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祯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人^[1]，原名王士禛zhēn，康熙四十九年（1710）因避雍正讳，改名士正。乾隆赐名士祯，谥文简，后世“王士稹zhěn”或“王士祯”两存使用。清朝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2]

王士祯出身世家大族^[6]，自幼受家庭氛围影响，七岁入私塾，聪颖好学。^[3]十五岁便著有《落笺堂初稿》一卷，长兄西樵为之作序。顺治七年（1650年），王士祯参加科举考试，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直至顺治十五年(1658年)，王士祯25岁考中进士。次年被选授扬州府推官^[3][7]，五年后提拔入京，先后在翰林院、国子监、詹事府、都察院、户部、兵部为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官至刑部尚书。^[3]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因王五案受牵连被革职。康熙五十年五月（1711年），于故里新城逝世。^[8][9][1]

王士祯为官清廉，又以诗蜚声海内，受文坛推崇，尊为一代诗宗。与浙江朱彝尊齐名，时有“南朱北王”之称。他吸取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加以充实和发挥，创立“神韵说”。^[4]一生勤于著述，至老不倦，于小说、戏曲、书画等方面都有所成就，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上的建树最高。^[2]主要作品有《渔洋诗集》《渔洋文略》《渔洋山人精华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4]当时的文人钱谦益称赞其“宗盟海内五十年，时人尊仰如泰山北斗。”^[10][11]

明崇祯七年（1634年），王士祯出生于山东新城（今淄博市桓台县），出身世家大族^[6]、书香门第，其四世祖先王重光有“忠勤报国”之褒，世称忠勤公。其祖父王象晋将家训写于厅事屏壁上，以作警示，并教育王氏兄弟“恒举此训”。其父王与敕，亦常常教育王士祯“为国效力，泽延后嗣”。^[12]王士祯自幼受家庭氛围影响，七岁即入私塾，师从祖父，学习《诗经》《文选》等。^[3]王士祯学习刻苦，八岁便可以作诗，至十五岁时，作有《落笺堂初稿》一卷，其兄长王士禄（西樵）“序而刻之”。^[3]

顺治五年(1648年)，年已15岁的王士稹参加童子试，可惜未能考中。七年庚寅(1650年)，17岁的王士祯再应童子试，“郡、邑、提”学三试皆第一”。当时山东提学道佥qiān事钟性朴看了王士祯试文后，称赞其文风似《战国策》。是年，祖父王象晋与王士祯父亲与敕商议为士祯成婚。秋八月，王士祯与张夫人成婚。^[13]顺治八年辛卯(1651年)，山东在济南举行乡试，王士祯连考三场，考中乡试第六名，成为了新科举人，获取参加全国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13]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会试，王士祯考中，名列第五十六名，没有参加本科殿试。王士祯自上年五月未殿试而归，一年多精心攻诗古文，有了骄人成果。由于其“典、远、谐、则”构成了神韵说的内涵，后来成为开启明末诗宗钱谦益之门的敲门石。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秋八月的一天，王士祯在大明湖上水面亭，举办秋柳诗社，王士祯以悼念明朝灭亡为主题，赋《秋柳》四章。从此王士祯诗名大臊，这组诗是他初展神韵诗风后的成名之作。^[13]

顺治十五年(1658年)春，王士祯再次赴京，参加殿试考试，考取二甲三十六名。因顺治帝改革授官制度，所以王士祯观政待任居于北京。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月末，王士祯授任扬州府推官^[注1]，正式开始仕宦。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月，王士祯在父亲相伴下到达扬州。^[14]在此期间，受王士祯“神韵词风”的影响，一场清初诗词改革和振兴高潮，在以扬州为中心的文坛兴起，并影响了中国。同年八月初，王士祯奉命任江南考官。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二十九日，顺治帝为钱粮匮乏下谕吏户二部，“奏销案”在江南等地爆发。王士祯见百姓不易，余三千金有奇，请于巡抚中丞张某，疏请豁免，王士祯的这一举动使扬州市居民得以募清积欠。^[14]王士祯在扬州五年，“完钦部件八十有三。”王士祯勤政廉明，政绩卓著、名声远播。^[14]

康熙四年（1665年）七月^[12]，王士祯卸任扬州推官，擢zhuó拔入京，出任礼部主客司主事。同年10月，王因为官场失言，被罢官后回乡，次年(康熙五年，1666年)冬，又官复原职回到京师。此后于康熙七年(1668)迁仪制司员外郎，康熙八年(1669年)，王士祯奉命出使江准，“废陋规，革贪吏，江浦面目一新”。康熙十年辛亥(1671)迁户部福建司郎中。同年，王士祯看到当时诗坛关于宗唐、宗宋的激烈斗争呈现出“学王李学三唐”^[注2]的局势，王士祯深感自己对时风趋势的正确引导负有重要的责任。于是以神韵为宗，摆脱了唐宋之争的是是非非，并因此丰富了"神韵"诗词学的内涵。^[14][15]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以户部福建司郎中与工部郎中郑日奎二人分任正、副主考官典四川乡试，乡试地点在省府成都，考期为全国统一的八月九日至十六日。王士祯六月离京到十一月返京复命，沿途作诗达350余首，结集为《蜀道集》。^[15]

康熙十五年五月（1676年5月），由于王士祯刚完成了宋荦等《十子诗略》的刊行，诗名斐闻朝野，在杜臻、李蔚等人的荐举下，康熙帝对王士祯的诗才有了一个大概认识。^[3][12][8]康熙十七年(1678年)，王士祯因其诗文兼优，受到康熙皇帝召见，“著以翰林官用”，后转为翰林侍读，同年又入值南书房。康熙十八年(1679年)，王士祯被任命《明史》纂zuǎn修官，他按照“《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清圣祖实录》)的要求，严格取材，认真写作，力争把《明史》写成信今而传后的信史。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秋交接之时，王士祯迁国子监祭酒，负责掌管太学生录取、授课、评判优劣，管理诸方面的业务与法制。^[16]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年过半百的王士祯又读司空图的《一鸣集》，激贯其论诗“味在酸咸之外”之说，从而创新了艺术欣赏的视角，拓展了“神韵”诗学的内涵。^[16]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王士祯迁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十一月，王士祯奉命往广州南海神庙祭告南海之神。十二月七日，被大雪阻于东平县，作《望小洞庭》。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王士祯返京复命后即告假回新城看望父亲，得知父亲生病的消息，在家照顾父亲。其父去世，后回京复职。在这期间王士祯先后编选了《十种唐诗选》和《唐贤三昧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月，因受侍卫马三捷潜逃案牵连降一级，为兵部督捕右侍郎。八月初五日，调户部右侍郎。整饬铸钱法规，革除送样钱陋弊。^[16]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王士祯奉命祭告西岳。正月二十七日，从京师出发，九月，回京复命。^[16]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十三日，王士祯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奉命直南书房^[注3]编《类御集》^[17]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一月初五日，年已66岁的王士祯迁刑部尚书。因其在任上，严持法度，平反冤狱。次年六月，康熙御书“带经堂”赐予王士祯，喻清正以爱民，经诗以修身之意，“令中官送大学士张英处转颁王寓”。据传，王士祯后来将御赐“带经堂”匾额悬挂起来教育子孙，永世不忌，故后世称此处宅第为带经堂，即位于淄博市桓台县新城镇，^[9]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十三日，受王五案牵连，王士祯被以徇顾私情的罪名革职回乡，结束了45年的仕途生涯。^{[17][3][18][8]}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眷念旧臣，特诏官复原职。但次年（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一日，1711年6月26日），王士祯卒于里第^[注4]，终年78岁。^[8][9]

王士祯一生著述达500余种，作诗4000余首，主要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蚕尾集》、杂俎zǔ类笔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录》《渔洋文略》《渔洋诗集》《带经堂集》《感旧集》《五代诗话》《精华录训篆》《蚕尾集》等数十种。^[19]王士祯的词论著作有《花草蒙拾》一卷。此外，王士祯与邹程村一起编选过词集《倚声集》。在《倚声集序》中，王士祯对词也有所论述。王士祯的词共有一百三十二首，在《阮亭诗余》和《衍波词》两个集了里收了一百二十八首，其余四首载于《居易录》和《百家词抄》之中。^[20]

使王士祯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后来构架神韵诗风雏形的作品是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秋柳》四首。其中化实为虚的委婉笔调，慨叹盛衰无常的巧妙用典奠定了王士祯成为诗坛盟主的地位。^[21]《秋柳》四首用典极多，^[22]是王士祯一生的得意之作，诗成后，不仅有顾炎武、冒襄、徐夜、刘逢源这样的遗民诗人纷纷唱和，连李季娴、王路卿等闺秀诗人也有和作，整个清代，和王士祯《秋柳》的诗多达上千首。^[23]

王士祯为官半生，数次宦游在外，祖国山河尽览，无数风情在其诗文中得以展现。无论是感叹美景，抑或是慨叹古事，都掺杂着诗人无尽的情感。^[1]年少时期王士祯提出了“典、远、谐、则”。^[24]牧斋先生将其称为‘谈艺四言’，视为论诗之旨，也有人将其视为神韵说的萌芽。谈艺四言从多方面指出诗歌创作应遵循的原则：“典”是指广泛地向历代作家学习，同时还要避免俚俗的倾向；“远”字包含了下面两层意思：第一，关于题旨。作者在该文中以绘画打比方，指出在意旨的表达上要使用间接的方式，不要直接说出，这是神韵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是跟要表现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直接关系内容本身的，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谐”是强调诗歌创作的音乐性，也即“谐音律”；“则”乃是提倡华美的词藻，同时又要把握分寸，不能过于侈靡。^[25][26]

关于诗歌的创作，王士祯指出诗歌创作应具备的两个条件，“根柢dǐ”与“兴会”。“根柢”指学诗者要追源溯流，熟读经典诗作，博学经史典籍，打好学识根基，注重知识积累并开阔眼界；“兴会”即指抛去各种技巧和手法，不露斧凿的痕迹自然而然地传达出诗歌的意味，诗的气象浑然一体。^[27]

具备“根柢”与“兴会”两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学问”与“性情”，王士祯说“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学问与性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要重视“学问”，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有了创作基础，才能够在情感激发的条件下创作出诗歌，只有对各种成法了然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下笔如有神；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性情”，诗是性情的产物，诗之根本在于抒发性情，如果创作者只有学力而不谈性情，那么诗歌就只会典故堆砌而没有灵魂。^[27]

王士祯以诗名世，神韵说和以神韵为代表的诗歌，独树一格，风神秀丽。在前清的康熙朝盛行天下，王士祯为执掌诗坛的一代宗主。士祯诗学理论的核心是“神韵”说。^[28]“神韵”一词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时，“神韵”一词也已经在诗、画、人物品评等方面多次出现，但直到王士祯，神韵说才被作为诗文创作的根本要求提了出来。^[29]王士祯的文艺思想，主要是通过诗歌批评表现出来的，而神韵说则是其诗论的主干。虽然其诗论也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标举神韵，推尊冲淡、自然、清奇风格，却是一贯的。^[30][31][32]

王士祯所谓“神韵”有“冲谈”“自然”“清奇”诸内容。“自然”就是不假修饰，人为犹如天工，自然天成，无矫揉造作的习气。“冲和淡远”是王氏建构神韵学说的另一项重要审美原则。“冲淡”乃是一种“无味之味食始珍，无性之性药始匀，无迹之迹诗始神”的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论其创作特点有远离尘嚣淡忘世情的思想倾向，论其意境是“镜花水月”般的空灵，论其艺术感受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就是“悟”。^[29]王士祯的“神韵说”也表现出对于王维、孟浩然家数“清远”诗风由衷的赞赏和爱好。^[33]王士祯追求王孟一路淡泊清远，含蓄意长的风格，为清代神韵诗派的主帅。^[34]

王士祯词跨入名家行列，后虽弃而不为，但词、词论和词学活动，对清词的全面复兴具有先声之功，为早期词的发轫者和领袖人物。王士祯有两个词集，一名《阮亭诗馀》，一名《衍波词》，前者收46首，后者收127首。并有词学论著《花草蒙拾》一卷。^[35]王士祯词学理念受明末陈子龙的影响，传承其衣钵，沿袭云间一脉，走的是《湘真词》的婉约之路，所作《衍波词》有不少和陈子龙的作品一样，体现“词为艳科”的正统观念。其词也多以女性为题材，如《减字木兰花·为长沙女子王素音作》《浣溪沙·春闺》等。^[35]

王士祯莅扬的五年间，不仅团聚一批重要词人，如陈维崧、邹诋谟、董以宁等，掀起词学高潮，还以其理论著作《花草蒙拾》，打开词界视野，超越《花间》《草堂》的传统，把南宋也包括在内的兼收并蓄，倡导神韵时兼取古淡闲远和沉着痛快，对婉约和豪放一视同仁，为新的词学观确立了新的艺术精神。^[35]康熙之后，阳羡派的学辛稼轩的豪放词风，浙西派以南宋姜、张号召天下，以及常州词派的兴起，乃至嘉、道以前的词学，都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从王士祯及广陵词坛的词论里找到根株和渊源。王士祯对当世及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作和词论也自有其地位和价值，而其人则应是清初词学复兴的发轫者和代表人物。^[35]

王士祯曾得钱谦益法乳，在古文写作上，接过钱氏“刻意学唐宋”真传，有自己的主张。^[36]王士祯的散文继承“大较原本经史，斟酌唐、宋”的主旨，融合唐之“气劲”和宋之"气舒”，缔造中和为美的古文境界，达到条达舒畅、自然修洁兼而有之的“劲而不诡，舒而不俗”。从王士祯的散文来看，其文之最佳者在序、记、题跋、尺牍dú，尤工小品，虽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但甚有情致。^[36]其为康熙朝的文坛领袖，并以“诗为一代宗匠”，名满天下，虽不以文著称，但其文亦卓然立于清初的文章大家之列。^[36]王士祯的散文也属于清初的一个大家，在康熙朝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处在“国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僖、汪琬与桐城派初祖方苞之间，成为衔接清代散文发展历史的一位重量级人物。^[37]陈乃乾的《重辑渔洋书跋》收录散文230篇，王绍曾和杜泽逊的《渔洋读书记》收录640篇。^[36]

王士祯位居高官，主持文坛，能突破传统偏见，染指不登大雅之堂的说部写作，有《居易录》的《宋道人》《许生》《分甘馀话》的《金和尚》《龙宫》等。王士祯的思想比较复杂，反映在笔记小说的创作里，良莠不齐，高低参差。王士祯有身际鼎革的惨痛，以写狐鬼之笔抒发心中的“孤愤”，因此，其“谈异”志怪，不乏宣扬忠孝节义、生死轮回、宿命报应等封建道德和迷信思想，如卷二十五《涿州二生》写地方修州志，因不为二节妇立传，竟然遭到阴谴暴亡。而志人记事，也多以人事和典章制度对新朝进行歌功颂德，同样地充斥着鼓吹忠孝节烈的内容，倾向于保守。总之，思想价值乃至艺术成就都难以企及《聊斋志异》的高度，但也应当看到，它是清代前期笔记小说中，具有一定地位和代表性的作品。^[38]

王士祯在书法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颇有建树。王士祯自幼好书学书，九岁即能作草，^[39]擅长楷书、行草书，^[40][41]但王“视书法为文人余事”，坚持重诗文、轻书艺的价值取向。不愿以书名世，只把书法当成文学创作的工具和业余的消遣，很少亲为他人作书，多交由弟子代笔。^[40]但王士祯所书的文稿、尺牍和书法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不仅是文学和史学资料，还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世人称作“诗人之书”，其笔势翩翩、清新淡雅、韵味悠长，强调笔墨之外“别深怀抱”，鲜明的审美特色和艺术个性，与他所创“神韵”诗论一脉相承。^[39][42]有清一代的许多学者和书法家都很推崇王士祯的书法，科学家、诗人齐彦槐曾称赞王“虽不以书名，而气格高古，迥非近日书家所能及。”^[40][41]

在王士祯的各种笔记中，涉及书法的资料共有一百三十多条，此外还著有《草书字汇》六卷，共收录部首二百一十五个，草书单字一万四、五千个。^[40][41]

关系人物高祖王重光曾祖王之垣父亲王与敕母亲孙氏妻子邹平张氏长子王启涑sù长女王端参考资料来源^[5][43]

王士祯纪念馆位于中国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现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渔洋故居、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勤祠等历史文化景点，展陈设计集中展现了王渔洋诗坛领袖、清官廉吏的生平事迹和新城王氏家族的世家文化，是一组以明清古建筑群为主体的历史文化景区，被命名为山东省社科普及教育基地。^[44]

王渔洋祠堂坐落在王渔洋故居西南隅，即西城别墅西南部院落，是王氏后人为王士祯修建的纪念祠堂，俗称“渔洋祠”。^[45]

王渔洋祠主体建筑为正堂五楹，重梁挂柱，花棂líng隔扇。堂前有3级台阶，堂内正中，镌刻王士祯画像。从正堂至大门，南北约30米，有仪门三间。大门门楣上镌有“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士祯第”十二个大字。两侧有雁翅形八字墙。大门正前面有宽大迎壁，飞檐起脊，还有一对高约1.8米的透雕石狮，分矗立在大门两侧，颇有气势。渔洋祠东侧，有3间正房，规模小于王渔洋祠堂，建造古朴，俗称牡丹祠。^[46]

1948年至1999年期间与王渔洋故居共同划归粮食部门使用管理。在此期间，王渔洋祠逐渐破败，1985年由县政府拨款进行了重修。1992年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新城粮所将王渔洋故居和王渔洋祠共同移交文化部门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管理。^[47]

王士祯墓位于新城镇城南村西南二里，系河北岸王氏祖茔yíng^[注5]。王氏祖茔原占地四百余亩，松柏两千余株，墓冢百余座，其中王士祯高祖王重光墓，曾祖父王之垣墓均为御制造葬，砖墙砌就，俗称砖墙坟。其规模之宏大，气氛之森严，在明清两朝鲁北地区，绝无仅有。^[48]

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士祯墓被挖掘，遭到严重破坏。2005年5月，淄博市文物局派专家对其墓地进行了勘测，只测得墓室长4.5米，宽4.2米，地表与地下遗存，一无所有。墓址在所立标志碑西4米后12.5米处。王士祯墓已列为淄博市文物保护单位，拟报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单位。^[48]

2001年11月8日，桓台县博物馆举行王渔洋201齐鲁电话套卡首发仪式；2004年，王士祯诞辰370周年之际，电视连续剧《王渔洋查案》在央视开播；桓台县邮政局开发制作了《王渔洋诞辰370周年纪念》个性化邮票4900版和《一代诗宗王渔洋故里——桓台》珍藏册3000册。^[19]

《辞源·王士祯》评价王士祯擅长文章诗词，尤其擅长工体诗，其以神韵著称，领前诗坛数十年，与朱彝尊并称“朱王”。^[39]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道：王士祯以风花雪月为吟诵的题材，带头发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风，天下诗人翕xī然从之。^[49]

清代宋荦^[注6]在《两坡类稿》称赞王士祯书法技术高超字体隽秀好似东晋之士书法家，高雅的人不会因为拥有这些而感到自满骄傲，人们拿细绢及书册求他的书法，就让他的弟子代写，唯有两三个与他交好的友人，才亲自代笔书写，他的书法作品多留存在这些人手中。^[50]

马宗霍在《霋qī岳楼笔谈》说：王士祯的书法，蕴含高雅精致的精神，严谨有序。^[50]

王氏为山东望族，先祖就有藏书的家风。^[51]其山东老家宅第构筑的藏书之所“池北书库”，原藏书较多，但在明清迭代之际，“乱后尽毁于兵火^[52]”。王士祯本人也藏书颇丰，他在所著《重辑渔洋书跋》中说到：爱读书的嗜好，老而不衰。每次听到士大夫家里有珍藏书籍，就借来抄写副本。市场有写的好的书籍，常常典当衣服购买。^[51]他为官期间，宦游南北，所到之处无不遍搜书籍。在扬州为官5年离任时，仅随身所带数十箧qiè书籍。长任京官期间，常光顾慈仁寺书摊，俸禄大都用于购书。^[53]后被罢黜返回山东时，“柴车载书以行”，传为佳话。^[52][51]时清代画家禹之鼎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幅《载书图》，以记其行。^[53]

顺治十四年，王士祯与众名士在济南大明湖的水面亭相会，饮酒赋诗，赏景享乐。王士祯在此时看见亭前秋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子泛着微黄，好似染上了秋色，一时引发了无限的感伤，写出《秋柳》四首。诗成轰动一时，后世很多学者把这组诗誉为“神韵诗”的真正发端。^[23]

王士祯一生编纂著述颇丰，多达一百二十余种，五百六十多卷。《池北偶谈》就是他其中的一部笔记型著作。据王士祯自序称“予所居先人之敝庐，西为小圃，有池焉、老屋数檩lǐn在其北。余宦游三十年无长物，唯书数千卷纸庋置其中，辄取乐天池北书库之名名之。”因而取白居易“池北书库”之意，将本书取名《池北偶谈》。^[54]

康熙三十五年，王士祯奉命祭告华山，二月十五日到真定府真定县，参拜大悲阁观大佛像。在拜访梁清标祠堂时，见到那里荒凉颓落，门中没有一个僧人，于是感慨道：“今临济儿孙满天下，名山大刹，开堂领众者不可胜数，而祖庭败坏如此，无一人任兴复者”，他不禁忧愤满怀，于是在佛殿之壁上题诗。^[39]

2003年电视剧《王渔洋查案》又名《大清提刑官》，师小红饰演王士祯（王渔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