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

刘向（约公元前79年^[注1]－约公元前8年^[注2]），^[3]本名刘更生，字子政，^[1]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11]西汉楚元王刘交之玄孙、^[12]休侯刘富之曾孙、^[13]宗正刘辟彊之孙、^[14]阳城侯刘德之子、^[9]经学家刘歆之父。^[10]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政治家、文学家、^[3]史学家、文献学家。^[4]

约汉宣帝地节二年（约公元前68年）^[注3]，刘向十二岁，因恩荫被封为辇niǎn郎，二十岁升为谏大夫。汉宣帝广招贤才，他与王褒、张子侨等人进献数十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汉宣帝信奉神仙方士之术，刘向进献《枕中鸿宝苑秘书》，声称有炼金之术，按方铸金，未成下狱，后免死。被征召授习《榖梁春秋》，并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升迁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1][9]汉宣帝黄龙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汉元帝即位。^[18]刘向、萧望之、周堪计划罢免外戚许氏、史氏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反被诬告下狱。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刘向暗中指使他的外亲上书，再次被逮捕下狱，贬为庶人。^[1][19]汉成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成帝即位，刘向被拜为中郎，改名为“刘向”，朝廷被王氏外戚把持。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之职，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刘向上《谏营昌陵疏》，并著《列女传》《新序》《说苑》规劝帝王。^[1][20][21]约汉成帝绥和元年（约公元前8年^[注2]），刘向去世，终年七十二岁。^[1][3]

刘向作品众多，编著作品有《战国策》^[5]《山海经》^[6]《晏子春秋》^[7]等，原创作品现存世的有《九叹》《请雨华山赋》等赋；《使外亲上变事书》《谏营昌陵疏》等奏议共10篇；《杖铭》《董炉铭》共2篇；《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传记。^[8]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评价：“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1]历史学者郝继东《刘向与〈新序〉述评》中评价：“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校书工作可以说是两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活动，他们的贡献不仅功显于当世，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

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约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注1]）出生，^[3]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11]刘向出身于王侯之家，高祖父楚元王刘交，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12]曾祖父刘富，汉景帝时被封为休侯；^[13]祖父刘辟彊，晚年官拜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后升为宗正；^[14]父亲刘德，官至宗正，因为拥立汉宣帝而被封为关内侯，后晋封为阳城侯。^[9]

约汉宣帝地节二年（约公元前68年）^[注3]，刘向十二岁，因为恩荫而被封为辇郎，二十岁行冠礼后，因行为修饬而被升为谏大夫。当时，汉宣帝仿照汉武帝的做法，广招贤才，刘向能文善赋，与王褒、张子侨等人面见皇帝，并献上了数十篇歌功颂德的文章。^[1]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15]汉宣帝开始信奉神仙方士之术。汉武帝时，刘向的父亲刘德因为审理“淮南王谋反案”而得到了一本《枕中鸿宝苑秘书》，此书上讲的是修仙、炼金术及长生不老术，刘向从小阅读，认为书上写的内容很奇妙，就向汉宣帝进献了此书，并声称有炼成黄金的方法。汉宣帝于是命令刘向到“尚书作坊”按方铸金，花费了很多金钱，却没有炼成黄金，汉宣帝大怒，刘向以“铸伪黄金”罪被关进监狱，论罪当死。刘向的父亲刘德上书请罪，刘向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缴纳一半封地人口，来赎刘向的罪，汉宣帝也认为刘向是个人才，让他减死论罪。恰好《榖梁春秋》刚立，于是征召刘向讲授《榖gǔ梁春秋》，并在石渠阁讲论《五经》，之后又拜刘向为郎中、给事黄门，升迁为散骑、谏大夫、给事中。^[1][9]

汉宣帝黄龙元年十二月（公元前48年），汉宣帝驾崩，汉元帝即位。^[18]太傅萧望之升迁为前将军，少傅周堪升迁为诸吏光禄大夫，都领尚书事，很是受汉元帝的尊重及信任。萧望之及周堪认为刘向身为宗室，为人忠直且经学学问好，遂升刘向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和侍中金敞做左、右拾遗。四人同心协力，辅佐汉元帝。当时的外戚许氏、史氏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萧望之、石堪、刘向准备向汉元帝禀告，罢免他们，但计划泄露，反被许氏、史氏、弘恭、石显诬告，周堪、刘向皆被下狱，后与萧望之一起被免官。^[1]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出现了一系列的灾害及星象奇异事件，秋天，汉元帝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议大夫，但因为弘恭及石显的反对，改成了中郎。冬天，又出现了地震，弘恭、石显、许氏、史氏的子弟侍中诸曹，蠢蠢欲动，想要生事。刘向害怕弘恭、石显等人权势滔天，不敢亲自上书，于是暗自指使他的外亲进谏，说“灾害及星象奇异事件跟弘恭、石显等奸佞nìng有关，只要斥退他们，再任用萧望之等忠正无私的贤良之臣，灾异事件的源头就会关闭，而太平之门就会大开”。奏书呈上去后，弘恭等人怀疑是刘向所为，所以严加拷问刘向的外亲，刘向的外亲承受不住，只能招供，刘向于是再次被逮捕下狱，因罪被贬为庶人，萧望之也因为让儿子上书伸冤而获罪，在狱中自杀，汉元帝因此哀悼悔恨。^[1][19]

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23]，汉元帝提升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弘恭、石显害怕，多次毁谤周、张二人，刘向害怕弘恭、石显诬陷周、张二人，认为周、张二人在位，自己还有可能起复，于是再次上书进谏。奏书推察了《春秋》的灾异，分条列举原因，总结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及灾异事件，归根结底还是贤臣与奸佞地位的消长，而贤臣与奸佞的任用与疏远，关键在于君王的禀性与智慧，现在的朝堂充满了争权夺利，毁誉混乱之象，建议汉元帝效法先贤明圣君主以铁的手腕镇压外戚、宦官集团， 这样就能消除诸多灾异，等待祥瑞的到来”，并在奏书的最后告诉汉元帝，奏书的内容不适宜泄露。然而，弘恭、石显、许氏、史氏还是看到了奏书，更加怨恨刘向，并且上奏弹劾周、张二人执政的过失，长安令杨兴、城门校尉诸葛丰等大臣也说周、张二人的坏话，汉元帝大怒，先免了诸葛丰的官职，再将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张猛降为槐里令。弘恭、石显等人无人掣肘，愈加专权。三年多后，孝宣庙发生了火灾，同月还出现了日食现象，汉元帝召周、张二人回朝，但弘恭、石显党羽众多，之后周堪病死，张猛被诬陷而自杀。刘向很伤心，写了《疾谗》《擿要》《救危》《世颂》等八篇依古讽今的文章，来哀悼自己以及被迫害的贤臣，于是赋闲在家了十多年。^[1]

汉成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罪，刘向于是再次被任用。他将自己的名字“刘更生”改名为“刘向”，以故九卿的身份拜为中郎，担任领护三辅都水的职责，刘向多次向汉成帝进谏，被升迁为光禄大夫。此时，朝廷已经被王氏外戚把持，太后是王政君，汉成帝的舅舅、外戚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王氏还有兄弟七人都被封为列侯。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诏令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之职，负责整理从各地搜采来的经书文献。是时灾祸频生，刘向认为是外戚专权的罪过，专门写了《洪范五行传论》十一篇，向汉成帝进谏，然而，汉成帝知道刘向说的有道理，但其时天子势弱，没有办法夺取王氏的权力。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刘向被任命为中垒校尉。^[1][20]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刘向上《谏营昌陵疏》，劝谏汉成帝不要过分追求奢侈，为了修建规模宏大的延陵昌陵，劳民伤财，汉成帝看到后很感动，但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刘向看到奢靡之风兴起，而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以及卫婕妤等宠妃出身卑贱，却贵倾后宫，逾越礼制，为了规劝帝王，教化后宫女性，于是著《列女传》八篇，进献给汉成帝。《列女传》摘取《诗经》《尚书》中的一些贤妃贞妇，将她们所做的兴国显家的事情，记载下来作为妇女的榜样；再取一些后妃宠妾，将她们所做背节弃义、荒唐淫奢导致国致国乱家亡的事情，记载下来作为警惕。又摘取传记故事，著《新序》《说苑》共五十篇进献。之后，刘向数次上书进谏，言辞恳切，汉成帝虽然不能采纳，但心中赞许，也很信任他，并且多次想任用他为九卿，然而因为王氏外戚阻挠，刘向始终得不到升迁，居列大夫官职前后三十余年。^[1][20][21]约汉成帝绥和元年（约公元前8年^[注2]），刘向去世，终年七十二岁。^[1][3]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战国策》^[5]该书是刘向根据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及谋臣策士记载在竹帛的史料汇编而成，一共有三十三卷，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的一些纵横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和游说言辞《新国语》该书已佚。《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24]古文学家顾实、先秦史学家沈长云等人认为，《新国语》五十四篇，是刘向分析三十一篇《国语》重新组合而成^[25]《山海经》^[6]该书是中国先秦时期的一部综合类文化典籍，原书共三十二篇，经过刘向父子整理校勘，定为十八篇，分别是：《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晏子春秋》^[7]该书是刘向根据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晏婴的事迹整理而成，分为内、外八卷《管子》^[26]该书是一部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哲学及自然科学的古代典籍，由刘向整理而成，一共有八十六篇，后来佚十篇，仅存七十六篇《楚辞》^[27]该书是刘向根据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汇编而成《淮南子》^[28]原名《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与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集道、儒、墨、名、法、阴阳等众家之说于一体的“百科全书性质的论著”，后刘向经过校勘，取名为《淮南》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使外亲上变事书》^[19][1]收录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因为宦官弘恭、石显的权势滔天，刘向害怕，不敢亲自上书，暗中指使他的外亲对汉元帝谏言，说灾害及星象奇异事件跟弘恭、石显等奸佞有关，只要斥退他们，再任用萧望之、周堪等都是忠正无私的贤良之臣，灾异事件的源头就会关闭，而太平之门就会大开《条灾异封事》^[30]收录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借地震灾异之际，向汉元帝谏言任用忠贤，罢退小人《极谏用外戚封事》^[31]收录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目睹外戚王氏专权，忧心忡忡，上书汉成帝，历数前代外家专权之祸害，希望汉成帝以史为鉴，能够当机立断，黜退外戚《论星孛山崩书》^[32]收录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将现实中发生的不合理现象和人事中报应现象联系起来，劝谏帝王要顺天而行，避免灾异《理甘延寿陈汤疏》^[33]收录于《汉书·陈汤传》。甘延寿、陈汤都是西汉时期的将领，他们驻守西域，为了抓住歼灭敌人的时机，擅作主张，假传命令，出奇兵攻杀了匈奴郅支单于。以宰相匡衡为首的大臣认为甘延寿、陈汤矫制擅自发兵，不处罚已经是优待；而刘向则向汉元帝谏言，认为甘延寿、陈汤虽然是矫制行事，但他们大智大勇，成就了千秋功业，应该要受到奖赏，以激励将士报效国家《谏营昌陵疏》^[21][1]又名《谏营延陵过侈疏》，收录于《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刘向目睹汉成帝修建延陵及昌陵十多年，耗费巨大，于是向汉成帝进谏，不要再过分追求奢侈，糜费民力，主张厚德而薄葬《奏劾甘忠可》^[32]收录于《汉书·李寻传》。齐国方士甘忠可声称“汉家有大灾劫”，他得到真人赤精子传授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想以此劝说汉成帝通过“封禅改制”，以“再次受命于天”，继续统治国家。刘向给汉成帝谏言，称甘忠可是假借鬼神的名义，欺骗迷惑众人《对成帝甘泉泰畤zhì问》^[32][34]收录于《汉书·郊祀志》。汉成帝罢甘泉、泰畤的祭祀，大风毁坏了甘泉宫和泰畤坛的大树百余棵，汉成帝诏刘向询问。刘向上奏，先人立下的祭祀是不能轻易更改的，否则会降下灾祸，大风就是灾祸的征兆《日食对》^[32][34]收录于《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出现了日食，刘向上奏说，这次日食的月份与孝惠帝时相同，日子与孝昭帝时相同，孝惠、孝昭二帝均无嗣，这种巧合，预示不利于继嗣《说成帝定礼乐》^[32][34]收录于《汉书·礼乐志》。汉成帝得到古磬qìng十六枚，大家都说是祥瑞。刘向谏言，祥瑞是善道的启示，应当兴建学校来教育百姓，用礼乐来引导百姓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杖铭》收录于《艺文类聚》《董炉铭》收录于《艺文类聚》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五纪论》篇名在《汉书·律历志》中有记载，仅存残句《五纪说》篇名在《汉书·律历志》中有记载，仅存残句《九章重差》篇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有记载，内容已佚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别录》中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35]篇名在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叙》《晋书·荀晶传》《隋志》《旧唐志》《新唐志》等书籍中有记载，内容已佚；今存整篇叙录有《战国策》《管子》《晏子》《关尹子》《列子》《邓析子》《子华子》《於陵子》《孙卿子》《韩非子》《说苑》等；其中，《关尹子》《子华子》叙录为伪作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百家》篇名在《说苑叙录》《汉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中有记载，内容已佚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诫子歆xīn书》^[36]收录于《艺文类聚》。刘向写给儿子刘歆的信，告诫他别因为少年得志而忘乎所以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列女传》该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妇女传记故事集。^[4]有《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bì》七卷，一共记载了104位女性的传记《孝子图传》又称《孝子图》，该书已佚，《太平御览》《法苑珠林》等处有4条残文《列士传》篇名见《隋志》，内容已佚《列仙传》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集传体仙传故事集，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37]记载了上古至西汉以来七十一个仙人^[注4]修道成仙的故事《新序》该书是刘向编撰的一本具有类书性质的故事集，原书一共有三十卷，现存十卷，^[39]分别是《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说苑》该书是刘向根据先秦至汉初流传的典籍所载轶事和论说编撰而成的故事集，原书二十卷，宋初仅存五卷，北宋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家搜求到十五篇，经过补充整理，得到十九卷，后高丽进贡一卷，现存仍为二十卷，分别是《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40][41]《世说》^[1]据《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记载，《世说》应该包括《疾谗》《擿要》《救危》《世颂》等篇目，内容已佚参考资料：^[8]

作品名称详细信息《五经杂义》篇名见《新唐书·艺文志》，内容已佚《五经通义》篇名见《隋志》，内容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1卷《五经要义》篇名见《隋志》，内容已佚《周易系辞》篇名见《旧唐书·经籍志》，内容已佚《春秋谷梁说》篇名见《汉书·五行志》，内容已佚《尚书洪苑五行传论》^[1]共11篇，篇名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残存《刘向谶》篇名见《隋志》，内容已佚；疑为《洪范五行传论》改题，或者是后人伪托刘向所作《孟子注》篇名见《文选》注，内容已佚《说老子》篇名见《汉志》，内容已佚《天问解》内容已佚，东汉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篇叙》中记载，刘向、扬雄皆有解说参考资料：^[8]

刘向的哲学思想是和西汉的政治思想一致的，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刘向以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主流，以忠君为核心，认为孔子是百家之祖，《别录》中记载“若周之末，孔子即没，后世诸子，各著篇章，欲崇广道艺，成一家之说，旨趣不同，故分为九家。”意思是“诸子起源于孔子之后，因为对孔子学说的旨趣不同而对孔子思想进行不同的解释，所以才分裂成为九家”，提出了著名的“九流十家说”^[注5]。刘向强调儒学的教化功能，针砭时弊，他编撰的《列女传》《说苑》《新序》都是为了达到劝世讽俗的目的。刘向还对经子关系重新定位，融诸子各家于儒学，创造性地发展儒学。例如《说苑》二十篇，从“君道、臣术、立节、贵德、政理、尊贤、正谏”等题目上看，这是一部儒家著作，然而，其中的内容却囊括了子史百家之言。^[44]

在刘向早年时期，道家思想“黄老之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主张清静无为、崇俭抑奢、德主刑辅、去祸求福、敬慎修身。例如在《说苑·君道》中，他就曾经说过“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天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意思是“作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能够容纳天下。事情少就容易遵从，法律简单就容易遵守，所以百姓不会因为触犯政令而犯罪。大道容纳众人，大德容纳下民，圣人少做事情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44]

刘向继承了以董仲舒天人感应为核心的阴阳五行灾异理论，在《洪范五行传论》中，他按照“比类相从，各有条目”的方法，将政治上的错误分成若干类，再把灾异分为若干类，然后把这两类事物联系起来，以天人感应论加以解释，认为政治上的某类错误，随之必然出现某类灾异。刘向认为国家的灾异现象大多是外戚和宦官的专权造成的，还将阴阳五行灾异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当中。例如在《极谏用外戚封事》中，刘向就历数了“政由王氏出”的危害，说“当事物达到极盛状态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异常的变化，现在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那些梓木做的柱子上长出枝叶，繁茂葱茏，高出屋顶”，再说“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强调王氏外戚的势力过大，刘氏王朝陷入危险之中。^[44]

刘向的文学思想是以经学为中心的。他深受儒家学说影响，认为儒家经义是治国之要，文章之本，文学应该为经学服务。在《晏子叙录》中，刘向就说过“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提出“文章可观”，但首先要“合六经之义”。刘向继承了先秦初期的杂文观念，注意到“文”与“武”社会效能的区别，认为从不同的思维视角观察问题，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探索文学的本质和特征。^[44][45]

刘向所写的辞赋、小说、历史故事甚至是奏疏，都含有不同程度的教育功能。《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中记载，刘向是看到了奢靡之风兴起，汉成帝的宠妃出身卑贱，却贵倾后宫，逾越礼制，为了规劝帝王，教化后宫女性，于是著《列女传》八篇。而在历史材料的使用上，刘向并没有简单地照搬史实，而是对历史故事进行人为地加工，以加强美刺教化的效果。刘向还借用阴阳五行灾异理论，依靠“天命”“谴告”等手段来达到讽谏的作用。例如在《谏营昌陵疏》中，刘向就说过“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jǐn”，意思是“死去的人含恨不已，活着的人忧愁不休，怨怒之气感应上天，使阴阳失去正常规律而出现旱灾饥荒。”强调“压抑怨气，会遭天谴，阴阳失调，国家就会出现灾祸”。^[44][45]

在诗学思想方面，刘向提出了“诗无通诂gǔ”，意思是抛开语言的想象，根据需要去挖掘其深刻的内涵，而不必拘泥于字面的意义。例如刘向曾经多次引用过《诗经·邶bèi风·柏舟》中的“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并且每次引用时，所表达的意思都不同。在《新序·节士》中，刘向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用以赞美苏武忠于祖国的民族气节；而在《说苑·立节》中，刘向再一次引用“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则用以说明君子拥有的高尚节操。^[44]

刘向的史学思想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既有比较理性的历史观，认识到了历史的变化表现为王朝的更替、政权的变迁和道德的存废，认为历史时代可以划分为“治世”“乱世”“亡国”，统治方式可以分为“王者”“霸者”“强者”三种模式；又因为尊崇儒家，忧心忡忡于刘姓天下，想要以历史的变迁来警戒君主，挽救刘姓王朝。^[44]

刘向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西汉后期天命史观的重要代表，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论》，将上古至西汉中期的符瑞灾异与各朝代社会政治得失，加以一一对应和比附，并且十分注重人事的作用，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也是由人来决定的，遇圣主行仁德礼教，则上天降福，遇昏君行荒淫暴乱，则上天降祸。刘向还认识到了历代女性对历史的影响，他所著的《列女传》，将国家的治乱兴亡与女性紧密联系起来，并且选取了正反两类类型，阐述了贤德女性对国家的佑助功勋，嬖佞女性对国家的破坏能力。^[44]

刘向文献整理的主要思想是以“六经”为主导地位，又不否认诸子学说符合六经之大旨的内容。他选用专业、学术思想一致以及有一定图书整理经验的人才，以经学思想作为文献整理的标准，把符合上列的书籍都收集为图书整理的对象，但也不顽固抱守经学，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诸子之学，而是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把诸子学说中合于六经的成分指出来，作为对经学的一种补充，之后再删除或者修改诸子学说中不符合六经的地方。^[44]

刘向的校勘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图书的收集、来源的分辨、内容的确立、文字的校定等方面的指导思想。在图书收集方面，刘向存在着异本搜求的意识，对存世的不同抄本网罗殆dài尽；这些图书的来源，有些是政府藏书，有些是私人藏书，有些是民间百姓的献书和地方政府求访而来的图书；在内容方面，先确定一个抄本作为底本，其他抄本作为对校本或者参校本；具体校勘思想，则被刘向称为“校雠chóu”，即一个人读书，校对上下字句，发现错误就改正，这叫做“校”；一个人拿着书，另一个人朗读，就像仇人相对而立一样，所以叫做“雠”。^[44]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担任校中《五经》秘书，^[1][20]数年后写成了中国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别录》，刘向也成为了中国目录学的鼻祖。^[35]刘向的目录学思想包括书目提要的编写思想、图书分类的思想以及编目的思想。书目提要编写的主要指导思想是为刘氏帝王服务，也为了将来图书分类编目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图书分类的指导思想在于辩论文章和学术观点，考察其源流和发展；编目的指导思想，是把六艺排在目录的首位，在诸子的排序上以经世致用为原则。^[44]

刘向的辨伪学思想涵盖了辨伪学的态度以及伪书产生的原因。刘向在编写叙录和《七略》时，强调在伪书解释中指出伪书的特征是必要的，并且要对此进行收录和注解，作为学者，应该秉承着对学术忠实的学术原则，不能认定的可作存疑，留待后人做出更好的评价。对伪书产生的原因，刘向父子也有分析，主要是两种，一是认为写伪书者不满现状，假托上古圣人以传书；二是后学假托始祖以传书。刘向会对伪书进行考定，标志为“疑”“依托”或“后世所加”，再对其进行解释。^[44][46]

对于刘向出生及去世的具体年份，历史学者一直存在争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死的时候七十二岁，十三年后，王莽代汉”，于是，学者们以“王莽代汉”的时间来推断刘向的t卒年。历史学者对于“王莽代汉” 的时间，有四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以现代学者葛启扬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是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们由此推断出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卒于汉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3]

第二种：以清代学者钱大昕、吴荣光，现代学者钱穆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孺子婴居摄元年（公元6年），则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卒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第三种：以清末学者姚振宗、周寿昌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8年），则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卒于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第四种：清代学者叶德辉、现代学者杨树达等人为代表，认为“王莽代汉”的时间是在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则刘向生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卒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3]

东汉史学家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评价：“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意思是：“刘向为人平易朴实，不重威仪，廉洁乐道，不善与人交际，潜心学术，白天背诵书籍，晚上观天上星宿。”^[1]又评价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等人“博学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意思是：“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等人博学多才，见多识广，通晓古今，他们的言论对世人非常有益。”^[47]

清朝史学家全祖望评价：“向之学极博，其说《诗》，考之《儒林传》，不言所师，在三家中，未敢定其为何诗也。”意思是：“刘向的学识非常渊博，他解释《诗经》，考证《儒林传》，没有提到他的老师是谁，在三家中，也不敢确定他学的是哪一家的诗。”^[48]

现代古典文献学专家王欣夫评价：“两汉的学术注重实事求是，后人号称汉学。校雠之学，自刘向父子奠定基础，遂为汉学中的主要成分，后来的学者，几乎不能超出它的范围。”^[22]

历史学者郝继东《刘向与〈新序〉述评》中评价：“刘向、刘歆父子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校书工作可以说是两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活动，他们的贡献不仅功显于当世，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邓骏捷评价：“刘向于校勘学的贡献，在于通过整理大量图书的实践，总结出从校雠（校勘）的定义、书面错误产生的类型和原因、校勘的方法和流程，以及校勘成果的处理等一套相对完整的认识体系，确立了校勘学在整个古文献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22]

“藜lí阁家声”，又称“刘向燃藜读经”。相传，在某一年的正月十五，人们都出去游玩了，刘向还在天禄阁校书到深夜，等到蜡烛燃到尽头熄灭，他仍然在暗中独坐，闭目背诵诗文。突然，一个穿着黄衣，拄着青藜杖的老人扣阁而入，轻轻吹了藜杖的一头，青藜杖便发出光来，照亮了暗室。刘向立刻起身对老人施礼相迎，并询问老人的尊姓大名，老人说自己乃是太乙之精，听说卯金氏之子很好学，特来看一看，并赠刘向一卷《五行洪范》的书籍，飘然而去。刘氏家族其中的“藜照堂”祠堂堂号就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刘向燃藜读经”的神奇传说而得名的。^[50][51]

“刘向墓”曾经有几次迁徙。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记载：“彭城北三里（今九里山南一带）有‘用石头砌筑的墓室’被开，传言是楚元王之玄孙刘向的坟冢。”据说这石冢后来被掩埋在洪水之下。明世宗嘉靖年间，为纪念刘向，徐州人又在南山建了一座刘向墓和祠堂。民国本《铜山县志·古迹考》中记载：“刘向墓位于城西北二里演武场（今九里山飞机场）南，清宣宗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刘向墓被掩埋在河底。”^[52][53]

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华北日伪政权徐州专员郝鹏重修刘向墓，刘向的后代在子房山下发现了一块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楚元王宗五十九世孙刘景庸重立的墓碑，碑高2.35米，宽0.85米，碑阳刻着“先贤中垒校尉刘向之墓”，碑阴上额题为“楚元王宗刘氏墓表”，下方正文为楷书，共23行，每行约69字，计1500余字，简略地讲述了彭城刘氏一族诗礼治家、代代相承及祖茔yíng等情况，遂将碑迁到九里山下刘向墓旁。十年动荡时期，刘向墓被破坏，但墓碑保存完好。为更好地保护这座墓碑，2001年，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在原址东建造了一座二层四方顶、梁柱皆为方形的碑亭加以保护。^[52][53][54]

“天禄阁”修建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195年），位于汉朝长安城未央宫北部，是一座高台殿阁建筑，既是收藏文献的地方，又是整理文献的工作场所。汉成帝时，刘向曾经担任校中《五经》秘书之职，负责整理从各地搜采来的经书文献。天禄阁原阁规模宏大，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还遗留了台基，出土过镌刻着“天禄阁”的瓦当。天禄阁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小刘寨乡的天禄阁小学内，现存夯土面积22×34平方米，残高7米，台上有一间房，还有后人为纪念刘向而修建的“刘向祠”。^[1][55]1961年3月4日，包括“天禄阁遗址”在内的“汉长安城遗址”被公布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