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英译：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所使用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1]

八股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得名八股文。八股文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文章内容以朱熹等人对经书的解释为标准，对经书义理进行阐释，文章字数也有固定限制，代表人物有归有光、王守仁、王鏊、艾南英等。^[1]

八股文最早可以溯源到唐朝科举中的帖括。到宋代时，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进行改革，废除明经诸科，推行经义取士。元代基本沿用宋代的科举，将考试的出题内容限制于四书等儒家经典中。明代初期效仿宋人“经义”，提高了应试文中对于格律的要求，到了明代成化年间，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清代科举中，基本沿用明代，同时由于八股文作文时存在内容空疏、拘于形式的弊病，经历多次存废争议，但因现实考试和政治的需要，八股文仍在一直使用。光绪末年，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教育制度，1902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八股取士。经过新文化运动、延安整风等事件后，八股文受到长期的批判，一度等同于封建糟粕。2014年，浙江杭州市高级中学将部分八股篇目选入课本后，引起了巨大争议，校方对此回应此举八股文并非无一可取之处，选入课本是出于帮助学生规范写作。^[2][3][4]

八股文作为一种专用于考试的标准化文体，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古代科举选拔人才，同时，在长期接受八股文的培养和学习过程中，贯彻传播了儒家义理，维护了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加强对于社会主流意识的把握。同时，八股文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对于研究明清文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八股文的长期使用中，仍出现了一些消极影响，固定的文论格式使得八股行文僵化，八股文的使用范围十分局限，实用性差，难以培养出经世致用之才。同时，八股专研儒家义理，长期以来限制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阐发，导致社会思想禁锢gù，加剧文化专制。^[5][6]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用于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股有对偶的意思，从八股文的文章体裁出发，因八股文每篇文章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每股都由两排排比对偶的文字组成，一共为八股，所以得名八股文。八股之名在明清之际就有提出，比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试文格式》中有这样的相关记载：“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5][7][8]

八股文还有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等诸多别称。“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如上述，即按规定的格式，而“艺”则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之一的意思。“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股文还称四书文，“四书文”意为八股文所写的内容是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和五经中出题，因而叫“四书文”。^[5][7]

八股文正式定型于明朝，这受当时社会政治的需要。明清时期，封建制度遭受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影响，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受到冲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深化，统治者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推行并加强了各项文化专制政策。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同时笼络知识分子，安定人心，推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9]

八股文是骈文的一种变体。骈文进入公文领域后，长期作为封建社会的公文形式存在，实用性增强，在封建统治和儒学影响不断加强的影响下，公文类骈文的思想和艺术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僵化，逐渐产生与骈文文体相通的八股文。^[10]同时，八股文借鉴了骈文的排偶手法，骈文因其通篇多排偶句而得名，八股文“体用排偶”，同样也是对骈文排偶手法的借鉴。^[11]

汉语语音为单音节语，同时有五音音节之分，这种语言特征使得汉语读音具有音乐感和节奏感，形成了语言文字中的对仗、对偶，是中国各类诗歌文赋产生的基础，也因此影响八股文的产生。^[3]古代律诗也影响着八股文的产生，八股文行文借鉴了律诗起承转合布局，强调起承转合的逻辑关系。^[12]

八股文作为明清科举的专用文体，是适应、符合当时考试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八股文标准统一的考察内容和行文格式，推动考官采用一致的评阅标准，增加了科举考试评分的公平性和可信度，其格式化的文体也提高了评阅试卷的速度和数量。同时，八股文对于著文者的知识储备要求很高，对考生的经学、文学、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学养进行测试，从而选拔出具有较高素养的官僚队伍。^[13]

八股文的产生和发展受到程朱理学的渗透和影响，八股文是作为明代统治者为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14]八股文的内容取自四书五经，囊括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最基本的内容，读书人自启蒙就学习儒学义理，八股文的产生既是顺应儒学的主流思想，也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教化、管理民众的工具。^[13]

八股文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唐朝，起源于唐朝的“帖括”。帖括即是要求考生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正文或注释，唐代科举以进士和明经为重要科目，进士科考察诗赋，明经科考察帖括、墨义，因明经考察的内容只为默写文章，并不需要考生阐明经书大义，所以唐代科举明经科出身的人最多。^[2]

北宋宋仁宗嘉祐后，论开始用古散文体撰写。神宗熙宁后，经义逐渐使用古散文体书写，同时论和经义又开始移植骈文的对偶句式，移植近体诗的破题、颔比等程序，三者逐步合一，开始了一种八股文这一新的文体的形成历程。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取消唐代沿习下来的诗、赋、帖经取士的办法，认为唐代取士方法浮华不实用，于是将科举多科并为进士一科，改为以“经义”试士。“经义”即经文意义，考生在《论语》《孟子》等经中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著文。王安石为此撰写了一批经义论文，朝廷专门颁行了作为应试标准体式的“大义式”，这些文章的特点在于正反直喻，破题承题都使用对偶句式，是八股文在时文中的雏形。^[2][3]宋哲宗时，推崇经义程文，张庭坚所著经义尤为当代推崇，其经义范文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官题，然后转入“原题”。文章以古散文体为主，移植骈文的对偶句式和近体诗的格式，这三者逐渐紧密结合，推动新文体的形成。^[15][16]

南宋高宗、孝宗时期，进一步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高宗时期颁布了《绍兴重修通用贡举式》，规定了举人写论和经义试卷的体式，限定论的字数为每篇五百字以上。高宗至宁宗时期，时文文体屡经变化，高宗时学者崇尚苏(轼)文，孝宗时发展为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乾淳体”，光宗时改崇二程，称为“洛学”。宁宗时，经义出现了“全用套类”即现成格式的现象，由此出现评点之学，讲述写散文的原则和方法，推动散文写作规范化。此时，文章的章法和句法，与骈文的排偶、近体诗的格律进一步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时文体式，这一体式在论方面集中体现在《论学绳尺》一书中。南宋理宗和度宗时期，文体几遭变化，《论学绳尺》各论的笺解中，已经使用“股”和“脚”等字，用以表示偶句的一方，这时的偶句不是骈文，不用四六，也不强求押韵，体现为冗长难读的特点。^[15][16]

元代前期，尚未实行贡举制度，直到仁宗延花元年(1314 年)，才正式开科取士。科举考试需要作经义一道，限五百字以上，不讲究格律。题目摘自《四书》,考生就题命意，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解，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元代以王充耘撰《书义矜式》作为士子参加科试的经义程文之书，各篇书义皆按破题、承题、小讲、缴结、官题、原题、大讲、余意、原经、结尾十个段落顺序，这些作文程式与南宋后期并无太大区别，并且直接影响明初作文程式。^[2][3]

明初八股文无固定体式，不受程法限制，文字以直述经义、阐发道理为宗旨，表现出素朴、古茂、 平淡的文风。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对于格律的要求日趋严格，对科举制度、考试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考试；到了明代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科举考试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八股文的体式初具。明代正统至嘉靖期间，是明代八股文的极盛时期，以于谦、王鏊ào等为代表的八股大家不断涌现，他们将八股文突破了经书传注的束缚，“以古文为时文”，影响着八股文的创作风气。自明代万历以后，八股文转而追求文字的华丽，以制造奇巧来吸人眼球，逐渐由盛转衰。^[2][3][9]

清朝入关之后，为了应对关内人民的反抗，加强思想统治，清朝统治者以理学为工具，推行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清代科举取士和学校考试沿袭明代旧制，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文体，其衡文标准受明代“醇正典雅” 的文风影响，以 “清真雅正” 为衡量八股文章优劣的标准，从 “理、法、辞、气” 四个方面来衡量科考文章优劣及登第高下。清代八股文在经历顺治、康熙初年后，从体制、形式等方面逐渐形成有自己特征的清代八股文。^[17]

顺治年间，皇帝下旨取消明末以来对策使用骈体的陋习，推行质朴的文风。康熙年间，因八股浮饰无用，掀起了一场关于八股文的存废争议，康熙认为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对于政治并无帮助，康熙二年（1663年）规定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后来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请求恢复八股文，认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即如果不考八股文，读书人就不去研究四书五经了。由于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其特定的功用和存在的理由，并已沿用了近300年，根基深厚，在客观需要和各方面的压力之下，康熙七年（1668年）又全部恢复旧制，八股文重新成为科举考试所使用的文体。乾隆三年（1738年），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论。兵部侍郎舒赫德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以大学士鄂尔泰为代表的礼部诸官员反对，但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此次争议中八股文仍未被废除。乾隆还命方苞编撰了专门收录八股文的《钦定四书文》，后来收录到《四库全书》中。清朝末年，八股僵化到一定程度，弊端尽显，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攻击，同时戊戌变法掀起学习西方教育制度的风潮，1902年，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正式取消。^[4][2][3][9]与明代相比，清代八股没有大结，规定文章字数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作文时没有忌讳，无论吉祥与否的字眼都可以使用，在衡文的标准等方面也进行了统一。^[3][18]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八股文受到了陈独秀、钱玄同和吴稚晖等人的批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批判与八股文相近的桐城派，认为“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钱玄同则是称其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他指责桐城派“皆高等八股”“变形之八股”。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反对党八股》一文，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整顿文风，确立了真实、准确、简洁、生动，用事实说话、以叙述为主的文体风格，影响了后来的公文写作。此后，八股文在人们心中，长期体现为封建糟粕、禁锢思想。^[19][20]

现当代，人们对于八股文的评价和认知越来越趋向客观全面，即八股文的形式禁锢存在其落后的一方面，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待其对于选拔官员、文体发展等方面的积极影响。2014年，浙江省杭州市高级中学将八股名篇《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与诸弟书》选入课本之中。此举引起了网络上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八股文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将其选入教材之中，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面对这些争议，学校回应选入八股名篇意在让学生写的文章有“体”，学习八股文的思维过程，体会著文时的由浅入深，帮助他们去规范写作。同时，八股文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能够帮助学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学。此外，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址正是浙江省贡院的旧址，即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这也是杭高将八股文选入教材的原因之一。^[4][21]此外，在如今语文学科教育不断发展的现在，有不少人对语文教学考试制度不满，认为以应试为中心的语文作文类似于八股文写作，学生作文呈现同质化严重，限制学生思维的发散，损害着语文教学的进步。^[22][23]

八股文文章内容以朱熹等人对经书的解释为标准，对于经书义理进行阐释，很少有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读书人不仅要研究四书五经，还要熟读儒家经史子集，才能作出一篇好文章。著文过程中，八股文将求“代圣人立言”，即要模仿孔子、孟子的语气去说话，不得以戏谑、随意的方式去书写，需要作者揣摩古人的思想和语气，将自我的思想见解隐藏起来。八股文体制特点体现为守经遵注，作为考试文体，经与注就是八股文考试的标准，要求平实典雅，不许出现浮华险怪之体。^[24]八股文的文体章法集各种文体之大成，写作者必须熟练各种写作技巧，以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为例，在写作时各股需要相互对应，从不同层次角度去阐发题旨，对对仗严格要求，不讲辞藻华丽书写，注重对事物内在义理的阐发。^[25][26]

八股文的题目取自四书五经，且必须选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为了避免考生抄袭，考官在八股文题目上不断打磨翻新。从八股文题所用文句和文意是否完整，人们常分为大题和小题，大题的文句和文意比较完整，文章容易写得正大工整，多用于乡试会试等大考；小题较为细碎，常取四书中语句的一部分，语句、语意不完整，常常采用于童试等小考。此外还有特殊的截搭题，属于小题中的一类，是指截取四书中某些语句中的个别词语搭配成文题的题目，此类题目全在难为士子,不仅题意难明，作法也不易掌握。^[27]八股文写作中有许多避讳，如庙讳(死去帝名)、御讳(当今皇帝名)、圣讳《孔孟名)等，例如《论语》中“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题“杀鸡为黍而食之”，则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见其二子焉”，就是犯下。^[25][26][28]

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部分组成。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第一个部分，意为点名题意，考生需要用两句话破开题意，以把握作文的主旨。说明题意，必须要与朱意的《四书集注》注释相一致，不准随意解释。破题限用两句，放在文章开头，文字可用对偶，也可散行。破题最后一字，清代规定要用一个单音虚词，如焉、也、等。同时，破题是八股文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阅卷的考官往往以破题的好坏来取舍文章。承题，即承接破出的题目，加以说明阐发，帮助作者引出作文的重点，承题一般用二四句话进一步说明题义，并根据所破题义指明作者文章主意，开头用“夫”“而”、“盖”等单音虚词，未一字用“耳”“焉”“矣”等虚词。起讲位于原题之后，又名小讲，将破题与承题所阐明的题意作进一步的发挥、补充，起到引申讲明题义，或说明题目内容的背景等的作用，起讲开头多用“且夫”、“尝谓”、“若日”、“尝思”等双音词。入题又叫领题、领上、落题，位于起讲之后，通常用两三句过渡性的话，把题义接入下面的八股正文之中，对于全文的上下联动十分关键，入题的作法一般分为三种情况，是题目有上文的，要领上文入正题；题目有下文的，要照应下文；有上文兼有下的，要点明本题所论内容的界限。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则是文章的基本内容所在，文章由此展开议论，来表现作者对经典的看法，要用古人口吻阐发儒家思想所谓“代圣贤立言”。此四股每一股都包括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就是八股，也因此得名最著名的“八股文”一名。^[29][27]

八股文的格式在成熟之后，还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八股文格式在明初初现雏形，随着不断应用和演变，到明成化年间，八股文标准体式自此固定应用，但其内部并非就此一成不变。例如八股文各个部分的字句出现由少转多或由多转少的情况，像破题、承题、起讲等部分，其句数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万历之后，八股的部分逐渐简化为二股、四股，减少了原来八股的体式的运用。^[29]

八股文的字数在写作中，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明朝万历年间，每篇限500字；清朝字数有所增加，顺治年间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 乾隆时更是增至700字。字数对于八股文极为重要，如果考生的文章超过规定的字数，书吏就不会誊录他的试卷，更不论考官的评阅和录取了。^[6]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明清科举实行府试、乡试、会试三级考试制度，八股文就作为考试的主要形式，除殿试外，此三级考试首场均考八股文。同时，由于首场即作八股文，考生是否被考官评阅取中全看首场，若首场通过调取二、三场的试卷，首场不过则没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的评阅，八股文又被称为惟一的考场文字。^[30][13]

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 也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清代私塾以及府、州、县学和书院等各级学校， 都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标。私塾先教识字，其次为读书，读书的内容为四书五经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不仅要背熟原文，还要背熟朱熹的注解，这是学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通过读书教育，学生可以识字辨清四声，区分词性，进而熟练地作对子，达到这个基础老师就会正式开讲，先讲《四书》朱熹的注解，再读八股文选，再开始按格式分布学写八股文。^[3]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并在此讲学，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出生于八股世家，其父曾在成化年间中状元，善著道德文章，王守仁自幼受父亲熏陶，少时即高中举人，后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王守仁的八股时文严守八股体式，遵循儒家正统思想来阐发行文，文章思想雅正，以醇茂著称于世，其所著《志士仁人》可谓八股名篇。^[31]

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世称震川先生，是明代八股文坛中一位倡导以古文为时文的学者，在八股文坛中之地位较高。归有光十四岁开始应童子试，一直不中，直到三十五岁时中应天府乡试第二名，六十岁时才考取进士，因其名次未达到授馆职的要求，被外放的一个僻远的县城当知府。归有光是一个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制义大家。他的八股制义取自苏轼、苏辙，其古文源自《史记》《汉书》，文章兼采苏氏兄弟的气势，阐发朱熹、程颐的义理，展现出淳古淡薄、风格高逸的特点，其所著《吾十又五而志于学》《天子一位两节》都是八股名文。^[29]

王鏊，字济之，号守溪，世称震泽先生，是明朝中期的官员、文学家。王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王鏊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先后授职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户部尚书等职，因宦官刘瑾专权，深感朝政无力辞官归乡。王鏊以古文为时文，借鉴古文作法，化用古文中开阖照应的写法，使用大量对偶文辞和排比句式，在结构上急促紧凑，使其符合时文的格式和要求，从而使古文辞与经义文浑然一体，促进了形成了经义文八股格。明清两朝学者对王鏊给予很高的评价 “本朝举业文 字，自永 乐、天 顺间非无佳者，然开创首功，惟文恪王公鏊为正宗 ”。王鏊著作颇丰，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32][33]

艾南英，江西东乡人，明末八股大家，一生中科考未中，后来致力于变革明末八股文风，希望通过出版八股选本来改变世人八股写作的陋习。艾南英一生致力于八股文写作，从十七岁参加童子试，七次科考不中之后放弃仕途之业，转为热衷于出版八股选本供学子参考。艾南英对于八股文的贡献在于他改革八股文文风。首先，艾文简洁清晰，引经据典，颇有古文气概。其次，观点犀利老练，善于化用经典，全文直白明快，见解深刻。同时，艾文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具有儒家人世精神，主张八股文创作应当经世致用。^[34]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35]

此文出自明代的八股文大家王鏊，王鏊在八股文方面颇有建树，被后世称为制义之祖。王鏊作文注重对题旨的把握和发掘，他的文章也被后人称为“理至守溪而实”，这篇《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此文文题取自《论语》，鲁哀公问有若怎么应对国家饥荒，在面对鲁哀公表明自己的用度不够时，有若回答道:“百姓足，君敦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王鏊在文中，根据朱熹的传注，对有若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揭示百姓足内便有君足，君之足，由于彻行政令而使百姓足才能达到，宣扬了儒家“君民一体”的思想，言圣贤之所未言，体现了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特征。^[35]

圣人于心之有主者，而决其心德之能全焉。夫志士仁人皆心有定主而不惑了私者也。以是人而当死生之际，吾惟见其求无愧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为大下之无志而不仁者慨也，故言此以示之。^[35]

此文出自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王守仁出生于一个八股世家，其父为明成化年间取得辛丑科状元，善著道德文章，王守仁自小受其父影响，文采斐然。王守仁的八股时文恪守传注，谨严法度，以醇茂着称于世，其名作《志土仁人》就体现出这些特点。此文阐释志士仁人为国忘我献身的精神，批判“偷生者”之苟且，通过“偷生者”在国家危难之际“避难求全”“侥幸而图存”与志士仁人在国有祸患时“捐躯赴难”“灭身而无悔”的强烈对比，表达了对仁人志士的赞颂，体现了儒家的正统观念。^[35]

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专用的程式化文体，方便考官评判试卷的好坏，加快阅卷的速度，提高阅卷的效率；同时，能够有效减少阅卷时因时间紧迫的偷工减料的现象出现，维护了考生的公平考试的权益。八股文的使用，为封建王朝提供了有效的选拔人才的方式，经此方式选出的人才，熟读儒家经典，浸润程朱思想，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言行准则，是有修养、有士人风骨的知识分子。八股文选拔出对封建统治忠实的拥护者，在长期儒学浸润下已形成固有的思维模式，统治者不必担心其反叛出奇。^[29][36]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的官方考试文体，考试内容取自四书五经，阐发朱子注解，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普及。八股文代圣贤立言，其核心是维系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统治阶层通过八股取士不断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加强了程朱理学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推动儒家义理的深入传播。^[37]

八股文对于四书五经及儒家经典的应用，掀起当时知识界对于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考证研究，也顺势产生了一批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法等进行分析点评的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zuǎn》、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等等。^[19][38]

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较强的文体，它的题目来自五经四书，在其历史发展中，不仅与经义、试帖诗、律赋、 策论等考试文体，还与骈文、古文及经典注疏等非考试文体均有一定渊源，可以说八股文是古代文章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八股文的书写格式，可以培养学习者循序渐进的思维方式， 提高思维能力。八股文著文的概括性要求用最核心的概念内涵来展示文章，需要考生著文时做到提纲挈领，在四股部分的写作时，又要做到全面、条理地围绕中心去写，可见八股文的写作过程中对于思维逻辑的要求。^[29][6]

八股文作为明清时期的官方考试文体，影响着明清小说的创作。明清小说作者大多为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接受过八股文教育，熟悉八股文及其创作思维，因此在创作小说无形中融入八股笔法和惯性思维。明清小说的主旨生发、行文结构、布局模式均受到八股文的影响，使小说带有鲜明的八股文色彩，例如在题目设置上，八股文题目破题点明题意这一特征契合小说题目的需要，因此小说作者在取题时借鉴了八股文特性，强化小说围绕题意的文学特性；在结构设置上，八股文格式严谨分明，因此在小说创作的整体结构上往往借鉴八股文的破、承、转、收，特征比较明显的作品有《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等，这类文言小说篇幅较短，语言与八股文相近，极具八股文特征。^[39][40]

八股专研程朱义理，在科举取士的过程中逐渐僵化，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使其只知纸上儒学，不知生活情理百态。读书人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八股文当中，只学习四书五经，将其他学问视为“杂览”、“杂学”、“邪魔外道”，比如《儒林外史》中范进居然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使得读书人知识获取呈现单一渠道，限制了社会中知识、学问的发展，逐渐达到文化专制的效果。在此情况下，读书人将儒家学说奉为圭臬niè，一言一行均恪守儒家道德要求，同时，八股文应试需要固守格式，不得擅自发表自己的言论，不断束缚读书人的思想。^[41]

八股文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局限性。八股文的格式、内容、题目、字数均在成文之前予以限制，导致出现文章空洞，专注形式的著文情况。读书人为考取功名专析如何写成八股文，其才华创意在严格的行文规范下受到禁锢，考生的综合能力并未得到完全体现，例如善作此类文章的人可以轻而易举获取功名，而不善八股文者则失去了求取功名的机会。^[42]

八股文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专用文体，除去在科举考试中应用，并未被任何公私文书和各种体裁的论著采用，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明清的读书人耗费心力地去学习八股文，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一旦考中，八股文就失去了使用的场所。同时，八股行文僵化，内容为阐发经学义理，重于理论而轻于实践，难以培养实用型人才，导致科举入选的官员真正从政时，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对民间大小事务，行政难免呈现“高屋建瓴”之效，久而久之滋生吏治腐败。^[6]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42]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其所著《焚书》卷三《童心说》所言：“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表露出将八股文看作一种新事物的意味。^[43]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重点批判八股取士中徇私舞弊的情况，以《褚生》中诸生替考陈孝廉、《周克昌》中某鬼替考周克昌等等替考成功中举的情节进行讽刺，认为此举不仅破坏科考公平，还增长了考生弄虚作假，不劳而获的行径，因此他发出“岂冥中亦开捐纳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贡犹昂贵耳。明经不第，何值一钱!”的慨叹。^[44]

清代作家曹雪芹就曾借文学作品来表达对于八股文的讥讽，《红楼梦》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所说的那样：“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6]

清代文人徐灵胎曾作讽刺八股文之作“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2]

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其所著的《儒林外史》，批评八股取士，书中有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45]

曾国藩曾在《曾文正公文集》中说到八股文时，称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46]

李慈铭在自己的《越缦堂日记》中，于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3]

钱泳《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抨击八股文的言论，如：“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liè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