兴府府学教授朱倬校正”者十五卷，题“右文林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霍文昭校勘”者九卷，题“苏之勤校勘”者二十四卷，题“左从政郎绍兴府录事参军张嘉宾校勘”者六卷，题“徐俊卿校勘”者六卷。据学者张元济考证，此刻本全书题“倬zhuō校正”，当为南宋初年刊本。^[21][71]

闻人诠本成书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系明代闻人诠搜寻众多残宋本汇刻而成，^[注7]是现存最早的《旧唐书》足本，^[42][11]分初印本与后印本两种，二者在内容上存在些许差异。^[72]此本刻印次数甚少，行款、版式、字体等皆仿南宋本刊刻。初印本形制为左右双边，双鱼尾白口，半叶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71][73]嘉靖覆刻本，行数相同，每行二十六字；^[71]卷首均题有闻人诠、杨循吉、文徵明等三人作序。^[66][71]闻人诠本最早刻成于苏州，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73]中华民国时期，涵芬楼曾用南宋初年越刊残本配以闻人诠本，影印刊行《百衲本二十四史》；清代诸刻本，如武英殿本、岑氏惧盈斋本等均属闻人诠本系统。^[21][33][73]

当代学者最新考证指出，明刻闻人诠本有简单的文字讹误，也有不少超出文献整理原则的文字改动，同时又因对唐人制度、语言习惯疏于了解出现了部分误改，致使《旧唐书》版本面貌在宋明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转变，在明刻本成为清代以来诸刻直接援引的祖本之后，对《旧唐书》版本体系、文献源流的认识理解亦形成了一定误导。^[74][75]

至乐楼抄本亦出自南宋绍兴越州刻本，每卷卷后所题校勘人名与绍兴本相同，^[11]传至清初仍存九十八卷（包括子卷四卷），其中超出今存残宋本的部分多达六十五卷。至乐楼抄本在清初为藏书家钱曾所得，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借予好友叶石君，此后该本即下落不明，现代学者黄永年等考证认为此本“当早已亡失”；^[21]现存有铁琴铜剑楼藏有清中叶藏书家顾之逵临校叶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11][76]

叶石君校本成书于清朝初年，系叶石君以闻人诠本为底本，以明嘉靖时常熟陈察至乐楼抄宋本校勘而来，^[21]现存叶本分装为六十册。叶石君校勘《旧唐书》采用的是“死校法”，即不论文字正误，全部书于闻人铨本之上，且多直接在底本字体上进行修改，校勘标注也比较清晰，忠实地保存了至乐楼抄本的文字原貌，但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讹误；民国初年，叶石君校本入藏长沙叶德辉观古堂，后又几经辗转归入湖南省图书馆，对后世整理校勘《旧唐书》价值较大。^[77][75]

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帝下令重刻“二十三史”，同时收录《旧唐书》与《新唐书》。武英殿本《旧唐书》，^[注8]乃系清人沈德潜主持，以闻人铨本为底本，以《新唐书》《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书参校刊刻而成，书口题“乾隆四年校刊”。^[21]因主持校勘的沈德潜史学功底有限，校勘工作不精，且间有脱漏篡改，致使殿本《旧唐书》新增舛误不少，后世史家多不以其为善本。^[21][11]

殿本《旧唐书》刊布后，常被后世据为底本，覆刻和影印本子颇多，影响亦颇深。譬如，道光年间岑氏惧盈斋，同治年间浙江书局皆据之重刻；同治年间，定远方氏又收惧盈斋版修补重印。同治年间广州陈氏菲古堂、光绪年间成都书局则据殿本仿刻或覆刻。光绪年间同文书局、五州同文书局、竹简斋，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现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的排印本亦皆出自殿本。^[21][11]

扬州岑建功惧盈斋本《旧唐书》，始刻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成书于翌年（1843年）七月，乃系清代江都学者梅植之主持，以清武英殿本为底本，仿照汲古阁版“十七史”形制镌刻而成，承袭了殿本同样的缺陷。^[42][21]书后附有罗士琳、刘文淇等人所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此系据闻人铨本和其他史料校勘殿本所得，是前人整理《旧唐书》的重要成果，因其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故岑刻本中未及吸收这一校正意见。^[11][21]

百衲本史书系近现代国学大师张元济主持影印，由商务印书馆1931年正式出版发行，因其集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刊印的《十七史》至《廿niàn二史》可见本为底版，择善而从之，残缺不全者则以他本配之，故称为“百衲本”；^[78]百衲本《旧唐书》是以南宋绍兴刻残宋本六十九卷与闻人本配补而成，^[11][21]此残宋本与明刻闻人铨本的异同，张元济曾撰《校史随笔》进行过比较，而后又出《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旧唐书校勘记》，则有进一步的详细对比，后世常以百衲本《旧唐书》为善本，^[79]即当下最好的版本。^[11][21][33]

中华书局点校本，是复旦大学主持点校的新一版《旧唐书》，由中华书局1975年首次正式出版发行；^[11][80]校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以清道光年间扬州岑氏惧盈斋刻本为底本，^[81]以残宋本、百衲本、闻人铨本、清武英殿本、清浙江书局本、清广东陈氏菲古堂本为参校，^[3][11]广泛借鉴吸收《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和罗士琳等所作《旧唐书校勘记》、张森楷所作《旧唐书校勘记》等既有史学研究成果，一并加以标点、分段、校勘，继而使得诸多史料中讹倒衍脱的问题得以校正，是为当下比较通行的《旧唐书》版本。^[11][79][21]但因其用殿本的岑建功重刻本为底本，且点校工作进行的比较草率，间有篡改原书原文、校点分段失当和句子漏掉未印等问题，^[82]当代学者多不以其为善本。^{[11][21][79][81]}

岳麓书社点校本，是当代史学家陈焕良、文华主持点校的最新版《旧唐书》，由岳麓书社1997年首次刊印发行。该本以明刻闻人诠本为底本，^[83]所附校勘记比较多，也有一些新的见解；但总体校勘不精，删改底本不作说明，对清武英殿本的讹误亦有所承袭，难称严肃整理本。^[21]

北宋年间，《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遂鲜有流传；直至明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刻，《旧唐书》才重新流行起来；延至清朝年间，已颇为史学家所重视，研究著述也相继开始问世。^[11][18][79]

两宋时期，研究重心多聚焦在新旧《唐书》对比上，主要著述有宋人吴镇所作《新唐书纠缪》、吕夏卿所作《唐书直笔》，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虽多采撷《旧唐书》史料，且考证唐代事迹作有相关《考异》，但并不旨在专攻《旧唐书》研究；^[84]其间又因长期不被视为正史，^[84]《旧唐书》传世四百年间近乎濒临绝迹。^[66][74]直至明嘉靖年间，闻人铨本镌刻成书，《旧唐书》才得以完整面目流传下来；但其时闻人铨本亦传布不广，鲜有研究文献问世。^[11][21]

传至清代，满旗入关、朴学崛起，^[85]唐史学者随即开始重视运用《旧唐书》，^[84]并将其置于《新唐书》同等地位加以研究。^[11]早期比较知名的，当属清初学者顾炎武所作《日知录》对新旧唐书的对比分析；雍正年间，两《唐书》研究业已趋于兴盛，^[84]先有学者沈炳震，以《旧唐书·本纪》《旧唐书·列传》和《新唐书·志》为主要史材，间取两《唐书》互为补注，整理辑成《新旧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5][9]后有学者丁子复编成《新旧唐书合钞补证》数卷，张宗泰著成《旧唐书考正》稿本，从而为后世研读《旧唐书》奠定了一定基础。^[5][33][84]

乾嘉年间，清人王鸣盛所作《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所作《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赵翼所作《廿二史札记》《陔gāi余丛书》、赵绍祖所作《读书偶记》，均对《旧唐书》作出了部分研究考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的新的研究问题。^[5][84][86]同一时期，清武英殿重刻“二十三史”之际，沈德潜等史臣亦对《旧唐书》作有部分《考证》。^[11][86]道光初年，扬州学者岑建功复刻闻人铨本《旧唐书》刊版后，^[5][42]学者刘文淇、陈立、罗士琳、刘毓yù崧sōng等据此校勘，广泛采撷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合力撰成《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嗣后又辑《旧唐史逸文》十二卷附后，终成《旧唐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5][33][84]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和涌现，在梁启超等人史学新思想的宣导下，^[87]中国唐史研究方向也渐次从传统史学转向实证史学、现代史学，同时史学界对《旧唐书》的考补工作持续依旧。继清代刘氏治《旧唐书》大成之后，复有近人劳格撰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吴廷燮所作《唐方镇年表》、张元济出校《百衲本旧唐书校勘记》；开明书店则汇聚重点史学研究成果刊印《二十五史补编》一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唐史研究成果；^[87]其后一个时期，包括《旧唐书》在内的唐史研究，则开始更加趋于全面多元，先后涌现出了龚道耕、岑仲勉、陈寅恪、^[88]周谷城、^[5]刘节、罗香林、严耕望、黄永年、^[89]瞿林东、谢保成^[90]、陈尚君、^[91]吴玉贵^[92]、武秀成等诸多唐史学家，^[93]形成了《旧唐书札迻yí》《唐史馀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书源流考》《唐史史料学》《〈旧唐书〉辨证》等一批研究性著述。^{[5][63][87][94]}

1994年8月，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领衔编纂的中国“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旧唐书》启动，全书预计将在2024年全面出齐；^[95][96]2006年4月，新中国重大古籍整理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全面启动修订，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担负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修订项目位列其中。^[91][97][98]

《旧唐书》本名之争由来已久，古今史学界一般认为，《旧唐书》本名系《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及南宋绍兴刻本均题《唐书》，^[11]历代学者亦多持此说，但也间有谓之《李氏书》《前朝李氏书》说。^[1][99][13]譬如清代学者顾炎武所作《日知录》指出，《旧唐书》成书当年，为避后晋高祖石敬瑭名讳，遂将其定名为《李氏书》；^[68]现代学者谢保成等考据史料后也认为，《旧唐书》本名应为《李氏书》或《前朝李氏书》，原名冠以《唐书》一说无疑有待商榷；^[13][20]但现代学者武秀成等则认为，《李氏书》《前朝李氏书》一说恐难成立，二者很可能是前人行文时对《旧唐书》的别称，且后晋时期也并非逢“唐”必改，故时人沿用历代正史命名的惯例谓之《唐书》至为合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