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

杨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1]自号肥翁，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2][3]三十八年进士，历任杭州府教授、户部、备副使，^[1]同时也是诗人、政治家、军事家。^[4]

杨嗣昌在明朝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考中进士后，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和兵备副使等职位。崇祯五年（公元1625年），他被任命为右金都御史兼巡抚永平（即今天的河北卢龙）和山海关一带的地方事务。七年（公元1627年），他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负责总督宣府、大同和山西的军务。他多次向朝廷提出边境事务的建议，并受到崇祯帝的赏识。十年（公元1637年）初，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他主张与清朝主动和解，同时坚决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军，提议增加兵力和增征军费，还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以剿灭敌人。十一年（公元1638年）六月，他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负责兵部事务。次年，他奉命督师湖广，调集各路明军追剿张献忠和罗汝才领导的农民军。十三年（公元1640年）春，他指挥左良玉等将领，在玛瑙山等地击败了张献忠。他还被授予太子少保的荣衔。^[5]十四年（公元1641年）三月，他在追击张献忠军队的过程中遭遇了失败，最终病笃不食而死。^[1][5]

杨嗣昌自幼学习各种知识，著有《杨嗣昌集》《薛文清公年谱》《武凌竞渡略》等作品，^[6]同时他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崇祯皇帝朱由检曾赞扬他调度周密、赏罚严明，但也有人对杨嗣昌持批评态度，对他进行攻击和诽谤，导致一些人对他贬低态度。^[3][7]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在湖广武陵出生，三代单传独子。^[8][2][3]杨嗣昌从小在家里读书，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但他的祖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只中过副榜，没有获得功名。父亲杨鹤于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三十二年中进士，杨鹤被任命为南知县，后被调到长安，16岁的杨嗣昌随着祖父和父亲一起前往，潜心学习，埋头科举。^[9]

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中举人，四年后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在殿试中进士 。^[10]杨嗣昌先后被任命为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明朝末年，边塞战事不断，军民伤亡者、溃逃者众多，大量土地荒芜。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军事形势紧张，对于军费和军粮的需求迫切，杨嗣昌针对当前朝廷辽饷匮乏、无力讨伐后金政权的情况，提出一系列以“守”为主的御边策略与措施，同时著有《地官集》二十卷。^[3][10]

天启初，太监魏忠贤专政，结党营私，杨嗣昌和其父杨鹤不愿依附阉党，因而受到排挤，为了免遭迫害，父子俩先后以身体不适，回家养病为由，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辞官归田。^[11][12]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任命为河南汝州副使，后晋升为右参政使。^[10][13]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杨嗣昌被调派到山海关进行军备整顿，其父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最终崇祯帝免了杨鹤死罪，改戍江西袁州。^[3][13]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夏天，杨嗣昌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并被派往永平和山海关等地担任巡抚，因反驳姚思孝与与东林党人之间产生了裂痕。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杨嗣昌被授职兵部右侍郎兼右佥qiān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事事务。这时中原发生饥荒，到处都发生暴乱。杨嗣昌请求开采金银铜锡矿，以解散这些流民暴徒。杨嗣昌根据辽东兵饷匮三的情况，提出“定饷”“定兵”“定官”的解决办法，稳定守辽将士的军心，缓和军情，得到崇祯帝的重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其父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辞官去官回乡守制，半年后其母病逝。^[3][13][14]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秋季，明朝兵部尚书张凤翼去世，皇帝寻找继任者时，考虑到宫廷内无合适人选，便决定提拔杨嗣昌。杨嗣昌三次上书辞谢，但都未被允许。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受到召见。皇帝与其交谈后，对杨嗣昌非常信任和喜爱，但因守制时间不到两年，杨嗣昌入（东）阁引起朝中士大夫的不满，弹劾之声比比皆是，指责杨嗣昌“忘亲”。张凤翼在世时较为迟缓，对军事事务没有明确规划。而杨嗣昌则以锐意振兴军事，皇帝更加认为其有才干。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战略，通过分剿和协剿的方式，组织军队平定叛乱，保护边疆。他还提出了增兵和增饷的方案，通过调动军队和提供足够的物资，来支持军队的作战。杨嗣昌还逮捕和惩罚了失职的军官，以维护军纪。杨嗣昌试图让熊文灿成为主抚议，但遭到了朝廷的反对。但是杨嗣昌也平定了一些地区的叛乱。^[13][10]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杨嗣昌在朝廷上陈述了洪承畴和熊文灿的功过，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同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继续掌握兵部事务。^[13]因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他针对当时的时局，同年三月、四月先后上书 《大马十年遇主疏》《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提出了摆脱内忧外患的三大方针：攘外必先安内、足食然后足兵、保民方能荡寇。^[3][15]同时在战略部署上，杨嗣昌提出了 “四正六隅十面网”之说，^[注1]然而，杨嗣昌的军事决策和策略遭到了批评，尤其是在对待流贼和互市政策方面。他的失误导致了吴阿衡的失败和南京御史成勇的谴责。最终，杨嗣昌被贬职，戴罪视事。^[13][3][15]

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辽东方面收到来自清军的压力不断增加，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此举遭到其他官员的反对，朝廷大臣们纷纷弹劾杨嗣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消灭起义军。崇祯帝维护杨嗣昌，但尽管摆脱弹劾，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未对和谈表示明确支持，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3][16]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太宗皇太极看到议和之事一直没有动静，便派兵大举入塞劫掠，史称戊寅之变。^[3]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清军进攻山东。朝廷内部对于是战还是和有不同意见。杨嗣昌为了贯彻“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坚持主张与清朝和谈。^[16]杨嗣昌因错估形势，导致济南等山东十八城皆被清军攻破，明朝损失惨痛。^[3]

戊寅之变使局势急转直下，杨嗣昌的“安内方可外”的主张失败，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杨嗣昌请缨督师，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督师平寇。杨嗣昌在十月一日抵达湖广襄阳行营，随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17]

在围剿张献忠时杨嗣昌就已经身患肺病，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抱病追击张献忠的途中，得知洛阳、襄阳相继失守后，忧恐交迫，病笃不食而死。杨嗣昌去世后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并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以辅臣之礼葬于龙阳县，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后来其子孙移葬其于桃源县金厂溪月宏山下。^[12][15]

杨嗣昌对明朝的规划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内政安定，其次是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和兵力，最后是保护民众以应对外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实施这些规划，其中他提出“四正六舆十面张网”的巢捕计划，这个战略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杨嗣昌上书皇帝，要求正式执行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以期在三个月内消灭贼寇。尽管这个计划没有如期奏效，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它展现出了威力：张献忠等部队纷纷归降，李自成等部队或降或散，只有李自成本人逃脱。农民军的势力也逐渐平息。杨嗣昌通过改进制度、管理军队、筹备军饷、整顿军备等一系列措施，提高了明朝军队的作战能力，使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军事压力。^[15][18]

杨嗣昌在明末时期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是针对清军两次南下抢掠和内地的“流寇”扰乱的现实问题。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他明确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将当前的形势比作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边防重镇是肩臂，中原地区是腹心。他认为外患固然重要，但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会对腹心地区造成流毒。他强调了“必安内方可攘外”的重要性，这并不是轻视攘外，而是因为攘外的紧迫性，“不得不先安内”。这一主张改变了明朝过去“重外轻内”的军事方针，将主要兵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19]

杨嗣昌在战略部署上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概念。他将陕西、河南、湖广和凤阳作为四个主要地区，派遣巡抚负责剿灭农民起义军，同时进行防御。他还将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和四川作为六个边境地区，派遣巡抚阻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的辖区，必要时也协助剿灭。这样形成了一个十面的防线。陕西三边总督负责指挥西北边境军队，中原地区的五个省则由军务总理统领，作为主力部队。这种部署的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应对农民军的流动性，并迫使他们与官军进行决战，而官军则能以优势兵力进行打击。这种部署考虑到了农民军的特点，即他们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因此采取了分割和控制的策略，以削弱农民军的力量。^[20]

杨嗣昌在将领的任命方面重视实际能力。他认为这关系到中原地区的治乱问题，所以应该优先考虑实际才能。在人选上，他认为应天、凤阳、江西、湖广、山东、山西、陕西、延绥和四川都有合适的巡抚，他们都有能力对付起义军，因此不需要再更换人选。总督和总理是十面张网的关键，经验丰富的洪承畴是总督的合适人选，而河南巡抚王家桢zhēn没有才识，应该另选人。于是，杨嗣昌推荐了平定海盗有功的两广总督熊文灿，认为他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21]

杨嗣昌认为实施“十面张网”的策略，需要增加兵力和军饷。他指出虽然起义军号称数万人，但真正能与官兵对抗的只有少数，因此杀贼的兵力并不需要数十万之多。他提出增加十二万兵力，具体分配如下：凤泗祖陵和承天租赁官兵各五千人，坚守不动；总督军门官兵三万人，总理军门官兵三万人，专门追剿农民军；凤阳和陕西两巡抚官兵各一万人，湖广和河南两巡抚官兵各一万五千人，负责分剿和防守。随着兵力的增加，军饷也相应增多，总计需要二百八十万八千两。然而朝廷的户部已无军饷可用。杨嗣昌提出解决方案，包括增加粮食供应和通过征收赋税增加财政收入。崇祯皇帝朱由检了解到这是一种困扰百姓的做法，尽管有大臣反对，但为了平定起义军，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四月下诏，暂时加重百姓负担，解决当前的危机。^[21]

杨嗣昌上疏请求整治一批以前有过失的将领，如总兵王忠因“称病不进”被逮治;原任宣府总兵张全昌按辱国之罪押解进京;总兵左良玉以纵兵肆毒一罪落职，戴罪自赎等等，为明军服从朝廷命令减少障碍。^[21]

崇祯皇帝朱由检亲书手谕给杨嗣昌：“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矣!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备尝,而须发尽白,深轸zhěn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3]

《绥寇纪略》卷七《开县败》：“生平本不识用兵,竭其私智,专以揣摩迎合。”^[22]

清代诗人王士祯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中提到:“闻之山长教授岱云，其父客严首升、周圣楷辈，为武陵所抑，遂腾谤书。”意思是说，杨嗣昌之父杨鹤生前很器重严首升和周圣楷这两个门人。但是杨鹤死后，杨嗣昌不再重用此二人，仕途不顺，故怀恨在心，歪曲杨嗣昌夺情起复一事，还对其进行攻击和毁谤，使得不少不明真相者上当受骗，进而贬低杨嗣昌。^[7]

据《明史》本传记载，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有口辨”。^[23]

朱由检批示：“目今叛寇猖獗jué，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其敕印等项，速与办给。”^[17]

黄道周即骂他“天下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瑕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24]

杨嗣昌一生著作较多，据清初以来各种《武陵县志》和《常德府志》《湖南通志》《四库书目》《续说郭》等文献记载，杨嗣昌生前所刻著作就有《武陵竞渡略》《地官集》《文弱全集》《薛文清年谱》《常德编纪》《督师纪事》《杨文弱文集》《诗》《野客青鞋集》《抚关奏议》《宜云奏议》《中枢奏议》《乐饥园诗集》等十多种。但是由于战乱和当时嫉恨者的人为毁损，至今所能看到的原本已经没有了。现在内容完整的只有《武陵竞渡略》一种，保存在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当中，^[25][23]其著作为政治 、军事、文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26]

杨嗣昌是明末以来有争议的人物。人们对明朝政府在面对清军入侵和农民起义时采取的主抚或主战策略有不同的意见。在杨嗣昌去世后朝廷有许多大臣认为他是误国奸臣，对他持攻击态度。但近年来，许多人通过对杨嗣昌研究，肯定了其的行为。^[27][28][29]

杨嗣昌去世后，朝廷的大臣们得知了襄阳沦陷，并纷纷上书陈述自己的观点。崇祯皇帝传谕廷臣称：“臣二载辛劳，一朝毕命，然功不掩过，其议罪以闻。”然而，朝中的东林党坚持要崇祯皇帝根据“失陷城寨律”将杨嗣昌定为罪犯并将他戮尸。崇祯皇帝于是讲述了杨嗣昌托梦辩冤的事情，并传旨说：“故辅嗣昌奉命督剿，无城守专责，乃诈城夜袭之檄，严伤再三，地方若罔闻知。及违制陷城，专罪督辅，非通论。且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cuì殒身，勤劳难泯。”不顾东林党的反对，崇祯皇帝宣布昭雪杨嗣昌的罪行，举行了祭祀仪式，并将他的遗体归葬于武陵。南明弘光朝时期，东林党大儒刘宗周再次诋毁杨嗣昌，并要求“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以谢九庙之灵”。^[29]

杨嗣昌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意味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他愿意对满清贵族做出让步。但这一主张未能达到时人的认可，有崇祯皇帝朱由检赞同他的主张。^[27]朱由检曾亲自给他写信，赞扬他调度周密、赏罚严明，对平定叛乱和安抚民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

应国斌在《芷兰春秋：沅yuán澧lǐ流域古文化研究》中认为人们对明朝政府在面对清军入侵和农民起义时采取的主抚或主战策略有不同的意见，无法确定哪种策略更为正确。崇祯皇帝朱由检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自杀，留下了一封遗书，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遗书表示：“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自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封遗书引发了社会上对崇祯的同情，批评他的大臣们不忠。这封遗书以及相关的传闻影响了人们对杨嗣昌的评价。崇祯在位期间更换了50位宰辅，而杨嗣昌作为他信任和重用长达5年的大臣，也难免受到责难。应国斌认为朱由检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如果杨嗣昌在临死前认定明朝必亡并追究亡国的责任，他也不一定会承认自己是亡国之臣。他们两人都处在乱世之中，无力扭转局势，但都是乱世中崭露头角的人物，也同样是乱世的悲剧人物，并肯定了其的行为。^[30]

杨嗣昌墓位于沅江县西北杨阁老乡月形山。明崇祯时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因被张献忠、李自成战败而死。^[31]张献忠撤离常德后，杨嗣昌的子孙只找到了他的下半截尸骨，并将尸骨迁葬到了桃源县金厂溪，即今沙坪镇红花村七星组杨阁湾。他的后人当时没有找到的杨嗣昌的头与上半身，散落在赤山岛山间，后被当地老百姓发现。^[32]赤山乡绅为他重新置棺，葬回原墓穴。运葬龙阳县月形山 (今属沅江县)，其地遂称杨阁老。墓朝南，高3.5米直径4.5米，墓前有其第七代孙于民国24年（1935年）所立石碑。^[33][31]解放后，沅江县成立杨阁老乡政府。1980年，杨嗣昌墓被沅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2]

杨嗣昌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占卜和象数。有一次夜晚，他坐在房间中央，看到一股白色的气体直冲天空，他说：“贼寇的氛围即将侵袭我们的郡县，我们应该立即修建城墙。”于是他上奏请求捐献金钱，兴建一座新城，高大宽敞，坚固耐用。^[10][34][35]

有一夜，崇祯皇帝梦见嗣昌身着衣冠来见他，像平时一样，抱怨科道官员的不公正言论。崇祯皇帝告诉他：‘昨天我看到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的一份奏章，观点稍微平和一些。”嗣昌摇了摇头：“我并不这样认为。”崇祯皇帝醒来后感到异样，于是命人向祭坛上写下这个梦境，并昭雪杨嗣昌的罪行。^[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