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1999年4月29日），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曾用笔名雪痕、雪、沉思、姚东白等。中国共产党员，1910年出生于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1]原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4]全国第五^[5]、六^[6]、七届政协委员^[7]。

姚雪垠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从此开始了写作之路。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李自成》《长夜》等，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等。^[4]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既有小说所映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规约，又有小说艺术和历史叙事的独到之处。^[8]2019年，《李自成》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9]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10]

姚雪垠是集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思想家为一身的文坛大家，他的小说多写农民在战乱中的变化和反抗斗争，语言朴素自然，采用北方农村口语，为实践文艺大众化做出了贡献。^[10]他的代表作《李自成》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基础，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地位提升到应有的时代地位，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11]《李自成》第一卷获日本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第二卷于获首届“茅盾文学奖”。^[3]1984年姚雪垠赴马赛和巴黎访问，被授予“马赛市纪念勋章”。^[3]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县西乡姚营寨的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其父姚薰男，其母张氏，家中还有两位兄长：姚冠杰、姚冠洛，姚雪垠排行老三，故起名为姚冠三。^[1]据说刚出生时，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将其溺亡，幸为曾祖母所救。9岁时随父母为躲避土匪，而到邓县城内居住。在邓县时，姚雪垠先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闲暇时爱听艺人说的《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由此激发了他的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3]

1924年，鸿文高等小学毕业的姚雪垠到信阳一家教会中学插班初中二年级，当年秋天，第二次自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在回乡途中，姚雪垠与他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抓。1925年，绑架姚雪垠兄弟的土匪被军阀打败，其土匪义父派人将其送回了邓县。^[12]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了姚雪垠后来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也对以后写《李自成》有很大影响。^[2]

此后四年多，姚雪垠基本上失学在家。中间姚雪垠曾有一段不长的时间到樊钟秀的部队当兵。1929年，姚雪垠离开家庭，来到河南开封寻找出路。后在同乡同学的帮助下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2]同年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10]

1931年，姚雪垠因参与共产主义运动而被捕，但不久就被释放，但到暑假依然因此被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前往北平。后因贫病交加，生活所迫，靠投稿谋生，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从1931年到抗战爆发，这期间姚雪垠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报刊上发表了《野祭》《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3]1934年夏天，姚雪垠因生病回到家乡，开始搜集记录故乡的口语，并“按编辞典的方法把搜集的语汇编写在笔记本上，题名为《南阳语汇》。”^[1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姚雪垠由北平回到开封，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五月的鲜花》，在开封与王阑西等人创办抗日刊物《风雨》周刊并任主编，发表小说《碉diāo堡风波》和各类文章20余篇。^[13]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14]

1938年，姚雪垠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在《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差半车麦秸》是姚雪垠早期的代表作，写于1938年4月，同年5月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作家在描写王哑巴这个人物的同时在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厚重的历史内涵和巨大的感召力，被茅盾称为“正是负着这时代的阿托拉斯型的人民的雄姿。”^[15]作品以鲜活的群众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成功的人物性格塑造，在当时即引起读者和文艺界的瞩目。国外文艺刊物亦予以翻译介绍。^[16]1939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差半车麦秸》和《红灯笼的故事》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受到茅盾、郭沫若等人的高度评价。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3]

1941年，姚雪垠在大别山主编文艺刊物《中原文化》。1942年赴重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兼任理论研究部副部长，同年，在《新华日报》副刊发表《需要批评》，在《文艺先锋》发表中篇小说《重逢》。《需要批评》一文受到周恩来同志赞扬。^[17]1945年到四川三台，任内迁的东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8]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14]《长夜》是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10]《长夜》译为法文后，引起法国读者关注，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3]

抗战胜利后，姚雪垠来到上海，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1949年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代理文学院长。^[18]

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学任教，但经过反复纠结之后决定离开教书岗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51年姚雪垠回到河南文联参加专业创作，^[18]1953年调到武汉作协，1957年发表《创作问题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要广开言路》等文章，1958年秋天，姚雪垠被划为“极右派”分子，下放监督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开始偷偷创作他的代表作历史小说《李自成》。^[19]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完稿，出版后深得好评，在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20]

文化大革命时期，姚雪垠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得以继续第二卷的写作。1974年姚雪垠向茅盾讨教《李自成》相关创作文体，1977年，《李自成》第二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受广大读者欢迎。^[21]于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20]

1978年，姚雪垠当选湖北省文联主席^[21]以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5]，同年发表《<李自成>创作余墨》及《李自成》第三卷相关单元等文。^[22]1979年，湖北省委为其恢复名誉，并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并在邓小平同志关怀下，全家移居北京。1981年，《李自成》第三卷出版，构思并开始创作《李自成》第五卷，发表长篇史学论文《评<甲申三百年祭>》；同年，被聘为河南师范大学顾问、郑州大学名誉教授；^[23]1982年12月，在古稀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4]

1983年，姚雪垠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6]1984年，《长夜》被译为法文并出版，引起法国读者关注。^[3]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协湖北分会名誉主席；被选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武汉分会副理事长。^[25]

1987年，姚雪垠出席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五次会议并作发言，出版《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一书，开始撰写回忆性长文《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26]1988年，完成《李自成》第四卷最后一个单元，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7]，全国文联第五次文代会被湖北代表团推举为团长。^[27]1989年3月23日，姚雪垠在自己的生活仍十分清贫的情况下，将应归还自己的祖业房产款捐给邓州市教育局，设立“姚雪垠作文奖”。^[28]

1996年，姚雪垠调到中国作家协会，成为驻会作家；^[29]1997年，2月在家中中风，出院时右半身轻微瘫痪，右手不能写字，自此封笔。^[29]1998年，在助手帮助下整理《李自成》第四、第五卷已完成的稿件，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30]

1999年4月29日，姚雪垠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31]

父母：父亲姚薰南，原是河南邓县一个破落地主，母亲也是当地大户出身。^[1]

兄长：大哥姚冠杰；二哥姚冠洛。^[32]

岳父：王庚先，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33]

配偶：王梅彩^[33]

女儿：姚海燕，1932年出生在河南开封，曾任河南洛阳涧西医院任政工干部。^[33]

长子：姚海云，1936年出生在河南邓县，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3]

次子：姚海星，1938年出生在河南邓县，曾在开封石油管道局中原输气站工作。^[33]

三子：姚海天，1941年出生，曾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自然科学编辑室工作，并担任《姚雪垠书系》主编和责编。^[33]

《李自成》

《李自成》讲述李自成率起义军转战各地，受到明朝总督洪承畴的围剿，在潼关南原突围到商洛山中重整旗鼓，制止了石门谷哗变，粉碎了官军围剿。李自成要求与张献忠联合未果，张反欲火并李自成。为保存实力，李自成分兵潜伏于郧阳山中积极经营；冬天，乘中原官兵空虚，疾驰河南，饥民从之如流，又拜宋献策为军师，收杞县举人李岩，随即破洛阳，杀福王，声势大振。起义军领袖罗如才亦离开张献忠与李自成合营，奉李为盟主。他们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三次进攻开封；战绩辉煌，但也暴露不少弱点，孕育了最终失败的因素。作品细腻地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成功地刻画了李自成、张献忠、崇祯等一系列人物形象。^[35]

文艺大众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文艺为战争服务及文艺大众化成为了战时文艺的创作口号，作家们用通俗易懂，符合战时需要的大众化作品来表达他们的恐惧与对战争的愤懑，姚雪垠也是其中的作家之一，在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和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两部作品中，大众语的运用也是其大众文艺作品的标志之一，语言的通俗易懂是大众化文艺最直接的体现方式之一。这两部小说率先冲破了中国新文学中语言日益欧化的倾向，是“大众语”讨论的成功实践。在姚雪垠先生看来：真正的文学语言的美应该是自然的、朴素的、切实的，而不是离开活的口语以故意求美的。既然写的是底层人民的生活，那就得运用底层人民的语言，讲究朴素自然，所以在两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就是具有河南地方特色的河南方言。^[36]

“强人”文学

姚雪垠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以及姚雪垠的代表作之一的《长夜》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长夜》这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37]

悲剧艺术

学者严家炎认为：“《李自成》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传统悲剧观念的突破，把悲剧人物的性格更深一层地推进。另一重要成就，是保持了全书结构艺术的很高美学水准。”^[38]姚雪垠的《李自成》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郝摇旗、李信、袁时中、慧梅、洪承畴、杨嗣昌等一系列性格或遭遇都相当复杂的典型形象──其中有许多是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构成明末社会复杂的背景，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悲壮或悲凉的历史气氛。^[39]

姚雪垠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推崇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姚雪垠认为文学是想象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完全在于作家的能力这些文学观念是浅薄的，在作家的天才和世界观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家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几乎比需要天才还要重要。“处在我们这样矛盾冲突尖锐化极了的时代，一切现象都在动乱状态中存在、消灭，想认识现实，把握现实，非有科学的工具——正确的宇宙观不可。同是一个事象，由于作家宇宙观的有无或不同，有的仅看见表面，有的直看透了全体。没有宇宙观或宇宙观错误的人，虽然面对现实，也是直视无睹；纵令经验了许多事情，仍旧看不见事情的本来面目。”^[40]

姚雪垠反对文学是情感的产物，在作家的理智和情感的关系上，他认为作家的理智和情感是矛盾而又统一的，“作家在选取题材，处理题材，以及完成他的写作过程中，他的情感固然起重要作用，而理智所起的作用更要重要。”^[41]强调科学的思想武装，“如果想避免无意中把有毒的、庸俗的，甚至卑下的情感传染给人，作家也必须使自己用科学的思想（理智）来支配情感，洗炼情感。”^[41]

姚雪垠坚决反对作家脱离现实生活，认为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作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凭着想象，凭着热情，凭着技巧与天才，所写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浮面的、空洞的，甚至是歪曲。在姚雪垠看来，那些终年关在屋子里的作家，就不会对宇宙的变化发生敏感，同样也不能对现实世界有深刻认识。而只有生活得深、观察得深，才能够思想得深。“所谓作家的敏感和作家的思想深度是不可分的，而这二者又和生活的宽度和深度成正比例。”^[42]

在姚雪垠看来，忠实于现实，故忠实于真理；深入于现实，故不能不有真恨、真爱、真的感情，不能不有所拥护、有所抗议，拥护那合乎真理的，而抗议那违反真理的。在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家的世界观，作家的倾向，自然是不能够轻视的。但是，“单只有正确的世界观，好的倾向，没有深入现实的生活，你可以写口号文学、宣传文学、公式主义的作品，然而你写不出来真正的艺术作品。反过来看，只要你曾经在现实中深刻地生活过，透彻地认识过，你写出来的作品自然会内容深刻、丰富，具备着好的倾向。”因此，姚雪垠提出主观倾向应服从客观生活，我们首先重视生活，其次才重视倾向。^[42]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姚雪垠认为作品的成功与否，内容深刻是主要的，艺术技巧则是次要的。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内容愈深刻的作品，愈能够感动人，愈能够引起广大的共鸣，愈能够抓住多数人的灵魂，愈能够引导人们恨所当恨的、爱所当爱的，愈能够使人们接近真理。一句话，能深刻方能感人，能感人方能影响人。^[42]

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上，姚雪垠强调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反对离开现实单纯强调理想，认为“虚构应该扎根于历史的深厚土壤，而不是扎根于脱离历史的空想。”^[43]在这个基础上，姚雪垠提出了“深入”与“跳出”的文学理论，认为“写历史小说毕竟不等于历史。先研究历史，做到处处心中有数，然后去组织小说细节，烘托人物，表现主题思想。这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也就是既要深入历史，也要跳出历史。深入与跳出是辩证的，而基础是在深入。”^[44]

在艺术感染力与文学的娱乐作用的关系上，姚雪垠严格地甄别了有些无聊的有趣和艺术感染力的不同。姚雪垠虽然赞同小说应该有趣味，能够吸引人；但他不用“趣味”一词，而是用“艺术魅力”一词。^[45]而姚雪垠之所以用“艺术魅力”一词而不用“趣味”一词，是因为“趣味”毕竟反映的是人的主观嗜好。姚雪垠认为真正的艺术不靠色情，不靠离奇古怪的情节。有些无聊的有趣，也有人入迷，但不能打动人心。而艺术感染力是能打动人心，使人感动。^[46]

姚雪垠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为了纠正中国当代文学在人物刻画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不感人的倾向，姚雪垠总结了《红楼梦》的创作经验，认为“曹雪芹如果考虑的不是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而是考虑如何写出同一阶级的共性，便写不出那么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47]姚雪垠要求《红楼梦》研究要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竭力避免将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感情、思想觉悟强加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人物身上，“彻底摆脱从政治出发给学术研究所定的调子或框框，也摆脱从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出发，对《红楼梦》做些不实事求是的比拟或解释。”尤其反对迷信权威人物的结论。^[48]姚雪垠还批评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新迷信，一是认为“从美学上（或艺术上）分析《红楼梦》的成败得失就不能算是学问”；二是将《红楼梦》看成十全十美，无法逾越的里程碑。^[49]

姚雪垠在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思想解放的基础上致力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姚雪垠提出了《红楼梦》研究今后努力的两大方向：一是除对曹雪芹的身世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脂批问题等等，继续进行发现和深入研究之外，“最好能分出相当力量从事这部伟大作品的艺术研究”；二是古为今用，即将研究与创作挂钩，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和研究提高中国文艺理论水平、文学史研究水平，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这就是既要全面地分析和研究《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要分析它的不足之处，总结和“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指导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48]姚雪垠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通过对《红楼梦》的研究，总结和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这些规律既指出了历史经验，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启发和指导作用。^[46]

姚雪垠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追求真理为目的，尖锐批判了文学想象万能论，认为作家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比需要天才更加重要；他反对“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认为作家的理智与情感是茅盾又统一的，强调作者要以科学的思想来武装情感；他反对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强调作品要忠于现实、深入现实。强调作品的现实性、内容的深刻性以及作品应具有的真挚情感和艺术魅力。^[46]

姚雪垠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深入，在于茅盾的通信中批判了文艺批评不谈艺术的不良倾向，批评了文学创作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的现象，指出：“一部长篇小说应该给读者积极的思想教育，也应该给读者丰富健康的美学享受。忽略了后者，小说就不能感人深刻，更不能使读者多看不厌。”他努力推动茅盾的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反对简单化的文学批评。1983年，姚雪垠还挖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简单化这种偏向产生的历史根源，认为“解放区的文学也不是完美无缺。今天回想起来，从苏区到解放区，文学直接参加战斗，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政治要求强调过多，对艺术强调不够，则是一种偏向。这个偏向一直带到解放后，成为一种指导思想，谈文艺光谈政治，不谈艺术，不谈美学。”^[46]

姚雪垠还积极推动了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他总结了《红楼梦》的创作经验，认为“曹雪芹如果考虑的不是写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而是考虑如何写出同一阶级的共性，便写不出那么多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他要求《红楼梦》研究要聚焦《红楼梦》本身，而非将现代人的政治情感强加于曹雪芹及书中人物身上，反对迷信权威人物的言论，反对相关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强调通过相关研究总结、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46]

姚雪垠还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入。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只论述“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另一种是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故称作“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这种“大文学史”，“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还有民国初年和“五四”以后的章回体小说家，也应该将其中较有成就的在新文学史中加以论述。”他还提出了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两个原则，一是要从具体作品出发，实事求是；二是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脚点，放眼各个流派。^[46]

姚雪垠是集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思想家为一身的文坛大家，抗战期间，姚雪垠率先用中原地区流行的精炼而生动的日常口语，写出了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较高水平的小说《差半车麦秸》，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率先使用了“大众语”的语言形式，曾被誉称为“抗战杰作”；而稍后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以及《长夜》的语言中又多了一些诗性特质——诗的韵律与诗的节奏。这是姚雪垠在“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探索与追求中迈出的重要一步，率先把目光投向了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工作。他的这些作品同样具有开发性创造性的价值与意义，并被译为多种外文广泛流传。^[10]其中《长夜》译为法文后，引起法国读者关注，姚雪垠也因此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3]姚雪垠的代表作《李自成》更是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基础，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地位提升到应有的时代地位，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11]《李自成》第一卷在译成日文后，荣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21]

茅盾先生曾称其为“文坛飞将”。^[11]说他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51]

严家炎在《新体白话的起源、特征及其评价》中评论姚雪垠：“姚雪垠则由于他在学习南阳大众语的同时又刻苦钻研、吸取古典文学语言的精华,创作上更是攀登一个高峰。”^[52]

夏衍看过《李自成》第一卷后说：“《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画出了一个灿烂的历史画卷。^[53]

朱光满评价《李自成》：“《红楼梦》以来，还少见这样好的历史小说。”^[54]

姚雪垠去世后，他的故乡，河南邓州在花洲书院为其设立纪念碑，建姚雪垠文学馆。如今的姚雪垠文学馆前门匾额“姚雪垠文学馆”为当代文学家周而复亲笔书写。正房匾额“文坛飞将”为当代文学巨匠茅盾书写。楹联为当代书法家张志和撰书：“瑞雪无垠，得晴日自成气象；姚黄有约，与桃李共沐春风”。西厢房楹联为著名作家魏巍撰书：“名满千载传后世，文星百代照南阳”。东厢房楹联为当代文豪、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撰书：“笔底风雷传闯史，胸中浩气贯嵩云。”^[28]

根据姚雪垠先生生前夙愿，为鼓励和推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特捐赠姚雪垠先生的著作稿酬50万元人民币作为“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励基金”而设立“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管理并主办，4年评一次。其评奖宗旨是：力求以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为基准，要求获奖作品必须具备深刻的思想性、严肃的历史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奖励对象为经国内正式出版社出版、描写辛亥革命以前历史风云的长篇历史小说。^[55]

百日“贼娃”

姚雪垠1924年小学毕业后，到信阳上中学。那年冬天，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不得不提前放假。在回乡途中，姚雪垠与他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一个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不久英俊伶俐的姚雪垠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窝里的这段特别生活持续了100多天，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了姚雪垠后来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28]

笔名由来

考上河南大学之前的姚雪垠对人生非常悲观，他从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中，选出“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句，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浮生”。后来，又特别喜欢北宋诗人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遂取这首诗的诗境，将笔名定为“雪痕”。他的父亲看见后说：“你这个笔名中，有一个字不吉利，要将'痕’字换成'垠'字才好。以后改用。‘雪垠’作笔名吧！”姚雪垠的名字由此而来。^[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