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

徐光启( 1562—1633 )，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天主教徒，选名保禄，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5][1]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农业科学家，被后人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1][6]

1581年（明神宗万历九年），徐光启考中秀才。同年与吴氏成婚，为维持生计，徐光启在村学教了十几年书。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1606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徐光启被启用，1628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左侍郎并完成了《农政全书》的编著。^[1][3][5]

在1629年到1633年间，他虽然年事已高，政务缠身，但仍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事必躬亲。徐光启曾多次组织人员进行天文观测，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科学资料以保证新历法更加科学准确。他还根据观测结果，绘制出了当时最完备、最精确的星表和星图，也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包括了南极天区的全天星图。^[3]1633年（崇祯六年)，徐光启病逝，归葬于上海，其墓地在今上海市徐家汇光启公园内；他逝世后，崇祯皇帝停朝三天，特地为徐光启赐祭，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并谥为“文定”。^[1][5]

徐光启一生著述丰富，除众多译著外，还著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徐氏庖言》《选练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5]

徐光启，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1562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虽然他出生时，家境已经开始衰落。但他却胸怀大志，自幼聪敏好学。^[3]

万历九年(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获乡试第一名。同年与吴氏成婚，为维持生计，徐光启在村学教了十几年书。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并加入天主教。^[3][5]1604年（即万历三十二年），他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跟利马窦学天文、历算、地理、水利工程、火器等知识。^[5]

1606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数学体系，开创了全新的数学证明方法。^[3]后又合译《测量法义》，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著作。^[5]1607年，徐光启授翰林院检讨，不久丧父，返乡守制；1610年回京官复原职；在此期间，他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介绍西洋的水利技术和各种水利机械。^[7]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退隐天津，进行农事试验，撰写《农政全书》纲要。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破抚顺，徐光启上书建议加强武备，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掌管练兵事务。后因多方掣肘，未能完成其练兵计划，遂托病回乡，完成《农政全书》，此书为中国古代农业领域的百科全书。^[5]

天启元年( 1621年）三月、徐光启因操劳过度、上疏回天津“养病”；同年六月辽东兵败，奉诏入京，十二月再次辞归天津。^[7]在天津“闲住”期间，他开始写作《农政全书》( 1625 ~1628年)。^[7]

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徐光启被启用，并且曾官至宰相，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研究，在自己长期从事农业试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许多农学经验，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终于在1628年，完成了《农政全书》的编著。全书共60卷，70多万字，分开荒、水利、荒政、蚕桑、牧养等12个类别，并且第一次对这些项目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3]崇祯元年(1628 )，被朝廷重新起用。^[5]

在1629年到1633年间，他虽然年事已高，政务缠身，但仍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事必躬亲。徐光启曾多次组织人员进行天文观测，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科学资料以保证新历法更加科学准确。他还根据观测结果，绘制出了当时最完备、最精确的星表和星图，也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包括了南极天区的全天星图。^[3]

1629年，徐光启运用西学，推测出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同年升任礼部左侍郎，奉旨与意大利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修正历法，编译完成《崇祯历书》一书。就在徐光启为修订《崇祯历书》而劳碌奔忙之时，努尔哈赤率金军入关，他随即停下了修订历法的工作，开始从事火器的制造和研究工作，他还对火器与防御，与攻城，与兵种配合等各个方面都有探求，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第一个提出火炮在战争中的应用理论的人。^[3][5]之后，他被擢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3][5]崇祯三年（1630年），徐光启升礼部尚书。^[7]1632年（崇祯五年），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要，知制诰。后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大学士。1633年（崇祯六年)，徐光启病逝，归葬于上海，其墓地在今上海市徐家汇光启公园内；徐光启逝世后，崇祯皇帝停朝三天，特地为徐光启赐祭，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并谥为“文定”。^[1][5]他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也因此而搁浅。直到1635年，《崇祯历书》才全部修订完毕。虽然徐光启没能最后完成这部书的编写，但他对新历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及的。^[3]《崇祯历书》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历法的成果，同时又吸收了大量西方天文学的先进知识，使中国的天文学从此走上了与世界天文学并轨的道路。^[3]

徐光启是中国明代末年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人们通常重视他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而忽略他在编辑工作上的贡献。从他的一生经历看，教学和研究，翻译和编书，引进西方科学名著，会通当时中外知识，编辑、著译了许多关于数学、天文历法及农业、兵事等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独立编辑的，有与他人合编的，有担负主编责任的，他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大编辑家。^[22]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徐光启还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4]

徐光启撰写的《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等各种条令和法典更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批条令和法典。^[4]

徐光启日夜勤奋工作，抓紧对历局的领导，到崇祯六年(1633)十月三十一日，病情已重时，他在《历法修正告成书器缮治有待请以李无经任历局疏》中，最后报告历书编辑情况称“广集众思，求底成绩”，已进过历书七十四卷。新成者诸书共六十卷，其中三十卷“略皆经臣目手，业已眷缮”，另有三十卷“尚属草稿，内经臣目者十之三四，经臣手者十之一二，亦可续写进呈”。这时距他逝世只有八天!这部丛书总共四十五种、一百三十七卷。清朝的历书，基本上采用明代的《崇祯历书》。^[22]

作为明代的一位先进科学家，徐光启善于汲取民间的优良生产经验，通过亲自实践来加以证实，并注意总结提高，推广提倡。甘薯(即山芋)，原生长于美洲中部，到明万历初年才由吕宋(今菲律宾)引种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实践证明，它的单位面积产量甚高，而且耐旱，耐瘠，耐风雨，抗病害力强，是相当理想的粮食作物。徐光启曾在家乡上海试种甘薯，效果良好。为了使这种作物“南种北引”，在江南地区普遍种植，他特意撰写了《甘薯疏》一书。此书今已失传，序文则保存在《群芳谱·谷谱》卷二之中。^[8]

天启三年（1623)晋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以宦官魏忠贤当道，势焰极张，在籍家居不到任；将任春坊官、詹事官期间奏疏编辑为《端闱奏草》。连年闲住，增订批点前此所辑《农书》。^[22]

明朝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外患频起，民穷财困。到启祯年间，国事更坏。徐光启想从振兴农业着手，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撰著有《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和《农政全书》等。其中以贯穿着重农思想的《农政全书》为其代表作。^[22]《农政全书》共六十卷，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章。每章之内，酌列子目，安排有关内容。^[22]

“富国必以本业”，这是编撰《农政全书》的指导思想。第一章《农本》，占三卷，首列《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为立国之本。次为《诸家杂论》，是引诸子百家言论，说明农业的重要性。卷三为同时代人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以明朝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措施，引来告诫当世重视农业生产和慎用民力。^[22]《农政全书》初稿完成后，因他当时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还是去世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的。《农政全书》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书中内容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穿其中。对指导农民的做农活有很大的实际意义。^[4]

在军事方面，徐光启特别注重火炮的制造，他曾多方建议、不断上疏，希望能引进西方火炮的制造技术。徐光启还对火器在实践中的运用，对火器与城市防御，火器与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的配合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探求。^[4]

徐光启早在万历三十二年（ 1604)，当辽东的局势还未出现危机的时候，为了对付鞑靼和朵颜等三卫，就提出要练“得胜兵”，辽东局势危机后，更加强调要练“精兵”。他说：“千筹百计，总以精兵为根本。若无精兵，虽多得良将无可用，多有奇谋不得用，多造利器莫能用，多结外援弗敢用也。”这是从明军多为乌合之众，见敌即溃，而努尔哈赤的军队积强久练，步骑俱精的实际出发的，但也道出了一个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兵一定要精。徐光启认为，欲得精兵，必须选练。他说：“裁定祸乱，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选练。”又说：“战胜守固，必藉强兵;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如果只讲用兵方略，而不从兵器甲胄、士兵战马等方面入手，逐一加以讲求，那是无济于事的。一个坚甲利器，一个实选实练，这就是徐光启提出来的建设一支精锐部队的两个根本途径。他还具体提出了如何实现坚甲利器和实选实练的办法。^[23]

徐光启认为一切科学的最后基础为“度数之学”，又称“象数之学”。他强调说：“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泰西水法序》)又说：“数之原其与生人俱来乎?始于一，终于十，十指象之，屈而计诸，不可胜用也。”他着重指出：“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同文算指序》）他一方面看到“凡物有形有质，莫不资于度数”，另一方面又看到“度数旁通十事”，这十事是天文气象、测量和水利学、音乐、兵工技术、会计学、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和计时。“明理辨义”“立法著数”，必先掌握数学。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必然表现为数学函数关系。一旦掌握度数之学，犹如工人有了“斧斤寻尺”，即可明理立法辨义著数，步入科学的堂奥，“渐次推广，更有千百有用之学出焉”。这正是徐光启科学思想中富有近代意义的精华。^[22]

徐光启显然希望为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开辟新领域，他强调翻译数学书籍，掌握基础科学理论的重要性。^[22]徐光启基于对《几何原本》的认识而决定进行翻译的。他看到这部著作的优点是重视数学基本理论，逻辑推理方法谨严，叙述清楚简练。^[22]《几何原本》的翻译，在中国数学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晚清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在1852年与伟烈亚力(1815——1887)继续译完了《几何原本》后九卷，成为培养数学人才的必读教科书。^[22]

在译出《几何原本》后，徐光启进一步开展对中西数学中勾股测量法的研究，根据《几何原本》中的公理、公设，结合《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中的勾股测量诸条，将中法、西法会通探讨，写成系列性的《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三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指出其“著书之意”“则皆以明《几何原本》之用也”。此外，徐光启于1611年译述《简平仪说》，1612年译成《泰西水法》。^[22]

1629年，徐光启上书荐邓玉函、龙华民入历局工作，同时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中建议装置望远镜观测天体。^[22]

16世纪的明清之际，罗马公教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浪潮传入中国。传教士根据中国“敬天”的传统习惯，并借鉴中国文化“至高莫若天，至大莫若主”将所崇奉的神称为“天主”，因而译为“天主教”。1582年8月，耶稣会会士利玛窦抵达澳门。他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作为传教方针，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至明末，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建立了13处传教会所，全国约有教徒15万。在官员和儒士中已不乏天主教教徒，其中较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24]

受利玛窦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先后受洗，成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另有多人也受洗入教，如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金声、瞿式耜等，他们或为名公巨卿，或为翰苑闻人。中华“天朝”帝国的大门，终于被天主教的“天学”所打开。^[25]在利玛窦影响之下，徐光启由一介儒生变为一个天主教徒，精通了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多科西方科技知识，他崇尚实用，反对浮华，认为以文辞相尚是“擒藻华丽，飞辩云诵”（《徐光启集·焦氏澹园续集序》)，指斥空谈心性是“竞以旷达相矜夸”(《徐光启集·衰病实深恳赐罢斥疏》)，并因此而对“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徐光启集·题陶士行运筏图歌》)的现象大加挞伐。他的“富国必以本（农)为业，强国必以正兵”(《徐光启集·复太史焦座师》）的政治主张，对近代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徐光启皈依天主教，相信灵魂学说，抛弃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徐光启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皈依天主教的学者们的一般倾向。^[25]

上海徐家汇是徐光启的故乡，徐家汇本名法华汇，后来为了纪念徐光启改名为徐家汇。徐光启墓就位于徐家汇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墓前立有石碑、石人.石马、华表、石牌坊等物。石牌坊上正中额题“文武元勋”，右题“熙朝元辅”，左题“王佐儒宗”，正中额下题：“明故大夫太子太保赠少保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阙。”石牌坊镌有对联，上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下联“出将人相一个臣，奋武揆文”，这副对联对徐光启一生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4]

1641年，徐光启灵柩被运回上海，安葬在土山湾北。自此之后，徐光启的后代也渐渐汇聚于此，起初这里被称作“徐家库”，后因其地处蒲汇塘、肇嘉浜和李漎泾三水汇合处，便在清康熙年间得名徐家汇。^[2]

1933年11月，徐光启逝世300周年纪念大会在徐家汇隆重举行，当时的主流媒体《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字林西报》都有大幅报道，可见徐光启在后世心中的声望之高。^[2]

徐光启纪念馆坐落在光启公园之内，由明代宅第建筑“南春华堂”异地保护改建而成。馆内分为世界眼光、科学精神、爱国情怀、高尚情操四个部分，馆藏徐光启画像、手稿手迹、文献著作等珍贵资料。^[2]

1981年4月，梁家勉为徐光启编著的书籍《徐光启年谱》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6]

作为明代的一位先进科学家，徐光启善于汲取民间的优良生产经验，通过亲自实践来加以证实，并注意总结提高，推广提倡。（《古文鉴赏辞典》评）^[8]

徐光启的一生中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让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文汇报评）^[2]

徐光启一生治学严谨，为官廉正，终生从事研究天文、历法、水利、测量、数学、农学，较早接触并容纳西方文化，有《农政全书》《崇祯历书》和《几何原本》等著译，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不愧为“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上海科技报 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