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

刘歆xīn（？—公元23年）^[1]，字子骏，后改名“刘秀”，改字颖叔，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校雠chóu学家、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曾任黄门郎、侍中大夫等职。^[2][3][4]

刘歆是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他年少时就通习《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被汉成帝任命为黄门郎，与王莽相识。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歆同父亲刘向一起受诏主持校勘皇家藏书。在刘向离世后，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整理六艺群书，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七略》。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即位后，刘歆被大司马王莽举荐为侍中大夫，请旨设置学馆宣扬古文经书，并用新方法注解古文经书《春秋左氏传》等，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致使刘歆无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补吏，先后任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大司马王莽重掌朝政，刘歆重受重用，此后大力宣扬古文经学，并考定律历，著成《钟律书》《三统历》《三统历谱》。王莽代汉后，刘歆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成为新朝四辅之一，并为王莽新朝制定了“五均赊贷”“六之令”等经济政策，但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败告终。刘歆的两子一女先后因符命占卜之事受到牵累，被王莽所诛，刘歆心怀怨恨。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歆与王涉、董忠等人谋划政变以诛杀王莽，因计划泄露自尽身亡。刘歆死后，王莽隐瞒了其自杀的真相，免去了他侍中中郎将的职位，更为中散大夫。^{[1][5][6][7][8]}

刘歆在其编成的《三统历》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概念，以及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包括日食和月食），在其所著《三统历谱》中厘定了度量衡单位系列和进位关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度量衡研究的基础，所造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据量器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为3.1547，被后世称为“刘歆率”。^[9][10]此外，刘歆开创了古文经学派，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提出了“《易》为之原”的观点，将《周易》置于“五经”首位；并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gǔ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而后，今古文经之争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11][12][13][14]}

刘歆出身王侯之家，为汉高祖刘邦之四弟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生年无记载。^[3]历史学者汤志钧认为刘歆年纪应比王莽稍长，或生于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至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之间。^[15]

刘歆的天祖父刘交年少时师从先秦儒学大师荀子的门人浮丘伯学《诗》，尊崇儒学。刘歆曾祖父刘辟强也喜好读《诗》，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已成为士人仕进的重要工具，但其常与书为伴，不愿意出仕，到八十岁时才被拜为宗正。受家族文化传统浸染，刘歆的父亲刘向在经学方面造诣深厚，而刘歆年少时就因通习《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被汉成帝召见，成为一名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黄门郎），在宦者署候命。^[3][16]其间，他与同为黄门郎的王莽相识。^[1]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歆同父亲刘向一起受令主持校勘皇家藏书，注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并接触到在当时较为罕见的各种典籍。^[1]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1][17]在此前后^[注1]，刘向离世，刘歆继承父业，继续整理六艺群书，并在刘向所著《别录》的基础上删削编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七略》。^[3][13][18]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离世，汉哀帝即位，光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提议应毁汉武帝之庙，刘歆援引经文大义予以驳斥，得到汉哀帝的认同。^[1][19]而后，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担任侍中大夫，不久，又晋升其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校。十月，刘歆请旨设置学馆，让经学博士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并与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致使刘歆无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补吏，先后任河内、五原、涿郡太守。^[1][3]学者祝瑞开认为刘歆倡导古文经是为了经世致用，以反对今文经学派“以空言说经”的臆断学风。^[20]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或为避汉哀帝刘欣名讳改名为“秀”，更字为颖叔。同年，刘歆奏请校勘此前发现的用篆文传抄的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这才是孔子经书的真义，汉哀帝令丞相史尹咸与其一起校勘。在校经过程中，他一改当时只解释字义的注经习惯，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对其进行详细解释，以相互引证，推陈出新。^[1][3]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此前受到傅氏外戚打压的王莽重拜大司马，迎汉平帝继位，执掌朝政。同年，刘歆受王莽举荐，任右曹太中大夫，后迁中垒校尉、羲和^[注2]、京兆尹。^[1]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想要将女儿嫁给汉平帝为后，请刘歆为其占卜吉凶。刘歆认为所占为逢吉之符，并为之“杂定婚礼”。王莽在女儿顺利入宫后，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17]

元始四年（公元4年），刘歆奉诏治明堂、辟雍，进封为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被加赐“九锡”，基本掌控了整个朝廷，古文经学被普遍立于学宫。^[1][8]同年，刘歆考定律历，著成《钟律书》，重新规定了度量衡的标准；作《三统历》《三统历谱》，将乐律、易数、五行等编入历书，并将经学家董仲舒历史循环论中的“三统说”引进历法。^[1][21][22]

元始五年（公元6年）十二月，汉平帝离世，王莽被封为安汉公居摄践祚zuò，先后任刘歆为秩二千石的少阿、扬武将军，另将《周官》立为博士。初始元年（公元9年），王莽代汉，刘歆被封为国师、嘉新公，成为新朝四辅之一。刘歆之子刘叠也被封为伊休候。刘歆趁机增立学官，并为王莽新朝制定了“五均赊贷”“六之令”等经济政策，但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败告终。^[1][8][22]

王莽称帝后，将国家治理得混乱不堪。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甄丰子（即甄寻）不满王莽乃作符命，说新室当立其父为右伯，又说王莽女（即汉平帝皇后）当为自己的妻子。王莽怒而下令将其收捕，诛杀了数百个与其有关的人，刘歆的两个儿子也因“甄寻符命”事件受诛连而死。^[1][8]

地皇元年(公元20年)，太子王临谋反被诛，刘歆之女刘忻(一作刘愔yīn)即王临之妻因在其谋反时为其占卜星术也被王莽逼迫自杀。而王莽执政后期，开始刻意打压汉室宗亲。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刘歆与王涉、董忠等人谋划政变以诛杀王莽，因计划泄露，董忠被戮，刘歆自尽身亡。王莽隐瞒了刘歆自尽的真相，但免去了他侍中中郎将的职位，更为中散大夫。^[5][6][7]

刘歆参与的校书活动，使大量经书文献得以传承，适应了西汉“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需求，有利于西汉的政治统治，给当时的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促进了西汉典籍制度的发展，使之成立了专门的藏书机构^[注3]，统一管理图书，自此以后太常、太史不再收藏图书文献，仅博士官因教授太学需要而保留部分藏书，并由此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国家文献机构，对文献收藏制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8]

此外，他在父亲刘向所著《别录》的基础上，删削编成《七略》。而《七略》作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与《别录》一起奠定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基础，把中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应用于图书整理，正式提出了图书分类法；把文献典籍进行了系统地分类和编目，使杂乱的学科、流派各归其类，呈现出有序化状态，使书目著作的体例更加成熟和完善；为文献“四分法”的形成打下基础，对中国二千年来的图书事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发展。^[18][23]

在刘向校勘的基础上，刘歆创立了正式的校勘规程、方法。他主张在整理图书前先广收异本，勘对补充，确定全书的基本内容；其次通过对校，发现脱简和错误，再校脱文与错字；接着整理篇章次第；然后拟定书名；最后编写叙录、分类编目，以方便查阅。而叙录的主要内容是篇目编次、校勘说明、书籍流传、作者介绍、评论思想内容、探究学术源流、考辨真伪、权衡价值等。此法促进了辨伪学的发展，为后世研究古代编纂方式提供了根据，至今仍被视作编辑校有用方法。^[24][18]

刘歆首次披露了《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首次把《周官》《毛诗》归于古文经典，而其对“五经”古文经典的整理和倡导，使之免于佚失，得以流传。他重新整理《左氏春秋》，探求全书的义理，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他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在校勘经书的过程中，刘歆提出了“《易》为之原”的观点，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在六经中居于本原地位，并因此将“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12][13]

此外，刘歆对今文经学以家法传授的弊端进行了指责，认为他们“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但其对《春秋》《周礼》等古经的倡导和重视，客观顺应了王莽代汉以及新朝“托古改制”的政治需求，对当时的政治变局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刘歆对古文经学的倡导，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同时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13][25][26][27][28]}自汉以后，今古文经之争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直至清末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和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之争，而历代以来的今古文经之争又对诸子学研究以及疑古辨伪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9][14][30][31]}

刘歆在太初历基础上发展编制成了三统历，该历法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法，并成为了现已散佚的《太初历》的主要依据。刘歆所作的《三统历》及《谱》中，提出1回归年=365.2456日，1朔望月=29.530496日；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概念，即认为木星(岁星)每144年内要行145次，而不是按每年行一次的速度运行，恒星周期不是前人所定的12年，而是11.917年(今测值为11.86年)。此外，该历法中所用的二十八宿体系及冬至点位置，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包括日食和月食），认为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10]

王莽向汉成帝推荐刘歆时，认为“歆通达有异材”。^[1]

原左将军公孙禄在王莽召问群臣平乱方略指出，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6]

唐代卢纶在《送崔邠拾遗》中称 “刘歆不敢衒xuàn师儒”，将其视作德行高尚的士人。^[35]

南宋官员、学者林栗认为刘歆编造了《左传》，说《左传》中“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36]

明代乐律学家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对刘歆制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刘歆伪辞，全无可取”。^[37]

清末康有为认为刘歆否认六经为孔子作，也就等于否定了孔子的教主资格，而他对孔子的认识败坏了孔子大道，给孔教以及中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致命后果。^[38]

近代学者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近代学者顾颉刚[gù xié gāng]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13]近代学者范文澜认为，刘歆完成的《七略》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39]

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学者汪受宽认为，刘歆是西汉今文学之异军，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40]

南宋官员、学者林栗认为刘歆编造了《左传》，说《左传》中“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36]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声称《春秋左氏传》《周礼》等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假经典，是为王莽篡汉制造历史根据的“伪学”。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等“疑古派”的学者也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刘歆借在宫廷整理皇家藏书之机，伪造了《左传》《周礼》《古文尚书》等。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根据《汉书·儒林传》及与此相关的大量史料，梳理出从汉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刘向出生到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歆、王莽死亡为止的经学史实，对这种看法进行了驳斥，认为刘歆不可能在短期内伪造诸多经书，并认为他制经本意不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