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

墨家，与儒家、道家共同组成了汉民族的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认为儒墨二家之学说为“世之显学”，儒家代表孟子则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1]。可见墨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据一定地位^[4]。

墨家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1]在墨子领导时期并无流派之分^[5]，通过墨子，墨家组成了纪律严明组织明确的团体，领袖为“巨子”^[注2]。墨家弟子需对巨子绝对服从，墨子可能为第一任巨子，第二任及后来巨子的产生则通常由前任巨子所推举认可的人担任^[6]。此外，墨家的普通弟子被称为墨者，墨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为人处世皆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4]。

墨家思想分前后两个时期，在墨家前期，墨子为墨家领袖，其思想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等^[4]。在墨家后期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思想与前期注重社会伦理思想不同，演变为崇尚认识论与逻辑学思想，侧重实践等，逐渐形成墨家独具特色墨辨逻辑思想，即世界古代三大逻辑体系之一^[7]。墨家学派虽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但至战国末期，墨家逐渐式微，汉武帝时期又逢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导致墨家学派受到巨大打击，渐近消失^[8]。直至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发展繁盛，对墨家及其著作《墨子》之研究才渐渐兴起，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即所谓墨家复兴^[9]。

墨家的创始人为墨翟，即后人所谓之墨子，墨家之名也由此而来^[6]。而夏禹说之观点则认为墨家之墨指的并非墨子之墨，而是由学派的含义概括而来。墨字为黑色之意，又引申为绳墨、瘠墨，形容一个人就是衣衫褴褛、面目黝黑。这一观点认为，墨家之学出自夏禹。孔子称夏禹不注重饮食服饰，吕不韦则记载夏禹“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且西周时期便有两篇被《汉书·艺文志》收录于《墨家》之作，可见墨家起源早于墨子百年，墨翟之墨也是因为崇尚墨学，后来改其姓而被成为墨子^[5]。而墨家起源于儒家之说，则是因墨子曾学习儒家学说，虽然后来墨子因感悟儒家学说于社会现实无益，因此转而创立墨家学派，但其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一点为真，也成为墨家起源儒家说的主要证据^[10]。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记载:“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11]汉儒对于清庙之守为墨家起源的肯定，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有较大关联。汉儒以“清庙”与“明堂”相对应，将墨家视为治政之术^[12]。此外，清庙崇尚节俭、推崇周代的“养三老五更”制度，力求实现以德政治天下、推行大射选士”与“宗祀严父”等制度，与墨家推崇的节用、兼爱、尚贤、明鬼等主要思想存在一定关联^[13]。这一观点也为章太炎所认可，认为“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故有《明鬼》三篇”。但这一观点被胡适大力批判，胡适认为汉儒对于清庙之守的定义并非当世可寻，或仅为汉儒牵强附会之说，并就墨家核心思想对清庙制度一一反驳。二者观点均未能得到学界主流认可，主流之观点，认为墨家起源既出于清庙之守又不出于清庙之守，即清庙之守并非墨家唯一来源，持有此观点的有张尔田、吕思勉等^[12]。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开始变法，旧有贵族制度被推翻，新的官僚制度出现。列国之间兼并、争霸战争此起彼伏。经济方面，农业、工商业均得到一定发展。在此背景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得到飞速发展，士阶层的出现与逐渐扩大更为百家争鸣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奠定基础。墨家学派即是以小生产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批判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宣传自家学派的思想主张^[1]。

根据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墨子详细分析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之现象、其出现的原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又根据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状况，继续分析社会大乱的其他方面因素及改善方式。认为天下无“义”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因素，而止战、反对铺张浪费、避免上层过度享乐致使下层民众利益受损成为推行天下之“义”的根本举措，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治世思想基本形成^[1]。

墨家学派的发展起源于墨子，其在各国不断游历、讲学，将墨家文化传播至各国。在墨家思想渐成雏形之时，其受地域文化，尤其是宋国文化影响较大。墨子时代，墨家学派的活动范围以宋国为中心，墨子长期居鲁、宋二国，致使墨家思想最初兴起于宋国、鲁国一带，后向周围国家流传^[1]。清代学者俞正燮认为“墨者，宋君臣之学也。”^[14]也印证了墨家之学受宋国地域文化影响这一历史事实。冯友兰同样认为，墨家思想深受宋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环境影响^[15]。而后期墨家分化后，各派由于居住环境不同，受地域文化影响较大，也使得各派墨家思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1]。

墨家诞生前期，其思想主张尚未完全形成，不可避免的受到各学派思想主张的影响。其中老子的道家思想对墨家的思想主张产生了一定影响。老子的道家学说与墨子的墨家主张的内容有一定的相通性^[1]。老子主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chú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朱谦之认为，这里的“不仁”，并非不讲仁义，而是无所偏爱。这一点与墨家的“兼爱”主张有相同之处^[16]。此外，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思想及“俭”等思想与墨家学派的“天志”“节用”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者思想均起源于上古文化，老子思想对于墨家的思想主张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1]。

《墨子·公孟》记载，墨子认为儒家思想:“是亦当而不可易者。”^[17]墨子在创造墨家思想主张之时，批判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某些主张，借鉴儒家思想而将其更新换代，加以改造，形成了墨家思想。墨家主张“节俭”、“兼爱”、“尚贤”等思想，与儒家提倡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泛爱众，而亲仁”、“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后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等思想均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而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相爱，交相利”也是从孔子主张的重义轻利思想中批判继承的。儒家思想以统治者视角发表言论，而墨家学派则主要代表下层劳动人民，二者的根本差异导致思想主张有所区别^[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出现，各学派彼此辩论，思想交互已达至臻之境。哲学思想在各学派间逐渐发展，各学派围绕“天地人道古今变易”等展开哲学研究。儒家哲学思想以社会哲学为主，积极提倡入世。其中“天人合一”“安身立命”等思想被视作儒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家则以出世为主要核心，与儒、墨两家不同，道家的哲学思想以形而上学为主，认为世界万物是无始无终，难以捉摸的，以道的角度看待物我、生死等都是相对的^[18]。在此背景下，墨家哲学思想因各学派交融而初具雏形。墨家的哲学思想以逻辑学、名辨学等为主，研究的哲学问题与儒、道两家存在差异。墨家哲学内容以批判传统典制及批判对传统加以粉饰的儒家思想为主。此外，墨家哲学内容还包括对游侠道德的辩护^[19]。

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的兴盛离不开墨子的推动，此阶段的墨家被称为前期墨家。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局面被打破，出身平民的人同样可以接触知识、教育，发表自己的观点。墨家学说得以趁百家争鸣的宽厚学术氛围日渐兴盛，被称作为“当世显学”。又因墨子出身平民，其思想主张更贴合社会下层需求，为统治者及普通百姓所接纳。《吕氏春秋·当染篇》记载，在孔子、墨子逝世很久后，追随二者的人还有很多，弟子人数也愈加繁盛，天下到处都是。《孟子·媵yìng文公下》中也记载，杨朱和墨翟的言论充斥世间，天底下的言论不是属于道家就是属于墨家。^[20]

墨子逝世后，墨家学派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首先为巨子掌权时期，此阶段墨家相继出现孟胜、田襄子、腹䵍等巨子，墨家巨子为墨家学派的领导者，拥有至高的权威。初期，墨家巨子由贤能者担任，领导墨家学派进一步发展壮大。战国时期，孟胜居楚，田襄子在齐，腹䵍tūn位秦，发扬墨家学说，并受到诸侯国君的任命与重视，可见墨家在战国时期的影响力之深^[21]。此外，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也称战国时期儒墨两家“皆有可为国教之势”^[22]。但后期巨子之间彼此攻击，内部争权夺利导致墨家学派历经演变，形成了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墨^[23]。

《庄子·天下》记载:“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郑陵子之属……相谓‘别墨’。”战国时期已分化的墨家均称自身为真墨，其他则为别墨。而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墨离为三，取舍相反，而皆自谓‘真墨’。”而关于别墨的定义，不同学者之间也存在差异。胡适认为的别墨为惠施、公孙龙及其他辨者，梁启超则将宋钘、尹文等列为正统，将游侠视作别墨。钱穆则仅将公孙龙视为别墨^[24]。至战国后期，三派墨家逐渐合为两派，其一为后期墨家，不再注重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而侧重于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自然科学方面。其二则转化为秦汉时期的游侠^[3]。

秦始皇实现统一后，焚书坑儒，禁百家之学术，墨家及墨家学说在此灾祸中受到严重打击。墨家虽重视组织纪律，思想也有部分可用于军事作战，但其非攻、节用等主张明显与秦王好战的思想相悖。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墨家学说虽得平民百姓支持，但难以与君主之主张保持一致，“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墨之法议难从也”，墨家的学说理论难以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自然难逃式微之命运^[25]。

据方授楚之推断，秦国兴盛以后，出现一部分叛逃墨家而拥护秦王，向秦王献媚的墨者。这些叛逃的墨者虽然投入儒家、道家等流派，但因秦朝推崇法家思想，外法内儒，而汉朝又因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儒家思想，外儒内法，导致墨家渐渐消失。郭沫若的观点与方授楚的类似，认为墨家的失传除墨家内部瓦解外，还有重要一点是过于接近上层阶级。在后期因秦暴政而有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之时，墨家已失去社会支持，进一步造成其衰败局面^[26]。西晋时期鲁胜、宋郑樵等均有意推广复兴墨家学派，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直至清代中期，随着考据学的发展，墨家学说又开始渐受重视^[23]。

晚清时期，由于考据学的发展日渐完善，研究经学需要从各类古籍中寻找资料，于是借着这股潮流，墨家学说得以实现一小段复兴。^[27]而晚清时期革命潮流突显，梁启超顺应时代，挖掘出墨家学派的第三类分支——平民革命。梁启超认为认为墨子的思想中一大部分皆是反抗时代潮流的，带有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甚至提出墨子“是个大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墨子所提倡的唯物论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正因如此，墨家思想才常常生出流弊。而此时崇尚西学的多数学者也从墨家学说中牵强附会，以求可与西方相比较，墨家学说因此逐渐走向复兴^[28]。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封建统治得以彻底推翻，作为封建文化代表的儒家思想受到批判。而作为研究自然科学及社会伦理、逻辑等方面内容的墨家学说则受到学界重视。又因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观念在社会广泛传播，对墨家思想进行研究一时间成为社会潮流，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郭沫若等。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墨家思想，墨家思想逐渐得到社会各方面重视，推动其在中国哲学地位的确立^[21]。

墨子身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周王室权威渐衰，道德礼制对人的牵绊消散，国家、社会均处在不良关系中。在此背景下，墨子认为想要建立理想中可以公平、公正管理，拥有绝对权威的国家，必须要以《尚同》为核心。在《尚同》篇中，墨子借自己的思考，力求重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从政治角度出发，建立理想中的国家^[29]。《墨子閒诂gǔ·尚同上》记载“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认为在古代没有刑法政治的时候，社会混乱的就如同禽兽一般^[30]。在墨子看来，最初的无序社会过于能够满足人类的原始需求，但随着社会发展，利益纠葛则会导致天下大乱^[29]。

墨子认为，为了减轻社会混乱现状，需要国家的建立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由国家出面，建立一系列社会行政机构，用于结束无序、暴力状态，方便治理百姓，管理社会。国家这一最高级行政机构在墨子看来，其出现起源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推动人民结束原始状态，同时规整社会秩序，维护人民利益。而在天子与各行政长官的选择上,墨子也严格按照墨家思想要求，“夫明虖h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31]墨子提出行政长官除需要为民谋利，公平公正外，还需做到道德与才能并行，方可建立“贤能政制”之国家^[29]。

墨子认为国家建立后，待行政机构逐渐完善，需要运用“尚同”这一政治管理秩序，尽力做到“上同而不下比”。而为了确保上层统治者的贤能，顾颉刚提出，墨子的尚贤思想中，虽借鬼神、上天之意选举天子，实际上却是举贤任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墨子实际上推崇的是尧舜时期的禅让制^[32]。让最贤能的人充当国家最高统治者，这样才能实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此上之所赏，而下所誉也。”^[31]并借此防止君主独裁。在国家运作过程中，墨子提倡上行下效，因此肯定最高统治者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墨子认为法制的运用对于国家顺利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刑法的运用需要保证公开、透明，避免刑法的滥用^[29]。

在国家治理中，墨家主张“兴天下之利”，具体到每条政治措施都要做到“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33]，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完美统一。作为百姓，需要主动劳作，不尚奢靡，认为保持节俭则会国家、个人都会发展昌盛，而如果奢侈浪费，沉迷享乐，则只会导致灭亡。天下百工，如果每个都愿意从事劳动获取财富，“各从事其所能”，做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34]那么既能够保持社会正常运转，又能够维持社会公平，做到劳而后得。同时，墨家在国家治理方面还注重科学技术及教育对个人能力、素质等多方面的培养^[35]。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墨家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功利”二字。不同于儒家强调做人做事是为了大道而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墨家注重重“利”，认为“义，利也”“利，所得喜也……害所得而恶也”。但墨家追求利也并非个人之小利，而是国家之大利。在此思想指导下，墨家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推动社会伦理逐渐完善 。而墨家从攻利主义出发，提出为国家、社会、个人服务的各类思想，如兼爱、非攻、节用、节乐、天志、明鬼等^[36]。

墨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因为个人私利及欲望而展开的，并非义战。且这类战争会带给国家社会造成“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强必执弱，众必劫寡，富必侮贫，贵必傲贱，炸必欺愚”等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墨家主张国家、百姓之间应做到“非攻”，即反对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频繁征战。“兼爱”即无差等的爱；墨翟认为，要做到“兼相爱”，具体行动上应表现为“交相利”，即各国之人相互帮助，共同谋利。只有做到“交相利”，才能真正实现无差等的爱^[36]。

墨子认为天子需要从天下间的贤者中挑选最为贤能的人担任，而“天子”由谁来按照这一规则挑选，墨子也给出了答案“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天子之设立，是由“天”所决定的，这也是墨家提出“天志”原因之所在。正是因为上天有明确的意志，才会选拔贤人，维持国家社会发展。墨家借“天志”的存在，规划人的言行举止，实现“兼爱”“非攻”等主张^[36]。又借古籍中的神鬼之说证明鬼神的存在，提出“明鬼”主张，辨明鬼神之存在，告知人民鬼神能辨善恶，以便对社会诸人进行监督，借鬼神之威严实现兼爱等善举^[37]。

墨家的思想主张中，还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非乐”与“节葬”。墨子认为，过度重视丧葬礼乐，只会导致国家财富被浪费。而从功利主义出发，墨家视乐为“天下之害”，“非乐”的推行会阻止国家收敛财富，不影响百姓日常劳作。但墨子的非乐并不是反对一切音乐，而是反对过分享乐，“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在礼乐及丧葬方面过度奢靡享受，导致社会资源难以均衡，百姓生活困顿无依。作为“亏夺民衣食之财”的礼乐丧葬等形式，也为反驳儒家倡导的“厚葬久丧”“繁饰礼乐”等观点，墨家自然提出非乐、节葬以实现天下之治^[38]。

自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大致分为两支，一支以巨子为首，主要宣传墨家伦理;一支则为“别墨”，即后期墨家，主要进行自然科学与逻辑辩论等研究^[39]。而墨家逻辑的起源最早则来自墨子，其为宣传墨家思想，积极同各家学派进行辩论，在教授弟子时，也有谈辨一科内容，纵观中国哲学历史，墨子可以说是提倡逻辑学说内容第一人。其逻辑思想主要涵盖概念、判断、推理、逻辑等方面，提出了名、辞、故、类、理、说等逻辑概念，并在逻辑判断中提出了或、假、效等判断方法。此外，后期墨家还提出了辟、推、止、诺等具体的推论句式，促使墨家逻辑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40]。

墨子的逻辑论证方法，即三表法，胡适又把三表法称作“论辩理论”，胡适认为“上章是广义的‘逻辑’，本章是那‘逻辑’的应用。”而其中的“逻辑”指的就是墨家关于推理、论证的方法^[41]。《墨子·非命上》提出，社会运转必须制定规则，如果没有规则的制定，言语之间就如同放在陶轮上用来测量时间的仪器一样谬误。至于何谓三表，墨子认为三表即有本源的、有推测的以及有实践的。本源即向上探索古代先王之事迹，推测则是向下考察百姓的真实生活，实践则主要是将其作为刑法政治来看待，观察国家百姓是否能从中获利^[39]。

墨辨逻辑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其逻辑体系对于谬误这一问题尤为重视。所谓谬误，即是其逻辑意义难以推断出有效信息，墨家在对逻辑谬误进行论述时，主要从名、辞、辨三方面进行展开。《墨辨》强调名对于辨的重要性，认为“名”是构成“辞”的主要部分，言谈之辨需借助名而得以开展。因此“正名”成为辨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而“辞”则是辩论过程的主要语言，必须保证辞本身不存在谬误，以此确保辩论的胜利偏向。而“辨”之谬误则主要从“故”“理”“物”三方面进行讨论^[42]。

至后期墨家之时，其将名实相悖之谬误称为“狂举”，认为“狂举”出现有三种原因，一是“重名”，《墨子·经下》记载“狗，犬也，而杀狗非杀犬也，可，说在重。”墨辨逻辑中，“名”为“实”之称谓，事物的称谓有很多，并不与“实”一一对应，“重名”就是指两个以上的“名”对应同一“实”的情况。第二种则是“过名”，《墨子·经下》记载“或，过名也，说在实。”墨辨逻辑中，“名”随着“实”的改变而相应做出变化，过去的“名”与现在的“实”产生不对应而导致出现的谬误就称作“过名”。三则是“非名”，后期墨家认为“名”在形成之后，就有了与其对应的“实”且“实”不能随意改变，若是做出了随意的更改，便称此类谬误为“非名”^[42]。

此外，后期墨家还对“辞”“辨”之谬误进行了具体分析。在分析“辞”之谬误时，后期墨家从自相矛盾之“悖辞”、虚假之“悖辞”两方面展开论述，所谓之“悖”，即是因自身认识、言语等带有的矛盾而造成的谬误。关于自相矛盾的悖辞，后期墨家认为存在三种情况：一，“言尽悖”，二，三，“非诽”之论。而关于虚假之“悖辞”，后期墨家认为虚假的语言正因其难以反应正确的实际而称为谬误。而关于“辨”这一谬误的解释，后期墨家则主要从其具体表现、成因等进行具体分析。重点分析了辟侔móu援推这四种逻辑辩论语式在应用过程中造成的多种谬误^[42]。

从墨子的三表论来看，墨子的认识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在辩论中，墨子也常以此批判辨者“子未考吾言之类，为明其故者也。”这里的“类”与“故”即是墨子的认识论中的逻辑体现。“类”指发现一类事物之共性，并借此进行类比推理，“故”则指的是发现事物发展的内在缘由，并据此进行因果联系及后续判断。除此以外，墨子尤为重视“察”，即观察、探究。墨子认为从古代各位贤能君王那里寻找治理天下的经验，必须做到“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之迩修者也。”《墨子·修身》又言“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大意为言语间不求多而求有独特见解，不求文采丰富而求明辨是非。因此，“察”也体现了墨家对于外界的理性认识^[40]。

但墨子的认识论因为时代条件所限，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后期墨家除继承墨子的认识论思想外，更重视对于实践经验的理解与认知，进一步深化“知”这一概念。《墨子·经说》提到“知，知也者，以其知其过物而能貌之。若见。”但此时的知还只是对于事物不完全的感知，后期墨家经过实践又对其进行补充说明，提出了“恕”这一概念，即用事物验证已知的知识，通过这种验证方式使得已知的知识理解更为透彻，在其基础上得到几近真理的“知”。而《墨辨》中，后期墨家通过对“知”的进一步研究，将“知”的来源途径扩展为“闻知”“说知”“亲知”等，进一步深化其内涵^[40]。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局面被打破，学术逐渐向下发展，出现了众多私学，百家争鸣，各学派彼此争论，在此背景下，墨家学派的教育思想逐渐成形。墨家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儒家教育思想的同时，批判儒家的有教无类等思想观念，整体来说并没有背离儒家教育思想^[43]。墨子坚持功利主义，反对儒家倡导的单一的思想教育，认为作为政治家，所具备的品格不能只侧重于知识与道德两方面，还应注重个人素质的培养。墨家认为教育是推动人产生道德，具有观察、自省等能力的重要因素，认为教育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知识、道德、实践三方面^[44]。

墨家认为人性受到教育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认为人生来就如素丝一般，教育、环境等都是会影响素丝的染色剂，对人具有巨大影响。而为了人性的平等，墨家重视道德修养，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非命、非乐、贵义、利人等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希望通过无等差的爱而实现社会和谐。此外，墨翟博通古今，十分注重逻辑思维训练和自然科学教育，在讲授课业时传播了几何学、力学、光学等多方面内容^[43]。

墨家的思想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因此推行无差等的爱，而为了实现兼爱，墨家将培养“兼士”（即推行“兼爱”学说之人）为其主要教育目的。墨翟希望通过兼士的说教，改造现实中存在不平等的、有缺陷的社会，而培养“兼士”的标准，在《墨子·尚贤》篇中也有所提及，要求“兼士”做到德行厚重、能言善辩、精通道术等。而根据墨家的教育目的，也可以倒推墨家三大主要教育内容。此外，墨家的教育方式也颇具特色。墨家主张主动施教，主动学习，强调创造与实践的重要性，并认为学习应当量力而行，深者求深，浅者求浅。^[43]。

墨子（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45][注3]，名翟，墨子的国别不祥，一说其为鲁国人，一说其为楚国人，目前来看比较可信的是顾颉刚与童书业等学者认为墨子为宋国人这一观点^[46]。墨子为墨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据《淮南子》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47]其曾学习儒家思想，读《诗》《书》《春秋》却发觉儒家思想与春秋战国的现实相悖，因此弃儒而另辟新径，创墨家学说。墨家学派的形成以墨子思想的形成及建立为基础，以反对儒家学说为建立初期的主要特色，墨子讲究兼爱、非攻，反对奢侈浪费，主张非乐、节葬。儒、墨两家的相互批驳也推动了战国时期学术层面的活跃，促进百家争鸣的诞生。^[48]。

墨子之弟子，亦作“骨釐（lí）”“滑釐”“滑黎”“屈釐”，战国人。初学于子夏，后又师从墨子。据《墨子·备梯》记载，禽滑釐向墨子学习多年后，手脚因劳累生出厚茧，面目因风吹日晒变得黝黑，即便如此，在面对墨子时依旧十分恭敬，听从墨子的使唤，却不敢问自己想要问的事。墨子先生对此感到十分怜悯，并教授其守城之法。后禽滑釐奉墨子的命令率领三百墨家弟子前往宋国，持防卫之器为宋国守城，以阻止楚国之攻伐^[2]。

战国时期墨子巨子之一，生卒国别不祥。孟胜为巨子时，严格遵守墨家思想要求，为人以仁义著称。公元前387年，楚悼王病逝，其所重用的吴起受到楚国贵族围剿。吴起临死前将身体护于楚悼王的尸身上，不少贵族在射杀吴起时射中了楚悼王。后楚肃王继位，借此事剿灭各贵族势力，阳城君便在其列。孟胜受阳城君之托镇守阳城，在阳城君犯罪潜逃后。楚国派人收缴其封地。而孟胜则认为若将阳城交予楚国，便是对朋友之不义，“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于是将巨子之位传给田襄子，自己则带一百八十位墨家弟子死守阳城，最终全部战死^[2]。

《墨子》为墨家主要著作，由墨子之弟子根据其授课笔记编撰而成，主要内容包括墨子的主要思想及墨家相关学说^[3]。《墨子》一书相传为道家为与儒家对抗，将其作为批评儒家的先秦著作收录于 《道藏》中^[49]。关于《墨子》一书，各朝代对于其内容篇幅记载存在一定差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考证提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总计共71篇，除佚亡8篇外，尚存63篇。但宋代《馆阁书目》中则记载《墨子》共存61篇，而非71篇。且据《墨子》整体内容差异分析，其中52篇之后主要记录用兵之术的文章与前半部分风格明显不同，或许为后期墨家弟子所作^[8]。

《墨子》一书堪称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军事等诸多方面，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为墨子的言行记录，即前期的墨家思想；另一部分着重阐述墨家的自然科学认识及逻辑思想，即后期墨家思想，这一部分又被称作墨辩或墨经。著名学者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50]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家著作共有八十六篇，其中除《墨子》七十一篇外，还有《胡非子》《随巢子》《我子》《田俅qiú子》《尹佚》等共十五篇。而其余墨家著作在历经朝代变换后多数已经遗失，仅有《墨子》中的五十三篇留存于世^[3]。

据谭戒甫分析，墨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涉及光学、力学、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墨子·经上》与《墨子·经说上》两篇中，对于几何学研究的记录最多。其中涉及到点、线、面三个几何方面问题以及物体相交、相切等状况。关于点的定义，墨家学说认为点即是位于几何体前端的没有厚度、不可以再进行分割的最小单位。关于物体的整体与部分，墨家持“体分于兼”之观点，认为部分是由整体所分，线则是无数的点组合而来^[51]。此外，墨家的几何学说还涉及到有穷与无穷、方与圆、形与形的分离、相交、相比与相切等问题^[51]，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足可证明墨家的几何学填补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空缺^[52]。

《墨子·经下》篇记载了墨家学派有关光学的研究。其中包括投影、重影、针孔成像、反射、物影变化、球面镜成像原理以及凹镜成像原理、凸面镜成像原理等内容。其中墨家记载的针孔成像实验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存有记录的针孔成像实验，在分析针孔成像原理时，墨家学派正确解说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51]。墨家这样有条理的光学研究记录，虽然仅有数百字，但其中蕴含的光学内容足以称得上是近两千年来最完整的光学著作^[53]。

前期墨家关于力学的研究主要涉及时空观念、力的定义等，而至后期墨家时，其关于力学的研究，则主要来自于作战以及攻防等实际作战经验，集中在杠杆原理、滑轮、斜面、车梯等方面。在时空观念方面，墨家认为时、空具有无限性，但需要借助有限额时间与空间才能把无限的时空展现出来。而关于力的定义，墨家提到“力，刑之所以奋也”，认为力是推动物体进行运动的一大原因，后期墨家又将力与重量相联系，认为“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将物体的重量视为力的表现之一。而在杠杆原理中，后期墨家主要借助桔槔gāo和衡进行研究，“负而不挠，说在胜”便是杠杆原理的体现^[51]。

战国时期，由于儒家思想主张恢复周代礼制，难以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儒家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机以求改造。以孟子、荀子为主的儒家代表人物受墨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引入墨家思想成果以丰富儒家的哲学体系。钱穆先生提到“孟子辟墨，而其罪战、民贵诸说，实亦渊源墨氏。”^[54]孟子的贵民、重民思想主要借鉴了墨子的“利于天下百姓”之观点，墨子将以时生财，孟子亦讲不违农时，方可获利。孟子的尊贤举能思想也借鉴了墨家的尚贤思想，但孟子能尊贤是局限于氏族血缘关系内的尊贤，目的仍是为上层统治者服务，而墨家的尚贤则以兼爱为根基，为下层民众服务^[1]。

此外，孟子的反战、“天意爱民”等思想借鉴了墨子的“非攻”“天志”思想，孟子辩论时所用的逻辑思维与表达方式也受到墨家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影响。而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对墨家思想也是在批判中逐渐吸收、利用。荀子批判墨家“上功用，大俭约，僈màn差等”等，但荀子自身也多次提到“功”“利”，吸收、借鉴墨家思想的痕迹较孟子更重^[1]。荀子主张的“兼利天下”“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多力则强”“制天命”“尚贤使能”等思想均参考借鉴了墨家的“兴天下之利”“强本而节用”“尚力”“非命”“尚贤”等思想，而荀子的逻辑思维体系同样受墨家思想中“类”“故”“理”等观点影响，对其有明显的批判性吸收^[54]。

尽管法家学派同儒家学派一样批判墨家，但其思想也同样受到墨家思想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54]。马腾指出“墨学与商君之法并行于秦国，融入秦国政治，对法家思想体系的成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55]首先，墨家思想对法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理论有一定影响。墨家主张“上同于天子”，认为只有天子方可向下层发布法令，而法家所著《韩非子》中，也提到“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二者对于中央集权理论均持相同态度^[1]。而胡适也认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所提倡的功用主义与墨子的实用主义大体相似，只不过韩非子的主张要更为激烈^[56]。

而郭沫若则认为法家思想在集权与用人方面受到墨家尚同、非命、非乐等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些思想发挥到极致，同时摒弃了墨子的天志、明鬼、兼爱等思想。墨家的强本节用思想也对法家的强力理论及功用主义产生极大影响^[1]。而墨学中的法律思想也为法家后期发展提供借鉴。墨家主张尚贤，认为贤能者需要授予相关职务及政治权利方能完全实现其价值，这一理论为法家的军功爵制度提供参考。而墨家的尚同思想也为后期法家的分户制度、什伍制度、郡县制度提供借鉴，而法家后期所主张的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等主张则主要受到墨家节用思想的影响，从开源与节流两个方面下手，进一步适应了社会现实^[55]。

宋钘、尹文作为战国后期的重要思想人物，其派别归属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始终未能解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宋钘归类为小说家，将尹文归类为名家，而陶潜则在《圣贤群辅助录》中将其归类于墨家^[57]，钱穆则认为宋钘、尹文源自墨家或者黄老道家^[58]，郭沫若则将其视为单独的学派，为道家先驱^[59]。宋钘、尹文游学稷下，其思想观点深受当时汇聚于稷下学宫的各学派影响。冯友兰将宋钘、尹文的思想概括为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情欲寡、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六大主要观点^[60]。

从冯友兰总结的宋钘、尹文的思想内容中，可以看出二者的思想内容与墨家思想有重要联系，宋钘、尹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墨家的思想主张。首先，“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墨家思想的核心，也为宋钘、尹文所继承^[10]。《荀子》《庄子》中均记载宋钘、尹文有关平等、博爱之思想观点，正如冯友兰所说，宋钘、尹文的“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之思想观念，取自于墨学观点^[60]，陆德明也认为二者的思想做到了“上下均平”，而蒋锡昌则提到宋钘、尹文“似有提倡人类生活平等之意”^[61]。此外，墨家的非攻、节俭等思想也影响了宋钘、尹文思想观念的形成，《庄子》中记载了二者对于国家、百姓之间战争的反对，形成了“禁攻寝兵”等主张^[10]。

近代以来，墨家思想逐渐受到重视。乾隆时期兴起的“墨子”考证潮流为墨学在近代的传播创造条件，明清时期兴起的市民运动则为墨学复兴提供阶级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同封建阶层的斗争愈加严重，墨学成为市民阶层的文化选择。而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宣传进一步推进了墨家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墨学复兴^[62]。墨家学说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墨家提倡的平等、博爱精神为社会所接受，推动了孙中山先生形成“三民主义”思想，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借鉴，并为近代科技文化的传播提供实践价值与理论基础^[1]。

墨家学说中蕴含的自然科学研究理论还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科学精神的顺利传播提供借鉴。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缺乏科学实证，在墨学复兴中，人们也开始就墨辨逻辑展开中国逻辑学的理性探讨。“墨辨”成为墨学复兴中的讨论核心之一，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均对墨辨逻辑展开讨论，发表《墨经校释》《墨辨新估》《释名》等一系列著作，将墨家的逻辑学、名辩学等思想、纳入到中国传统逻辑学范围内^[1]。墨家的逻辑学思想为中国哲学提供了严密的科学研究方式，推动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与逻辑学的发展^[63]，墨辨学说还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桥梁^[62]。

春秋战国时期，物质生产方式的改革、商业贸易的发展、先进科技的进步对旧有的政治格局、社会秩序以及权力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各诸侯国彼此征伐，墨子认为“春秋无义战”，由此开始推行墨家理论，力图构建新的政治体系。而墨家的政治理论站在普通劳动人民的角度，力图解决民生问题。墨家提倡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为自身理论根本，由此演变出“兼道”，《墨子·兼爱下》提到“以兼为正”，而“廉”则是对“兼”的一种补充认识，墨家对于“兼道”的认识即是对“廉道”的认可。墨家认为“性本恶”，奉行贤能者为主的思想观念。^[64]。

墨家认为劳动是廉政的基础，痛斥“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的恶习，而墨家的利益观更是为廉洁政治的思想提供基础。墨家认为“廉政”要做到为基层百姓服务，通过道德层面对“利”进行划分，借此规范掌权者行为，并借“明鬼”“天志”“尚贤”等多重观念规范廉政建设。^[64]。而墨家的“尚同”“尚贤”的思想主张，在梁启超看来其为“民约派之争术也”^[65]，而在胡适看来，“尚同”中存在一定的专制色彩^[66]，这一观点也得到郭沫若的认可，其认为墨家学派主张天子为“天”所择，体现了其神权统治的涵义^[67]。但从墨家“尚同”“尚贤”的具体实现手段来看，其以民本思想为核心，重视人性之需求，对现代的政治文明建设起到重要借鉴意义^[68]。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阶层逐渐分化，出现了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组成的平民阶层，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69]。而出身下层阶级的墨子代表下层阶级的利益，提出来各类经济思想，其中“兼爱”这一思想主张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面，在经济方面墨子也主张“无差等”，改变下层阶级经济受到严重剥削的局面。而以墨子功利主义思想核心出发，做任何事都需要以“利”为指引，而在以“利”驱动经济发展之前，还需要做到“义”，以“义”选拔合适的人才，以免有品行不好的人做出恶事。此外，墨子还推行自然科学技术，传授职业技能，认为士农工商四者并重，皆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70]。

墨家学派由于多数人出身于社会下层，其主要代表了下层阶级人民的利益，因此在文化方面，其也为万民出发，提出“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这一理论，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其所提倡的看重社会现实，主张勤俭节约等观点均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71]。墨家内部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墨家文化，简而言之，墨家的文化特点以救世献身为核心，墨家文化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同时注重社会伦理道德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后期墨家则关注于发展匡扶正义的“侠”文化，“非命”“兼相爱，交相利”等均对此有所体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于当今社会仍具有较大影响^[48]。

墨子肯定法律的存在，认为缺少法律法规，天下百工将无法可依据^[72]。“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表，无法仪而事能成者，无有也。”^[73]墨家主张以天为法，认为除了现实世界的法律之外，还有“天”的存在。其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任何人做事都会做到“天”的监督与奖惩。而“天”本身则是最公平公正的，是给予天下恩惠且永恒存在的。这里的“天”在现在看来含有一定的自然法定义，墨家要求“以天为法”也是这个道理^[73]。

而墨家的法律观中也体现了“尚贤”“尚同”等思想。其主张君权专制，有“天”选择君主，再由君主选择各级官员维持国家统治，“治天下之国，如治一家”。而在专制统治下，墨子主张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在不违背天下之义的情况下，由天子按照“天”的意志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此外，墨子肯定法律对于善恶的奖励与惩罚之职能。认为法律法规需要做到对于善恶进行公平公正的判断与奖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以身份地位而有所改变，注重刑罚的使用限度，审慎用刑等思想对于当今法律观念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73]。

清末民初时期，墨家学派作为诸子学派的一类，其学术思想在近代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讨论，以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就墨家学说展开学术争议。章太炎与胡适之间展开了墨家流源之争议^[74]。关于墨家来源，章太炎坚持墨家出自王宫，认为其目的是为宗教服务，“墨者流，古宗教者，与孔、靠绝殊者也。”章太炎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也是因为其肯定《汉书·艺文志》中墨家出自“清庙之守”一说^[75]。

但在胡适看来，《汉书·艺文志》主张的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纯属汉代儒家学者的牵强附会之语，从贵俭、兼爱、天志、尚贤、右鬼等六个微观视角逐一批判墨家出自王宫的观点，激烈否定章太炎的观点^[76]。而胡适的观点虽然得到顾颉刚、傅斯年、钱穆等人的局部认可，但傅斯年虽认可胡适墨家不出王宫之观点，却也仍不否定章太炎“墨子，古宗教家”之观念，认为墨家教义仍以宗教为主^[77]。

关于墨家尚同思想的争论，起源于梁启超的民约之说。其公开发表墨家学派学说“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的观点，认为墨家的尚同思想与霍布斯、卢梭等人的民约观点有一定关联^[78]。梁启超肯定墨家所设立的天子是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管理方式，认为国家是由人民同一而创造的，墨家学说中的尚同思想提倡君主限制论，国家各阶层组织是由民众选举组成，这与民约论保持了统一的观点与态度^[79]。而在后期梁启超再论墨家学说时，又道墨家学说的民约观点只走到了霍布斯的高度，因其带有一定的专制色彩而未达到卢梭的成就^[74]。

胡适就梁启超发表的论著观点进行批判，认为墨子《尚同》篇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故“很带有专制色彩”。且将梁启超认可的用以论证墨家国家起源理论的“君臣萌通约”之语认为是后期墨家改变墨家专制色彩的证据，即在胡适看来，墨家前期思想带有专制色彩，而经后期墨家的改造后，带有“民约”之外的民主色彩，较梁启超之观点更为激烈^[74]。而郭沫若则严厉批判梁启超之观点，认为墨家的主张为神权起源论，认为墨家思想是完全专制的，墨子提倡的尚贤、尚同，也只可能流为极权统治^[80]。

就墨家的根本观念来说，不同学者也对此有不同的观点。胡适认为应用主义是为墨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实用主义贯穿于墨家学说中，为墨家学派的思想基础^[81]。在《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更是直接表明“应用主义（实利主义）和三表法乃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认为应用主义是宗教墨学的根本逻辑^[82]。胡适希望借墨家思想反对儒家，并找到“移植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合适土壤”，加之受清末民初唯科学主义思潮及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顺理成章的将实用主义视作墨家的核心思想^[74]。

而梁启超则将“兼爱”视为墨学的根本观念。其反驳胡适的实用主义观点，认为墨家纲领虽有十条，但“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83]。梁启超认为《墨子》这一著作中，可大致分为爱、智两大类。认为《尚同》《兼爱》等十篇讲爱，《经说》《大取》《小取》等讲智，只有将爱与智合二为一，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墨子^[84]。梁启超对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十分推崇，但胡适则仅将“兼爱”视为实用主义的实践方式之一，一人重“智”，一人重“爱”，二者就此展开了激烈批驳^[85]。

墨家在与儒、道等学派的辩论中，其内部思想学说的矛盾之处也逐渐体现。纵观墨家学说，可简要概括为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天志、明鬼。在这十大主张中存在多种矛盾，首先是兼爱与非攻的矛盾，墨子认为的爱是无差别的爱，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到“交相利”，但“兼”从整体出发，“交”则以个人为主，二者矛盾突显^[86]。第二是尚贤与尚同的矛盾。墨家的“尚贤”学说可简要视为平等之主张。但要实现“尚贤”又不得不依赖于“尚同”这一带有专制色彩的君主统治^[87]。

而墨家的“非命”与“天志”“明鬼”之间也存在极大矛盾。“非命”，即墨家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个世界并非由宿命论所决定，人可以借自己的努力创造想要的一切。但这一点与墨子主张的鬼神之存在、天有其意志相违背，如果天与鬼神能够做到惩恶扬善，那么宿命论也可继续实行，二者自相矛盾^[87]。此外，墨子不主张发动战争与积极备战的之间也存在矛盾。墨子极力反对战国时期的不义之战，但又在战争中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并将其化用于备战之中，攻之战争与守之防备同样劳民伤财，这又是一大矛盾^[86]。而墨子提倡“节葬”“节用”“非乐”，又于“尚贤”中提到的需要给贤能的人以高官厚禄、金银富贵等来促使其尽其职能相矛盾^[87]。

儒家希望借通过宗法制度恢复周礼，以实现社会变革，而墨家则主张打破旧有宗法制度，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也正因墨子曾经学习儒家思想，在其日后学术发展过程中，几乎每条思想主张都是针对儒家的相对思想而提出的。其对儒家也展开激烈批判。《墨子·非儒下》记载了墨家对儒学的各类批判。儒家提倡有等差的爱，认为亲缘随着世系逐渐消减。而墨家则完全在其对立面提出“无差等的爱”，认为儒家提到的服丧时间与其提倡的亲亲原则相悖，而儒家的招魂一事更是验证了儒家的虚伪和愚蠢。墨家学派更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对儒家丧葬、礼乐、鬼神、言服等逐个进行批判^[88]。

而在《墨子·非儒下》中，墨家更是对儒家展开激烈的讽刺。墨家认为儒家之所以提倡礼乐制度，不过是因为儒家以此为生，儒家本身“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批判儒家本身存在就是不光彩的。而《墨子·非儒下》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据近代考证，证实其中所说能很多事实都是伪造甚至胡乱编撰的。栾调甫认为，《墨子·非儒下》的后半部分是由后来墨家所作，或许是因为后来的墨家听闻儒家对墨家的攻讦，觉得十分愤怒，出于私心于是采用不正当的语言编撰其说以中伤孔子及儒学^[89]。

至后期墨家发展过程中，由于发展方向与儒家不同，主要侧重于逻辑、科学能方面，其批儒趋势渐消。但此时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却开始了对墨家的猛烈批判。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学大家，对于孔子推崇的宗法制度十分认可。思想主张与批判儒家学说的墨子自然存在鲜明对比。孟子认为社会中的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有差之爱，并非墨家提倡的无等差的爱。《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认为墨家学说所倡导的兼爱会导致人伦丧失，会导致整个社会与原始禽兽无异。此外而墨家反对的厚葬久丧也为孟子所批判^[90]。

荀子则将对墨家能批判集中在政治主张、逻辑推理两方面。吴虞认为，荀子虽批判墨子及其学说，但实际上荀子受墨家学说影响之深，在荀子批判墨家学派的过程中反而使墨家的本义得到发扬^[91]。 荀子常常就墨家提出的诡辩进行批判，如“杀盗非杀人”“圣人不爱己”等论断，荀子认为这是将其中的概念进行偷换，只需要考虑名的来源及含义，就能够制止这类诡辩。荀子在批判墨家学说时，认为其不懂得区分君臣上下，严重动摇了儒家提倡的“礼”“法”^[90]。荀子认为“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而这与墨家“节用”“非乐”相悖，荀子认为其过于严苛，或将导致社会大乱，批判墨家没有认识到礼仪制度的教化作用^[92]。

黄老道家中，各代表人物对于墨家的批判内容也不尽相同，黄老道家习惯从社会、文化等方面对墨家展开批判^[93]。杨朱、老子对于墨家的批判主要从“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四个方面展开。《老子》认为只有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要重要，才能将天下托付，批判墨家主张的爱人如爱己的兼爱思想。而墨家的功利主义也为老子所批判，老子认为墨家主张的崇尚贤能将会导致天下陷入竞争，竞争则会导致动乱，这样不利于社会长久的和平。想要社会和谐，需要做到“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而为了反对墨家的鬼神说，老子提出了问心无愧则可不敬鬼神以及宿命论等思想^[94]。

此外，道家还从“非乐”角度出发批判其墨家观点之错误。《墨子·非乐上》认为，音乐活动只会浪费国家和社会财富，于政治、经济、刑法等均无所大用。道家反对这一观点并不像儒家那些激烈，而是仅就事实而言，说音乐并不是危害社会的大害，国家的政治运转与音乐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君主选贤任能有莫大关联。庄子则从节葬、好辨等角度批判墨家的思想主张。庄子认为丧葬礼仪是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墨子主张变“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guǒ，这不仅有违人之常情，连爱人爱己都达不到。此外，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到，墨家之辨是无用之言，没有多少存在价值^[94]。

而墨家对于道家学说的批判，主要以后期墨家为主。后期墨家批判《老子》中提到的贤能愚昧皆为人的本来属性，教人学习是无用的这一观点，认为道家这一思想是自相矛盾的。学习如果无用，那么告诉他人学习无用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与其坚持的“绝学无忧”之论相悖。墨家还对道家“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无不必依赖有而存在，因为“无”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曾有而现在无，即“有之而无”，二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即“无之而无”^[94]。

后期墨家对于庄子也进行了批判。由于后期墨家不再注重社会伦理而重视逻辑辩论、自然科学，其对于道家的批判也偏侧重于这两方面。庄子认为辩论没有评判标准，因此一场辩论也就没有胜负可言。而后期墨家则对“辨”施加了严谨的定义，认为“辨”开展于矛盾问题之中，“辨”是有胜负成败的，并借此否定庄子之观点。而庄子的“齐是非”“言尽悖”等思想观点也被后期墨家一一驳斥。但因道家观念以处世哲学为要义，而后期墨家则追求知识真理，二者追求南辕北辙，因此墨道之辨并对二者未产生重大影响^[94]。

墨家学派的巨子腹䵍，在秦国受秦君重用之时，腹䵍唯一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为体恤腹䵍，便对腹䵍言道，先生年岁已大，又没有其他的儿子，所以秦惠王下令不要诛杀腹䵍之子，并告知腹䵍在这件事上不要争求墨家之义，而听从他的安排。但是腹䵍却坚持墨家的法理规则，认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家便是借此规则禁止杀人伤人之事，这也是天下大义之所在。腹䵍认为不能因私废公，于是不听从秦惠王的好意劝告，杀了自己唯一的亲子。《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忍所私以行大义，矩子可谓公矣。”^[95]

战国时期，楚国为争夺霸权，意图攻打宋国。于是派工匠公输班制作用于攻城之武器——云梯。而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听说了这件事后，认为这场战争是不仁义的，于是奔走数日不曾停歇，前往楚国阻拦楚王的进攻。但赶到楚国后，楚王却以云梯已做好，攻城在即为由不听墨子劝告。于是墨子带领其弟子制作了一些武器，与公输班之云梯成攻防之势，公输班接连用了九次攻城之法，皆被墨翟及其弟子成功阻挡。楚王见此只能无奈作罢^[96]。由于墨子善于守城，时人称其为“墨守”，李贤在《后汉书·郑玄传》注“言公羊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翟之守城也”^[97]。成规则是指墨翟用于守城的各种方法。后来演变为墨守成规，现在多用于形容一个人思想保守，不愿改变^[96]。

出自《淮南子·修务训》“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98]。意为墨子四处游历，居无定所，为推广墨家学说，解黎民百姓之苦而奔走各地，以至于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时间非常短，往往临时的居所连烟囱都没有熏黑就又离开此地到了别处^[99]。东汉班固在《答宾戏》中提到“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此外，“墨子无暖席”也由此演化而来，大意为墨子忙于宣传墨家学说，除了参与的学术社会活动没有一点个人的休息时间，休息时席子还没有暖热就又要奔走^[99]。后来常用于形容事务之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