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

侯外庐(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2] ，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出生于山西平遥县西王智村的书宦世家，^[1]中国共产党员^[2]，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教育家，^[3]原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2]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五老”。^[5]

侯外庐于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后结识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他在1927年赴法国留学，^[1]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1930年回国后，侯外庐任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3]1932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由国际学社出版。^[1]抗战时期，侯外庐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1]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西北大学校长。^[1]1957年，侯外庐创建中国最早的思想史研究机构——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并长期领导开展研究工作。^[1]

20世纪50年代末，侯外庐与多位学者合著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标志着中国思想史研究进入成熟阶段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和《韧的追求》等。^[3]

1955年，侯外庐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评价他“为中国历史研究事业留下了丰厚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历史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7]

侯外庐于190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生于山西平遥县西王智村，1923年入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次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就读。^[3]1924年，其结识了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不久开始翻译《资本论》。^[1]次年，侯外庐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6]

1930年回国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并加入左翼教师联合会。^[6]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侯外庐出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师范大学教授。^[3]1932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由国际学社出版，并于1936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侯外庐还独自译出《资本论》第二、三卷，但译稿在托人送往延安途中毁于战火。^[1]九一八 ”事变后，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兼师范大学教授。^[3]

抗战时期，侯外庐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并参与创办临汾民族革命大学。^[1][3]1938年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并参与中苏文化协会及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工作。1946年在上海主编《文汇报》之《新思潮》周刊。1947年转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3]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陆续完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等论著，从而确立他在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权威性地位。^[6]1948年底，侯外庐与滞留香港的郭沫若等一批文化界名人乘邮轮进入东北解放区。^[1]1949年，侯外庐在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6]建国之初，侯外庐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西北大学校长，1954年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2]

20世纪50年代末，侯外庐与他人合著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出版，标志着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入成熟阶段。^[6]“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外庐遭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的迫害，身体致残，学术研究几乎中断。“四人帮”被粉碎后，侯外庐又著有《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纲》《宋明理学史》和自传《韧的追求》等著作。^[6]

1987年9月14日，侯外庐病逝于北京。^[2]

侯外庐先生开辟了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新思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解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发展史。侯外庐先生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宗旨与方法论时特别强调：“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侯外庐学派的基本思想宗旨，也是侯外庐学派最基本的特色。^[8]

侯外庐及其学术传人形成了经济、社会、文化、哲学思想的全方位综合性视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跟一般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运用了一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哲学思想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研究。尽管受到过去教条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但是侯外庐和他的团队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好学风。正如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一书中所总结的，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指导原则和研究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实事求是，从材料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研究”。^[8]

侯外庐学派形成了坚持民主启蒙、批判专制独裁的优秀传统。侯外庐及其学术团队着力发掘历代所谓“异端”思想家的学术思想，耙梳和整理出了与正宗思想传统截然不同的富有批判性与人民性的“异端思想”传统。在侯外庐以前，胡适等人编著的《中国先秦哲学史》虽然讲到民本，但对中国17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进行全面的概括与论述。侯外庐团队所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了相当全面的梳理，直到现在对学术研究还大有裨益。比如刘泽华先生，从侯外庐的民主启蒙思想中受到启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展开了深入系统的批判性研究。而我对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研究也直接接受了侯外庐先生的“明清思想启蒙”说。^[8]

侯外庐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和关心政治坚持民主理想的知识分子。陈寒鸣在《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一文中概括了侯外庐逝世后，其学术传人所做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开拓工作。该文说：“侯外庐逝世以后，其门人弟子承继着他的学术事业，在大体保持着侯外庐学派传统、风格的同时，又在学术上各有所成。张岂之主持完成了《中国儒学思想史》；陈谷嘉在湖湘学派研究上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祝瑞开贯通中国思想发展过程的系列著述；卢钟锋的《中国传统学术史》堪称别开生面的力作；黄宣民发掘泰州学派新史料，对颜钧作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并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崔大华既深入考研庄周之学，又完成了《儒学通论》；姜广辉在已有个人著作《颜李学派》、《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等的基础上，又领导着志同道合者进行着中国经学思想史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侯外庐学派至今仍在发展、仍保持着学术生命力的表现。^[8]

在史学领域，侯外庐提出外来“学术的中国化”“中国学术的世界性”等概念。1939年，他提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世界学术介绍，最早有唐代的佛学中国化”，认为它“在理论知识上达到中国化的程度，而且在实践上达到一个畸形的极端(如禅宗)”；佛学中国化成功“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并不低于德国的黑格尔思维创造力”。侯外庐已经注意到民族文化自信在外来学说中国化中的重要性。^[9]

侯外庐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密切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进行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侯外庐主张既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也要参照西方思想学术成果，才有可能科学地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侯外庐提出对思想家的研究必须做到“横通”与“纵通”相结合。所谓“横通”就是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历史时代其他思想家与流派的关系；所谓“纵通”是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以及该思想家在流变过程中的地位。这样才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一个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价值。 ^[2]

侯外庐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史学领域，就是“为了使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规律的理论中国化”。这要求中国学者在科学研究中“不为古人所役，亦不为欧美先进所役”。^[9]

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直接来源于他1928年至1938年期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和西方的希腊不同，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余绪，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这种状况后来演变为血缘的宗法制，它影响了中华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与西方希腊不同的特色。^[3]

侯外庐在长期的革命教育及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提倡实践精神与求实作风；提倡“韧的追求”；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并有所创新和前进；倡导教学和科研的统一。^[2]

侯外庐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了由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何兆武等五位青年学者组成的“诸青”学术团队，在文革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指导和培养了一个研究生团队（有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和吴光）。其弟子还包括众多学术人才和关心政治坚持民主理想的知识分子。例如邱汉生、田昌五、祝瑞开、黄宣民、卢钟锋、陈谷嘉、崔大华、姜广辉等学者。还有不少受到侯外庐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刘泽华、冯天瑜、萧箑父等。^[8]

1937年，侯外庐参与创办了临汾民族革命大学。^[3]

侯外庐先生的学术成果和地位,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概括起来,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参考资料^[10]

侯外庐创作的《宋明理学史》还表现出一些自身的特点：

参考资料^[10]

侯外庐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原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白寿彝 评）^[3][15]

侯外庐是当代大历史学家和大思想家，在中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他笔耕辍，著作无数，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均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继承他博大的胸怀、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屋建瓴的学识，从而推动中国历史学学科进一步繁荣发展。（2013年侯外庐110周年华诞学术纪念会与会者 联评）^[1]

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在他辉煌的一生中，贯穿着韧的追求和勤奋著述，为20世纪中国史学增添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中国社科报 评）^[16]

侯外庐为中国历史研究事业留下了丰厚而又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历史研究所的历史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建树、高尚纯正的道德情操和气度恢宏的大师风范，将永远彪炳史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评)^[7]

后来的研究者，纵然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看法，但都不能不重视他的研究成果，从他和他的合作者的大量著作中吸取养料。（中国历史学家胡绳 评）^[16][17]

21世纪20年代初，侯外庐从家乡进京赶考，被政法大学和师范大学同时录取。侯外庐决定，同时就读两校，在政法大学攻法律，在师范大学攻历史。学习期间，他最早接触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便是李大钊所写的文章。1924年，经早期共产党员高君宇介绍，侯外庐结识了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此后，侯外庐经常就对中国前途的认识、对各种理论的见解等问题登门向李大钊讨教，并借阅一些相关著作。直至晚年，他还清楚记得向李大钊借过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写的《唯物史观》（英译本）。^[5]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资本论》，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资本论》，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认识了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陈瀚笙。后来，侯外庐和几个朋友筹办刊物《下层》，但资金短缺，便向李大钊求援，李大钊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帮忙从邻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并嘱咐说：“这是李石曾太太的钱，你一定要还。”《下层》问世后，尽管很受读者欢迎，但由于刊物宣传的是进步思想，很快被军阀政府取缔。《下层》遭查禁后，侯外庐为还那笔借款，又去见李大钊，这是他和李大钊的最后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见面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后来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侯外庐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他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提出的翻译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谈话，用侯外庐晚年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5]

2023年，适逢侯外庐先生诞辰120周年，为深切缅怀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艰辛探索历程和“韧”的治学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北京大钊学社在京主办“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民族化”专题学术研讨会。^[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