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是晚清时期的民间团体组织，由山东、直隶一带的大刀会(金钟罩)、义和拳、神拳和梅花举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发展而成。^[1][2]

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的义和拳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yù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3]义和团成员多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另有妇女组织红灯照。^[2]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首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义和团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但都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为统一的行动纲领，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义和团联合清军奋起抗击，先后发动了天津保卫战、围攻东交民巷使馆等战役。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义和团得到清廷嘉奖为“义民”。但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于七月二十日下诏，剿杀义和团。义和团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合力镇压下失败了。^[5]

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戚本禹评价义和团：“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

1774年王伦起义时便有义和拳组织出现，后又出现了义和门拳棒”以及1860年的名为“义和团”的团练等。义和团原名义和拳，首先兴起于山东、直隶交界一带，最初主要由大刀会、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等民间武术团体、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发展而来，他们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号召，聚众设坛，练拳习武，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反洋教斗争也存在着明显的自发性、分散性和缺乏统一组织领导等特点。英驻清公使窦纳乐认为义和团的含义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7][8][9]

鸦片战争后，中国外在环境变化巨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与时俱增，尤以甲午战后为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传教士能方济（Nies）、韩理（Henle）二人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国遂以此作为借口，命海军于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由胶州登陆，实行强占胶州湾的计划，经数月之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迫订租借胶州湾条约，山东全省利权让于德国。各国不但强迫租借中国港湾，并获得筑路权、采矿权，利用各种武力手段强占中国领土。凡此种种，引起中国朝野的愤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七日（1898年4月27日）直隶大名府城墙四壁已贴有宣传杀戮外人的布告，民间掀起反对外国的声浪。^[10]

在西方各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西方的天主教传入了国内。十九世纪末，仅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就有四千多所天主教堂，1898年，美国就已在中国建立了一百五十多个教会和八百多处分会。^[10]各国主教，遇有教案，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数都是要挟。那些不法教民依仗西方主教，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法无天，被勒索欺凌的民众，只有向地方官员求助，但地方官畏惧西方人，办理教案偶有不慎，就会丢官。百姓申冤无处，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保护自己和家人。^[11]

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仅山东境内就高达50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不多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开始蓬勃发展，得到广大乡村民众的积极响应。^[12]

构成义和团成分的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亡命之流、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这些是义和团的主力军，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13]

义和团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坛。成员定期的集会和会所就是香堂（神堂）的香期，组织他们集会的是香堂或大师傅的传习系统。其组织关系的建立和维系主要通过信仰上神来号召，在实际行动中寄予拳棒刀枪等武术为媒介，用传习系统作为组织系统来召开活动发展组织。且坛中每个人之间不是靠利益联系而是师徒、师兄弟的关系维系。从组织形式看。义和团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是以“八卦”命名的团，即乾字团、坤字团、震字团、巽xùn字团、坎字团、离字团、艮字团和兑字团。其蒙首围腰之布，分红、黄、黑、白四色。在斗争中，始终处于各自分散作战的状态，各位大师兄只是率领自己的队伍作战。^[14][15]

坛口的设置一般设置在市场集落或者大村子，一般小的村子不会设坛口。村落结盟组成‘联庄会’的情况下，结盟的各村落以核心集落为中心设立同一系统，在中间市场地设立总坛口。并且义和团在组织上存在着“官团”与“私团”的分野。“官团”以在清政府登记挂号，接受清廷颁发的《团规》，服从清朝官员的调遣为主要特征；“私团”则与之相反，“私团”多来自农民结社。“官团”部分来自农民结社，部分来自地主民团。^[16][17]

此外，义和团还注意发动妇女参加起义行列。其中以红灯照最为活跃，参加者“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着红色履，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傳云：其练法焚香念咒，一摇扇，即高起空中数丈许。”^[18]

为了约束管理团内成员，义和团有一些记录比较清楚的纪律：①加入者需要有担保人，且要跪香立誓；②向神牌稽首，誓无改悔；③谨守戒条：不贪财、不好色、不违父母命；不犯朝廷法；杀洋人、杀贼官；行走时要低头，不能左顾右盼；遇同道则合十，如果有反戒的，则会符咒不灵、神不附体，不能避免洋枪洋炮的伤害。^[19]

义和团在进入京津，成员大量加入导致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秋毫无犯的纪律，是由于其团员都是出生农工家庭，能刻苦自励，严格地遵守团中的纪律；且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约束成员，对于当时普遍具有迷信思想的团员具有很大约束力。^[20]

朱红灯（？—1899年），原名朱逢明，山东泗水县柘沟镇人(今山东省济宁市)，清末义和团创始人。1898年因避水灾逃荒到长清县大李庄（今德州齐河县大李庄）他舅舅家以行医为业。中日甲午战争后，长清县境内教堂遍设，帝国主义传教士横行乡里，凌侮百姓，群众义愤。此时，长清县有的地方已开始设场练拳，并出现了“兴清灭洋”，“拿洋教、保江山”的口号。朱红灯便拜师习拳，在大李庄设场。1899年12月24日　毓贤于离任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杀害。^[21]

赵三多（1842-1902），义和团首领，又名洛珠。人称“赵老祝”。世代务农，少年时家境贫寒，扛过活，青年时曾以贩碗为生，早岁即习“梅花拳”。在与教会势力对抗时，因门规“梅拳弟子，不得以武犯禁、滋事”，同时也为避免连累师门，改称“义和拳”，之后称“义和团”。在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地区各村镇广设拳场，收徒先后达两千余人。1901年，参加景廷宾起义。次年7月，起义失败后被捕，后在南宫县狱中绝食而死。^[22]

李长水（1851-1907)，平原县前杠子李庄人。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李长水家只有30来亩地。他念过几年私塾，粗通孔孟礼教，二十多岁学过木匠。^[23]

李长水农民出身，原是武术村社的拳首，练大红拳。清光绪二十四年春，因洋教盛行，又请高唐花庄人花禄财为师练习拳棒。李长水、杨传文、杜曰魁、李维、芦希文、张振禄、肖长普、张洛仓等17人成为武术社团的主要成员。他们因受本村富户教会执事并身为里长的李金榜的欺压，于光绪二十五年夏(1899年)亲赴茌平请来了神拳首领朱红灯及朱启明、关东岭、心诚和尚(高唐人)孙治泰(恩县人)王青山等27名拳首来到杠子李庄。随后便义聚四乡拳首举行“拳师会”共尊朱红灯为大师兄，李长水等为二师兄。^[24]

阎书勤， 又名阎书芹， 1860年出生在山东省东昌府冠县“十八村”梨园屯 (今属河北威县)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他家中田地微薄，人口较多，稍长之后，他就外出打工、卖手艺挣钱贴补家用，由此结识了一批穷苦朋友。随着国家内忧外患逐渐加剧，鲁西北地区的政局也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为了保家护院，他拜师习练红拳。因其为人刚直不阿，行侠仗义，精通刀术，逐渐成为“十八村”一带拥有极高群众威望的红拳首领，被大家尊称为“大刀阎书勤”。团民李三叛变， 供出了阎书勤的藏身之处， 致阎书勤被清军逮捕。8月19日， 阎书勤在临清老山头被杀害。^[25]

张德成是河北省新城县的一个船户，由于职业关系，经常由大清河来往天津一带，为商铺运输货物，维持他一家的生活。十九世纪末由于外国资本的引入，沿河一带城市经济受到严重打击，船户的生意受到影响，张德成也不例外的。^[26]

张德成在来往天津一带时，就经常与沿岸的各村的水手、脚行、渔户们取得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他们都痛恨帝国主义对百姓的欺压诈骗等种种恶行，他们集结起来在1900年春天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26]在天津与八国联军一战中被杀害。^[27]

曹福田（？－1901年），清朝末年天津义和团首领。直隶静海人，游勇出身，在静海、南皮、庆云发展义和团。1900年，率领两千人到天津，建立总坛口。6月18日，曹福田和张德成还有清军攻打八国联军占据的老龙头火车站，击毙俄罗斯军500人。直隶总督裕禄请他们到总督衙门，与聂士成、马玉昆讨论守卫天津。6月27日，再攻老龙头火车站，后天津失陷，曹部被打散，曹撤离天津，次年5月被官府捕杀于静海。^[28]

林黑儿是义和团时期天津红灯照的首领，号称“黄莲圣母”。她带领红灯女儿飞檐走壁、灭洋反教、治病疗伤的传奇故事流传广，影响大。^[29]

林黑儿幼时随父跑江湖卖艺，稍长，嫁与李姓船户之子，靠捕鱼运货谋生，生活贫苦。1900年，其父因触犯洋教，遭人毒打，伤重身死，适逢天津城内外有练红灯照者，林黑儿加入其中，得到坎字团首领张德成的赏识，在其支持下组织红灯照，在静海独流镇设立坛口，做大师姐，成为首领。天津沦陷，义和团溃败后，林黑儿被侵略军逮捕枪杀。^[29]

义和团在天津的妇女首领还有黄道圣母，曾积极领导当地的防奸工作。此外，义和团又宣传其妇女首领中有董二姑和刘三姑，是董福祥和刘永福的妹妹。董福祥“立誓灭洋”，所部兵士在保定曾痛殷欺压老百姓的不法教士；刘永福在越南抗法，在台湾抗日，为全国人民所尊敬。当时的妇女们，尤其是年靑的幼女纷纷练习法术；这是太平天国以来，妇女再一次表现了政治斗争的热情。^[18]

董顺南，义和团首领，四川资阳人，生平不详。在四川遭难时，率领众多团员猛攻县城，但被清军密集炮火所阻，殉难十余人，董顺南页不幸中弹牺牲，最后导致了四川资阳义和团队伍解散。^[30]

农民群众热烈地拥护和参加义和团，主要还不取决于义和团有色彩斑烂的神秘主义外衣，而是由于它假托天意神语提出了“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爱国主义目标。学者程歗认为：这个目标及其派生的各种朴素的反侵略主张，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义和团政治思想的核心和主流。^[31]

义和团的揭帖和歌谣，揭示了这次运动的起因：“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阐明了农民的志愿：“中原不准有洋人”，“免被割据逞奇能”；表达了斗争的决心：“为保国，不怕掉头，为争气，不怕流血!”这些宣传品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因而在当时和在以后多少年都为民间所传诵。^[31]

义和团的反侵略主张，超出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反教会斗争的范围。农民群众由于切身感觉到中国处于时刻有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之中，因而不仅反对洋教，而且进一步反对他们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外来的侵略方式。他们反对侵略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强修铁路、抢占矿山、割取省区、贩运鸦片，发出了“免被割据”“扶保中华”和“还我江山”的愤怒呼喊。这些呼声是对侵略者长期蹂躏中华民族的强烈抗议，因而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卷起了一场挽救民族危机的暴风骤雨。^[31]

义和团运动区别于其他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政权观念。大多数义和团的政治口号以及思想，是人们熟知的“扶清灭洋”。“扶清灭洋”口号约形成于1898年秋。过了一年，朱红灯所率义和拳在平原县冈子李庄的战斗中树旗，“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朱红灯部在义和团运动初期影响较大，从此旗帜飘扬都是兴清灭洋的字样。1900年以后，“扶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义和神拳用，功成扶大清”一类的口号，普遍地写在各地义和团的旗帜之上。学者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提出“扶清”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农民运动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而是农民斗争的主要锋芒有了转移。这个口号，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32]

义和团运动作为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它从前者那里继承了朴素的灭洋保国的思想认识。义和团的揭帖和反教会运动的揭帖相类似，“中国”“大清”“朝廷”等观念是互相混同的。“扶清”具有爱国和保国的含义，同时又错误地将清王朝当作了侵略者的对立面。“扶保中华”和“扶保大清”的不同宗旨被等同；“保护中原，驱逐洋寇”和“大清一统太平年”的不同目标被混淆。这种认识并没有超越反教会运动的水平。^[31]

义和拳的组成分子，皆系无知乡民，思想简单。初起仅借练习拳棒，保护身家，别无他图。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因民教互仇，变为仇教团体，专以仇教为事，辄思杀戮洋人，在神权思想数千年熏陶下的愚民心目中，神能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只要有神灵相助，洋鬼当可消灭，遂假神灵作为排外工具。其思想多出自神怪、武侠小说，如《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纯系受民间娱乐如戏剧、说书、评词一类的影响，就其平日耳闻目睹（指在戏剧上）的前朝人物，神而化之。加以山东道教流行，拳民于崇信神灵之际，附会道家“符箓lù咒乩jī”之说，并杂以儒、佛思想，故拳民思想为多元的，而非单元的。^[33]

义和团服饰以红巾蒙住头部，胸前以八卦图样布料裹着。出巡时，路上遇到坛庙时，一食一饮都要像神叩头，据记载人多的时候，叩头声轰隆隆的，震耳欲聋。义和团中又非常注重烧香，除了去庙坛中烧香外，又让团员的自己家中也烧香，当时香店的香都被他们销售一空。义和团中的人说他们的先祖是忧世先师，深受基督教之害，团员求助真人，真人便将法术以及拳术传给了十个弟子。义和团做法很简单，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34]

义和团的雏形期‚以大刀会的兴起与传播为标志。大刀会1894年兴起于鲁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邻的豫、 皖、苏边界地区。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外国教会在鲁西南等地发展教民良莠不齐，甚至为盗为匪者加入教会‚教民恃教会及外国护教权的支持而无视乡村权力结构及礼俗‚这促成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1896年初‚大刀会开始与教会发生冲突‚6月即开始大规模打教，当地政府对于大刀会是持赞许的态度。直到1896年大刀会与教会冲突规模扩大‚在清政府的严令下‚山东察使毓贤不得不镇压大刀会‚把曹单大刀会的首领刘士端、曹德礼诱杀，把大刀会驱散。^[35]

义和团这一名称的出现以1898年直东交界地区兴起的义和拳的反教会斗争为标志。义和拳‚也叫梅花拳‚是一种以强身健体、保卫身家为目的的习拳演武的组织，是白莲教的一支。始创于明末清初‚早在乾隆年间就在山东冠县等地流传‚逐渐延及东、直、豫边区一带‚而以东直交界地区最为集中。但义和拳本无政治色彩，只是一些民间秘密教门分子却往往重视其武术价值而竞相传习‚来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在义和拳比较集中的直东交界地区天主教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发展了，期间义和拳并未与教民产生冲突，直到1897年春‚梨园屯“十八魁”首领阎书芹邀请梅花拳首赵三多率众到该村“亮拳”示威‚义和拳才开始介入反教会斗争。1898年6月30日‚张汝梅就此事正式向清廷具奏，在奏折种第一次将义和拳称之为“义和团”，之后义和拳也就改名为义和团。^[36]

1899年10月爆发平原起义对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影响巨大，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标志。^[37][38]

为便于控制各种拳会组织，且当时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是以安抚为主，于是山东巡抚毓贤出示宫榜，将各种拳会组织改称义和团，从此，义和团组织在山东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半官方组织。这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在即。平原起义是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后，最先爆发的也是最大的武装起义。^[37][38]

平原起义发生于1899年10月，是由反洋教斗争引起的。平原苏集乡杠子李庄教民李金榜与团民首领李长水发生冲突。李长水组织团民清算了李金榜，并冲击了当地教堂。李金榜到平原县衙状告李长水等人。刚调署到平原担任知县的蒋楷由于不知义和团运动即将兴起的形势和山东巡抚毓贤扶持义和团反对洋教洋人的意图，便草率地抓捕6名团民下狱，并派县捕役会同恩县马队赶往杠子李庄弹压。李长水一边率众抵抗，一面派人请茌平一带义和团领袖朱红灯率团前来救援。^[38]

10月11日，朱红灯、本明和尚率众在平原杠子李庄击退了蒋楷率领的清军和捕役，义和团武装起义成功。起义后，朱红灯率团民乘胜攻打恩县教堂。在距平原县城十八里的森罗殿又成功地打败前来镇压的由济南府管带亲兵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领的清军。平原起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义和团反洋教、抗洋人，助清灭洋的斗志，从而拉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义和团也在逐步壮大。^[38]

但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和不满，美、法等国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撤换毓贤和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得已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上任后，大力屠杀义和团成员来满足帝国主义要求使得义和团遭受重创。^[37][39]

袁世凯上任的同时，直隶义和团运动则迅速蔓延到直隶中部地区。早在1899年5月17日， 赵三多、刘化龙、朱九斌等义和团首领就在正定大佛寺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把直隶中部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地区。会后， 深州、河间、顺德、正定、保定、天津、顺天、易州乃至北京等地， 纷纷迎师设坛练拳， 涌现出张德成、曹福田、武修、王成德、李来中、周老昆等重要义和团首领。^[37]

1900年夏天， 东北奉属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 时有拳民出没， 勾结土著良民中曾受教民欺凌的人，一呼百应。毗连直隶的河南省彰德府之武安县，也出现了焚烧高村教堂， 驱逐教士的事件；新乡、获嘉均有教民被掠的事件。1900年春夏之交， 毓贤就任山西巡抚后， 发现山西地方也有拳民。^[37][40]

涞水县位于北京和保定之间，在铁路线西侧。在义和团成立之前，这个地方的教会势力比较强大。随着山东义和团部分队伍的到达，涞水县也成立了义和团组织。四月底，高洛村人民邀请义和团进庄并且也开始建立了组织。这时，帝国主义向义和团公开挑衅，他们一面添置枪炮，强化教堂反动武装，一面要涞水县官请求省里派兵前往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决定采取革命行动，于是发出通知，邀请本县各地区以及定兴、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协助。接连几晚，各地义和团战士，十几个人一起，或二、三十个人一起，多数是青少年，有的拿长矛，有的提大刀，整队而来，五月十三日清晨在高洛村会齐了。下午，义和团开始了行动，焚烧教堂。^[41]

直隶总督裕禄知道了高洛村教堂被焚，特派副将杨福同带一支军队前往“查办”。杨福同一到，立即屠杀当地的群众。义和团也迅速做出回应。在五月二十二日，杨福同前往县城北面的石亭，准备镇压在那一带活动的义和团时，遭遇义和团埋伏。此役，杨福同所带领的骑兵和步兵被义和团消灭了七十多名。接着，在五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攻克了涿州城。顿时，涿州城头，义旗飘扬、城厢内外，刀矛林立。学者黎仁凯认为这是义和团组织发展从乡村转向城市的一个标志。^[37][41]

义和团在芦保线反“围剿”胜利后，就开始向北京、天津发展力量。北京郊区的黄村镇和庞各庄一带，每天都有各地的义和团来到，那里成了各地义和团汇合的中心。义和团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舆论工作，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在北京、天津城里，街头巷尾，墙边路旁，教堂周围，贴满了揭帖。这些揭帖，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42]

设坛练拳，组织力量，扩大队伍，准备战斗，这是义和团始终十分重视的工作。在北京的义和团借庙宇设坛，号召群众入坛习拳。北京城内的劳动人民积极地参加义和团，他们常傍晚聚集于街巷、广场一起练拳，义和团的队伍不断壮大。到1900年6月中旬，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义和团的声势越来越大。^[42]

在天津也是这样，义和团把广大群众组织成一支支战斗队，在各乡镇街头，都设立了坛口。进入天津的义和团，都用刀矛等武器武装自己。天津知县见了这种情景，坐立不安。他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不敢直接禁止义和团用刀矛武装自己，就出告示：禁止铁铺打刀，企图以此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告示一出，便有大批义和团战士持刀冲进县署，责令知县解除禁令。^[42]

团民大量进城 (特别是进入京城) 有力地促使清廷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而清廷的“宣战”， 又极大地激励了团民的“灭洋”斗争。不久，在慈禧的支持下，清政府实行招团御侮政策， 令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他们一面令团民到庄王府和各地官府注册挂号， 并酌发粮米、武器奖励团民， 使之成为“奉旨义和团”。一面派人持令旗至京外招团民进京、津抗敌前线助战。^[37]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 伴随着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逃，义和团运动迅速低落。9月7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将责任推到义和团身上，说“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令直隶等地痛加剿杀，要“严行查办，务净根诛”。从此义和团遭到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运动迅速低落和分化，高潮时期一哄而起设坛练拳的地主官绅和王公贵族迅速撤坛而销声匿迹；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团民，除一部分留在城市周围坚持抗击侵略联军的斗争，力图恢复被侵略军占领的城市外，大多都散归乡里，原先的“扶清”已不复存在，运动迅速走向低潮。^[37][43]

清军的屠杀义和团，以在滄州的梅东益最为凶残。北京尙未陷落的时候，李鴻章在上海就曾打电报给梅东益以鼓励他大胆屠杀。当时义和团在滄州城内外约三四千人。梅东益关闭各城门，率队在城外堵'剿’另一队在城内搜击，统计此次，杀害三千人。后来慈禧的“严行查办”命令下来，梅东益于九月八日夜里，又在旧州城地方屠杀拳民一千多人。^[44]

1902年， 直隶广宗县联庄会总团长景廷宾因反对将“小赔款”摊派民间， 与官府多次交涉未果， 反被官方通缉。景廷宾组织联庄会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4月23日， 景廷宾与原义和团首领赵三多、郝振邦等高举“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 在直隶巨鹿县厦头寺发动武装起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义和团民、联庄会众及流民纷纷响应参加， 队伍发展到数万人。他们与清军总兵段祺瑞等展开了多次战斗， 直至同年7月失败。^[37]

学者黄遵宪在《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一诗中认为：义和团是与黄巾起义一 样的造反，其首领就是盗首 ：“无端桴fú鼓扰京师，犹 记昌陵鼎盛时。今日黄天传角道，非徒赤子弄潢池。冠缨且教宫人战，绣堀还充司隶仪。昼夜金吾曾不禁，未知盗首定何谁。”^[45]

学者艾虹、李延龄在其书《义和团运动》中评价：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剿杀下最终以惨烈的失败而谢幕，但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义和团团众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反帝爱国壮举，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46]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一场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侵略而激成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自卫战争；它一面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阶级的愚昧与排外等弱点。^[47]

学者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第一次正面赞扬义和团：义和团， 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 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48]

义和团运动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迅速到来。孙中山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转化，为辛亥革命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础。运动虽失败了，但自此，有志之士都起了救国志向，革命风潮也就自此萌芽。^[49]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则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用革命方式启迪“民智”，除去“旧俗”，兴起“民主”的一个阶段。他认为从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到景廷宾的“扫清灭洋”，都是以革命方式开启“民智”的具体表现，是去专制，兴民权的良药。正是经过一次次革命斗争，一次次血与泪的洗礼，才能“人心进化，孟晋不已”。^[49]

义和团运动也对中国经济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据统计，义和团运动以后，鸦片的进口量明显减少，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业原料，如染料、颜料、油漆、凡立水、钢铁、机器及工具等，则有显著增加圆。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拿19世纪最后十年与20世纪的头十年相比，从1890--1899年，厂矿数是108家，而从1900--1909年的厂矿数，则达311家。^[49][50]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整个清王朝面临着覆灭的危机，从广大群众到各个阶级阶层中，到处仍埋伏着危险，为应付危机，清政府从1901--1905年采取了一些“新政”措施，这些“新政”虽然对当时作用不大，但其中的某些措施，在客观上却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49]

义和团运动利用结盟、传教习武以及“亮拳”等行为，推动了民间习武活动的普及，维护了武术技艺的传承，促进了传统武术文化的交流。义和团运动之后，晚清西化政策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峰期间，大量的武术专著得以问世，其中马良从1901年起开始创编、传授各科新武术，并新武术各种专书。其在1901年后任山东驻军要职期间，出版了《中华新武术》教材，包括《率角》《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并在军中大力推广“新武术”。^[51]

还有一些原来散存民间的，靠口传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规范的图解教材，并且出现了宏观介绍武术的《国术概论》《国术育理论》等书籍。精武体育会也编辑出版了《精武本纪》《精武外传》《潭腿》《功力拳》《十字战》《合战》《达摩剑》《五虎枪》等数十种武术书籍教材。这一切的努力都弥补了传统武术技术传播的不足，还可以扩大武术的影响，提升武术的文化魅力，对我国武术的理论建设和技术传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51]

同时义和团迷信落后的一面给后人提供了教训，从义和团身上吸取教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把办学校，倡科学，译西书，作为成就自己伟业的先导，把提高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当成一件重要的大事。他们主张从最基础的教育开始，在城乡各地，设立扫盲学校。^[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