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一

纵横家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期连合政军外交联盟的一派,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十家”之一。纵横最初只是表方向的概念,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到战国时期逐渐演变成政治概念。战国楚人鬼谷子是该派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以实利主义为核心,强调顺应时势,灵活运用权变知几的方法论,致力于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取得成功和优势。此外,纵横家也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纵横捭阖之术游说诸侯的谋士和外交家,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公孙衍、范雎、鲁仲连、郦食其等人。[0][1][2]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列国割据纷争。各国都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不战而胜,或辅之以兵法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纵横家应时势而崛起。[2][3][4]纵横家的职责不仅限于出使列国,更重要的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和联盟外交,以权变和善辩为特质。在战国时期,纵横家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其智谋技巧被广泛应用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5][6][7]随着秦朝短暂统一后又覆灭,秦末混战中,纵横家再次为各诸侯奔走效力。在汉代初期,继续采用周代的分封制,导致刘姓诸侯联合割据,与中央政府对抗。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战略,被用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8][9]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儒家学说的建议,儒术大兴后,其他诸家学派被排挤边缘化,纵横家也逐渐式微。至主父偃后诛杀后,纵横家学派正式终结,不再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支。尽管如此,纵横活动仍在历史的变迁中时隐时现,但已不再有像战国时期那样的学术思想渊源。[10]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期连合政军外交联盟的一派,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十家”之一。纵横最初只是表方向的概念,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到战国时期逐渐演变成政治概念。战国楚人鬼谷子是该派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以实利主义为核心,强调顺应时势,灵活运用权变知几的方法论,致力于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取得成功和优势。此外,纵横家也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纵横捭阖之术游说诸侯的谋士和外交家,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公孙衍范雎鲁仲连郦食其等人。[1][2][3]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列国割据纷争。各国都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不战而胜,或辅之以兵法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纵横家应时势而崛起。[3][4][5]纵横家的职责不仅限于出使列国,更重要的是制定和实施国际战略和联盟外交,以权变和善辩为特质。在战国时期,纵横家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其智谋技巧被广泛应用于诸侯国之间的斗争。[6][7][8]随着秦朝短暂统一后又覆灭,秦末混战中,纵横家再次为各诸侯奔走效力。在汉代初期,继续采用周代分封制,导致刘姓诸侯联合割据,与中央政府对抗。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战略,被用于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9][10]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儒家学说的建议,儒术大兴后,其他诸家学派被排挤边缘化,纵横家也逐渐式微。至主父偃后诛杀后,纵横家学派正式终结,不再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一支。尽管如此,纵横活动仍在历史的变迁中时隐时现,但已不再有像战国时期那样的学术思想渊源。[11]

纵横家善于利用外交手段,通过游说、交涉、联盟等方式影响纷争各方的政治关系,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权的更迭和社会的变革,对当时的历史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12]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更强调权变,这对纠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之偏失,有其积极作用。[13]纵横家的论辩技巧也被后人视为论辩艺术的典范,并成为练习游说的范本,[14]并因文辞优美被研习、欣赏。[15]此外,纵横家的思想也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德国社会科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纵横家的智慧具有实际借鉴作用。[16]战国孟子评价曰:“纵横家是妾妇之道”,其弟子景春却言:“纵横家是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7]

名称

纵横最早见于《韩非子·五》:“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雏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列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诸子学派,纵横家学派居第七。纵横家也专指春秋战国时期专以纵横摔阖之术游说诸侯的策士和外交家。[2][18]

纵横最初只是表方向的概念,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到战国时期,演变成政治概念。当时东方六国为了对付秦国,多次组成反秦联盟。由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是从南到北联成一条纵线因此称为“合纵”,这就是《韩非子》中说的“合众弱以攻一强”的斗争策略。苏秦是这一策略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而秦国为了破坏东方六国的“合纵”联盟,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分别拉拢一国或几国结成联盟,集中攻打另外某一国家,从而达到个个击破的目的。由于这种联盟是西方的秦国与东方的诸侯之间的横向联系,因此称为“连横”,亦即“事一强,以攻众弱”的斗争策略。张仪是这一策略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能为诸侯出谋划策,从事外交活动,类似苏奏、张仪这样的人,都可称为纵横家。[2][3]

兴起背景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史家称之为“吾国古史剧变之会”。在这个时期,奴隶主贵族走向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夺取政权,各国都进行了内部政治、经济改革。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握了诸侯权力,并与周王室脱离了分封关系,导致周王室失去了号召力和约束力,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这时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列国并存分裂时代。强国为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弱国为了生存,联合拒敌,列国间征伐不已,战火纷飞。分裂和动荡的政治形势下,[6][7]外交的独特作用日益明显,尤其到了战国中后期,各国的力量出现两极分化的倾向,每个国家都在拼命争取盟国,分化敌国,各国都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威逼、利诱不战而胜,或辅之以兵法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而这一切微妙的政治与外交斗都必须有专门的人才予以实施,于是纵横游说之风兴起。[3][4][5]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知识为奴主贵族所断。秋末期,随着奴隶制宗法制的崩溃,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在社会变革中,那些原本为最低级的贵族,依靠“父子相传,以持(待)王公”生活的阶层不少人失了自已仅有的一点特权,沦为无所归依、只得自谋出路的游士。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或参加政治活动,谋得一官,或广收门徒,传授知识。这就使学术从上层贵族走向民间,私学兴盛。为纵横家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和人才储备。[19]

起源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的文化渊源可追溯至行人之官,行人之官具有受命之后采取有效的办法完成使命,具体言辞出于已而不受当权者制约的特征。行人之官最早见于《周礼·秋官》记载中“大行人”这一周王室命官,其职能主要是管理所属邦国。因各邦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行人”的职责主要是具有外交因素的接待。“行人”下属官员“掌交”,负责对对王室以外所属各邦国的巡访,近似外交官。“行人”和“掌交”都需要“明辩说”“善辞令”。[18][4]

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有了“行人”。这些行人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已有很大不同,他们以出使为主要职责。他们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而是平等的交往关系,这时的“行人”与现代的外交官更为近似。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行人”参与弭兵,参与谋划,参与政治斗争。因此,有的被扣押有的被杀死。在这一时期,“行人”更需要“明辩说”,“善辞令”。[4]

先秦时期

春秋末期私学兴盛,纵横家学说创始人鬼谷子收徒授学,他根据学生资性不同,因材施教,确定传授适合的学科。“鬼谷之术”,又称作“纵横之术”“文学纵横之术”“捭阖、钩qián、揣摩之术”等等,是一套完善的系统的方法论,包括游说、为政、修养的各个方面。由于学习鬼谷之术符合当时列国争霸的时代要求,有儒家、墨家等学派的弟子转学鬼谷之术。据《东周列国志》说,鬼谷子对来求学的人,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其弟子不知具体数目。[8]

先秦时期的纵横家又常被称作“游士”“说士”“辩士“智士”“权变之士”,其职业不单是出使列国,更重工要的是制定和实施合纵连横的国际战略和联盟外交,需要其具有权变和善辩的特质。这一时期既是纵横家崛起的时代,也是其显盛的时代,纵横家在崛起的同时即达到兴盛的顶点。他们或者扶助弱小,连结与国,锄强存弱;或者依仗强国,软硬兼施,远交近攻;或者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或者连横,事一强而攻众弱。他们善于运用策略,游说列国君主,以达成自己或所侍奉国家的政治目标。[6][7]

战国时期主要的纵横家有张仪苏秦公孙衍等人。张仪最初在秦国得到重用,他通过向秦王陈说合纵连横的策略,得到了秦惠文王的信任,公元前328年被任命为秦国的宰相,掌握了军政大权。在与魏国的外交中,张仪和公子华先攻占了魏国的蒲阳(今山西临汾市隰县),后又建议秦国将占领的蒲阳归还给魏国,以示善意,并通过游说魏惠王,使魏国割让上郡十五县与少梁地区给秦国。公元前322年,张仪为了秦国利益去往魏国担任国相,他多次劝告魏王臣事秦国,魏王拒绝听从。于是秦国发动军队攻打魏国,张仪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导致魏国的失败。张仪以游说为主要手段,先后游说楚、韩、齐、赵、燕等国,以实现秦国的外交目标。他成功说服这些国家与秦国结盟或顺从秦国的利益。[20]

苏秦先后游说过周显王秦惠文王赵国国相赵肃侯,最终因向燕昭王陈述合纵抗秦的策略,在燕国得到重用,成为燕国国相。苏秦先后游说了赵、韩、魏、齐、楚等国,促成了六国合纵抗秦的盟约,从而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他曾成功劝说齐王归还燕国失地,十座城池。[21]

公孙衍起初在魏国军队担任犀首,[22]曾建议魏国与楚国暗中结盟,以对抗即将爆发的齐楚之战,这一建议为魏国取得了重大战略优势,并使他的声名为秦惠文王所知。[23]后来,公孙衍受到秦国惠文王的重用,被任命为秦国大良造(秦国最高军事长官),帮助秦国打败魏国,俘虏魏将龙贾、斩杀魏军八万余众,夺取了“阴晋”“河西之地”,秦国于是占领了东出的各大要塞,为以后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4][25]在被秦国驱逐后,公孙衍重返魏国,成为将军,并首次提出了合纵策略,成功拉拢齐国一起进攻赵国,取得胜利,实现了合纵的初步成功。[26]之后公孙衍通过游说奔走,成功说服了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中山国结盟,在公元前323年,发起了“五国相王”的行动。[27]公元前318年,公孙衍身佩楚、魏、齐、赵、韩五国相印[注1]楚怀王为纵长,共同向秦国函谷关进攻。[29]这次合纵进攻没有成功,之后公孙衍去往韩国为相。[30]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后,实行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秦始皇通过废除分封制、取消封国边界,建立郡县制度,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统治和管理。这一强权统治和集权措施引发了当时天下人的不满,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天下响应。公元前 206年秦王朝灭亡,中国又陷入列强纷争的动荡不安之中,诸侯合纵灭秦。这一时期分裂与分封割据的形势,再次使纵横家有了用武之地。同时,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也延传下来,战国遗留的宾客、辩士也大有人在,纵横家的“长短纵横”之术在此时仍为显学,纵横家再次在秦末混战中为各诸侯奔走效力。[9]

这一阶段活跃的纵横家主要有陈平郦食其等人。郦食其在秦末各路诸侯纷争之时,前往投靠时为汉王的刘邦,他建议刘邦先占据交通要地且粮食丰盈的陈留,并前去游说陈留令。陈留令拒绝了郦食其,于是郦食其在夜里杀了陈留令,翻墙而出,协助刘邦攻城,占据了陈留。公元前204年,刘邦多次受困于荥阳、成皋,于是想放弃成皋以东地方,郦食其向刘邦提出了保证粮食供应的重要性,并建议刘邦攻占存储粮食的敖仓,并志愿前往游说齐国投降。郦食其成功说服了齐王投降刘邦。然而,由于韩信在此时率兵攻齐国,郦食其最终被齐王烹杀。[31]

陈平在秦末先后投靠魏王、项羽,均不受信任,之后投靠时为汉王的刘邦,受到重用,被拜为都尉,并被封为参乘。公元前203年,刘邦和项羽在荥阳对峙长达一年多,刘邦渐渐处于劣势,这时陈平向刘邦建议利用金钱诱使楚军内部发生分裂,他散布流言,成功挑拨楚军将领之间的关系,引发楚军内部矛盾。之后,陈平提出夜间放出女子吸引楚军注意,并设法使楚军相信刘邦将在东门归降,从而制造了混乱,让刘邦得以趁机逃离荥阳,重新组织军队。在面对韩信叛变的问题上,陈平建议刘邦不采取直接攻击的方式,而是利用出游云梦泽(大致相当于今洞庭湖一带)的时机,诱使韩信到陈县,然后擒获了韩信,为刘邦稳固了地位。公元前200年,刘邦冒顿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陈平贿赂冒顿的阏氏,并提议用强弩突围,成功救援了刘邦。在吕后执政时,陈平隐藏锋芒。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后,陈平联络掌握兵权的周勃,合力铲除了吕氏势力,支持代王刘恒继承皇位,即汉文帝。[32][33][34]

合纵割据,连横削藩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之争,至刘邦执掌天下,这种动荡的局面也未结束。汉初继续采用周代分封制,以分封同姓诸侯王,来维护刘家中央政权。然而,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联合并不稳固。汉初的分封制导致地方势力凌驾于中央之上,诸侯遍布天下,而中央直辖地仅限于“三河、东郡、颖川、南阳”,此外还有少数列侯和公主的食邑。这导致了汉代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的巨大对比,中央政府失去了控制能力。从惠帝吕后,经过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时期,历经吕后称制、文景削藩、七国之乱等政治动荡。刘姓诸侯联合割据,与中央政府对抗,同时中央政府采取了削藩政策,致使统一受到挑战,构成了汉初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势。[9][10]

在这种分封诸侯的背景下,汉代的纵横家们,如同他们战国时期的前辈一样,游说诸侯、奔走天下。有的在诸侯之间策反扇风,提供谋略计策,联系各方势力。有的支持中央政府进行削藩运动,实行连横策略。有的则擅长辩论,建言献策。他们的各种智谋技巧在汉代政治斗争上得到广泛的实践和应用。[10]

这一时期著名的纵横家有陆贾、武杯、羊胜、公孙诡等人。陆贾是楚国人,在秦末以幕僚宾客的身份追随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当时人们都称他是很有口才的说客,他常常出使各个诸侯国。 陆贾在公元前196年,受刘邦派遣出使南越,代表汉朝赐平定南越的赵佗“南越王”印,并凭借其辩才说服了赵佗,使其甘愿称臣,从而确立了南越对汉朝的臣服关系。陆贾劝说刘邦,治国不仅仅依靠武力,还要重视政治和文化的建设。在吕后执政时期,陆贾辞官隐居。之后,他利用南越之行所得的财物,通过游说和策划,协助陈平等人成功诛杀吕氏集团,迎立了汉文帝。在汉文帝时期,陆贾又两次出使南越,帮助汉文帝重建与南越的友好关系。[35][36]

伍被是楚国人,有人说他是伍子胥之后。伍被初为淮南中郎,当时淮南王刘安好道学,折节下士,招揽英才数百数人,伍被列为冠首。伍被与准南王相处久了,发觉淮南王有造反之谋,伍被私下数次劝阻。后来吴王刘濞起兵叛乱,被汉政府平灭。淮南王吸取吴王刘濞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军事上的谋划。伍被说,“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仍不同意淮南王起兵的谋划。直到汉政府逮捕了淮南王的孙子刘建。淮南王恐谋划败泄,便加紧准备活动。伍被见事已不得不发,于是迫不得已献计说,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土地广美,迁徒之民尚不足以实其地。可诈为丞相御史上书,请求迁徒郡国豪杰及遇赦免罪的,家产五十万以上的,都迁其家属至朔方之郡。再伪造官诏狱书,逮捕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则百姓有怨,诸侯惊恐,此时派辩士去游说诸侯结盟起兵,这样可能侥幸取胜。淮南王不听劝告,认为直接发兵就行了。结果未起兵事情就败露了,伍被和淮南王一起被诛杀了。[37]

羊胜公孙诡是齐人。梁孝王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与邹阳同游于梁孝王,两人与邹阳不合,一同在梁孝王面前谗害邹阳,致使邹阳下狱。汉景帝废太子,太后想立梁孝王为太子,羊胜、公孙诡也积极劝说梁孝王向景帝请求立为汉嗣。由于大臣爱盎等人反对,汉景帝最终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孝王因此怨恨爱盎等大臣,与羊胜、公孙诡等谋划派刺客暗杀爱盎及其他大臣十余人。景帝怀疑梁孝王,并发现刺客果然逃入梁国。汉朝连续派遣使者责令梁孝王交出凶手,并下令捕捉羊胜公孙诡。两人都躲进梁孝王宫中。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劝谏梁孝王,梁孝王于是下令羊胜、公孙诡皆自杀。[38][39]

衰落消亡

纵横家在汉武帝刘彻时期开始衰落消亡。主父偃是这一时期活跃的纵横家,他向汉武帝献策,令诸侯推恩分封子弟,即凡是诸侯之子嗣,无论嫡庶,都有权利在本诸侯国内获得封地。这样诸侯列国土地越分越小,失去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力量,汉初分封制遗留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斗争到汉武帝时得以彻底解决。[40]主父偃还建议将豪富势力迁移到茂陵周边,这样既可以使关中得以充实和繁荣,又将豪强置于中央管辖下,时刻监视以防其作乱。同时,主父偃提出设置朔方郡对收复的旧秦边地进行管理。[41]

汉武帝在解决了诸侯、豪强问题后,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皇家大学只教授儒家学说,并举贤良应对策,专以儒家学说考试应对,知识分子只有学习儒家学说,才能进入汉政府的官僚系统。儒术大兴之后,儒术以外的诸家都被排挤边缘化乃至断绝,纵横家也成为江河之末流,主父偃儒家排挤,最后被汉武帝诛杀。[11]

至此,一个习长短之术并存下的一脉相承的纵横家学派终结了。然而,纵横家学派的终结并非意味着纵横活动的结束。由于纵横活动是多国、多集团等并存下多元政治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上若断若续、时隐时现的分裂局面,为纵横活动提供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但西汉以后的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类政治人物的纵横家,即使在西汉主父偃之后,仍然层出不穷,延绵不绝,但作为中国古代一个有学术思想渊源的纵横家流派来说,至主父偃为迄,正式终结,不复存在。[11]

鬼谷子

鬼谷子(约公元前390年—301年)[42],相传战国时楚人,无姓名里居,隐居鬼谷,因此自号,又称鬼谷先生。他长于养性持家和纵横捭阖之术,《史记》说他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乐壹注《鬼谷子》一书时曾说,鬼谷子是苏秦著书时用的假名,即没有鬼谷子此人,《鬼谷子》一书为苏秦所著。而据西汉末年的杨雄在《法言·渊骞卷》中说“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王充《论衡·答妄篇》说:“苏秦、张仪从(纵)横,习之鬼谷先生。”可知在汉代人的眼中,战国纵横术出自鬼谷子,鬼谷子确有其人,他是战国纵横家的鼻祖。[43][44][45]在1995年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鬼谷子研究学术会议上,与会的现当代学者普遍认为鬼谷子其人应是确存其人。[46]《鬼谷子》一书旧说为鬼谷子所著,目前有学者,如许宏富提出《鬼谷子》的作者是鬼谷子及其弟子、后学。[47]

苏秦

苏秦(?—前284年),己姓,苏氏,名秦,字季子,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人。苏秦早年求学于鬼谷子门下,后游说诸侯,但都未被采纳。后苦学《阴符》,终得真谛。于是,以合纵之策游说山东崤山以东)六国,六国国君均十分认可,合纵联盟形成。苏秦成为合纵联盟从约长,并同时兼任六国国相。此后十五年,秦国都不敢兵出函谷关。之后秦国使者犀首(即公孙衍)欺骗齐、魏两国,与秦国一同攻打赵国,合纵联盟瓦解。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十座城池之后,苏秦为燕入齐,充当燕国间谍,实施“弱齐强燕”之策。随后因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派刺客刺伤苏秦,最后不治身亡。死后他的间谍身份暴露。[21]苏秦著有《苏子》三十一篇,收于《汉书·艺文志》,佚失。[48]

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苏秦绣像
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苏秦绣像

张仪

张仪(?—公元前309年),张氏,名仪,出生于魏国安邑张仪村(今山西万荣王显乡一带)[49],魏国贵族后裔,和苏秦共同在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主要以连横之术破合纵之策。秦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29年),张仪初入秦国作为秦惠文君的客卿,后被封为国相。秦惠文王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为秦国利益入魏担任魏国国相。后张仪游说诸国,被封为武信君。[50]秦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后,秦武王继位,为避免杀身之祸张仪逃到魏国,任魏国国相。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张仪在魏国去世。[20]张仪著有《张子》十篇,收于《汉书·艺文志》,佚失。[51]

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张仪绣像
小说《东周列国志》中的张仪绣像

公孙衍

公孙衍(生卒年不详),姓公孙,名衍,魏国阴晋(今陕西华阴市)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同时期纵横家张仪的主要对手。公孙衍最初出仕魏国,担任犀首(即将军)的官职,时人便以“犀首”称之。后入秦,担任“大良造”(秦国最高军事长官)[52],率兵攻打魏国,夺取了“阴晋”,俘虏魏将龙贾、斩杀魏军八万余众,占领了“雕阴”[53],逼迫魏国献上“河西之地”[54]。后张仪入秦,公孙衍被秦惠文王冷落,遂去秦入魏,首创“合纵”之策,主张联合其他弱国合纵抗秦,促成“五国相王[55],他佩五国相印,为约长[56]。同时,他劝说邻近秦国的少数民族义渠君袭秦[57],公元前318年,在他的劝说下,楚、魏、齐、韩、赵五国联合起来伐秦。[28]张仪去世,秦武王公孙衍入秦为相,终老于秦。[58]

范雎

(生卒年不详),又作范睢,字叔,战国时期魏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纵横家、秦国宰相。范雎初为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随其出使齐国。因被污蔑出卖国家机密给齐国,差点被魏国国相魏齐鞭打致死。幸被魏齐佣人救出,后又在郑安平王稽的帮助下来到秦国。为秦昭襄王出谋划策,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让秦国逐步成为东周列国中的强者;后又帮助秦王废除秦宣太后,驱逐“四贵”,巩固了王权。后因郑安平、王稽的罪被牵连,逐渐失去了秦王的宠幸,举荐燕国蔡泽接替自己的相位。[59][60]

鲁仲连

鲁仲连(约前305年-约前245年),齐国人。他早年曾师从徐劫,在稷下学宫就学,之后游历诸侯。鲁仲连口才超群、谈锋机警,善于阐发奇特宏伟卓异不凡的谋略,为人排难解纷而不计报偿,崇尚功用而不肯担任官职,且不慕富贵利禄。史载当秦军赵都邯郸时,他曾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终于使赵丞相平原君下决心反击秦兵(即“义不帝秦”的辩论)。二十余年后当齐国将领田单要收复被燕国占据的聊城时,他又帮助田单收复了聊城。对于平原君田单加给他的封赏均不领受。他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已佚,流传至今的有清朝马国翰辑本。[61][62]

鲁高士仲连像,来自清乾隆年间《历代名臣像解》
鲁高士仲连像,来自清乾隆年间《历代名臣像解》

郦食其

郦食其(?—元前203年),陈留高阳里(今杞县高阳镇)人,秦汉之际儒生、说客,又称郦生,自称高阳酒徒,外人呼为狂生,跟随刘邦在伐秦灭楚中多有功劳。郦食其出身贫寒,喜好读书。他先是担任看管里门的小吏,后追随刘邦,帮助刘邦夺下陈留,又充当说客,在诸侯间游走。在公元前204年,刘邦困于荥阳、成皋,想要放弃成皋时,力劝刘邦攻荥阳,占敖仓,后游说齐王投降,成功使齐王田广撤下兵守战备,之后韩信为争功,攻打齐国,齐王以为郦食其出卖他,将其烹杀。[31][63]

陈平

陈平(?—公元前178年10月),阳武县户牖乡(今河南省原阳县,一说山东省东明县)人。他多次谋划出奇巧精妙的计策,是重要的西汉开国功臣。秦末起义爆发后,陈平最初投奔魏王魏咎,因献计不被采纳转投项羽麾下,后因项羽责罚而再次投奔到刘邦帐下。陈平投奔刘邦后,成为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重要谋臣,在楚汉战争与汉朝建立后多次在重要时刻为刘邦谋划重要的计策。刘邦死后,面对吕后的专权,陈平假意顺从,使自己在吕后的独断专行下能够安然无事。吕后死后,陈平参与铲除了吕氏家族的势力。[32][33]之后,陈平主导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陈平担任左丞相,不久后右丞相周勃辞去丞相职位,陈平便独自担任丞相的职务。汉文帝二年十月(公元前178年10月),陈平去世,谥号为献侯,被安葬于鄠县附近(今陕西省西安市邑区石井镇曹家堡西侧[64])。[32][34]

陈平画像,来取自清代修《江苏南兆陈氏宗谱》
陈平画像,来取自清代修《江苏南兆陈氏宗谱》

陆贾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西汉初楚国人。陆贾早年作为幕僚追随刘邦,他以史为鉴,为刘邦总结“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的道理。陆贾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法家等各家思想,撰写《新语》。陆贾后来作为使臣,两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在吕氏专权时期,他又将家财分散以躲避政治黑暗,后等待时机说服了陈平周勃等同力诛吕,维护汉朝统治。晚年陆贾得以寿终正寝。[35]

陆贾画像,来自清代修《江苏吴县陆氏世谱》
陆贾画像,来自清代修《江苏吴县陆氏世谱》

主父偃

主父偃(?—前126年),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主父偃早年家里贫困四处游学但无人赏识,元光元年(前134年),他面见大将军卫青,得卫青赏识,卫青多次向汉武帝刘彻举荐但是都无果。于是主父偃上书汉武帝说了九件事,其中八条是关于法律的,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对匈奴作战的。之后,他得到汉武帝召见,被授予郎中,一年当中四次提升他的官职,官至中大夫职位,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了推恩令、迁豪强去茂陵县的建议,后来他又在尊立卫子夫当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私上立了大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又揭发了齐王刘次景在宫内的淫乱行为,汉武帝任命他当了齐相。齐王自杀后,汉武帝又认为齐王是受到主父偃的威胁才自杀的,此时赵王又告发主父偃接受贿赂,同时儒家大臣公孙弘的也劝说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下令处决主父偃整个家族。[41]

经典著作

纵横家推鬼谷子为师祖,其独传之书是《鬼谷子》,其实务全书是《战国策》。此外还有许多已失传的著述。《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载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国shì子》十七篇,《秦零陵令信》一篇,《kuǎi子》五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44]此外,还有考古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65]

《鬼谷子》

鬼谷子》是现存先秦纵横家唯一的一部子书,最早著录于唐代魏征等人主持编写的《北隋书·经籍志》,书中说《鬼谷子》有三卷,有皇甫谧、乐壹两家注本。旧说《鬼谷子》是鬼谷子所著,最近的研究认为,《鬼谷子》鬼谷子及其弟子或后学所作,其主要内容为鬼谷子所亲著。[46][66]

今本《鬼谷子》有《捭阖》等十二篇,《本经阴符》七篇,《持枢》《中经》各一篇。此外佚失《转丸》、《qiè(乱)》两篇。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至第六篇《捭阖》《反应》《内楗》《抵》《飞箝》《合》为第一部分。这是《鬼谷子》的核心部分,主旨是从为天下补漏的角度,探讨纵横捭阖的游说方法。作者是鬼谷子本人。第七至第十一篇《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为第二部分。这是第一部分的补充论述。作者是鬼谷子弟子。主旨是进一步探讨纵横捭阖的前提一一对游说对象心理实情揣摩把握的方法。这两部分基本上都属于纵横家的方法论。第三部分只有第十二篇《符言》一篇(第十三篇《转丸》、第十四篇《胠箧(乱)》有目无文),作者为鬼谷子。《符言》的主旨是讲对游说对象“人主”的道德要求。前述三部分各篇都有“第一第二”等序号,但《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都无序号,为《鬼谷子》第四部分。其中,《本经阴符七术》是关于计谋的七篇专论,作者疑为鬼谷子。《持枢》《中经》的作者较大可能是鬼谷子后学。《持枢》讲以人法天,尊重天时,属于本体论。《中经》论述处于乱世之际士如何救亡图存、拯救天下的一些问题,也涉及儒道合一的本体论。[46][66]

《鬼谷子》部分篇卷
《鬼谷子》部分篇卷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游说之士的事迹、策谋言论汇编。其内容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即从周贞定王十七年至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452年—前216年)二百四十五年间,各国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动。[67]

《战国策》是西汉成帝时“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根据国家藏书中记辩士游说的简策,加以校录而成的。刘向按战国时期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次序,删去重复,编订为三十三篇。原简策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不同名称,刘向重新编订成书后定名为《战国策》。[67][68][69]

今人所见的《战国策》,已非刘向辑校的原本。刘向辑校的《战国策》,东汉高诱曾做过注解,流传到北宋时,已有散佚,北宋曾巩访求某些士大夫的家藏本加以扩充,才重新编成三十三篇。其中有些是后人把《史记》中某些记载摘录补充进去的。这是流传至今的版本。[69]此外,《战国策》还有多个版本,南宋鲍彪将原书次序重编,将西周移至卷首。元吴师道作《战国策较注》。清黄不烈重刻《姚氏本战国策礼记》三卷,并有所校订增补。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67][68]

《战国纵横家书》

1973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一种经帛书整理组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并有释文、简注本行世。全书共分二十七章,前十四章为一组,当是从一部有系统的原始的苏秦资料中辑录出来的,据推测这部资料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另外,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也应属早己散佚的苏秦游说辞,不过此二篇应是出自另一个系统。[65]

实利主义的名利观

纵横家认为名利是人之常情,他们以有利于诸侯而自我标榜。纵横家不认为追求名利是可耻的,反而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行为,他们既用名利去游说四方,调动他人,同时也为自己谋名取利。他们强调实利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利的追求才能达到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提升。纵横家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并不遮遮掩掩,而是公开、坦诚地谋取利益。纵横家并不认为名利与道德是对立的。相反,他们认为追求名利并不违背道德,而是符合人性固有的本性和社会规律。因此,他们不以道德家的眼光来批判社会的名利追求,而是自觉地接受和实践这种名利观。[70]

进取主义的道德论

纵横家认为道德并非绝对不变的规范,而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他们相信,在特定的情况下,牺牲一些传统道德准则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这能够促进进取和利益。纵横家强调进取和功利的重要性,将其置于道德准则之上。他们认为,为了国家、家族或个人的利益,可以暂时放弃甚至违背传统的道德观念。纵横家的进取之功,就是通过灵活的策略和行动,将困境转化为机遇,将失败转变为成功。纵横家的进取之道并非绝对不要道德,而是使道德服从于这种进取之道。[71]

顺应时势

纵横家的哲学重势,他们认为理解和利用当前的形势、趋势对于实现成功至关重要。他们强调洞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形势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主张在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下采取灵活的策略。纵横家提出,把握时势意味着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和必然过程,以此为基础制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决策。这一方法论也延续了实利主义的价值观,纵横家愿意通过掌握和顺应时势来实现目标,而不是固守传统或道德准则。[1]

知几应时

“机”或“几”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机”,亦作时机,“几”指事物将变而未变,有变的征兆与趋势但还未形成气候的微妙时刻。用现代的哲学语言来说,就是事物发生量变而未形成质变,同时量变过程并不显著但其结果已临近质变的时刻,也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或临界点。[72]

纵横家提出洞机待时的方法论,即对事物发展的机会与时机有敏锐洞察,然后抓住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特定关键点或转折点,这样就能够左右事态的发展。而在特定的时机采取正确的行动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够在政治、军事或其他方面取得优势,甚至是决定性的胜利。纵横家认为,洞悉机会不仅能够带来胜利,还能够避免灾难。他们将机会视为存亡、祸福的关键,因此在面对挑战或危机时,能够准确地洞悉机会,及时应对,就能够避免灾难,确保国家的安全与稳定。[72]

知权善变

权指权宜、变通,是对事物灵活处理的能力,而经则是指固定的原则和道理。知权善变这一理论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以达到最佳效果。与传统的死守经典不同,纵横家主张在实践中灵活运用权宜之计。知权善变强调时势的重要性,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情境下,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和行动。同时,提出敏锐地观察时势,抓住机遇,灵活应对。权藉即善于利用外在条件和资源以达到自身目的,在实践中,必须善于权藉,即在适当的时机利用周围的条件和资源,以达到最佳效果。适时变通是成功的关键。在政治、个人行为等方面,都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避免僵化和灭亡的命运。[73]

纵横家与法家

法家和纵横家都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在一些观点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主张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的功利目标。他们关注国家的力量和统治,倡导以功论赏、按功授爵的政策来分配社会资源。法家还积极学习纵横家的“长短之术”,法家也认识到游说的重要性,并重视游说之术。法家对纵横家的方法和手段较少道德评价,更多地从工具性角度看待。[74]

然而,法家和纵横家在政治主张上有根本的区别。法家主张通过内部推行法治来使国家强盛,提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纵横家则主张利用外交和军事手段,通过合纵连横的战争来实现霸业。法家重视内政,鼓励农业生产,限制商业,重农抑商,对不从事产业、空谈之士予以排斥;而纵横家更注重利用外交智谋和军事来解决问题。[74]

纵横家与兵家

兵家和纵横家构成了中国古代实力外交的两个方面。在战国时期,合纵连横、攻伐不已,兵连祸结,各国相互争霸,而纵横活动与战争紧密结合,共同为诸侯争霸天下服务。合纵连横战略导致了集团政治的形成,使各国通过外交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广泛联络天下与国,以抗敌国。[75]

二者相似之处较多,兵家和纵横家都非常重视谋略问题。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外交活动中,都善于运用神秘诡谲的谋略来取得优势。两者都强调权变,即根据地理、时机和人情的不同变化,灵活调整策略。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启发和借鉴的关系。一些纵横家的著作被视为兵书来读,而一些兵书则被纵横家用来借鉴其中的权谋。有些人甚至兼有纵横家和兵家两种本领,如张仪公孙衍甘茂等人。两者的目标都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75]

在具体思想内容上,二者都涵盖谋略与法术两方面内容。两者均主张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取胜,以及赏罚分明、法制治国、权衡利弊、神机妙算、正道与诡道并用等理念。同时,兵家与纵横家皆注重上、中、下三策、知己知彼、深谋远虑等战略原则。然而,兵家在政治上划分为敌对双方,而纵横家则分为合纵与连横两派。兵家与纵横家所运用的基本原则像武器一样,可供各方所利用,支持一强或多弱。在战略决策上,两者都先分析敌我双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与军事实力、民心向背等因素。在战术与方法上,兵家侧重百万雄师,而纵横家侧重三寸之舌。兵家有独特的阵法与战法,而纵横家有说服法术和技巧,如《鬼谷子》所述的方法与技巧。这些体系反映了兵家学说与纵横家学说分别代表战争实践与外交实践。由于战争与外交密不可分,兵家与纵横家二者紧密联系,探讨两个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76]

对当时历史时代的影响

纵横家的合纵连横活动在当时影响巨大,正如孟子的弟子景春称赞说:“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战国策》说苏秦“约纵散横,以抑强秦”。张仪明确的为秦国提出了用外交手段达到突破限制、寻求同盟、远交近攻谋求发展的连横散纵策略,并为实施该战略频频出使,四处奔走。见诸侯王,动之以利,说之以害示之以威,散纵而连横。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反秦势力的联合,为秦国尽量争取与国,尽量使反秦俱乐部的成员国消极被动、犹豫观望,而秦国则减少阻力,远交近攻,捞取实地。使秦国走上了一统天下的正确轨道。而苏秦助燕灭强齐,改变了整个战国的政治形势,把原来的齐、秦两强的东西均势给打破了,变成了一强众弱的形势。这在客观上为秦国兼并列国,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12]

秦汉时期,纵横家先是在秦末诸侯起兵中,参与合纵灭秦和争夺天下权力。接着又参与汉王朝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斗争。这一阶段活跃的纵横家,如陈平、张良、蒯通、郦食其、陆贾、伍被、枚乘、主父偃、羊胜、公孙诡等人都通过出谋划策、奔走游说,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局势。[12]

后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纵横家以外的某些学派多引经据典,死守古道,因循守旧,唯恐有一言一行离经叛道。儒家的孔、孟都谈“经”与“权”的关系,但都是讲不离于经的权变,是在原则基础上的有限的灵活性,总之,“经”是不可动摇的。这既束缚了思想观念的更新、变革,也在实践上限制了人们的大胆探索勇于求新、积极创造和进取有为的活动,阻碍了中国社会和文明的发展速度。而注重权变的纵横家哲学则是中国文化的一股清流对于纠正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意识之偏失,有其积极作用。[13]

纵横家的论辩,相比于其它流派,更具影响,更讲求论辩艺术,因而后人多收集和编集纵横家的权变和游说故事,作为练习游说的范文和基本。[14]纵横家论辩的许多文辞也十分优美。其中的一些说词作为美文、奇文为历代所欣赏和研习。[15]

纵横家学说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社会科学家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纵横家,他说鬼谷子是一个有察人之明,知识渊博,善于洞察历史和掌握外交技巧的智者,是当时联盟(纵横)观念的创始人他认为当今世界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在许多方面十分吻合,他认为中国纵横家的思想在世界上具有实际借鉴作用。日本的大桥武夫把中国纵横家的智谋和技巧用于企业经营,写出了一部鬼谷子智谋应用实例,名之为《兵法与鬼谷子》。结合自己的经验,阐发了鬼谷子智谋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实用价值。[16]

名言章句

《鬼谷子·反应第二》:“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77]

译文:人家说话,是活动;自已缄默,是静止。要根据别人的言谈来听他的辞意。如果其言辞有矛盾之处,就反复诘难,其应对之辞就要出现。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范。既有“象”和“比”存在,就可以预见其下一步的言行。所谓“象”,就是模仿事物,所谓“比”,就是类比言辞。然后以无形的规律来探求有声的言辞。引诱对方说出的言辞,如果与事实相一致,就可以刺探到对方的实情。[77]

《鬼谷子·飞钳(箝)第五》:“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之觉,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78]

译文:凡是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就是为了吸引远处的人才和招来近处的人才,造成一种声势,进一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定要首先考虑派别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区别各种对的和不对的议论,了解对内、对外的各种进言,掌握有余和不足的程度,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确定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的问题,然后权量这些问题。[78]

《鬼谷子·揣篇第七》:“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79]

译文:所谓揣情,就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就无法按捺住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的心理,就不能隐瞒住实情。情欲必然要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流露出来。[79]

《鬼谷子·揣篇第十》:“夫仁人轻货 ,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80]

译文: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达礼教,明于事理,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反而可以给他们讲清事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80]

《鬼谷子·符言第十二》:“听之术曰:勿望而许之,勿望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位术,正静其莫之极!右主听。”[81]

译文: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远远看见了就答应,也不要远远看见了就拒绝。如果能听信人言,就使自己多了一层保护,如果拒绝别人进言就使自己受到了封闭。高山仰望可看到顶,深渊计量可测到底,而神明的心境既正派又深沉,是无法测到底的。以上主听。[81]

《鬼谷子·转丸第十三》:“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四,明之;明之者,符验也。”[82]

译文:“游说”,就是说服别人;要能说服别人,就要给人以帮助。凡是经过修饰的言辞,都是被借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凡是被借用的东西,都既有好处,也有害处,凡要进行应酬和答对,必须掌握伶俐的外交辞令。凡是伶俐的外交辞令,都是不实在的言论。要树立起信誉,就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就是为了让人检验复核。[82]

历史评价

战国孟子评价:纵横家是妾妇之道。[17]

战国孟子的弟子景春评价:纵横家是大丈夫,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7]

战国荀子评价:纵横家是对国家最危险、损害最大的态臣,君王用他们则必亡国。[83]

唐代儒家哲学家柳宗元评价:学者应远离纵横家《鬼谷子》一书,这是惑世乱俗之作。[84]

元末民初文学家宋濂评价:纵横家的学说是小人蛇鼠之智,用于家则家亡,用于国则国破,用于天下就会失去天下。学士大夫应唾弃不用。[85]

清代翰林学士卢文弨评价:纵横家的《鬼谷子》一书是小人之书,可供帝王参考用作防奸之术。即使毁掉此书,常人中素日仍不免用这些手段,没有《鬼谷子》教唆也是一样。[85]

清代学者孙德谦评价:纵横家生逢乱世,所用的是乱世纷争的智慧与学术。后世皆鄙夷纵横家,却不知战国之时,兵连祸结,如果没有纵横家持急扶倾,天下更会遭受战乱之害。[86]

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评价:纵横家只有人才,而无学术。[87]

中国哲学家彭永捷评价:纵横家作为九家之一,是有所主之学术的。纵横家是乱世的学术,法家是治世的学术,儒家则是文世的学术,道、佛二家则是此三家之外的补充。[88]

中国哲学史专家赵纪彬评价:苏秦张仪是纵横之士,都没有一定主张,说不出纵横家的学术思想。所以战国只有纵横之士,并无纵横之学,不能与六家并列。[89]

《东周五百年:公元前770年—前221年》评价:严格来说,纵横学派不是一个与儒学、道学等相提并论的哲学流派,而是一门实用学科。[90]

《齐鲁文化研究文库 孟子学案》评价:纵横家的学说,亦是道术阴阳消息之理,揣摩人事变化的定则,而借鉴来作捭阖之用。所以纵横家之原理,实际上源自黄老道家的思想。[91]

《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谋士群体。他们大多才高志远,长于说服传播之道,在各种政事漩涡中反复横跳。[92]

相关争议

对于纵横家是否有自已独立所主的学术,从而能够独立成为一家学术派别,目前存在争议。一方面,如现当代哲学家胡适冯友兰赵纪彬等人提出,纵横家没有一定的主张,说不出具体的学术思想。所以纵横家只有人才,没有学术,不能看成与儒家道家等并列的学术流派。另一方面,西汉刘安东汉班固,当代哲学家彭永捷等人认为,纵横家作为中国传统九家学术流派之一,是有所主学术的,其学术主体便是长短纵横之术,其中心思想有一贯的精神。他们拥有不同于儒、墨、法、道等各家的独特观念。[93]

参考资料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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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一说是魏、赵、韩、燕、楚五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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