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袁行霈pèi，字春澍，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人，1936年4月18日生于山东济南，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1][2]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袁行霈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2018年4月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2]

袁行霈的主要作品有《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影像》《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袁行霈卷》《愈庐集》《中华文明史》等。^[1][2][3][4]

1991年袁行霈荣获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1989年，袁行霈著作《愈庐集》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他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于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该著作还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其主编的教材《中国文学史》2000年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次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该著作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5]

袁行霈，1936年4月18日生于山东济南，出身于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家庭培养了袁行霈对古典文学的兴趣。1953年袁行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做了林庚教授的助教，从此开始了教学与科研生涯。这一段时间他和陈贻焮一起跟随导师林庚，编著《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并且袁行霈还参与了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大量的作品和史料阅读为袁行霈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6][2][1]

在1958年的秋天，袁行霈带领着他的学生在北京城子煤矿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他们每周有三天时间会在矿井中挖掘煤炭，剩下的三天则会进行课堂教学。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随后，袁行霈又前往密云钢铁公社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劳动锻炼。在这期间，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包括烧锅炉、担任炉前工人、木工和铸工。到了1959年的夏天，袁行霈被下放到了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在那里继续进行劳动。^[7]

1960年3月袁行霈才回到北大。^[7]在1960年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里，袁行霈与陈贻焮先生共同在他们的导师林庚先生的指导下，主编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同时，他们还参与了由林庚和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选注工作。这些任务要求他们广泛阅读大量的作品和史料，为袁行霈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62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袁行霈被定为了全校的“白专”典型。受到批判，袁行霈被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7][8]

在1977年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之后，袁行霈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了一系列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以及唐宋词研究等。他在教学工作中始终保持着探索和进取的精神，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到了1978年，袁行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纵通”与“横通”》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并不长，但却是他第一次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追求，标志着袁行霈学术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5][8]

1979年，袁行霈晋升为讲师。在这期间，他独立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和《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这些作品都在1979年发表，并开始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由于他在教学和研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袁行霈在担任了22年的助教之后，在1979年被提升为讲师。而仅仅一年之后，他就破格升为了副教授。^[8][7]

在1982年至1983年间，袁行霈应日本东京大学的邀请前往讲学，教授了包括陶渊明研究在内的五门课程。1984年，他成为了中文系的特聘教授，并在1986年取得了博士生导师的资格。1987年，袁行霈的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出版发行。随后，这本书的上编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而全书也被翻译成韩文并在韩国出版。该书于1991年获得了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并在1992年得到了国家教委授予的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8][2]

在1992年，袁行霈除了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之外，还兼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国学研究》主编。从1992年至1993年，他还成为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客座教授。1994年，袁行霈与他的弟子孟二冬教授和丁放教授共同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获得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以及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奖二等奖。同年，袁行霈还担任了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文明之光”（共150集）的总顾问。^[9][10][11]

1995年，袁行霈被教育部邀请担任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他召集了来自19所大学的30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工作，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学术环境。大家团结一致，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完成了这部四卷本的著作。袁行霈不仅将这部书视为教材，也视其为一项学术成果，因为他认为好的教材应当反映出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了这部书，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从组建团队、拟定编写要点、确定全书体例、制定编写工作条例，到修改初步大纲，以及在初稿完成后对整部书进行统一修改润色定稿，甚至亲自查看校样，都亲力亲为。此外，他还亲自撰写了总序论、第三卷的序论，以及第三卷中的两章内容。利用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的机会，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连续数月夜以继日地修订书稿。他带着一箱书稿，从中国前往美国，又从美国返回中国。^[8]

1996年他被民盟的前辈领导人提名，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7]1997年，袁行霈以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进行了访问研究。在此期间，他还在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和夏威夷等多所知名大学发表了演讲。到了1998年，袁行霈再次担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客座教授。而在1999年，他成为了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主任。^[12][13][14]

2009年，袁行霈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即“新编新注十三经”。这个想法旨在通过重新编排和注释传统“十三经”，以更全面地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编”方面，袁行霈认为传统的“十三经”仅仅包括儒家的经典，而忽略了其他诸子百家的重要思想。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在新编的“十三经”中不仅保留了传统儒家经典，还增加了《老子》《庄子》《墨子》《孙子》《荀子》和《韩非子》等经典，以展示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汲取各家之精华。在“新注”方面，袁行霈强调要利用新的材料、方法和观点来重新解读传统经书。他主张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善本等新材料，结合中外学术交流的新方法，以及新观点来对传统经书进行新的解释。这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经学研究成果，还能够对传统经书进行全新的解读和诠释。^[15]

2015年8月8日，第二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在京举行颁奖典礼，袁行霈馆长出席颁奖典礼并给获得创作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袁行霈馆长还亲自为本次颁奖典礼题词“龙腾梦圆”。^[16]2017年3月1日下午，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中央电视台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诗词大会》座谈会”，袁行霈出席并参与交流。^[17]2018年4月，袁行霈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1]2021年4月，《袁行霈文集》出版。十卷本的《文集》收录了袁行霈独立撰写的多部学术著作、诗词、随笔、小品文。^[18]

2022年3月，在一次访谈中，袁先生与他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祥波就《中国诗学史》一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基本主张，并进一步解释了他广受学术界重视的“博采、精鉴、深味、妙悟”治学八字诀。^[15]

参考资料^[29]

袁行霈在学术研究上，重视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他在诗歌艺术的研究中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其人格、气质、心理状态、生活经历、教养和师承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创作；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都会对文学产生影响。只有将诗人和诗作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艺术的奥秘。^[30]

在陶渊明的研究中，他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史的范畴，而是从魏晋时期的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史，甚至艺术史和社会风俗史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以全面、立体的方式揭示陶渊明的思想、个性和艺术风格。^[30]

在唐诗的研究中，他主张加强综合研究，调动所有可能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建立以唐诗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新体系。^[30]

在《中国文学史》的总绪论中，他提出了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的理念，对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文学缺位、过于偏向史学化的问题起到了纠正的作用。^[30]

袁行霈教授在指导博士生方面有着极高的要求。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鼓励学生发表独立的见解。曹胜高博士生对袁教授的评价是，他具有雅量，尽管是知名学者，但仍然非常虚心和坦然地倾听学生的不同观点。在国学研究院的每一届学生开学典礼上，袁先生都会强调学生需要提交两篇论文，一篇是学术论文，另一篇则是关于个人品德的论文。他要求学生实现学问与道德的统一。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引导下，袁行霈教授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者和时代俊彦，如孟二冬等。而袁行霈本人也获得了国家级和市级的嘉奖，并于2006年荣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北大教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31]

参考资料^[32][1]

自从袁行霈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一天起，他就被诊断出患有高血压症，他的低压为96，高压则达到了165。由于这个原因，他无法正常上体育课。经过校医院院长吴继文的建议和证明，他转而参加了医疗体育课程。^[33]

医疗体育课的老师是一位非常友善的美国老太太，她是从燕京大学转来的。所谓的医疗体育课程主要包括柔软体操和远足等项目。在远足的时候，他们会从第二体育馆出发，走到北京大学的蔚秀园或承泽园。当时这两个公园还没有建造楼房，保留了大片的池塘和树木，充满了田园风光。^[33]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生活，到了1960年春天回到学校后，袁行霈的血压竟然降到了75-115。这一水银柱上的刻度一直保持到现在，成为了那段艰苦劳动生活的见证。^[33]

参考资料^[34]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能够真正配得上“儒雅”二字的教授，首推林庚先生。而紧随其后，最能体现这一品质的便是林庚先生的学生袁行霈。这种儒雅气质并非仅源于他们研究对象——古典文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袁行霈等人始终坚持知行合一的原则，重视学问与道德的结合。^[31]

袁行霈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了半个多世纪。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来说，他的课程是他们美好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大中文系，袁行霈的课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当他上课时，教室内外总是挤满了人。他讲授的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等专题课程，已经成为中文系学生心目中的经典，而他也被视为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31]

袁行霈教授是一位专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他的学术兴趣涵盖了六朝诗、唐诗、宋词和文言小说等多个领域。然而，他的学术视野并不止步于此，他以这些为基础，构建了一种雅正而宏大的学术格局。在1978年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横通与纵通》中，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这一理念在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得到了成功实践，展现了“横通与纵通”方法的力量。^[31]

之后的二十年间，袁教授将全部的学术精力投入到陶渊明的研究之中，撰写了《陶渊明研究》《陶渊明集笺注》以及《陶渊明影像》三部专著，以此寻求学术上的突破。他的研究领域也逐渐从文学史扩展到美术史、音乐史，并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深入到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之中。由他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并且多次再版印刷。他还联合了数十位学者，历经近七年的潜心研究，编纂zuǎn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文明史》，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该书的英文版预计将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袁行霈教授的治学风格独特且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他在广泛的学术领域内专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作家，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赢得了高度赞誉，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1]

自1999年起，袁行霈教授接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第七任馆长一职。这不仅是对他的个人荣誉的认可，更是他所承担起的社会责任的表现。文史研究馆是一个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和耆老的地方，如何吸引和招揽人才，凝聚各位馆员的智慧，是袁教授一直关注的问题。他曾提议聘请任继愈、饶宗颐等六人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提升整个馆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中央文史研究馆面向社会，实行开放式的管理模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大局，并回馈人民。在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袁教授与中央及地方各馆的馆员们共同创作了360多幅书画作品赠送给灾区，并将自己的对联交由荣宝斋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31]

此外，他还注意到馆员中有很多著名的诗人，但一直没有一本专门的诗选，于是经过五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另一项由袁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是编撰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预计全书将达到1500万字，于2012年出版，堪称全国文史研究馆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称为一部“文化地图”。袁教授始终尊重每一个馆员和专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常怀感激之心，常存惭愧之意。他通过高洁、扎实的道德学问践行着自己的人生追求，从书斋到社会，从教授到馆长，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道德追求和学术理念。^[31]

马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袁行霈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袁行霈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7]（作家马嘶评）

学识渊博，人格高尚。^[7]（东北大学评）

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7]（国学研究院2002级的博士生曹胜高评）

袁行霈展现出兼具传统人文素养与现代学术视野的古典学大家风范，是立德树人的典范，是北大乃至全国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35]（北京大学评）

我认为，在陶渊明生卒年研究的所有论著中，袁先生的讨论是至今讨论最充分、论证最严密的一说。^[35]（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评）

袁先生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空间里。他在从事精深研究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学者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走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面向世界。^[3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刘跃进评）

上袁行霈的课，的确是美的享受。俊秀飘逸的板书竖写始终是他的习惯，一节课下来，黑板上就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他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称为好友，兴起时便在课堂上吟诵他们的佳作，优美的音质，潇洒的气度，陶醉过无数学子。^[31]（人民日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