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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杂记》是一本古代历史笔记小说集，其中的“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该书写的是西汉的杂史，多为西汉时期的遗闻轶事。[1][2]《西京杂记》作者系谁众说纷纭，分为刘歆说、葛洪说、吴均说、萧贲说和无名氏说。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论证，吴均说和萧贲说的可能性基本被排除，争议集中在刘撰葛编说，和葛洪编集而伪称刘歆写作两者之间。[3]从中国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西京杂记》的出现标志着“逸事体”小说的成熟。[2]
《西京杂记》全书六卷，共132条，其中46条与文学活动有关。书中完整保存了19篇汉代文学作品，记载了当时24位文人，提及23篇（部）作品名称，还有作家、作品评论，作家比较等极丰富的资料，蕴含了西汉文学发展的重要信息。 [4]
《西京杂记二卷》（题（晋）葛洪撰 明抄本 卢文弨校）在2020年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6]陈文新就笔记小说史的角度提出其为“逸事体”小说的示范作用：断代取材(以西汉限)；多记琐事，与正史区分明显；叙事多截取片断，与首尾完整的史家纪传体有别。[7]
创作背景
经历了汉初长时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国库充足，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所描绘的是百姓家给人足，天下粮食富余，货材充盈，京城钱币多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拥挤以至腐烂不能食用。这种物质上的充裕在汉赋、汉乐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相逢行》这样描述了侍郎府的富贵：“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8]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上林赋》亦对宫苑之华丽与陈设之繁奢进行了铺排与渲染。作为汉代的笔记小说，《西京杂记》用了相当的笔墨来从宫廷建筑、宫廷异物(包括宫廷内的稀奇动植和异族的贡品)这两个方面来对西汉朝廷的盛况和国家的富强进行了直接的表现。[3]
内容取材
《西京杂记》一书，多记西汉京都之事，故书以“西京”(即长安)为名。其书以笔记的形式撰成，其所记内容繁富广博，涉及面亦十分广泛。就所记人物而言，有帝王将相、王公大臣、嫔妃宫女、文人学士、能工巧匠、市井细民等等；就所记事物而言，则有宫廷轶事、典章制度、时尚风习、苑囿珍器、奇人绝技等等。在学者曹海东看来[9]，此书内容要而言之可分为：记述西汉宫殿建筑及宫廷生活，汉代典章制度及社会风俗习惯，西汉文人轶事及其作品，能工巧匠高超、精湛的工艺作品和一些当时的奇闻轶事。[2]
按时期分类
宋代以前的《西京杂记》写本或刻本，今已散亡不传，就是宋代的刻印本，今天也难以见到，唯台北商务印书馆于1965年曾缩印长沙叶氏藏明徐氏仿宋本。今所传《宋版西京杂记》实即刊于明嘉靖元年(1522)的野竹斋本，刊行者为沈兴文。[2]
自此以后，明代的《西京杂记》刊刻本渐多，较有名的有：(1)嘉靖壬子孔天胤刊刻本(今《四部丛刊》已将其影印收入)；(2)李杖《历代小史》明刊本；(3)万历商浚半垫堂校刊本；(4)万历陕西布政使司重刻郭子章辑《秦汉图记》本；(5)万历程荣《汉魏丛书》校刊本；(6)吴珀《古今逸史》校刊本；(7)崇祯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本。[2]
清代《西京杂记》的刊印本也很多，较著名的有：(1)顺治陶氏宛委山堂《说郛》校刊本；(2)《稗海》康熙振鹭堂刻本；(3)乾隆马俊良《龙威秘书》本；(4)乾隆卢文诏《抱经堂丛书》校刊本；(5)嘉庆张海鹏《学津讨原》校刊本；(6)光绪崇文书局《正觉楼丛刻》本。其中，校勘较精，错讹较少的善本，要数孔天胤刊刻本、《汉魏丛书》刊刻本、《抱经堂丛书》校刊本等。[2]
今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里有32本善本，其中旧钞本三本，明钞本一本，明刊本十本，清刊本五本，民国以后各书局的影印本有8本。另有8本是通行本，不放置在善本书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书室共有6本，都是民国以后影印宋明清版本(如文渊阁藏书、乾隆中卢文诏辑刊本等)。[2]
其中校勘较精，错讹较少的善本，要数孔天胤刊刻本、《汉魏丛书》刊刻本、《抱经堂丛书》校刊本等。本书虽然版本众多，现如今，我们所能看到主要是孔天胤刊本、《四库全书》本和卢文诏校本。后人在点校的时候，多以六卷本为基础，所以六卷本最为常见。[3]
综合比较，《四库全书》本不如明代孔天胤刊本好，这主要在《四库全书》的著录原则和标准上。《四库全书》是清代政府下令编纂的大型官修书，因当时政策及大兴文字狱，书中避讳甚多，如凡是“玄”、“弘”等都要避讳，给后世读者增加了很多阅读麻烦。相比之下孔天胤刊本则比较忠十原貌。同时《四库全书》是确定收录书目后直接交给抄手抄录，由于抄手水平不一，对书中内容不熟悉，从而多有错字、漏字、衍字等现象出现。再者《四库全书》本搜集的很多书是当时从民间献上来的，版本存在良莠不齐的问题。当然，孔本由十千余年来的辗转抄录、刻印，一些差漏也是不能避免的，但与其他版本比较而言，错误相对要少些。[2]
两卷本
据《跋》，此书最初为两卷本。《隋书·经籍志》将《西京杂记》归为史部旧事类，著录为二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故事类亦著录此书为二卷，宋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西京杂记》二卷，晋葛洪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著录此书为二卷。二卷本主要有：卢文昭校的明刊本、清乾隆五十二年卢文诏刻《抱经堂丛书》本(又称卢本，题汉刘歆撰，有乾隆丙午卢文昭序。此本的特点在于卢文诏给每一条都加了小标题)、清光绪问崇文书局刊《正觉楼丛刻》本。[3]
一卷本
六卷本
《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著录此书为六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此书为六卷：“唐《艺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后人分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著录此书为六卷。六卷本版本众多，主要有：明嘉靖元年沈兴文野竹斋刻本(沈本)、嘉靖十二年黄省曾刻本、明嘉靖三十一年孔天胤刊本(又称孔本)、明万历程荣《汉魏丛书》本(程本)、明刻吴珀《古今逸史》校刊本、明万历二十年陕西布政使司重刻郭子章辑《秦汉图记》本(郭本)、明万历中会稽商氏半婪堂刻《稗海》本(商本)、明天启三年刻吴世济编《汉魏丛书抄》本、明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毛本)、清乾隆内府抄《四库全书》本、清乾隆五十九年马俊良大酉山房刻《龙威秘书》本、清嘉庆十年张海鹏《学津讨原》校刊本。其中，嘉靖沈兴文野竹斋刻本是最早流传的六卷本。[3]
六卷本《西京杂记》最为通行。属于六卷本系统的主要有嘉靖千子孔天胤刊本(《四部丛刊》即据此本影印)、《秦汉图书》、《汉魏丛书》、《稗海》、《津逮秘书》、《学津讨原》、《四库全书》、《古今逸史》、《笔记小说大观》等本。后人在重新校点整理《西京杂记》时，亦多以六卷本为基础。[10]
宫廷生活
此书是杂记当时以皇帝为中心的种种趣闻轶事，所以写宫廷生活的内容占了大部分。包括帝王后妃的各种传闻轶事、宫廷建筑、典章制度、服饰名物及风俗习惯等。如《萧何营未央宫》《戚夫人歌舞》、吕后《缢杀如意》、赵飞燕姐妹《宠擅后宫》、昭君出塞而《画工弃市》、汉帝王《送葬用珠襦玉匣》等故事都为后世所传知。[10]正如孔天胤在《<西京杂记>序》中说：“《西京杂记》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闭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本书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来记载西汉的宫廷建筑及宫中异物(宫中的名贵之物、珍稀动植以及异族的贡品)以及当时的民俗，把西汉宫廷的富丽堂皇与平民社会的活力表现到了极致。[3]
名人轶事
书中第二类内容记载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将相、宠臣、文人和方士的故事，如李广《金石感偏》《方朔设奇救乳母》《公孙弘粟饭布被》《扬雄梦凤作(太玄)》《仲舒梦龙作(繁露)》、匡衡《闻(诗>解颐》《相如死渴》等许多被后世所知晓的故事。兹引后世脍炙人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两人不顾现实阻挠大胆私奔，相如沉溺文君的美貌致加重疾病死亡，文君为他作诔文，流传于世。[10]
世俗风情
书中第三类内容则是反映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虽然篇幅较短，却是世情小说的源头之一，如反映世态炎凉的《曹敞收葬》、抨击世风不正的《两秋胡曾参毛遂》等。[10]风俗记载如《西京杂记》“八月饮酎”条中体现汉代宗庙祭祀的习俗；“止雨如祷雨”、“玉鱼动荡”中的祈雨习俗；“陵寝风帘”中的居住习俗；“飞燕昭仪赠遗之侈”中的服饰习俗；“五日子欲不举”、“霍妻双生”中的生育习俗；“送葬用珠襦玉匣”中的丧葬习俗；“年少未可箍婚”中的婚姻习俗。而且，《西京杂记》是最早记录七夕节时妇女乞巧的风俗习惯的，并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11]
奇闻异事
书中还记载了一些神奇怪诞的事物，包括一些有特色的植物、动物，还有一些神奇的造物和传说中的异事，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世界和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及科技的发展，同时对后世研究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各类史料信息，例如记载动物的《长鸣鸡》记载了长鸣鸡报晓时间准确且爪长善斗的特点，再如记载当时神奇发明的《常满灯、被中香炉》，对当时长安巧工丁缓的发明“常满灯”“被中香炉”“九层博山香炉”和“七轮扇”进行简要说明。还有记载传说异事的，如《玉鱼动荡》记载在雷雨时昆明池所刻玉石鲸鱼就会“鸣吼”且“髻尾皆动”，祭祀其求雨则灵验；又如《河决龙蛇喷沫》记载瓠子河决堤，有蛟龙“喷沫流波数十里”，实则暗含对当时河堤决口，洪水淹没数十里的现象所保留的记载。[10]
思想文化
《西京杂记》作为汉代之书，其中内容充斥着浓郁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的思想，且受时代风气影响，其“谶纬中所载的灾变或符瑞的征兆主要是政治性的，它反应现实政治上的重大事故或预示政治上即将来临的重大变化”。[12]
水灾
瑞兆
《西京杂记》中记载黄鹄是祥瑞之鸟，具有太平盛世的寓意，故黄鹄飞临建章宫，皇帝即兴赋歌作辞。《汉书·昭帝纪》也载：“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公卿大臣也均上书恭贺此等祥瑞之象。[14]
《樊哙问瑞应》篇一则通过樊哙与陆贾的一问一答揭示了数则祥瑞之征兆，其中天子为人君是禀受天命，目动、灯闪、鹊噪、蛛集则分别是获酒食、得钱财、客将至、诸事顺的征兆，人们当据此瑞迹而祷告、拜谢、喂食喜鹊、任蛛聚集。[14]
《元后燕石文兆》篇记载王禁之女为后之路颇为传奇，其年幼时历经两次失败的姻缘，其一是“尝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其二“后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术士占卜此异系于政君命格贵重，非一般人所能受之。政君于五凤年间入宫，然并不得太子宠爱，却因缘巧合之下得到太子宠幸，后母凭子贵一路登后。其不仅姻缘曲折多变，《汉书·元后传》记载其母李氏孕育政君时曾“梦月入其怀”，此异梦为政君的降生笼上了一层天命色彩，看上文《西京杂记》之记载，白燕衔之“母天地”之白石有如瑞迹，预示着政君为后的传奇性与宿命性。[13]
吞物
《弘成子文石》篇记载了言弘成子和五鹿充宗能成为天下大儒得益于吞下了有开智明悟之效的文石，《晋书·文苑》中也有类似记载：“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也。……少有志尚，尝昼卧，梦一鸟文采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后必有文章。’自此后藻思日新。”罗含吞鸟得以文思渐盛，此鸟与弘成子、五鹿充宗所吞之石有异曲同工之妙，吞之者皆有奇效。[13]
行梦
《扬雄梦凤作<太玄>》篇记载凤凰是典型的灵兽瑞物，此梦中之凤的出现方与消失、停留时间均颇显神异，似乎预示了扬雄才华之大、《太玄经》玄妙之深厚及其传世之艰难。《仲舒梦龙作<繁露>》篇讲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而得《春秋繁露》，此奇此异被后世引以为“怀鲛”之典，如唐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既而学异怀鲛”，以喻文才之异。《大人赋》：“相如将献赋，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遂作《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之，赐锦四匹。”大文人司马相如惑于献赋题材之时，有翁者入梦指点迷津，相如因之创作《大人赋》，此梦为老翁解惑，此赋恰为神仙之赋，可谓是既奇幻又合理。[13]
举兵有异
《旌旗飞天堕井》篇记载刘兴居发兵谋反之时，忽起大风，旌旗堕井，战马不前，此等异象玄之又玄。《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举兵有异的记载：“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13]
飞升
在《淮南与方士俱去》篇中，“又说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此记载疑是在两汉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之下美化了崇尚方术的淮南王的结局，将谋逆之臣的结局由诛杀改为飞升。[13]
谶文
《滕公葬地》篇中“吁嗟滕公居此室”为谶文，此谶文为蝌蚪古字预今人死葬之地，且滕公之马刨地不行已具备很明显的预示之意，此则通篇充斥着谶纬的预示意义。[13][14]
天人感应与谶纬思想是两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汉代之书，《西京杂记》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两种思想。董仲舒以五行灾祥论其天人感应思想，确立了汉代思想以灾祥议政治的特性，汉人文献中多处可见此思想的运用。此思想不仅为时人接受、运用，出于政治需要其还得到了更为系统、完善的发展，汉之谶纬应运而生。谶纬学说在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放大甚至伪造出各种祥瑞或灾异的迹象，以达到政治目的，西汉王莽、东汉刘秀尤擅此道。天人感应论和谶纬思想，为《西京杂记》增添了些许神异色彩。[13]
叙事视角之多元化
《西京杂记》记事写人状物以第三人称视角为主，与后来的正史叙述相同，如：“昆明池刻石为鱼，每至雷雨，鱼尝鸣吼，髻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卷一《昆明池刻石为鱼》）[3]
《西京杂记》既以常见的文人士子角度叙事，也以有一技之长的小人物角度记叙他们的生活。如在《常满灯被中香炉》中，手匠人丁缓的代表作品常满灯、卧褥香炉、九层博山香炉、七轮扇，充分展示了西汉优秀匠人的心灵手巧，技艺高超。[13]
选材取向“杂”
选材“叙述杂事”[15]是《西京杂记》的特色。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材料被广泛地纳书中。书繁杂的内涵也是由于内容的杂。作者既记宫廷斗争，也记宫廷酬唱；既记文士异才，也记文士轶事；既记皇室趣闻，也记民间乐事。[3]
语言质朴平实，简略有当
作为杂记式的小说，《西京杂记》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平实易懂。[16]
在记载器具、礼制、宫室及某些客观陈述类事件时，《西京杂记》用语极为简洁，只求交代清楚某物或某事，绝不多费笔墨。[13]如《昆明池养鱼》：“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习水战。因而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余付长安市卖之。池周回四十里。”仅七句四十余字便把昆明池的由来、用途、面积交代得清清楚楚，精简至极，无一字赘语。又如《读千赋乃能作赋》里中“或问扬雄为赋，雄日：‘读干首赋，乃能为之’”这里谈到的实质上扬雄的文学创作观，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的“操干曲然后晓声，观千剑然后时识器”以及清人孙洙《唐诗三百首序》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作者仅用四个字就把这种文学观言简意赅地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丰富的品味空间。[3]
描写华丽精细
《西京杂记》要表现奢华名贵，描写就润饰颇多、言辞华丽、精细繁复。[13]书中极尽渲染西汉皇室、显贵的奢华讲究，如《昭阳殿》中赵合德居住的宫殿，白玉作台阶、黄金作梁木、白玉为床、六年、绿琉璃为窗，更有无数珍贵精致的玉几、玉镇、象牙簟、 熊皮席，可谓是极致奢华；《飞燕昭仪赠遗之侈》中列出赵昭仪给赵飞燕送去的礼单，三十五件礼品无一不是珍贵罕见之物；《武帝马饰之盛》中武帝以白玉、玛瑙、琉璃宝石装饰马头马鞍，用价值百金的熊罴皮作障泥。[13]
人物塑造方法多样
旁见侧出：在记载人物的时候，往往不按照人物的生平来写，或是随意截取人物的生活细节信手拈来，或是把人物的不同侧面分在不同的卷中写，无意形成完整连贯的人物介绍。[3]
以小见大：《西京杂记》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把人物放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凸显，而是把人物置于日常环境中去体现，在简单、细小的场景中蕴含深邃的意蕴。[3]
通过对比刻画人物：如“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寥寥数语两位美人形象跃然纸上。《西京杂记》擅长以人物对比的形式刻画一群人或一个人的形象和性格。[17]
价值与影响
《西京杂记》一书蕴含了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科技常识、遗闻逸事、风俗制度、历史述评等方面的知识，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化、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8]
文学方面
对于《西京杂记》的文学价值，曹海东认为从文学角度来看，该书所记有关西汉文坛及作家的趣闻轶事可为今人研究西汉文学提供颇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又此书所保存的文学作品，亦可为后世文学研究者和古籍整理者提供宝贵的资料。此外，此书所记人、事、物，为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形象，此书被后世引为典实的传说确实不少，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恋爱、匡衡好学、秋胡戏妻、公孙弘“宁逢恶宾，不逢故人”的感叹。又如“高帝戚夫人弦高”、“元帝痛失王昭君”等故事也很有名，流传极广，成为后代小说、戏剧创作的素材，铸就了司马相如、王昭君等一批经典的艺术形象。[2][19]《四库全书总目》说：《西京杂记》所述，“虽为小说家言，而摭采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对此书评价极高。此书记人叙事，文笔平实古朴，简约不烦。[2]
据统计，《四库全书》的正文、注释涉及到《西京杂记》的地方共有5000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西京杂记》某些内容的转引。此外，《太平御览》中引用约90余处，《太平广记》引用约30余处。[20]
《西京杂记》为研究汉赋艺术提供了标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汉赋的特色，内容上表现为对帝王的歌功颂德，在结构上讲求铺张，重视音韵和谐，大量连词、对偶、排比和比喻使文章极具美感。[19]
史学方面
《史记》和《汉书》作为正史著作，在记载一些史事时叙述较为简洁，或一笔带过，或删繁就简。通过与《史记》、《汉书》的比较，发现《西京杂记》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或不见十其中，或较之更为全面详细。《西京杂记》中保存的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等方面的材料，可以弥补《史记》、《汉书》中记载的不足。[19]
为考古发现提供了书面印证材料
《西京杂记》作为记载西汉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文献，其内容往往被后世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出土文物和传世书面文献的二重印证，证实了许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破除了若干历史偏见和质疑，体现出较高的考古学价值。在卷一中对长安城未央宫的周长描写，经过近代考古其遗址实地测量，验证其数据靠性。[19]
反映了西汉宫廷生活
《西京杂记》中最丰富的内容是对西汉宫廷生活的记叙，对于研究和认识西汉社会历史状况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汉宫殿园林的富丽堂皇；其次，细致深入地展示了西汉皇族生活用度的奢靡成风；再次，全面详细地表现了西汉宫廷娱乐方式的丰富多样；最后，反映了西汉帝土嫔妃们的感情生活。[19]
记录了西汉时期的风俗习惯
《西京杂记》记录了西汉时期的许多风俗习惯，不仅最早记录七夕节时妇女乞巧的风俗习惯，而且补充记载了重阳节“食蓬饵”的风俗习惯，此外，《西京杂记》还保存了古代上辰节、上巳节拔除灾祸，祈降吉福的风俗。[19]
给后世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西京杂记》的一些记载还有与《史记》和《汉书》不同的地方。如《史记》记载设奇法救乳母的主人公是郭舍人，而《西京杂记》记载的主人公是东方朔;《史记》和《汉书》都记载赵王如意之死是使人持酖引之，而《西京杂记》记载的是吕后命令身强体壮的人在被子中缢杀了赵王如意。[20]《西京杂记》神异色彩体现了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和谶纬学说，且被用于考查历史真相。辨析《西京杂记》与《史记》《汉书》于史不同的8则篇目可以得出历史真相。[13]
独到的见解
《西京杂记》认为杨王孙的凿土掘石七尺深是一种浪费行为，是一种为了追求极致节俭反而造成奢侈之风的行为。而《说苑》的记载反而赞扬了杨王孙的这种行为，认为这是一种不拘泥于教条、坚持自己人生观的行为。《西京杂记》在一些历史事件中是持有独特见解的，有利于后世学者针对史书的不同记载，从多元的角度进行评价和思考。[20]
科技方面
《西京杂记》对西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成果多有记载，内容涉及纺织机械、生物物种学、气象学、数学、医学等领域，保存了西汉时期科技发展的诸多珍贵史料，对后世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书中关十“一百二十镊织机”“被中香炉”“指南车”“记道车”等机械的记载，对研究西汉时期的重要机械科技成果，了解这些机械成果的水平和价值，比较中国传统机械及其技术、工艺方法和西方机械工程技术的区别，分析西汉时期机械工程技术对中国社会生产的作用和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关生物物种的记载，为后世考察古今生物物种的变迁提供了依据。书中“董仲舒天象”条中关于雨、雪的成因的分析，包含了大气物理学知识，“具有科学意义。”[21][22][19]
《西京杂记》记录了西汉时期科技发展的诸多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高超的纺织机械技术，保存了西汉时期长安的生物物种资料，记录了当时人们对气象学的认识水平，展示了当时数学和医学的发展状况。[19]
艺术方面
书中保留了不少有关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史资料。绘画资料，主要集中在“画工弃市"条：“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虽然文中画师贪婪的形象并不光彩，下场也很凄惨，不过本则故事详细列举汉宫画师姓名、籍贯及各自的特长，对美术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西京杂记》中提到了不少乐器高手，“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与赵后淫通的庆安世“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本人亦善琴，“善为《归风》、《送远》之操"，她的琴还是稀世珍宝：“赵后有宝琴，日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像。”更有齐人刘道强，琴艺高超，弹奏《单鹄寡凫》，使听者皆悲，不能自摄。此外，书中还提及戚姬能歌善舞，艺术才能突出。这些故事对古代音乐史研究意义非凡。“篆术制蛇御虎"条提及东海黄公御虎故事是早期戏曲的重要题材，这条材料是戏曲史家所经常引用的。“古生杂术"条则介绍了滑稽戏的始祖：“京兆有古生者，学从横、揣摩、弄矢、摇丸、樗蒲之术，为都掾史四十余年，善弛谩。二千石随以谐谑，皆握其权要，而得其欢心。赵广汉为京兆尹，下车而黜之，终于家。京师至今俳戏皆称古掾曹。"此外，《西京杂记》还描叙了不少西汉时期精湛的手工制品，如上文提到的长安巧工丁缓制作的常满灯、九层博山香炉等物，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惊人的创造力，此条资料在科技史研究中也很有价值。又如匠人胡宽营造的新丰，街巷布局、风物景色一切如旧，这是古代建筑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杰作，是古代建筑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环。[17]
作者争议
《西京杂记》一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迄今仍莫衷一是。[1]
归纳起来，诸家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为《西京杂记》的作者是西汉的刘歆。此说始于晋朝的葛洪，信从者较多;二是以为作者其实就是葛氏本人，葛洪说是刘歆，殆故作狡狯耳。此说出自唐人段成式、张彦远，后人多疑之;三是以为作者是萧梁时的吴均。此说亦出自段成式，然与吴均同时之殷芸在奉敕编纂《小说》一书时，已多次征引到《西京杂记》，假如《西京杂记》是吴均所撰，殷芸不会不知道。故后人多不取此说，但王力先生赞成之(以上三种意见，俱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以上三种意见虽各有所据，却皆无确证。[1]
除此以外，第四种观点“萧贲说”认为，南朝齐时，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此书虽未传，但是由于萧贲所著书与本文所讨论的《西京杂记》同名，因此南宋学者王应麟及今人劳贞怀疑《西京杂记》是萧贲伪作；更有不确定作者说，如唐代学者颜师古就认为西京杂记多为妄记，且各种说都有相对应的反对证据。[17]
无名氏说此说起于唐初。唐初魏征等纂修《隋书》，《经籍志》著录《杂记》二卷，不题作者。《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乃云匡衡小名鼎，盖绝知者之听。”亦未言其作者。又有《三辅黄图》一书，凡两引《杂记》，均未说明其作者。按《三辅黄图》初本成于东汉末曹魏初期，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故今本《三辅黄图》非复初本，其引用《杂记》内容且不题作者自是唐人的意见。第六种意见为集体编纂说，此说起于近世。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认为，《杂记》先后经过刘歆、葛洪和萧贲三人的参与，而在葛洪手中成书。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则认为：“《西京杂记》与葛洪集团的诸作品一样．应认为是与葛氏道的后裔有关联并是在南北朝时期于江南编纂的。这恐怕是现在最有可能成立的结论。”自唐代起《杂记》作者问题便大有争议了，作者葛洪说、吴均说、萧贲说和无名氏说．其源均出于唐。[23]
相关评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西京杂记》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的话，且材料采用复杂，采用不竭。但李善注《文选》，徐坚作《初学记》都引用它，杜甫诗歌用事严谨，也多采用他的话。词人们沿袭使用数百年，久成事实，《西京杂记》已经有了重要地位。[24]
鲁迅则在文学方面评价《西京杂记》：“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25]
柯茂竹强调阅读此书应注意其选材的奇异性：“余读之，耽其藻质而忘其傲诡”。[26]
明人黄省曾序《西京杂记》指出了它的四大缺点：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难凭，触忌须讳。这四大缺点恰是《西京杂记》异与史书之处，但也正是因为它的“猥琐可略、触忌须讳"，才为后世保留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具有极大的价值。[17]
获得荣誉
时间奖项作品2020年10月30日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西京杂记》
参考资料 26
- 从语法词汇看《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 —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 参考 2
- 参考 3
- 参考 4
-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 中国国家图书馆
- 参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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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8
- 曹海东 —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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