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奭

西汉第十一位皇帝

刘奭

刘奭[shì](公元前74年—公元前33年),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汉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在位,史称“汉元帝”。[0]刘奭为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之子,出生于宣帝流落民间时期。二岁时,随宣帝即位回归皇室。八岁时被立为太子。[0]为太子时,他认为宣帝“持刑太深”而建议“宜用儒生”,被宣帝斥责。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宣帝去世,刘奭即位为汉元帝,改年号为“初元”。[0]刘奭在位期间全面施行儒生政治,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他崇尚节俭,注重教化,减轻刑罚,也重视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派王昭君到匈奴和亲。[0]同时,刘奭开启了西汉的礼制改革,减轻了宗庙建置与供奉带来的财政和徭役负担,使西汉宗庙“一祖二宗”之制渐具雏形。[2]

刘奭[shì](公元前74年[注1]—公元前33年),长安(今陕西西安)人,西汉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在位,史称“汉元帝”。[1]

刘奭为汉宣帝刘询与嫡妻许平君之子,出生于宣帝流落民间时期。二岁时,随宣帝即位回归皇室。八岁时被立为太子。[1]为太子时,他认为宣帝“持刑太深”而建议“宜用儒生”,被宣帝斥责。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宣帝去世,刘奭即位为汉元帝,改年号为“初元”。[1]刘奭在位期间全面施行儒生政治,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他崇尚节俭,注重教化,减轻刑罚,也重视汉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派王昭君到匈奴和亲。[1]同时,刘奭开启了西汉的礼制改革,减轻了宗庙建置与供奉带来的财政和徭役负担,使西汉宗庙“一祖二宗”之制渐具雏形。[3]

然而,刘奭的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废止徙陵政策,虽然减少了流民对统治安定的威胁,但也破坏了汉初以来打击豪强、巩固中央集权的努力,动摇和削弱了西汉王朝的统治。[4]此外,汉元帝疏于政务,将权力委托给宦官石显,导致石显擅权,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最终使得国势日衰,西汉王朝由盛趋衰,结束了昭宣中兴的短暂局面。 [5]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6日),刘奭病逝于未央宫,终年42岁,葬于渭陵谥号“孝元皇帝”。[1]

早年经历

刘奭是汉宣帝刘询流落民间时期与嫡妻许平君所生长子。刘奭二岁时,宣帝即位,刘奭随之回归皇室。[1]元平元年(前74年)十一月,宣帝没有依照群臣提议将大将军霍光之女霍成君立为皇后,而立刘奭的母亲许氏为后。本始三年(前71年)正月,许皇后遭霍家设计毒死,刘奭年幼丧母。许氏去世后,霍成君被立为皇后。[6]

汉宣帝刘询画像
汉宣帝刘询画像

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皇太子,霍氏又筹划毒害刘奭。霍皇后数次召见刘奭,赐予他食物,但因为服侍的人总是先试吃,霍皇后未能下毒成功。直至霍光去世,霍皇后被废,宣帝怜爱刘奭年幼失母,又险些遭霍氏毒手,选立后宫素来谨慎且无子的王婕妤[yú]为后,抚养刘奭,刘奭的成长与生命安全才有所保证。[6]

刘奭喜好儒学,认为宣帝“持刑太深”,从旁建议“宜用儒生”。宣帝斥责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能只用德教!”并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因为这件事宣帝逐渐疏远太子而喜爱淮阳王,一度有意改立淮阳王为太子。但是念及与许氏起于微末的情义,最后打消了这一念头。[1]

少年时期,刘奭宠幸的司马良娣生病去世,刘奭为此悲愤发病,闷闷不乐。[注2][7]此后一直虚弱而多病,身心不宁。[8]

初登帝位

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刘询驾崩,刘奭即位为汉元帝,改年号“初元”。宣帝为元帝安排了“三驾马车”辅佐朝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保障元帝平稳渡过执政初期。其中,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为外戚重臣,深得宣帝信任。萧望之、周堪都是当时名儒,也是元帝的老师。元帝好儒,十分看重两位老师,经常召见他们,一起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经常进谏劝说元帝推行儒政,元帝多采纳接受。[注3][9]

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之时,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政议坚持遵从惯例,反对萧望之等人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宦官专权,认为任用宦官担任中书令这样重要的官职不符合旧制,建议元帝予以纠正。元帝刚即位不久,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由此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记恨。[5][9]

于是,石显等趁萧望之休假,向元帝上奏萧望之等人谋划罢黜车骑将军史高,离间元帝与许、史两族外戚,元帝让弘恭去调查。萧望之面对弘恭询问时,答道:弹劾外戚只是匡正朝纲,不是阴谋。弘恭、石显却向元帝上报:萧望之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并建议“者召致廷尉”。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当即批准了。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怪责弘恭、石显,他们叩头谢罪后,元帝就作罢了。元帝要释放萧望之并复职,石显等串通史高从中作梗,致使萧望之虽被释放,但革职为民。[注4][9]

萧望之
萧望之

数月以后,元帝才再次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萧望之的儿子萧伋[xiāo jí]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说他不服之前的惩罚,是将过错归结到皇帝身上,让元帝下达拘捕令。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次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zhèn]自杀。元帝知道后大惊,痛道:“果然杀吾贤傅!”[注5]召见石显等人问责,石显等脱下冠帽跪地认罪后,元帝不再追究。[9]

由此,在元帝的混乱处理下,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最终获得了胜利。 [5]

大权旁落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也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时正当元帝生病体弱,不再亲躬政事,而开始寄情于音乐。元帝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结外党,对石显十分信任,便将朝政全部委任于他,朝中大小事宜,都由石显决断处理。石显的权势逐步壮大,百官对待他都十分敬重。石显此人机敏灵巧,擅长诡辩,睚眦[yá zì]必报。他一面把握人主喜好,欺哄元帝;一面大行党同伐异之事,企图向元帝进言石显专权的太中大夫张猛、御史中丞陈咸魏郡太守京房、侍诏贾捐之等都先后被石显所害,而见风使舵依附他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皆得宠位。此后,公卿以下都畏惧石显,朝中一切都是石显说了算,再无人敢悖逆。[8]

元帝虽为天子,却最终被架空权柄,致使宦官石显擅权,纲纪紊乱,吏治腐败,危害国家。[5]

去世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6日 ),汉元帝在长安未央宫去世,终年四十二岁,谥号孝元皇帝。[1]元帝去世后,太子刘骜登基,是为汉成帝。[2]

汉成帝刘骜画像
汉成帝刘骜画像

陵墓

元帝去世后葬于渭陵。渭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街道新庄村西南,整座陵园呈东西向长方形,包括汉元帝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墓等组成部分。其中,汉元帝陵墓按“亚”字形形制,修筑了底部的墓室和四条斜坡墓道。[10]

刘奭陵墓渭陵
刘奭陵墓渭陵

陵园内东北角分布的陪葬墓被当地人称为“二十八宿”,《咸阳县志》另称其为“七妃墓”。这块陪葬墓按南北5排,东西7列规整排列,最南侧的—排东侧的4座墓葬有相对独立的墓园;各墓园均在南墙开设了一道门,并筑有门阙;墓园内部包含墓葬和建筑遗址,还修筑了完备的道路系统,是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对于西汉帝陵嫔妃葬地的探索及相关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10][11]

渭陵陵园内共发现建筑遗址6处,先后出土玉俑头、玉羽人乘马、玉熊、玉鹰等诸多汉代造型生动,制作精巧的汉代玉器精品。[11]

施政举措

元帝即位后,全面施行儒生政治,重用名儒萧望之周堪、刘向、翼奉等人,多番向其问政听政,先后将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经学之士任命为宰相。儒家思想正式被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开启了儒家思想专制时代。但与汉初以陆贾贾谊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不同,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以贤良文学的思想为代表,儒生们针对现实,宣扬以孔子为中心的经学意义。[12]儒家学说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影响到了元帝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12]

用人政策

元帝在位期间,多途径、大规模地培养、选拔和任用经学之士。他将昭、宣帝时期仅数百人的博士弟子,扩大到千人规模,并在各郡设置教授《五经》的官职。武帝时开辟的明经取士[注6]也在元帝手下真正盛行起来,不少儒者通过这一途径谋得官职,韦玄成更是以明经官至丞相。元帝还曾下令“能通一经者皆复”,即儒家“五经”中能通晓任何“一经”,都可以启用为官,给予经学之士极大关照和优惠。郭沫若指出:“从此,儒学和仕宦结了不解之缘。谁如果想要当官,就得熟读经书。”读经做官,成为元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14][15][16]

此外,汉初开始实行的征辟之制,即征召或辟举一些有名望的人授予官职,到元帝时已将经学名家作为主要征辟对象,如贡禹、翼奉、孔霸等。元帝即位后多次颁诏要求举荐“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 “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 以授官职。可见,元帝时汉代另一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察举制度,也将直言极谏、质朴、敦厚、逊让、贤良等儒家标榜的道德品行作为主要标准。皮锡瑞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 ……元帝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1][16][17]

元帝重用经学之士,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既能借助推行以柔治国的政治方略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又促进了封建文化教育的发展,使经学真正昌盛起来,进入极盛时期。[16][17]

元帝全面推行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用人政策,被视作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确立的标志。这种文官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16]

重儒轻刑

元帝即位后,一改宣帝执政时的严刑峻法而重德治尚教化。元帝刚登基不久就下诏对当时运行的繁杂律法进行缩减。[注7][18]初元五年(前44年),又去除七十多项刑罚[注8]

元帝处理皇室问题多以仁义为本,而不施以刑罚。淮阳宪王刘钦颇受宣帝宠爱,曾差点取代元帝的太子之位。元帝即位后,宪王的舅舅张博多次写信诋毁元帝及其政令,怂恿宪王取而代之,宪王不仅没有向元帝上奏举报,还数次送给张博金银钱财。这种情况按照旧例,即使不判死刑,也应当削除官爵,进行贬黜 。但元帝不忍心依照律法进行刑罚,下诏不判处宪王的罪行,而派谏大夫王骏引用《诗经》,讲述经学义理,进行劝诫。希望宪王反思自己,悔过自新。[注9][19]后来东平思王刘宇“通奸犯法”,元帝也因为至亲而不忍治罪。[19]

汉朝法学家梁统认为,汉元帝实行的轻刑宽政导致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盗贼浸多,岁以万数。……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20]但经学史研究学者梁锡锋认为,元帝以儒治国,对于延缓西汉王朝的灭亡有积极意义。承宣帝末“阶级斗争的形势外弛内张”之弊,元帝时“西汉社会更是险象丛生”。[21]元帝放弃宣帝的霸王之道,转而以儒、以《诗》治国,是适应历史形势的应对策略,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使得业已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延续了几十年。[22]

经济

汉元帝执政期间天灾频发、人祸不断,基于反对聚敛、让利于民、崇俭节用的儒家财政思想,以及对贡禹经学大臣谏议的采纳,元帝多次开府库、免租赋、徭役,将一些国有的江、海、泽、园池免租借给贫民等,以赈济救民。初元年间( 前48年—前44年),元帝接受贡禹的节俭主张,先后颁布一系列诏令,通过缩减乐府官员、皇家林苑马匹,罢免齐三服官员等手段,[注10]缩减皇室服务官员,减少皇室享乐奢靡的费用,大大节省开支。《汉书·元帝纪》所录的19道诏书中17道皆为救灾荒、行惠政、减徭役之诏,这在汉代诸帝中也是少有的。[22]《汉书·王嘉传》记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jǐn,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zāng]内充实也。”[12]

此外,元帝时期减少了政府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干涉,罢除“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实行缩减官营事业的政策,放开国家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把控,废弃了武帝起开始厉行的抑商政策。元帝这些举措虽然兑现了不与民争利的儒家信条,却严重分割了国家财源。此后,很多官僚地主都纷纷经商,大地主、大商人势力的扩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

经略匈奴

汉元帝在位期间,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北匈奴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23]

汉元帝即位初期,匈奴郅支单于因为汉朝扶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而心中生怨,便勾结康居王,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zhì支城(今江布尔)。郅支向汉西域发展势力,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甘延寿部署汉兵、胡兵共四万多人,组成六队行军,分南北两道前进,直达郅支城,围兵城下,四面围攻,郅支单于受伤而死,汉军大胜,斩杀郅支太子、名王及郅支军1518人,俘虏145人,降军千余人。[24][25]至此以后,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近40年,丝绸之路也畅通无阻。[23]

王昭君
王昭君

郅支一派被汉朝消灭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既高兴,又无法不对汉朝的强大感到畏惧。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入长安朝觐[jìn]汉元帝,提出自己想要与汉朝结亲,为汉朝女婿。元帝将宫女王嫱[qiáng]赐给单于为妻。呼韩邪单于十分高兴,上书表示愿守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和平,永远相传。[26]汉元帝下诏褒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改年号为“竟宁”[1],意即边境安宁之意。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23]

放弃珠崖

汉武帝用战争征服南越以后,于元封元年(前110年)设立的一个郡,当地民众暴恶,立郡之后二十年间六度反叛。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再次发生叛乱。讨论发军的时候,待诏贾捐之( 贾谊曾孙) 却提出不应该征战。元帝派人质问:珠厓内属已久,放弃了将有亏先帝的功德,“经义何以处之?”[27][12]

贾捐之举例尧、舜、禹以德教而不强治使得治下各得其宜,提出“视听之类咸乐其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的观点,认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又对举汉文帝不受四方进献,汉武帝出兵征服四海是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力劝元帝应以当下关东民困,百姓连年流离的现实情况为主,放弃珠厓,先调配财力解决关东地区出现的洪水、灾荒等困难,保全百姓与统治。丞相于定国也同意贾捐之意见,因为初元元年的平叛伤亡惨重,财政开支更高达三亿余钱。[27][12]

元帝于是听从建议,下诏放弃珠厓。此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主动放弃疆域统治权的先例。[12]

文化

元帝登基以后,认为汉初以来的礼制不合古制,要求以儒家尊崇的周礼矫正。从而兴起了一场延续至西汉末、新朝的礼制变革运动。[28]

罢郡国庙

西汉初期,为借用皇帝祖先神的权威扩大汉朝中央对地方的政治影响,曾在辖下所有郡、国设立皇帝宗庙,是为“郡国庙”。[12]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的巩固,郡国宗庙的政治作用逐渐减弱,反而因为宗庙数目巨大,祭祀耗费人力、物力甚繁,对财政造成负累。[注11]因此,到元帝时期,贡禹韦玄成等大臣就针对宗庙祭祀制度的弊端,上书谏议提罢废郡国庙。[29]

永光四年( 前40年)到建昭元年(前38年),元帝数次下诏,先后撤除了卫园[注12]、戾[lì]园[注13],各郡及各封国的祖宗祭庙,太上皇寝庙孝惠帝寝庙、孝文太后和孝昭太后寝园。永光四年( 前40年)十月,元帝规定各皇帝的陵园分属其所在地区的三辅管理。[注14][1]

汉元帝在撤除宗庙后曾梦见祖宗对此谴责,一直体弱的他在此期间又几度发病,他担心自己得罪了祖宗,于是又想要恢复宗庙。[12][29]匡衡等大臣力行劝止,但眼见元帝病情始终未见好转,最终只能妥协。建昭五年(前34年)六月起,到竟宁元年(前33年)三月,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元帝迅速将戾园、太上皇寝庙、武哀王园、昭哀后园、卫思后园、孝惠帝寝庙、孝文太后园等十座皇家陵园先后恢复。[1]

定迭毁制

郡国庙的罢废,拉开了宗庙制度变革的序幕,但变革的关键是宗庙迭毁制度的确立。所谓“毁庙”,就是按照世数的递进,依次迁毁宗庙中逾越一定血缘关系的祖先神主[28]汉朝建立到元帝即位,一直没有定下相关规制,每位皇帝立一座宗庙,不断叠加,已达九座之多,如此下去还将无限膨胀。议定迭毁制度即是为宗庙的未来形态确立定制。[28][29]

永光四年(前40年),基于儒家对周礼的推崇,元帝及朝臣打算效法周代“天子七庙”的制度来规范汉代的宗庙,但对于谁当迭毁和谁当保留,各方意见争执不下,始终难决。[29]

直到永光五年(前39年),元帝定调:汉高祖为汉朝的太祖,孝文帝为汉朝的太宗,二者的宗庙应该世代传承祭祀,汉景帝和皇考(元帝祖父)都宗亲未尽,他们的宗庙也应该保留。[注15][29]韦玄成据此缝合了其他意见,最终奏议:“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29]即汉高祖为太祖,汉文帝为太宗,当世世相传,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与皇考庙都在五服之内应该保留,而太上皇与汉惠帝庙与元帝的关系已出五服,亲尽,应该迁毁。这一方案以皇帝诏令形式定制,初步确立了皇帝宗庙毁庙之制。[28]

永光五年(前39年)毁庙制度正式实行,迭毁太上皇和惠帝庙,将元帝时期的皇帝宗庙定为7所,即高、文、景 、武、昭、皇考、宣诸庙。[28]韦玄成去世后,元帝又将武帝世宗庙升格为不毁之庙,西汉宗庙“一祖(高帝)二宗(文帝太宗、武帝世宗)”之制自此渐具雏形。[3]

废止徙陵

与罢郡国庙,议宗庙迭毁之礼相连的是汉元帝对徙陵政策的废止。徙陵政策是在土地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遏制土地兼并现象、打击豪强势力的重要手段。通过此举可实现政治上“强干弱枝”,经济上“均贫富”的目的。汉武帝宣帝时期都实行过徙豪富政策。[4]

但元帝认为徙郡国民将会导致百姓远离先祖坟墓,失产破业,人思故士,民心难安,也会造成被迁出地人力与生产的虚耗,而迁入之地则因为涌入大量无业之民造成治理问题,不是长治久安之策。[注16]

永光四年( 前40年)十月,元帝在渭城寿陵亭部原上预建陵寝,并下诏“勿置县邑”,即不在陵地周围修建县邑供迁徙者居住,也不强迫各郡、封国移民。[1]

汉元帝废弃徙陵政策的举措破坏了汉初以来,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地主豪强的压制与打击。[4]官僚贵族、地主豪强、大商人不再受政策限制,大肆兼并土地,形成了“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的形势。《盐铁论》卷二《制权篇》更是直接指出:有钱有权的上位者不断兼并土地,财富高度集中,剥削底层百姓的劳动生产,严重破坏了基本民生,农民不肯从事农业生产,平民阶层破产瓦解。[注17][30]赋税所依仗的土地和编户齐民不断减少,财政基础遭到根本上的损害,西汉王朝也就危机四伏了。[12]

相关评价

班固在《汉书·元帝纪》中对汉元帝生平总结评价:“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寸节度,穷极幼眇[miǎo]。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1]

汉朝政论家崔寔[cuī shí]: “ 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 [31]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元帝受石显nìng臣挑拨而害死了萧望之一事评论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 。”[32]

王夫之在其史论著作《读通鉴论》针对司马光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元帝的评论发表了不同意见:“……石显之奸恶不及于天下,而海内晏安,则儒者雍容涵养之功,亦岂可诬哉?汉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纵成之,非元帝优柔致之也。”[33]

画工弃市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因后宫女子众多,就叫画工画了像来,看图召见宠幸。宫人都贿赂画工,独王昭君不肯,所以她的像被画得最差,不得见汉元帝。后来属国南匈奴首领入朝朝贡并自请为婿,汉元帝就按图像选了宫女王昭君赐予他,临行前才发现昭君优雅大方、容貌最美,悔之不及,追究下来,就把毛延寿、陈敞等许多画工都杀了。[34]

王昭君
王昭君

家族成员

关系姓名概况父亲刘询孝宣皇帝[1]母亲许平君恭哀皇后[6]兄弟刘钦淮阳宪王[19]刘嚣楚孝王[19]刘宇东平思王[19]刘竟中山哀王[19]后妃王政君皇后[7]傅氏昭仪[18]冯氏昭仪[18]司马氏良娣(帝为太子时逝)[7]子女刘骜皇太子,后即位为汉成帝[2]刘康定陶共王[19]刘兴中山孝王[19]刘氏平都公主[6]

文艺影视

年份影视类型影视剧名刘奭扮演者1964年电影《王昭君赵雷[35]1987年电视剧《王昭君郭达[36]2006年电视剧《昭君出塞马诗红[37]2007年电视剧《王昭君刘德凯[38]2008年电视剧《母仪天下吴军忱[39]2015年电视剧《大汉情缘之云中歌王翊菲[40]

参考资料 40

  1. 参考 1
  2. 参考 2
  3. 参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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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咸阳帝陵】优柔昏聩汉元帝的渭陵 — 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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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王昭君(1964) — 豆瓣电影
  36. 王昭君 (1987) — 豆瓣电影
  37. 昭君出塞(2006) — CCTV节目官网
  38. 王昭君(2007) — 豆瓣电影
  39. 母仪天下(2008) — 豆瓣电影
  40. 大汉情缘之云中歌(2015) — 大众网

注释

  1. 据《册府元龟》记载:“元帝以元平元年生于长安尚冠里。”
  2. 班固等《汉书?元后传》原文:“岁余,会皇太子所爱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怜之,且以为然。及司马良娣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7]
  3. 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达学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9]
  4. 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谒者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9]
  5. 班固等《汉书?萧望之传》原文:“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9]
  6. 按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选拔人才做官[13]
  7. 班固 等《汉书·刑法志》原文:“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
  8. 班固 等《汉书·元帝纪》原文:“省刑罚七十余事。”
  9. 班固 等《汉书·宣元六王传》原文:“王舅张博数遗王书,非毁政治,谤讪天子,褒举诸侯,称引周、汤,以谄惑王,所言尤恶,悖逆无道。王不举奏而多与金钱,报以好言,罪至不赦,朕恻焉不忍闻,为王伤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诏有司勿治王事,遣谏大夫骏申谕朕意。《诗》不云乎?‘靖恭尔位,正直是与。’王其勉之!”
  10. 班固等《汉书?元帝纪》中记录元帝在位期间先后下诏“令大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罢黄门乘舆狗马”,“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
  11. 《汉书·韦贤传》记载:“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
  12. 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卫子夫的陵墓
  13. 戾太子刘据的陵墓
  14. 班固 等《汉书·元帝纪》原文:“九月戊子,罢卫思后园及戾园。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宙在郡国者。诸陵分属三辅。”
  15. 班固 等《汉书·韦贤传》原文:“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一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
  16. 《汉书·元帝纪》原文为:“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
  17. 《盐铁论·制权篇》原文为:“贵人之家,……攘公法,由私利,跨山泽,擅宫市,……兼并列宅,……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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