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

赵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2年），战国时期诸侯国，嬴姓，赵氏，战国七雄之一。治理区域包括今天山西省大部、河北省中南部、陕西省东北部，内蒙古阴山以南、山东省西边一角和河南省的北端。先后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境内）、中牟（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1][2][3]

赵国始祖造父为商朝名臣蜚廉次子季胜的后代，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造父第十二代孙赵夙获得晋献公赏赐原耿国（今山西河津市东南山王村一带）的土地，成为晋国公卿，其后代子孙赵简子、赵襄子父子联合其他卿族，先后消灭了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瓜分了他们的封地。赵烈侯六年（公元前403年），魏、韩、赵三家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至赵武灵王继位后称王，推行胡服骑射，开疆拓土，国家实力达到顶峰。赵惠文王继位后，重用乐毅、廉颇、赵奢、蔺相如等一批人才，有效减缓了秦国对东方六国的入侵，成为六国抗秦的屏障。赵孝成王六年（公元前260年），赵国因决策失误引发长平之战，超过四十万赵国士卒被秦军坑杀，赵国从此一蹶不振。次年秦军包围邯郸，由于魏、楚派军赶来救援，邯郸之围才得以解除。赵幽缪王七年（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攻陷邯郸，赵幽缪王降秦，公子嘉逃至代城（今河北蔚县境内）称王，赵代王嘉六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俘虏了赵代王嘉，赵国灭亡，^[4]秦国将赵国设为秦国的郡。^[1][2][5]

政治上，赵国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同时重用世袭贵族，避免重蹈晋国公卿夺权的覆辙，又加强了君主中央集权和行政效率；^[1][6]军事上，赵国与北方少数民族接壤，为其施行胡服骑射变革提供了条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7]经济上，凭借广阔的疆域、地处华北平原以及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赵国在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冶炼技术等得到长足发展，成为苏秦口中带甲兵士数十万、千乘战车、战马万匹、粮食储备足十年之用的强国；^[7]经济和社会繁荣，也吸引了儒、兵、法等学派的有识之士聚集，促进了赵国文化和思想的繁荣。^[8]但赵国贵族始终掌控军政大权，虽实施变法却不彻底，后期多次战略失误均与此相关，长平战败令赵国精锐尽失，一蹶不振，再也无力抵抗秦国东进，加上赵国后期君主无德荒谬，加速了赵国的灭亡。^[1]

赵国与嬴秦有共同的祖先叫做蜚廉，蜚廉长子恶来的后代便是嬴秦氏，次子季胜的后代便是赵氏。赵，本义为疾行，周穆王西行时，到西方各诸侯国巡视，徐偃王趁机发动叛乱，季胜的重孙造父御车技术高超，为周穆王御骏马驾车善于赵行，意思是速度很快善于超车，一日奔驰千里，将徐偃王打败，被周穆王表彰“赵行”之功，此即为赵氏来源说法之一。周穆王后又将赵城（今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注1]）封给造父，造父便以封地为氏，后来赵氏建国仍沿用其封地赵氏为国号。^[1][9][10]

造父的第六代孙奄父，在周宣王出兵戎族时为宣王驾车，千亩之战中助宣王脱险。奄父的儿子叔带，因周幽王荒淫无度，离开周前往晋国，侍奉晋文侯，由此建立赵氏根基。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叔带第五代孙赵夙，追随献公讨伐霍、魏、耿三国，立了大功，献公将耿地赏赐给了赵夙。赵氏在晋国获取封地，逐渐成为晋国的主要家族势力之一，位列公卿。^[1][2][5]

赵夙生子共孟，共孟的儿子即为赵衰，赵衰娶重耳即晋文公的女儿赵姬为妻，生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子。赵衰追随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期间和重耳分别娶了翟君的两个女儿，生下儿子赵盾，和诸侯产生姻亲关系，赵衰返回晋国后，原配赵姬坚持要他将在翟国所娶的妻子接回晋国，并让翟妻的儿子赵盾作为赵衰的继承人。晋文公继位后赵衰开始主持朝政，赵衰去世后，其子赵盾接替赵衰继续主持朝政，到赵盾的儿子赵朔，又娶了晋成公的姐姐庄姬为妻，赵氏和诸侯的关系日趋紧密。^[1]

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司寇、大夫屠岸贾将杀害晋灵公的罪名加到赵盾身上，要诛杀赵氏全族，韩厥^[注2]说灵公遇害时，赵盾身在外地，我们的先君认为他并没有罪，现在如果诛杀他的后代，是枉杀无辜，相当于作乱。屠岸贾不听，没有请示国君就命令将领们在下宫屠杀赵氏，赵盾之子赵朔，兄弟赵同、赵括、赵婴齐以及赵氏全族共三百余人被杀光。赵朔之妻庄姬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免遭杀戮，怀有身孕的庄姬逃进晋景公的宫殿里躲了起来，不久生下赵朔遗腹子赵武，世称赵氏孤儿，在赵朔门人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长大，赵武成年后，晋景公将原属于赵氏的封地重新赐予赵武，恢复了赵氏的封地和爵位，并灭了屠岸贾家族。^[1]

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包括赵简子在内的晋国六卿依晋律诛杀了晋国宗室祁氏、羊舌氏，六卿瓜分了他们的封地，势力更大，晋国公室势力被削弱。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赵简子因讨伐范氏、中行氏叛乱，占领邯郸、柏人，赵氏名义上是晋国的卿，实际上独揽大权，封地“奉邑侔móu于诸侯”，意思是和诸侯的封地差不多大。赵襄子四年（公元前453年），赵简子之子赵襄子联合韩、魏将范氏和中行氏剩余的封地全部瓜分，晋国公室和卿大夫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晋国四卿（赵、智、韩、魏）联合起来击退干涉此事的鲁国和齐国，晋出公逃亡齐国死在途中。赵、韩、魏又联合起来消灭了智氏并瓜分其封地。赵烈侯六年（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被周威烈王正式封为诸侯，取得了诸侯国的合法地位。赵敬候十一年（公元前376年），赵、韩、魏三国瓜分了晋国仅剩的一点土地，晋国灭亡。^[1][2]

赵烈侯九年（公元前400年）烈侯去世，其弟武公继位十三年后去世，烈侯的太子章继位，是为赵敬候。赵敬候元年（公元前386年），敬候将赵国都城由中牟迁至邯郸。赵敬侯以及其子赵成侯、其孙赵肃侯三代的六十年，战国走入中期，与秦、齐等国相比，赵国国力不占优势，和各诸侯国尤其是邻国频繁发生战争，从赵成侯四年（公元前371年）到赵肃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28年），期间秦国屡次侵犯赵国或入侵别国间而威胁到赵国，被秦国占据了蔺地（今山西柳林境内）、离石（今山西离石县）等地；赵国与齐国自赵敬侯二年（公元前385年）起至赵肃侯时期（公元前349年到公元前326年）共发生超过九次战争；赵国与魏国的战争频次也逐渐增加，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都城邯郸被魏军包围，齐威王派田忌和孙膑围魏救赵，才解除了邯郸危机。除此，赵国与卫国、中山国间而产生争端，连年征战消耗了赵国的国力。肃侯二十四年（公元前326年），肃侯去世，其子赵武灵王继位。^[1][2]

赵肃侯死后，秦、楚、燕、齐、魏各派一万精兵来参加赵肃侯的葬礼，这时的赵武灵王年仅十四岁，主弱国衰，赵国为避其锋芒，暂将都城移至信都，沿用先君节俭用度、加强官员执政功德等政策稳定住了政局。武灵王八年（公元前318年），魏、韩、赵、燕、中山国五国相王，赵武灵王认为赵国并没有王的实力，不需要王的虚名，下令国人称自己为君。次年，赵国联合韩、魏进攻秦国，被秦国斩杀八万人，齐军又在观泽（今河南清丰县境内）打败赵军，秦国攻取了赵国的中都（今河北张北县境内）和西阳（今河南光山县境内）。接连的战败令武灵王意识到军队需要变革，年轻的武灵王说出“吾欲胡服”，意为要改宽袍大袖为窄袖短袄，才适合骑兵作战、上阵打仗。^[2][1]

赵武灵王十七年（公元前307年），武灵王抛弃旧俗，实行“胡服骑射”改革，仿照胡服窄袖短袄的装束，建立起战国第一支骑兵军团，赵国军力得到很大提升。武灵王废太子章，立自己宠爱的妃子吴娃的儿子何为太子，并于武灵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将王位传给公子何，即惠文王，武灵王自称主父。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赵国灭掉中山国，将其领土纳入赵国版图，北驱三胡（东胡、林胡、楼烦），赵国的疆域得到扩张，从此北方归顺，从邯郸前往代地的道路畅通无阻，武灵王不但自己亲自身着胡服带领着士大夫攻打胡地，还扮成赵国使者入秦，考察秦国的山川地形和秦王的为人等。^[1][2]后世史学家均认为，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不仅仅是要拯救赵国于水火，“邯郸王有吞天下之心”，他有吞并天下的雄心。^[12]

赵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见到长子章向弟弟惠文王行礼，北面称臣，感到很对不起他，产生了将赵国分成两个国家封公子章为代地之王的想法。武灵王带惠文王一同到沙丘（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南）游览，分住在不同的宫室中。公子章以为夺权时机已到，发动叛乱，欲诛杀惠文王，公子章及其党羽与惠文王的卫队发生激战，惠文王相国肥义遭到杀害，掌握兵权的赵公子成和李兑从都城赶来平叛，公子章逃进武灵王的宫殿，武灵王收留了他，公子成和李兑因诛杀公子章而包围武灵王的宫殿，知道如此做，之后必遭灭族，于是向武灵王宫殿喊话说凡后出来的人诛灭全族。宫中的人全逃了出来，武灵王也想出来被拒绝了，殿内没有吃的，武灵王连树上的幼雀都抓来吃了，三个月后饿死在沙丘宫。沙丘宫变后，因惠文王尚年小，公子成被任命为相国，封号平安君，李兑为司寇，掌控着赵国的内政外交。^[1][2]

武灵王死后，反对胡服骑射的公子成和李兑掌权，武灵王变革给赵国带来的生机蓬勃势头逐渐消失。韩非子评价武灵王用李兑，而落得个减食而死的结局。^[13]依赖武灵王的改制和扩张，赵国一度是山东六国中唯一可以威胁到秦国的国家。惠文王亲政后，虽然赵国对秦国从威胁的态势转变为守势，但惠文王用乐毅、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为文臣武将，也实现了国家赋税充裕、百姓富裕的太平局面。^[14]惠文王十五年（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赵国任乐毅为相国，二国共相，并联合韩、魏、秦五国伐齐，齐国战败，赵国得到济西之地（今天山东省济南西），河东区域得以稳固。此后几年，赵国的军事由廉颇、赵奢主持，取得多次胜利，取得了齐国的昔阳（今河北晋州市西）、麦丘（今山东省商河县西北），夺取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东南一带）、防陵（今河南安阳市西南）、安阳，获得对秦国阏与（今山西和顺县）、几地之战的胜利，齐国不再有威胁赵国的实力，秦国对东方六国的进攻有四十年没有大的成效，^[15]赵国成为秦国进攻东方六国名副其实的屏障。^[1][16]

赵惠文王前期，李兑独揽大权，对武灵王胡服骑射前的政策进行复辟，影响着国家内政外交的决策；惠文王后期至孝成王时期，平原君赵胜权倾朝野，历史学者王向辉认为，赵国的由盛转衰，赵国贵族权力太大的因素不可忽视。^[1][16]

赵惠文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66年），惠文王去世，太子丹即赵孝成王继位。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攻克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市），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与国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市）的通路被隔绝。郡守冯亭准备将上党十七城送给赵国来获取赵国的联合抗秦。平阳君赵豹认为秦国付出辛苦赵国却坐收渔利，且秦强赵弱，这是韩国人想将祸患转嫁给赵国，不能接受这十七城。孝成王不听，接受上党封赏冯亭。两年后，秦军攻破上党，孝成王派将军廉颇驻守长平迎战秦军，赵国接连失利而向秦国求和。^[5][1][2]

廉颇坚守不出，秦国散布谣言说秦国真正害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很好对付。孝成王就任用赵括代替廉颇率领军队，秦国即任命白起为将军并严密封锁消息。赵括下令进攻秦军，白起佯败诱敌深入，而后令一支二万五千人的秦军切断赵军后路，另一支骑兵切断赵军的回营通道，赵军被分成两处，粮道被断，秦王亲率河内兵士调往长平阻绝所有粮草救兵，赵军断粮四十六天，军营内相残而食，赵军突围失败，主将赵括被射杀，四十余万兵士投降，白起认为留下这些人必成祸患，用计将四十余万赵军斩杀坑埋，只放出二百四十名年小士卒回赵国散布恐慌消息。长平战败的消息传到赵国，举国震惊。^[5][1][2]

长平战败后，赵国允诺割六城给秦国换来秦国撤兵，赵国却不如约割地，于是秦国再次起兵伐赵。赵国吸取长平战败的教训，利用秦齐积怨已深，以六城贿赂齐国，换来齐国与赵国合力攻秦；与魏国签订同盟；以灵丘（今山西灵丘）赠楚国丞相以交好楚国；拉拢韩、燕，形成合纵反秦的统一力量。对内利用人民对秦军坑杀赵国降卒暴行的愤恨，形成国内上下奋起抗秦的气势。^[17][1]

孝成王八年（公元前258年），秦国大军包围了邯郸，赵国以守城疲敌、久持以待外援的方针，对劳师远征的秦军用疲师战术，又伺机派出精锐袭击秦军，僵持八九个月，秦军无法攻克邯郸。赵国人民面对秦军的入侵，激起保家卫国誓死抗秦的决心。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均率领大军救援邯郸，赵国平原君将家财全部赠送兵士、连家中妻妾奴婢都参与到守城劳役中。内外合力夹攻之下，秦军战败。 魏、楚、赵联军乘胜攻至河东，魏国拿回了被秦国侵占的河东地区，赵国拿回了太原和韩国的土地上党。^[17][1]

赵孝成王十八年（公元前248年），秦国攻取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两年后秦王嬴政继位即攻取赵国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孝成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45年），孝成王去世，其子赵悼襄王继位，悼襄王二年（公元前243年），赵将李牧攻取了燕国的武遂（今河北武强西北）和方城（今河北固安县西北），三年，燕国以剧辛为帅，南下攻赵，赵王命庞煖为将回击燕国，活捉剧辛。四年，庞煖率领赵、楚、魏、燕四国精锐攻打秦国蕞地（今陕西临潼北部），未能攻克但收复了寿陵（今河南洛宁县），后移师攻齐，夺得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部）。庞煖作为四国联军统帅的军事行动是战国最后一次合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同盟关系松散，没有构成对秦国的实质性打击。赵国将领李牧分别在赵幽缪王三年（公元前233年）和幽缪王四年（公元前232年）大败秦军，也无法改变赵国灭亡的命运。^[1][2]

赵幽缪王迁因为母亲受宠而登上王位，其嫡兄太子嘉被废黜。赵王迁轻信谗言，诛杀良将李牧而重用奸佞郭开，是个无德荒谬的国君。赵幽缪王七年（公元前229年），秦国打败赵国，赵王迁投降。第二年，秦国收取赵都邯郸，赵国的公卿大夫扶立公子嘉逃至代城（今河北蔚县境内）称王，赵代王嘉六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俘虏了赵代王嘉，赵国灭亡，^[4]秦国将赵国设立为秦国的郡县。赵国成为秦统一六国过程中第二个被灭的诸侯国。^[1][2]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赵国后裔赵歇被张耳、陈馀拥立为赵王，住在信都，重建赵国。汉元年（公元前206）二月，项羽将赵地的一部分土地封给张耳，封他为常山王，将赵王歇迁都代县，封为代王。之后陈馀又将张耳打败，迎赵王歇回信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与张耳占领赵国的井陉（今河北石家庄市），斩杀了陈馀，一路追杀到襄国（今河北邢台襄都区），杀死了赵王歇。^[18]

赵国建国之初，赵国的疆域包括今天山西省的东北部东南部和中部，河北省中南部，陕西省东北部，以及山东省西边一角和河南省的北端。北方与燕国以易水为界，西北与匈奴以阴山为界，南方与韩国、魏国、卫国交错为邻，西方与魏、韩接壤，东方与齐国以古黄河为界。^[1][2]

战国前期，赵国没有开疆拓土，基本延续着赵襄子后期的疆域格局。赵敬候时期，赵、韩、魏将晋国国都所在的绛jiàng地和曲沃瓜分，赵国的疆域略有扩展。赵成侯时期，赵国以旧都中牟与魏国北境的榆次（今山西榆次）、阳邑（今山西太谷东北）以及扶水一带做了交换，^[19]这时赵国南境的变化。赵武灵王即位后，先灭掉中山国，将其纳入赵国的版图，又继续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相继夺取林胡、楼烦等胡地，拓土云中、代郡、雁门等郡，即为今天的山西北部、内蒙阴山以南区域、河北的蔚县一带，赵国疆域变得辽阔，赵国实现了从北部可以向南直插威胁秦都咸阳的条件。^[1][20]

赵孝成王四年，赵国在得到韩国上党后，秦国夺取上党郡后引发长平之战，第二年就取得了赵国的武安（今河北邯郸武安市境内）和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的牢寨村），三年后，秦再获得赵国南境二十余县，到赵孝成王十八年（公元前248年），榆次等赵国三十七城也被秦国纳入版图，两年后，赵国旧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归秦。赵悼襄王时期，秦国陆续攻得赵国的邺地（今河北临漳）、阏与（今山西和顺）、橑liáo阳（今山西左权县）、安阳（今河南安阳最北部地区）等地，赵幽缪王时期，武城（今山东德州境内）、赤丽（今河北葶城境内）、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宜安村一带）、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翼城县）、狼孟（今山西太原阳曲县）、鄱吾（今河北磁县）、军邺（今河南安阳与河北临漳一带）等相继失守，最终邯郸被攻陷。^[1][20]

苏秦游说赵肃侯时，描述赵国的士兵有好几十万人，千辆战车，万匹战马。说在东方六诸侯国中，没有比赵国更强大的国家。学者沈长云等认为，赵国长平一战损失四十五万士，按人口兵士比例估算，赵国人口应该不少于三百万人。^[7][21]《帝王世纪》推算了战国七雄各国总人口和兵员数，其中赵国人口约350万，士兵约70万。^[22][23]

赵国没有做到像魏国或秦国那样彻底的变法改革，也不想重蹈晋国被公卿威胁的老路，却又始终保留着旧制度的惯性。赵国的政治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1]

一是封建官僚体系和贵族世袭并行。赵国建国时为赵烈侯时期，公仲连为相国，公仲连又推荐牛畜、荀欣、徐越担任国家重要岗位，对国家行政进行变革：推行仁政，用王道约束自身；节财俭用，察度功德；选贤任能。这是赵国改革贵族世袭旧政治体制建立封建官僚新管理体系的实践和标志，但是贵族世袭和王族始终掌管着国家核心政权，如赵武灵王要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赵孝成王决定要不要接收韩国上党的土地、用廉颇还是用赵括等等军国大事，君主听从意见和获得支持的对象都是贵族王族，像公子成、赵豹、平原郡、赵禹等，如果他们不同意，改革和决策就无法施行，官僚体系士人的意见再正确也很难被采纳，像蔺相如包括赵括的母亲都极力反对用赵括替代廉颇，但并不被君王重视，^[24]赵国图强过程中的阻力和羁绊几乎都来自于贵族势力，赵国后期出现的几次重大失误均与此有关。^[1][25][26]

二是积极践行军功封爵但有名无实。像大臣腹击就说自己爵位虽高但俸禄很低，连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大事，腹击的话君王是不会听的。^[27]赵国接收韩国上党十七城时，发布归顺赵国的官吏百姓全部进爵三级，^[28]再如赵奢的马服君、廉颇的信平君等，这样的赏赐更多的是荣誉称号的性质，显然要比秦国爵位功劳和赏赐一致要落后。^[25]

三是法令不行导致号令不至。《韩非子》说推行先王仁义却没有治理好国家，只是在做游戏，并非在治理国家，向往仁义道德但国家混乱而衰弱的，正是韩、赵、这三个从晋国派生而来的国家，是赵国政治弊端的根源。^[29]比如梁车担任邺县县令，他的姐姐去看望他，到城门口天晚城门已关，于是翻城墙进了城。梁车依法令将其刖yuè足，赵成侯知道这件事后觉得梁车太不仁慈，就罢了他的官职。遵照法令却受到惩罚，人情大于法令，国家最高首脑这样的示范，赵国的法令也就很难执行了。^[30]

赵国施行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制度。君主是国家元首和最高军事统帅。文武官员由君主任命，地方设置郡县，由中央派驻郡守或县令为地方行政长官，基层为乡、里、什、伍。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国家行政治理体系。中央文官体系，以相国为首脑，设置司寇、御史、内史、郎中、行人、田部吏等；武官体系以大将军为首脑，统领将军、国尉、尉、都尉、裨将等；教育体系有教授君主、太子、公子的师、傅、博闻师、司过、左师等教育官员；再有为王室服务的宦者令等事务性官员。^[1][6]

赵国从晋国脱胎而来，卿大夫权利过大导致晋公室的衰弱，是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赵国的中央集权是既要发挥卿大夫的智力作用，又要保证赵公室的绝对主导，由此建立起贵族世袭与官僚体系并行的官制，赵国的官吏用人制度约略可分四点：^[1][31]

一是官吏选拔和任免，有推荐、自荐、招贤、因功、亲贵、荫子、幸进七种方式；二是俸禄上取消世卿世禄，官吏按照等级享受有差别的俸禄，俸禄包括粮食、赐币或赏金。比如赵王任命赵括之后就予以他丰厚的金帛赏赐，^[24]赵公室贵族和部分的卿大夫还拥有封地，封地产生的税收远高于俸禄，比如平原君赵胜拥有可观的封地，达到能豢养门客三千的程度；三是官吏考核，荀子记述说，以政治教化为本，端正法令制度，多方听取意见并考核，以此衡量官吏的功绩，来评定赏赐，这就“相”的职责。^[32]可见相是负责官员考核的总负责人，官员考核以年为单位，以其的好坏优劣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四是贵族政治与官僚制度并存。赵国严格防控卿大夫僭jiàn越公室，赵国公室贵族始终主导赵国重大战略决策，这对赵国官制的有效运行形成妨碍。赵武灵王要进行胡服骑射变革，不得到公子成的首肯就执行不了。为要不要接收韩国的上党，要不要用赵括代替廉颇，是向秦国求和还是向诸侯求援等军国大事，虞卿、蔺相如、赵括母亲等人的意见是微不足道的，赵孝成王信赖的是平原君、赵禹等公室贵族，最终导致长平战败。^[31][1]

晋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8年），赵简子居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境内），不仅是定居，也有定都之意。^[33][34]赵国经简、襄两代赵君的开疆扩土，赵氏领地扩大到今山西东北部及河北蔚县一带，统治领地逾越了太行山，拥有了邯郸。赵献子即位当年，即公元前424年，将治所迁至中牟（今河南郑州市中牟县）。^[35]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郸。^[36]

赵国经济的构成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赵国的势力向北渗透进胡地，畜牧业逐渐取得重要经济地位。赵国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繁荣，一是基于赵都邯郸城市规模比较大，邯郸城南北长达4.8公里，东西宽也有3.2公里；二是邯郸人口聚集且人口流动性大，除固定人口，四方商贾、工匠等人非常多，比如大商人吕不韦就是阳翟大贾，却贾于邯郸；三是邯郸城内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增加；四是赵国商业城市众多，是战国时期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赵国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和时代背景不可分割，各诸侯国寻求国家强大和彼此互通有无的客观需要，放松了对工商业的约束限制，商人地位得到提升，商业规模逐渐扩大。赵人功利的实用主义思想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37][38][39][40]}

手工业发达促进赵国冶铁技术的发展，邯郸、灵寿、晋阳是赵国三大商业中心和冶炼中心，出产大量农具、工具、青铜器、兵器，工艺高超。赵国地处华北平原，十分有利发展农业，从出土的大量铁制农具看，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赵国的农业精耕细作，注重积肥施肥，赵国利用国内湖泽众多的优势兴修水利，苏秦曾说赵国“粟支十年”，意思是国家储备了够十年吃的粮食，或有夸张但反映了赵国的农业状态。^[37][38]

赵国畜牧业发达，赵人善于挑选好马是自古的传说，赵氏祖先造父就善于相马，更是因为驭马技术高超而立功，开创了赵氏基业，赵人的这个传统，加上赵国与北方游牧民族毗邻而相互影响，赵国是畜牧业发展与农耕业并重，《史记·货殖列传》就有龙门、碣石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毛毡、皮裘和角的记载，^[38]《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也有李牧在驻守赵国代地雁门郡时，常常将大批的牛羊放出去吃草，让放牧的百姓布满整个原野的描述。^[41]当代学者张午时、冯志刚在《赵国史》中认为，赵国北方地区的经济结构以畜牧业为主，这对赵国的政治和军事产生重大影响，赵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又为赵国“胡服”改革打下基础，为赵国骑兵建立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兵源和良马，得以实现“骑射”，都与赵国的畜牧业发展紧密相关。^[42][43]

赵国商品经济繁荣、金属铸造业发达，由此派生出赵国丰富的货币体系，赵国货币分为两个系统，铜铸货币和黄金货币，铜铸币占主体地位。布币为赵国铜铸币的主要表现形式，流通的布币，大致可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和圆足布三类。尖足布又分大小两种，大型的被称为尖足大布，小型的称尖足小布。^[44][45]

目前发现铸造尖足大布的城邑有邯郸、晋阳、兹氏、兹、蔺、大阴、邭jù、阳城、榆即等；铸造尖足小币的城邑除以上城邑，另有晋城、大阳、文阳、阳、商城、新城、城、于、武平、武安、安阳、中阳、中都、西都、郛fú、平周、离石、寿阳、虑虒、藿人、大丌、郎、皮氏、蒲子。铸造方足布的城邑有平阳、阳邑、阳是（氏）、蔺、同是（铜鞮）、中都、北箕、箕阳、涅、马服邑（马雍）、北屈、祁、安阳、商城、郜gào、大阴、平周、兹氏、榆乡、关城、虑虒等地。铸造圆足布的城邑多在赵国疆域的西部，有晋阳、大阴、兹氏、兹氏半、兹釿、易化、平周等地。还有一种三孔布币，历来有争议，有秦、赵、中山所铸三种认识，学者沈长云等认为，无论是三孔布的演变过程、形制特征，还是从面文所记的城邑来看，三孔布都应该是赵国的货币，三孔布主要为赵国西部城邑所铸造，战国后期，这些城邑多数被秦国攻占。^[44][45]

除布币之外，赵国出于与周边国家贸易的需要，在靠近燕国的区域如漳河流域和滹沱河流域的一些城邑铸有刀币，在靠近秦国的蔺和离石二城铸造与秦钱风格类似的圜钱。赵国刀币呈圆弧形，刀身较直，被称为圆首刀、直刀，赵国刀币有两个序列：一是赵国甘丹刀、白人刀序列，甘丹即邯郸，甘丹刀先铸时铭文为“甘丹刀”，后简化为“甘丹”。白人即柏人城。和甘丹一样，白人刀初铸 亦是“白人刀”三字，后简化为“白人”、“白刀”、“白”。后期的白人刀产生了轻薄的小型刀。甘丹刀和白人刀，均以赵国重要城邑命名。    二是王刀、城刀圆首刀序列，其形制与甘丹、白人刀类同，赵邑里并无以城、王命名的，因此，其“王”“城”铭文或许是指赵王或都城，亦或另有他义，尚无定论。^[46][45]

和战国其他国家类似，赵国上层阶级广泛使用黄金作为货币，用于赏赐、祝寿、政治贿赂、外交、军事等活动中。比如虞卿在得到赵孝成王重用时就被赐“黄金百镒yì”，^[注3][47]长平大战前，赵王赏赐赵括也是用黄金，^[24]苏秦游说赵肃侯时，赵王对他的赏赐里，其中一项就是黄金一千镒。^[7]吕不韦对于秦国公子子楚的政治投资，也常用到黄金，比如送他五百金做为社会活动的花费，又以五百金购珍玩送华阳夫人等。^[48][45]

赵国的高利贷放债，债券已是普遍的应用方式，称“左券”“右券”，即刻木为契，双方分别执左右两半，作为平信，左半叫左券，右半叫右券。^[49]买主（债权人）持有右券，卖主（债务人）持有左券，债权人操右券责成债务人履行归还债务和利息的义务，二者合券，这就是操右券以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广泛流通所衍生出金融现象。^[50]

赵简子时期，曾书“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藏于密府，就是富国强兵、扩张领土的意思，已经有意于改革政治、吞并翟地（今河南许昌禹州）的两个国家。他的儿子赵襄子分割代地（今河北张家口蔚县西南一带），和魏、韩将范氏、中行氏最后的土地瓜分掉，又消灭知伯。到赵武灵王，赵国施行胡服骑射，东驱群胡、灭掉中山，赵国的国力和领地达到鼎盛。苏秦说，赵国是“带甲兵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仅次于秦国、楚国带甲兵百万，位列战国诸国第三位。^[7]秦国、楚国都不与赵国接壤，和赵国接壤的燕、齐、魏、韩等国家实力都没有赵国强。^[1][10]所以苏秦分析赵国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而北燕弱不足畏，秦国最忌赵国却不敢攻伐赵国，因为它怕如此会遭到韩、魏的暗算，苏秦由此得出东方六国没有赵国更强大的，不仅在军事实力，也在于有利的地理位置。^[7]

从赵简子到赵武灵王，赵国秉承举贤从谏扩展领土的战略。赵简子赵襄子都能破除传统惯性唯才是举，比如赵简子了解到儿子毋恤是个贤能的人，就能忽略其母的卑贱将其立为太子，废了原太子伯鲁。赵襄子继位后，在殡葬赵简子未出服的情况下就灭了代国，^[51]在得知知伯联合韩、魏准备伐赵的危险之下，善于用人、用谋，最终令韩魏倒戈，形势变成了韩赵魏联合消灭了知伯。赵襄子甚至可以为了赵氏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不立自己的儿子而是立了原太子伯鲁之孙为太子，收获了民心。和赵简子一样，赵襄子做事的目的是为了赵氏基业的巩固和势力的发展。^[52][53]

赵武灵王为扩张疆域，清除北患，决心将诸胡驱赶至大漠以北，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武灵王施行变更服制、学习骑射，组建起一支强大的骑兵。而后灭中山、略胡地，至榆中（今陕西省东北角），攻伐鄗（今河北柏乡县境内）、石邑(今河北石家庄)、封龙山（今河北迁安县境内），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一带），破休胡、楼烦，进据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古城乡）、九原（今内蒙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赵武灵王在疆土上完成了可以从北方围逼秦都咸阳的条件，并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相比其他诸侯国主要注重国力提升，赵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发力，训练出一支有威慑力的骑兵。^[54][53]

赵惠文王之后，赵国在东方六国合纵抗秦中起到重要作用，惠文王后期，赵国接连和秦国、齐国、魏国发生多次战争，消耗了国力。孝成王时期出现战略错误，导致长平战败，赵国自此不再具有和秦国相抗的实力。^[1]

赵武灵王颁布“胡服骑射”法令后，继而改革赵国的军事体制，放弃车战，组建骑兵，组建方式有三种：一是自己招募并训练；二是收编胡骑的快捷途径；三是对部分步兵改组为骑兵。赵国凭借军事体制变革，仅用十余年，便吞并中山国，北逐三胡，南抑魏、齐，迅速崛起，还占领了今天陕北东部和北部，对秦都咸阳构成威胁。赵武灵王的这次变革，开战国军事体制变革之先河，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原各国纷纷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的军队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骑兵正式成为一个崭新兵种出现在中国军事史上。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可以取得对北方游牧民族战争胜利的帝王之一，战国七雄中真正的军事强人是秦国的商鞅和赵国的武灵王，商鞅是秦国的俾斯麦，而武灵王是赵国的彼得大帝。^[55][56]

胡服骑射之前，赵国军事发展是车战发展的历史。车战分攻车和守车，因质地、装备和用途的不同，又有兵车、革车、武车、轻车之分。先秦时期的各国均为车战，不仅限于赵国。这从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大墓可见。长平之战中，赵军断粮四十六天后，突围时分成四个小分队，反复冲击四五次未果，这里应该是步兵，赵国步兵的数量达几十万之多，司马迁记述了李牧备战匈奴的情况：精心挑选出一千三百辆战车、战马一万三千匹、冲锋的将士精兵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41]由此可知，李牧手下的军队有车兵、骑兵，还有步兵。^[57][58]

为扩大兵源应对连年战争的需要，赵国执行的是郡县征兵制和募兵制。郡县征兵制以郡县地方行政组织为基础，国家在各地普遍设立郡县，将人口编入国家户籍，男丁到达成年，就要登记称为“傅籍”，赵国的傅籍年龄无史料记载，学者沈长云等借鉴楚国和秦国的傅籍情况，即楚国“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五尺即为十五岁，就是十五到六十岁；《秦简·编年纪》记载的“喜十七岁即傅”，就是十七岁就是傅籍的年龄，推测赵国也应该类似，即男子傅籍的年龄在十五六岁之上，六十岁之下。^[59]赵国的募兵制即常备兵制，目的为壮大军队和提高士兵素质以及提高战斗力。募兵的来源有三个，一是本国的成年男子，再者是其他国家的流亡人员，如流离失所的破产者，第三个为被征服了土地的少数民族，赵武灵王在驱逐三胡后兵力大量增加，其中被募兵的少数民族占有很大成分。^[60]

荀子说：如果赏不到位，就不能充分利用能者的智慧；如果罚不到位，也不能将平庸者淘汰。^[61]在长期不断的战争和产生荀子这样思想的认知背景下，赵国自然地产生军事赏罚制度。赵国军事的赏有三种：一是物质奖励，如惠文王三年灭中山，回朝后即行赏、大赦和庆功五日；^[1]二是军功爵制，分为侯、卿、大夫三级，孝成王邯郸之战中，李同战死后就封了他的父亲为李侯，^[62]再有赵奢因战功被封马服君，廉颇封信平君等；^[24]三是官制升迁，廉颇、李牧、庞煖等均是因军功获得官职升迁的。赵国军事的罚有：斩，即死刑；免，这时对高级将领的一种免职惩罚；随坐，是一种罪及全家的刑罚；鞭，即一种肉体惩罚；收家，是一种类似抄家的惩罚；废，也是对高级将领的一种免职性惩罚。赵国虽有军事赏罚制度，但执行上是有问题的，韩非子说赵国“赏罚不信”，^[63]意为赵国在赏和罚的问题上执行不到位，导致没有信誉，战国后期的多次重大军事失败与此有关。^[64]

赵国的武库最早可见在赵襄子时期，赵襄子在奔保晋阳时，说邯郸“仓库实”，仓是储存粮食之用，而库为储存兵器和军事装备，同样晋阳也“府库足用”，都是在讲赵氏的军事实力。赵国有完善的武库体系，分中央武库和郡县地方武库。如邯郸是中央库分左库和右库；邯郸的地方库分上库和下库，即共有四库，加上赵国的国家中央左右两武库，仅邯郸一地就有六武库。出土的赵国兵器的铭文可以得知赵国还有“上党武库”、“栾邑武库”、“南行唐武库”，“武平”等十余库。设中央和地方郡县两层武库机制，即将武库置于官府管辖之下，实现国家最高统治者对整个武库系统的全面掌控，避免武库落入私人控制进而威胁到国家的可能。^[65][66]

从出土的赵国兵器铭文得知，其具有设定的格式，内容包括兵器铸造年代、监造者相邦或守相姓名、铸造的作坊所属武库的名称、主持铸造的工匠姓名和冶铸者的名字，并内含年份、地点、监造、主造、冶铸者的三级监造制度。证明兵器制造和管理过程的严格，责任到了具体的人身上，已经实现制度化，保证了赵国兵器质地优良，荆轲刺秦所用的武器，就是精心寻找的天下最锋利的徐夫人匕首，就是赵人所制。^[65][66]

赵国订制有《国律》，^[67]设置了掌管国家刑律的长官司寇，证明赵国的律法已经相当完善，也具备了管理和执行刑律的国家机器。^[68]赵国的刑罚主要有墨、劓yì、刖、宫、大辟。墨，又称黥qíng，是刻面并染墨的刑罚；劓，是割鼻的刑罚；刖，是砍脚的刑罚；宫，即割掉男性外生殖器或将女性犯人幽闭以破坏生殖机能的刑罚，宫刑又称腐刑； 大辟即死刑，赵国的死刑其中一项为沉水，赵简子时期的佞臣鸾徼就被处以沉水的死刑。^[69]早在春秋时期赵氏还未建国时，大约和齐桓公同一时期时，就有赵君“下史于狱”的命令，意为将人投进监狱中去，可见赵国设置监狱时间很早。^[70][71]

荀子主张严厉执法，说刑法重社会就安定，刑法轻社会就容易混乱。他非常认可《尚书》所说社会的安定与混乱的程度取决于刑法的轻重。^[72]重刑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符合战国时期社会统治的需要，各国普遍重刑，这一点在赵国有着同样的体现。^[71]

赵简子时期上党郡守董安认为：对犯法之人的重刑，就像掉入深涧再也无法返回一样，人们自然不敢触犯法令。赵成侯时期，邺令梁车的姐姐探望他因太晚的缘故翻城墙而入城，触犯“逾郭令”，就砍了她的脚，这样严苛的法令太过似不近人情，赵成侯知道后，也认为梁车不慈，将他罢官了。只是不慈的是法令，梁车不过是按律治罪。赵奢做田部吏时，因为“平原君家不肯出租”，仅仅是不肯出租，赵奢就一次杀了平原君家里九个管事人，同样过于严苛了。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韩联军进攻赵国包围阏与，赵奢领兵援救，刚离开邯郸城就下达军令：有人拿进军打仗的事情向我进言的就处以死刑。就算是合理化建议也会被严苛的军令吓退，幸亏有个叫许历的人不怕死，连续提出两条非常关键的意见并被赵奢采用，赵军获胜胜。^[73][71]

赵国以简襄功业为基础，外交上一向以远交近攻为原则，避开与大国的竞争，随着赵、魏、韩三家建国，三国天然的同盟关系逐渐瓦解，韩国作为赵国对秦国的天然屏障，在韩国与秦国的对抗中，赵国给予韩国许多实质性的帮助。北方的燕国实力较弱，不足为患。赵与东边的齐国尤其与南邻魏国屡起争端，赵肃侯时，曾在邯郸以南修筑长城，以弥补邯郸地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缺陷。赵武灵王继位后，解决北胡之患，驱逐匈奴、林胡（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楼烦（今山西西北部地区）至漠北，并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赵武灵王实现了可以从北方围逼秦国都城的疆土条件，并亲自北上向西以赵使的身份进入秦国考察。武灵王时期，无论是国力还是军事准备上，赵国都具备威胁秦国的实力。^[1]

战国后期，随着魏、齐等大国的衰弱，秦、赵矛盾逐渐凸显，赵惠文王十七年（公元前282年），秦国试探性蚕食赵国西部的离石、代、光狼等地。三年后，惠文王和秦昭王相会绳池，得益于赵国上卿蔺相如的智谋勇气和廉颇的军事配合，秦国先是谋取赵国的和氏璧不成，渑池相会上也没有占到便宜，赵国在对秦外交上的接连胜利，秦国对赵国的军事活动略有收敛。^[24][74]

赵国因贪图韩国上党十七郡，引发与秦军的长平之战，秦军设计谋将赵军分割包围，粮道和撤退后路均被断绝。虞卿^[注4]认为，现在赵国的生死取决于秦国，而秦志在灭赵，想要秦国议和，必须获得齐楚等大国的军援，赵国才有条件逼秦议和。^[62]虞卿的主张的确是秦国最担心的，如果各国出兵援赵，秦国将接受赵国的议和，如果各国援赵并不真心，秦国将坚决消灭赵军，这就是秦国的打算。^[75]但赵国派人到秦国求和，秦国以积极的回应麻痹赵国，赵国就放松了向各国求援的努力，各国均拒绝赵国的求援，秦国抓住机会，视和谈为拖延时间的手段，与此同时，赵国大军断粮多日，最终被秦军全部坑杀，赵国对秦国求和失败，对诸国求援又被拒绝，这是赵国的一次彻底外交失败。却是秦国孤立赵国、消灭赵国有生力量的一次军事政治的双重成功。^[1][76]

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巨大的变革，经济制度产生剧烈地变动，产生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赵国作为东方大国，吸引不少学者在此积聚，惠文王、孝成王曾广招合纵之志士，赵国的贵族也喜欢豢养食客，如平原君就有客卿三千人，这里面很多都是文化学者。^[1]

被赵孝成王尊为上卿的虞卿，著《虞氏春秋》8篇，以《春秋》为规范，察近世得失，论述治国之要。荀子（名况）曾在赵国长期生活，作为儒学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荀子赞扬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反对先前儒家“法先王”而主张“法后王”，强调“礼”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批判儒家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主张“礼法并施”“学以致用”，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相比孔、孟，荀子的想想更具有现实主义，重视礼仪道德的同时强调政治和法度的强制作用，比较符合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韩非、李斯、张仓等，均成为战国的风云人物。另有将领庞媛著兵书《庞媛》3篇；平原君的客卿公孙龙子著有《公孙龙子》14篇、毛公著有《毛公》9篇；哲人慎到著有《慎子》40篇、处子著有《处子》9篇。这些学者囊括了儒家、兵家、法家等各学派，这些名家学者不仅著述，也面对面辩论、争鸣、切磋，如荀子就和临武君在孝成王面前讨论兵法，公孙龙子和孔穿、邹衍在平原君家里也有过观点和思想的辩论，赵国都能将此兼收并蓄。^[8]

赵人所作《世本》，是中国早期的史学专著之一。到南宋时散失大部，只有一个辑本存世。其篇目的《帝系篇》、《氏姓篇》、《作篇》、《居篇》，开创了后人著述《志》书的先河。^[8]

赵国的语言与其他六国既有对传统继承的共同性，又有受其自然、人文环境影响下的独特性，共同性体现在赵国在外交、联姻、贸易、斗争中，并没有发生语言不通的障碍，这证明各诸侯国在继承传统方面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上层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独特性更多的体现在社会的中下层，受时代交通和信息传递的局限，社会基层的民俗、习惯和信仰决定着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语言特征。如在赵国语言中，好，叫姝（音zhū），也叫妦fēng；再如熟，以火令熟叫烂，以汽令熟叫糦chì，久熟叫酋，榖gǔ熟叫酷。有非常个性化的地方特色。^[77]

赵国的文字分为三类：盟书、玺印和铭刻，用途不同，材料各异，盟书也叫载书，《周礼》说，载书，就是盟誓文字的记载。^[78]春秋战国时期会盟之事极多，各类盟书繁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山西侯马市集中出土了一批盟书，每片字数在72-220字之间，因为是用红色颜料刻写在玉石器物之上，又称丹书或朱书。^[77]

赵国的玺印分官印和私印，私印和印主的地位相关，如赵王以及他的后妃的私人之印，功臣贵戚之印，还有就是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人之印。河北武安午汲古城遗址、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和河北临城中羊泉墓葬均出土和发现一定数量的手工业者的私印，戳按在出土的陶器之壁或底部，起物勒工名之意。^[77]

赵国铭刻大致分三类，祭器和生活器物铭刻、武器铭刻、货币铭刻。先秦时代，祭祀与战争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祭器和武器的制造被统治者高度重视，祭器铭文一般用以向祖先或神灵祈祷祝福、记载当事人或时代的功绩等，出现比较早。武器上会铭刻监制、主持、冶造者的姓名或其他信息，出现比祭器晚。赵国的货币一般铭刻上其的铸造地，从今天发现的赵国货币可知，比如最广泛应用的布币，全国三十几个地区均有铸造。^[77]

舞蹈和音乐在赵国十分盛行，并以此闻名于诸侯，比如中山国国相司马憙对赵王说：听说你们赵国，是天下最擅长音乐的，而且盛产佳丽；^[79]赵烈侯因为特别喜欢来自郑国的枪、石两位音乐家，就产生赏赐他们每人一万亩土地的想法；^[1]赵王与秦王渑池相会，秦王以赵王好音乐为由提出让赵王鼓瑟；^[24]司马迁说赵国女子弹奏琴瑟，在权贵和富豪之间游走献媚，指她们利用自己的艺术才华；^[80]连李斯都惊叹“佳冶窈窕赵女”，意为赞美能歌善舞的赵国女子高雅时髦又文静漂亮。^[81]对于赵国的音乐和舞蹈，荀子对其内容、形式、规律等均予以详尽的记述。^[82][83]

赵国的器物在造型、工艺、纹饰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艺术造诣，典型代表如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大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器，比如其中一件鸟尊，通体饰纹，线条流畅，造型逼真传神，附件虎形抓手与支脚因势设型，喙下部固定，上部可以开合，前倾则张，立正则闭，鸟尊是生活用器，也是少有的艺术瑰宝。^[83]

战国时代不仅思想文化繁荣，科技发展迅猛也是时代特征。而赵国，在冶金、建筑、医学、度量衡制等方面都是战国七雄中的佼佼者。比如赵都邯郸就是战国时代的冶金中心之一，除邯郸之外，冶炼作坊或冶炼工场遍布全国。1955年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赵国的铁斧，用现代技术分析，证明赵人已经掌握了高温液体还原法，在加工过程中采取了氧化脱碳以改变铸造性质，令工具更耐冲击耐用，华觉明等冶金专家学者经考证得出此技术比西欧早了两千多年的结论。太原金胜村的晋卿赵氏大墓出土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夔kuí龙夔凤纹编钟采用铸合法，^[注5]其他青铜器也多数应用这一工艺，且大墓出土的大鼎口径达104cm，腹深67cm，通耳高100cm，为春秋时期最大鼎，代表赵国子在青铜铸造方面的工艺水平。大墓出土的通高27.8cm的高杯小方壶，柄部细长，器身有凸起的线格和鸟兽纹，凹下部分镶嵌一层深褐色矿物质，然后打磨而成，展示了赵国当时高超的镶嵌技术。除此，大墓还展示了其他应用技术，如包金技术、错金技术、焊接技术，这些都是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新发明应用。^[84]

赵国的礼仪包括上层社会的朝觐、会盟和赵国礼，以及社会礼俗的冠礼、养老之礼等。朝觐：即按周礼诸侯每五年一次北面觐见周天子的礼仪；会盟：即通过结成联盟来加强本族或本集团的实力，来抵御共同敌人所进行会盟的盟礼，比如赵和韩、魏在春秋后期战国初期就是这种联盟关系；赵国礼：是国内举行的重大礼仪，包括重大政治活动举行的大朝之礼，君臣宗室之礼，新君继位举行的继位典礼也称庙见之礼，国家大臣与宗亲贵族朝见赵王在朝堂举行的礼仪为听朝之礼等，以上均关乎国家重大政治或军事活动。冠礼：为六礼之首。是为一个男子成年举办的仪式，是成年的标志；^[85]养老之礼：是尊敬供奉老人的一种礼俗，赵盾将养老规范化，规定国中三老，年龄八十岁以上，每月均有奉养的礼物。^[86]

赵国国土广袤，地貌、气候复杂，造就赵国丰富的饮食文化。“畜宜牛羊，谷宜黍稷”，^[注6]正是赵国饮食主要来源的写照，^[87]赵国的主食以谷物里的黍、稷为主，史载赵国的粟足以支用十年时间，^[2]辅以五畜类的肉食。赵国境内有巨鹿泽等湖泽，有黄河、滹hū沱河、汾水等水系，因此赵国的水产也比较丰富。太原金胜村的晋卿赵氏大墓曾出土大量炊具和餐具铜器，反映了赵国饮食方面炊具和餐具的制造水平，包括有大铜鼎、铜豆、铜壶、铜鬲、铜灶、铜甗yǎn、铜匕勺、铜钵、铜耳杯等十分丰富。^[86]

赵国统治阶级服饰十分考究，司马迁记述一个叫郑姬的赵女注重打扮，穿一种衣袖很长的衣服，^[88]说赵国、中山的人们“男女矜饰”，就是爱打扮之意，^[89]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后，又为赵国的服饰文化注入新的元素。赵国服饰用料主要为丝质和麻布，上层阶级以丝织品即绮和榖为主，说“婢妾被绮榖”，^[注7][90]百姓所穿是粗丝麻布、粗毛制品和褐。除此之外，皮毛也是赵国服饰的组成部分，如狐白裘、羝dī羊裘。端委是贵族所穿的一种礼服，是用周尺二尺二寸整布，不加剪裁而制，袖子很长，称端委。褐衣是由下等麻毛制成的粗布衣服，是百姓常穿的衣服。黑衣，是赵国卫宫之官所穿的黑色衣服，是卫士的服色。^[1]貉服为胡服，窄袖，以貉子的皮毛制成，为赵武灵王引进。短后之衣，是剑士的服装，^[91]为击剑方便而设计的服饰。赵人的冠饰笄jī，就是由骨、铜、玉、木等材质做成的簪子；冠，是上层阶级尤其是贵族的专属，赵人的冠有弁、冕、术氏冠、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垂冠等样式，其中弁和冕是很尊贵的冠。赵国的带饰主要是带钩，分金制和铜制两种，做工精美。赵国的鞋子大致分为三种，履是由麻、葛制成日常穿用的鞋子，利屣是女性的专属样式，胡人所穿的鞋称皂靴。^[86]

赵国贵族的房屋主要是楼榭xiè建筑，^[92]贵族建造房屋已经有了采光要求，认为明亮的房屋有助于修养身体，室内设置有越席、床笫zǐ、几筵等物品家具。^[93]

赵人的出行方式有步行、乘车、骑马、乘舟等，步行是百姓日常的出行的方式，贵族出行一般乘车，如赵肃侯出游大陵，从鹿门出，下车谢；^[1]蔺相如出门见到廉颇，赶紧令人调转车头躲起来。^[94]骑马出行出现在胡服骑射后，赵武灵王本人向北拓疆扩土，都是骑马出行。史籍虽无赵人乘舟出行的记载，但武灵王改革时曾说“寡人无舟楫jí可用”的话，而且发展航运也是赵武灵王改革内容之一，因此，乘舟也应是赵国的交通形式之一。^[1][86]

相比春秋战国其他的国家，司马迁记述的《赵世家》，有诸多的神话和传奇故事，这反映了赵国的发展和多神的背景，比如赵国和秦国共同的始祖女修吞玄鸟卵生下大业的神话，后来叔带梦见腰痛而预示赵氏家族被诛灭，赵简子梦游钧天，武灵王梦处女，孝成王梦乘龙等等，赵国的重大事件几乎均和神话相连，且被载入正史，这或为占卜预言，这符合中国古代巫占的传统。赵氏的神话传说反映出其的宗教崇拜，如女修吞玄鸟卵而生大业，而大康的玄孙是鸟身人言，玄鸟生秦赵之祖，反映出赵氏先祖以玄鸟为图腾的信仰，而赵氏有作为的先祖几乎都与神话相关，也反映了赵人的祖先崇拜。^[1][10][86]

《荀子》礼论篇详细记载了赵人的丧葬风俗和流程，比如要先为死者举行沐浴或净身，然后含饭，再穿三层衣服称“袭服”，之后掩面儇xuān目^[注8]，到此整理死者的部分完成。接下来为死者准备明器，如瓮、簟diàn席、木器、陶器等，有的还有弓、矢、盘、盂等物。战国时期的国君除了随葬品外，还要穿玉衣。丧葬规模根据死者身份，差别极大，诸侯之丧，要通知各国，大夫们都要来参加丧礼，普通百姓的丧礼，也是家族的大事，惊动本地的人。^[95]战国时期普遍实行厚葬习俗，赵国也不例外。^[96][86]

赵人有着实用主义的婚姻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重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寡，赵国统治阶级的婚姻几乎都是利益权衡下的政治婚姻，社会中下层亦是利益为先，赵人郑姬的择偶标准就是“不择老少，奔富厚也”，就是年龄上不在乎老少，富贵是第一标准；^[88]二是从一而终的贞操观，一夫一妻主要流行于平民百姓，贵族婚姻则多妻多妾，比如重耳归国时，秦国一次就将五个宗室女子送他为妻。^[1]赵国婚俗中已经出现“聘（即问名）、纳（就是男方向女方纳礼）、送（就是女方将女子送到男家）、逆（就是男方派出接送亲的队伍逆）的婚姻四个环节之礼俗。^[97][86]

关于赵氏被灭族及赵氏孤儿的记载，《史记·赵世家》与《春秋》的记载差异巨大。司马迁描述赵氏被灭族的原因，是屠岸贾将晋灵公被杀的责任怪罪到赵盾身上，发起下宫之难，对赵氏进行诛杀灭族，赵朔遗腹子赵武由赵朔的门人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抚养长大。^[1]

孔子所著《春秋》记载赵氏的灭门之祸则因一个女人而起，就是晋国公室公主庄姬，即赵朔的夫人，庄姬因为和赵朔的叔叔赵婴齐通奸，^[98]赵婴齐于次年春天被同母兄长赵同、赵括流放到齐国，赵婴齐请求二位兄长赦免自己，赵同、赵括没有听从。^[99]庄姬因事情败露，赵婴齐又被流放，于是在晋景公面前构陷赵同和赵括，说赵氏准备谋反，这件事栾氏、郤氏^[注9]可以作证。晋景公就将赵同、赵括杀了，将赵氏的封地奖给祁奚，^[注10]庄姬和儿子赵武就住在晋景公的宫殿内。韩厥^[注2]向晋景公说，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心，却不能留下后代，善良的人或许会因此害怕。晋景公便令赵武作为赵氏继承人，把原属于赵氏的封地和爵位重新赐予了他。^[100]

赵武灵王之墓究竟在哪里，历来有争议。东汉史学家应劭为《汉书，地理志》“灵丘县”所作的注释为：赵武灵王葬于此，灵丘县也因此得名。^[101]《云中郡志·卷三》也记载赵武灵王墓位于灵丘县东南三十里处，灵丘县由此得名。^[102]裴骃集解《史记》也引用了应劭shào武灵王葬代郡灵丘的说法。《水经，溏水注》《括地志辑校》《元和郡县志》《光绪山西通志》等书籍均记载称赵武灵王墓位于灵丘。但《太平寰宇记》《沧州志》记载武灵王墓位于河北，一处在灵山，另一处在沧州旧城。《大清一统志》《畿辅通志》另外还记载了河北邯郸城以西和平山县的武灵王墓，如此统计，在今河北省境内，就有四处赵武灵王墓。从时间上看，北宋的《太平寰宇记》等记载河北墓址的文献相较战国年代更久远，而支持灵丘武灵王墓的文献近且多为正史，再有灵丘的武灵王墓无论规模、形制都符合战国王陵规制，与邯郸赵王陵有一致性。^[103]

国君称号名字在位时长在位年限简介建国前蜚廉不详不详子恶来后人为嬴秦氏；子季胜后人为赵氏季胜不详不详父蜚廉；子孟增孟增，号宅皋狼不详不详季胜之子，称宅皋狼，为周成王宠信造父不详不详孟增之子，为周缪王选马驾车，被宠信，获封赵城奄父公仲不详不详造父六代孙，为周宣王驾车叔带不详不详奄父之子，离开周幽王前往晋国赵夙不详不详叔带五代孙，或晋献公赏赐原耿国土地，为晋公卿赵衰子馀不详不详赵夙之孙，公元前622年卒，谥号成季，侍奉晋文公赵盾孟不详公元前？-前601年赵衰之子，谥号宣孟赵朔不详公元前？-前595年赵盾之子，公元前597年卒，谥号庄赵武约44年公元前？-前541年赵朔之子，谥号文子赵简子鞅不详公元前？-前458年赵武之孙赵襄子毋恤33年公元前457年-前425年赵简子之子赵献侯浣15年公元前424年-前409年赵襄子之子，追封献侯建国后赵烈侯籍9年公元前408年-前400年赵献侯之子赵武公不详13年公元前399年-前387年赵烈侯之弟赵敬侯章12年公元前386年-前375年赵烈侯之子赵成侯种25年公元前374年-前350年赵敬侯之子赵肃侯语24年公元前349年-前326年赵成侯之子赵武灵王雍27年公元前325年-前299年赵肃侯之子，公元前295年卒赵惠文王何33年公元前299年-前266年赵武灵王之子赵孝成王丹21年公元前265年-前245年赵惠文王之子赵悼襄王偃9年公元前244年-前236年赵孝成王之子赵幽缪王迁8年公元前235年-前229年赵悼襄王庶子赵代王嘉嘉6年公元前228年-前222年赵悼襄王嫡子赵王歇歇4年公元前208年-前204年秦末重建赵国参考文献^[1][104][18]

赵邯郸故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市区及西南郊，遗址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周长大约约25公里，总面积18.87平方公里，具有王城与廓城的都城形制。^[105]

王城位于大北城的西南角，在今天邯郸市南环路北侧一带。王城平面呈“品”字型，由东、西、北三个小城组成，总面积5.12平方公里，四周城墙、门阀均有存留，残高3-8米，东西约长2.22公里，南北长1.44公里。城内存有大小夯土台8个，位于城西中心偏南最大的夯土台为“龙台”，台基东西宽267米，南北长296米，残高17米，四坡均为阶梯状，顶部平坦，是战国时期典型高台回廊建筑基址。王城墙的内侧呈阶梯状收缩上升，顶部铺板瓦，每隔一定距离铺设陶制排水槽，其独特的城墙防排水体系为全国同类夯土城址中所仅见。是目前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战国古城址。大北城，即廓城，位于王城东北部方向，大北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240米，南北最长处4880米，面积近14平方公里。是居民栖居并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的城邑，遗址的西北部还保有插箭岭、梳妆楼、铸箭炉、王郎城等地面夯土城墙和建筑台基，大北城的绝大部分埋压在今邯郸市区地下6--9米处。^[105]

邯郸作为赵都，是赵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邯郸作为赵国都城，始于赵敬候元年（公元前386年），终于赵幽缪王八年（公元前228年），历时158年。^[1]

赵王陵位于邯郸市西北二十公里的三陵乡，是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帝王陵寝。邯郸县有三座墓丘，由东至西依次编1、2、3号，永年县有两座，编4、5号。其中2号、4号陵台上面的封土为两座，很可能为赵王夫妻合葬墓。此五座陵墓被认为是赵敬侯、赵成侯、赵肃侯、赵孝成王、赵悼襄王的陵墓。赵王陵或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王陵。被称为“东方的金字塔”。陵墓依山势而建，气势宏大，虽经2300多年的风雨，地面建筑仅剩碎砖烂瓦散落，但整个陵台、陵墓封土、墓台、神道依然保存完整。三陵乡赵王陵山下有封土基，称将军墓，现存共有十四座。^[106]

春秋晋卿赵氏大墓，位于太原市区南十五公里的金胜村，墓址东西长11米，南北宽9.2米，深14米。大墓于1988年3月实施大规模考古发掘，是198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大墓椁guǒ室用方形木材建成，为防盗防潮，周围填充大量木炭和卵石块，是古代“积石积炭”之墓制。大墓中共五具棺木，居中三重套棺者为墓主人，内棺充斥着陪葬品，有玉器110多件，黄金带钩、青铜兵器数十件，其中一件兵戈刻有五字铭文：赵孟之御戈，^[注11]经鉴定，墓主人为60-70岁男性，由此推断墓主人正是春秋时期晋国执政正卿赵简子赵鞅。另四具棺木主人为成年男性和青年女性，应该是殉葬的侍从和侍妾。^[107]

大墓从未被盗掘，随葬品完整、丰富而华美，数量总计3000余件，青铜制品占大多数，棺木东侧即头部一侧为青铜礼器，包括铜鼎、铜豆、铜壶、铜鬲、铜尊、铜鉴、铜盘、铜匝、铜灶等20多个品种150余件，仅铜鼎就有28件，其中牢鼎七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为一整套，七鼎为春秋诸侯等级的标志，赵简子及其子赵襄子为诸侯国的卿，而非诸侯，是晋国卿大夫僭越的证明，青铜编钟和编磐一套被放置于墓室的西北处，共19件，经测试，乐器至今仍可演奏。青铜兵器被放置墓室的南侧。大墓东北侧另有一座大型车马坑，占地面积约110平方米，15辆战车呈双队排列，46匹战马一字排开，蔚为壮观，另有一辆豪华舆车，呈圆形，应该是赵氏贵族日常出行车辆。^[107]

武灵丛台，位于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大街北段西侧丛台公园内，丛台是园内的主体建筑，也是邯郸古城的象征。建筑因由许多亭台建筑连接而成，连接非一，故名曰“丛台”。丛台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之间间），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是赵武灵王观看歌舞和检阅军事操演之地。丛台占地3500平方米，高27米，东西长59米，南北宽22米。向南突出一段长50米，宽10米，青砖包砌，台东有如意轩，是后人为纪念汉赵王刘如意所建。北有赵王宫、又称武灵馆，清代改为财神庙。西有回澜亭，东有门楼。进门沿阶往南盘旋而上，可到台顶。丛台第三层的圆拱门门楣上，书“武灵丛台”四个大字。台上建有据胜亭，登亭可纵览古城风貌，台西小湖湖心处建有望诸榭，因乐毅封号望诸君而命名，湖东北新建七贤祠。丛台四周今已辟为丛台公园，供人们游览休闲。^[108]

邯郸道，是作为线状存在的古赵国历史文化廊道，沿线包括赵王城遗址、赵都廓城内的串城街、赵武灵丛台、赵苑（内有铸箭炉、插箭岭、照眉池、梳妆台、皇姑庙、灵山等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自南向北分布于约10公里长的轴线上，代表着古赵国的宫廷、民俗、园林、军事、冶炼等文化风貌。这条廊道是众多成语的衍生发源地，如胡服骑射、丛台置酒、邯郸学步、梅开二度、罗敷采桑、负荆请罪、将相和等。展示着战国七雄之一赵国都城的成就。在这条长街的赵廓城内部分，南起城南街北至学步桥全长1760米街区，称串城街，也叫文化一条街，京剧《将相和》里所说的长街就是这里，这里也是秦始皇、荀子的故里，有朱家巷的秦始皇故里和荀子诞生地纪念馆，有邯郸学步的发生地学步桥，还有蔺相如回车巷、蔺相如府、廉颇将军府、邯山书院等等人文历史景观。^[109]

赵武灵王墓， 位于山西省灵丘县新华西街西段，现墓区面积为1.09万平方米，墓冢周长220米，高10米。明崇祯年间在墓南立石碑一通，并建有4米高碑楼。1928年修葺qì，树碑一通，筑神道246.67米。1984年四周筑围墙加以保护，墓园遍植树木，坟丘绿草覆盖。墓前广场命名武灵广场。东汉史学家应劭说武灵王葬在这里，此地命名为灵丘，这就是灵丘县名的由来。^[110][111]

檀台，也称行台。檀台建于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赵肃侯大丧时，赵国国君年幼，暂时迁入陪都信都城，信宫是在原檀台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宫殿，即檀台信宫，简称信宫，是赵国的大朝会所。《太平寰宇记》记载：檀台信宫，为赵国的别都，是大朝诸侯的地方，因此叫信都。《史记》记载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到信都朝拜。^[1]今天的檀台保存有明万历年间的古檀台碑，碑高2.4米，宽0.88米，厚0.38米，上刻三个大字“古邢臺”。碑址位于今河北邢台市桥东顺德路旁的第一幼儿园，即原顺德署。^[112][113]

沙丘宫遗址，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广宗县大平台村南，经两千余年风雨剥蚀，今天的沙丘平台遗址仅存东西长10余米，南北宽5米，高2.5米的夯土层。商王曾在此大兴土木，修筑宫室。到了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在此建造离宫，即沙丘宫，因没有处理好王位继承问题，公子章在此被诛杀，赵武灵王被围困饿死在这里。清代诗人王悃kǔn作诗《探雀宫月》写道“武灵遗恨满沙丘，赵氏英名从此休”，感慨赵武灵王一世威武，却困死沙丘，空留余恨，赵国从此走下坡路了。后来的秦始皇也是死于沙丘，且赵高李斯谋划沙丘政变，谋杀太子扶苏，立胡亥为帝，致秦二世而亡。沙丘平台遗址上及周围有大量砖瓦残片，时代跨越从商周以至隋唐，还曾发掘出西周陶器等完整的器物。^[114]

柏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亦城村。春秋时期为柏人邑，距今已超过2600年历史，战国时期，是赵国仅次于邯郸的第二大城市，至西汉始建柏人县。柏人城遗址为夯土建筑，北临抵水，三面环岗，东城墙长2225米，南城墙1915米，西城墙1451米，北城墙2426米，城墙平均厚度15.1米，城墙西北部残高7.15米，地平面之下有2米，存有木眼和夯土，城墙每0.6米高铺有一层横木，横木间距为30-60厘米不等的木桩，城墙除东、西城墙的南部和南城墙的部分地段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之外，保护完好部分超过一半。总占地面积4平方公里。^[115][116]

柏人城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瓦片、陶片、瓷器碎片、金属器乃至动物骨骼，时代从春秋到汉，包括古代的炊具鬲以及青花瓷片，赵国刀币和刻有铭文“柏人”戈，还有青铜剑、铜镜、铜带钩等，大批秦汉时期的陶片。柏人城遗址现场还发掘出有房屋、窖穴和两口水井。柏人城周围遍布战国和汉代古墓。^[116]

赤桥，又名豫让桥，位于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赤桥村因此桥而得名，该桥由砂石砌筑而成，桥上设勾栏围护，桥下即为晋水。春秋末期，赵襄子杀了智伯后，智伯的家臣豫让誓要为主人报仇，几次行刺赵襄子未果，一次赵襄子狩猎归来比经过此桥，豫让提前潜伏在石桥下，又一次行刺赵襄子未遂，遂自刎，鲜血染红了渠水，百姓感其忠肝义胆、舍生取义，命名此桥为赤桥、豫让桥。赵襄子主政时间在公元前457年到公元前425年之间，此桥历史已超过2400年。明朝万历年《太原府志》又有记述智伯引此渠水灌溉，初名豫让桥，宋太祖凿卧虎山，血流成河，因此得名赤桥。赤桥村的村口修建一座古色门楼，村子中央建有纪念豫让的“豫让祠”，村子里有十余棵视为村宝的古槐树，其中一颗古槐树被命名为“豫让槐”。^[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