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大学》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属《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关于《大学》的篇名释义，古今学者争辩颇多。旧传为春秋曾子所作，近代许多学者认为是秦汉之际儒家作品。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在整理《大学》时，进行了章节次序的调整。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二程编定的基础上，将整个内容分为两部分，定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补写“格物致知”章。《大学》位列“四书”之首，宋儒称为“初学入德之门”“所以教人之法”。^[2][3][4]

《大学》全文围绕开篇提到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这“三纲领”，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展开阐述，以修身为核心，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集中论述儒家的道德教育体系，即通过对道德观念的认识，建立 道德信念，以培养道德自觉性，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5][6]

在唐代以前，《大学》并不受儒家的特别留意。直至唐中后期，韩愈出于辟佛排老的需要，复兴儒学以表彰《大学》。继之宋明理学兴起，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尊为“四书”，逐渐奠定了《大学》在儒学经典中的重要地位。^[7][8]元代《大学》被确定为科举参考书目，明清进一步确认《大学》在科举中的地位。《大学》全文文辞简约，内涵深刻，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标准理想。其强调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以及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9][10]

《大学》因篇首之语为“大学之道”而名，^[11]关于《大学》的篇名，古今学者争辩颇多。郑玄在《礼记目录》中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认为“大学”记载的是可以用来为政的博大精深的学问。^[1][12]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认为《大学》篇名指学宫。^[13]朱熹在《大学章句集注》中依学习对象的年龄大小区分“大学”和“小学”，称“大学”为“大人之学”。^[14][15]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大”与“太”相通、“小”与“少”相通，“大学”实为“太学”之意，与表示“少学”的“小学”相对。现代《中国教育史》《大学国文》一类著作多解释《大学》为“儒家论大学教育”的著作，即是以“太学”或大人之学之说为本。^[16]现代语言文字学家任铭善则认为“大”是使动词，“大学”是使“学”“大之”、使“学”广博的意思。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则认为“大”是高明的意思，“大学”意为高明的为学之道。^[17]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认为《大学》是成圣成贤之学。^[18]

《大学》原是西汉儒学家戴圣所辑《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而《礼记》所收录的四十九篇文章，作者各异，戴圣只做整理合编，其中关于《大学》一篇的成书作者未有明确记载，故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15]

一、孔子或其弟子所作。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大学》出于孔门，依《张子经学理窟》记载，“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19]宋代二程（程颢和程颐）也认为《大学》出自孔子，“《大学》乃孔氏遗书，需从此学，则不差。”^[20][15]

二、非孔子所作。南宋心学思想家杨简与二程、朱熹的立场不同，认为《大学》非孔门之遗书。他主要所针对的内容是文中所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他引用孔子所言“心之精神是谓圣”，继而提出“何用正其心? 又何用诚其意? 又何须格物?”的疑问，并且，《大学》首章无“子曰”，说明不是孔子说的话。^[7]

三、曾子所作。南宋朱熹认为《大学》分经传，前四章是纲领式的统论，后六章为细分条目。经是孔子所述，曾子所记；传是曾子所述，曾子门人所作。^[21][1]

四、子思所作。明代郑晓《古言》上卷引三国虞松的话说“贾逵之言曰‘孔伋（子思）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据此认定《大学》的作者是子思。^[7]明末理学家刘宗周认为《中庸》是对《大学》的 注疏 ， 而《中庸》是子思记述的孔子之言，据此推断《大学》也是由子思记述的孔子及曾子之言。^[22]当代学者郭沂也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子思，为子思书佚篇。他认为，据黄以周《子思子·内篇》卷的说法，早在丰坊以前，“如《学斋占毕纂zuǎn》《古小学讲义》《三经见圣编》《樗chū斋漫录》等书皆认为《大学》是子思所作。”^[23]

五、荀子或其弟子所作。冯友兰认为《礼记 ·学记 》袭自《荀子》，而《大学》与《学记》的关系极为密切 ，据此将《大学》与《荀子》的《不苟》、《君道》、 《解蔽》等相关篇章比较 ，认为《大学 》出于荀子或其弟子 。^[24]此种说法得到刘又铭的认可，但受到郭沫若和徐复观等人的批评和异议。^[22]

六、其他作者说。清初思想家陈确提到《大学》只讲了知，没有讲行，“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认为不是圣人作的经文，“其传十章非贤传也” ，不是贤人作的传文。认为《大学》的作者另有其人。^[7]除此之外还有认为作者为周文王、董仲舒等说法，目前关于《大学》成书作者与时代的考证仍未有确切的结论。^[15]当代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徐复观认为：“《礼记》在西汉时编辑成书，书中各篇作者不详。”^[1]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为汉宣帝时的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1]

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1]

宋代以前，《大学》一直从属于《礼记》。尽管《大学》没有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但是，西汉的董仲舒、东汉的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和韩愈，他们对《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大学》的学术地位。董仲舒对《大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将儒家经学由民间思想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开启了儒学成为官学、显学和国学的始点。郑玄将西汉后期流传的各种《礼记》抄本，相互校对，并作注解，使得《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他的著作《三礼注》中《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大学》研究著述。孔颖达解读《大学》，重点强调“诚意”的关键性作用。他将《大学》文本分为两大段，为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做好了铺垫。^[1]

唐中后期，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为对抗佛老（佛教和道教）思想，极力表彰《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以批判出世主义的佛教。韩愈把“仁义”定为“道”的根本，并以《大学》为依据，提出了“正心一诚意一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的修炼路径。他在《原道》中引用《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证明和张扬儒家道统，并把《大学》《孟子》《易经》视做同等重要的“经书”，提高了《大学》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25]

北宋程颢、程颐为批判佛老空谈心性的学风，将《诗》《书》《礼》《易》《春秋》称作“大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作“小经”，并继续尊崇儒家经学的正统地位，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二程将《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变成体认天理的修养方式，进一步提高《大学》地位。^[26]及至南宋朱熹，其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为《大学》《中庸》做章句，为《论语》《孟子》做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做《四书章句集注》。经此，《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并被确立“四书之首”的地位。^[1]

而南宋末年以后，“四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目。元代统治者崇尚“二程”与朱熹创制的理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考试程序”，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参考书目。由于推崇朱熹理学和《四书章句集注》，元代《大学》单行本的注疏也越来越多，主要有许衡的《大学直解》一卷，景新的《大学集说启蒙》一卷，黎立武的《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由于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尊崇，《礼记》由原来的四十九篇也就减为了四十七篇，《大学》《中庸》彻底取得了独立地位，成为儒家名篇经典。^[1]

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官方规定乡试、会试头场必考八股文。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经文做题目，考生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能否考中，主要依据八股文的优劣，一般读书人往往倾注一生，研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这就使得明代学子对《大学》更加重视，《大学》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更加显赫，研究《大学》的著作也随之迭出，主要有胡广的《大学章句大全》和《或问》，王阳明的《大学古本旁释》，魏校的《大学指归》，崔铣的《大学全文通释》等。其中，王阳明的《大学古本旁释》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注解提出了异议。他反对朱熹的改本，提倡古文经学，肯定古本《大学》，并在此基础上，对《大学》作出了全新的阐释，主张“心学”，以对抗朱熹的“理学”。^[1]

清代鼓吹复兴汉学，然而宋明理学还是主导，清初就对科举考试的内容作了规定。顺治二年（1645年）制定试士例，规定“《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可见“四书”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大学》依然显赫。^[1]

《大学》最早的版本为《礼记正义·大学》。二程之后，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其中以朱熹的《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最为著名。其中《大学章句》本由于被收入《四书》而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流传甚广，几成为定本。但也存在对朱熹版本存疑的情况，后世学者有不同《大学》改本。^[27]

《礼记正义·大学》由东汉儒学家郑玄作注、唐代儒学家孔颖达作疏，为《大学》最早的版本，该版本又被后人称为“注疏本”或“古本”，在宋代以前广为流传。该版本校勘《礼记》采用版本22种，校勘郑玄《礼记注》采用版本12种，广集众本之长。^[28]但在宋代及以后，随着其地位的升迁，其版本被二程、朱熹等众多儒家学者所改动，形成了复杂的情况。^[29]郑玄、孔颖达的版本，《大学》中的“三纲领未有释意，“八条目”中“格物”“致知”二目也没有释义。这两点构成了宋代儒者对该版本存疑的原因。如程颢、程颐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因而对此版本《大学》作出改正，调整了文字次序。^[30]

第二类是颁为官学的朱熹《大学章句》。朱熹继承程颢hào、程颐关于《大学》古本有错简、脱简、衍文的说法，将《大学》古本的“亲民”改为“新民”、在“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间作“格物致知补传”、删除“此为知本”，将《大学》开篇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合称为“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种修养工夫概括为“八条目”，并将原文按照“三纲”与“八目”的顺序重新编排，把前三段合称“经”，后九段统称“传”。朱子改本虽然逻辑比较通顺，体系也较古本完整，但因其强分经传，“格物致知补传”也与古本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存在较大出入，故往往为后人非议。虽然朱熹的做法引起了很大争议，但他所著《大学章句》在宋元以后，成为科举必读书目，故影响非常深远。^[29]

第三类是其他学者所作的《大学》改本。南宋理学家朱熹“本乎学术良知，甘冒此大不韪wěi，求学术之昌”的做法为人人都可参与《大学》文本修改提供了重要依据，促使其后许多学者进一步提出自己关于《大学》文本的理解与修改。^[29]

明代儒学家刘斯源《大学古今本通考》、顾宪成《大学通考》、清代儒学家毛奇龄《大学证文》、近现代学者唐君毅《大学章句辩证及格物致知思想之发展》、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等所著书籍收录了数十家改本，下表略举其中影响较大的《大学》版本。^[31][32]

宋代，朱熹将《大学》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是孔子的原话，由孔子的学生曾子记录，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三纲”，也是《大学》全文的总纲。第二个部分为“知止而后能定“到“近道矣”，古人称为“六证”，即止、定、静、安、虑、得，为修行的六个次第。第三个部分即“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十章，是曾子对“经”的理解和阐述，由曾子的学生记录。前四章是对《大学》整体纲领和主旨的通论，主要阐述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核心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后六章对这些概念具体展开和细化。第五章解释了“格物、致知”的意义；第六章论述了“诚意”的重要性；第七章则讲述了“正心修身”的方法；第八章至第十章进一步讨论了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33][34][7]

《大学》的古本身是没有分章节的，明朝以后，就把古本也做了分章。分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比较多的一种是分成了六章。第一章士从“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第一章就是总论。第二章是从“所谓诚其意者”到“此谓知本”，主要是解释"诚意"。第三章是从“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到“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主要解释正心修身。第四章是从“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到“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主要解释修身齐家。第五章是从“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主要解释齐家治国。第六章是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到“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主要解释治国平天下。^[34][7]

《大学》基本内容是对孔子代表的原始儒家思想作了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概括和描述，以阐明儒家关于学习的内容、目标和为学的次序途径，旨在张扬儒家的君子修德之学和圣王的治政之道。着重阐述了提高个人修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并以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题。^[11]

开篇即明确提出博学的宗旨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接着指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实现前三者的八种工夫，然后详细引用《诗》《书》对前面提出的论点进行逐句逐段的解释和阐发，并采用句子回环的表达方式，强调想要把自己的光明之德推行于天下，就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就应先管理好家庭；要管理好家庭，就要先修养好自身的品德；要修养好自身的品德，就要先端正内心；要端正内心，就要先意念真诚；要意念真诚，就要先懂得善恶吉凶。意念真诚才能使内心端正，进而使品德好生修养，再进而管理好家庭。家庭管理德好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最终达到天下太平。^[11]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显人内在的光明美好的德性，在于教化百姓，使百姓日新其德，在于使人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并用三个词概括“大学之道”，定为《大学》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35]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原则彼此独立，构成互补的关系。其中明明德是基础，新民是明明德由个人向社会的推及，止于至善是两者的最终目的与价值导向。三纲领明确了儒学对内圣外王的追求，指出了儒学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提供了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表达了儒家一贯倡导的以教化为手段达到德政礼教合一的理想目标。^[36][37]

明明德在三纲领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明明德字义为发扬光明的道德，实质为使人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明明德”中的第一个“明”是动词，意为“使···明了”，“明”区别于“知”而将“行”纳入自身之中，一旦明了，所明者就不仅仅是外在于明的主体之外的对象，而是主体自身的存在方式。明德是本有自明之德，也即人本自具有的善性。明德作为光明的德性，在人那里，即便受到压抑、抑制，会隐晦不明，但它仍然具有不可遏制地绽放自身的可能性。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即便在不知不觉中，明德亦会自发地呈露自身。因为，它得之于天，是天之所以与人，而人之所以为德者。“明明德”则是基于主体的自觉努力与修养，它就人在个体修养的层面入手，体现了儒家性善论的基本看法，提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大学》所谓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都是明明德的具体工夫。^[36]

“亲民”自二程后作“新民”。新民意为使民自新，即以德化万民，使之在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新民承接“明明德”，日新之谓盛德，明明德本身是生命存在之自身的时时自我更新，故而《大学》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进一步阐发“新民”^[38]，说明君子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能够化育、引导民众之自我更新，甚至进一步影响到一国一族的自我更新。新民一方面就社会理想层面入手，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由内圣转向外王的思想特色与社会抱负。^[36]另一方面从教化意义上推进了明明德的思想，证成 《大学》之 “主教 ” 与古人 “以教为先 ” 的治论若合符节。^[39]

《大学》从“亲民”到“新民”的变动在学界历来存在争论，其中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朱熹改“亲”为“新”的主要动机在于将《大学》义理理学化，将“格物致知”与“格物穷理”联系从而构建以“格物致知”为修养工夫的“修己治人”理学思想体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大学》古本而复“新”为“亲”，突出了“亲民”的实践品格，更为贴近《大学》文本的原意。^[40]朱熹和王阳明关于《大学》的亲民、新民之争，反映的是两人所持守的理学与心学不同的为学进路。大致来说朱熹走的是自上而上的“致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则是自下而上的“觉民行道”路线。朱熹的“新民”突显了士人对民众的教化，而王阳明的“亲民”则倾向于对民众的人文关怀。^[40]

止于至善指达到和处于理想的道德境界。它为大学之道设立边界，明确其最高目标。止，意为达到某一目标而不改变。至善，指事理当然之极也是最高道德价值。明明德、新民，都应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就具体的工夫而言，一事一物之善又需落实在不同事物上，《大学》举例“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此，仁敬孝慈信是所止之德，所止之德就是善，由此形成诸善并行不悖、相生相济的秩序整体时，止于至善就在里面了。^[37]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修身的要求，主要是“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起点是致知格物，“致知”是指获取可用的知识；“格物”即分辨事物的真伪、善恶、是否适宜、并及时加以框正。“诚意”即念头真诚不可欺；“正心”指端正自己的思想，使意念纯正。由“致知格物”到“诚意正心”是主体道德修养的层次。修身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修身必须站在齐家的立场，把自己的身修到合乎齐家的需要，从齐家来检验修身的成果，继而来推测治国的能力。修身观中十分重视“慎独”，“慎独”即独处的时候真心面对自己，君子在离群独处时，一要真实对待自己，做到心诚；二要自觉，即需要一种自我约束精神；三要做到勿自欺，即不要欺骗自己；四要重视自己的独特之处，并慎重加以发挥。^[41]

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具体实施方式，是达成内圣、外王的具体路径。就八条目的指向来说，它包含着“身”“家”“国”“天下”四个层级和“修”“齐”“治”“平”四个次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侧重个人道德修养，通过由外而内的修养进路，物格而后致知，知尽则意诚，意真诚，则心端正，心端正则能达至道德善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侧重以道德修养推进社会治理，通过由小到大的实践进路，小到一家，大到国家天下，在社会范围内推行德治仁政。八条目将个人的道德意识修养作为治天下的根本，将道德修养与治理国家相结合，表明了儒家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以及德治仁政的理想追求。^[36]

格物，意为即物穷理，物又有事的意思。格物并非指单指探索自然事物的原理，是在对一切外在事物的考察和经验知识的积累之外，“格物”也应当是成就道德人格的实践过程，是一种精神锻炼和道德努力的修身功夫，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南宋理学家朱熹提倡的理学修养功夫即取自《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朱熹注“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38]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通过对具体事物之理的穷索，以使人们主观上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得以扩充。它强调对万物之理的探求和经验知识的积累，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完善和提高人的道德意识。^[38]王阳明不认同朱熹的“格物穷理”说，对于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王阳明强调的“格物”是在行事过程中的为善去恶，将良知的发用流行充拓推广到事事物物当中使之皆得正当化，体现其鲜明的心学特色。^[42]

致知，意为获得真知，达到完善的理解。人心本有知的能力，致知的工夫就是使此心之知达到对天下事物之理的了解和把握，使自身充实道德知识。^[38]在朱熹看来，人心本有知的能力，致知的工夫就是使此心之知达到对天下事物之理的了解和把握。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但这种了解和把握显然有其渐进积累和豁然贯通的过程。人需逐渐积累，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过程达到贯通。^[37]

诚意，意为使意念真诚，指净化自己的道德意识并起到指导人真诚地付诸实践的作用。诚意的实质是实现人的本有善性的自觉意识和意志自律，是真诚地实践“为善去恶”的一种道德力量。把“诚意”视为成德过程中的首要环节，是王阳明道德哲学的一个突出特色。在王阳明的修身功夫系统中，作为道德自我实现之实践方式的“格物”，必须以“诚意”为中心，即通过“诚意”来确立信念，并直接推动道德意识的践履化。否则，有关外物的经验知识再完备也无益于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另一方面，诚意也不能脱离格物，阳明将“诚意—格物”视为修身功夫的基本结构，并且强调在“诚意”的统率和推动下去“格物”，可以说这是阳明哲学的又一个显著特色。^[36][37][38]

正心，指端正本心，使心不存邪念。人心容易被物欲偏私所挟据而失去本有的善性与分辨能力。而通过格物、致知、诚意三步骤，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意诚为心正的前提，心端正无偏私则能达到道德善性。^[38]

修身，指修养个体，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八条目中修身居于枢纽的地位，它联结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通常被概括为内圣的工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通常被概括为外王的工夫），既属于前一个系列的终点，也构成后一个系列的起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基础也在修身。^[38]

齐家，使家族能够齐心协力、和睦相处（此家最开始指大夫之家，是相对于诸侯国小一级的行政单位）。在古代家国同构的背景下，家内秩序可以延申发展为普遍化的政治秩序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也是施行道德教化的最小单位，便于道德上推己及人的开展。所以，齐家构成外王工夫中的第一个步骤。^[36][38]

治国，指治理好国家（此国指的是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儒家具有强烈的出仕为民精神，致力于在国家内实现道德政治，为政以德，实施仁政。^[38]

平天下指使天下太平，使黎民百姓使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是儒家的终极追求（天下指的是天子所应统的全部区域，包括所有诸侯国）。体现了儒家心怀天下、为民卫道，在天下范围内实现至善秩序的根本价值取向。平天下最重要的是君主具有“挈矩之道”。挈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广挈矩之意，则能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达到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的目标。^[38]

《大学》中“忠恕”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上看，“忠恕”思想表现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其中， “忠”可视作“修身”的工夫，“恕”可落实为“齐、治、平”的实践。同时，“内圣外王”之道也着力于将“修身”之所得向外推展，使之落实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中。^[43]微观上看，“忠恕”思想表现为“絜矩之道”。哲学家冯友兰指出“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即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44]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通情意识，讲求的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不将自己不喜欢的强加于别人。^[43]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选自《大学》第一章）^[16]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6]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选自《大学》第三章）^[16]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选自《大学》第三章）^[16]

《大学》作为《礼记》中的一篇，它对于汉儒的思想有直接的启发。起初它名声不显，直到成书1600年后，北宋的程颢、程颐才将其推上一个特别尊崇的地位，南宋的朱熹又作了《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才确立《大学》在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大学》就成了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特别是到宋代理学勃兴后，借助科举的力量，又使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宋以后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受到《大学》的影响。《大学》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大学》所提出的“修、齐、治、平”思想，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标准理想。这种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注重自身修养，关心人民疾苦，努力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安定，拥护统一，对社会的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45]

《大学》的价值在于其阐发的“三纲领”“八条目”，构成了儒家道德实践和政治教化的核心，还为宋明新儒学的修养与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方法。借助《大学》的理念，对佛教和道教进行了批判和融摄，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其中所内涵的儒家“内圣外王”的文化理想，成为反思和批判的重要内容，为儒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46]《大学》的儒家传统道德修养在当代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利用《大学》的“修身”哲学对社会大众心理进行调控，在兼顾利益的同时，不丢弃道德修养建设，可以不至于使社会道德沦丧，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大学》中的“格物致知”哲学对当代人的启示，即是只有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实践当中，才能获得真知。《大学》中的“诚意正心”哲学为当代不断趋向功利价值观的启示是，要想获得高尚的道德修养，须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心思纯洁，使人们懂得物质追求是次要的， 精神境界的提高才是真正的高尚人格。^[47]

东汉经学家郑玄《 礼记正义》云：“名为《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48]

唐初经学家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48]

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将《大学》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甚至将其列为“至圣人下手处”，言：“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49]，“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大学》，圣人之完书也。其间先后失次者，已正之矣。”^[50]

南宋理学家朱熹继承二程之说，进而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51]“《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52]

中山大学刘勇教授将《大学》称为“变动不居的经典”。^[53]

东南大学陈怡认为《大学》不仅阐述了儒家的德本思想，还指明了中国人的一种人生路向，启示我们对人生的思考，催生了宋明理学的诞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