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

从汉朝开始，以儒家为主的各代学者对《周易》中的占筮shì体例、卦爻象的解读，产生了哲学思想，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就是易学。^[1]易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易学可划分为以下学派：其一，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2]其二，汉易和宋易；^[2]其三，古文易学和今文易学；^[2]其四，数理易学；^[12][13]其五，纳音易学。^[14]

自易学于西汉正式建立，其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创立“象数学”的汉易时期，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西汉的孟喜、京房；^[15]倡立“义理学”的晋易时期，该阶段的主要著作及代表人物包括，著有《周易注》的王弼（魏晋）、著有《周易正义》的孔颖达（唐）和著有《周易集解》的李鼎祚（唐）^[16]；建立完善哲学体系的宋易时期，此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北宋创立图书学的陈抟、提出先天学的邵雍、建立理学派易学体系的程颐、建立气学派易学体系的张载，南宋以史解易的李光、杨万里和著有《周易本义》的朱熹等人；^[17]“由汉易和宋易对立过渡到以训诂gǔ考据为主”的清易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黄宗羲^[18]。到了20世纪的20、30年代和80、90年代，有关易学的研究开始运用近现代人文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易学一度迎来繁荣期。近代学者冯友兰、钱玄同、顾颉刚、李镜池、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各有阐发；现代学者任继愈、高亨、张政烺、刘大均等人多有成果。总而言之，近现代学者在易学史、易学考古、经传研究、训诂考据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9]

易学被中国学界誉为大道之源。自其创立伊始，就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的人文实践和自然科学。^[20]在人文思想领域：儒、^[21]释、^[22]道、^[23]兵^[24]等无不从中汲取养分；中国古代伦理体系由易学获得诸多规范^[25]。在自然科学领域：汉代易学家的学说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直接来源；^[20]在医学方面，易学为中医提供医理模型。^[20]中国古代数学以阴阳学说为核心，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开宗明义指出：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20]在中国古代建筑学方面，产生了对建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堪舆学（风水学）；^[26]在中国的武学中，易学哲思成为理论指导，启发武术家创造了太极拳、八卦掌等一大批优秀拳种，丰富了中国古代民族体育形式。^[27][28]此外，易学衍生出的神秘主义学说“术数”也延续至今。^[15]·

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被尊为五经之首，关于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1]具体来讲，易学是儒家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历史发展，儒家各代学者对《周易》中的占筮体例、卦爻象进行解读。解读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的内容和含义，产生了哲学思想，形成了一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构成了一套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就是易学。^[1]

随着易学的发展，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易学可划分为以下学派：其一，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2]其二，汉易和宋易；^[2]其三，古文易学和今文易学；^[2]其四，数理易学；^[12][13]其五，纳音易学。^[14]

易学体系中影响力最大的学派为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29]象数学，即以“象数”解易。《周易》有一套以阴阳符号系统构成的卦爻象。要理解和诠释卦爻象，则需要依据象数，揭示文辞背后的易象符号、探寻象辞之间的联系；^[29]义理学，即用“义理”解易，用现成的儒家理念解说《周易》文辞，或借《周易》文辞阐发儒家的人文精神。^[29]

对《周易》的解读，始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代发展为《易传》。《易传》为古代易学奠定了基础。但严格来说，《易传》本身还不是易学。只有到了汉代，随着经学的确立和发展，人们对《周易》的研究才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于是产生了易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易学大致可以分为：汉易时期，晋易时期，宋易时期，清易时期。在近代和现代，易学也曾迎来蓬勃发展。^[15]

两汉的易学发展阶段，被称为“汉易时期”。^[15]

据记载，汉代易学本于田何。田何传于周王孙、丁宽、服生，他们各有著作，以后又传给杨何。丁宽传给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孟喜传《易》于焦延寿又影响京房，于是“《易》有京氏之学”。但京房的学说已完全不同于田何，京房是偏重于吉凶占筮。施、孟、梁丘、京四家，皆成为官学。这一脉络属于“今文经学”（也称作今文易），代表了西汉官方易学发展的情况。^[15]

此外，彼时还有一个易学传承脉络，以费直、高相两人并立，且各有传人。不过，费、高两家属于民间易学。这一脉络属于“古文经学”（也称作古文易）。^[15]

汉易主要有三种倾向：

其一，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象数学，在汉易中影响最大。西汉初期，孟喜、京房以“卦气说”即以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解释《周易》原理，用《周易》讲阴阳灾变，正式创立了象数学派。他们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卦象相通，八卦系统就是世界的缩影。掌握了八卦的变化规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其吉凶都可以由八卦反映、判断。彼时，易学学者多“借以象数繁杂解易”，上下神秘主义盛行，出现了谶纬之书《易纬》，后世的相术等术数学说就是源自这里。^[15]

到了西汉末年，杨雄对《周易》的神秘化非常不满。杨雄另辟蹊径，创《太玄》，建构了一套贯通天人的自然哲学系统，相当于对西汉以来的易学做了一次总结和矫正，为卦气说和象数之学提供了哲学依据。^[15]

其二，以费直为代表的义理学。 这派观点与象数派完全相反，他们多继承《易传》的解经传统，注重义理的阐发。西汉时期，与官方象数学相比，费氏的影响在当时很小，然而他对后世义理学派的影响却很大。后世魏晋玄学治易的观念，直接源自费直。^[15]

费氏的兴起始于东汉时期。到了东汉时期，范升传孟氏易给杨政，陈元、郑众等人皆传费直易学，之后马融又传给郑玄。之后郑玄作《易》注，荀爽作《易传》，从此费氏一脉大兴，京氏一脉衰微。^[15]

其三，西汉时期，道家就以黄老之学解释《周易》，讲阴阳变易学说。到了东汉时期，道家黄老学说解易的传统仍在延续。直到东汉末年，黄老学说发展为道教。彼时，出现了影响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由魏伯阳著。该书将卦气说同炼丹结合起来，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修炼、养生的理论方法。此书还提出月体纳甲说，以卦配干支和日数，以月之盈亏说明炼丹运火的程序，成为道教易学思想的先驱。^[15]

魏晋南北朝隋唐期间易学的发展，主要围绕魏晋易学内容展开，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晋易时期”，彼时义理学派占了主导地位。^[16][30]

魏晋时期，易学转向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玄学派的易学主张成为主流。王弼是玄学派解易的创始人。王弼是曹魏时期学者，其是晋易开风气的人物，创立了完全意义上的义理学派。^[30]

受王肃影响，王弼虽以老庄学说解易，但非常排斥今文经学派影响，因此王弼转而注重义理、略于象数，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其学说渊源为汉时费直。王弼提倡古文经学派解易风气，强调注《易》时应着重阐明《周易》中的义理，坚决摒弃汉儒的灾变谶纬，改良汉易的烦琐学风，真正开创了义理说《易》的先河。从哲学角度来看，王弼一派又把《周易》纳入玄学领域，成了魏晋玄学的一部分。^[30]

王弼之后，其主要继承者是东晋时期的韩康伯。王弼注《易》，未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韩康伯将此四传加以注解，并从义理的高度概括了王弼的易学观，提出了“八卦备天下之理”的命题。^[30]

唐代易学代表人物是唐初孔颖达和唐朝中后期李鼎祚，这一阶段易学的发展主要表现资料整理和科考应用。^[30]

孔颖达是义理派的推崇者，其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其中《周易正义》的内容主要采用王弼、韩康伯的学说，推崇玄学解易的学说。同时，孔颖达对《周易》经、传也予以进一步阐发，在其疏解过程中有选择地吸取象数学说，孔颖达对两汉魏晋以来易学成果进行了总结，《周易正义》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期立于学官，也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以外的重要典籍。^[30]

李鼎祚zuò的《周易集解》主要汇集汉易系统，推崇郑玄之学，以纠正孔颖达推崇玄学之偏，但也对王弼、韩康伯学说兼有采纳。李鼎祚使濒于失传的汉代象数学及诸家易说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汉代易学的十分珍贵的资料。^[30]

两人的著作都是前人易学的集大成者，体现了唐朝时期融合两派易学的倾向。^[30]

宋元明及清初易学的发展，主要基于两宋易学的成果，所以这个阶段被称为“宋易”时期。宋易形成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初。宋易的特点是不追求对《周易》经传的文字训诂， 注重因经明道, 以探求易理为基本特征。^[16]

唐代后期，由于佛道二教盛行，造成了很多社会弊端，儒家正统观念极强的儒学学者韩愈、李翱等人推行排佛运动，力求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宋王朝建立后，又大力提倡周孔之教。由此，宋初几十年间，出现了大批儒家学者，宣扬周孔之道。^[17]

由于宋初儒家学者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因此被称为新儒家。新儒家的兴起被学界认定为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该事件意味着：在经学史上，从汉唐经学转入了宋学（宋明时代的经学）。宋学解读儒家经典时，注重阐发义理，不重训诂，这种学风直接影响了宋易。因此，宋易中的各派都强调研究《周易》经传中的哲理，从而形成了古代易学高度繁荣的时期。^[17]

从哲学史上看，北宋是宋明道学形成的时期。道学，就是新儒家大力倡导的周孔之道。为了适应道学，宋易将《周易》原理高度哲理化。因此，宋易成了宋明哲学的主要内容。宋明哲学中有五大流派：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这五个学派都和易学密切相关。前三派于北宋形成，后两派于北宋萌芽于南宋形成。^[17]

北宋之象数学的倡导者，始于宋初陈抟。陈抟提出很多图式解说《周易》原理，创立图书之学。陈抟的学说授于种放，后又传至刘牧和李知才。刘牧推崇河图洛书，李之才宣扬卦变说。后来，周敦颐着重讲象，提出太极图说，论述宇宙生成的过程；邵雍则着重讲数，提出先天学，创立了数学派。^[17]

北宋之义理学的倡导者，是胡瑗，后传至程颐。程颐著有《伊川易传》，创立了理学派的易学体系；同时张载吸收孔颖达气论学说，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17]

到了南宋，邵雍、程颐、张载三家易学学说广为流传，但程氏易学学说成为易学发展的主流，即使象数学也是通过程朱学派中人进行发展。朱熹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和哲学进行了一次总结。他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汇各家之长，建立了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建立理学本体论，对以后几个世纪中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深刻影响。^[17]李光、杨万里，开启以史解易的传统，寻求盛衰之规律、实用的经世之学。^[31][32]

元明时期，程朱易学成为官方学术，取得了统治地位。^[33]

元明时期，象数学的发展较有成果。元代，图书之学发展为易图学。元代道教雷思齐以九宫图解读《周易》原理，主张先有数后有象，成为数学派解易的代表。俞琰、张理和萧汉中，也以图解易，成为象学派解易代表，主张先有象后有数。到了明代，象学成为象数学的主流，兼收理、数，且与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论战，来知德是代表人物。之后，方以智对元明象数学进行总结，代表着元明时代象数学发展的高峰。^[33]

相反，元明时期义理学相对薄弱。元代的义理学派大都因循旧义。到了明代，蔡清批评了朱熹离气言理的观点，试图将朱熹的“理本论”引向“气本论”，促使明代理学家逐渐从程朱派中分化出来，罗钦顺、黄佐就是其中代表。此外，明代流行心学，易学中的心学派也有所发展，建立起“心本论”的易学体系。^[33]

明末清初，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对宋明易学学说做了一次大总结，建立了气本论，标志着宋易的终结。^[33]

明末清初，黄宗羲、毛奇龄等人从文献考证和辨伪的角度，与宋易中图书学、先天学展开辩论。由此，清代易学中的象数学，出现复兴汉易的倾向。^[18]

康熙年间，李光地等人奉敕撰写《周易折中》，意图使汉易与宋易得到融合贯通，在推崇宋易的基础上，兼收汉易学说。汉易、宋易得以并录皇家著作。^[18]

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王朝推行文化高压政策，很多学者转向训诂考据，形成以考据学为中心的汉易学术。同时，学界发生了汉易、宋易之间的争论，但两者之间又有融合。整体来看，清易少有哲学兴趣，在理论方面少有建树，这意味着古代易学由高峰走向衰落。^[18]

近代对易学发展的高峰期，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文化重新得到重视，易学研究成果颇丰。彼时有关易学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34]

其一，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融入易学。其中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其采用了很多西方哲学分析方法。冯友兰的著作，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现代学术界研究易学的重要资料。^[34]

其二，易学史辨伪。钱玄同与顾颉刚发起了对《周易》的辨伪工作，他们还重新厘定《周易》成书年代，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性质，影响极大。他们甚至提出，孔子未曾读易、未作《易传》。之后，李镜池、齐思和等人继续探讨经传时代、性质等问题。另有汪震、郭沫若等对《周易》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研究。^[34]

其三，考据训诂。随着甲骨资料之发现以及西方文字学进入中国，一批古文字学专家开始依据新材料、新方法，重新训释古书。这一时期，于省吾撰写的《双剑誃yí易经新证》多有创新，是近代《周易》新注的代表作。但随着后世更多考古资料的出现，于省吾的很多“新证”并未得到最新出土文献的支持。^[34]

其四，坚持象数学的传统。清代朴学易之传统延续至30年代，涌现出曹元弼、尚秉和、沈瓞民、徐昂、李证刚等象数学大家。^[34]

其五，回归传统文化的主张。梁启超、梁漱溟、朱谦之等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审视世界诸多现象后主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其中，梁漱溟论特别重视《周易》，称中国的形而上学皆源自《周易》。朱谦之受梁漱溟影响，撰写了《周易哲学》。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马一浮、熊十力。^[34]

从学界动态来看来看，当时有两个出版物最有代表性，一个是由《北平晨报·思辨》刊发的“谭易”系列，另一个是程石泉发起的“易学研究会”的论文集《易学讨论集》。在学界看来，这两个刊物可反映20世纪30年代易学研究之风貌。“谭易专刊”早期刊发尚秉和、齐绳周、江绍原、于省吾的文章后，又扩大了作者群体，先后刊发白寿彝、肇伦、楚越、牟宗三、沈有鼎、王承烈、钱文亭等学者的成果。《易学讨论集》，缘起于程石泉发起的“易学研究会”，后将会中李证刚、方东美、刘百闵等人的讲稿编纂zuǎn为易学论文集。^[34]

进入了现代社会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为现代易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优越条件，易学迎来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9]

20世纪50年代，易学专家高亨到山东大学任教，为后来易学的发展立下一个重要的学术阵地。 主要成果有：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系统地研习《周易》经传；高亨修订再版了旧著《周易古经今著》和《周易古经通说》，为后人研究易学留下宝贵资料。^[19]

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学界对《周易》经传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在唯物主义的视域内，通过唯物辩证法等方法，深化了对易学的哲学认识。比如冯友兰认为，《易经》中含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胚胎，《易传》的体系基本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更重要的是，《易经》中包含着“阴阳对立统一、永恒运动”等辩证法因素，《易传》大大发展了这种辩证法。^[19]

20世纪60年代，关于《周易》经传成书时间、作者及性质的探讨，引发很多学者关注。^[19]

《周易》的成书年代。冯友兰、李景春、任继愈、李镜池相继对《周易》成书年代发表了看法。冯友兰指出，《易经》历经长期积累，可能定型于殷末周初，但不是文王、周公一两个人一时所作。李景春则十分肯定《易经》为文王所作，由周公补充。任继愈主张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李镜池坚持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周易》的卦、爻辞的编纂时间约在西周中期以后。^[19]

《周易》的作者。冯友兰认为，《易传》非孔子一人所作，大概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辑录。高亨认为，“十翼”多写于战国时代，其中《彖》《象》可能早些，约在春秋末期。任继愈则同意传统说法，认为孔子作《系辞》是有根据的。^[19]

《周易》的性质。冯友兰认为，《易经》本是专为占筮用的，从春秋到战国末期，其性质才发生变化，这就是人们在占筮中对卦、爻辞总有各种解释，时间一长，积累一多，就逐渐形成一个思想体系，《易传》就显示了哲学性。李景春则认为，《易经》不是专为占筮用的，其哲学思想是在写作时就形成了。^[19]

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易学的研究出现多样化趋势，一度出现《周易》热，让易学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易学研究人数空前，而且学术活动频出，考古取得突破性成果，相关著作、论文大量涌现，一些有关易学的官方权威学术机构、教育机构相继建立。^[19]

20世纪70年代，齐鲁书社出版易学专家高亨的著作《周易大传今注》^[35]，这本著作与作者旧著《周易古经今注》相辅而行，堪称经典姊妹篇；陕西、长沙相继出土有关易经的珍贵文物，其中帛书易引发轰动。20世纪80年代，学界先后在武汉、济南举行了大型《周易》学术研讨会，掀起易学热潮；易学专家刘大均创办了易学权威期刊《周易研究》^[36]；1988年，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周易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1998年该中心与山东大学哲学系联合取得中国哲学的博士点，易学哲学为第一专业方向。2000年，该中心正式更名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被中国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目前该中心是经中国民政部批准成立的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所在地。^[37][19]

在上述发展背景下，易学在考古研究、史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19]

20世纪70年代，有关《周易》的考古研究取得较大的进展，特别是数字易和帛书易的研究成果显著。^[19]

首先，陕西出土了一批周原卜骨。考古专家张政烺经研究后指出，中国先民占筮形成的时代在商武丁时期以前，甚至可能到新石器时代。考古界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出土的卜骨中的易卦大多是重卦，有力地证明了重卦并非始自文王，文王之前，六十四卦的卦画系统早已形成。另外，学者汪宁生在研究八卦起源时，依据民族学材料推测《周易》的阴爻和阳爻应是占筮时代表奇数和偶数的符号，这个观点在商周青铜器与卜骨上的易卦符号得到了印证。^[19]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引发轰动，这件文物被称为帛书易。之所以轰动，是因为帛书易和通行本《周易》在六十四卦序列上完全不同。就此，相关学者就卦序问题阐发观点。张政烺、韩仲民、李学勤（撰《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等认为，帛书《周易》的卦序不会早于通行本，之所以不同，当出于后人对经文的改动；于豪亮（撰《帛书〈周易〉》）认为，帛书《周易》当称为“别本《周易》”，是较经文为早的本子。帛书易除了“经”还有“传”，“传”文的详细内容至今尚未刊布，从目前已透露的部分材料看，在《易传》的成书、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易学在战国与秦汉之际的传承等一系列问题上，已取得了突破性成果。^[19]

为了更好地解传释经，易学方面的训诂工作广泛开展。1984年, 高亨所著著《周易古经今注》合《周易古经通说》出重订版，著作中采取古易今注的学术方法，对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以及每卦各爻的爻辞予文字训诂。为了更好地解传释经，其他易学专家也相继推出著作或论文，如刘大钧、林忠军合撰的《周易古经白话解》、《周易传文白话解》，刘大钧的《易经全译》《谈<易>象》等。^[19]

关于易学史的研究，涉及易经源头、各时期易学探微、象数学派发展史、易图学研究等方面。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著作有：刘大钧主编的《象数易学研究》《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图书’之学与西汉古易》、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周敦颐<太极图>易学发微》、王兴业的《河图洛书探微》、李尚信的《后天八卦图正解》等。^[19]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学界就曾以西方自然科学视角研究易学，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一些现代学者更加深入地研究易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这种易学研究被称为“科学易”。从80年代起，科学易的议论趋于热烈，并开始引起各界的重视。科学易视域广阔，相关学者从生物遗传学、数学、化学元素周期表、水文预测、地震预测、信息论、二进制等角度进行了有益尝试，比较代表性的学者有潘雨廷、董光壁、邹学熹、范垂仁、周万福、刘发中、王赣等。其中，王赣用二进制表达六十四卦，还引发了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提出的二进制与六十四卦关系的辩论。^[38]

西方对易学的研究，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学术互传，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白晋和傅圣泽。^[39][40]

《易经》西传史上，法国传教士白晋（1656—1730年）的作用犹为重要。白晋曾把伏羲八卦图寄给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这次通信的成果，证明了二进制算法与易图的相通之处。他与莱布尼茨的多次通信，更成为西方研究易学等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料。^[39]此外，白晋对易学研究的贡献，是通过对《天尊地卑图》的数学解释将杨辉三角引入到易学的象数研究中，这意味着他将易学的象数研究与中国传统数学结合了起来，并第一次将中外数学通过易经研究结合了起来。^[41]

作为白晋的弟子，法国耶稣会会士傅圣泽（1665—1741）曾于1711年被康熙招至北京，期间与白晋一起从事《易经》研究工作。傅圣泽通过深入研究，关注到道家学说与基督教义的相似之处，开拓了“耶道对话”的交流途径。傅圣泽为西方留下了大量有关易学的资料，在梵蒂冈图书馆内，关于傅圣泽的中文易学资料非常丰富。总体来说，傅圣泽在诠释《易经》时，开创了“道——耶”对应的新模式。^[40]

“太极、阴阳、四象、八卦、五行”是易学中的基本概念，涉及到易学中“宇宙起源、运动变化规律、自然象征、认知方式”等方面的学说。^[42]

“太极”是易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可以说，《周易》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构成卦象，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做出预测。^[42]

而关于太极本身，涉及到中国古代对世界起源的探讨，有的古代学者将太极视为宇宙最初浑然一体的元气，有的则把它解释成世界最根本的规律。^[42]

阴阳，又称两仪或者是阴阳两仪，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43][44]

关于两仪的直观体现，是太极图，最终定型的太极图由阴阳鱼构成。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易学给中国哲学定下的最高原则。阴阳就是指天地间化生万物的二气，从哲学上来讲就是宇宙间贯通万物的两个基本对立统一面。由两仪延伸出的哲学概念有很多，如奇偶、刚柔、不变与变等 。^[44][43]

四象指的是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八卦以四象为基础，在每一象上再另加一阴或一阳而生成。^[45][42]

太阳又叫做老阳，太阴又叫做老阴。太阳是指阳气达到顶峰，阴气开始蕴含的时候；太阴是阴气达到顶峰，阳气开始蕴含的时候；少阳是阳气逐渐增多所达到的一种中间状态，少阴则是阴气逐渐增多而达到的中间状态，四象与八卦的关系见下图。^[45][42]

易经中最早只有八个卦。这些最早的八卦叫做“经卦”，也叫单卦。彼时的八卦是指“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卦的符号是卦画，其对应的原初文字是筮辞。卦画由阳爻“—”和阴爻“- -”组成，由三爻组成一卦，详见下图。^[46][4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乾（天）坤（地）坎（水）离（火）震（雷）巽（风） 艮（山）兑（泽）

八卦包括伏羲所创的先天八卦和文王所创的后天八卦，两者的卦形一样。^[47]

八卦分别对应着八种自然现象：乾卦——天；坤卦——地；坎卦——水；离卦——火；震卦——雷；巽卦——风；艮卦——山；兑卦——泽。^[47]

《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是由上下两个经卦重叠组合而成，所以它们叫重卦，也叫别卦，这里以“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为例，详见下图。^[47]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乾	坤	坎	离	震	巽	艮	兑

六十四卦是《周易》的主要内容，也是易学的主要阐释对象。^[47]《周易》中的卦，每一爻都有解释其爻义的爻辞。每一卦都有解释整卦含义的卦辞，卦辞也叫彖tuàn辞。^[48]

需要注意的是，《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传》也称《十翼》）。《易经》早于《易传》诞生，《易传》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开启创作，并由其弟子后学不断补充而成。前面说过，《易经》中每一卦都有卦辞（彖辞），早期官方、民间有不少对卦辞（彖辞）的解释说明，但多处于杂乱的状态。孔子作《易传》时，专门提列出一部分内容解释说明卦辞（彖辞），但只针对整卦进行解释说明，没有针对每一爻的解释说明，这部分内容叫做《彖传》。^[48]

此外，孔子在《易传》中还单独提列出一部分内容，运用儒家思想进一步说明每一卦、每一爻的指导意义，主要指导个人实践、伦理道德建设等，这部分内容叫做《象传》。说明整卦的叫大象，说明爻的叫小象。^[48]

五行，是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五行概念最早单纯地指代金木水火土五种常见的自然物质材料。后经春秋战国至两汉的发展演变，在相生相克的基础上，又附以阴阳、四时、五方、五德等学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五行系统模型。^[49]

五行学说认为所有事物的属性一共分为五种，分别为：金、木、水、火、土。在易学里，五行学说是一个整体观，旨在结合阴阳学说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借以解释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五行学说是在汉朝时期融合于易学体系内。^[49]

《周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层面，易学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随着历史发展，学界根据不同的角度，常用以下几种形式划分易学学派：^[2][50]

清乾隆年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中将易学流派分为两派，即：宋元以前的易学分为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两派中又各自细分出三宗。这种划分方式，被学界广泛使用沿用至今。^[2]

象数学派三宗分别为：占卜宗，代表人物是西汉的孟喜；祥宗（谶纬），代表人物是西汉的京房、焦赣；造化宗，以北宋的陈抟、邵雍为代表。^[2]

自西汉象数学被确立为官方学术后，时人注重卦象、卦变的研究。其中，占卜宗的孟喜提出“卦气”说，以卦爻配二十四节气、四时和三百六十日，以卦的阴阳消息配合一年之阴阳消长，用以推算历纪、占卜阴阳灾变。^[2]

祥宗的焦赣自称其学说得自于孟喜秘传，之后其又传于京房。后来，京房提出“纳甲”说，以八卦与天干、五行、五方相配以占灾异。京房还利用卦气说解释气候的反常现象，大讲阴阳灾变，以此推断人事吉凶，这是京房易学的一大特征。两汉期间，象数学逐渐发展出命理学、堪舆学、奇门遁甲等。到了魏晋时期，受王弼义理学派的冲击以及其他时代因素的影响，象数派一度衰落。^[2]

到了北宋初期，陈抟提出“以图解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图书学”；之后邵雍又提出“先天象数学”，并推出经典著作《皇极经世书》，该书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以河洛、象数之学显于世。自此，象数学派再度兴起，实现跃升，不再仅仅是占卜谶纬之术，而是发展为相对较为成熟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成了宋明“理学”的重要形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体系重要内容。《周易》中太极、道、阴阳、理、气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开始被赋予哲学意味，这些基本范畴被理学家们拿来建构学说体系，用以说明宇宙的起源和演化，产生本体论学说。^[2]

义理学派三宗分别为：老庄宗，代表人物是曹魏时期的王弼；儒理宗，代表人物是北宋的胡瑗、程颐；史事宗，以南宋的李光、杨万里为代表。^[2]

曹魏时期，被誉为少年天才的老庄宗代表人物王弼横空出世。他把《周易》与《老子》《庄子》结合，阐发道家思想，偏重于义理的阐发。王弼的学说渊源为汉时费直，他提倡古文经学派解易风气，强调阐明义理，将汉儒易学故弄玄虚、繁冗拖沓的学风一扫而光，开创了义理说《易》的先河。王弼代表作为《周易注》《周易略例》。^[2]

到了北宋时期，“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yuàn是理学先驱，他大胆疑经，阐发独立新解。代表其学说的《周易口义》由其弟子辑成，在此书中，胡瑗疑经的地方就有10多处。他的学说主要围绕“宇宙生成观、天命人性观和社会历史观”展开，其核心思想是“重性情、重民本、重中庸、重共治”。北宋另一位理学创始人程颐，提出卦变说，极利于说明卦爻象和卦爻辞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提出“所以为阴阳者是道”的重要命题，进一步发展了理学派的本体论，肯定了阴阳变化的永恒性。其著有《周易程氏传》《易传》等。^[2]

李光、杨万里是南宋史事宗的代表人物。南宋时期，外族的侵扰、偏安一隅的屈辱、个人失意等各种原因促成了易学与史学的结合。李光的学说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其以史论易实则隐含了深刻的时代背景，诉求在于经世治功；杨万里也是一样，他的“引史证易”，只是其治《易》的方法，其目的是通过注解《周易》与拯救国运的现实关切联系起来，在史料中梳理出盛衰规律和治乱之理。^[31][32]

易学史上另一种学派划分，是汉易和宋易。^[2]

汉易和宋易不仅是时代概念。汉易始于汉代，但治汉易者不限于汉代人。清代朴学家治易宗汉学，也是汉易。同理，元、明、清治易标榜宋学者也是宋易。汉易和宋易中，仍有象数和义理之别。但汉易和宋易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截然不同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这也成了划分易学学派的另一个角度。^[2]

在学术风格上，汉易视点低，汉易象数学脱离不了占筮的背景；汉易释经学虽有高明者着眼训诂大义，但大多数人的学术多有空洞繁杂之风。宋易视点高，宋易成为阐述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的载体，其解易视域超出了易本身。^[2]

在治学方法上，汉易号称“师法之学”“家法之学”，怯于创新；宋易勇于疑古，善于创新。到了元明时期，宋易学者却抛弃了宋易创新的传统，固守程朱之学，产生门户之见。由此，宋易遭到后世清初学者的批判，所以清中叶汉易盛行，但彼时宋易并行不衰。^[2]

汉易和宋易之间并不仅仅是对立，而是对立和融合并存。清代中叶以后，融合的趋势愈加明显，一些易学家都是汉宋兼收，如沈梦兰、沈绍勋等。^[2]

易学史上的第三种学派划分，是西汉至曹魏时期的古文易学（也称作古文经学）和今文易学（也称作今文经学）。^[2]

今文易学的创始人，是西汉初年的田何。他直接继承了以《易大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易学。田何一派曾在西汉前期易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西汉元帝时，京房的易学学说位列官学，逐渐取代了田何一派的地位。今文易学的共同特点是：所据经本为今文本；不以“传”文附经；家法森严，于学术多纵向承授，而少横向沟通。^[2]

古文易学，大约产生于西汉中后期，流传于民间。古文易学源于费直，但费氏易说久佚，后人追述其说易特点略为：所据经本皆为古文，其文字与今文本有异；说易不立章句；以《易大传》参解上、下经；长于卦筮。与费氏相近的还有彭城人高相，时称“费高”。古文易学至东汉中期以后盛行于世，先有陈元、郑众、马融传其学，后有荀爽、郑玄、王肃、王弼诸大家承其绪。他们之中，或是兼容并蓄，在继承费直的治易方法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汉孟喜、京房等人的象数主张，将其运用于《易经》经文的解释，形成了以郑玄为代表的东汉象数解易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古文易学和今文易学的融合；或是废象数而言义理，形成了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解易体系。^[2]

“数理易学”是易学在数理方面的一个分支。关于易经和数学的关系，除了中国古代数学传统有所体现之外，学界还产生过一种观点：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是受到受到伏羲八卦图的影响才发明了二进制。就此，一些学者认为，易学对数学的贡献和数学内涵值得研究，随即开展了对易经中数学理论的研究，这些学者的研究体系被称为数理易学。^[12][13]

纳音，本是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将五音、十二律吕纳入以天干地支、五行等为纪历标志的中国传统历法体系。^[14]后来，纳音学说在易经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对“民间术数、中国古代音律学、中医”都产生深远影响的“纳音易学”。在术数中，纳音易学被用于命理推算，相关代表著作为《渊海子平》第一卷^[51]；在中医界，纳音易学被用在五行体质分类、脏腑气血、经络病理等理论中；在中国古代音律里，基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纳音易学影响了古代音律的理论基础。^[14][52]

《周易》是中国大道之源，以《周易》为研究对象的易学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可以说，易学与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文实践、自然科学和术数神秘学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

在中国古代人文发展史上，几乎每种人文学术都曾得益于易学。易学既有高屋建瓴的哲学因素，也有学以致用的指导意义，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人文学术的发展。^[53][20]

在思想领域，儒、释、道、兵等无不从中汲取养分，比如儒家通过立《易传》而阐发哲学，^[21]道教通过吸纳易学完善修炼理论，^[53]佛教的引易明佛、佛易互解，^[54]兵家对策中所用的阴阳思想。^[20]可以说，易学对中国古代人文思想既有启发又有推动。^[53][20]

易学是中国哲学的主要源头，主要涉及宇宙演化、宇宙本体论、宇宙形态、天人关系。而中国古代哲学主要由儒家阐发，因此易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亦即对儒家学说的影响。^[21]

关于宇宙演化的学说，源自于易经中的算卦流程。《系辞传》认为，算卦的流程象征着宇宙的生成过程，这一观点对中国古代宇宙演化论具有深远影响，比如汉代《易纬ㆍ乾凿度》体现的由虚向实转化的思路，再比如宋初邵雍依据“太极生两仪”提出的二分法代表着由少向多转化的思路。^[55]

关于宇宙本体论，《易传》中为宇宙划分了两个层次：一个是凭借感官感受到的具体器物，称之为“器”。器有形，所以被描述为“形而下者”；一个是不可感觉到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法则，称之为“道”。本质和法则无形，所以被描述为“形而上者”。道，被认为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因，器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外在形式。之后，太极被中国古代哲学界认定为“形而上者”，围绕太极展开本体论研究。其中主要有四种学说：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以无为本论，认为所谓世界根本的太极是无形无象的，什么也没有，所以称为无；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认为阴阳变易之理是世界根本；以南宋杨简为代表的心本论，将卦爻象和事物的变化归于心，认为心就是太极；以北宋张载和明清之际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以气为太极，认为气是世界变化的本质根据，气本论为中国古代自然观提供了理论基础。^[56]

关于宇宙形态，是指宇宙存在的样式。中国古代哲学界主要讨论“宇宙是静止存在，还是永恒运动”。由此，形成了两大派别：其一，宇宙静止、凝固不变，变化只是表面现象，其原因在事物外部；其二，宇宙本质上是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事物内部。《周易》系统所坚持的，是后一种。在易学中，还坚持认为世界的运动变化是有序的，遵循“一阴一阳谓之道”“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认识论准则。^[57]

关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哲学命题，在《周易》系统中是指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界认为，《易经》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述天人关系，但易经内蕴着自然界与人类融为一体的观念。《易传》展示了这一内蕴，并进行了发挥。认为天地人既分为三，又合而为一，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变化法则，人居天地之中，应该自觉效法天地，择善而行。这种以天地之道作为人类行为准则，将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的观念对古代哲学、古人世界观、甚至整个思想界都产生了影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宋代程颐提出“天地人只是一道”，张载提出“天人合一”。此外，这种哲学观并未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之“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事，协助自然界成就育化万物的功能。”^[58]

道教作为中国影响最广、时间最久的本土宗教，其基本形式和内容与《周易》系统并非同类。道教主要趋向是修道成仙，《易经》虽然含有求助神明、占卜等观念，但《周易》系统主要趋向是阐发义理。^[23]

可是在道教的发展中，其受到了《周易》系统的重要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指：炼丹指导思想、图示表达运动变化的阐发方式和宇宙演化观。^[59]

炼丹并非道教专利，在道教诞生之前就有炼丹一说。不过，用八卦和六十四卦解说炉鼎的炼丹功能，却是从道教引进《周易》系统的理论而开创的，在此方面，道教从《周易》系统所引进的理论主要是汉代魏伯阳著写的《周易参同契》。^[59]

《周易参同契》认为，炼丹的道理与宇宙变化的大道一致。宇宙中的阴阳二气在天地间回旋、激荡、往来、交媾gòu，从而产生万物。这里的天地，是指乾坤。这套学说中的内容，成了道教炼丹时的早期理论，之后发展为外丹术和内丹术。此外，该书还影响了道教用以表示教义的图示，在道教长期发展中的各种理论图示中都与该书有着渊源关系。直到元明时期，阴阳鱼太极图定型成为沿用至今的道教标志。^[60]

而道教的宇宙演化观念，大体上是沿着老子思想发展下来的，但有些教派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对老子思想进行了改造。比如，唐代道士孟安在《道教义枢》中记载了《洞神经》的有关思想：大道奇妙，既可以说它存在，又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因其玄妙、变化莫测，所以称为“太易”。之后，孟安又按照世界万物生成顺序提出太初（太虚）、太始（太无）、太素、太极等一系列概念。孟安的这种学说，明显融合了《易纬》中的学说。^[61]

魏晋时期，佛教开始渗入易学领域，有佛教徒借易学阐释佛教理论。魏晋南北朝时，学术界“易佛互解”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但就佛教本身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上是以易解佛，进行佛教经典翻译与说明。^[22]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宗派林立。易学在佛教各宗创教立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佛教界大多借助易学象数义理，尤其是借易学图象进行理论建设，各宗派之高僧都在此方面有所建树。天台宗智顗曾判“易、老、庄”三家，将“五行六甲、阴阳八卦、五经子史”皆归为“诸善教”；华严宗李通玄以《易》解《华严经》，运用艮卦之义作解；北宗禅师神秀深研《易》之大义，三乘经论， 四分律仪， 说通训诂；华严五祖、禅宗荷泽四川弟子圭峰禅师宗密以乾德比佛德，试图借助《周易》弘扬佛法。在借易学图像进行理论建设方面，有“禅宗南岳怀让一系借圆相说禅、马祖道一到临济义玄一系借阴阳说禅”等诸多体现。^[62]

宋代时期，擎举正统大旗的儒家学者一方面大量借用佛学理论阐释易学，另一方面又极力批判佛学。另外一些较为包容的儒家学者则主张会通易、佛。整体而言，宋代佛教与易学的结合更多地在心性义理上。宋元佛教中，禅宗易学在两宋仍有进一步发展，虽然整体上仍借助易学进一步完善佛学理论，但已走向尾声。^[63]

明清时期，佛学理论已趋完善， 明中后期心学兴起后， 形成了以佛解《易》的新局面。^[64]

民国以来，很多近现代等学者都提倡易佛会通，促进了佛教易学的进一步发展。^[65]

总的来看，易学对佛教的影响，在于互相提高了哲学思辨水平，但佛教最终并没有原典式的易学著作，因此长期以来形成比附式解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佛教易学体系。^[65]

在先秦时代，《易经》诸多卦象以及义理中对战争的理解，已为时人奉为圭臬niè。其在战争社会观、战争规律观、作战指导观等方面的理论观点，对之后兵家诸子的理论都产生了积极且直接的影响。^[24]

在战争社会观方面，《易经》所宣扬的“慎战、义战”的思想为先秦兵家学者所承继，“慎战”是历代兵家理论建构的重要前提。《易经》的慎战思想，不意味着避战，而是鉴于战争的破坏性和残酷性，在决策兵事之时，必须遵守“义”字这一前提，对自身所处环境和形势进行全面冷静地分析，谨慎地判断所兴战事是否为“有德之人对不德之人发动的义战”。^[66]

在战争规律观方面, 《易经》将军事统帅的素养视为取得胜利的第一要务。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事频繁的历史时期，统帅在很多时候直接决定了战争的成败。《易经》特别强调统帅的素养, 在《师卦》六五爻中, 通过“长子”与“弟子”这对指代， 形象地说明了任将不专、不得其人的严重后果。在《师卦》开篇爻辞中, 提出了“丈人吉，无咎”的思想， 把有关统帅的讨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丈人”即是“行军用兵， 贵在使上下一心、群听不惑，故统帅须有使人畏服之能”，亦即是统帅的明确标准——有法善治。这个标准，在先秦时期兵家思想中经常出现， 名将吴起就明确提出过“以治为胜”的观点，尉缭子也说过:“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 很显然, 这正是对《易经》“有正人之德， 以法度为人之长”的“丈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67]

在作战指导观方面, 《易经》对兵家的影响尤为突出且十分丰富。其所蕴含的变易思维模式对先秦兵家的理论影响至深，主要体现在对兵家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上。如《孙子兵法》，其遵循的正是阴阳对立统一的变易思维模式。《孙子兵法》之基本哲理，在于道化二元：奇正、虚实、动静、分合，这些兵道之二元（对立统一的两个元素）即同《易》道之阴阳。另一部重要兵家著作《孙膑兵法》中，基于二元思维模式，进行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论述。^[68]

《周易》系统，从《易传》开始论及人伦问题，并且将其作为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涉及到人伦起源，人伦基本规范、人际关系，特别强调“忧患之时应提高道德修养，以此安身立命。”在《易传》看来，“阴阳、刚柔”这些法则在人世间的具体体现就是“仁义”。“仁义”被提高到“立人之道”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文言传》又将人的基本品德扩展为：体仁、嘉会、利物、贞固。在“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等关系中，则提出尊卑之别。这些伦理学说，基本构成了中国古代的伦理体系和社会规范。^[25]

易学对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建筑学、武学等方面。^[27][20]

汉代易学家的“卦气说”“正卦说”配四方、主二十四节气，“辟卦说”配十二月、七十二候，“纳甲说”配天干、五行，这些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理论来源。^[20]汉代易学提出的卦气说，以易卦的排列顺序表示阴阳消长、推测气候的变化。张衡认为，京房卦气对制定律历很有借鉴价值，而唐代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则作《卦议》，径直引用孟喜的卦气说，制作了一个卦气图，将二十四节气与六十四卦相配，并描述了每个节气的动植物的变化特点，而且僧一行借此编制了新的历法，成为后世广泛使用的重要历法。僧一行为了表明这种新历法与与易经的关系，将之命名为“大衍历”。^[69]

中医认为，八卦的卦象含宇宙之理，自然医理也在其中。阴阳二爻组成的八卦及六十四卦表达象征世间万物，中医则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运用于医学。^[70]

中医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就吸纳了易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把阴阳、八卦作为重要理论依据。对此，一些中医典籍中都有详细论述。东汉名医张仲景著的《伤寒论》将病症划为六种，其中四种为“太阳病症”“少阳病症”“太阴病症”“少阴病症”。到了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宾在他的《医易义》认为易学中的象数之学是研究生理、病理和医理的依据。^[71]

中国古代数学以阴阳学说为核心，比如西汉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就有所体现，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开宗明义指出：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20]宋代邵雍，提出的先天八卦和六十四卦次序图，如果以其中的阴爻为0，阳爻为1，从左向右数，则同二进位的顺序一致。宋代秦九韶在算卦方法中研究数学演算规律，提出“大衍求一术”，并在他的著作《数书九章》中做了记录。^[72]

从《易经》中有关建筑的卦辞可以得知，在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发展史上，进入农耕时代的中国古代先民产生定居需求后，八卦学说指导了他们的选址相宅活动，让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建筑经验，既能考虑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又能顺应自然环境。随着这些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神话传说、宗教的渗透解读以及四大发明之一司南的诞生，周易八卦中的方位学说、吉凶学说开始与中国古代建筑学不停融合，逐渐演化成宫殿、城镇、家宅、陵墓等建筑的选址及布局方法，最终产生了对建筑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堪舆学（风水学）。直到现在，堪舆学仍盛行于中华文化圈。^[73][26]

在中国的武学中，易学启发了很多武术家，这些武术家把易学哲思作为理论指导，创造了太极拳、八卦掌等一大批优秀拳种，丰富了中国民族体育形式，发展出了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27][28]中华武术与国外格斗技艺不同的是，中华武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哲思高度，其中一些优秀拳种从创立之初到成熟定型都深受易学影响。比如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太极拳系、八卦拳系，其武学理念、技击方式、习练方法都从易学中受益良多。^[27][28]

易学中的八卦系统，从符号角度来讲，本质上是上古时期中国先民对自然现象及规律的抽提，受当时思维水平所限，从一开始就用于占筮，天然带有朴素的信仰色彩和神秘主义色彩。到了西汉，象数学的兴起又让易学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产生《易纬》等神秘主义著作，衍生出多种谶纬之术，成为中国术数的起源，其中的相术等神秘主义学说延续至今。^[74][15]

易学不仅是阳春白雪的学术，也是中国古代百姓的生活指南。易学伴随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两千余年，产生了大量的民俗习惯。在节庆方面，《周易》中反映阴阳消长规律的十二辟卦，为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春节七个传统节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二月大壮和三月夬卦当令时，阳气上升，万物竞发，所以清明节时人们要外出踏青，感受新的生命力。五月姤gòu卦当令时，阴气萌于地下，象征阴阳交战，五毒猖獗jué，人易得病，所以端午期间往往悬艾、辟五毒。在生活方面，也形成了很多沿袭至今的习俗，比如婚配礼节，花生、大枣、栗子象征的多子多福，做一不做十、做九不做十的祝寿习惯。^[75][76]

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诸葛亮后裔迁居于此，古称高隆村。村落布局为九宫八卦，村中保留的主要是明清建筑。^[77]

钓源古村，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是一处呈现八卦造型的古村落，为北宋欧阳修同宗后裔的聚居地，此村主要体现了基于中国堪舆学（风水学）理念的建筑风格。^[78]

呈坎古村落，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古称龙溪。该村始建于东汉末年，是按照《易经》中“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理念布局而建，有河水自北向南“S”型穿过村庄，对应了罗盘八卦中阴阳鱼，宋代理学家朱熹赞曰：“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现在的呈坎，并非东汉时期的原貌，主要保留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建筑。^[79]

蚬岗古村落，位于广东省高要境内。该村四面环水依岗而建，呈蚬状型，故而得名“蚬岗”。该村也叫蚬岗八卦村，实际上由三个村构成，始于明代建村。村落按照八卦布局，岗上顶部就是八卦的中心。村中宗族文化与八卦文化相融合，众多祠堂布局融入八卦之中，被誉为“八卦十六祠”。^[80]

九曲黄河灯阵，是黄河流域最盛大的庆祝活动，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灯阵取黄河九曲之说，也有源自道家阴阳八卦阵图的说法。在黄河上游一带，九曲黄河灯阵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它也是山西、陕西、甘肃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一。^[81]

栖霞八卦鼓舞，主要流传于山东省栖霞与福山交界的庙后镇一带，起源于元代。该舞常以男女对舞形式演出，舞队一般由八男八女组成，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2][83]

《周易》，六经之首。该著作通过六十四卦体现“变易”的核心思想，用于认识把握自然规律和社会实践，其是易学的研究对象。^[3]

《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此书是道家最早的系统论述炼丹、修炼、养生的经籍。此书被道教奉为基本经典，是研究道教易学思想的必读之作。^[4]

《周易注》，魏晋时期王弼著。此书既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名著。它扫象阐理，既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作，也是易学史上的名著。此书跳出汉代以象数解易的窠kē臼，开辟了后世以义理解易的先河。^[5]

《周易正义》又名《周易注疏》，唐孔颖达著，系在正经注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证，并对注文加以注解，相关群经注疏之写本、刻本流传甚多。此书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期立于学官，也是易学史上除《经》《传》以外的重要典籍。^[6]

《周易集解》，唐李鼎祚著。此书为研究唐以前易学万基，是汉代象数之学的必读之书。书中博采汉魏晋唐三十五家的易说，使濒于失传的汉代象数学及诸家易说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汉代易学的十分珍贵的资料。^[7]

《周易本义》，南宋朱熹著。易经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来源，而朱熹注解的《周易本义》是对儒家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诠释和升级。此书中，朱熹在提出的“《易》本卜筮之书”这一论断，《本义》卷首的九图，至今仍是学者热议的话题。可以说，不读《周易本义》，就无从了解易学在宋明以后直至当代的发展源流与脉络。此外，此书是易学史上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对后世影响极大。^[8]

《周易尚氏学》，近代学者尚秉和著。作者继承象数学的传统，针对前人之误解重新注释《周易》，包括对《周易》包括《易纪》全文的注释。难能可贵的是，文中详细指出了易经之卦爻辞由何象而来之经过，是象数派易经学的经典著作。^[9]

《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现代学者高亨著，专以《易经》《易传》为研究、注释对象。两书相辅而行，经注用文言写成，传注也用文言书写，但力求浅近明白。几十年来两书多次加印，在海内外流传甚广，成为现代易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之一。^[10][11]

在易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朝代都涌现出大批易学学者，他们的各路学说深刻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在灿若繁星的易学学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魏晋时期的王弼^[84]、隋唐时期的孔颖达^[85]、唐中期的李鼎祚^[86]、北宋的邵雍和南宋的朱熹。

王弼（公元226-公元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一带，另一说河南焦作）人，汉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孙，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84]

王弼少时即负有盛名，以善辩著称，深得当时名仕赏誉。还未成年时，王弼就与裴徽谈论“圣人体无”的问题，被何晏称赞“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在正始中期，何晏推举王弼任黄门侍郎，未被采用，被曹爽补用为尚书郎。曾与何晏、钟会讨论“圣人”有无喜怒哀乐问题，与苟融讨论《周易》大衍义等，才华被人赏识。正始十年（公元249）因事免官，后病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84]

王弼在哲学上多有建树，提出“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圣人体无”“得意忘象”等哲学主张。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道德经注》《老子指略》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弼集校释》首次汇集了王弼全部著作，并加以校释。此外，还有《周易大衍论》《易辨》《周易穷微论》《论语释疑》等，均已佚，仅有部分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的引用中留存。^[84]

孔颖达（公元574-公元648），字冲远（一作仲达），冀州衡水（今河北省衡水市）人，隋唐之际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他是孔子后裔，生于北朝，有家学渊源。少时曾问学于隋朝大儒刘焯等名师。^[85]

在隋朝，他于大业初年（公元605）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大业四年，隋炀帝令全国学官集于洛阳讨论经义。孔颖达在会上辨析经义，力挫群儒，荣获第一，补太学助教。在唐朝，他是太宗的重要辅臣，曾跻jī身秦王十八学士，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监祭酒等，封曲阜县子。辞世后陪葬昭陵，谥号为曲阜宪公。^[85]

孔颖达以儒学为宗本，兼取南学、北学的经学思想与学术成果，吸收道家及玄学天道自然、大道为本的思辨成果，提出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在经学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上多有创见。孔颖达参与了唐初的一些列文化建设，曾与魏徵等撰写成《隋书》；孔颖达亦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包含《周易正义》，又名《周易注疏》），该著作是唐代钦定的学校教育主要教材和科举取士的经义标准，后被收入《十三经注疏》。^[85]

李鼎祚，唐朝中期经学家，生卒年月不详，资州盘石（今四川资中）人。关于其人，新旧唐书中无李鼎祚传，因此关于他的生平记载不是很详细，只有一些重要事件为后人所记。^[86]

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亡蜀地，李鼎祚进《平胡论》，后任为左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李鼎祚奏请割泸、普、渝、合、资、荣6州界，置昌州，以防夷乱。^[86]

李鼎祚又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10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唐代宗登基后，李鼎祚献《周易集解》18卷，擢zhuó为秘书省著作郎，后官至殿中侍御史。《周易集解》保存了大量唐前解《易》注疏，是目前研究汉代易学的最早文献依据。^[86]

邵雍（公元1011-公元1077），北宋哲学家、易学家。字尧夫，谥康节。其先范阳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其百源先生。屡授官而不赴，人称北宋五子之一。^[87]

邵雍是理学象数学派的创立者。其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和道教的宇宙生成说，加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构想出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演解说自然何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之学（先天学）。^[87]

其学说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或“道”。其著作《皇极经世·观外物篇》有云：“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太极或道，被看做是绝对的一。以此为基，邵雍创立了一个宇宙生成运行、社会政治治乱兴衰、个人休养在内的抽象、宏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其代表作为《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渔樵问答》，其中《皇极经世》是精研易理之作，是易学也是道学的重要作品。^[87]

朱熹（公元1130-公元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考亭、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侨居建阳（今属福建）。曾任泉州同安主薄、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渊博、影响深远的学者，其学风“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88]

朱熹在哲学上主要继承发展二程的“理气”关系学说，堪称集大成者。在他的学说体系中，“天理、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但“理”是一个抽象的精神本体；相对于“理”，“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他又借用佛教“月印万川”来解释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统摄所有的“理”即太极。^[88]

朱熹倡导的“理学”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高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朱熹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其代表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88]

孔子谈到易经时感叹道：“如果再给我数年时光，或者如果我五十岁开始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89]

黑格尔曾如此评价周易八卦：“没有人曾有兴趣把这些东西当作思想观察来看待。这是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90]

1937年，访问中国的玻尔感到激动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了“太极图”。他认为，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最能体现“互补又互斥”的精神，玻尔把它作为他的爵士盾形纹章的主要图案。^[91]

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冯友兰把周易哲学称为“宇宙代数学”。^[91]

现代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研习《易经》，自称是中国文化的信徒、道家的追随者。^[92]

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周易》一些基本概念与现代物理学中基本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后，评价道：“《周易》是人类最古老的一本智慧的书，在二千多年中一直保持了自己的生命力。”^[91]

2004年，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公开表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93]

关于“数学家莱布尼茨是受到八卦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运算法则”一事，学界曾一度争论不休。^[50][13]

支持者认为，莱布尼茨确实受到《易经》启发，而后发明了二进制。^[13]

反对者认为，莱布尼茨先发明了二进制，而后看出其与易图相通。^[13]

在20世纪90年代，上述两派的争论曾掀起高潮，但并未得出明确结论。直到2006年，学者胡阳、李长铎合著的《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给出了比较可信的材料。《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指出：“莱布尼茨并没有受到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启发而创立二进制。但更重要的是，白晋所寄的伏羲八卦图并非是莱布尼茨首次见到的八卦图。莱布尼茨早在白晋寄来八卦图的十六年前就已经见到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及文王六十四卦图。”此书言下之意，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时，还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