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

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人，^[3][4]西汉儒生出身的政治人物，官至丞相。^[5][1]

匡衡世代务农，自幼勤奋好学。但在仕途上并不平坦，匡衡进京赴试，在对文时，未能按令条应对，故未能取得郎中而只授以太常掌故。^[5][1]汉成帝即位后，匡衡在当朝大员史高的引荐下进入中央，累官至御史大夫，并于建昭三年（前36年）被封为丞相。^[1][6][7]从政以来，匡衡强调礼乐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以此屡屡规劝君主，并倡导了一系列礼制方面的整顿。^[2][7][8]建始三年（前30年），王骏等人上疏弹劾匡衡“专地盗土以自益”而被免职，^[9]返回原籍，后病死家中。^[5][1][10]

匡衡，字稚圭，东海郡承县（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人。^[1]匡衡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但匡衡自幼好学，曾向当朝的博士求学，还为他人劳作以换取读书所需的资费。因而在学问上，匡衡很早就有了相当的成就，尤其在对《诗经》的理解方面更是为世人所称道。^[5][1][10]人们称赞他：“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11]

匡衡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以其为主角的“凿壁偷光”成为流传度极广的传统文化典故。^[12]匡衡在儒学上有一定成就，朱熹认为匡衡学问功底深厚、治学精细，是一名优秀的儒士；但匡衡在任期间并无卓越的事功，还留下畏惧宦官石显的政治污点，因而受到后世士大夫和《汉书》等史籍的批评。^[5][13]也有学者看到匡衡在历史中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指出匡衡在汉朝文章美学的分化和国家祭祀制度的转型中扮演了较为关键的角色。^[14][15]

有了丰厚的知识储备，匡衡即参加官府组织的射策考试。但匡衡的答卷与当时朝廷的主张不合，致使匡衡竟应试至第九次才中试，且仅考中丙科。^[5][1]此后匡衡进入仕途，但也仅仅被任命为太常掌故，后来改任平原郡的文学卒史，掌管当地的学校和典章故事。^[5][1]

但当时的匡衡在文人学士中已经有较大的名望，人们都为他甚为惋惜，很多儒生向汉宣帝上疏推荐匡衡，建议将之安置在京城从事文章学术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羡慕匡衡才学的年轻士子想要到平原郡追随匡衡。^[1]朝廷遂派出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策问匡衡，后者以大义之道阐释《诗经》，对答如流，言合经文。萧望之遂向皇帝上疏，谓匡衡经学有师道，可召见。但由于汉宣帝对儒学门人不加重用，匡衡只能被遣回平原郡担任原职。^[1][1]

在匡衡之名为朝廷所闻后，钟情儒术的太子刘奭就对其才学十分欣赏，私底下对其多有照顾。^[1]汉宣帝去世、太子即位为汉元帝后，朝廷中的大司马、车骑将军、乐陵侯史高不甘心与皇帝有师生之谊的萧望之（史高的副手）掌握实权，遂接受长安令杨兴的建议，以举荐贤才来提高自己在朝中的声望，匡衡因而得到了史高的赏识。^[1][6]初元二年（前47年），匡衡被征辟为议曹使，后来又被汉元帝任命为郎中，再擢拔为博士、给事中，掌管经学教授，又兼宫中顾问，参与议论政事。^[5][1][6]

汉元帝年间，日食、地震等灾异频发，元帝遂屡屡下旨大赦天下。^[1][7]永光二年（前42年）六月，匡衡上奏反对频频大赦。匡衡在奏章中指出大赦并不能制止违法犯罪之事的发生，以礼乐教化人民才能扭转当下贪财慕势的社会风气。匡衡引经据典、据理力争，使给汉元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被升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1][7]

此后数年，匡衡又多次上疏为国家大事建言献策。譬如针对汉元帝宠信傅昭仪和定陶王、甚至有意将定陶王立为太子的情况，匡衡上奏劝谏，陈说皇室稳定对天下治理的意义，规劝汉元帝以嫡长子为继统之本。^[1]匡衡还能够运用儒家经典处理政务，一言一行均合乎礼法规范，深受汉元帝信任。^[1]建昭二年（前37年），匡衡被擢拔为光禄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当朝丞相韦玄成去世，匡衡接替其位，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并被加封为食邑六百户的乐安侯。^{[5][16][1][8]}

汉元帝即位以来重用儒生，历任丞相多有儒家出身者。匡衡之前的贡禹、韦玄成等丞相已经建言汉元帝罢除了朝廷和郡国中不合古礼的汉朝帝、后之庙祠。^[1][7]建昭五年（前34年）六月以来，汉元帝卧病在床，梦见列祖列宗谴责罢除庙祠的行为，遂向时任丞相的匡衡提议恢复之。匡衡力言不可，还在高祖、文帝、景帝等先帝的宗庙前为汉元帝祈福，请求让自己代其受疾病之扰。但最后这些业已被罢除的庙祠还是因为汉元帝久病不起而被恢复了。^[2][8]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汉元帝驾崩，匡衡很快就上疏将宗祠礼制调整回合乎古礼的状态。^[8]

汉成帝继位后，匡衡作为宰相继续为国效命。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上奏建议废除秦朝的祭祀礼仪，恢复周礼中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的制度，得到汉成帝的肯定。^[2][10]建始二年（前31年）秋天，匡衡又奏请罢除了近六百所不合礼制的淫祠、裁撤了一批方士等相关人员。^[10]

匡衡为官多年，做出了一定的成就，但也留下一些把柄。汉元帝时，宦官石显深受皇帝信任、权势极大，甚至韦玄成、匡衡等丞相都担心忤[wǔ]逆石显；汉元帝去世后，匡衡很快清算、驱逐了石显，但司隶校尉王尊以此弹劾匡衡趋吉避凶、有违人臣之道。^[1]匡衡得知消息后大感惊恐，遂上疏请辞，还主动上交丞相和乐安侯的印绶。但汉成帝对匡衡予以充分的信任，对其温言抚慰。^[1]

被弹劾后，匡衡倍感如履薄冰，十分担心又有王尊之流攻讦自己，甚至到了每逢洪水、干旱、连日风雨就上疏请辞的地步，但均被汉成帝制止。^[1]后来匡衡之子匡昌杀人被捕，其部属和其弟谋划从狱中救出匡昌，但事情败露，匡衡无奈之下只能脱帽赤足到汉成帝处请罪，后者亦加以慰劳。^[1]

匡衡侵吞土地一事成为了其被免的直接原因。匡衡被封乐安侯后，封地在临淮郡的乐安乡（在今安徽省泗县），此地之南以闽佰为界，但初元元年（前48年）的临淮郡地图却将闽佰误记为平陵佰，致其封地多出四百顷，他未表态交下属处理，结果被划入匡衡的封地，还收取田赋。建始三年（前30年），十二月，司隶校尉王骏等人上疏弹劾匡衡“专地盗土以自益”。至此匡衡终于被汉成帝免职并迁回原籍，后病死家中。^[2][1][10]

匡昌，匡衡之子，建始年间官至越国的骑校尉，因醉酒杀人而被捕入狱。^[1]

匡咸，匡衡之子，与其父一般精于经书，后来位列九卿，家族后代多有被任命为博士者。^[1]

匡衡是一名汉代儒士，其奏疏原文为《汉书》所收录，体现了匡衡的文学底蕴。南宋理学大家朱熹指出匡衡行文细致严密，“能向里做功夫”；南京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家黄若舜认为匡衡的文章义理精细、几无一语涉及功利，有摄心去躁之效。^[13][14]

但是在为政和道德上，匡衡又受到后世的批评。《史记》从事功的角度抨击匡衡难当其位，认为其“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为政方面更谈不上有何建树；朱熹从匡衡在石显一事中的表现出发，也批评其“做人不好，无气节”。^[5][13]《汉书》一方面肯定匡衡作为儒家出身的宰相，具有身居高位者应有的宽和中正的气度，但也指责他在任期间无所作为，空有“阿谀之议”。^[1]

关于匡衡在历史大势中扮演的角色，史学界也有论述。黄若舜认为匡衡是一名更倾向于周礼的“醇儒”，与行文有苍茫之感的“通儒”刘向相对，二者引领了西汉中期之后文章美学的脉络分化，还是汉朝将政治理念从“制宜”转向“务本”的思想路线的具体呈现。^[14]首都师大的田天则着眼于匡衡在国家祀典方面的主张，认为其代表了西汉末年国家祭祀改革中的“复古派”，并且是其中的首倡祭祀改革之人。其改革主张也在王莽时期得到彻底落实和完善。而这场改革“彻底改变了古代国家祭祀的性格特点”，匡衡在其中有首创之功。^[15]

匡衡故里的确切位置存在一定争议。据山东师范大学的马燕然整理，关于匡衡籍贯的较有合理性的说法有二，即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和江苏连云港巨平村。^[17]马燕然通过整理传世文献、考察历史遗存，认为江苏连云港之说的论据仅能证明匡衡曾经在此居住、生活过，而不能肯定此地即为匡衡之故里；山东枣庄之说反而有《峄县志》、峄城书院山、匡衡墓、匡衡祠等众多证据可供参考。因而山东峄城区匡谈村应当才是匡衡真正的故里所在。^[17]

匡衡早年即精通《诗经》，时人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说。^[1]此处之“匡鼎来”在训诂gǔ学上存在争议。东汉经学家服虔认为“‘鼎’犹‘当’也”，同为东汉时人的应劭也认为“鼎”是一个修饰性的用语；但经学家张晏却说“鼎”是匡衡少时之字。^[1]为《汉书》作注的唐代儒学大家颜师古支持服虔、应劭shào之说，并指出张晏之说源自《西京杂记》，而此书之记载并不可信。^[1][18]

“凿壁偷光”是以匡衡为主人公的中国经典成语故事，大意为匡衡家贫而勤学，夜间读书却没有蜡烛，遂凿穿墙壁使邻居家的烛光透入屋中并借此用功。^[1][18][12]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齐经过考证，认为“凿壁偷光”之说源于东晋葛洪所著之《西京杂记》，而其中关于匡衡的记载很有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并不可信。^[12]但《西京杂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匡衡的这段故事也随之流传至今，并在后世的诗文中不断演绎，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典故。^[12]

匡衡墓位于东海郡峄县（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占地近10亩，其夯筑封土径25米、高约4米，周围遍植树木；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所立之碑，上书“汉丞相乐安侯匡衡之墓”。^[19]明清时期，峄县除匡衡墓外，还有两处匡衡祠，但皆已毁坏；“文革”初期，匡衡墓也被红卫兵挖出一坑，但未及墓室。^[19]1980年，匡衡墓被列为枣庄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又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以来，峄城区人民政府出资修葺qì了匡衡墓，并在目前重建匡衡祠，内塑匡衡像一尊。^[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