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是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流派，和“今文经学”相对。因为其所据经典是用秦以前的“古籀zhòu文字”写成，和今文经籍的隶书写法迥异，因此称为“古文经学”。除了文字上的特征外，古文经学对经书字句、篇章、中 心含意及古代典章制度和人物的训解、评论均和今文经学不同。其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故偏重于名物训诂gǔ，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重经籍所记事实，倡文字学和考古学，后世又称为“汉学”。^[1][4]

秦始皇焚书，项羽毁典，使孔子所编“六经”多所残缺。尚存典籍或藏于宅壁，或散佚民间，至汉代才陆续重新发现，其主要来源是鲁恭王在孔宅坏壁中的发现、河间献王从民间收集的古籍，以及宫庭秘府藏书的公开。与之相对应的今文经学在被立为官学之后逐渐与谶纬合流，流于诞妄，于是就有以刘歆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立古文经为官学以反对今文经，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及至王莽建新朝，采刘歆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古文经学取得官学地位。王莽失败以后，古文经学随之被打压，但是汉光武帝、章帝都有不同程度的扶持，在民间极为兴盛。到桓灵帝期间，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与今文经学大师何休论战，以郑玄为胜。东汉后期以郑玄为主要代表，后又有王肃起来反对郑玄，不过总体上是古文经学内部的论战。东汉末年至魏晋，经学的讨论逐渐衰微，转型为玄学形态。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 以后六朝、隋唐以至清代皆有影响，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亦以古文《周官》 （周礼）为舆论准备。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偏重经籍研究，古文经学得以复兴。^[1][5][2]

古文经学依据经典有《古文尚书》《周官》（周礼）《春秋左传》 等，代表人物有刘歆、贾逵、许慎、马融、郑玄、服虔、卢植等。汉代古文经学家偏重古籍，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里带向考据训诂之途，同时开启了清代学者称之为“实事求是”的学风，正如现当代学者傅乐成所言：“如果没有刘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书，可能业已失传；而经学家们的头脑，也许还得在迷离惝恍的气氛中再浸润一个时期。”此外，古文经学者对图书的汇集与整理，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4][5][6]

最初，古文经学通过使用的文字被定义。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的经典的就叫做古文经，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的经典就是今文经，研究古文经的学问就是古文经学。但是随着经典内容与解释的不同，与今文经学相对的古文经学的特征体现是在多方面的。形式上，今文经用隶书，古文经用蝌蚪文。篇章上，古文经较今文经为多，如《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礼古经》（五十六卷）比今文《礼经》多三十九篇，《古论语》（二十一篇）， 比今文《鲁论语》多一篇。内容上，今古文经也有区别，许慎撰《五经异义》 即从名物、制度、解说上区分经今古文。如今文家认为“九族”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文家则认为从高祖到玄孙为九族；在制度方面，今文家认为天子驾六，古文家认为天子驾四；在解说方面，今文家认为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家则认为圣人皆有父等类。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与汉代的政治和现实结合紧密，然不免附会和神化孔子与经学。而古文经学则重训诂、考订，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多从历史上找根据，故古文经学近于史学。^[1][7]

汉初建朝，虽然承接秦代制度，但是在学术思想上没有秦代的枷锁。战国时代的儒、法、道、阴阳、纵横五家，在汉初仍然活跃。及至汉武帝用公孙弘议， 设五经博士，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表彰今文经籍，今文经学遂大盛。其实际开创者西汉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的唯心论，认为五经为孔子的致治之术，重点在于探明孔子的微言大义。此外，其加入大量的占卜、阴阳学说，提倡天人感应，服务于社会政治，具有政治哲学的特征。大约在西汉的哀、平之际，谶纬思想盛行起来，很快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今文经学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逐渐与谶纬合流，流于诞妄，于是就有以刘歆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立古文经为官学以反对今文经，古文经学逐渐兴起。^[8][9]

秦始皇焚书，项羽毁典，使孔子所编“六经”多所残缺。尚存典籍或藏于宅壁，或散佚民间，至汉代才陆续重新发现。西汉时战国时代古文经典的真正大范围出现，是孔壁所出和河间献王所得。武帝初年，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来扩建宫室，在旧宅夹壁中发现多种古文经传。关于他得到的古文经典，《艺文志》记载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此外，《说文解字》说孔壁所出还有《春秋》古经。^[7]

河间献王刘德是景帝之子，《景十三王传》记载他大量从民间搜罗善书，奖励献书，有先祖旧籍者往往不远千里前来献书，因此河间献王多得古书。献王所得之书，据程元敏统计有《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军礼司马法》《礼古经》《礼记》《明堂阴阳记》《左氏春秋》《论语》《孟子》《老子》十一种。惠帝废除挟书令以后，隐伏已久的书籍获得了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儒家书籍逐渐浮现。但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未有过集中的大规模聚书活动，直到河间献王集中搜求以儒家经传为核心的古文旧籍。献王第一次对诸经古文书籍进行集中搜集、倡立，奠定了今后古文经学的基础。^[7]

此外，成帝任命刘向、任宏、尹咸等校阅搜集来藏于宫廷中书籍。汉哀帝时，刘向之刘歆领校秘书，继任校书工作。其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刘歆在对今文经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又竭力提倡古文经学。刘歆认为，当时太学中的博士们所传习的经典是在秦焚书之后、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的，因此难免会有差错。所以这些用汉初文字记载下来的 今文经 是不完全的，不是全经，也不是真经。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古文尚书》《毛诗》《左传》《逸礼》等于学官。虽然此次倡立以失败告终，但经过刘歆等人的大力提倡，宫庭秘府藏书逐渐公开。^[5]

刘歆倡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时未能实现。但平帝即位后，太后临朝，委政于王莽。为了改制代汉，王莽开始推崇古文经，并重用刘歆。但是王莽并没有直接推行古学，而是在完善今文学官建制的基础上再广征通晓古文诸经的各类人才，制造学术氛围。等万事俱备，于元始五年将刘歆所倡立的古文四经，即《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官学，后又增立《周礼》。由刘歆首次联结、倡立古文四经到王莽增立《周礼》于学官，古文经学正式形成。在此之前只有彼此独立的古文经本之学，而没有与今文官学对立的系统的古文经学。刘歆倡立古文经学以后，诸古文经逐渐有了一定的义理系统，并大体规定了此后古文经学发展的基本范畴。^[4][7]

王莽政治失败以后，决定了后汉古文经学与官学基本绝缘的命运。光武帝中兴汉室以后，重新确立了以今文十四博士为核心的官学模式，古文经学都在被罢黜的行列。但是由于部分古文学者的努力以及帝王的特殊关照，古文经学亦少有地被尊立于官学或活跃于明堂。^[7]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尚书令韩歆请立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帝在云台汇集群臣，令韩歆和非难左氏《春秋》的范升等辩难。光武帝最后立左氏《春秋》学，让司隶从事李封担任博士。^[2]左氏《春秋》虽然被立为官学，但是群儒中反对者依然议论纷纷。因此等到李封病逝，光武帝不再补博士，左氏《春秋》到汉末没有再被立为官学。在韩歆上疏之列的费氏《易》则没有参与后来的争议辩难的活动，也未被立于官学。^[7]

章帝本人爱好《古文尚书》《左氏春秋》，建初元年（公元76年）诏古文大师贾逵入讲，遵奉贾逵的学说，并要求贾逵说明《左氏春秋》传大义高于《公羊》《谷梁》二传的原因。贾逵提出《左氏春秋》的若干优点，并强调“《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获得章帝欢心。章帝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这样的做法引起今文经学者的不满。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举办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学术会议中，李育以《公羊》的义理非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2]建初八年（公元83年）因贾逵的论讲，章帝有扶持古学的行为。下令高才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然不立官学，但是给予利禄之途。^[7]

古文经学经过刘歆联结、提倡，在王莽时期得以立于官学，达到全盛之境。但是又因为王莽的政治失败，除《左氏春秋》之外古文诸经都与博士学官无缘。不过古学虽然被官方所抑制，却在民间日渐兴旺。章帝时，贾逵的努力弥合使《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三经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合法身份行于世。后又有古学大师许慎、马融及其高徒郑玄、卢植以其才学将古文经学发扬光大。^[7]

桓灵帝期间，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与其师羊弼作《公羊墨守》《左氏氏膏肓》《谷梁废疾》反对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答何休。何休感叹：“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吾我乎！”古文经学《左传》的地位，从刘歆开始，到何休之叹，逐渐为学者所重视，郑玄也成为经学史上影响最深的学者之一。他兼采古今，又以古文经学为思想主纲。他博览群经，尤其擅长礼学，完成《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等礼学著作。东汉后期经学以郑玄为主，郑玄又以古文经学为主，夹杂着今文经说，后虽有王肃等人反对郑学，然而辩论局限在古文经学内部。东汉末年，皇权衰弱，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党锢gù之祸使以士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经学势力受到冲击，章句渐疏，儒者之风渐衰。^[2]

东汉经学，病在繁琐。而且总是与谶纬有分不开的关系，比如即使郑玄注经，也会引用纬书。魏晋玄学则一反东汉人的学风，崇尚玄言，文辞隽永简约，比如王弼注《易》，何晏《论语集解》等。

东晋南渡以后，直到明末，总体而言是经学衰落的时代。经学至南北朝，随政局之分裂而分裂，东汉末年主要流行今古郑王二派，南北朝时北宗郑而南宗王。唐代经学又随着政局的统一而统一，有官方修订的《五经正义》，虽然冠以孔颖达的名号，但是是多人纂zuǎn疏而成。宋代经学，总体趋势由客观转向主观，经学变为理学。朱熹作为理学大师同样致力于注经，但是其《四书集注》主要发挥义理，其《仪礼经传通解》，分析章节，引记解经，使韩愈以难读为苦之《仪礼》涣然冰释。宋儒有怀疑古籍的精神，比如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不过其注解古籍也有以己之意见臆断古人的弊病。明代经学有《五经大全》，但是相比于前代更是不及。^[10]

明清之际，学者对理学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认为学术上的空谈之风与国家的衰亡密不可分， 力图改变理学盛行之后经学荒疏的现状。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的实学思潮，批判宋明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性理”“空谈心性”之弊。^[11]从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宋明历经数百年，理学在理论上已然走到尽头，呈现出“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的状态，已无更多拓展的空间。这使得中国学术若要继续进步，必然需要探寻新的方向和路径。同时，乾嘉学派的众多学者表现出脱离实际政治的倾向。尽管他们尊顾炎武为汉学开山之祖，却仅仅继承了他诸如考证上的归纳法等治学方法，而丢失了顾氏“明道救世”的进取锐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朴学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流派。^[12]

这一学术转变的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明清更迭之际，政治环境发生紧缩的剧变，具体表现为“党争”“民变”，政党争权夺位，农民起义盛行。在这一背景下，清初的统治者倾向于采用“多忌”“愚民”的策略，施行了文字狱政策，使学术界受到巨大的政治制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导致学者们避忌过多，学术研究失去了应有的活力，陷入万马齐喑的困境。为了愚弄百姓，统治者不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使得知识分子无法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乾嘉时期诸位儒家学者“治经以纾shū死”，将精力集中在经典的考据和训诂上，以逃避政治迫害，同时也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文化需求。^[13]

明清之际的经学大师顾炎武，为了反对明末“学者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即学者们不读书、不观察实际，只空谈义理、心性的王学流弊，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来立论，提倡“通经致用”。阎若璩、胡渭等人继承了顾炎武的考据传统，用汉儒的训诂方法研究经典、辨别真伪，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已经失去了“通经致用”的精神。^[14][13]

到了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古文经学学风兴盛，出现了“乾嘉学派”，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朴学^[注1]的确立期，主要以惠栋为首的吴派为代表。惠栋是首先打出朴学旗帜的学者，他远绍清初顾炎武诸位学术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qú、胡渭等学者的治学途径和方法，又接续家学渊源，在学术研究中详征博考，爬流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表彰，终于使一代学术由此发皇。^[15]

第二阶段为朴学的发展期，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为代表。皖派产生晚于吴派，如果说吴派对朴学有开创之功，那么皖派则多发展之力。正是戴震及其皖派学者的崛起，使一代学术得以发展至高峰，真正意义上的清学才得以确立。戴震是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学识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朴学之大成。他继承顾炎武以来，特别是惠栋倡导的由文字音韵训话以明义理的主张，大力推阐朴学治学宗旨，而尤为强调训古、考据与义理的结合。针对一些汉学家只重考据的倾向，戴震更为强调义理的重要性，并把其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摆在其生平著述中最为重要的位置。而且，戴震还觉察到朴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从而使朴学及时走出泥古、佞nìng汉的误区，达到了发展的高峰。^[15]

第三个阶段为朴学的鼎盛和转向期，以扬州学派为代表，主要学者有焦循、高邮二王、汪中、阮元、黄承吉等。扬州学派深受皖派学术影响，继续保持朴学发展态势，一边为清代朴学做总结，一边谋求朴学的转向。阮元凭借集学者、官吏于一身的有利条件，努力提倡学术，奖励人才，整理典籍，刊刻图书。在任职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期间，先后创办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培养学术人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还主持编纂zuǎn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话》和《皇清经解》三部大书，既方便了学者读书治学，又是对清代前期经学与小学研究成果作了总结。^[15]

与戴震同时的庄存与以治《公羊》著称，其徒刘逢禄著《公羊释例》，阐发绝学。庄、刘的著作代表西汉今文经学的复兴，因为二人都是常州人，所以有“常州派”之称。清代今文经学又经过魏源、廖平的发展，到康有为成为集大成者。^[10]由此形成晚清的今古文之争。廖平《今古学考》认为，汉代有今文、古文两派，西汉今文兴盛，东汉古文兴盛，东汉末郑玄调和古今，两派就消失了。廖平是鼓吹今文经学的，后来康有为承其说撰《新学伪经考》，力斥古文诸经为“伪经”，古文经学为“新学”（新莽之学）。^[1][16]

近代古文经学家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对古文经学进行改造，在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从历史观入手对今文经学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进行批评，同时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并且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疏理，构筑古文学史学系统，最终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古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刘师培重视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其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批判旧史学叙述内容，提出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强调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史料观，对构建近代新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7]

古文经学认为孔子是史学家（先师），而非今文经学认为的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为今文学家主张六经是孔子嫡传，注重阐发经学的大义，而古文学家主张六经自古就有，比如古文《逸礼》等都是周公以来就有的经籍，并非孔子删定后才有的。主张孔子是第一个整理、保存、传授、阐述文献的学者，因此是作为“述而不作”的史学家。^[3]

经学史家周予同指出，古文经学对六经的排列次序是: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六经的次序排列不同，今文经学的次序是: 《诗》 《书》《礼》《乐》《易》《春秋》。他解释说:“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 《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古文家以 《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所以《易》列在第一; 《书经》中最早的篇章是 《尧典》，较伏羲为晚，所以列在第二; 《诗经》中最早的是 《商颂》，较尧、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 《礼》《乐》，他们以为是周公制作的，在商之后，所以列在第四、第五; 《春秋》是鲁史，经过孔子的修改，所以列在末了。”^[6]

古文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不同于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名物训诂即对名物内涵和名物得名的由来进行解释。其训释对象是那些范围比较固定、特征较为具体的专有名词，如草木、禽兽、虫鱼、星宿、山川、郡国、宫室、车马、器具、衣服以及人的各种命名等。因此古文经学的特征是考证的，其流弊为繁琐；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特征是功利的，其流弊为狂妄。^[3]

古文经学与文字学、历史学相关，不同于今文经学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宗教思想相关。^[3]古文经学注重对古籍进行考据，挖掘古籍中的真意。因此首先不可避免地以文字学为工具。例如古文经学家许慎著作《说文解字》就率先科学地用于汉字系统的分析；首创部首分类体制，为后世字典辞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扬雄作《方言》，是中国最早的方言字典，我们研究汉代通语的异同变化以及汉以前古今词汇、音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8]又因为古文经学更多地把孔子奉为史学家，古文经学治学多与史学联系在一起，尤其在近代出现了章太炎、刘师培等将古文经学和近代新史学结合起来的古文经学家。^[17]

古文经学从酝酿到形成，再到流传，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先后出现的古文经书分属不同的地域和时代，相互的学派联系从不曾存在过。当代学者王葆玹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中从纷乱的古文经典中寻找共性，搭建起汉代古文经学的派系。其认为古文经学的派系是需要着眼于王莽时期与东汉时期学术的全局才能构建起来的，方法是要着眼于古文经传的汇集。因为古文经传是在秦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文物，以及关于这些文物的“释文”或普及的隶写本。但这些文物在何时何地出现极具偶然性，因此，过多执着于探寻古文经传究竟出现在何处，颇不足取。若过于认真地看待东汉人所说的古文经传的传承谱系，也成问题，所以只有着眼于古文经传的汇集，才有希望获得进展。西汉史上，古文经传的汇集点主要有二，一是汉帝的朝廷，一是河间王国的朝廷。因此王葆玹在《今古文经学新论》中辨明古文经学有两个流派，即分别源于河间献王和西汉皇家秘府，这两个流派在两汉之交分别以王莽和刘歆为代表。^[4]

在《左氏》学的传承谱系中，可以分为两个支系，两个系统的分别在于经书的汇集之地不同。一是由西汉皇家的秘府初次见到《左传》，加以诠释和发挥，这就是刘歆的系统。其二是由河间献王的博士那里受学，代代相承，这就是《汉书·儒林传》所罗列的从贯公到陈元的系统。^[4]

刘歆代表的一系只推崇《逸礼》，不推崇《周官》。王莽为代表的一系在参考《逸礼》的同时推崇《周官》，而且王莽把《周官》视为政治改革的依据之一。这可能和他们的学术专长有关系，王莽早年以《礼》学为根本修养而学《左氏春秋》，他好礼学，又专注于政治改革，所以自然会参照《周官》而从事管制革新。刘歆对政治改革缺乏热情，偏好《左传》，对有别于汉制的官制的《周官》当然不会推崇。^[4]

大致上说，图谶或符命点兴起，最初是为王莽的政治统治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因此王莽一系的古文经学和谶纬联系在一起。刘歆因为不希望看到王莽“居摄”或“即真”，以他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系是敌视谶纬的。东汉郑兴、桓谭非难谶纬，可能都是刘歆思想的延续。而属于河间、王莽一系的贾逵，在东汉进入学术舞台时，古文经学派几乎被贾逵统一，古文经学则普遍受到谶纬的影响。^[4]

刘歆（？—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改名为秀，字颖叔，刘向之子，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其少通《诗》《书》，能属文，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前27—前25)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对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歆继父爵为中垒校尉。哀帝时复领校中五经秘书，集六艺群书种别写成《七略》。其初治《易》，后治《春秋左氏传》，乃“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请立《左氏春秋》《毛 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遭博士反对，于是他移书太常博士以严加斥责，触怒诸儒，惧祸，求为地方官，先后任三地郡守数年。王莽篡位，任其为“国师”。后谋诛莽，事泄自杀。^[18]

刘歆在经学史、目录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其《七略》是当时秘府藏书的提要，列举书名、辨别源流，与刘向《别录》同为中国目录学奠基要籍，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即由删存《七略》而成。其《移太常博士书》指陈当时经学种种弊病，从而引起经学今、古文学派长期斗争，对经学史发展有重大影响。文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七略》原书已佚，从《汉书·艺文志》可略窥其大端。^[18]

贾逵（30-10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贾谊九世孙，东汉学者，经学家。曾任侍中、左中郎将。《后汉书》载其“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宫》，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永和中献《左氏解诂》三十篇、《国语解诂》二十一篇，明帝重之，写藏秘馆。还利用朝廷尊信谶纬之机上书说《左传》与谶纬相合。章帝时曾与今文经学学者李育相辩难，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兼知天文学，提出以黄道坐标测量天体位置。撰有《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lěi》《书》《连珠》《酒令》凡九篇。著作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有辑本。^[18]

许慎(约58年-147年)，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召陵区)人，^[19]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词汇学家，^[20]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被称誉为“字圣”。^[21]

许慎少年时就博学经籍，二十岁左右任郡功曹，后被举为孝廉。建初八年(83年)，许慎进京求学，拜师贾逵，并出任太尉南阁祭酒。担任太尉南阁祭酒期间，与贾逵、刘珍、马融等校书东观，教授小黄门孟生和李喜等人，并开始写《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著述。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说文解字》定稿，同年由儿子许冲上呈给朝廷。之后，许慎就在家乡及附近村庄授经教书。约桓帝建和元年(147年)，许慎卒于家中，享年约九十岁。^[19][22]

许慎博览经籍，得大学问家马融赞赏，时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19]许慎一生著作颇丰，但存者甚少，《说文解字》一书奠定了许慎“字圣”的地位。《说文解字》是学界公认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它开创了新的编排体例，确立了字典的基本形式和基本规范，使众多汉字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和编排，趋于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可以说，它开创了中国字典的先河，为后代字典的编纂zuǎn树立了典范，奠定了基础。^[23]

马融（79年—166年），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经学家。曾宦校书郎、郎中、议郎、武都太守以及南郡太守。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将作大匠马严之子。马融自少“美辞貌，有俊才”，早年随儒士挚恂游学，以数次拒绝朝廷辟命而名重关西。汉安帝时，马融入仕大将军邓骘幕府，历任校书郎、郡功曹、议郎、大将军从事中郎及武都、南郡太守等职，后因得罪大将军梁冀而被剃发流放，途中自杀未遂，得以免罪召还。再任议郎，又在东观校勘儒学典籍，后因病离职。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马融去世，年八十八。唐代时配享孔庙，宋代时被追封为扶风伯 。^[18]

马融学识渊博，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综合各家学说，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开始达到成熟的境地，预示着汉代经学发展将步入新的时期 。他设帐授徒，不拘儒者礼节，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等都是其门徒。另有赋、颂等作品，其文集已佚，明人辑有《马季长集》。^[18]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经学家，北海高密 (今山东高密县)人。世称郑君，或称后郑。以别于其前辈经学家郑兴、郑众父子。^[18]

郑玄早年入太学攻读，又师从张恭祖等人学习。郑玄年少即有才名，曾游学十余年，博采众家之长，后来又拜师于当世大儒马融门下。结束游学归乡之后，隐修注经，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千人，成为了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党锢gù之祸起，郑玄一度遭禁锢，从此更加淡泊名利，不愿出仕，潜心于学术研究。晚年遭袁绍逼迫，不得不抱病前去袁绍军中，最终病逝于元城，享年七十三岁。^[24][25]

他注《易》 开始突破当时盛行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及象数学模式，有时借象明理，有时径言义理。还以《老》讲《易》，提出“无”、“有”、“自生”、“自通”、“自得”、“理、“本体”等 概念，对后世颇有影响。其所注经传计有《周易》《尚 书》《毛诗》《仪礼》《礼记》《周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等，此外还著有《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天文七政论》《六艺论》等。今除《毛诗笺》《三礼注》尚存外，众皆佚。清袁钧《郑氏佚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18]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慎修，又名东原，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是清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和经学家。^[26]

戴震早年跟随同郡学者江永学习，并在家中撰写了《筹算》（后改名《策算》）《考工记图注》等多部著作。戴震在约1748至1750年间撰写了《尔雅文字考》十卷，但书稿未能刻印。^[27]1754年，戴震因撰写《族支谱序》激怒了豪族，离开家乡到北京避难，期间参与了秦蕙田幕编撰《五礼通考》的工作。在1756年，戴震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孙。^[28]戴震在1762年的乡试中成功中举，但多次参加会试却未能成功。1769年，戴震被聘为《汾州府志》的修撰，后于1773年被任命为四库馆纂zuǎn修。^[28]在四库馆主持经部校勘期间，戴震校勘和校成了16种典籍，并撰写了200多篇提要。^[29]戴震对《水经注》进行了详细的校订，其校订本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评价。由于在学术上的成就显著，戴震在1775年被准许参加殿试，赐予同进士出身，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职位。^[30]1777年5月27日，戴震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五岁。^[26]

戴震的主要思想主要涵盖哲学、理学、自然人性论三个方面。他的作品包括《筹算》《六书论》《转语》《尔雅文字考》《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和《声类表》等。^[31]他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对后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32]戴震的思想和理论深受其师江永的影响，^[33]并培养出了段玉裁、洪榜、孔广森等著名清代中后期的徽派朴学家。^[34][35]他在朴学、^[36]音韵学、^[37]训诂gǔ学、^[34]史地学、^[38]校勘学、^[39]自然科学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和影响。^[40]梁启超评价他为：“前清学者第一人。”^[41]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古文《尚书》又有真假之分。秦国博士伏生在焚书令时将家传《尚书》藏于壁屋中，汉时取出，仅有二十九篇。因为传授时的《尚书》用隶书写成，所以称为今文尚书。后来被发现的用先秦文字写成的《尚书》则为古文尚书。其中又有真伪之分。武帝时期，鲁恭王在孔子壁中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多十六篇，是真《古文尚书》。但是此真《古文尚书》当时没有受到重视，未被立于官学。东汉大儒贾逵、马融、郑玄等注《尚书》，也仅是今文，未注古文。孔壁古文以外，又有河间献王得《古文尚书》，王国维以为是根据孔壁所传写。汉时发现的《古文尚书》，今已亡佚。汉成帝时，东莱张霸曾伪撰《尚书》两百篇，这是《古文尚书》第一次伪本。而晋元帝时梅赜献书时的伪《古文尚书》欺骗世人一千多年，在当时并未觉察有可疑之处，因此被列于官学，成为国家法定经典，后来唐代也根据此本编撰《五经正义》，而成为正经定本。直到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惠栋著《古文尚书考》，梅赜zé献《古文尚书》中二十五篇为伪才成定论。^[2]

《周礼》，儒家经典，西汉时旧名为《周官》，是周代为统治天下所设官员的记录。刘歆认为《周官》是周公遗作，并以此制度创造太平盛世，后来改称《周礼》，为后世沿用至今。王莽时，《周礼》曾立博士，因此取得经的地位，但是王莽失败后，即废除了《周礼》博士。《说文解字叙》称《周官》为古文，《周礼》经过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定义一尊；唐代贾公彦为之作《疏》，列入官学，《周礼》经学地位确立。但是《周礼》的作者于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完满解决。^[2]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左氏》等，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古中国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历史，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68年，共255年的春秋时代历史，分三十五卷，《十三经》中篇幅最长，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传统认为其作者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年代与孔子相当，写作目的是为《春秋》做注解，与《公羊传》《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18]

《左传》文章简洁优美，善于用极少笔墨突出事件本质和刻画人的性格，特别善于描写战争，为后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散文树立了典范。今本分六十卷，十八余万字。其作者、成书年代和真伪历来争论甚多。《史记》、《汉书》都肯定为鲁左丘明所作。或认为左丘明为孔子弟子受经作传。近人康有为则认为《左传》为汉刘歆所伪造，虽然此说也得到一些人的呼应，但据史实却很难成立。成书年代或者认为在春秋末年，或者认为是战国初年学者 据各国史料汇编而成。《左传》的注释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氏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刘文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及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左传》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哲学等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8]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东汉时期由学者许慎编著的一部文字工具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说解共用133441字，原书分为目录一篇和正文14篇。原书现已散佚，但其中大量内容被汉朝以后的其他书籍引用，并有北宋徐铉于雍熙三年（986年）校订完成的版本（称为“大徐本”）流传至今。宋以后的说文研究著作多以此为蓝本，例如清朝的段玉裁注释本。19世纪以来，唐朝中期的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和口部残叶被发现，它们是目前可见的最早的《说文解字》版本。^[42]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照偏旁部首编排的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它首立部首排列法，以六书理论解释字形、字义、字音及其互相关系的汉语字典，开创后世字典编排、查检的先河；保存了上古丰富的文字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阐发了前人的六书说，并首先运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因形说义，因声求源，是人们认识、掌握上古语音、词汇和读通先秦两汉古籍的重要工具书。此外，《说文解字》释字时往往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42]

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流派。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起于西汉初。所据经典，大都没有先秦旧本，而由战国时学者师徒父子口头传授，至汉代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著于竹帛”而成，故称为“今文经”。^[1]

今文经与古文经不仅书写的字体不同，字句、篇章、解释，以及对古代的制度、人物的评价也有出入。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作托古改制的手段，立万世不易之法，故为经学的始祖。其实际开创者为西汉董仲舒，集大成者是东汉何休，何所撰《春秋公羊解诂》，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今文经学着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为封建的“大一统”作论证，故特别重视公羊家的春秋学。西汉武帝用公孙弘议，设五经博士，又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表彰今文经籍，今文经学遂大盛。西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今文经学因拘于师承家法， 流于繁琐和诞妄，故渐衰，东汉初，光武帝改变王莽的政治措施，曾恢复设立今文十四博士，但不久即废去。东汉末年，郑学的兴起，使经学上的今文、古文之争趋于平和。清代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尖锐，民族矛盾突出，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学，议论世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复兴。后经廖平至康有为，今文经学则成为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根据。^[1]

古史辨学派，又称“疑古派”，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并怀疑各种中国古籍中各种历史、传说的真实性。^[43]

今文经学对古史辨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古史辨派的兴起与发展，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崔适《史记探源》等今文经学的辨伪思潮有直接关系。今文经学的辨伪工作本意主要针对古文经学，但古史辨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翻了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整个经学体系，这一点在钱玄同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得到了体现。钱玄同通过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使完整的六经系统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这正是后来的古史辨派建立新的古史系统的基础。在其研究中，古史辨派推翻了传统所谓的“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其中，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着重地考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源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据此，他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43]

古文经学对清理汉代谶纬思想、促进东汉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汉代古文经学家偏重古籍，则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出相对科学的考据古籍字义的方法，这对于汉代今文经学中流行的谶纬学说具有重要的去伪存真的作用。可以说汉代古文经学最大的功绩，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里带向考据训诂之途。如果没有刘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书，可能业已失传；而经学家们的头脑，也许还得在迷离惝恍的气氛中再浸润一个时期。^[5]其次，西汉古文经学的产生影响了东汉史注的发展。东汉时期出现了对《史记》《汉书》等史书的注释之作，这些注释的形式和体例与古文经学的经济注释十分相似，与当时的古文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对于《史记》的注释有古文经学家延笃的《史记音义》、作者不详的《史记章隐》，《汉书》有东汉后期两位古文经学家应劭、服虔二家注。郑玄的经籍笺注除了对经学有重要贡献，也有重要的史学贡献，一方面，其经籍笺注中保存了大量史料，为考察上古三代的历史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其经籍笺注中还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的认识，天命观念、礼治思想等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44]

古文经学极大影响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乾嘉时期，惠栋、戴震以东汉许慎、郑玄为宗，戴震为经学而治经学，不以己见自蔽，搜集本证、旁证作归纳研究，具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在其影响下，朴学逐渐兴起，既是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一种回应，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朴学的出现，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朴学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对中华学术文化的传承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45]但朴学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导致学者们陷入繁琐的细节之中，而忽视了对整体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从而造成了学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但思想界空洞沉寂的畸形现象。^[46]

古文经学重视古籍的保存和整理，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文献学工作通过对古籍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话、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古文经学家在这方面的贡献首先有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为后世图书校勘提供了榜样。他们撰作的《别录》《七略》，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撰写叙录，影响后世目录学发展巨甚。其次东汉的郑玄注经，兼采今古文经说，把训诂与阐发文意结合起来，基本奠定了古籍注释的模式，后世注疏都摆脱不开郑玄的范式。^[47]受古文经学影响的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其源流”的文献学思想，并要求在文献工作中应该仔细分析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是对文献学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专科文献学，如艺术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等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48]

东汉经学家卢植上评价：“古文科斗，近于为真，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49]

晚清至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斥责古文经籍为刘歆伪造，并以此开始毁坏圣人之道：“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50]

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古文经学家）说经不用纬书谶书及其他阴阳家之言，一扫当时‘非常可怪之论’，使孔子反于其‘师’之地位，此等经学家，实当时之思想革命家也”。^[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