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

谶纬（chèn wěi）是古代中国官方的儒家神学，谶书和纬书的合称。在西汉末和东汉时流行，在当时是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官方正统的社会思想。“谶者，验也”，是一种隐晦的，预测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名“符谶”“符命”，有的有图有字，名“图谶”。“纬，织横丝也”，相对“经”而言，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的经义，假托天意圣教来言符箓lù瑞应。^[3][4]

谶纬起源于何时有诸多说法，尚无定论。但谶纬的产生与先秦的谶验观念，联系紧密。而谶验的观念早在太古之时已经存在。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以“谶”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是《史记·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最早出现“谶”字的文献，则是汉初贾谊的《鹏鸟赋》：“异物来崪zú，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5][6]汉武帝时，董仲舒用《洪范》五行说与《易经》阴阳学来推论灾异，预知吉凶，开启了谶纬神学的先声。并且因为独尊儒术的政治决策，经学地位提高，逐渐产生了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谶与纬由于相近的性质逐渐合流，谶纬之学于是产生，并逐渐成为显学。^[3][7]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主持召开的一次规模宏大的讲论五经同异经学会议最终成果汇编成《白虎通》一书，是一本谶纬化的经学书。^[8][1]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谶纬遭到了统治者的的禁毁。自此以后，禁谶焚纬几为历代所相继沿袭之现象。到了明清之际，屡遭禁毁之谶纬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几无明确之影响力，官方于谶纬之钳制遂不复如前代之严厉苛刻，谶纬被重新发掘。^[4][7]

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等。^[2]在谶纬思想的影响下，在政治上，汉时宰相被明确赋予“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等方面的职掌规定。西汉“三公”制度的设立，在思想渊源上乃也是取用谶纬“天人感应”之说。此外，在文学上谶纬的内容与形式上为文学提供了重要借鉴。^[9][10]

谶纬是一种经学与迷信混合的神学，也代指兴起于西汉末，定型和尊崇于东汉的一类冠以“河图”“洛书”及七经之名、伪托上天及圣人、神化儒学的文献，东汉人习称“图谶”。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与汉代图谶类似的新出之书，一般也都归入谶纬文献的范畴之内。所以，学界习惯用“谶纬”一词作为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此类文献的总称。谶纬之学在西汉末和东汉时流行，在当时是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官方正统的社会思想。“谶者，验也”，是一种隐晦的，预测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名“符谶”“符命”，有的有图有字，名“图谶”。“纬，织横丝也”，相对“经”而言，是以巫师、方士的迷信方术附会儒家的经义，假托天意圣教来言符箓瑞应。^[3][4][11]

谶纬起源于何时有诸多说法，尚无定论。^[注1]但谶纬的产生与先秦的谶验观念，联系紧密。“谶”字虽不见于今存之先秦文献，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字书《尔雅》亦不收此字，但是讲述谶验(征验)之事，却普遍存在于先秦典籍中。^[注2]就实质而言，谶验观念是初民感性经验的一种总结。它将某种可感的现象与某种社会或人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征验”“纤微”“秘密”是其重要的思想特征，带有浓厚的原始思维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谶验观念由来已久，在太古之时已经存在。从现存史料看，最早以“谶”称呼先秦征验之事的，是《史记·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最早出现“谶”字的文献，则是汉初贾谊的《鹏鸟赋》：“异物来崪，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5][6]

在秦汉之际，谶验观念也比较流行。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前 215年)......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其中所说卢生上奏之《录图书》，就是谶书《河图》；秦始皇笃信“亡秦者胡”这句谶语，才会发兵击胡。陈胜、吴广假造丹书谶言“陈胜王”，号召起义得成。^[6]

至西汉时期，谶验繁多。汉武帝之前谶纬思潮虽已兴起，但尚未形成足以引起当权者关注的政治影响，谶纬与士人群体的思想联系也还不普遍；从武帝朝开始，谶验灾祥之类记载显著增多，帝王之天人感应思想更加浓厚鲜明；昭帝到哀帝时，谶纬的政治批评精神空前高涨，一些士人开始以谶纬干预政治，谶事大盛。整个西汉时期，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续着先秦以来的谶验观念，从未断绝。^[12][6]至于“谶纬”之“纬”，汉初的京房易学、齐诗、公羊传中开始有后世纬书的成分，而作为“经之支流”的纬书此时尚未形成。^[3][7][13]

汉武帝时，董仲舒用《洪范》五行说与《易经》阴阳学来推论灾异，预知吉凶，开启了谶纬神学的先声。谶语流行，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即以“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作为的假“符瑞”，废皇太子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14]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依傍、比附经义的纬书才逐渐产生了。^[注3]谶与纬由于相近的性质逐渐合流，谶纬之学^[注4]于是产生，并取得了国教的地位。^[3][7][13]

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主持召开的一次规模宏大的讲论五经同异经学会议，其内容多涉及谶纬之学，最终成果由班固汇编成《白虎通》一书。^[1]

西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谶纬遭到了统治者的的禁毁。自此以后，禁谶焚纬几为历代所相继沿袭之现象。如前秦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春下诏要求"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门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等，隋、唐、元时期也为统治者所禁止。经过历代官方屡次采取强制性措施禁止谶纬的研习、传播、诸行为后，不惟当初光武帝所颁行之官定图谶早已散佚殆dài尽，即便相关后出之文献亦难觅完帙zhì。^[7]

到了明清之际，屡遭禁毁之谶纬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几无明确之影响力，故官方于谶纬之钳制遂不复如前代之严厉苛刻，此期已甚罕见有帝王下诏严禁谶纬者了。同时，由于辑佚学的兴起，诸多学者对那些散佚的谶纬文献产生兴趣，尝试恢复其面貌。而谶纬因在汉魏之际产生过重要影响，虽然官定完整之文献早已亡失殆尽，但是相关史书、类书、政书及历书中还能找到一些痕迹，所以被不少学者作为辑佚的一个绝好对象而纳入研究视域，如元末明初陶宗仪所编纂zuǎn之《说郭》中有《古典录略》部分，集中辑录了不少谶纬佚文，被今之学者视为现存最早的不有关谶纬辑佚之著作。除辑佚外，此期学者亦开始对谶纬之学进行专门研究。如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中已有《图谶》篇，论及谶纬之兴起时日；而后，张惠言《易纬略义》于文字订正之同时，还简要勾勒了《易纬》之大义等。^[7]

董仲舒（约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04年）^[注5]，字宽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15][16]

董仲舒自幼学习非常刻苦，专心研究《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景帝时被征召为博士，授学讲书的同时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选拔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前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并以“天人三策”相对，之后出仕为江都相。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灾异之事被捕入狱，险遭不测。后出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因胶西王残暴，害怕获罪，辞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学著书终老。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于长安陋巷（今陕西省西安市）病逝。^[17]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为中心，综合名、法、道，杂以阴阳五行说，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他以天道论为出发点，通过“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的学说将自然观与社会观相联系，建构了其认识论、人性论等学说。其天道论对西汉时期谶纬神学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18][19]东汉哲学家王充评价其：“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20]

郗萌，又作郄萌，通《春秋》，明图谶，但《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隋志》经部谶纬类有“《春秋灾异》十五卷，郗萌撰。”“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氾历枢》《含神务》《孝经勾命诀》《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侯康日：“《续汉书·天文志》注屡引郗萌占，盖出于此。"此书类似占候书，但不入子部五行家，当属经纬类。《御览》卷二引《抱朴子》日："宣夜之书亡，而《郄萌记》先师相传。"亦可推知此书基本内容。唐李淳风《乙巳占·天占第三》录古今占书，中亦有《郄萌占》。^[21]

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公元57年3月29日），即东汉光武帝，字文叔，南阳郡蔡阳人（今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汉开国皇帝。^{[22][23][24][25][26]}

刘秀系汉高祖刘邦九世孙，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后裔。新莽末年（公元22年），刘秀随兄刘縯于宛城起兵，并联合绿林军反对王莽政权。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称帝，刘秀拜为太常偏将军。因刘玄的猜忌，刘縯被害，刘秀隐忍伪装，获得刘玄信任，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在河北，刘秀镇压并收编了以铜马为首的一百多万农民起义军，被关西的人称为“铜马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城（今河北柏乡县北）称帝，建立东汉政权。^[22]刘秀称帝后，着力于统一全国的战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消灭了赤眉军，之后继续向关中进军，击败延岑等割据势力，平定了关中地区；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历经四年消灭了关东的农民军残部，击溃了彭宠、刘永、董宪等割据势力，基本平定关东地区；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大败割据陇西的隗嚣；隗嚣势力覆灭后，刘秀又同割据巴蜀的公孙述作战。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公孙述战死，蜀军投降，刘秀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刘秀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恢复的措施：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精简机构，整顿吏治；经济上实行度田和屯田，释放奴婢和刑徒，轻徭薄赋；文化上大力推广儒学，同时他对谶纬也竭力提倡，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常常以谶决之。他不仅自己研习有关谶纬的书籍，还积极鼓励太学讲授图谶，对敢于非议谶纬的臣下，他或实施严厉处罚，或不加重用。^[27]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刘秀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取得了国教的地位。^[13]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史称“光武中兴”。^[28]中元二年（公元57年）二月，刘秀驾崩于洛阳南宫前殿，享年六十二岁，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葬于原陵。^[29]

刘秀在位三十二年，对于他中兴汉室的历史功绩，后世给予了高度评价。学者黄留珠认为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两项头衔的皇帝。^[30]

刘炟dá（公元56年—公元88年4月9日)，^[31]东汉王朝第三位皇帝，汉光武帝刘秀之孙，汉明帝刘庄的第五个儿子，母亲贾贵人。^[31]

永平三年（公元60年），刘炟被立为皇太子，年少宽容，爱好儒术，刘庄很器重他。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即位为帝，次年改元建初。^[31][32]继位不久，刘炟出军打败匈奴，救出了驻守在车师国的东汉将领耿恭等人。^[33] 建初元年（公元76年），兖州（今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豫州（今安徽北部及河南东部）、徐州（今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南部）等地发生旱灾，刘炟紧急调度粮食救灾，与大臣商议解决措施。^[31]章和二年（公元88年），刘炟死于章德前殿，享年三十三岁，庙号肃宗，谥号孝章，死前下令，不要大兴土木建寝庙。^[31][32]

刘炟为政上一改明帝苛察，事从宽厚，放宽刑律，废除苛法五十余条，又颁布胎养令，给每位怀孕的女性赐谷“三斛hú”，以鼓励人口生育。同时轻徭薄役，奖励农桑。军事上面对匈奴对西域的大举进犯，派部队进行增援，后选择彻底放弃。又被忠勇的班超打动，两次派兵增援班超，最终西域统一。^[31][32][34]刘炟崇尚儒术，建初八年(83年)，章帝曾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毅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儒家经典。因经学家对经典著作多有分歧，章帝便召集卿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儒生等在白虎观开会，议定五经异同，并命史学家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议》或《白虎通》。后来，《白虎通》成为一部把儒家思想法典化、谶纬化的著作。^[35]刘炟在位期间，社会民生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后世史家将其与汉明帝统治时期并称为“明章之治”。然而外戚窦宪专断独行，帝待以宽容，遂开外戚专政之始。^[31][32][34]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36]。与司马迁并称“班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合称为“汉赋四大家”^[37]。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36]

班固是史学大家班彪的长子，幼年聪慧好学，受父亲影响对史学抱有极大兴趣^[38]，16岁时入洛阳太学求学。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逝世，班固居丧在家时，着手整理父亲的《史记后传》，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撰写《汉书》。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人诬告私撰国史而入狱，其弟班超上书汉明帝（刘庄）辩明其冤，明帝阅其部分书稿后欣赏班固的史学才华，任其为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永平九年（66年），班固奉诏开始撰写《汉书》。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该书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各种国家制度和礼仪等，所引经典多来自谶纬文献。^[39]建初七年（82年），《汉书》基本完成。永元元年（89年），班固随东汉名将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40]。

永元四年（92年），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时年61岁。^[40]

符谶是汉代谶纬神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谶”，是用宗教迷信诡秘性隐语以预言日后受“天命”的征兆。汉代巫师方士经师力图“证明”各种“谶”都是“符合”天命的昭示，是“天”“神”之意的体现，故又称为“符”“符命”或“符谶”。^[3]

图谶即是“谶书”，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也常为王者受“天命”的征兆。《后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唐李贤注：“图，河图也；谶，符命之书。谶，验也。言为王者受命之征验也。”有些附图的谶书也称为“图谶”。^[3]

秘经所指的就是“谶纬”。《后汉书·苏竞传》：“孔丘秘经，为汉赤制。”李贤注：“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汉儒迷信谶纬者都认为谶纬书为孔子所作，秘密传授，故又称“孔丘秘经”。^[3]

符命是指天降祥瑞，以示帝王受命的符信。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符命”的记载，比如《汉书诸侯王表》记载“班行符命”。还有如《礼记·中庸》记载“国家将兴，必有被祥。”所谓的“祥”也是指“符命”。^[3]

谶纬文献按出现的时间划分，可分为《河图》《洛书》和"七经纬"。《河图》《洛书》为出现于秦汉之间的早期谶纬文献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经纬"则晚于《河图》《洛书》，产生于西汉五经被确立为官学之后，是以经学附庸的面貌出现的谶纬文献形式。在形成全部文献体系之后，各自仍在不断地增益，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自东汉光武帝颁布八十一篇起，谶纬渐地成为《河图》《洛书》、"七经纬"(或"七经谶")和《论语谶》等文献的的总称，至《隋志》与《后汉书》李贤注，纬即是八十一篇中的"七经纬"，谶即是《论语谶》。不在此中者，或是《河图》《洛书》，或是谶纬文献中别本单行者，或是杂谶。^[2]

《白虎通》又名《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等，乃东汉班固所撰集，系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城北宫的白虎观主持召开的一次规模宏大的讲论五经同异经学会议最终成果之汇编，是一本谶纬化的经学书。《白虎通》汇集了四十三条（篇）关于经典阅读的名词解释，以五经总章句的形式反映了汉代经学的基本精神，内容庞杂，涉及社会生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国家制度、自然现象等诸多方面，历代学者常常将其视为传统社会之“法典”“法宪”。《白虎通》为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派经义的总汇，亦标志着东汉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使谶纬正式变成钦定法典。为经学各派发挥君主专制观念和宗法伦理思想的法典。^[8][1]

《诸经纬遗》是一部谶纬文献合集，由清朝刘学宠在明代孙谷《古微书》的基础上进行补遗所辑，共一卷。《诸经纬遗》全取之于元末明初的陶九成(守仪)《说郛fú·卷五》一书，共收四十篇：《易川灵图》《易通卦验》《尚书璇玑钤》《尚书帝命朝》《尚书考灵耀》《尚书中候》《诗含神雾》《诗纪历图》《春秋元命苞》《春秋运斗枢》《春秋文曜钩》《春秋合诚图》《春秋孔演图》《春秋说题辞》《春秋感精符》《春秋潜潭巴》《春秋佐助期》《春秋纬》《礼稽命征》《礼含文嘉》《礼斗威仪》《大戴礼逸》《乐稽耀嘉》《孝经援神契》《孝经钩命决》《孝经左契》《孝经右契》《孝经内事》《龙鱼河图》《河图括地象》《河图稽命征》《河图稽耀钩》《河图始开图》《洛书甄耀度》《遁甲开山图》《易飞候》《易洞林》《春秋后语》《五经析疑》《五经通义》。^[41]

从内容上看，谶纬的基本内容中阴阳灾异、占星术所占据的比重最大，而这主要来源于阴阳方术之学，与传统儒学所涉学说相去较大。因而谶纬与儒家学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儒家典籍的依附上。^[42]

由于社会现实环境所制约，西汉统治者在政治上一直推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但到汉武帝时，由于景、武帝父子曾在争夺继嗣权的斗争中得惠于《春秋公羊》学，更出于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于是抛却了黄老思想，而将方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和儒学、黄老之学揉为一体的董仲舒新儒学搬上了政治舞台。^[42]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新儒学中的阴阳灾异等思想固然是巩固封建王权所必需的，但在文化教育、道德教化这些领域内，更派得着用场的则是传统儒学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这两大功能。儒经虽然能帮助人们步入仕途，进而平步青云，但由于先秦儒学的重点是探讨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而对天道鬼神等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故不足以解决时人所关注的这类问题。于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顺应时代思潮和君主旨意，将天人感应思想引入《春秋》等儒经，从而满足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赢得了君主的赞许。黄仲舒死后，夏侯始昌又以通五经且明于阴阳灾异之术而受到武帝的重用。在统治者的提倡和时代潮流的影响下，“经”和“术”相结合。善于灾异之学的方士为求得生存发展也将谶纬依附于儒经。^[42]

谶纬与宗教特别是道教，有很自然的联系。谶纬综合了古代祖先崇拜、天子诸侯的祭祀和民间世俗信仰的诸神，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神系：有最高之神一一天帝，有社稷之神，天上的风伯雨师及诸星辰，地上的五岳四渎河海山川，都有神，还有各种各样的杂神，如司过、司中、司禄等，随时都在暗地里监视人的一举一行，为善则可以福禄寿考，为恶则会受到减寿天折的惩罚，这多少有些“劝善惩恶”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神仙方术也为谶纬所吸收，而谶纬中的一些内容，又为后来的道教所吸取。例如道教有劝善惩恶的戒律，有扶降神仪式。道教太平道的兴起，也吸收了众多谶纬观念。^[43][44]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东郡出现一块陨石，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秦始皇怀疑这是附近百姓所刻，但没有查出到底是谁，便把住在石头附近的人全部杀掉，并烧毁了那块陨石。^[45]

秦始皇晚年时，喜欢寻仙求药，方士侯生因寻访未果逃走后又返回，自称在海外寻得“天书”，写有“亡秦者胡”的字样。秦始皇认为“胡”便是胡人，于是派人北击匈奴，并夺取了大片领地。^[45]

秦二世元年(前209 年)七月，陈胜、吴广与间左九百人赴戍渔阳，行至大泽乡，正遇大雨连日，道路不通。他们不能如期赶到成地，按秦法，误期者当斩。陈胜与吴广商议，决定铤而走险，开始策划造反。为了号召戍卒起兵，他们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先在一块帛上写了“陈胜王”三字，然后把帛书藏到一条鱼的肚子里。有人买了这条鱼，发现了帛书。陈胜又让吴广到附近的一座野庙里，半夜里燃起簪火，学着狐狸的声音，叫道：“大楚兴，陈胜王。”大家听到了，都认为陈胜得了天命。于是陈胜振臂一呼，九百人揭竿而起，掀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46]

汉昭帝时，大臣眭孟听闻在皇帝的园林上林苑中，有一棵大柳树，本来已经折断倒地了，这一天突然自己立了起来，而且很快长出了枝叶，又很快出现了虫子，把树叶咬出了一串文字，写的是：“公孙病已立。”他将其当成是平民要取代汉天子的预兆。于是他把这上天的“指示”上书给皇帝，要求皇帝顺从“天意”主动下台。当时汉昭帝年岁还小，正是大将军霍光执政，他下令将眭孟处死。不久昭帝病死了，留下儿子。昌邑王因此上任，结果霍光利用手中权力扶立了新天子了汉武帝被废的戾太子的孙子——当时正流落民间的刘询，让他当了皇帝。而刘询的小名正好叫“病已”。^[47]

元始元年 (公元元年)，汉哀帝死去，九岁的平帝(刘衍) 即位，王太后临朝，其内侄王莽以安汉公的职位控制制朝政。元始三年（公元五年），王莽毒杀平帝。第二年立三岁的刘婴（汉宣帝玄孙）继位，自称“摄皇帝”。初始元年（公元8年），以“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作为的假“符瑞”，以此为依据，废皇太子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存在214年的西汉王朝至此灭亡。^[14]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各方豪强横行，官员横征暴敛，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最终再也无法忍受了。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利用“符水”来救治百姓，宣扬《太平经》中的改造社会、平均财富的主张，并以“苍天已死，黄天当道，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宣扬代表旧王朝的苍天已经灭亡，将由黄天笼罩四方，^[注6]逐渐聚集了几十万信徒准备起义。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披着太平道外衣的黄巾起义爆发。^[48]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造成了全国性的军阀割据当时的一位野心家袁术认为，“涂”即“途”也，“当途”就是大路，自己的名字叫“術”(“术”的繁体)就是大路的意思，而自己的字是“公路”，那更是明白无疑。正好他从孙坚手里得了玉玺，于是在淮南称了皇帝，不久后被刘备打败，呕血而亡。^[49]

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杨玄感叛变失利，其人及党羽被隋炀帝通缉追杀，李密是玄感的谋主，更是通缉的重点。李密东躲西藏，后在河南滑县一带游说各路豪杰，企图起兵谋反。李玄英在这时前来投奔，并且带来了“桃李子”的童谣：“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注7]向众人暗示李密是要取代隋室天下的人。众人听信，便以瓦岗寨为核心联合起来，推举李密与翟让为首，而后来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一班骁将也都脱离隋军投到李密帐下。后来这句童谣又被重新加工，应谶者变成了李渊。^[50]

在唐太宗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本《秘记》，里面说；"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旧唐书·李淳风传》)太宗皇帝就召来李淳风，让他细访此事。李淳风说：“我据天象推算，此事的朕兆已经形成了，这人已经出生，而且就在陛下的宫中。从现在开始算起，不过三十年，她就要据有天下，几乎要把唐朝子孙诛杀殆尽。”太宗说：“把宫中那些可疑的人都杀了，你看如何?”李淳风说：“这既然是天意，就没有逃避的办法了。该称王的那人是死不了的，你杀的人再多，也不过是些无辜的人而且根据天象，此人已在宫中，并且是陛下的眷属，再过三十年，她就年纪大了，那时她的心肠也软了些，即使取代唐的天下，可能对陛下的子孙不会杀伤过烈。如果陛下现在把她杀了.上天一定会重新生出一个更年轻的。此人年轻，性情可能更为狠毒。如果这样，陛下的子孙也许就真的被杀光了。”太宗觉得此言有理，于是就罢手了。^[51]

《旧唐书·李君羡传》中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贞观初年，太白星屡屡在白天出现，太史令占测的结果是”女主昌“。太宗听了很不安。当时李君羡做着左武卫将军，把守着玄武门。太宗在一次宴请武官的时候，做了一个酒令，让每人都说出自己的小名。到了李君羡，他说自己的小名叫“五娘子”。太宗听了一怔，立刻想起了“女主昌”的预言。但他旋即大笑道：“什么女子竟能如此勇猛!”下来后，太宗再根据李君羡的封邑是武连郡公，官职是左武卫将军，把守的是玄武门，再加上又叫五娘子，显然“女主武王”就是他了。于是他就硬给李君羡安个罪名，说他与妖人勾结，图谋不轨，便把他的全家都杀了。^[注8][51]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皇帝驾崩，宰相范质和王溥等人扶持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承了皇位。当时，实际掌握后周军权的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yìn)。他和其弟越匡义以及幕僚赵普等人，看到柴宗训年幼懦弱，多次秘密策划，想取而代之。正在这时，范、王等人轻信谎报北汉和辽军联合南下的军情，急派赵匡胤yìn率领大军前去御敌。赵匡胤便在开封东北角的陈桥驿安营扎寨。当天夜晚五更时分，喝得酩酊大醉的赵匡胤正倒在军中帐中沉睡，由京城传来“点检做天子”的谶语轰动军营，他的心腹将校们也趁机呼应，四处煽动将士起兵谋反。第二天黎明，陈桥驿呼声四起，叫声震天，赵匡胤酒醉方醒，走出营帐，众将士早已执戈列队，立于帐前，一见赵匡胤来了，就齐声欢呼道：“愿请点检做天子。”话一说完，几个人立即快步向前，将早已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随即把他扶上高头骏马，回师京城，夺取了皇位，是为宋太祖。^[52]

至正四年(公元1344 年)，黄河在白茅堤、金堤一带三次决口，曹、濮pú、济等地被淹，严重影响了元政府的财赋收入和漕运。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顺帝任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强征黄河南北十三路民工 15 万人修治黄河，并调 2 万军队监督。治河民工都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负责治河的官吏催督峻急，又克扣他们的口粮，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民工们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反抗情绪不断高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联合信徒刘福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策划起义。他们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又暗中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挖的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河道上。果然，民工们挖出石人后，群情激昂，起义条件成熟了。五月，韩山童在永平(今河北永年东南)白鹿庄聚众3 000人，誓师起义。由于事机不密，为官府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子韩林儿逃往河北武安山中。刘福通突围到颖州(今安徽阜阳)，重新起义，一举攻占颖州。起义军皆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53]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由他的嫡长孙继承，建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年少嗣位，锐意革新，鉴于藩王权势日大的局面，决心采取削藩措施。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为人枭雄有谋。朱元璋为了抵御蒙古入侵，便把他封到北平做燕王，节制北方诸军。此时，当他发觉建文帝将对自己削藩时，便表面装疯，暗地厉兵秣mò马，准备叛乱。其时，一个疯道士出现在街头，他边跳边唱：“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jī。”建文元年六月，燕王护卫百户倪谅告发燕王谋反的计划建文帝当即下令北平诸军合围燕王府第。燕王诱杀了北平左布政使和都指挥使，攻占了北平城，继而挥师南下，号称“靖难”以清君侧。灵壁一战，建文帝军队散殆尽。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军队攻克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遂继位登基。^[54]

明朝时，李自成起义谋反，其属下宋献策针对社会上人们大都有迷信心理这种现实，利用自已精通阴阳术数的特殊身份，广泛传布“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十八子”合在一起是“李”字，隐喻李自成，即天道循环，明王朝气数已尽，应该由李自成来当皇帝了。^[55]

对谶纬这一概念，究竟是该将其作"一分为二"式的独立诠释，以为谶自谶，纬自纬，各有其不同涵义；还是视为一体，以为谶纬一也，其名异而实同，应该进行整体解读，历来是学界所争论的焦点之一。两千年来，围绕此焦点而展开之论述不胜枚举，然总归其要，厥有两端^[56]：

（1）谶、纬有别：主此说者如胡应麟等，认为谶是预示吉凶祸福之言语，而纬则是作为对儒经的一种解释而存在的，二者间的差别是明显的。清人皮锡瑞看来，谶起初本是方士所撰制之预言吉凶祸福之书，与儒经并无关联。至两汉之时，儒生在谶纬勃兴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多有造作纬文者，而其所采用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将相关谶言与儒经相结合，从而使得谶改变形态，呈现出"配经"之面貌以期能被认为是纬文。在此过程中，谶、纬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而这二者的渐趋融合，也使得后人最终不辨差异而将谶纬等同论之了。^[56]

（2）谶、纬名异实同：除力主谶、纬有别之论述外，学界亦有认为谶、纬名异而实同者，亦即认为尽管谶、纬在文字、篇目、依托对象等因素上存在着差异，然从具体性质层面看，其所指是相同的，故可等同视之，无需强分差异。这其中，有以谶为纬之别称者，如清人王鸣盛《蛾术编》卷二以为纬者经之纬也，亦称谶，姜忠奎《纬史论微》云："纬，共名也图谶、符录皆别名，犹《易》《书》《诗》《礼》统称为经也。"顾颉刚亦同此说。^[56]

台湾学者陈槃在在博征文献，辨析文辞之基础上，陈氏明确指出所谓谶、纬、图、候、符、书、录等诸种名称，乃是学人从不不同角度观照谶纬而得出之称谓，但就实质而言，其所指是相同的。此说多为诸多现当代谶纬研究者所认可。^[56]

谶纬起源于何时尚无定论，据钟肇鹏《谶纬论略》所载，观点计有以下十二种：

1.起源于《河图》《洛书》。持此论者有刘勰、胡应麟、蒋清翊等。

2.起源于《易经》。持此论者有胡寅、胡玉缙、姜忠奎等。

3.起源于古之太史。持此论者有俞正燮。

4.起源于太古。持此论者有刘师培。

5.起源于周代。持此论者有任道镕。

6.起源于春秋。持此论者有孙穀、顾炎武、全祖望等。

7.起源于孔子。持此论者主要是汉代儒生。

8.起源于七十子之徒。持此论者有钱大昕、王鸣盛、赵在翰、张惠言等。

9.起源于战国之末。持此论者有胡渭、朱彝尊、汪继培、姚振宗等。

10.起源于秦朝。持此论者有张九韶、王鸣盛等。

11.起源于邹衍。持此论者有金鹗、刘师培、陈槃pán等。

12.起源于西汉之末。持此论者有桓谭、张衡等。

一般认为，诸说之中，认为谶纬起于《河图》《洛书》者，或多是因为纬书中有《河图》《洛书》之篇目，而"河出图、洛出书"之说又来源甚古：认为谶纬起源于《易经》者，或多是着眼于者二者皆有"预示吉凶"之特征；以为谶纬起源于太古者，或多是着眼于谶纬中有神秘"符应"之言；以为谶纬起源于春秋(或战国、秦)者，或多是侧重于谶语之渊源甚古而立论；以为谶纬起源于邹衍者，或多是因为谶纬中多有"阴阳五行"及"天人感应"之说。^[5]

1.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张衡《请禁绝图谶疏》^[57]

译文：这些图谶都是欺骗世人，蒙敝民俗，达到取得权势地位的目的，弄虚作假的情节是很显明的，却无人纠察禁止。

2.谶纬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罗建新《谶纬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7]

3.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并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亦以辅经的妙用。——钟肇鹏《谶纬论略》^[58]

4.从经典的角度来看，纬书与儒教处于相同的思想体系之中；这种思想就是从神秘的视角对儒家经典重新解释，换句话说，它是儒教思想的变种。——安居香山《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59]

西汉建立以后，天子在政治职能上也被赋予了"理阴阳、顺四时"的重要使命，以与上天神灵沟通，调和阴阳，根据自然四时之变化而决断政事，采取相应措施，以期能尽量做到人事与自然、人与上天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臻于"治"。因受其影响，宰相除统领群臣，协助皇帝处理相关日常政务外，还被明确赋予“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等方面的职掌规定，而这在先前关涉宰相执掌之论述中是较为罕见的。^[9]

出于为当时之封建专制统治服务之需要，今文经学家们将所谓"三公九卿"之概念逐渐构建成了一种政治学说，而为了论证这种学说之合理性，他们多从"天人相符"之观念出发，以"官职像天"之思维来进行阐释，而这种观念则更是谶纬之学所极力倡导的一种重要思想。一些纬书中明确提出"三公"乃是上法日月星宿，下法人间八十一纪和十二时辰而来；而人间帝王设立“三公”之官制正是为顺应天道而进行的。这样看来，西汉“三公”制度的设立，在思想渊源上乃是取用谶纬“天人感应”之说，以“官僚体制本诸天数”之原则而进行论证的。^[9]

谶纬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备能为文学提供重要借鉴之特征：在内容上，其涵盖范围广阔，举凡上古神话传说圣贤明君、历史故实、天文气象、瑞物吉征、自然规律等，皆有所涉猎，为两汉儒生之创作提供重要素材。在表现形式上，谶纬文献中所表现出的夸诞之文风、虚幻之结构等特征，也为文学之具体表现技法、篇章结构乃至不同文体之创制提供参考。^[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