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

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 ），生于浙江绍兴，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3]

范文澜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2年起，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河南大学、北平大学等处执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和党组织失去联系。1927年回北大任教，从事经史子集的教学研究，^[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创办《风雨》周刊，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延安后历任延安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时期，受命编写中国历史。^[5]于1941年、1942年分别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两册（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6]1945年冬，完成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的近代史撰写，次年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出版，之后改题目为《中国近代史》（上册）。^[7][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3]整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范文澜创建了近代史研究所，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至第三编的撰著工作，同时领导了中国史学会的学术创作。^[9]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10]

范文澜早年醉心于国学研究，^[3]将传统学术方法——主要是晚清古文经学家法和现代史学观相结合，对正史及史官制度作了考察和评述。^[4]1940年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潜心研究中国历史。^[3]范文澜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史学和经学两方面。史学方面，范文澜是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其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11]经学方面，范文澜1941年发表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12]中第一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经学的历史。^[13]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11月15日，范文澜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城内府山北、锦麟桥南侧黄花弄的一个旧式书香家庭。范文澜小名麒麟，字云台、芸台、仲法。笔名武波、武破。其先辈世代读书，重视教育。范文澜5岁时进私塾学习《四书》等典籍，又由父亲亲自教授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并教写策论文章，准备应举。^[14][15]1905年清朝废科举，广兴学堂。范文澜于1907年春进入县高等小学堂学习，插班3年级。这段时间，他在原来背诵《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读《易经》、《书经》，为日后在国学领域深造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当时反清革命家秋瑾和徐锡麟在绍兴从事起义的准备活动，少年范文澜深受爱国思想的感染，为其后来走上“集学者与革命者于一身”的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16][17]

1909年（清宣统元年），范文澜考入上海浦东中学堂，插班进入二年级。学习一年后，转学到杭州的安定中学堂。中学毕业后，范文澜在叔父范寿铭的资助下，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转入人文科本科，在中文门（后改称国文门）学习。^[18][19]大学期间范文澜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其师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人的影响下，他在经史考证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20]彼时的范文澜，服膺yīng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21]除此之外，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范文澜还阅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22]

1917年6月毕业后，范文澜经叔父介绍，担任校长蔡元培的秘书。^[23]11月范文澜到河南卫辉叔父范寿铭处,与戴冠芳(1892-1966,浙江宁波人)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相敬相爱。^[24]自1917年毕业到1921年间，范文澜先后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到河南汲县省立中学教授古文历史，又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当统计员。他一方面为了生计在奔波,另一方面在思考和选择将来的人生道路。^[25]

1922年夏，范文澜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邀请，到南开中学任教国文。^[26]1924年任南开大学部教授。^[27]在南开大学优越的学术环境中，范文澜编授《文心雕龙》讲义（即《文心雕龙讲疏》），并于1925年刊印。此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学术界重视，范文澜也从此开始受到学界的注目。^[28]之后，范文澜在南开大学时编撰的《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也作为范文澜系列学术著作陆续正式出版，使其成为国学名家。^[29]

1925年6月5日，范文澜参加天津各界人民声援“五卅sà”惨案的示威游行，^[30]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1]1927年初，范文澜与李大钊在北京会面。此后，因他在课堂上常谈到共产主义，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5月，天津警察厅要派人逮捕范文澜，时任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范文澜。范文澜连夜离开天津到达北京。次日张伯苓告知前来抓捕的人员范文澜已经回浙江探亲，由于军阀势力到不了南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32]范文澜离津赴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因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范文澜遂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3][33]在北大的几年里，范文澜先后讲授过《诸子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等课程。同时还相继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史、古历术等。^[3][34]1932年任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翌年任该院院长。1934年以“共党嫌”被逮捕，经营救于次年获释。^[35][3]范文澜于1927年下半年到北京，1936年离开。在这9年里，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又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他将在北大所学和毕业后10年的积累作了全面的整理，相继完成了《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学术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评论等方面。其中《诸子略义》是他到北大执教后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主要评介诸子学说。^[36]1936年，范文澜任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授，主讲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经学和《文心雕龙》等课程，这标志着他的治学由原先的国学领域跨入了史学领域。^[37]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范文澜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嵇文甫、王阑西、姚雪垠共同创办《风雨》周刊，通过中共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指导抗日救亡运动。^[38]1938年秋，范文澜在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县竹沟镇正式参加新四军部队，负责领导战时教育工作团，从事抗战动员和统战工作，^[37]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八年抗战时期是范文澜学术和人生历程的关键时期，他由国学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37][39]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党中央任命其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40]不久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将编写中国历史的任务交付给他，要求范文澜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下主持编写一部十几万字的全新的中国历史，以此作为干部教育学习读本。^[5]得益于自身的革命基础以及在马列学院几个月的学习和工作，还有深入学习马列理论和党的文件等多重因素，范文澜已经完全具备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写作一部中国通史的能力。^[41]尽管环境艰苦，书籍资料不足，但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范文澜便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的撰写，年底时又写完了中册。^[42]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范文澜写完了56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43]这部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历史、教育，^[44]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专著，代表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观点，甚至被视为共产党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的文本标志，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45]

1943年党中央组织根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和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一号召，选拔人力分别编写四部著作，其中政治史交由范文澜负责。^[6]范文澜接受任务后，暂行搁置了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他原本打算将整个近代史分为上下两编，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其中“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但到1945年时，范文澜离开延安前往晋冀鲁豫边区，近代史编纂zuǎn至此中止。^[7][8]已经完成的部分（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于1946年由延安新华书店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出版，之后改题目为《中国近代史》[上册]^[注1]。^[46]

解放战争期间，范文澜先后任职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8]

新中国成立以后，借由《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两部巨著以及个人魅力，范文澜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领导人。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很高的地位。1950年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范文澜任副会长，负责史学会的实际领导工作。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5年）^[3]、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1959年）^[9]、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5年）、中共九届中央委员（1969年）。^[47]

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立，在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彼时因为近代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近百年历史只有少数几个人涉猎。在范文澜担任所长的20年时间内，近代史所由原有十几人发展到近百人，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9]

范文澜自居住的东厂1号胡同后，写作环境大大改善，图书资料也更加丰富。1951年范文澜决定从头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直到1965年，共历15个年头。按照1952年所订计划，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分四编，时间跨度从远古社会到明清（鸦片战争前）。1953年，出版修订本第一编；1957年，出版第二编，1965年底，出版第三编第一册和第二册，至此《中国通史简编》修订工作自远古至丘五代十国部分全部完成，四册共计110万字，篇幅为原版的三至四倍。^[48]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范文澜担任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范文澜在史学会的工作成果有三——第一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筹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第二件是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推动近代史的研究。第三件是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提倡严肃的学风。这三件事都曾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49]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幸免于难。但是这段时间历史研究遭遇阻遏，加上患病，范文澜开始疗养休息。1968年7月，毛泽东委托范文澜编写一部包括现代史的中国通史，范文澜接受后立即制订将《中国近代史》大规模重写，以及续写1919至194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彼时的范文澜体弱多病，他为能有更多的时间编写通史，不愿住院治病。^[50]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病情突然恶化，留下了尚未完成的通史遗稿，享年76岁。^[10]范文澜去世后，《中国通史》的第五、六、七、八、九、十册由蔡美彪等编撰完成。^[2]

1932年，范文澜在南开大学讲授的《文心雕龙》讲义脱稿，编纂为《文心雕龙讲疏》，这是其著作《文心雕龙注》的前身。《文心雕龙讲疏》最初在1925年10月由天津新懋mào印书局刊行，^[51]内容包括注释和讲解两部分。注释通过引据典籍，解释词义来源、典故出处；或对诸家说法、版本歧异作简要考证。全文重在训诂gǔ文字。讲解部分是对《文心雕龙》50篇原文逐篇讲评，论述各篇宗旨；同时对刘勰的文学观、美学观多作见解。^[52]1929年9月，北平文化学社以《文心雕龙注》为名出版了上册和中册，在1932年续出了下册。^[53]《文心雕龙注》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基础，删除了其中的讲解部分，增订了注释，使得训诂更加详细，考据更加明确。^[54]

范文澜在北大上学时受教于主讲《文心雕龙》的黄侃，深受其影响。加上他的学术思想还处在经学阶段，由此书中多引用黄侃、刘师培等人的话语和观点，其中也包括攻击今文学派的观点。^[55]除此之外，《文心雕龙注》的内容在各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校字妄改，征典不精，释义不详，录文繁冗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从深度和广度上将《文心雕龙》的研究向上推进了一个阶梯。^[51]南开大学校长张伯梦曾把《文心雕龙讲疏》送给当时在南开任教的梁启超，梁启超阅览后赞言：“微证详厥，考据精审，于训诘义理，皆多所发明。”^[56]此书集前人校注之大成，奠后人注书之基石，^[51][52]出版后便受到学术界的重视。^[56]其价值有三：一是广泛搜集了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评价，辩证得失谬误；二是阐明幽隐，抉发精微，引发新义；三是恰当分析问题，体现出朴素辩证的观点。^[57]《文心雕龙注》是20世纪中国学界重要的学术经典，被誉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51]

1933年10月，朴社出版了《群经概论》。此书的编纂基础是范文澜在京津各学校讲授的经学课程。^[59]

范文澜读书时经学方面受教于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人，早期的经学观点倾向古文经学。《群经概论》这本书由十三章组成，概论的内容是《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三经”。^[60]书中分别论述了经的起源、经籍的成书和定本、经的传授、经典注疏、今古文家法，以及历代经师注疏、考证所涉及的主要问题。^[61]《群经概论》把中国经学史分为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孔子开始，到唐代《九经正义》为止。由于在这一阶段中，两汉经学极盛，此阶段便称为汉学系。经学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代表类别是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第二阶段是从唐代韩愈时开始，一直到清代理学。由于两宋时经学繁盛，这一阶段被称为宋学系。代表人物有韩愈。第三阶段是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其中乾嘉时期是经学发展高峰，被称为新汉学系，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戴震、康有为等。^[62]

《群经概论》将清代以前学者的重要论述和清代以来考证学家的研究成果综合整理，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经学的知识，是范文澜全面论述经学的著作。^[63]此书继承了乾嘉朴学以来严谨治学和兼收并蓄的特点，^[61]对诸经问题博采众长，条分缕析，使读者明了诸经的概况、前人的研究成果及问题所在，^[59]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63]

1940年1月，范文澜抵达延安，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不久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他主持编写一部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指导的中国历史，以便干部和群众通读学习。^[5][64]范文澜面对简陋的写作环境，于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了上册（五代十国以前）的撰写，年底时又写完了中册。^[42]56万字的《中国通史简编》用时不到两年便编写完成。^[43]

《中国通史简编》分上、中、下三册。上册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成立——远古至秦》，第二编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到外族内侵——秦汉至南北朝》，第三编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到西洋资本主义的浸入——隋统一至清鸦片战争》，^[65]全书时间跨度从中国远古社会到五代十国。《中国通史简编》中册或下册，则主要论述了北宋至鸦片战争时期的历史。^[46]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共探讨了五个问题：一是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二是西周封建论，三是自秦汉起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原因，四是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五是历史上战争的分类。除此之外，书中还认为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历史的基本线索是阶级斗争。《中国通史简编》显示了范文澜对唯物史观的深入了解。^[66]

1941年5月，范文澜完成此书上册书稿。^[67]9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正式出版，次年12月出版中册，此后《中国通史简编》多次再版。^[68]1943年党中央组织委托范文澜编写近代政治史，^[6]范文澜接受任务后便暂时搁置了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的计划。^[7][46]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开始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订。此次修订，几乎是全部重写。1953年，范文澜完成第一编(春秋战国以前)；1957年6月，完成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4月，完成第三编(隋唐五代十国)，^[69]全书总计约110万字，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出版。范文澜本欲将通史写至1949年，但终因年迈体弱而未能如愿。^[21]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之后多次再版重印，总印量达数百万册。^[69]

《中国通史简编》是一部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系统整理叙述历史进程，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通史著作。^[64][66]它代表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观点。^[70]该书的宗旨是“从广泛史料中择其真实材料，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的中国通史”。^[71]1978年《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合辑）分十册陆续出版，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并称“五朵金花”。^[2]

1943年范文澜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负责近代政治史的编写。^[6]1945年，范文澜离开延安，近代史撰写至义和团运动后中止。1946年，已经完成撰写的文稿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由新华书店出版。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直至1969年范文澜逝世，《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内容都只到义和团运动。^[7]

《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共30万字，将1840-1901年的中国近代史分为八个专题^[注2]。^[73]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围绕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斗争关系，再现了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74][75]此书受到学界推重，出版后一再修订重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范之作。^[7]

范文澜在古史分期讨论中持“西周封建论”的学术观点。他在其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中将西周的国有土地当作“封建土地所有制”，认为：“周天子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作者的最高所有者。…… 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故而西周普遍存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而西周主要生产者的身份则是农奴，他们有属于自己的工具。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封建制的产生途径是阶级斗争，这种剥削形式的改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范文澜和翦伯赞是西周封建论的代表学者。^[80]

新中国成立前，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将1840-1900 年的近代历史分成八个专题，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甲午中日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运动。^[81]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开始，范文澜相继发表了《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多份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范文澜反对用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历史，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依据主要矛盾确立近代史阶段，将中国近代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而更加细化为十一个阶段。这四个时期分别是：第一时期是从1840年至1864年。这一时期中国封建政治和经济发生剧变，中国人民既反抗外国侵略，又同清政府进行斗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拉开序幕。第二时期是从1864年至1895年。这一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余波平息，清政府统治暂时得到稳定。洋务派虽然有所发展，但内部矛盾剧烈。清朝在对外战争上的接连失败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第三时期是从1895年至190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在这一时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面对内外巨大压力下，中国资本主义仍在发展，中国人民的爱国救亡运动不断爆发。第四时期是从1905年至1919 年。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方式发生变化，旧式革命向新式革命转变。中国资本主义缓慢发展。^[82]

范文澜划分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推进了唯物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83]

范文澜作为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他熟谙中国传统文化，早年醉心于国学研究，1940年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潜心研究中国历史。^[3]是中国现代史家中学术转变最显著者之一，^[4]从二十年代初从事学术著述到1939年去延安为第一阶段，1940年抵达延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二阶段，1949年以后为第三阶段。^[84]范文澜经历了由精研国学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道路。范文澜以历史研究为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从第二阶段开始的。他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延安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而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联系密切，也可以看作其中国通史撰述的一个组成部分。^[85]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丰碑。^[67]毛泽东称赞《中国通史简编》：“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86]这两部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开启了以唯物史观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67]缔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奠定了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3]1958年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先后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委托，在古籍整理和资料编纂等方面作出了贡献。^[87]

（1）1953年毛泽东委托范文澜、吴晗组织历史学家校点《资治通鉴》，由范文澜主持完成，书稿于1956年出版。^[88]（2）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涉及到厂矿选址的问题，彼时国内缺乏相关地质资料。范文澜在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建议下，被委托组织历史学者和地震学者，主持搜集历史文献上的地震记录，最后编写成了《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这本书既开创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合同协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先例，同时也为中国地震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89]（3）1956年毛泽东委托范文澜和吴晗组织标点前四史，范文澜与吴晗邀请有关专家集议，分工进行，并提出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建议。虽然此建议得到泽东的同意，但范文澜生前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在他逝世后，二十四史的校点经由中华书局组织完成。^[90]（4）1959年西藏平乱后，周恩来委托范文澜主持组织历史学家，编成了自古至今第一部西藏地方史料选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注3]，说明了西藏和祖国由来已久的历史关系。^[89]

经学史是范文澜深入探究的专门之学。他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继承乾嘉学者之风，二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偏重于从批判角度总结，三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更全面地评价。^[91]其有关经学史的论著包括《群经概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史讲演录》以及《中国通史简编》中对各个时期经学的论述。其在经学史上的成果贡献主要从两方面表现。一是首创性的总结，二是深层次的剖析。^[12]

1933年10月，《群经概论》由朴社出版。^[59]这本书把中国经学史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代《九经正义》。其中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其中两汉是极盛时代。第二部分是宋学系，从唐代韩愈到清代理学。其中包括韩愈、濂、洛、关、闽、陆、上，其中两宋是极盛时代。第三部分是新汉学系，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其中包括顾炎武、黄宗羲、戴震、康有为，其中乾嘉是极盛时代。^[92][93][62]书中的治学方法采用的是汉学家的考据路数。范文澜到延安后,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对经学进行了重新认识。^[94]

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曾发表于《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12]该书第一次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经学的历史，从经的产生，环环相扣，一直论述到五四运动。范文澜在绪论中对经的本质、经的产生和经学发展的规律性，都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予以阐发。此时的范文澜由撰写《群经概论》时的旧文人，转变为一个走在革命队伍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给范文澜的信中对其表达的观点给予了肯定，说“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13]

1963年，范文澜再为《红旗》等单位讲经学问题。后来，讲稿以《经学史讲演录》为题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经学讲演录》谈了四个问题：一是“经的开始”，指经学的初期发展阶段；二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这是经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从西汉后期开始，至唐朝结束；三是“宋学”，代表了经学的一个时代，但它并非专指宋代的经学——“宋学”自唐朝开始酝酿，直到明末，最盛时在宋朝；四是“明清的经学”，这是经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清代的经学可以称之为汉学”。这四个问题，基本上反映了范文澜对经学发展史的分期认识，点出了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这四段时期连起来，具有经学通史的性质。^[95]除此之外，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也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先秦至隋唐各个时期经学的状况。范文澜对经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在这些论著中，既有对封建阶级利用经学统治、愚弄人民作进一步的分析批判，又阐述经学在某一时期、某一方面起过的进步作用。^[9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范文澜虽然以主要精力编著中国通史，但同时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培养近代史人才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中国科学院建院，原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并院建所。彼时范文澜虽然已经确定了以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作为工作重点，但并没有建立历史研究所，而是建议成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全新且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缺乏研究人才，范文澜希望由此缩小工作范围，培养专门人才，以使近代史研究这个薄弱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建所之初，范文澜便邀请了一些当时知名的学者，如金毓黻、聂荣岐、王崇武、邵循正、黎澍、李新等来所工作。同时，范文澜将发展研究队伍、指导科研课题和奖掖后起之秀作为重要任务，亲自规划、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近代史研究所由十几人增加到近百人，培育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97][98]

范文澜是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与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并称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2]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范文澜同时在通史和近代史两大领域兼有卓越贡献，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作为开创性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历史，总计出版达数百万册，教育了几代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99][100][101]}

毛泽东主席评价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他（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102]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是范文澜同志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103]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其泰评价：“范文澜是一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的学术大师。”^[21]

历史学家戴逸评价：“他的著作，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学识贯通。他的文章很有特色，具有中国民族的气派，大家风范。”^[104]

历史学家蔡美彪评价：“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范文澜以其倡导的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建立了优良的学风，他一生无私奉献是后人学习的榜样。”^[105]

历史学家刘大年评价：“范老从延安起，主持历史研究工作长达30年。其中20年是领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106]

历史学家刘大年再评价：“就历史学领域讲，郭沫若同志、范文澜同志可以并称为我们的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他们都比较早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都精通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107]

著名学者韩儒林评价范文澜的为学态度：“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101]

故居世称锦麟桥范家台门，系范文澜诞生地和童年、少年时代生活处，位于绍兴市区府山北麓、锦麟桥南境，与大通学堂隔环山河相望的绍兴饭店内。故居系清代建筑，原为三进三开间平房，第一进门厅、第二进为其他范氏家人用房，第三进为范文澜一家居所，占地面积共890余平方米。1863年，太平军撤出绍兴后，范氏全宅被洋兵久占，器物被掠无遗，仅存四壁空屋，损失惨重。20世纪80年代，因龙山宾馆扩建，拆除第一进和第二进。2002年，绍兴市文物部门筹资修复了第二进。现为正屋进和东、西两侧厢房及门斗，占地面积216平方米。^[110]

故居坐南朝北，正屋三开间，穿斗式结构，前槽单步梁檐廊，明间开格子门三间槿，条板石台阶，方砖堤地，单檐硬山造，其中西次间为范文澜诞牛处，也是他童年、少年时代的卧室兼书房。正屋三间现辟为展室，明间恢复清白堂场景布置，正中额悬书法家沈定鹿所书“清白世家”隔。东、西次间为范文澜生平简史陈列室，分为“清白世家书香传人、莘莘学子负笈jí躬读、教书育人笔拼不辍、精思研究卓成大家”四部分，全面扼要地展示这位史学大师的一生。并陈列有范文澜生前用过的签制笔简、汉白王镇纸石，范文澜祖父范城的纪年体自传《质言》。2016年范文澜故居被评为第二批浙江省党史教育基地。^[110]

1893年，范文澜生于绍兴城内锦鳞桥范家台门。2013年11月15日，范文澜诞辰120周年，当日绍兴市举办了座谈会、讲座、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表达纪念。^[111]其中有一场纪念座谈会，以“追寻·传承·弘扬”为主题，邀请了范文澜的后代，及范文澜研究相关的知名学者、范文澜故居负责人、文澜中学校长等，众人围绕范文澜的学术贡献与品格修养，追忆和纪念了其光辉的一生。^[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