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

五代（907年—960年）是指唐朝灭亡至宋朝建立期间，定都于开封和洛阳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中原王朝时期。存续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1][2]

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节度使朱温代唐建立后梁，晋北李克用等势力不承认其正统性，割据一方。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在与后梁发生多次战争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以复兴唐室为名建立后唐，并伐灭了后梁和割据政权前蜀。但由于内部生乱，将领李嗣源自立为帝，在李嗣源死后，他的儿子李从珂也发动篡立，而后唐最终于清泰三年（936年）被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代替。石敬瑭táng为建立后晋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称儿皇帝，遭到百姓强烈反对，在内外交困中离世。他的侄子石重贵在即位后，不肯向契丹称臣，后晋也于开运四年（947年）被契丹所灭。之后，后晋将领刘知远建立后汉，三年后又被后晋将领郭威建立的后周取代。后周经过郭威、柴荣两代君主的努力，势力得以扩张，但幼帝柴宗训即位后，禁军将领赵匡胤的实力愈发强盛，显德七年（961年），赵匡胤yìn代周建宋。五代也由此结束。^[2][3]

五代大致承袭唐制，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藩镇林立，节度使权力很大。各朝多以军事手段夺取与巩固政权，大体上以枢密院为最高统兵机构，以禁军和牙兵为主要力量，设有专门的作院负责兵器制造，对募兵基本没有要求。用法严苛，除后汉外，各朝都制有法律；对南方割据政权多采用羁縻mí政策，和朝鲜半岛也有往来，后晋时曾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为负担高额军费等，各朝赋税繁重，虽实施鼓励垦荒等政策，但农业发展总体缓慢。手工业以官营为主，丝织棉毛织业兴盛，制瓷业、冶炼业、造船业都有所发展。历朝重视商贸发展，在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医学方面也有所进步，首次以官方身份通过雕版印刷术刻印儒家经典，掌握了以石油为燃料的火器技术。文化上重视国史修篡，出现了《秦妇吟》《山中寡妇》等反映战乱与民间疾苦作品，尝试恢复国子学教育，艺术上以绘画较有影响力，佛教壁画画工趋于工整简单。宗教信仰以佛教和道教为主。除汉族外，五代北方有契丹、党项、吐蕃、女真、沙陀、回鹘等少数民族。社会阶层大致分为特权阶层、庶民阶层和贱民阶层。社会风俗在沿袭隋唐旧俗基础上，有少量变化。^{[4][5][6][7][8][9][10][11]}

自唐朝之后，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均建都于唐都所在地洛阳或开封。而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宋后，为使北宋政权合法，修史宣扬宋代后周的合理性。出于采用五德终始说的政治需要，将后周之前的中原政权视为正统，统称为“五代”。^[12]欧阳修所著的《新五代史》当中，又将五代时期的十个割据政权与之相并称，后世也把五代十国视作一个历史时期。但五代指是从唐哀帝天裕四年(907年)唐朝灭亡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北宋建立，而五代十国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从唐哀帝天裕四年(907年)唐朝灭亡西川节度使王建建立前蜀政权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灭亡北汉。^[13][14]

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宦官当权、朋党之争使政治愈发昏暗，唐皇室统治力量持续削弱；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多次与南诏发生战争，政府财政困难，经常预征两三年的赋税；江淮一带连年水旱，农民生存困难。大中十三年(859 年)，以裘甫为首的浙东农民发动起义。之后，又爆发了庞勋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淮北、淮南广大地区，队伍发展到 20 万人。起义军先后被镇压后，唐朝对农民盘剥加重。咸通十四年（873年），唐僖宗即位，朝政被权宦田令孜把持，政局更加混乱。乾符二年（875年）初，受到唐朝打压的“贩盐白丁”王仙芝率众在濮州（今山东鄄juàn城北旧城）起兵，屡败唐军。同年，失意士子、私盐贩黄巢聚众起义，与王仙芝合兵，转战山东、河南、湖北、安徽等地。^[15]

唐朝统治者见起义军声势日重，而军事镇压效果不大，转而采用招降优抚政策。乾符三年(876 年)，想要接受唐朝招降的王仙芝被黄巢殴伤，双方决裂。两年后，王仙芝起义失败，余部北上投奔黄巢，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王霸”，设官分职，于乾符五年（878年）春率大军由山东进入河南威胁洛阳。遭到唐重兵抵抗后，黄巢为避实就虚，挥师南下，控制了两广地区。之后，又率兵北上攻打长安（今陕西西安），欲推翻唐皇朝。广明元年 (880年），起义军扩大至 60 万人，直趋长安，唐僖宗逃亡蜀地。黄巢随后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大齐”，实行“均平”政策，强力剥夺富豪的财产以济贫者。^[15][16]

之后，黄巢起义军产生轻敌情绪，不派兵驻守包括洛阳在内的所攻占的城市，也没有逐个消灭关中的节度使。广明二年(881年)，唐朝组织力量反攻，于次年进围长安，黄巢起义军处境渐趋困难，粮食极缺，以至用树皮等充饥。唐中和二年（882年），黄巢麾下起义军将领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因战事所迫，归投唐军，唐僖宗喜而赐名“全忠”，封其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又请沙陀贵族李克用出兵协同镇压起义军。^[15][16]

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起义军主力被李克用击败，黄巢自刎，李克用因军功被加封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乾宁二年（895年）又被封为晋王。在唐朝内部，士族势力进一步被削弱，各地节度使力量逐渐强大。比如驻守陕西的凤翔节度使、歧王李茂贞(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驻守河北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驻守浙江的镇海节度使钱镠，驻守江苏的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驻守四川的西川节度使王建。所有节度使中，又以朱温、李克用势力较强。^[15][17]

朱温为节度使期间，用严法整顿军队，规定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斩首，即“跋队斩”；为防止军士逃跑，他“文面”军士，迫使他们留在军中供其驱使。^[18]龙纪元年(889年)，朱温打败驻守河南的秦宗权，势力大增。光化三年 (900年)又打败刘仁恭，收服河北诸镇。与此同时，唐朝朝廷内部，宦官与朝臣之间争斗不息。天复元年（901年），唐昭宗封朱温为梁王。同年，宦官韩全诲联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幽禁唐昭宗，宰相崔胤召朱温救驾。韩全诲投靠李茂贞。天复二年(902年)，朱温击败李克用，一时称雄北方。次年，朱温打败李茂贞，控制了唐昭宗，崔胤引朱温入京，清除宦官势力。^[19][16][17]

天复四年（904年），实权在握的朱温杀死崔胤，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随后将其杀死，改立他十四岁的儿子李柷为帝，是为唐哀帝。唐天祐yòu二年（905年），朱温诛杀宰相裴枢、崔远等朝臣三十余人，以及唐昭宗的九个儿子。唐王朝自此名存实亡，藩镇各自为政，相互争斗的现象愈演愈烈。^[20][21][22]

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接受唐哀帝禅让，正式称帝，建立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都于此。其他割据势力如湖南马殷、闽南王审知、江南钱镠、河北王镕等纷纷接受其册封。但淮南杨行密，晋北李克用，陇西李茂贞，辽东刘仁恭这几个割据政权仍使用唐年号，不奉后梁为正统。而王建则自立称帝，建立前蜀。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之子刘守光也在之后称帝建燕，史称桀燕。^{[23][21][24][25]}

梁太祖朱温即位后，继续发动兼并战争以打击李克用等未归降的割据势力。在其即位次月，便下令围攻被李克用势力占据的潞州（今山西长治部分以及河北涉县），但久攻不下。为保障财政收入，他对内重视农业、减轻赋税以恢复生产。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正月，李克用去世，其子李存勖接任河东节度使，河东内部人心浮动，其叔父李克宁、义兄李存颢hào、李存实等人都手握军权，有意取而代之。而朱温趁机加大攻势，准备一举取得胜利。^[18][20]

内忧外患之下，李存勖xù先是取得监军张承业、大将李存璋等人的支持，埋伏甲士擒杀李克宁、李存颢等人，稳固了内部政局后亲率大军赶赴潞州战场，抵达潞州北面的黄碾（在今山西长治）。后梁内部认为李存勖年轻不足为惧，遂放松了警惕。李存勖伏兵于三垂冈下，乘大雾以奇兵突袭后梁军，后梁大败。朱温被迫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李存勖进而平定河北，威胁后梁中心地区。^[20]

潞州之战失败后，朱温愈发多疑嗜杀，听信谗言杀死了镇守长安的王重师。镇守在同州的刘知俊为此心生忧惧，转而投靠了与朱温为敌的李茂贞。开平四年（910年），后梁义武节度使（治定州，今河北定州）王处直、成德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镕也叛梁投靠李存勖。李存勖趁机势力东进。^[26][23][27]

后梁乾化二年（912年），李存勖征讨燕王刘守光，刘守光向朱温求援，朱温率50万大军攻晋。此时晋军后方空虚，晋将符存审将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趁夜奇袭朱温营寨，并放出传言说李存勖亲率大军来攻，朱温信以为真，烧营夜遁时却迷失方向，对后梁军之残暴不满的河北百姓趁乱袭击后梁军，朱温气怒交加，战后一病不起，此后愈发骄奢嗜杀，并欲传位给养子朱友文。同年六月，病重的朱温在洛阳被次子朱友珪所杀。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朱温三子朱友贞联合后梁宿将杨师厚，率禁军攻入宫中，朱友珪guī自尽，朱友贞继任后梁帝位，即为梁末帝。^{[27][26][23][28]}

梁末帝即位后，和宗室兄弟关系疏远，宠信赵岩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等人。朝臣敬翔、李振等相续称病而不问政事，后梁政局更加混乱。而梁末帝依靠禁军拥戴当上皇帝后，依照约定对他们大肆赏赐，而连年征战军费浩重，后梁财政日趋紧张。为保证税收，后梁对百姓盘剥更甚。^[29][30]

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十一月，李存勖灭亡桀燕，平定北疆，欲全力南下灭梁。贞明元年（915年），后梁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杨师厚病死，梁末帝欲分魏博为两镇，引发魏博镇兵变，李存勖乘机举兵占领魏州，随后又攻取德州（今山东德州）、澶州（今河南清丰西），进而攻取莘县（今山东省聊城市）。^[31][32]

贞明二年（916年），朱友贞下令进攻河东重镇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以遏制李存勖势力，因久攻不克无功而返。不久，李存勖又攻下卫州（今河南省卫辉县）、相州（今河北省临漳县）等地。沧州节度使戴思远、邢州节度使阎宝等也投降李存勖。李存勖进而占领后梁在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省浚县附近）外的所有领土。割据岭南的刘岩也于次年称帝建立南汉，定都广州。贞明三年（917年）年底，李存勖趁朱友贞前往洛阳拜谒yè朱温宣陵、东京开封守备空虚之际，率军攻下杨刘城（今山东省东阿县附近，是魏州通向郓州的重要渡口）。^{[33][34][26][32]}

朱友贞遂令梁将谢彦章率军夺回杨刘城。贞明四年（918年），谢彦章与李存勖军作战期间，不惜决堤黄河，任水害弥漫数里以阻其攻势。同年，李存勖趁谢彦章被梁将贺瑰陷害致死、后梁内乱之际进兵临濮pú（今山东省临濮镇），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在今山东鄄城西北）。贞明五年（919年）正月，李存勖派符存审进据德胜城（今河南清丰西南，是魏州通向汴州的重要渡口），在黄河南北修筑两城，对后梁造成较大的威胁。同年四月，后梁将领贺瑰包围德胜南城，进图德胜北城。李存勖令敢死勇士三百人，划桨到河中突入后梁军舰之间，点火大破后梁楼船军，并趁势渡河，攻占濮阳（河南省濮阳市）。贞明六年（920年）七月，朱温养子、后梁河中节度使（治蒲州，今山西省永济蒲州镇）朱友谦攻取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后，因遭到梁末帝猜忌归降李存勖。李存勖又将河中镇收归麾下。^{[35][36][37][38][32]}

贞明七年（921年），成德镇将领张文礼杀节度使王镕，控制成德军，联合契丹与后梁，与李存勖开战。最终，李存勖取胜，夺得河北三镇。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四月，李存勖沿用唐朝国号在魏州称帝，改元同光，建立后唐。同年十月，李存勖率军南下，突袭并占领开封，后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在统治了十七年后灭亡。^[39][40][25]

后梁灭亡后，后唐迁都洛阳，原臣服于后梁的楚国、吴越、南汉、闽国等割据政权转而向后唐入贡称藩。与后梁对立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朱温义孙、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1]也在名义上向后唐称臣，被封为南平王。前蜀却拒不臣服。而李存勖为帝后，宠信伶人、重用宦官，皇后刘氏发布的教令与皇帝诏敕具有同样效力。降将如袁象先、温韬、张全义都通过厚赂刘氏得到重用。^[41][42]此外，李存勖采取宦官建议，分设内外府库，其中，州县上供的财赋存放在外府，充作国家经费；方镇贡献的财赋收入内府，充作皇室宴游及给赐左右。而内外府分置后，常“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李存勖等挥霍无度而军费常有不济，军士由此心生怨恨。任用贿赂伶人谋得职位的孔谦为租庸使，而孔谦为敛财放贷给穷困百姓，以此为条件贱价征丝，引发民怨。^[43][44]

同光三年（925年），李存勖派儿子李继岌以及将领郭崇韬攻打并灭掉前蜀。因为李继岌年幼，兵事多听命郭崇韬，郭崇韬在蜀地权势日盛，引发李继岌和李存勖猜忌。皇后刘氏遂密令李继岌杀掉郭崇韬父子。^[42][45][25]次年，李存勖近臣、伶官景进诬告与他有嫌隙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说他曾欲与郭崇韬合谋叛乱。李存勖信以为真，下令除去朱友谦全家一百余口，引发河东将士哗变。同年，后唐劲旅魏博士兵在邺都兵变。之后，邢州（今河北邢台）、沧州（今河北沧州）士兵相继生乱。前去平叛的禁军因恼恨李存勖在灾荒年不肯开内库赈灾致使禁军家属冻饿至死者无数，劫持将领李嗣源与叛军合势。此时，李存勖无力平乱，只好在洛阳等待儿子李继岌率领的征蜀大军汇合。不料，禁军将领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却突然发动叛乱，李存勖率军出战时被流矢射中，死于绛jiàng霄殿。之后，李继岌部属溃散，被迫自缢，李嗣源进入洛阳，在李存勖灵前称帝。威武军节度使（治福州，今福建福州）王延翰于次年自称闽国王。原西川节度使（治剑门关以西地区）孟知祥割据蜀地。^{[46][47][48][49][41][25]}

李嗣源继位后，整顿吏治，鼓励官员进谏；劝课农桑，改善民生，废除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大量裁撤宫人、严厉打击宦官；北退契丹，南和诸国。朝政得以恢复。但其执政晚期，朝政又起乱象。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李嗣源病重，其次子秦王李从荣密谋篡位，被平乱官兵杀死，李嗣源也悲愤而死。之后其子李从厚即位，即为后唐闵帝。^[25][50][51]

李从厚即位后，对手握重兵的潞王李从珂（李嗣源养子）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李嗣源女婿）很是忌惮。调李从珂之子、时任禁军控鹤指挥使的李重吉外任，将李从珂改镇河东，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改镇成德，让亲信李从璋调任凤翔，接替李从珂的节度使职务。李从珂却拒绝调令，于后唐清泰元年（934年）三月起兵造反，并很快攻下长安、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境内）、陕州（今河南陕县），进逼洛阳，侍卫亲军纷纷率部来投。李从厚仓皇逃向魏州，却被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软禁在卫州（今河南卫辉）。四月三日，李从珂攻入洛阳，称帝即位，废李丛厚为鄂王，任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但对石敬瑭多有防范。^[52][53]同年，割据蜀地的孟知祥建立后蜀。^[25]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李从珂将石敬瑭调任郓州节度使（治今山东东平），石敬瑭猜测李从珂将自己调离河东是有意除掉自己，便装病不走，又要求李从珂让位给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益。李从珂遂罢免石敬瑭的所有官职，派兵讨伐他。石敬瑭于是向辽太宗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允诺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并献出幽蓟jì十六州以换取契丹援助。在契丹军协助下，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征战过程中，将领刘知远多次立下战功。同年十一月，石敬瑭被耶律德光立为皇帝，改元天福，建立后晋，以契丹的儿国自称。之后，他攻入洛阳，李从珂自尽。次年，后晋迁都开封。^[53][25]

石敬瑭执政时期，中原势力大不如前，北面臣服于契丹，南面有割据政权南唐、吴越、闽国、南平、南汉等。而南唐国势很是强盛，契丹又索求无度，藩镇多不愿服从，有些甚至有意拉拢契丹以夺位，后晋将领如刘知远、景延广等与百姓对屈尊异族感到不满，后晋也相继发生了范延光、张从宾、杨光远、安重荣等人的叛乱。而将领刘知远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成为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后，在河东的势力越来越大。天福七年（942年），因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收留不愿投降契丹的吐谷浑部，契丹遣使问罪，石敬瑭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刘知远，也不敢得罪契丹，在内外交困中忧愤病亡。临终前将唯一幼子石重睿放到宰臣冯道怀中，想要冯道辅立他为幼主。^[54][55][56]

石敬瑭离世后，冯道认为“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一起拥立石敬瑭的侄子、养子石重贵为帝，而朝中大权也被景延广掌控。石重贵即位后，采用景延广建议，向契丹国主“只称孙不称臣”，对契丹的外交政策日渐强硬，引发契丹不满，连年派兵南下伐晋。而石重贵即位后，为人骄奢不似石敬瑭一般节俭，国内连年遭遇旱涝蝗灾，百姓饿死流亡者众多。刘知远、桑维翰等认为景延广高调与契丹为敌的做法过于冒险，桑维翰极力劝阻无果，刘知远听之任之，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55][57]

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契丹兵分三路，大举南犯。西路进入雁门（今山西忻州），攻击忻州、代州、太远一线。东路南下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中路直冲汴梁。后晋拼死抵抗，契丹最终没有达到灭晋目的，率兵北返。景延广被驱逐出朝廷，外放至西京洛阳。而刘知远在此次战役中，大破西路军于忻口（今山西忻州境内），之后因功受封太原王、北平王兼任北面行营都统。同年，契丹再次兵分两路，第二次大规模伐晋。^[54][58][57]

开远二年（945年），石重贵下诏亲征拒敌，任用自己的姑父、顺国节度使（治恒州，今河北正定）杜重威为统帅。杜重威畏战，在听闻已经北撤的契丹军即将南下与其作战时，急忙下令撤退。在退至阳城（今河北完县东南）白团卫村时，被将士胁迫对契丹发起攻击，最终打退了追击的契丹军。但两次战争后，契丹和后晋均损失惨重，内部都产生和谈意愿，石重贵遣使契丹，请求停战和谈，但最终没有达成和谈。^[59][60][61]

由于顺国离契丹较近，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杜重威不愿在此镇守，多次请求入朝为官，被石重贵拒绝后，擅离职守，执意进京。但视杜重威为亲信的石重贵没有处罚他。开运三年（946年），误判形势的石重贵任用杜重威为主帅，令其率军北伐契丹，在中渡桥边（今河北正定县东南的滹沱河桥）与契丹军遭遇后，杜重威因畏惧契丹，又有意篡位，便胁迫属下将领投降契丹，后晋主力尽失。同年十二月，石重贵向刘知远发出求救诏书。但不久就被攻破封丘门^[注2]。开运四年（947年）一月，耶律德光率联军直逼开封，石重贵开城投降，后晋灭亡。石重贵被耶律德光封为负义侯，与家人一起流放塞北黄龙府。辽朝分予50余顷土地，让他们建造房屋、分田耕种。石重贵生母安妃病死流放途中，小女儿与宠姬赵氏、聂氏先后被抢娶。辽保宁六年（974年，北宋开宝七年），石重贵病逝，被辽景总追谥为晋王。^{[58][54][59][61]}

后晋灭亡后，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准备经营中原地区。刘知远派牙将王峻奉三表到契丹为其庆贺，耶律德光下诏褒扬嘉奖刘知远，称其为儿子，并赐其一根木拐，而此木拐在契丹只有贵重大臣才可以受赏。而王峻在上表过程中察觉到辽朝无法真正占据中原，返回后与刘知远商议建国事宜。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二月，刘知远于太原称帝，沿用后晋石敬瑭天福年号。之后，刘知远下诏禁止地方官为辽朝搜刮百姓，对反抗辽朝的地方武装和百姓大加赏赐，后晋旧臣纷纷来附。同年四月，因辽朝实施“打草谷”政策劫掠百姓引发中原百姓反抗，耶律德光被迫北归，留辽国国舅萧翰驻守汴梁开封，为了方便契丹控制中原，后唐明宗之幼子李从益被萧翰任命知南朝军国事。^[58][62][63]

耶律德光在北归途中病死，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六月，刘知远听取将领郭威建议，举兵南下，俘杀了李从益，收复后晋末年失陷的河南、河北诸州，改元乾祐，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之后，刘知远亲率大军围攻魏州，两月后，据占此地的杜重威献地投降，北方基本统一。乾祐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病重，临死前授意托孤大臣郭威等在他死后杀掉叛服无常的杜重威。他的儿子刘承祐随后继任皇位，即后汉隐帝。^{[58][25][62][63]}

汉隐帝即位后，朝政被勋旧大臣杨邠、史弘肇、王章、郭威把持，他们手握兵权轻视文臣，朝廷内部矛盾不断。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汉隐帝听从宦官、伶人建议，将杨邠bīn与史弘肇等人一同诛杀。又派使者到魏州去诛杀郭威。郭威遂起兵反叛。汉隐帝杀掉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属。郭威很快攻入开封，汉隐帝逃出京城，途中被茶酒使郭允明刺死。郭威随后立刘知远之侄刘赟为帝，在率兵北上抗辽途中，又以部下拥立为名称帝。后周广顺元年（951年），郭威改国号为大周，正式称帝，后汉随之灭亡。与此同时，刘知远弟弟刘崇改名刘旻mín，于太原称帝，沿用汉国号及后汉的乾祐年号，史称北汉。^[64][65][66]

后周建立后，郭威躬行节俭，奖励耕殖，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重用文士，想借此改变当时轻视文士之风；整顿禁军和藩镇，立除前代积弊；击退辽国与北汉的入侵，稳固后周统治。^[67]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病死，其养子柴荣即位。北汉刘旻趁后周改朝换代，联合辽朝南侵，柴荣率军亲征，在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市高平市与泽州县交界处的巴公镇）与北汉军队遭遇后，在宿卫将赵匡胤及其它将领的配合下大败北汉军，直至围攻北汉国都太原，但最终未能攻下。之后，他整肃禁军，重用赵匡胤等人才，打造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禁军队伍，并延续郭威的治国方针，重视人才、整顿吏治；提倡节俭，轻徭薄赋，鼓励流民回归家乡恢复生产；兴修水利，整治水患；抑制佛教，保证税收；开铸“周元通宝”钱，稳定货币。在他的治理下，后周政局逐渐稳定，国力日趋强盛。^[68][69]

柴荣随后又采用“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欲统一全国。显德二年（955年），柴荣击败前蜀军队。之后，又多次征伐淮南，攻打南唐，迫使南唐割让江北地区，于显德五年（958年）向后周称臣。显德六年（958年），柴荣率军北征辽国，却因病不得不中途返京。同年六月，柴荣病死，其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68]

柴宗训即位后，根据柴荣生前安排，将高级将领张永德等掉离京城，重用赵匡胤等中级将领。朝廷官员对柴荣安排的辅政大臣魏仁浦、范质、王浦，以及禁军最高统帅韩通心存不服，而势力日渐强大的赵匡胤受到多数朝臣的信服。^[70]辽朝和北汉趁后周新旧交替之际，派兵袭扰边境。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以率兵北伐为名，取得了通领禁军的兵权，在率军北伐途中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被部下黄袍加身，之后接受柴宗训禅让，代周建宋。后周在存续十年后灭亡，五代随之结束。^[71][72][25]

五代时期，各国统治疆域多为中原地区，其中后周疆域最大，其次是后唐，以下依次是后晋、后汉和后梁。^[73]该时期仍沿用唐十道的名称，节度使的设置，也大致沿袭唐制，由于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道”形同虚设，各国行政区划实为州(府)、县二级制。各国均以都城所在地称作“府”。在府、州之外，还会在军事要地和矿区分别设有军、监的建置。^[74][75]

后梁建立之初，周围割据政权林立，疆域“西至泾、渭，南逾江、汉，北据河，东滨海”，实有河南诸州，兼及河北、河东南部，关中东部及山南北部地，略有今山东、河南、陕西的大部，安徽湖北的北部，山西、河北的南部，兼及江苏西北端及宁夏东南一隅地。^[76][73]

贞明元年（915年），割据晋北的李存勖趁后梁内乱，夺取魏州等地，贞明六年（920年），随着朱友谦的归降，后梁又失去河中地区。次年，河北地区尽失。龙德三年（923年）后唐建立之时，后梁还据有中原地区的洛阳等地。^[39][40]

后梁时期行政区仅有唐朝的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西、淮南 6 道，共辖有 78 州，并在西北河套地区设有天德军 (今内蒙古五原境)以防御契丹。以汴州为东都开封府，改东都河南府（洛阳）为西都，废西都，改京兆府为大安府。建国次年迁都洛阳，朱友贞即位后又迁还开封。^[74][77]

李存勖克燕、灭梁建立后唐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也前来归降，疆域“东际于海，南至淮、汉，西逾秦、陇，北尽燕、代”，略有今山东、山西的全部，河北、河南、陕西的大部，甘肃、宁夏东部，内蒙古南部，安徽、湖北北部及江苏西北端一隅。但营(今辽宁朝阳)、平(今河北卢龙)二州，以及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天德军(今内蒙古五原东)所在地被契丹占据。^[73][76]

后唐建立之初，有故唐的关内、河东、河北、山南、陇右、剑南、江南、河南、淮南等9道共辖有123 州。在魏州 (今河北大名)设兴唐府作为东京，于太原府建西京，在镇州(今河北正定) 设真定府为北都。后梁灭亡后，后唐迁都洛阳，又以京兆府长安为西都，太原府为北都。同光三年（925年），后唐伐灭前蜀。同年，后唐改洛京为东都，兴唐府为邺都（陪都）。四年后又改邺都为魏州，不再作为陪都设置。^[74]李存勖离世后，王延翰建立闽国，后唐失威武军（治福州，今福建福州）辖地。清泰元年（934年），孟知祥建立后蜀，后唐失蜀地。清泰三年（936年），石敬瑭叛乱，后唐又失河东之地。同年，后唐灭亡。^[25]

后晋建立时，夺回了被后蜀所并取的成州（即原汶州，今甘肃成县）、阶州（今甘肃武都），又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失去了幽 (今北京)、蓟(今河北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河北县)、檀 (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境内)、妫gu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宜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镇)、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县)等领土。略有今山东、山西的全部，河北少部，河南、陕西的大部，甘肃、宁夏东部，安徽、湖北北部及江苏西北端一隅。^[73]

后晋建立之初以洛阳为都，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并迁都于此。以河南府洛阳为西京，太原府为北京，改魏州为广晋府恢复邺都之称。设有州 109个，在移都开封府后，为加强对关中地区的控制，在京兆府设晋昌军。^[74][77]

后汉建立后，刘知远收复魏州，基本统一了北方地区，疆域和后晋不相上下，但西部的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东)、成、阶四周已经被后蜀占领，与后汉相较疆域少了今甘肃东南部地区。^[73]

后汉乾裕初 (948年)，增置解州(今山西运城)，共设州106个，并将后晋设置的晋昌军改为永兴军。^[74]

后周建立后，于显德二年(955年)，西取巴蜀，复得秦、凤、成、阶四州，恢复了后唐、后晋时期的旧有疆域，显德五年(958年)征伐南唐，取得江北地区包括光(今河南潢川)、黄(今湖北黄冈)、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寿(今安徽凤台)、庐(今安徽合肥)、滁(今安徽县)、和(今安徽和县)、濠háo(今安徽凤阳东北临准镇)、泗(今江苏盱眙北)、楚(今江苏准安)、海(今江苏海州)、扬(今江苏扬州)泰(今江苏泰州)等十四州。^[78][73]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北征契丹，夺回瀛、莫、易三州及契丹增置的宁州(今河北青县)，以及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但北方疆域后缩，北汉占据了河东的并(今山西太原)、汾(今山西汾阳)、石(今山西离石)、宪(今山西岚县东)、岚(今山西苛岚南)、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沁(今山西沁源)、隆 (今山西祁县东南)、辽(今山西左权)等十州。疆域略有今山东、河南的全部，河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的大部，山西、内蒙古、宁夏的南部，及甘肃的东部。^[73]后周末年，除去北汉占据的十州，实有118州。^[74]

五代时期，北方政权更迭，战乱频仍，赋役沉重，各政权内部也存在力量斗争，北方并未形成真正统一的局面，且自然灾害较多，而南方割据政权为了增加国家的力量，多对北方人民采取招抚政策，促使大量北方人员南迁定居。^[79]南方的户口数远远高于北方，北方地区以河北地区人口居多，其中“魏博六州户口，天下之半”，关中、河北北部、河东地区人口密度较低。^[80]

关于五代人口的统计不完备，现存记录仅有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时的人口。^[81]据《册府元龟》载，不包括准南郡县的情况下，显德六年 (959年)时有230多万户。^[82]而据《宋史·食货志》载，北宋代周后，建隆初年（960年）仅有96万户。^[83]当代学者徐庭云认为，若户均5人，并以《册府元龟》的 230 万户计，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则有人口1154 万。若加上少数民族和其他割据政权人口，实际人口远远超过1154万。且由于南方相对安定，人口要比北方多，约在230万户左右。^[81]学者王育民在《中国人口史》中认为，五代时期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有 236 万户，南方有 252 万户，总计达 488 万户。若加上各类隐漏人口以及兵户、营田户、僧道之众，当时的人口数至少有550 万户，约3000 万人。^[84]

五代中央官制大致承袭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有负责决策的中书省，负责审核决策的门下省和执行政令的尚书省。但其官长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不会特设，一般会作为兼任授予方镇军阀或重臣宿将以笼络人心。兼中书令、门下侍中职务的勋贵较常见，兼尚书令的不常见。以中书令、门下侍中和尚书令为本官的情况很少。只有后晋的桑维翰曾被委任门下侍中、中书令之职，以及后周高行周曾“进位”尚书令。^[85]

负责“议事”决策的宰相往往为三省中的他职充任，荣誉性质明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加平章事、各部尚书、侍郎加平章事或司徒加平章事均为宰相。统治者为安抚地方，节度使往往会被加兼同平章事，或加兼检校官如检校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检校官之设与恩泽和奖酬相联系，后唐时李嗣源曾规定，太师、太尉纳二万钱；太傅、太保纳一万五；司徒、司空纳一万；仆射、尚书纳七千；员外、郎中纳三千四百。若节度使兼任平章事或侍中、中书令者，则被称作使相，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85][86]

五代开国君主多为依靠武力称帝的节度使，常会任用亲信担任兼具顾问、行政两系统职权的枢密使、参议顾问政事的翰林学士（内相）、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等参与机密，执政治国。宰相虽位高权重，但其权势也常会受到枢密使，翰林学士、御史台、伶人、宦官（皇帝亲信）等人的牵制。^[85][86]

而五代枢密院相比唐代时地位提高，逐渐形成了枢密使负责军事的制度。后梁时期，曾废置唐代所设置的以宦官为枢密使的枢密院，改置崇政院，负责传诏宣旨、行使密令、参谋顾问。后唐时重设枢密院，以亲信外臣任枢密使，替代后梁时期崇政院事务。由于五代枢密使多为皇帝近臣担任，负责的军事事务较多，宰相职权也逐渐变为行政权，而军事权开始分属枢密使。^[87][88]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下设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而后唐时期，曾废置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长官。^[87][89]

此外还设置了总管全国财政的部门。比如后梁时期曾建昌院（建昌宫），下设正副使，统管户部、度支、盐铁三司。而三司则分别负责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等事务。后唐明宗李嗣源执政起，设三司使作为最高财政官员，多由宰相兼任。^[90]

五代地方官制一般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刺史多为武将。县设县令，有佐官县丞、主簿等，一般只设县令和主簿。在重要城市设府，如开封府、河南府、京兆府等。在军事要地设大都督府，如后梁在宋州、福州设大都督府。后唐在全国设十大都督府。五代注重对地方官的考课，令其忠于职守。后汉时还规定不到三十岁不能为县令，以免不能胜任。但由于地方官员多为武人担任，恃功违法者甚多，吏治败坏。^[86][85]

一些地方会设军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如后梁时在辉州杨山县置崇德军，后晋时改旧威州为清远军，置军使作为长官。军镇节度使拥有较大职权，除了掌握地方军权，兼领一州或数州以及下辖县的行政权以及人事任命权。辟用的幕职有观察支使、判官、掌书记、巡官、推官、从事等职。其中掌书记从事多为士人。^[85][86]

五代之后梁时，中央设崇政院掌军事，后唐起，枢密院代替了崇政院的职权。枢密院置枢密使、副使、判官，是全国最高统兵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91][85]

由于该时期的藩镇多拥兵自重，不听中央调遣。各朝皇帝为确保统治地位，均辖有为朝廷所控制的中央禁军。在禁军之内另置亲兵，亲兵战斗力较强，主要任务是侍卫皇帝和监视禁军。后梁时期便出现了侍卫亲军的称号。^[91]

五代时禁军人数大致十几万至二十万左右，这些禁军自后梁起就在国家战事中发挥较大作用，至后唐时，分为内外禁军在全国各地据点屯戍，并形成了军事屯戍和就粮屯成两种形式，成为封建中央的常备武装。但禁军多由藩镇军发展而来，作风彪悍，容易形成骄兵悍将，进而造成政权更迭。学者王仲荦等认为，禁军的存在加剧了五代分裂的政治局面。^[91]

针对这一情况，后周建立后，曾对禁军进行改革，完备禁军统辖体制，以文官出任枢密，另设立殿前军与侍卫亲军分治禁军，从而加强皇权对禁军的控制。大规模“选练”禁军，选拔藩镇士卒精锐者入禁军，以加强禁军，削弱藩镇。制定新的兵法，整顿军纪。^[91]

而禁军编制经过历代改革，至后周时趋于定型：最高一级编制是军司（侍卫司、殿前司），军司下属马、步两军。马、步两军各辖有若干个左右厢番号。厢设都指挥使一员，厢下各军由都指挥使和都虞候统管。军下设指挥，每指挥使拥有士兵500人。指挥使下设都，每都100人，设都头。都下设队。^[91][92]

藩镇军事指挥机关，是以节度使和监军使为核心的藩镇文、武僚佐的总和。节都使下设节度副使，文武幕僚当中，以“掌弼戎政”的行军司马以及掌牙兵等兵权的马步都知兵马使最为重要，他们常被视作储帅，为藩镇最高统帅的继任者。^[91]

以马步都知兵马使为首的都将厅事为藩镇最高军事机关，下分左右厢，左右厢各分统数军，军下辖若干个队。而藩镇一般选军中“魁伟强力者”组成牙兵，并以节度使之养子为牙兵将校，使之更忠实地效劳于节度使。牙兵一般为父子相袭，且“丰给厚赐，不胜骄宠”“亲党胶固”，为辖制牙兵，节度使还会另置亲军，令其相互牵制。^[91]

五代时藩镇势力膨胀，将外镇纳入治下，兼管原由中央三司管辖的地方场、院等，甚至直接将附近的乡村割属外镇，镇将则居于县令之上，主持所在县的税赋征收，以供军为名将原属中央的税额纳入藩镇。为此，五代各朝通过收编精锐牙兵为禁军，不断分割藩镇辖地，增置新的节镇等方式进行削藩。但在后周时，五代藩镇还有相当的兵力。^[91]

无藩镇统辖的地方，有州兵，即由州刺史统辖的军队，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这些州兵人数不多，约数百至数千不等，但对遏制藩镇的叛乱有重要作用。^[91]

此外，还有预备役性质的乡团武装团练兵，又称为团结兵、乡兵、土团、土军、义军等。团练兵与列入军籍的职业“官健”有所不同，主要任务是配合州兵，维持地方治安。但一些藩镇为实行割据，也会经常征发团练兵，补充兵力，以对抗朝廷。^[91]

五代时，牙兵、亲兵多来源世袭兵户。还会通过招募、征发来补充兵员。较之于前代募兵，五代的募兵范围扩大，且由于该时期需要大量兵员补充军队，对募兵对象基本没有要求。^[91]

五代自后梁便设作院负责制造兵器，另外在诸道设立作院课造军器，按照任务规定，每月进纳兵器至京城。后晋时期，由于地方制造的兵器质量没有保证，于天福二年(937年)，禁止地方擅造器甲，改由中央作院统一制造，但开运元年(944年)又命令诸道出兵员，负责制造兵器。后周时，因地方制造的兵器质量不精，且私造兵器会对中央产生威胁，将兵器的制造权收归中央，禁止地方私自制造兵器，并将诸道的工人招集到中央，由中央统一负责制造兵器。^[93][94]

五代时期，各政权均以军事手段夺取并巩固政权。后梁建立后，朱温便对晋王李克用等割据政权发动兼并战争。开平元年(907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在潞州大败后梁军。开平四年(910年)，双方又在柏乡开战，李存勖采纳将领周德威的建议，最终击败后梁，逆转了梁晋争霸的形势。乾化元年（911年）至三年（913年），李存勖对桀燕作战，最终灭亡了桀燕，占据幽燕之地。贞明四年(918年)，李存勖向汴梁进军，在胡柳陂（今河南濮阳东南）之战中先败后胜，但晋军将领周德威死于混战，晋军无力再攻汴州，与后梁军进入相持阶段。同光元年（923年），后唐建立，后梁为遏制后唐攻势，攻打战略要地杨刘城，但被李存勖击败。同光元年(923年)，乘梁军兵列前方，后方守备空虚之机，袭击汴州，灭掉后梁。^{[33][26][32][42]}

为巩固后唐统治，李存勖以儿子李继岌发动征蜀之战，灭掉了前蜀。因李存勖的统治不得人心，引发士兵哗变，前去平叛的李嗣源和叛军合势，起兵叛乱，最终夺得了帝位。后唐天成三年(928年)，义武节度使王都与契丹联合，据定州（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叛乱，后唐出兵平叛，发动了定州之战。清泰三年(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叛乱，并联合契丹灭掉了后唐。后晋天福八年至开运三年(943年—946年)，由于石重贵不愿意继续臣服于契丹，双方先后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最终后晋灭亡。^[59][42]

后汉乾祐元年至二年(948年—949年)，后汉隐帝即位后，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藩镇李守贞与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连兵反叛，后汉将领郭威奉命平乱，最终赵思绾wǎn投降，李守贞和王景崇相继自焚而亡。次年，郭威起兵反叛，灭掉了后汉。^[66]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北汉和契丹联兵来袭，柴荣亲自率军，在高平巴公原与之发生战斗，初时后周军兵败溃逃，在赵匡胤等将领的协助下，柴荣扭转战局，反败为胜，兵至北汉国都太原而返。显德二年(955年)，后周西征后蜀，夺回了被后蜀占取的秦、凤二州。之后，柴荣又发兵攻打南唐，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击败南唐援军，迫使寿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归降。显德三年(956年)至四年，柴荣再次征伐淮南，在紫金山、六合等地多次大败南唐军，迫使南唐向后周称臣。显德五年至六年(958年—959年)，柴荣率兵北征河北，欲收复幽燕之地，因病回返，后病逝。柴荣之子柴宗训即位半年后，赵匡胤反叛，为保全后周皇室，柴宗训同意禅位，双方未发生战争。^[68][69][25]

除后汉外，五代各朝都曾制定法律。大体沿用唐后期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其中敕为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后梁时，朱温曾诏删定律令格，制成《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庄宗时编纂zuǎn成《同光刑律统类》十三卷。后晋时编定《天福杂敕》三十一卷。后周广顺元年 (951年)，总结后晋、后汉等事关刑法教敕编成《大周续编敕》。显德四年 (957年)，为解决法令中有歧义的状况，重新编集刑书，编成《大周刑统》共二十一卷。^[95]

五代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和镇压人民的激烈反抗，多用法严苛，滥施刑讯。但后唐时曾规定刑讯致死者，官吏要承担刑事责任；允许医治病囚；每五日为囚犯洗刷枷具等。后周世宗柴荣时，进一步规定不得消减犯人食物，还曾亲自录囚。在民事、经济法律方面，后梁时对契约与牙保制度有了详细规定，比如牙人介绍买卖时，必须监督钱物的交相分付，如有欠款，须有契保，逾期未还的钱，连署契人同力填还。另有完整的《禁私盐曲法》，对盐、曲的制作、买卖作了详尽的规定。^[95]

后唐建立之前，多次与契丹交战，曾在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大败入寇幽州的契丹军，使之暂时无力南下。^[32]后晋时，在契丹的威势之下，外交处于劣势，不仅割让燕云十六州，还向其称儿国以获取支持。后汉建立初期，曾对反抗契丹（辽朝）的地方武装进行赏赐，但与契丹（辽朝）交往中依旧处于劣势。后周时，柴荣曾派兵攻打契丹扶持的北汉政权，甚至围困北汉的都城太原，还欲夺回幽燕之地，但对契丹的外交新局面因柴荣病逝戛然而止，外交策略也转变为以防御为主。^[96][97]

后梁建立之初，为争夺幽州、魏博、凤翔等，与晋王李克用展开势力博弈上。对南方诸割据政权采取了拉拢、姑息的策略，以寻求“后方”的稳定。李存勖北驱契丹，统一河北，建立后唐后，实施交攻并重的外交策略，灭掉后梁，伐灭前蜀，对吴国等归附的割据政权则实施安抚为主的外交。后晋时，疲于应对契丹的压榨，对南方割据政权的外交策略也以安抚为主。后汉政权孱弱，与南方割据政权的交往也力不从心，多听之任之，以安抚为主。后周时，吴越和荆南向其臣服，并受到后周礼待。对地理位置较远的南汉后周以安抚为主，但多次以军事打击的手段征伐南方未归附的割据政权如后蜀、南唐等，南唐也因此国力衰落，不得不向后周称臣。柴荣病逝后，后周在南方割据政权的威势不如以前，但在北宋建立之前，双方外交关系没有明显异动。^[96][97]

五代时期，朝鲜半岛政局也较为混乱。此时期半岛各政权一一新罗、后百济、高丽为获得中国方面的认可和支持，都积极同五代政权往来。后梁时期，同朝鲜半岛新兴的高丽之间有过使节往来，但记载较少。而由于朝鲜半岛的其他政权新罗、后百济不承认后梁的正统性，且后百济与南方割据政权吴国存在外交往来，而吴国与后梁又有敌对关系，故与后梁之间没有使节往来。^[98][97]

由于新罗长期尊唐朝为宗主国，在以复兴唐室为名的后唐建立后，新罗很快与之遣使往来。后唐与高丽也往来频繁，整个后唐时期，高丽派遣使者至后唐计11次 ，后唐遣使高丽册封1次。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后百济发生内乱，遣使后唐朝贡，希望能够获得后唐的外交认可和支持乃至军事援助，但此时的后唐自顾不暇，同年，两政权相继灭亡。^[98][97]

后晋存续期间，与高丽也往来频繁，高丽派遣使者至后晋凡7次，后晋派使者册封2次。后汉时期，与朝鲜半岛没有外交往来的记载。后周时，曾遣使至高丽进行官方贸易，且允许去高丽贩铜。高丽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还推行了科举制度。^[98][97]

五代财政主要来源包括田赋和工商税收。由于战乱，各朝对荒地已无法进行有效分配。国家掌握的官田，主要是用作屯田垦植或出租给农民耕种。而私有土地除少量小土地为农民自耕外，多数被大规模兼并，成为地主豪强的私有庄园。^[99]

五代时的财政支出，多为军费支出、水利支出以及皇室开支。该时期藩镇林立，割据政权并行，各政权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往往有庞大的军费支出。而当时黄河连年遭灾，治河修水利支出较多。除了缴纳沉重的赋税外，百姓还经常要服徭役。主要有夫役、职役，官户役。夫役也称力役，是民户从事修建城池、治理河道、修路、运送物资等，涉及面广，征发无限制，是最繁重的徭役。职役是指民户轮流充任州县的吏职以及杂务、壮丁等。此外还有一种官户役，是由专门的民户负担官府特殊需要的徭役。五代时期的军事性徭役也很多，如运送军粮、随军营作、帮助制造兵器以及直接当兵等。^{[100][101][102]}

后梁建国初期，曾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鼓励农耕，梁太祖朱温曾将讨取淮南所夺取的耕牛租给淮北民户，并收取“牛租”，后因制度发生僵化被后周太祖郭威废除。^[103][104]但其实施的两税法负担比唐代更重，具体规则目前未知。^[105]后唐建立初期，设租庸使重敛充实内库，供李存勖等统治阶级享用，后唐同光四年(926年)，因军粮不足，李存勖还敕令河南预征夏秋税。李嗣源即位后，减轻了赋税，天成四年（929年）时还调整了纳税期限，规定气候比较温暖的黄淮地区“夏税”自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初一日纳足；北部的沿边地区则自六月初十日起征，九月纳足。但曾规定田税每斛hú加收二斗，称为“雀鼠耗”。^[106]

后晋时期，特别是石重贵当政时期，军费开支大，官员贪腐严重，税赋沉重，除了重课田税外，还对盐铁等专卖物品重复课征。后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于前代旧制“雀鼠耗”之外加征二斗，即每征一斛粮，百姓实际要交一斛四斗，称为“省耗”。^[101]而后周太祖郭威曾把原由政府出租给农民的官田全部拨给耕种的农民所有，作为农民的永业田。农民原来所居住的房屋和使用的耕畜农具，也全归农民所有。但人口的频繁流动使户税的征收困难，而五代的原有的两税（原包括田亩税和户税）也变为田亩税为主。即按照田地亩数征收一定税赋。另明确规定缴税的期间，即夏税自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自十月一日起征，改变了过去粮食未产却预征田税的弊端。^[99]

此外，为解决田地空置的情况，周世宗柴荣曾下令允许他人耕种逃户庄田以供纳租税。另规定若逃户在五年内归业，交还三分之一的庄田给他；三年内归业，其庄田交还一半。同时，勒令大量僧众还俗，打击寺院经济势力，保护政府税源。^[99][101]

五代在商税的征收上，名目繁杂，随时可征。后周时还对奢侈品的麴（酿酒和醋的原料）加征了商税。为增加财政收入，历代对盐、酒、茶的买卖有不同限制。除去后晋外，各朝将盐的买卖收作国家专营。后汉盐法最为严厉，自“从铢两者遭刑”发展到“不计斤两多少并处极刑”。而后周世宗时，曾采取专卖与通商并行的方法，规定城镇之盐由官府设官专卖，乡村则任民自销。后唐时曾对茶征税，从湖南到京城要缴纳五六次商税，致使商旅不通。关于酒的买卖，后梁时曾允许民间自造，后唐时则规定官方治曲，平民酿酒需向官方购买。规定有敢私制曲五斤以上，处以死刑。至后唐明宗执政时，又允许平民自造酒曲，但酒官会对其征税，即按照乡民田亩数量每亩纳5文税。后汉时禁酒曲的禁令更加严厉，凡私自制曲者一律处死。^{[107][108][101]}

五代时，北方战乱、天灾多发，千里无人烟，徐、泗、濠三州人民多年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梁晋相争时，后梁曾三次挖开黄河，放水抵挡晋军，此后黄河流域多年水灾。为恢复农业生产，朱温曾号令灭蝗等利农桑的措施。后唐、后晋、后汉时，也曾多次征调民众修筑河堤，治理黄河，但效果不大。后周建立后经过一系列改革，比如兴修水利、治理黄河，疏浚漕路，发展农田灌溉，将屯的营田赐给佃户，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才得以恢复和发展。但相比南方吴越等地的农业，中原各朝农业发展较迟缓。^{[109][110][111]}

由于五代时水患较多，治河经验和技术都有了进步，已有遥堤^[注3]出现，且当时的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帚工技术^[注4]开始运用。此外，五代初期，韩鄂撰写的农书《四时纂要》完成。该书参考前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以“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农事。首次记载了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技术。前蜀人士毛文锡还著有研究茶叶的书籍《茶谱》。 ^[7]

五代时期，手工业以官营为主。设尚书省工部为官营手工业最高机构，负责官营手工业的宏观管理、制定相关的政令、传达具体的营造计划；设少府监负责铸造兵器、农具和家庭用的器具，并向中央进器具。官营手工业从业者多通过劳役的方式从民间征调，并常年招募的具有技术水平的专门手工业者，从事像纺织、制瓷、金属器具制造等行业。^[6]

五代时期，纺织业尤其是丝织业和棉麻织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原地区丝织棉毛织业兴盛。所产的丝织物主要有绢、绵、绫、絁shī、丝、平绸、罗绮等，还有作为重要贡品的丝织物，如虢州的方纹绫，蔡州的龟甲绫和双距绫等，其中仙纹绫、两窠kē纹绫、范阳绫等较为珍贵。主要棉麻织物有丝布、葛布、纻zhù布、细白葛、细布、麻布、绢布、棉布等。另有毛织物如白毡、鞍毡、毡毯等。^[6]

五代陶瓷制造业方面，出现了官窑，专门生产供应皇室和官员使用的陶瓷。北方较有名的官窑是耀州窑、柴窑、定窑等，耀州窑位于今陕西省铜川市南的黄堡镇附近，主要烧造青瓷。产品有有餐具、茶具、酒具等，比如青瓷杯、青瓷盏托、青釉执壶、青釉钵、碗、香薰、青釉灯，还有一些贴花青瓷，其装饰的纹样有动物和植物，比如飞鸟、蝴蝶、鸭子、青蛙、飞凤、乌龟、狮、兽面；葵纹、莲瓣纹、花朵纹、莲纹等。^[112][6]

柴窑是后周时期在郑州建造的瓷窑，主要产御用瓷。所产器物“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馨”。定窑主产白瓷。白瓷大致胎质细白，釉色正白，有些白中微显灰色或青色。制品有碗、盘、瓶、罐、钵、壶、盏托等。定窑还出产过一种叫做“釉下褐彩白瓷碟”的瓷器，胎色瓷白，白釉微显青黄，润泽而不开片，瓷化程度高。^[113][6]

民间所用瓷器多产自民窑，多装饰以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以适应市场需要。民窑中较有名的为磁州窑，位于今河北邯郸市的磁县和峰山矿区，生产出“白地黑绘花瓷”等。^[6]中国制瓷技术也在该时期远播高丽，进而传至日本及西方各国。^[7][8]

五代中原政权的主要矿物中，金、银、铜的产地都较少，铁的产地较多，北方的冶铁业较盛。在冶铜制造方面，以铸币为主，制作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比如后周时的“周通元宝”，制作较为精良。冶铁制造的主要产品为兵器和铁制器具，其中兵器锻造一般由官府提供熟铁，再交由专门作坊制作。民间作坊多只能使用生铁，制作铁制农具、厨具等。后周时期，曾锻造出重约40顿的铁铸像沧州铁狮，是中国古代现存的最大的铁铸像。^[4][5][6]

五代时期，北方的造船业以汴州及其周围地区为主要基地，具备一定的规模，船只多用来漕运和作战。比如后梁时期，以太行山的木料为原材料，建造大量船只作为漕运之用。在与李存勖作战时，还曾使用大型楼船。后周时，于大梁城西汴水侧造战舰数百艘，从后唐降兵处学习水战，船只频频用于作战。^[6]

五代时期，商品多为纺织品、陶瓷、茶、盐、铜铁器等以及小部分农产品 (水果、蔬菜和米麦)，商品交换也仅限于贩运贸易和传统的市肆交易，商业资本主要在流通领域内运转。^[114]因为政治分裂，五代时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且币制混乱，商税繁重，商贸业发展受到限制。该时期贸易主要在国内各区域间进行，南北方商贸往来不多。但历代统治者为提高财政收入，较为重视商贸。比如后晋高祖石敬塘曾于天福三年(938年）下诏，同意与淮南、西川地区通商贸易。后汉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叛乱时，因南唐出兵策应，后汉中止了与南唐的贸易往来，南唐皇帝在之后主动致书后汉，请复通商旅。后周在建立之初便颁布敕令，要求沿淮州县军镇不得阻滞来往于江淮的商贾。周世宗统治时期，多次颁布救令要求加快商品流通，鼓励跨境通商，还对部分商品免税减税，以促进贸易发展。^[9][10]

除盐、铁、酒、魏等专卖外，五代时期出现了官府直接参预商业经营的情况，且经营规模较大。比如后汉时，官府曾大规模参与茶叶经营。此外，五代时，允许贵族官僚参预商业的经营，参预经商的人员有皇家成员、朝廷官员、地方官员，尤其以掌握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较多。如后唐昭义节度使李嗣昭，通过经商积聚起百万家财。后晋赵在礼在为节度使期间，在两京及所辖藩镇内，邸店罗列。^[9]商人阶层也不断壮大，往来于全国各地的商人甚多。比如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许州地区从淮南来的商客达230人，次年，兖州商客多达1088人。新出现了福州、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等商业城市。以“市”作为城市中主要商业交易区，但坊市制度已经取消，市外也可以进行交易，还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城市服务业较快发展，酒肆、旅店、脚力、货栈、裁衣肆、染肆、药肆以及娱乐行业等，已经遍布于城市中的大街小巷。并逐渐兴起了市民阶层。即包括商人、小贩、工匠、平民、艺人、宗教人士、各类服务业人员以及大量身份自由的无产者。^[11]

与唐代相比，五代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有所萎缩。原隶属于唐朝的民族与中原王朝中断或减弱了朝贡关系，贸易下降幅度较大，中原地区主要从契丹、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输入马匹。对外贸易有了新的发展，陆路贸易线路向北转移，通过今山西、陕西北部、内蒙古向西行，或经今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内蒙古、唐努乌梁海向西行，到达今新疆北疆地区，经中亚草原直通欧洲。但由于道路险阻，北方每年的贸易额有限。此外，后唐时，还曾与朝鲜半岛的高丽有过朝贡贸易。南方割据政权通过海路进行的对外贸易较为兴盛，有一大批商贾专门从事海外贸易。^[9][111]

五代战事屡兴，但官铸货币未曾有过废止。关于后梁的货币以及铸造史料没有记载，近代考古发现了开平元宝当十钱和开平通宝当五钱两种，被钱币学专家们一致认为是后梁的官铸钱币。开平元宝当十钱，实测径4.3厘米，重 18.43 克。开平通宝当五钱，直径3.5厘米，重14.1克。^[115]

后唐铸币为天成元宝，青铜质，直径3一4 厘米，重3克左右。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时曾允许货币私铸，官府发行的天福元宝，也因私铸的原因大小不等，版本众多。精整者径2.3厘米左右，重约4 克，私铸者径1.9一2.2 厘米，重1.8一3.3克，亦有极小钱，径仅1.7厘米。因为私铸钱币滥恶不堪，不到一年，不得不收回私铸的法令，但并没能使私铸杜绝。^[115]

后汉铸币为汉通元宝，青铜质，直径2.3一2.5厘米，重2.6—4.5 克，形制大小规范。后周货币为周通元宝，形制、式样、钱文完全沿袭唐开元钱的版式，一般径 2.4 厘米，重在3 克以上，其为五代铸造数量最多，铸造质量最好的货币。^[115]

但由于五代时，官铸货币总体上数量不多，流通中的钱币还有唐钱及五代时期南北方私铸之钱币。以及白银、绢帛等。白银的计量单位是镒yì或铤，最小计量单位为镒，但习惯性会用“两”，但是称两的时候也仅限于大量使用，一百两以下直接称一镒或几镒。^[116]

五代时期出现了《调元历》和《钦天历》。其中，《调元历》是根据前代历法重新编制的；而《钦天历》则是根据新的天体运行理论编制而成。因藩镇割据，中央集权下降，历书不能遍及全国，百姓纷纷采用民间历书。其中唐朝曹士蒍所编的《符天历》流行于五代前后，历时几百年之久。《符天历》是以显庆五年（660年）为历元，以雨水为气首，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不是官方颁布的历书，被贬称为小历。 ^[117]

五代时期，没有专门研究物理学的学科，只留有对物理现象及其解释的各家文献，如道家的《化书》《录异记》等。《化书》为谭峭所著，共六卷，分别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化书》内有涉及光学、声学、电磁、力学，以及生物学等现象的观察或实验。记录了关于“圭”(凸透镜)、“珠”(凹透镜)、“砥”(平镜)、“盂”(凹面镜)的实验，发现了“镜镜相照、影影相传”的物理现象。食化卷中有记录生物条件反射的实验。发现只要在投放鱼饵的同时，用声音刺激鱼，一段时间之后，鱼会闻声而出，并认为“食之化也”，是人类最早关于条件反射的记录之一。此外，该书还对物质的本质进行了一定的推测和探索，提出了物质存在的基础理论。该理论认为日月星辰与构成人类的物质没有本质不同，而“人类可以通过认识自然去改造自然”。^[117][118]

《录异记》作者为道士杜光庭，原书在宋代遗失，现存宋《太平广记》所辑录的八卷。书中有观察记录和实验记录。涵盖物理现象、自然现象、流言传说等，目的是为了记录大量物理现象的基础上，对现象之成因进行解答。其中第三、第四卷除了附会神鬼外，还记载了梦境之类的心理学知识，而卷五、卷七则记录关于石头的物理现象。比如卷七中记载了一次陨石坠落的事件，并对其坠落时的景象、体积进行描述。^[118]

五代时期，指导道家炼丹、冶金以及部分医用药物的炼制的笔记性文献《丹方鉴源》，包含一些化学实验，还有关于化学物质的性质的记载。另设置了官方医官，还汇编成《海药本草》，书中记载了唐代起从西域引入中国的药材，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录和描述外来药物的专著。^[117][118]

五代时期，由于割据南方的各国由于相对富庶安定，文化也较为繁荣，雕版印刷起初在巴蜀和江南地区流行。后唐灭蜀后，较为先进的雕版印刷术逐渐流传至中原地区。^[117]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应中书门下省的请求，开刻《九经》印版。因为战乱，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九经》雕印方完成，并在此后投入刊刻。除《九经》外,国子监还刻印了《论语》《孝经》《尔雅》共12种经书，以及《经典释文》。^[119]

五代刊刻《九经》首创了中国官方刻印儒家经典的先河，逐渐形成了以国家拨款为主，民间筹款为辅助刊印经书的惯例。开创了新的刻书原则与方法，规定国子监统一担任教学教材的编写、校注、印刷出版工作，使科举考试的教材呈现出标准化、 规范化和统一化，有利于儒家正统文化的传播。培养造就了一批善于精校的有学之士及刻书者，在官本影响下，汴梁发展成为中原地区印刷中心，民间出现出资印书者以及私家刻书者，比如和凝等。雕版印刷逐渐替代了刻石，手抄等刻书方式，印刷技术和质量得到提高，推动了中国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发展。^[119][120]

火器技术在五代时期也得到长足发展，石油开始成为战略资源。人们会使用“猛火”(石油)进行火攻或防御的战斗方式，单兵火器及单兵投掷火器在战争中广泛运用。^[117]

五代历朝重视国史修纂，后梁建立之初就设立了史馆。至后梁末帝时，史馆制度已相对比较完善了，已经编撰出第一部官修实录《太祖实录》三十卷，纂成《大梁编遗录》，还开始了搜集史料工作。后唐之后，除修撰了一批各朝的实录外，还组织编纂譬如日历、起居注等各类史料。五代，各朝都非常注意搜集档案、典籍。史馆的收藏大为增加。后唐统治时期开始，建立了一套档案收存制度，试图将当时各种文献顺利地归于史馆收藏。后周统治时期，政府大力搜求书籍，并在民间求购典籍为修史所用。但由于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政局动荡，史馆制度规定的延续性经常会大打折扣。近臣撰修日历之事经常中断。^[121]

在历代史官努力的基础上，后晋时完成了《新修前朝李氏书》。后唐时，完成了《太祖纪年录》《献祖纪年录》《懿祖纪年录》及《庄宗实录》以及《唐功臣传》的修纂。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宰相赵莹奉命监修的《唐史》，于开运二年（945年）修成，史称《旧唐书》。而该时期南方士人私家修史之风盛行。^[121][122]

五代诗文多注重辞藻之华丽，随着社会动荡，出现了《秦妇吟》《山中寡妇》反映战乱与民间疾苦作品。代表诗人如后梁杜荀鹤、闽韩偓等。五代的文坛，以新体的诗——“词”为主体，而“花间派”对“词”体形成有较大影响。后唐君主之一李存勖也是这一时期较为的词人，曾写成《一叶落》等词。^{[123][124][125]}

但五代文学的重心在社会相对安定的南方割据地区，如蜀地、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当中的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当中以温庭筠为首的十八个诗人的五百首词编为《花间集》。南唐后主李煜写成《虞美人》《乌夜啼》等多首有名的词。另有江南徐铭所作散文作品《稽神录》六卷，多为谈神说鬼之说；史虚白作的记南唐琐事的《钓矶立谈》；闽地谭峭的《化书》。吴越罗隐讽刺现实的小品文《谗书》，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123][124][126]}

在经学上，五代较之隋唐无发展。但民间私学中尊经崇儒之风兴盛。比如后唐的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尽通诸经，尤精通《左传》，还喜欢收藏图书，家中藏书五千卷，并自行校刊。而后唐在平定前蜀之后，受其雕板印经的启示，开始在国子监中刊刻儒家经典，雕印了“九经”。经学得以进一步发展。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及第精通文学子史，该时期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后周时，也出现了和凝、司徒诩等经学者。^[127]

五代在科举制度上，保存了五经、九经、三礼、三传、学究、明经等考试门类，虽考试者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但与经学教育有关的诸科反而有了起色。比如后唐时恢复了先前废止的“贴经”。而自后晋起，从明经诸科取中的人数增多，从而促进了经学的发展。^[127]

后梁建立后，曾规定从现任官吏的俸钱中每贯每月扣十五文钱作为经费，创造“文宜王庙”，重建官学教育，之后逐渐补充官员，完善官学的管理体制。后唐以唐朝继任者自居，其官学系统亦仿唐制，力图恢复唐之规模。为了表示对教育的重视，以宰相兼任国子祭酒。后汉虽然存续时间较短，但也在继承前代教育的基础上，设置了国子祭酒、司业、博士等相对完备的官职系统。至后周时，郭威、柴荣均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已有国子监，仅设有国子学一学，并无太学和四门学。但由于战乱、经济等原因，五代公学教育发展缓慢。民间私学兴盛，出现了白鹿洞等私学学院。^[121][127]

五代诸朝的常举考试科目除了试策、帖经、杂文等，还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礼、三传明算等科，皆是名目众多，时废时置。通过科举选拔人才多为制衡藩镇，是为了满足时局所面临的紧急情况的需要而设置的，其规定也主要是根据当时政局所面临的具体事宜而定，弊病较多。^[121]

五代书法上承晋、唐之余绪，下启宋世一代之新风。书法家中擅长楷书者居多，行书、草书、隶书次之。中原书法成就较高者为杨凝式，流传下来《韭花帖》《夏热帖》《神仙起居法》等作品。南方书法家中，至今仍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有徐铭的《摹秦峄yì山铭》《今有私诚帖》；李煜的《入国知教帖》等。^[128]

五代各类艺术当中，以绘画较有影响力。中原地区释道人物画的名家阵容较前代规模已有大幅减少，擅长山水、花鸟、动物画家的规模则日趋壮大，该时期出现了山水画家后梁的荆浩、关仝等。五代壁画与唐朝壁画相比，依然以大乘佛教净土宗经典的六大经变画为主导，画工趋于工整简单，色调单一，人物壁画有所进步，代表作莫高窟98窟东壁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供养像，莫高窟61窟东壁的于阗tián公主供养像等。除了佛教壁画外，还出现了反映各族交往的历史进程的壁画。^{[129][128][130]}

这一历史时期中原诸朝皆置有掌管乐舞事务的专门机构教坊，并置有教坊使、副使等职。历代雅乐并非全都沿袭唐朝，凡遇到乐舞残阙不全时，太常寺往往都要会同他司重新编定新乐新舞。在五代诸朝中，后周乐舞制度最为健全。此外，五代燕乐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舞姿以优美、轻盈为佳。乐器多沿袭唐朝，主要有箜篌、琵琶、曲项琵琶、古琴、阮咸等弦乐器；有拍板、大鼓、小鼓、羯鼓、细腰鼓、腰鼓等击打类乐器；有笙、箫、贝、横笛、短笛、排箫、吹叶等吹奏乐器。但也有一些改进或变化，如十六枚方响普遍流行，王处直墓中还发现了十二枚方响，横笛多为双管、三管编制，四弦曲项琵琶最为流行。^[121]

五代雕刻艺术基本上维持唐人写实纤巧、华丽的作风。彩塑以甘肃敦煌莫高窟的第261窟为代表。所塑天王头戴皮盔，穿长身甲，为当时西域少数民族青年武士的典型装束，菩萨上身披巾，下着衣裙，半珈跌坐于束腰须弥座上，神态恬静安详。^[131][132]

五代各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大体都沿袭了唐代的旧规，例行斋僧、佛道对论、赐号、度僧等事，只是由于北方战事急需兵源，以及财政税收，各朝又都对佛教限制措施，比如限制赏赐名僧，减少度僧人数。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 还对佛教严加整顿，佛寺半数以上被废弃，铜制佛像全部没收，用以铸钱以充国库。南方割据地区的佛教反而因为统治者提倡，较为兴盛。^[133]

五代时期，有不少皇帝都崇信道教。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等。李嗣源在位期间曾修复道教宫观，石敬瑭在位期间，曾重新雕印《道德经》《老子》颁行天下。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曾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对佛教进行大力限制的同时，对道士陈抟加以优礼，为他赐号白云先生，修道观太清观。五代时，谭峭撰作了《化书》六卷，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运用道家思想和儒学伦理观念，阐述修道成仙的思想，探索社会治乱的因由。彭晓作《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强调修身养性对修身延命的重要性。但道教在五代时期，整体上处于发展低潮期。^[134]

五代时，除建立后梁和后周政权的汉族外，北方有契丹、党项、吐蕃、女真、沙陀、回鹘等少数民族，其中沙陀族建立了后唐、后晋和后汉政权，开始广泛地与汉族杂居。契丹在五代时期建立了辽国，势力强盛。吐蕃在后梁、后唐、后晋时期，各部都曾派遣使者来朝，中原王朝对吐蕃部落也都进行了封赏。五代时期，西羌的一支党项扩张到了今天陕西、宁夏、甘肃一带，成为割据西北的实力，后唐时曾在西北设立边市，后唐、后周与党项发生过冲突，但后周对党项以招抚为主。回鹘西迁后，建立了于阗政权。位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则长期受到契丹的奴役。南方少数民族有白族、蛮族等，与五代时中原政权鲜有交往。^{[135][136][126]}

五代社会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社会阶层又大致分为特权阶层、庶民阶层、贱民阶层。该时期，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且由于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去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行业，或入学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在各个社会阶层中人数最多。^[137][138]

五代时期，自天子至胥吏，都属于特权阶层。帝王在特权阶层中地位最高，不受法律束缚，拥有土地、山林、川泽、猎场、苑囿yòu和规模宏大的宫殿群，还可以向全国各地征收赋税接受贡奉。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后妃、皇室以及外戚均享有特权。^[138]

特权阶级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各级文武官员。职事官五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爵一品以上者可以享有多种优待，如按品级“恩荫”子孙，其中三品以上的官员不仅可以荫子、荫孙，甚至可以荫及曾孙。受皇帝宠幸的高官，“恩荫”根据皇帝喜好，几乎没有限制。高官子孙可进入弘文、崇文二馆及国子监学习，通过有别于常科考试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六品至九品的流内官为中下级官员，人数超过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可以按照品级获得俸禄，触犯法律时，可以以官抵罪，年老致仕后，仍有一定特权。官僚阶层的最底层是吏，位卑而人众，可以直接对百姓发号施令。^[138]

五代时，士依旧为“四民”之首，在庶民中拥有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士民来源于多种渠道，内部贫富有差。有通过读书应举的官僚贵族子弟，也有通过读书入仕的寒门子弟。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士民可以免去赋税，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成为特权阶级。但五代时科举时兴时废，录取率又低，只有少数士民可以入仕为官。^[138][121]

农民阶级大致划分为庶族地主、自耕农和佃农。五代为保证赋税收入，鼓励垦荒，无偿或低偿分配国有土地给农民耕种，许多佃户和流民脱离地主阶级的束缚，成为自耕农。而因战乱等原因荒置的农田，可重新分配给他人耕种并会给予逃户一定佃租。但五代时不限制土地兼并，自耕农很容易转化成为佃农，而一些农民通过土地兼并等方式成为新兴的富民阶层地主。地主在政治上与普通农民一样，没有任何特权，要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为此，五代各国断绝了富农利用手中经济实力收买地方政府上升为贵族地主的可能，不允许他们逃避赋税、欺压乡民。富农阶层也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主导力量，成为农民权益的维护者。^[139]

五代时的土地政策为小农经济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身份地位有所上升，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减弱。农民在耕作的同时，可根据自己的需求，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经营等，一些脱离土地的流民等也可以专职从事工商业。五代时，工商业从事者已经获得参加科举的权力，但社会地位仍低于士民和农民。^[140][139]

农民阶级之下，又有贱民阶层，他们多为不能占田的奴婢、作人、作子、部曲、客女等。自唐代起，律法便规定“良贱不婚”，贱民阶层的子女不能与良人为婚，但贱民当中的部曲可以娶“良人女”为妻。^[141]

五代奴婢来源主要有四：贩卖少数民族为奴、出卖自己或者子女为奴、战争的俘虏、家生奴婢。奴婢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以随意被贩卖。为防止良人被当作奴婢买卖，五代对奴婢的买卖有严格的程序，在双方订立“白契”达成协议后，由特定的官府出具正式的公券来订立合法的奴婢买卖契约。交易过程中需要“保人”进行证明。交易完成、钱货两清后，再到官府立市券。经过“市司”“市令”的核查与验证，确认被交易奴婢身份后，为契约盖上官方的印鉴，即为“市券”。但由于存在黑市奴婢买卖，压良为贱进行买卖并不少见。^[141]

奴婢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被放良。放良的主要途径主要有官府放良与私人放良。官府的放良或通过国家强制下诏进行，或通过官府代为赎身完成放良。私人放良又分为自赎或者家主手书具有一定格式的放良书自行放良。^[141]

除奴婢外，因为朝廷征调而从事劳动的各种服役者为作人、作子，分为可买卖与雇佣两种，可买卖的作人与奴婢的地位一致，不可买卖的作人地位稍高于奴婢，类于部曲和客女。部曲和客女依附于家主，可供驱役，客女是部曲的妻女或者是放良后的奴婢。部曲和客女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但地位略高于奴婢，不能如奴婢一样被买卖，但可以“转事主人”，原主人可以根据情况向新主人收取“衣食之值”。^[141]

五代社会多沿袭隋唐旧俗。饮食较为丰富，主食有饼、饭、粥、糕等。饼包括现在的馒头、包子、面条类食品，如胡饼、蒸饼、汤饼、烧饼等。北方多吃粟米饭，南方多吃稻米饭。平民百姓只能吃到一般的粟米饭和糙米饭。粥有粟米粥、稻米粥、麦粥、面粥等，上至皇帝贵族，下至僧俗民众都可以食用。糕则为点心的一种（“点心”在唐代已经出现，但是作为动词使用的，当时称现代意义上的点心为“果子”）。北方食用的乳制品、肉制品居多，羊肉的地位高于鸡肉和猪肉； 南方爱吃鱼类水产。糖类中多了一种蔗糖。当时已经会熟练制作冰糖、红糖和白砂糖。饮品主要为茶和酒。^[142]

男子服饰可分为礼服和便服，礼服也称“冠服”，包括朝服、公服、祭服等；便服也叫“常服”。主要由噗头(也叫折上巾)、袍衫和靴带组成。袍衫是男子最常穿的衣服，衫在春夏穿，袍为秋冬天穿。裤的种类从形制看有单裤、复裤、短裤等，裤主要穿在袍衫里面。女子服饰比男子简单，便服主要由衫、裙、帔组成。衫是短上衣、窄袖，裙比较长。妇女的妆饰比较突出的是头饰和面饰，该时期出现了裹脚。^[142]

人们的居所可以分两种。一种以宏大宽敞为特点，如宫殿、官府解署以及寺庙、道观；一种是士民的住宅，面积较小。在都市里，官方对居所标准有要求，一般是庶民构屋四架，门一间两架，禁止越界打墙、私占空隙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建筑材料多用木、石、砖瓦，贫穷人家更多的是用土泥墙或以茅、竹造屋。家具椅、凳多流行于上层社会。^[142]

五代时交通发达，交通工具有车、船、辇niǎn、舆、马、驴，但不允许夜行，过关会查验身份。^[142]

该时期婚姻关系较为自由，离婚似乎没有严格的限制，男子可以休妻，妇人也可以休夫。妇女比较开放，改嫁、再嫁的风气很盛，人门对女子再嫁也并不歧视。婚礼仪式，基本承袭古代传统的“六礼”，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礼仪，因而婚娶礼仪有些紊乱。^[142]

根据敦煌壁画中婚嫁图的描绘，五代婚嫁习俗中会设置乐舞竖镜、奠雁、同牢等仪式。新人拜堂成亲时，会用四周围起来的无顶的篷帐“帷”来举办婚礼，在新人对面搭设有顶的篷帐“帐”，参加宴席的宾客围坐当中。新人盛装出席，车服常制超越一等，以示贵盛。洞房用青庐，寓意早生贵子，又称“百子帐”。^[143]

五代时期人们普遍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中元节（即“盂兰盆节”“鬼节”）较为盛行。还存在多种和百姓生活比较密切的占卜活动，如相宅术等。极为相信阴阳五行风水地气之说。对身后事十分重视，不但要卜择吉地，还要准备大量生活用品。^[142]

五代墓葬制度承袭唐代旧制，又融合了北地的诸多习俗，丧葬习俗亦包括丧、葬、祭等部分，等级制度是丧葬礼仪的核心内容。后唐时曾制定了官民丧葬规格，内容涉及明器、丧车、铭旌、引、披、铎、翣shà、挽歌等。丧葬崇尚奢侈，讲求排场。而皇室、贵族官僚的丧葬更是极其奢侈。^[142][144]

五代墓葬形制打破唐代不可使用石制墓室的规定，并呈现出从方形墓向圆形墓流行的趋势。该时期先已经发现的高等级的墓葬为方形砖（石）室墓，可分为单室和双室，目前发现的单室方形墓仅有李克用的建极陵。其次为圆形砖室墓，此类墓葬数量相对较多，有帝后墓如内蒙古巴林左旗后唐德妃墓等，另有高等级的贵族和官吏墓葬。第三类是土洞墓，此类墓葬的墓主人身份等级差异较大，等级较高的有后梁银青光禄大夫高继蟾墓等。^[145]

五代墓葬形制还具有区域分布特征。关中地区沿袭唐制以方形墓室为主，河北、山西北部等地以圆形砖室墓，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墓葬形制多样，之前以单室土洞墓为主，大致在后晋之后，圆形砖室墓得以广泛使用。而土洞墓中，唐代等级较高的斜坡式墓道消失不见，竖穴式墓道成为主体，墓葬等级大多较低。^[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