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也是养士机构、学术交流中心，位于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之下，因此得名“稷下学宫”。学宫从齐桓公田午（田齐）执政期间^[注1]创立，直至前221年齐国灭亡，历经齐桓公、齐威王、齐宣王、齐悟王、齐襄王与齐王建，历时150年，几乎集中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学者。^[1]

战国时代社会改革的大潮中，各国为了实现长久保国、称王天下的目标，各国封建统治者竞相罗致人才，大开“礼贤下士”之风。田氏代齐之后，这个新兴的政权又迫切需要得到认可。由于齐国繁荣的经济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使得齐国统治者得以更大的规模、更优厚的条件和更开放的心态，招揽四方人才。^[2][3][4] 齐桓公田午执政期间创立了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期因齐国政治需要和改革推动下学宫逐渐壮大。^[5][6]随着齐宣王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稷下学宫进入了兴盛阶段，成为列国学者聚集和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学术思想得以自由交流和发展。这一良好的发展一直持续到齐湣王时期，稷下学士达到上千人。^[7][8]公元前284年，五国联军攻入齐国都城，稷下学宫的先生、学士四散逃亡。五年后，齐国收复故都，稷下学宫恢复。然而由于齐国国力衰退和战乱加剧，稷下学宫逐渐衰落下来，到秦国吞并齐国，稷下学宫彻底消亡。^[9][10]

稷下先生可考者有淳于髡、彭蒙、宋钘、尹文、告子、孟轲、田骈、慎到、环渊、荀况、鲁仲连、邹衍等19人。^[11]他们的著作涵盖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名家等各学派，有《慎子》《田子》《蜎子》《捷子》《宋子》《尹文子《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鲁仲连子》《孙卿子》《管子》《黄帝四经》等。^[12][13]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自由议政，^[14]聚徒讲学，^[15]并定期举行集会，约请列国学者来稷下展开学术讨论、交流。交流活动主要有演讲和辩论两种方式。^[16]因而稷下学宫同时具有学术研究中心、^[17]“不治而议论”之所、^[14]培育人才、^[15]文化交流^[16]等各项作用。先秦百家之学在稷下学宫得到充分的争鸣和发展，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8]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与文化产生重要影响，^[19]尤其是在道、法、儒、墨等优势互补的基础上，生发出《管子》黄老学、田骈慎到学派、宋钘尹文等黄老新学学派。^[20]

稷下，又作“棘下”（稷、棘二字古通），战国时期，齐国政府在首都临淄的稷门外设置学馆讲堂，招聘天下贤人来此讲学，“不治而议论”，故名为“稷下之学”，其馆则称“稷下之宫”，史称稷下学宫。在此活动的学者，齐人谓之“棘下生”（稷下先生）。^[11]

总的来说，稷下学宫的产生和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又有其思想文化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2]

稷下学宫的建立与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齐国处于东海之滨，拥有丰富的渔盐资源和发达的纺织业，经过政治、经济改革与发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振兴了经济。冶铁业的兴起带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齐国的相地而征和井田畴均等农业政策也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繁荣的经济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稷下学宫的兴建提供了条件。^[3]

稷下学宫是在战国时代社会改革浪潮中发展起来的，适应了齐国新兴封建政权的需求。经过春秋时期长期激烈的诸侯争霸战争，战国初期先后建立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封建国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扫除发展封建经济的障碍，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并为进行兼并战争创造条件，各大诸侯国都先后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封建性的社会改革，即“变法”。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开始为新的封建官僚制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招贤纳士，广泛罗致人才。礼贤下士成为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长久保国、称王天下的目标，各国封建统治者竞相罗致人才，大开“礼贤下士”之风。而田氏通过斗争最终控制了齐国政权，属于革故鼎新，田氏一方面要笼络公卿士族，另一方面也要在群雄并起的时代博取爱才吸引客卿的美名，所以有充分的动力通过创办稷下学宫，以更大的规模、更优厚的条件，招揽四方人才。^[4]

稷下学宫的建立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在群雄割据的背景下，士人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提出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处士横议”“百家异说”的局面。^[21]由于宗法制推行不彻底，齐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相对于同时代其他国家更加开放。由于齐国统治者不追求单一的思想模式；不要求学术思想必须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能鼓励游士畅所欲言。这些政策使齐国成为战国时代学术文化重镇。^[2]

齐桓公、齐威王时期，即前374一前320年，是稷下学宫兴办并发展阶段。 ^[9]前374年，田齐第三任国君齐桓公田午即位。当时，距离前386年齐桓公田午的父亲田和正式成为齐国君主、田氏正式代替姜氏执政齐国，仅仅只有十余年的时间，齐国内部政权不稳、人心不服，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不能完全为田氏所用。基于这种情况，齐桓公田午为巩固政权、吸引人才为其服务，顺应了当时“养士”的时代潮流，继承了齐国“尊贤尚功”和田氏家族重视人才的传统，利用旧有的学宫形式，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了“稷下学宫”，并为稷下先生专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5]稷下学宫创办的确切时间，现已无资详考，仅确定为恒公田午在位期间（前374一前357，共18年）。^[6]

齐桓公田午之子齐威王在位37年（前356—前320年），他即位之初，稷下学宫的稷下先生已有72人之众。^[22]齐威王当政时进行了变法改革，他任用法家邹忌为相国，整顿内政，完善法律，监督官吏，得以富国强兵，又任用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次打败了魏国。稷下学宫适应齐威王进行改革和争霸称王等政治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的见于文献的稷下先生，淳于髡曾用微言隐语讽谏齐威王和进说邹忌，人称“炙毂过髡kūn”。这一时期稷下先生还整理成书了《司马兵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共155篇。流传到汉时仅存3卷5篇。^[6]

齐宣王、齐湣王时期，即前319一前284年，是稷下学宫兴盛阶段。^[9]齐宣王名辟疆，在位19年（前319—前301年）。齐宣王即位时，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已逐渐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国，实现一统天下的大趋势已渐露端倪，齐宣王也具有统一天下的愿望。为实现这一目标，齐宣王认识到不仅需要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支持，并广泛吸纳各家学说，形成最佳的治国方案。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力量，齐宣王大力发展稷下学宫。他利用齐威王以来不断丰厚的国力，对学宫采取了进一步优惠政策。在政治上，给于稷下先生极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淳于髡等著名稷下先生76人尊为“上大夫”，其余稷下先生为“列大夫”，让他们参与政治。生活上给予优厚待遇，在四通八达的大道旁为稷下先生建造高门大屋，给予他们俸禄。稷下先生在学宫中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行动来取自由。齐宣王对各派学者一律来自不拒，待之以礼；对愿意去者也不阻拦，以礼相送。且齐威王相比齐恒公、齐威王，更重视“学”，他让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让他们发挥专长，各自著书立说。在这些措施下，稷下学宫成为列国学者荟萃之地和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学者们在学宫中自由议论、争鸣辩驳，传播各自的学说，推动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交流。^[7]

这一时期稷下学宫这座齐国官办的大学堂，制订了统一的学则，这就是如今《管子》书中的《弟子职》。各派学者们在一起讲学，还举行定期的集会。稷下先生为齐国统治者想作统一天下的君主，准备了各项典章制度，从古文献考察看，有《王度记》《周官》，还有明堂、封禅、巡猎等项典礼。稷下先生还为齐宣王称帝制造舆论。^[23]

前301年，齐宣王去世，他的儿子齐湣王田地即位（前300—前284年，在位17年），齐湣王前期，齐国继续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稷下学宫也持续着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稷下学宫中除了稷下先生之外，还有前来学习的稷下学士，例如荀况15岁从赵国来到稷下学习，先作稷下学士，以后才作稷下先生。这些稷下学士一度达数千人。^[23][24]齐湣王末年，连年战争使得民力衰竭，齐国内部矛盾重重，齐湣王不肯听从稷下诸子的劝谏，稷下先生中的慎到、接子游学他方，田骈去薛国，而孙卿前往楚国，稷下学宫与齐国共同面临着危机。^[8]

齐襄王、王建时期，即前283—前221年，稷下学宫逐渐衰落下来，及秦并六国，齐国灭亡，学官结束。^[9]前284年，燕昭王派乐毅率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伐齐，乐毅的军队攻入临淄，稷下学宫的先生、学士四散逃亡。齐湣王逃至莒后被楚将淖齿杀害。莒人和齐亡臣拥立齐湣王之子田法章在莒即王位，即齐襄王，在位19年（前283年一前265年）。齐襄王在莒五年之久，直到齐将田单打败燕军，收复失地，齐襄王回到都城临淄，稷下学宫也随之恢复。此时，田骈等老一辈稷下先生都去世了，荀况是当时名望最高的老师，他三次担任学宫的主祭人。已经恢复了的稷下学宫不如以前那样兴盛，但大体上还保持旧时的传统，有各学派先生和弟子继续讲学和学习。齐国仍沿袭以前的传统，给一些稷下先生以大夫的官位，不担任官吏的实职而参与议论政事。^[10]

这一时期稷下学宫的主要成就在于齐法家学派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学说，把前辈留下的作品编辑成书，这就是战国后期流传于社会上的《管子》。接着又有了讲授《管子》各篇的讲义，《管子解》。法家学者还写了《君臣》上下篇、《七臣七主》等文章，均收在今本《管子》之内。^[10]

裹王死后，王建继位，王建在位44年（前264年一前221年）。王建即位时年少，其母君王后摄政长达16年。君王后摄政和王建时期的齐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况。然而此时的齐国经过齐湣王末年的变乱，元气大伤，国势一落千丈，面对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君王后和王建采取保守退让的政策。随着齐国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稷下学宫在学术上也走下坡路。荀况在这一时期曾对齐相谏言，并因此受谗，被迫离开齐国去楚国。荀况离开后，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受到消极影响，每况愈下。王建时期，阴阳家学者邹衍、邹奭继续在稷下讲学。直到战国末季，秦国以强大的兵力吞并六国，攻入临淄，王建投降。前221年，齐国灭亡，稷下学宫的历史也就终结了。^[10]

稷下先生迄今可考者有淳于髡、彭蒙、宋钘、尹文、儿说、告子、孟轲、季真、接予、田骈、慎到、环渊、王斗、荀况、田巴、徐劫、鲁仲连、邹衍、邹奭共19人。^[11]

淳于髡（生卒年不详），为齐国入赘女婿，身高不足七尺，他在齐恒公田午创办稷下学宫时已为稷下先生，历经齐威王、齐宣王到齐湣王时期。淳于髡为人滑稽，善辩，出使诸侯国从未受屈辱。齐威王八年（前371年），楚国派大军侵齐，齐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援，淳于髡顺利向赵王借到十万精兵，一千辆战车，迫使楚国退兵。淳于髡被齐威王奉为“上卿”，后被齐宣王封为“上大夫”。^[25][26]

淳于髡思想比较博杂，在政见上，他礼、法兼重而更倾向于法治。他提倡善待万民，选拔贤能，修法律，督促奸吏，以推动国家富强。^[27]在哲学上，淳于髡提出了“极之而衰”的观点，认为这是事物矛盾转化的普遍法则，^[28]还强调“物各有畴”的概念，指出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类别，^[29]强调事物内在与外在的关系，以及通过外部现象认识事物本质的方法。^[30]淳于髡的思想影响了齐国的政治实践，推动了法治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和学者，如黄老学者和荀子等。^[27]

慎到，尊称慎子，战国中期出生于赵国邯郸（今河北邯郸），稍早于孟子。法家中有“法、术、势”三派，慎到是“重势”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稷下学宫中最具有影响的学者之一。^[31][32][33]

慎到早年可能与由孔子的弟子子夏所创立的西河学派有关，后来到齐国稷下学宫，成为不参与国家管理而议论朝政的稷下先生，专事讲学，负有盛名，受到齐宜王的礼遇。齐湣王末年，稷下先生纷纷离开学宫，慎到也是其中之一。在离开学宫以后慎到的去向不明，有终老齐国，入韩为大夫等诸说。^[34][35][36]

慎到的主要思想强调人性的发用和导向，而非探讨人性的善恶结构。他主张通过教化和奖罚引导人性，使其符合君王统治的需要。慎到提出了赏罚的方式来控制和利用人的自私本性，强调贪婪和利益导向的人更易被利用。^[37][38]他的政治思想包含“势治”“法治”和“术治”三大部分，强调权势对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君主制定法律应遵循大道、摒弃私利的原则。^[39]慎到还提出了“君主驭人之术”的理论，主张君主要根据臣下的智力来任用，使人才得以充分利用。慎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商鞅的政治理论，被视为法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37][40][41]

田骈（前约355年—前280年），通称田子或田骈子，齐国人。因齐之田氏出于陈，故又称陈骈或陈骈子。田骈是稷下学宫中著名的先生之一，^[42]田骈的思想属稷下黄老学派，^[42]他与慎到、环渊、接予等学者在稷下创立了黄老学派，建立起了以道、法为主体，兼采儒、墨、名、阴阳诸家之说而倾向法治的思想系统。^[43]

田骈强调万物的齐一性和均衡重要性，提倡“贵齐”，认为万物在大道下是齐一的，应当追求均衡和平等，并将其视为首要任务。他强调顺应大道，让事物自然变化，任其适当，以做到无所遗漏。在政治上，田骈结合了道家和法家思想，强调灵活运用权谋，同时推崇法治，但缺乏确定的法度和原则，被批评为“尚法而无法”。他将道与君主权威相结合，认为道的无上权威转化为君主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的法治思想中，道的精神即是法的真正精神。^[42]

田骈的思想与庄子有相通之处，但未能超越“齐物”境界，停留在道外状态，缺乏对道的深刻理解和体悟。他的法治思想特色使其成为与秦晋法家不同的齐法家代表。荀子批评田骈的观点缺乏实际可行的法度和标准，只能蒙骗愚昧的民众。^[42]

宋钘（约前380年—约前300年），又称宋子、宋牼kēng、宋荣子，宋国人。宋钘出身宋国贵族，游历四方，曾在石丘与孟子相遇，劝说秦楚两国退兵一事为人称道，也曾长期停留在稷下学宫，并任祭酒一职。^[44][45]他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是稷下学宫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宋尹学派代表人物。^[46]《汉书·艺文志》著录《宋子》十八篇，已佚，部分章句散落于其他先秦诸子文集中。^[47][48]刘节、郭沫若考证，《管子》书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为宋钘、尹文遗著。^[48]他的思想源流纷杂，主张“别宥”“见侮不辱”等思想，反对战争提倡和平，推崇均平观念。^[49][50]宋钘所属学派仍存争议，无论道家、墨家、名家、小说家皆有。^[44][45]

彭蒙，齐国人，稷下早期学者，战国中期哲学家。他与田骈、慎到同时在稷下学宫游学，《庄子·天下》说他是田骈之师，彭蒙曾著书，但已不存，史籍也无著录。彭蒙在政治上推崇“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在哲学上把“齐万物”作为他的学说的首要原则，提出要顺应自然情势，对万物不作区别；不必思总求知，对事物不作主观取舍。他认为“道”是无所不包、不可分辨最全面的，具体事物则是可以区别的。彭蒙的思想与庄子有相通之处。但《庄于·天下》评价他只能算是听闻过“道”的概要，并不知道真正的“道”。^[51][52]

尹文（约前360年一前280年），齐国人，与宋钘、彭蒙、田骈等一同游学于稷下学宫，又一说他是宋钘门下的弟子，尹文自齐宣王时期到稷下学宫，直到齐湣王时期仍留于该地。《汉书·艺文志》着录《尹文子》一篇，早佚。他的思想主张自然安宁，政治上反对战争，提出“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提倡人际间的宽容和谐，反对争斗。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认识事物必须首先排除主观偏见的局限，提出名形既相符又有别的主张。尹文的思想主张大体与宋钘相同，本质上源于黄老之学，而尹文思想中其刑名之学则较宋钘明显，故汉志将他列入名家。^[53][54]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55][56]孟子的家族起源于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迁徙到邹国。孟子早年在孔子的孙子子思门下学习儒学，并将孔子视为自己的楷模。孟子曾在邹国为官，但意识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于是效仿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个诸侯国。^[57]

齐威王二十七年（前330年），齐威王招文学游说之士，孟子进入稷下学宫授学。在稷下学宫期间，孟子进行了多场重要辩论，包括与淳于髡关于礼和名实的辩论，以及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然而，他的“仁政”主张并未得到齐威王的重视，于是离开齐国，周游宋、薛、鲁、滕、魏等国。后来，孟子再次入齐，但由于与齐宣王在治理方式上存在分歧，最终对齐宣王失望，并返回邹国。他在邹国撰写《孟子》一书，并于公元前289年逝世。^[57][58]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与禽兽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道德属性。他将道德仁义应用到社会和国家治理中，主张以德服人，强调爱护百姓，认为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他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强调“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认为民心是政治成功的决定因素。孟子也提出了“以德抗位”的观点，强调人格独立和节操的重要性，追求天爵而非人爵。他倡导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强调个人修身与关心天下的统一，主张先行为义再考虑利益。综合来看，孟子的思想强调了道德、仁义、个人品格的重要性，并主张以仁治国，正确对待权力和利益。^[59]

告子（生卒年不详），姓告，名不害，战国思想家，稷下先生之一。他曾与孟子论难于稷下学宫，告子主张性无善恶，他认为人性就像激流的水，在东边决口，它就向东流；在西边决口，它就向西流。人性没有善恶之分，就像水本来没有东流西流之分。这一观点与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立。告子还提出“生之为性”“仁内义外”，他是一位具有道家思想倾向而兼采儒、墨的学者。^[60][61]

邹衍（前324年—前250年），^[62]齐国人（今山东）。又名驺衍或邹子，因善于谈论天，又被齐人称为“谈天衍”。^[63]阴阳家学派创始人。^[64]

邹衍出生于齐国一个中小贵族家庭，是宋闵公的后人，^[65]年少就学于稷下学宫，学习“儒术”，创五德终始说、五德主运说和大九州说，^[63][66]后成为稷下先生，被齐宣王重用，被赐列第为上大夫。^[63][67]齐宣王去世后，齐闵王继位，邹衍离开齐国来到燕国，燕昭王为其修建碣石宫并拜其为师。^[63]燕昭王去世后，燕惠王继位，燕惠王不信任邹衍，邹衍因燕惠王左右诬陷而下狱，出狱后邹衍重新回到齐国稷下学宫任稷下先生。^[68]在这期间，邹衍作为齐国使者经过赵国，受平原君之邀，驳“白马非马”之论，致公孙龙被黜。^[69]晚年又回到燕国仕燕王喜，约前250年逝于燕国。^[70]

邹衍的主要思想包括“五德始终说”和“大九州”学说。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把自然界的变化和政治的更替连接起来，他认为每个朝代都有自己对应的五德之一，政权更替按照五行相胜的顺序进行循环交替。^[71]而“大九州”学说则是对世界地理的推论性假说，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州与州之间人兽不能相通，这样的大州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着，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63]

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时人相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大师，是先秦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72][73]

荀子年轻时崇拜孔子，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注2]，他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和传习儒家经典，以及从事讲学和著述。荀子曾经两度入齐，前283至前265年间，他在此讲学为师，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前285年，他曾企图说服齐国实行儒家的仁义王道，选贤任能，重用儒者，后离齐去楚。中年时他曾到秦国进行政治考察，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并向秦昭王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年）离秦。后来，他到楚国担任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定居兰陵直到终年。^[74]

荀子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将人类的本性区分为“性”和“伪”，前者为与生俱来的本能，后者则是后天习得的行为。^[74]其次，荀子对于礼的观点有所阐述。他认为礼是按照地位尊卑而设置的各种差别等次，同时将礼分为三种层次，从质朴感情到感情与仪式的融合再到感情和仪式兼备的最高层次。此外，他认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知晓并践行礼。^[75]另外，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认为天是自然的运行法则，强调人应该积极进取，主动改造、征服和控制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他鼓励人们利用天道规律，而不是盲目崇拜自然，强调人类可以支配天道来宰制自然世界。^[76]

鲁仲连（约前305年－约前245年），齐国人。他早年曾师从徐劫，在稷下学宫就学，之后游历诸侯。鲁仲连口才超群、谈锋机警，善于阐发奇特宏伟卓异不凡的谋略，为人排难解纷而不计报偿，崇尚功用而不肯担任官职，且不慕富贵利禄。史载当秦军围赵都邯郸时，他曾以利害进说赵魏大臣，终于使赵丞相平原君下决心反击秦兵。二十余年后当齐国将领田单要收复被燕国占据的聊城时，他又帮助田单收复了聊城。对于平原君田单加给他的封赏均不领受。他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已佚，流传至今的有清朝马国翰辑本。鲁仲连属儒家，但他志意横溢，不拘于儒家一家之学。^[77][78]

邹奭（约前309年一前265年)，齐国人，稷下学宫晚期学者，他受到齐王赞赏，命其为列大夫，赐给他高门大屋为府邸。邹奭是继邹衍之后的战国阴阳五行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他采用邹衍的学说，且文章写得很有文采，被齐国人称之为“雕龙奭”。他著有《邹奭子》十二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皆已佚。^[79][80]

儿说，又名“昆辨”“貌辨”，宋大夫，战国名家的早期学者，其生卒时间约在惠施之后公孙龙之前。儿说曾为靖郭君门客，后来前往稷下学宫，历齐威王、齐宣王两任国君。他先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之说，是此说的创始人。^[81][82]

季真，齐国人，战国时思想家，属道家学派。他约与惠施、庄子并世。季真与接予一同游学与稷下学宫，后为稷下先生，经历齐威王、齐宣王两朝。季真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他提出“莫为”，即万物变迁本无主宰，一切由于自然。^[83][84]

接予，齐国人，与季真一同游学于稷下学宫，他在稷下学宫一直待到齐湣王时期。接予主张“或使”，认为天地万物之变化有主宰者，与“莫为”说相对。接予属道家学派。《汉书·艺文志》著录《捷子》二篇，已佚。^[85][86]

环渊，又名渊，其名在古籍中又作玄渊、范环、娟嬛、蜎蠉xuān、娟环、便蜎、便嬛，楚国人。他在齐宣王、齐湣王时期游学于稷下学宫，属道家学派，他以善钓著称。《汉书·艺文志》著录《蜎子》十三篇，可能为环渊所著，已佚。相传环渊为老子弟子，史籍多将环渊与慎到、田骈、接子等相提并论，他的思想观点也许与这几人接近。另一说环渊就是关尹，这一说法为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提出。 ^[87][88]

王斗，齐国人，身世不详，稷下先生之一。^[89]据传记载，王斗登门拜见齐宣王，说他拜见大王是爱慕权势，大王迎接他是礼贤下士，问齐宣王预备怎么样，结果齐宣王亲自迎接他。王斗劝谏齐宣王，以先君齐桓公的爱好为例，指出宣王与桓公有相似之处，并敏锐地指出宣王未礼贤下士之过。之后，他以能言善辩成功启发宣王，让他选拔了五位贤士治理国家，为齐国带来良好的局面。^[90]

田巴，齐国人，略晚于儿说、惠施，他是齐湣王时期的稷下先生，以善辩闻名。田巴生平著述无可考，他先公孙龙提出“坚白”“同异”之辩，属名家学派。^[91][92]

徐劫，又称徐子，宋国外黄城人。魏国太子申亲自率兵攻打齐国时，路过外黄城，徐劫曾劝谏太子申回国，太子申认为徐劫言之有理，但没有听从。徐劫是儒家学者，他在齐湣王时游学于稷下学宫，著有《徐子》四十二篇，已佚。^[93][94]

稷下先生们在学宫中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可以不任官职而自由议政，甚至可以批评政府和国君。这就使稷下学宫具有了政治和学术相结合的双重性质。稷下学宫是齐国政府的询议机构，具有独立于政府各部门之外的社会智能实体的功能。齐国君主经常听取和征询稷下先生们的各种意见；稷下先生也可以随时进谏齐王，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齐王根据需要对这些意见进行选择裁制，然后加以采纳，付诸实施。这样稷下学宫就对齐王制定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齐国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4][95]

稷下先生思想敏捷、能言善辩，政治眼光敏锐，而且大都有游历列国的经历。齐王有时也聘请个别的先生担任外交使节，出使列国，从事外交活动。如邹衍、鲁仲连等人都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不过，这只是个别、暂时的委任，而不是一种固定的职务。稷下学宫还为齐国制造政治舆论。战国中期，在兼并战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同时，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大趋势也已渐露端倪，而统一天下是田齐几代国君追求的目标。为配合这一目标，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在理论上和舆论上进行配合，撰写了一批著作，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拟定了一套典章制度。这些舆论在齐国上下造成一种统一天下已近在眼前的气氛，在列国间也造成了一种统一天下已非齐莫属的声势，对列国的君主构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使齐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95][96][97]

稷下学宫是田齐政权创办的一个有组织、有聘任、有俸禄制度的学术研究中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多学科的研究院。田齐政权允许学者们各持己见，自由发表意见，政府不干预学官的学术活动；^[17]且不根据自己的好恶来抬高哪一派，而是一视同仁，兼容并蓄，任其自由发展。这一开明的文化政策，吸引了各家各派的学者来到稷下。这些学派尽管大小不等、主张殊异，甚至互相抵悟，但在学宫中都有自由发展和平等竞争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著书立说，由此形成了学官中学派林立、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的学派在学宫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活跃自由的学术气氛，促进了各学派的分化和互相渗透、融合。于是一大批学术著作在学宫中问世了。^[98]

在稷下学宫，各地来的、不同学派的学者们，积极从事学术研究。稷下先生们研究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逻辑学、美学、法学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讨论天人、心物、知行、阴阳、动静、道气、道法、礼法、义利、名实、王霸、法先王与法后王、人性的善恶、形神等问题；不仅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反思人类的历史，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99]

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为了宜传自己的学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延续和发展自己的学派，就要聚徒讲学。从学士方面来说，为了获得文化知识，为了踏上仕宦之途，就要从师受业。先生与学士构成了教与学双方，开展了学宫的教育活动。许多著名的稷下先生都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如田骈本是彭蒙的学生，而他成为稷下先生后收徒百余人。孟子出行跟从者数百人，其中著名的弟子有公孙丑、万章、公都子、陈臻等十几人。其他如儿说、慎到、接子、荀况等，均有众多门徒。^[15][100]

在稷下，教与学双方都有较大的自由度，先生可以自由讲学授业，学士也有较大的选择余地，特别是可以不限于跟一个先生学习，其他先生讲学也可以去自由听讲。这种自由灵活的学习制度，使得学士们有机会接触其他学派的学说，有助于打破门户之见，防止思想僵化和学术流派的近亲繁殖，使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断获得新的活力，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人才的培养。因而，稷下学宫是当时官办的最高学府，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15][100]

自夏商以来，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由于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生态气候、地理环境各异，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逐渐形成了齐、鲁、荆楚、秦晋、吴越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列国的分野，密切了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关系，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并向着融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稷下学宫则是这一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会的中心。^[16]

稷下学宫的先生们经常展开学术讨论，同时也举行定期的集会，约请列国学者来稷下进行文化交流，近似于现在的学会活动。这些交流活动，主要有演讲和辩论两种方式。通过演讲，各家各派都获得向大家公开自己学说和观点的机会，有利于互相了解、互相吸取，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而辩论在形式上不拘一格，有在先生之间进行的，有在学生之间进行的，也有在先生与学生之间进行的；有不同学派之间的，也有同一学派内部的；有面对面的问答，也有见诸简册的应对；有的注重明坚白同异、白马非马等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有的注重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双方在争鸣中辨明了是非，取长补短，各得其所。人们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主要就是在稷下学宫中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的。^[16][101]

稷下学宫历时久远，规模浩大，人物众多，著述甚丰，可惜大多数人物的著作今已不存。《汉书·艺文志》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和篇数，他们是：《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蜎子》十三篇，《捷子》二篇，《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鲁仲连子》十四篇，《孙卿子》三十三篇，《管子》八十六篇，《黄帝四经》（因写于帛之上，又称《黄老帛书》）四篇。有的研究者还认为，《晏子春秋》《春秋公羊传》《易传》也是稷下之作。^[12]

就思想倾向面言《孙卿子》被班固归为儒家；《蜎子》《田子》《捷子》被归为道家；《邹子》《邹子终始》《邹奭子》被归为阴阳家；《慎子》被归为法家；《尹文子》被归为名家；《宋子》被归为小说家。^[13]

稷下学宫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首先，稷下学宫中产生的学术思想丰富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各家学术在稷下相互争鸣，并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派、概念和命题，如黄老道家学派的兴起、名辩派提出的命题等，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引发了积极思考和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方法。其次，稷下学术深化了古代学术思想的层次，特别是在天人关系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认识成果。黄老道家在探讨天人关系时着重阐发了人在自然面前应如何作为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这种态度影响了后来的荀子，使他的天人关系论达到了先秦时代的最高水平。因此，稷下学宫对丰富古代学术思想的内容，深化其层次，促进了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18]

先秦百家之学在稷下学宫得到了充分的争鸣和发展，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学说和理论。这些学术思想成为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环节，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在稷下学宫，各种思想流派互相影响，相互融汇，典型如儒家与法家两种思想学说走向联手互补，形成阳儒阴法或杂王霸之道的政治理论模式。气论、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正是在稷下学宫中实现了学说的演变，完成了文化体系的合流，最后实现了理论创造。^[19]

道家以“天、地、人”一体观为主导中心思想，老子学强调自然主义的“道”，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而列子学则系统地阐述了“天、地、人”一体的常生常化论。稷下黄老学派以老子学和列子学为源头，在稷下学宫各学派交流中，在道、法、儒、墨等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从而生发出黄老新学的各学派，如《管子》黄老学、帛书《黄帝四经》黄老学以及田骈慎到学派、宋尹文学派等。稷下黄老学各派阐发的道论现实性很强，其性质均属于“人君南面术”，即政治哲学。^[20]

与黄老学平行发展的还有道家庄子学，庄子学传承了老子学和列子学的思想，但更注重个人生活哲学而非政治哲学。庄子与稷下学宫也有学术交流。如《庄子》中的《天地》《天道》《天运》《在宥》等篇，便是受稷下黄老学影响从而生发出来的。^[20]

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促进了黄老学各派的繁荣，形成了高潮。这种学术中心向四面八方传播，影响持续到西汉时期，道家黄老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

这主要体现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和西汉的《淮南子》，两书均为集体完成的学术著作。前者由吕不韦主编，以“天、地、人”一体观的道家黄老学为核心思想，融合了百家思想。后者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等人编纂zuǎn，继承并发展了道家黄老学术。^[20]

关于稷下学宫的具体位置，目前有争议。根据西汉刘向所说，稷门为城西门。^[102]《稷下钩沉》认同这一论断，提出西门濒临系水，附近有申池，在此设置学宫，有水池园囿yòu，比较符合学官古制；而此地之学宫遗址，又为《齐地记》所证实。^[11]

《临淄齐国故城期探纪要》^[注3]根据考古发掘和其它旁证，认为稷门是齐都城的南门。《稷下学史》也做了实地考察，提出齐故城南有稷山，稷门可能是通往稷山的城门，因此稷门的具体位置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103]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白奚在其《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中评价：没有稷下学宫，就没有百家争鸣。^[104]

原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仔其《稷下学史》中评价：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多学科的研究院，也是田齐政权的思想库。^[103]

现当代学者胡家聪在其《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评价：稷下学宫是田氏齐国官办的大学堂，是齐国君主为变法改革、富国强兵而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又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105]

现当代学者赵蔚芝在其《稷下学宫资料汇编》评价：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创设的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学术团体。^[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