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

陈子龙(1608—1647)，初名介，字人中，更字卧子，又字懋mào中，号轶符、海士、晚年又号樽，松江华亭（今上海）人，为工部侍郎陈所闻之子。明末抗清志士、文学家。^[4][5]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陈子龙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天，陈子龙跟随旧师沈先生在佛寺中读书。崇桢zhēn三年（1634年）秋天，陈子龙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他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被省中的某位考官黜落，未能成功。崇祯十年(1637年)，陈子龙考中进士，被选中担任惠州推官，后因为母丁忧解职，丁忧结束后又担任绍兴推官，其后官至兵部尚书。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陈子龙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同时兼任诸暨知县。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陈子龙带领千余名标兵参加联合剿匪行动，镇压山民起义，因功获得升迁。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溃败。不久后，福王朱由菘sōng在南京监国，不久后称帝，即史上之弘光政权。陈子龙在黄道周的推荐下，以崇祯时授的兵科给事中职务在弘光朝廷任职。陈子龙在朝提出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却因直言受到他人排挤，因此借故辞职回乡。崇祯十八年（1645年），清军迅速南下，弘光朝覆灭，福王丧命。清兵攻占南京后，陈子龙在故乡松江起兵抗清，失败后，又暗中联络太湖义军，继续高举抗清的义旗。鲁王自立，授予他兵部侍郎兼侍读学士。顺治四年(1647)五月，在苏州被捕被压往南京，他趁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终年39岁。清乾隆年间，谥号为“忠裕”。^{[3][4][1][6][7][8]}

陈子龙在诗词、散文、骈文方面都有不错的成就，其文学主张继承后七子传统，反对公安、竟陵，有复古倾向，擅长诗词，其诗有齐梁之艳丽，盛唐之格调。陈子龙词作成就更大，曾被谭献誉为明代第一。词风“风流婉丽”“绵邈凄恻”，以阴柔之美擅场，开清词中兴之先河，著有《陈忠裕公全集》《安雅堂稿》《陈忠裕公全集》《江蓠lí槛》《湘真阁存稿》等著作。^[9][10][11]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陈子龙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据说将产之夕，他的母亲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很像龙的东西落在房间的墙壁上“蜿蜒有光”，所以，父亲陈所闻就把陈子龙最初的名字“介”，改为“子龙”’了。^[12][7]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父亲陈所闻的督导之下，六岁的陈子龙开始了求学生涯。先后师从沈先生，李先生，何先生学习经史诗文。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陈子龙拜师于同县的何先生，由于何先生严肃而寡言，陈子龙对他保持着敬意但保持距离，唯独与祖父陈善谟相处融洽。陈所闻将先秦诸子所作的《春秋三传》私下传授给陈子龙，并以古代忠孝节操的事情来勉励他。陈子龙撰写了两篇散体举业文，但何先生并未评价这些不是自己教授的文章。仅十一岁的陈子龙偷偷写了两篇文章《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之下》及《尧以天下与舜》，因为不是老师所教授的，所以何先生并不喜欢。^[7][13]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秋天，陈子龙跟随旧师沈先生在佛寺中读书，开始攻读考取举人的学业，同时学习三礼、历史和汉学等科目。 回家后，陈所闻为陈子龙订婚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长女。天启三年（1623年），十六岁的陈子龙参加童子试，县试名列第二，府试也取得了高分。但在院试中，督学御史孙之益不予录取，导致陈子龙无法继续深造。天启四年（1624年），当时许多廷臣因反对魏忠贤而遭到贬职为民或被下诏狱处死。陈所闻因病在家休养，每次阅读邸报时都会感到悲愤，教导陈子龙分辨是非，明确正义与邪恶。 六月，工部郎中万燝因弹劾魏忠贤而被杖击至死。陈所闻与万燝jǐng交情深厚，听闻此事后担心受到牵连，对陈子龙说：“万燝不应该独自承担罪责。”同年秋天，陈子龙再次参加童试。经过县、府试之后，他前往江阴参加院试，但仍未能通过督学孙之益的录取。^{[3][7][8][6][13]}

在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假传圣旨到苏州逮捕了请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了吴地百姓的公愤。为了维护正义，反抗阉党的违法行为，陈子龙冒着被灭族的危险，用草绑成人形，进行“书奄名射之”的行为。从这一年起，他开始与本郡的夏允彝、徐乎远、周立勋、宋微壁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建立友谊，共同探讨学术，议论时事，后来他们大多成为明末江南党社运动的中坚力量。天启六年（1626年），陈子龙补任松江府学生员的职位。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尤其是专注于古文词的研究。^[3]

崇桢二年（1629年），陈子龙考中秀才，拔得头筹。当年，夏允彝和杜麟征两人因为年老困于公车，无法得到新鲜的文学风采，于是在松江组织了“几社”。这个社团的宗旨是追求学问的再兴，以及探求人生的几许意义。最初加入社团的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虽然年轻，但他的才华已经精通经史，写作出众，因此成为“几社六子”之一。几社与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特点是对成员要求严格，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之间关系亲密如兄弟。他们出版了《几社壬申文选》，收录了六子的作品，每人六十首。又出版了《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誉因此大为提升。陈子龙的名气也随之日益增加，来向他请教学业的人络绎不绝。^[3][6]

崇桢三年（1630年）秋天，陈子龙参加乡试，中举人。次年，他前往京师参加会试，但被省中的某位考官黜落，未能成功。他失望地返回家乡，从事古文词的研究。同时，他还写了数万字的文章，深入分析时政的得失，原本打算向朝廷上奏并提出建议，但因为朋友的劝诫而作罢。崇祯七年（1634年）春天，陈子龙再次参加会试，但仍未成功，只好回家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问。他创作了百余首古诗乐府作品。之后，他在松江南门外的阮家巷陆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完成了《玉堂集》和《平露堂集》。^[3]崇桢十年（1637年），陈子龙第三次参加公车北上的考试，结果与夏允彝一同考中进士，都在丙科，被任命为地方官员。陈子龙被派往广东惠州府担任司理，但在上任之前得知继母去世，于是他回家办理丧事。^[3]

崇祯十年（1637年），关外清军压力和关内饥民起义使得本已腐朽的明王朝已危在旦夕，同时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阳明心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3][14]

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在崇祯十一年（1638）的夏天，陈子龙怀着一种紧迫感，与徐乎远、宋微璧一起，选取了明朝名卿大臣涉及世务、国家的文章，并精选其精英部分，旁采辅助以增强深度。他们的目标是追求实事求是，辑成了《皇明经世文编》，共五百零四卷，还有四卷是补遗。该书的选文原则是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基础，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方面。同时，根据当时的现实问题，他们还对其中一些文章进行了注释，以表达编者的政治主张。^[3][15]

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备一代之典则，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扭转俗儒只注重古代而忽视现实的坏风气。这部书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旨在吸取教训，改变现实，强调经世致用。该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和学风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为稍后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提倡经世实用之学起到了先驱作用。接下来，陈子龙还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抱有经世之志，他的学识博大精深，尤其专注于实用之学。对于农事，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认为它是养育民众、富强国家的源泉。陈子龙一直对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非常敬佩，早年曾前往北京拜访他，并向他请教当世之务。徐光启去世后，陈子龙从他的次孙徐尔爵处获得了《农书》的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3][16]

崇祯十二年（1639），陈子龙感叹这本书是实现富国化民的基础，于是删去繁杂的部分，补充缺失的内容。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了《农政全书》六十卷。他还撰写了《凡例》，概述了该书的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以及徐光启的独特见解，并表达了他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观点。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成为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3][6]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陈子龙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同时兼任诸暨知县。在任职期间，由于陈子龙的辖区连年遭受水灾，饥民问题严重，他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手段，既镇压饥民起义，又救济灾民。他设立粥厂、药局，照顾老人和孩子，治病救人，收集死者遗骨。^[3]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的指挥下，陈子龙带领千余名标兵参加浙、赣、闽三省联合剿匪行动，镇压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首的山民起义。事后，陈子龙因功获得升迁。^[注1][3]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季，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了承德，震惊了南京。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并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备火药，并监督军粮运往南京。到了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成功招抚浙江东阳县学子许都暴动，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然而，当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无视了陈子龙多次提出的要求，违背了当初承诺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就会给予宽恕的诺言，在许都率领众人从山中投降之后将其及部下六十余人杀害。这一事件使陈子龙深感不满；同时，他又得知祖母病重，于是决定放弃赴任，于三月辞去官职回到家乡。^[3][8][4]

崇祯十七（1644年）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明朝灭亡。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溃败。陈子龙因成功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而受到赏识，被任命为兵科给事中。六月，他入朝就任，提出了防江之策和三道疏文。然而，福王政治腐败，小人当道，大权被马士英把持，陈子龙的建议未被采纳，引起了怀疑和嫉妒。愤然离开朝班的陈子龙于九月请假回家。^[3][8]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明福王政权覆灭，陈子龙避难至泖mǎo滨地区。他拒绝投降清朝的旧友邀请，坚定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地起义，松江府籍明官员募兵抗清。陈子龙与徐孚远、陈湖义士在陈湖驻扎，等待时机发动起义。同时，夏允彝联系吴志葵、鲁之玙率水师进入泖湖会合。当月初十，陈子龙设立明太祖像，发动起义，军队称号为“振武”。但由于缺乏粮饷和纪律，以及不懂战斗，起义军进攻苏州失败。黄蜚的水师也被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落，陈子龙逃往昆山，夏允彝溺死。之后，陈子龙避难至青浦县金泽，改名换姓隐居于嘉善县陶庄水月庵，自称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yǐng川明逸。在这里，他与庵内僧人衍门共同研究佛学，并完成了自撰的《年谱》。^[3][1]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被加封称号。鲁王任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负责节制七省的军漕；唐王又任命他为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自从清军攻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人共同组建了“白腰党”，发起抗清运动，聚集了一千多人，在太湖边建立营地，行动无定。他们连续攻打嘉善。^[3][17]

顺治三年（1646）春天，他们与苏州的清兵在吴江汾湖交战，取得了重大胜利，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令陈子龙巡视浙江和直隶地区。五月，陈子龙监督吴易的义师行动。后来，陈子龙发现他们轻敌大意，幕僚都是轻薄之徒，将领们只关心抢劫财物，军队纪律松弛，于是与他断绝了关系。到了秋天，吴易被捕，义师失败了。此时陈子龙因为未能完成恢复明朝的大业而经常感到忧虑悲叹，甚至废寝忘食。当他得知浙东和福州失守的消息后，他表示“不愿再活下去”，独自拄着拐杖离开家庭混迹于僧尼之中。他流着泪说：“在这茫茫天地之间我将何处安身呢？只有将祖母安葬回故乡的土地。”于是在七月送家人返回家乡，十一月在广富林安葬了祖母。他还焚烧了夏允彝的墓前书信，述说了自己未能死去的原因，表示不负夏公的期望。^[3]

顺治四年（1647）初春，在家中的广富林时，他想起一生知交好友如夏允彝等都已相继离世多年，周立勋之死也已经数年，但丧礼仍未举行。他感慨地说：“我死后，还有谁会为这些事情操劳呢？”于是捐出土地为他们举办葬礼。三月举行了夏允彝的葬礼，陈子龙赋诗两章，还作了《寒食》、《清明》两首词，这些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文字。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过松江境内的跨塘桥时，他趁守卫不备，突然跳入水中自杀，被发现时已经断气。清军还残忍地将他肢解并斩首，将尸体抛入水中。享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的门生王沄yún^[18]、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了他的遗体，为他安葬。清乾隆年间，谥号为“忠裕”。^[3]

在明清易代之际,陈子龙以其非凡的才华和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的代表、江南人物、文坛领袖。陈子龙是云间派(云间词派、云间诗派)的领袖,对明末清初诗歌的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子龙是明清时期才华横溢的作家之一。^[4]

陈子龙的诗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诗歌复古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功绩和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提出了区分正始与末流的观点，批判了公安、竟陵派反复古的诗学主张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诗风。陈子龙的诗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弟子夏完淳等诗人受到他的深远影响。^[19][10]

陈子龙早期的诗歌多为临摹古人，但也有不少创新。随着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在明朝灭亡前后，诗歌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模仿古人的习惯几乎消失了。诗中注入了忧思光阴的悲情，凄凄苍凉，辞藻华丽，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总的来说，陈子龙的诗歌在韵律上表现出突出的忧郁特征，诗歌中充满了深沉悲凉的情调和苍凉的气息。他的早期和晚期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后期诗歌的忧郁更加强烈，但事实上，这种魅力在他的创作中是一致的，但在后期更为突出。伴随着忧郁的是英雄精神。他的雄浑豪迈精神渗透到他的诗歌中，使他的诗歌充满激情和活力。他以调傥多情的个人性格慷慨悲凉的生平遭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格，也展示了明末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个体的丰富性。其诗在总体上体现了“才”“情”“气”的融通，在陈了龙同时代很少诗人有此鲜明的特点，这也是陈了龙诗歌的审美新质之所在。^[19][10][20]

陈子龙秉承明诗复古的传统，对诗歌复古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公安派、竟陵派反复古之后，陈子龙深刻地认识到复古与反复古两派成败得失的原因。他发现前后七子诗歌创作的问题在于拟古色彩过于浓厚，指出了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人诗歌各自存在的不足。然而，他认为这些不足并不重要，因此对前后七子的复古功绩和主张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对于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陈子龙有强烈的认同感，主张诗歌创作应遵循他们的主张，不必因其不足而全盘否定他们的理念。只要“盛其才情”“发其眑渺”，克服弊端即可。^[6][20]

此外，陈子龙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应该区分正始与末流。他批评复古后学末流的过失和误区不应一概归咎于“李何”“王李”，而否定他们所创立的法度。对于公安、竟陵派反复古的诗学主张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诗风，陈子龙表示十分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也。”他指责这种诗歌理论是“师心诡貌”，导致了“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的恶劣局面，他提倡前后七子诗学的目的就是要清除这种颓废的诗风。^[6][20]

陈子龙的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当时以陈子龙为核心的云间派重倡复古，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明末诗坛的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气，使一度衰落的复古创作理论重新得到振兴，对于公安、竟陵派的反复古主张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陈子龙扫荡反复古派未流造成的颓荡娄靡、低俗鄙陋诗风的起衰振弊之功也历来为人们所称述。如《明诗综》采魏楚白语曰:“剥极而反，否极而复，先征于声音之道，卧子当楚人众咻之余，力追正始，允矣人豪”，采龚衡圃语曰：“若诗当公安、竟陵之后，雅音渐亡，曼声并作。大樽力返于正，翦jiǎn其榛芜荆棘，驱其狐狸猫貉。”^[10]

沈德港《明诗别裁集》说:“诗教之衰，至于钟、谭，剥极将复之候也。黄门力翩榛芜，上追先哲，厥功甚伟”，董间石在诗中称述陈子龙:“神龙四杰安足数，黄初七子差堪伍。大雅风流久不存，起衰振弊功殊善”，都极力肯定了他扭转诗坛风气的功绩陈子龙倡导复古，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诗人的创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弟子夏完淳。夏完淳天纵英才，智慧超群，少小之时即驰骋才情，创作了许多成就非凡的诗词歌赋。他的诗歌老练纯熟，造诣精深。他虽仅在世十七年，却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诗歌作品，也是云间派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深受陈子龙影响。^[10]

陈子龙的词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词史观和词体观的统一；二是以真实、深情、纯净的恋情词革新了晚明情词的发展方向；三是通过抒写生命的价值和对故国的眷恋表达深广的忧患意识；四是发展出婉妍含蓄又雅正高浑的词风；五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寄托表达深情厚意和对故国的忠诚。这些特色和内涵使得陈子龙的词作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21][22]

陈子龙的词学观主要体现在词史观和词体观两个方面。在词史观方面，陈子龙明晰客观地梳理了词的发展脉络，并对明代词学现状作出理性的批评与思考。他认为明词的衰敝原因在于过于追求形式而忽视了词的内涵和情感表达。在词体观方面，陈子龙崇尚婉约高浑的词风，主张含蓄委婉的抒发真情，寄托深刻的风骚之旨。他的作品严格维护了词的格律和规范，为明末词家提供了理论指导。^[21]

陈子龙的词以恋情词和爱国词为主。恋情词真实地记录了他与柳如是的一段旖旎心伤的恋情，这类情词真挚、深情、纯净，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晚明情词的发展方向。爱国词则是在明代覆亡之后创作的，凝聚着他在亡国之时的痛苦、失望、忧愤、孤忠等种种复杂矛盾的情愫。这些作品表达了陈子龙对故国的深情厚意和对时局的忧虑。他通过日暮途远的意象群和复杂的情感体验，传达了一颗骚动不安的心灵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痛苦却又挣扎的灵魂。这种忧患意识使他的词作更具思想性和感染力。^[21]

陈子龙的词风发展演变，具有多样化的趋势。他的词作貌取花间，神取南唐北宋诸家，以真情入词，表达上委婉迷离、闲雅温厚，使词作呈现出婉妍含蓄又雅正高浑的格调。在章法方面，他继承了诸家之长，小令、长调皆舒展中有顿挫，使词情温婉含蓄、吞吐回旋。与其词论一致，陈子龙尤重寄托入词，他通过咏物词、节序词及感怀词来托其深刻之思，风骚之旨，寄寓他对故国的一片忠爱缠绵之情。^[21]

陈子龙在词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他的词风受云间词派的影响，以婉约、清丽为主，开创了南唐北宋词风的新局面，开启了清词学的南北宋之争。他对明代词学衰微进行了反思，启发了清词家从不同角度来振兴词风，成为词学于清代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陈子龙的词作在历史上地位重要，并且对后世的清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词集《今词初选》收录了184位词人的作品，其中陈子龙以入选19首名列榜首。纳兰性德本人也与陈子龙的词风相似，多次表达对他的推崇。此外，谭献作为常州词派末期的词人，也对陈子龙推崇备至。^[22][21]

陈子龙及云间词人推崇南唐北宋词风，首次明确提出词的南北宋之别，开启了清词学的南北宋之争。他们对词的风格认识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和深入化。这种对南北宋词的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当是建立在对南北宋词充分论争的基础上。以南北宋论词在清代成为一种论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词理论的深入与完善是在对两宋词的批评中建立起来的。^[22][21]

除了对云间词人的影响外，陈子龙对清代名家的影响也是广泛的。浙西词派崛起于康熙十八年(1679)，是个“既有自身词学传统、又接纳云间词派、柳洲词派、西陵词人群的词学流派”。它除了接纳以上诸派而与云间词风有一定的关联外，浙西中坚词人朱彝尊与云间也有丝缕的关系。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有诸多咏物之作，而在此之前，陈子龙已经发现认识到《乐府补题》的意义，称其“巧夺天工”。尽管清词各成流派，名家辈出，但这些中兴的契机在一定程度上胎息于陈子龙所开创的云间词中，云间末流之弊又使清词家有意识地力纠词风，挽救了词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陈子龙诗歌：“卧子张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蜷蜂之声，其功不可混也。”这也说明了陈子龙对后世清词的重要影响。^[22][21]

陈子龙的散文特色主要体现在经世致用、复古思想和文体界限分明上。他强调散文创作要关注社会现实，传达经世致用的理，追求古为今用的文学价值。他在复古思想的指导下，既注重传统的延续，又追求创新与突破。在文体上，他强调辨别不同文体的源头，注重严正简核的古文风格。这些特色和内涵使得陈子龙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思想内涵，并对晚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3][6][24]

陈子龙强调散文创作的目的是载“道”。他认为散文应该表达经世致用之理，关注社会现实，传达真实情感。陈子龙认为散文创作不应只注重外在表现力和文采，而应关注文笔内涵。与偏重辞藻与风格的诗词相比，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学观。陈子龙强调复古是一种方式和手段。他的复古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序文中，认为复古之意在于深得古人为文的神韵，同时保持慎独的文学风格。他强调文章创作要体现古为今用的文学价值，既要传承古代传统，又要基于实际创作出具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他还强调学习古文创作要广泛涉猎众家之言，多方错着，不局限于自己构思，而要达到深入理解古人写作技巧的目的。^[13][23][25]

陈子龙注重以“道”为创作内容。他认为文章中所载之道应关乎大节、治国大业以及君子小人之言行。他主张将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经济、风俗人伦等人类社会的真实表达写入文章中，以此达到教化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将这些内容载入文中，才能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真实表达，并为后世之人所借鉴。陈子龙提倡复古思想，但并不主张泥古。他认为《逊志斋集》不同于那些“专于泥古，疏阔难行”的文章，而是要保持“慎独”的文学风格。他强调复古之意在于深得古人为文的神韵，同时又避免“专于泥”而造成在文章创作上的困难。他主张扬长避短地复兴古学，发扬古为今用的文学价值。^[6]

陈子龙的散文创作具有文人特质。他强调文体界限分明，认为古人文体辨析分明，今人创作应基于古文，要有清晰的辨体意识。他还强调古文写作应以严正简核为准则，突出“严正简核”的散文风格。他认为文人应该突破论人、记事、辨体上的流弊，讲求为文上的严正简核。^[23]

陈子龙的文学创造在对于前人的继承方面，作为几社首领的他同时也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他的文学创作倾向和文学观念明显地继承了前后七子的主张，甚而在明末清巧成长为散文领域的实力派战将。^[23]“复古”和“载道”是陈子龙散文创作的核心理念，具体表现在于文章内容上坚持以“经世”“务实”“匡时”为文章要义。在散文形式上又求骈散结合的新式笔法，这在明末清初的散文创作之路上成为独辟蹊径之举。吴伟业在《复社纪事》一文中称＂陈卧子年十九，诗歌古文倾一世＂，这个赞誉性的评价见于吴梅村记录＂陈艾之争＂的过程中，可以得知，陈子龙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影响在当时已得到初步确立，而＂陈艾之争＂也成为他逐渐享誉文坛的重要一环。陈艾之争围绕古文创作是该取法先秦汉魏还是唐宋八大家展开辩论。关于此次文论思想的争论，学者丁国样评论到：＂但真正的冲突，是江左江右文章宗法和经学思想的冲突，关系到科举八股文的经书学说依归，是复古还是崇尚时流＂。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前后韦子相继兴起了复古模拟的思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次声势浩大的文学复古运动。陈子龙的诗文创作从先秦两汉之文法中吸取养分，另外他的文章理念又是直接从屯子派处得到了较为直接的继承。^[23][25]

陈子龙的诗文成就于明清际文学而言，无疑称得上是灌燦的星辰，不仅照亮了当时沉寂的文坛，而且其光亮足以映射后世。就他自己而言，文章创作上尊崇的古文范畴＂上溯三百，下迄六朝＂，其中六朝散文也是他极力推崇的典范。陈子龙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以说他是明清散文发展上过渡性的一环，他的散文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骄文的复兴。^[23][26][24]

陈子龙的骈文作品在表达感情和思想方面都具备独特的特色。他的骈文善于借用历史典故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别赋》中的“祖道浙江，歌骊易水”，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而在《感逝》《拟恨》《秋兴》《湘娥》等作品中，他也表现出对时局动荡和战乱的悲凉和忧虑。这些作品并非纯粹模仿江淹之作，而是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陈子龙虽然主观上没有以骈文之名进行创作或批评，但他通过其“古文辞”理论主张与实践，对清初骈文的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论文涉及五经、庄周以及秦汉之间的历史人物等，虽然没有按照标准的四六骈体来写，但句式整齐，多用四言，有意造成整饬效果，具备了汉魏骈文初成时的形态。^{[9][26][24][27][28]}

陈子龙在游记创作中也运用了骈文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骈体游记的使用相对较少，但他通过多用散句组成整齐句式或使用偶句组成单对的骈体游记，开启了清人骈体游记创作的先河。例如《仙都山记》中描写溪流清澈、怪石嶙峋的景象，使用了整齐的句式和四言的语言风格，创造出一种幽静而古朴的氛围。陈子龙的赋模仿骚体，虽然句式整齐但对偶并不工整。尽管如此，他的赋依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陈子龙的骈文特色主要表现在善于借用历史典故抒发情感、在论文写作中融入汉魏骈文的形态特征、在游记创作中运用骈体形式等方面。他的作品在明末时期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爱国情怀，对于推动清初骈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陈子龙作为一位文人士大夫，通过自己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26][24][27][28]}

陈子龙是明代军事思想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兵垣奏议》是陈子龙在任职南明期间撰写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军事思想。集中反映了他在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独到成就。他的军事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明朝有着重要意义，也对后世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9][6][30]

在军队建设方面，陈子龙强调了士兵的选拔和训练。他认为，挑选士兵不仅要看年龄、体质，还要看他们的武艺和武器使用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火器的使用是明代军事的一大特色，但火器的数量有限且携带笨重，难以大规模使用。因此，陈子龙主张让士兵苦练射箭，因为弓箭比火器更轻巧，造价低廉，而且远距离杀伤力不弱。为了确保弓箭的训练效果，陈子龙还亲自深入军营进行视察。在督导士兵的训练上，陈子龙亲力亲为，选择有才能的将领训练出强大的士兵，使用锐利实用的兵器。他的军队建设思想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构成战斗力的士兵、将官、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和理论。^[30][6]

在战略战术方面，陈子龙特别强调了智谋和采用间谍。他认为，在兵力和粮饷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攻心战是战胜敌人的关键。他强调了用间的重要性，认为了解敌人的内部情况至关重要。为此，他提出了多种用间的方法和部署安排，根据敌情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如果敌人内部尚未订交，就要先下手为强；如果敌人刚刚订交不久，可以耐心等待时机；如果敌人内部矛盾激烈，可以派遣间谍分化瓦解他们。此外，陈子龙还提出了使用小人之道的策略，通过内奸渗透敌人的内部，使其自相残杀。^[29][30]

陈子龙强调，在选拔新兵时，不仅要关注士气和体力，还要重视武艺，包括武器的使用。兵器是明代军事的主要特点。陈子龙在训练和准备兵器方面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中国火器的绝技，在今天的豫东地区已经相当罕见。火器的技巧就像暴风雨一样强大，应该引以为戒。就像校准方法一样，对受试者有利。枪械的优点是钝的，方法也越来越多。如果你不熟悉，就不能无限循环。先进行联试，再进行军试，最后进行队试，队试可以在野外与人群接触。对于硫化物，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广泛收集和储存。如果你在军事生活中没有实际经验，可以根据军事战术原则提出建议。这样的建议，如果没有实地的军事生活经验，单凭兵书战策是无法提出来的。然而，火器的数量有限，而且携带起来很笨重，很难进行大规模的使用。因此，陈子龙提议士兵要努力练习射箭，因为与火器相比，弓箭更轻便、造价低廉，远距离的杀伤力也不弱。^[6][29][30]

关系姓名简介高祖陈绶性甚醇厚，世以农儒起家，至高祖绶，尤以素封，有忧世爱民，扶贫济困之心^[31]曾祖陈钺yuè当时“岛寇入犯”陈钺自发组织了佣奴二百人击之，颇有擒获。重义守礼，侠肝义胆^[32]祖父陈善谟热爱读书，行为端正，慷慨好施，对子女教育要求严格，并以信守诺言而闻名。他选择隐居而不从政，直到儿子获得地位后，才被封为承德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2]祖母高氏封安人，高寿，卒于明亡后之丙成。有一子一女^[2]父陈所闻字无声。生卒年均不详，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先为刑部主事，后任工部主事。在任间，他秉持朝纲，制约宦官扰政。崇祯十年（1637），他与朝官万燝一起检举揭发太监的罪行，而万燝竟遭杖刑死。在松丁忧的陈所闻痛不欲生，忧愤而死，终年40岁^[33]母韩氏很早去世，对年幼的陈子龙“自提抱中，即谆谆训以忠孝大义“，封宜人^[33]继母唐氏读书明理，慈爱^[33]妻张氏陈子龙娶张轨端女张氏为妻，后娶三妾：蔡氏、薄氏、沈氏^[4]子陈嶷妾沈氏出，子妇丁氏。陈子龙后嗣，五传而绝^[3]女陈颀正妻张氏所出，俱早殇^[4]陈颖

明代户、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方岳贡这样评价：这个乡里有很多文雅的才子，比如徐文学、孚远、陈进士子龙、宋孝廉征璧等人，他们都拥有世间难得的才华，怀有拯救时代的智慧。他们一起搜集整理前人的哲学思想，挖掘出伟大的文献著作。从中选取关于国家军事和民生方面的有用内容，编成一部经世之书。这本书的内容足以丰富我们的才智，听取他们的陈述和建议足以激发我们的忠诚和爱国情怀，考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足以了解时局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部辉煌的著作，更是为了向明时献上的贡献。^[34]

明朝志士钱瞻百认为：当时正值诗学荒芜的时候，陈子龙努力开辟正道，才使明朝的诗坛重有复兴之态。对于帮助诗歌正本清源他的功劳是极大的啊。^[35]

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顾炎武这样评价：陈子龙才学出众，文采横溢，为王国增光。他很早就研读兵家典籍，对兵法有着深刻的理解。初仕越州时，一箭射下山贼，表现出了非凡的武艺。南渡后，在省垣侍奉，上疏直言不讳，言辞犀利。告假回到松江时，胡马已经逼近。他向朝廷上表，请求赐予三吴敕令。诏使护诸将，并担任太仆职务。他与章邯书信往来，资助其反正之力。然而几件事情都未能成功，反复之间天地已黑。唉，君盛年之时，海内半相识的人。^[36]

明代文学家张溥这样评价：在云间，徐暗公、陈卧子、宋尚木三位天才英绝的人物，他们的能力足以让他们一人兼四部，这并不难。他们曾经与我一起审视当代的国史，我告诉他们，贤者应该有远大的眼光，应该先从经济方面入手。他们都表示赞同。于是他们开始收集整理重要的历史文献，编成了一卷共五百卷的《经世文编》。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三人都怀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们的言辞不追求虚名，而是致力于进善退恶。他们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内容比《春秋》文编更为广泛。《春秋》文编虽然也收录了很多内容，但相比之下，《经世文编》更加丰富。这是高祖的志向，圣人在位，国家繁荣昌盛，如果让这三人担任重要职务，负责编纂zuǎn史书，必定能够超越前代。这不仅仅是赞誉他们的言论，更是对他们的期望和信任。^[34]

清朝史学家张廷玉这样评价：陈子龙天生具有特殊的才华，擅长举子业，同时也精通诗歌和古文。他的诗文学习魏晋时期的文学风格，尤其是骈文方面，更是精妙绝伦。^[4]

清初词坛上的重要词家邹祗谟曾描述到：陈子龙诗歌虽受“前后七子”影响，但是能够摆脱“诗必盛唐”的误区，兼学齐梁丽藻、初唐四杰音韵和盛唐格调，对晚唐诗歌之秾nóng丽特征也有一定吸收，这些要素配合其过人才气，使其诗歌与“前后七子”大不相同，因此乾隆年间著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赵翼全面否决“前后七子”却对陈子龙诗歌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认为陈子龙的诗论沉魂瑰丽，实在是难得的人才。^[37]

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更是对陈子龙的诗歌推崇备至，他认为陈子龙在结合齐梁与三唐风格方面的努力深刻影响了同时代的大诗人吴伟业[16]。吴伟业初学宋枚，以杜甫诗歌质朴一面为宗，后在陈子龙影响下，全面吸收齐梁与初唐四杰之诗风，结合白居易等人之叙事诗风格，融入传奇小说笔法，终成自具面目之“梅村体”，对清代诗歌造成深远影响。^[38]

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游国恩持类似观点：词发展到南宋已达到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词乃退居次要地位。白朴、萨都剌、张翥等较有名，而张氏《蜕岩词》为尤著。明人词多率意之作。杨慎、王世贞稍突出，而成就不高。惟明末陈子龙是一个优秀作家，王士禛称其《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可以说是明词冠军。^[39]

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评价到：陈子龙是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两社的主帅。同时陈子龙是明末取得较大成就的文学家，在文学主张上，虽然他注重复古但并不主张泥古不化，强调在学习古法中要用作者的真情实感。陈子龙的创作以诗见长，他的作品表达了自已建功树业的志向与壮士失意的胸随，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10]

山西文学院院长郭万金曾说：“骨”是陈子龙获誉的主要原因，“骨”的含义不仅在于诗文也包括了诗文之外的人格精神。陈子龙投水殉国书写了诗与国同亡的历史意义，舍生取义的抉择使得古雅风格分外凸现，给复古的明诗一个高亢的收尾，从这层意义看，陈子龙自然可称作是明诗殿军。^[40]

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仅二十多岁，以她的才华和美貌而闻名，擅长诗赋，尤其是近体七言。崇祯五年（1632年），柳如是去松江恭贺陈眉公寿诞，结识陈子龙、宋辕文、李待问等松江才子。她喜欢女扮男装，与众名士应酬交往，其容貌气质和卓绝才华轰动一时。当时宋辕文、李待问等才子都曾追求柳如是，均因其出身风尘而却步。唯有陈子龙与她情投意合，两人在几社的聚会场所陆氏南院共浴爱河。陈子龙当时已成家，在陈妻室张氏极力阻挠之下，柳如是离开南院，移居松江横云山。后与探花钱谦益成婚。清兵南下，柳如是得知陈子龙殉难一身编素去松江哭祭。1664年，钱谦益去世后，49岁的柳如是悬梁自尽。^[41][3][8]

陈子龙在南明朝廷担任兵科给事中期间，太仆少卿马绍愉与弘光帝会面，提及崇祯朝兵部尚书陈新甲因主持与清廷和议而被杀的事情。弘光帝得知后表示：“原来如此，陈新甲应该得到体谅。”然而，朝臣们没有一个人响应，只有少詹事陈盟表示同意。于是，弘光帝借机下诏追抚陈新甲，并追究曾弹劾过他的人的罪责。朝臣们担心重演刘孔昭和张慎言在大殿相争的尴尬局面，不敢反对。然而，陈子龙与工科给事中李清相互上书力谏，最终未能改变这一状况。不久后，陈子龙向朝廷陈述了防守策略，并请求召回曾经的吏部尚书郑三俊、都御史易应昌、房可壮、孙晋等官员，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还上疏说：“宫廷使者四处搜查巷道，凡是有女儿的家庭，都要贴上黄色纸张，然后被带走，导致街坊邻里骚乱不安。明令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宫廷使者却私自搜刮财物，这是非常违法的行为。”福王于是下令禁止讹传和欺骗行为。陈子龙还指出：“中兴之主都是身先士卒，因此能够光复故国。但现在入朝廷已经几十天了，人们的心情懈怠下来，与太平时期没有什么不同。这就像在漏水的船上唱歌，在着火的屋子里畅饮美酒一样，我不知道最终会如何收场。这样的局势都源于对一两个武将的姑息纵容，以至于上百条政令都依据他们的喜好来制定，我对此感到非常失望。”然而，朝廷仍然不予理会。第二年二月，他再次上疏请求回乡赡养祖母，随后离开了朝廷。^[4]

陈子龙墓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余山镇广富林村。1987年11月17日，陈子龙墓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修竣陈子龙墓，墓地为花岗石平台，墓碑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之原物。墓前有石柱方亭，名沅yuán江亭。有陈子龙画像碑，刻有传略。墓门额为李一氓书。为了便于前来谒yè墓者对墓主的了解，其旁有石刻陈子龙画像（据云间邦彦图）及顾廷龙同志撰并书的《陈子龙事略》，另有李一氓同志所书“明陈子龙墓”的墓门，庄严肃穆。^[42]

陈子龙纪念馆位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广富林村，由澡雪堂、安雅堂以及室外的临湖环廊、景忠广场、景忠坊以及陈子龙生平纪念碑等组成。澡雪堂由历史学家周谷城题写门额“云水襟怀”，刘海粟题写了堂内额“坚贞自操”。展厅主要介绍了陈子龙的文学成就、创办复社与几社、反清复明的背景以及他与同时代的夏允彝等众贤名士的情况。^[43]

电影《柳如是》冯绍峰饰陈子龙。^[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