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

红巾军是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等以宗教组织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起义军以红布为旗，红巾裹头，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又因烧香礼拜弥勒佛被称作香军。^[1][2]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问题日益加剧。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率先在颍上县起义。因起义军都以红巾包头，所以被称作红巾军。与此同时，白莲教徒彭莹玉等人在蕲州起义；淮北地区的芝麻李等人攻占徐州；布王三建立“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建立“南琐红巾军”，在南阳、襄阳、荆门一带活动；江淮地区的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统称元帅，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西北）起事。各路起义军都以红巾为标识，统称红巾军，但彼此独立、互不统辖。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首，建立龙凤政权，在进攻元朝的过程中，义军将领张士诚叛投元军，导致北方红巾军被元军和蒙汉地主武装击败。南方红巾军中，徐寿辉在蕲水称帝，建立天完政权。后来起义军发生内讧，徐寿辉的部将陈友谅将其谋害，在武昌称帝，改国号为汉。布王三的“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的“南琐红巾军”，均被地主武装击溃。濠háo州红巾军首领郭子兴死后，部下朱元璋取代其地位，并与陈友谅、张士诚的政权互相兼并。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方国珍也向朱元璋投降，至此红巾军彻底覆灭。朱元璋统一东南地区，随后在应天府称帝，建立明朝。^[2][3][4][5]

红巾军撼动了元政府的腐朽统治，推行“摧富益贫”政策，实践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并缓和了土地问题，及有力地促进了民族融合。^[6]历史学家邱树森认为，北方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是最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为后来朱元璋最后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3]学者刘孔伏、潘良炽都认为，以红巾军为主的元末农民起义，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对朱元璋在吏治、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世孙，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与刘福通等在颍上组织农民起义。起义军均以红巾包扎头部和红布为旗，故被时人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又因烧香礼拜弥勒佛被称作香军。^[4][8]历史学教授胡阿祥认为，红色既有象征赵宋火德之意，又符合“弥勒佛属红色”的宗教信仰。^[9]

元朝统治者为了便于控制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到元朝中后期，政治腐败，政府征收各类苛捐杂税，官员贪污成风。元顺帝时，为解决财政困难，朝廷滥发钞币，造成了经济混乱。土地则高度集中，被皇帝赐给蒙古贵族、色目、汉人官僚及寺院，地主阶级也从中巧取豪夺，再加上灾荒不断，粮食歉收，各地出现大量饥民，逐渐形成反抗元朝统治的民间力量。^[10][5][11]

此外，自南宋时期，民间开始兴起白莲教。进入元朝以后，民间松散的宗教形式得到元朝统治者的默认和支持而发展迅速，演变成白莲教、明教、弥勒教的混合宗教。在教义方面，白莲教信奉弥勒佛，宣扬人间的苦难和黑暗即将过去，因此得到众多教徒的信仰和尊奉。元朝初年，白莲教徒杜万一、高仙道等人利用传教的名义组织教徒反元，均被朝廷镇压并被明令禁止，由此也导致一些白莲教组织对于官府的敌对态度。元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赵州栾城县人（今河北栾城区）韩山童利用白莲教结社，借机宣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在河南及江淮地区颇受百姓的推崇，为后来韩山童等人利用白莲教聚众起义奠定基础。^[12][13]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丞相脱脱派工部尚书贾鲁出任河防使治理黄河，征用汴梁、大名等地十五万民工，同时调派两万军队负责监工。治河官员克扣民工钱财，引起民工极度不满。适逢民间流传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韩山童借势开凿独眼石人，并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埋在黄陵冈。等到民工挖出石人后大受鼓舞，纷纷跟从韩山童、刘福通及杜遵道等人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密谋起义，以红巾为标志，韩山童被推拥为明王。不料韩山童因消息泄漏被捕杀，其妻及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同年五月，刘福通带领起义军占领颍yǐng州，因其头裹红巾为标识，被时人称为红巾军。与此同时，徐寿辉、彭莹玉、倪文俊在蕲州起义；芝麻李、彭大、赵均用攻占徐州；布王三建立“北琐红巾军”和孟海马建立“南琐红巾军”，在南阳、襄阳、荆门一带活动；以及濠州（今安徽凤阳西北）的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统称元帅起事。这些起义军都以红巾为标志，但各自为政，互不统辖。^[5][14][8]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廷立即派出枢密院同知赫斯虎赤率精兵前去颍州镇压，但元军见到红巾军却不战自退。而后红巾军在刘福通的带领下，攻下朱皋（今属河南固始县）、罗山、确山和光州、息州等地。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刘福通等人在亳州（今安徽毫县）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政权。国名为宋，年号龙凤，史称韩宋。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帝，韩林儿母亲为皇太后。韩宋政权建立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任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六为知枢密院事。^[5][14]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六月，刘福通率军逼退四川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至中牟，而后攻下邓、许、嵩等郡县。同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将刘福通击溃，使其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刘福通兵分三路北伐元军，东路由毛贵率领，一路向北进攻。接连攻克东昌（今山东聊城）、济南、益都、蓟州（今河北蓟jì县），逼近大都。中路由关先生等率领，转战于山西、河北，接连攻下辽州（今山西昔阳）、冀宁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保定，十二月，攻陷上都，两度攻入高丽。西路由大刀敖等率领，由湖北进军关中，相继攻下商州、兴元、巩昌等地。同时刘福通也将都城迁至汴梁（今河南开封），巴蜀、荆楚、江淮、甘肃等地红巾军都归其指挥作战。^[5][15]

而三路参与北伐的红巾军因各自为战，军事力量分散，被元军和地主武装逐个击破。元廷派察罕帖木儿在关陕、荆襄、河洛、等地驻兵，尤以太行地区调重兵把守，毛贵带领的东路军在柳林遭到元军袭击，只得带军返回济南。之后毛贵被其部将赵均用谋害，察罕帖木儿趁机占领了山东各地。中路军被高丽军击溃，损失惨重。西路军在凤翔遭到察罕帖木儿夹击，数万人被斩首。察罕帖木儿还联合关中地主武装围攻汴梁，四个月后，城内粮尽援绝，刘福通只得弃城撤至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三月，叛投元军的武装首领张士诚带兵攻占安丰，刘福通阵亡，韩林儿出逃，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起义失败。^[15][14]

白莲教徒彭莹玉，以符水治病传教，早年在袁州领导农民起义失败，转战淮西继续布道。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后，彭莹玉联合徐寿辉、倪文俊等人在蕲州发动起义。两个月后，攻占了蕲水（今湖北浠xī水）和黄州路，推拥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政权。并效仿元廷，设置中书省和六部等机构，彭莹玉任军师，邹普胜任太师，倪文俊任元帅。之后红巾军向江西、浙江、湖南、湖北发展，相继占领了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杭州、常德、沔阳（今湖北沔miǎn阳西南沔城）各地。红巾军所到之处，推行“摧富益贫”政策，将没收财物救济贫民，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上万人纷纷加入，军队继续壮大。^[5][15]

其后红巾军与地主武装和元军频繁交战，红巾军相继失陷饶州、安陆，又被阿鲁辉接连攻克武昌及汉阳。彭莹玉在元军围攻下，退军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被杀，到年底时，蕲水也不敌元军失守。起义军接连失利，只得退守沔阳湖和蕲春。后元军与武装首领张士诚的军队在高邮交战，徐寿辉率红巾军趁机再起，夺回沔阳、襄阳、武昌、汉阳、饶州。迁都汉阳后，继续向四川、陕西进军，取得湖广、江西大部。此时却发生内讧，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遂，被陈友谅火并，陈友谅又谋杀了徐寿辉，在武昌称帝，改国号为汉。徐寿辉部下明玉珍对陈友谅表示不服，遂在重庆自立为陇蜀王，建国大夏。^[5][15]

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聚集上千人，在濠州组建红巾军起义。不久后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因屡立战功，受到郭子兴的重用。淮北红巾军彭大和赵均用被脱脱击败，带领余部前来与其会合。但因其内部不和，朱元璋回家乡招募兵马并占领了滁州，后郭子兴带兵加入。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任命，充任左副元帅，然而他并不效忠龙凤，而是暗中独立发展。朱元璋利用巢湖红巾军水师渡江后，郭子兴的次子郭天叙和郭子兴的妻弟张天佑战死，郭子兴的军队都归朱元璋接管。朱元璋攻下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将其改名应天府，在此设立江南行中书省，并建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此后三年，朱元璋先后攻克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等战略要地，占领江、浙两省大部分地区。同时朱元璋采纳名士朱升的建议，整肃军纪，实行屯田制，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5][15][16]

陈友谅想要联合张士诚，灭掉在江南势头正旺的朱元璋。朱元璋先发制人，派陈友谅的老友康茂才向陈友谅诈降，陈友谅中计，独自率军攻打应天府。朱元璋待陈友谅的军队进入埋伏圈后内外夹击，陈友谅的士兵死伤无数，两万余人被俘，陈友谅逃走。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朱元璋前去安庆营救被张士诚围攻的韩林儿，陈友谅趁机攻打洪都。七月朱元璋率水军二十万驰援，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交战。陈友谅中箭而亡，其部将张定边在武昌立陈友谅之子陈理为帝。次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二月陈理投降，汉政权灭亡。^[17][5]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五月，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称白莲教是“妖术”，与红巾军正式决裂。同年十二月，小明王韩林儿溺死瓜步江，韩宋灭亡。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张士诚被朱元璋的军队俘获，方国珍也向朱元璋投降，至此红巾军彻底覆灭，朱元璋统一了东南地区。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5][16]

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密谋起义时，参加人员都是信奉白莲教的教徒，其后是治理黄河的民工。起义爆发后，广大的农民群众纷纷加入。在《元史·魏中立传》中记载，遍野都是身着短衣草鞋，手持竹枪，头包红布的人。^[11][8]

北方红巾军领袖刘福通起义时，针对元朝贫富不均的现实，提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口号。^[5]

杀不平之歌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者。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18]

松江谣

滿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18]

天雨线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18]

韩林儿建立龙凤政权后，即铸带有年号“龙凤通宝”铜钱。建立天完政权的徐寿辉将年号改为天启后，铸造铜钱“天启通宝”。后陈友谅替代徐寿辉称帝，改年号为天义，铸造铜钱“天义通宝”。^[19]

历史学家谢天佑、简修炜在《中国农民战争简史》中认为，经过刘福通领导的红巾起义军扫荡后，元王朝名存实亡。^[15]红巾军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主力和中坚力量，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8]元朝建立后虽实行“汉法”，却未实现真正的蒙汉两族融合。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对汉及其他民族实行了严格的打击和压迫，激起了尖锐的民族矛盾。红巾军起义结束了蒙古族的压迫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而历史学家邱树森认为，北方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是最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为后来朱元璋最后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3]元朝末期，由于王公贵族、官僚地主等造成的土地高度集中问题被红巾军起义瓦解。针对元朝“财富不均”的现象，南方红巾军的领袖彭莹玉，提出了“摧富益贫”政策，实践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学者刘孔伏、潘良炽也认为，以红巾军为主的元末农民起义，对朱元璋在吏治、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明初朱元璋对地主豪强进行了打击，并将其编纂zuǎn为《大浩》等昭告天下，使得明初政治政策相对清明。^[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