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钱玄同（1887年9月12日~1939年1月17日），原名钱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1][3][2]

钱玄同自幼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1906年赴日本留学，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10][1]回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17年加入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后又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致力于国语运动。^[11][1]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在北平（今北京）病逝，终年五十二岁。^[3][注1]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他以《新青年》为阵地，激烈讨伐封建礼教，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4][5]他把文字音韵学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的实际工作中，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正式颁行，其代表作《文字学音篇》成为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13][1][14]他的这些成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也被视为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先驱^[1]

1887年9月12日，钱玄同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9]）一个书香门第，原名钱夏，少年时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疑古。^[1]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钱玄同4岁即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诵读《尔雅》《说文》等传统文著；11岁时，钱玄同精读五经与《史记》；至15岁，已完整接受中国古典教育，精通经、史和小学。^[10][11][15]此期间，父母先后病逝，钱玄同曾一度随长兄钱恂生活。^[16]

1903年，钱玄同接触到章太炎所著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进步书籍，在思想上“认定满洲政府是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17]

1904年，钱玄同与人合办《湖州白话报》。1905年进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阅读了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拓展了学术视野。^[10][11][17]

1906年9月，钱玄同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研习师范，并结识了流亡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秋瑾等人，受革命党人的思想影响，主张推翻满清统治。他对章太炎的思想更是“极端地崇拜”，次年经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11][10][17]

1907年，钱玄同和鲁迅、周作人、黄侃、朱希祖等人在东京组成“国学进习社”，邀请章太炎担任社长并定期讲学，其时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研究音韵、训诂gǔ及《说文解字》。在此间，他在与章太炎合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了很多介绍国学常识的白话文章，为他走上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道路奠定了基础。^[18][10][11]

1910年秋，钱玄同回到中国，先后任浙江嘉兴中学、海宁中学、湖州中学国文教员，他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后大为赞赏，进而开始质疑古文经学，而改宗今文经学，从此开启考遍群经的历程。^[10][11]

1913年8月，钱玄同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任国文、经学讲师；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文学和古代典籍。^[11][1][19]同年，他开始将“钱夏”的名字改为“钱玄同”。^[17]

1917年，《新青年》杂志刊登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的几篇《通信》，钱玄同在文中主张许多有关“文学革命”的理论，以及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的倡议或问题，第一次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指责；同年他加入蔡元培任会长的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17]这一年，钱玄同在北京大学讲授《音韵学》课程，其讲义汇编成两大册，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名为《文字学音篇》，记述了钱玄同在音韵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创见。^[20]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投稿《新青年》，与编辑刘半农针锋相对的回信同时发表，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戏剧化的一页，被称作文学革命的“双簧信”。^[2]自此，钱玄同和陈独秀、胡适等人轮流担任《新青年》编辑，并发表了大量文章，积极倡导白话文，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11][18]

1919年，钱玄同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在钱玄同的建议和推动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出版了《国音字典》，最终由教育部公布成为教育标准；教育部还把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通令各省采用新式标点符号。^[11][17]

1921年，钱玄同致力于古书辨伪工作，他主张对中国传统的经书、史书、子书进行辨伪，掀起古史辨运动的序幕。^[3]

1923年，钱玄同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注2]并担任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他提出增修新式标点符号的意见书。1928年，教育部聘请钱玄同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委，并任纂zuǎn著部国音大辞典股主任，1932年他主持编成《国音常用词汇》，经教育部公布为发音标准。^[3]

1936年，日本侵略华北形势危急，钱玄同与教育界同仁共同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中日外交公开、不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等七项主张。1937年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西迁，留在北平完成了《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校工作。^[17][3]

1938年春，他恢复了旧名“钱夏”，表示“夏”而非“夷”，不做敌伪的顺民。^[1]

自1929年起，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症等疾病；1935年右眼患视网膜炎。^[10]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因脑溢血医治无效，在北平病逝，终年五十二岁。^[3]

钱玄同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涉及文学革命、汉字改革、批判封建伦理和反孔教等，他编著的《国音常用汇编》成为后来中小学的必备教材，在《新青年》刊登的文章仅通信即达47篇。^[5][21]后人将作品整理成集出版，如《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钱玄同作品集》《钱玄同 国学文稿》等。^[22][23][24]主要著作与学术文章摘录如下：

钱玄同早年经历了封建思想的教育，对经学熟悉且做过深入研究，他先后师从古文派的章太炎和今文派的崔适，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研究“经”的本来面目，他的经学思想，包括对经今古文学的看法比较客观。钱玄同认为孔子与“六经”无涉，即孔子并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表示“考古务求其真”，经即史料，应该审其真伪，辨其虚实，持怀疑的态度进行考证研究。疑古是钱玄同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以“疑古”为号，而且将之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是学术性与时代性的高度统一，他始终坚持还经学为史料学，对尊孔读经现象与封建经学思想进行有针对性地批评，为进一步确立民主和科学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53]

钱玄同立足中国社会现状，把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放在向旧思想、旧社会斗争的首位。他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他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思想却有倾向性，因此，钱玄同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实践，不赞成对中国政治进行直接改造。他致力于对国民自身存在的陋习加以揭露、批判，并做好思想启蒙工作；他将反对北洋军阀的思想专制作为斗争主要方向，警惕危及思想自由的事情发生；同时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反帝与启蒙并重。钱玄同对思想自由和改造中国的方式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付诸实践，他的这些思想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54]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思想主张涉及文学革命、提倡世界语、汉字改革、批判封建伦理和反孔教等，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作为文学革命最早的响应者之一，钱玄同认为文学革命是为思想革命服务，推翻旧思想、伦理，就要提倡新文学。他主张写文章不用典，采用白话文，行文要自右向左横写横排，用新式标点符号。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繁体汉字难学难记，不利于文化普及，应废除复杂的汉文，提倡简单易学的世界语；应用文改革提倡数目用阿拉伯数字、采用世界公历纪年等。他提出的“废除汉文”和“全盘西化”的主张，是把中国的进步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努力与世界接轨，在当时社会是创举，表现出叛离传统和模仿西化的激进趋向。^[5][55]

在新文化运动方面，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激烈的行动方式讨伐封建礼教，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4][5]他率先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指明了文学革命的确定对象，后来成为反对封建社会文化的流行口号。^[17]钱玄同与刘半农配合，以旧文化卫道士的口吻化名投稿《新青年》杂志，引出轰动社会的批驳文章《复王敬轩书》，起到了扩大新文化运动社会影响的作用，把新旧文化的论争推向高潮。^[56][4]他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由他组稿并刊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进程。^[57][1]

在经史学方面，钱玄同师从章太炎，精通古籍经史，却中途改辙，反戈一击，更显力量之强大、影响之广；他超越经学，跳出家派，站在历史的立场批评今古文派，对于促进经学向史学的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8][59]钱玄同坚持“疑而过之”的思想观，讨论古史问题，考辨群经诸子，掀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古史辨运动，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笼罩在经书经学上的神圣而又神秘的面纱，而且又超越了把治经认作单纯学术研究的狭隘局限，推动了古史辨伪，在古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成果，在经学走向终结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1][58]

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钱玄同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先驱，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他把文字音韵学的学术研究应用到国语统一、文字改革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钱玄同在大学讲授“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程，当代许多学者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3][10]他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计324字，被教育部公布，是解放前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批规范简体字；^[13][10]他所著的《文字学音篇》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他主持编成《国音常用词汇》，被教育部作为标准正式公布；^[3][10]与人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行，此后演化为新中国制定且沿用至今的《汉语拼音方案》。^[13][1]这些成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1]

注：本表仅收录钱玄同的直系亲属信息，资料来源：^[17]

2008年2月19日，北京大学网站刊登文章，针对钱玄同质疑古文经学的举动，评价认为这是“他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超越，是他成为有独立的卓越见解的经学大师的一个标记。”同时表示在那个时代，作为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有勇气做出背师这样的举动，还是充分表达了钱玄同敢于为追求真知而不惮引领风气的的鲜明个性。^[61]

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评价钱玄同时表示：“在《新青年》上，惟有钱先生的说话，最大胆，最不怕，最痛快淋漓，最使人兴奋，所以要推他为‘新文化’运动揭幕的一人。”^[5][62]

著名文学家任访秋在1980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指出，“钱（玄同）的一生，是从事文化教育的一生，在‘五四’时期并曾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尽管后来思想有点停滞，行动倾向于保守，但在北京沦陷后，洁身自好，保持了民族气节，这就是很难得的。”^[63][64]

钱玄同是章太炎众多学生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帮恩师做了很多事情，深得章太炎的信任和欣赏。他手书付印章太炎所著的《小学答问》，并参与出版《制言》杂志，编印了《章氏丛书续编》。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由于乡音很重，钱玄同自告奋勇作口语翻译，钱玄同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全程搀扶章太炎去讲演，执弟子礼甚恭，一时传为美谈。章太炎去世时，钱玄同和同门师兄弟在孔德学校礼堂召开追悼会，他为章太炎写了一副百余字的长联作挽，以表哀悼之情。^[65]

钱玄同相当不重视考试，向来不判试卷，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制作一个“及格”的印章，在试卷上盖印后记入学分。在北京大学兼课时，钱玄同仍坚持不批学生试卷，遭到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试卷，再次提交。于是校方要依照校规处理：如不判试卷，将扣发薪金等。钱玄同又一次表现出他的“特立独行”，附上一包钞票并回复曰：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你们的制度我固然会遵守，而我的原则也同样是不能动摇的）。^[66]

201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展出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合举办的“新文化运动急先锋——钱玄同文物展”。^[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