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英文名：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ASS），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最早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1]

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王府井翠花胡同成立。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迁至中关村。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划归社科院。1978年，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等8个研究室。1979年，语音研究室主任吴宗济率团参加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当选理事会理事，开启中国语音学界国际交流。2002年，成立“语音与自然话语重点学科”。^{[2][3][4][1][5]}

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实验语音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辞书编纂等语言学科的应用研究。据2025年4月研究所官网资料显示，语言研究所现有工作人员91人，其中在岗正高级研究人员29人，在岗副高级研究人员27人。下设句法语义学研究室、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方言研究室、《中国语文》编辑部、当代语言学研究室、语音研究室、词典编辑室、《新华字典》编辑室、新型辞书编辑室、应用语言学研究室11个机构。^[1]

1924年，刘复（半农）在法国完成实验语音学博士论文《汉语字声实验录》，后改写为《四声实验录》在国内出版，成为中国首部实验语音学论著。1925年，他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建立“语音乐律实验室”，开启中国现代语音学研究。^[2][3][4]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赵元任任语言组组长，建立语音实验室并推动方言调查，1930年创制五度制标调法。罗常培在北大领导“语音乐律实验室”，提出“实验以补听官之缺”，发表《语音学的功用》《音标的派别》等文章，推动国语发音学向现代语音学转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音学研究，为后续机构组建奠定了人才与理论基础，代表学者包括刘复、赵元任、罗常培等。^[2][3][4]

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王府井翠花胡同成立，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由罗常培负责组建，整合原北大文科研究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部分成员及高校学者。初期设三个研究组，其中语音实验小组依托原北大“语音乐律实验室”组建，丁声树任负责人，周殿福参与工作。1953年，现代汉语研究组更名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组”。1956年，研究所迁至中关村，吴宗济加入后推动实验语音学发展。初期设备陈旧，后购置浪纹计、语图仪等仪器，并与医院合作开展X光发音生理研究。1958年，语言所结构调整，由中关村搬到了端王府。词典室也由西单搬到这里，和其他各组室汇合一起办公。同时成立第三组（机器翻译与语音实验），林茂灿、鲍怀翘等加入，开展普通话元音、辅音声学特性研究，完成《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主编，1963年出版）及未公开的五卷本《普通话语音实验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语言所的业务工作停止。^{[2][3][4][1][5]}

1970年春全所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劳动锻炼。1971年夏，因端王府要修建某重要工程，语言所由此搬出。从干校回来后，居无定所，曾在多处地方寄居漂泊。直至1985年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落成之后，语言所才有了固定办公的地方。^[5]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语言所划归社科院，原语音实验小组扩建为语音研究室，吴宗济任主任。1978年，设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音等8个研究室，吕叔湘、吴宗济等担任负责人。实验室设备升级，进口丹麦B.K实时声谱分析器、美国KAY语图仪等，研究走向数字化，开展普通话声韵调声学分析及方言语音研究。^[2][3][4][1]

吴宗济提出共振峰简易计算法、声调“跳板规则”等理论，主编《实验语音学概要》（1989年）；曹剑芬开展吴语浊声母实验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林茂灿通过“音高显示器”研究普通话声调，推动语调理论建设。1979年，吴宗济率团参加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当选理事会理事，开启中国语音学界国际交流；此后多次举办国际会议，如2004年“声调语调问题研讨会”，提升汉语语音学国际影响力。^[2][3][4][1]

2001年现代汉语研究室定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丁声树、吕叔湘、陆志韦等曾任负责人，成果包括《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现代汉语八百词》《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等，奠定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基础。^[2][3][4]

2002年，成立“语音与自然话语重点学科”，依托语音研究室与当代语言学研究室，聚焦自然话语处理中的语音问题。2007年筹建儿童语音实验室，配备脑电仪、眼动仪等设备，拓展儿童语言习得研究。^[2][3][4][1]

2011年，实验室进入社科院创新工程，构建“语音与言语研究开发创新平台”，研究领域扩展至发音生理建模、方言语音类型学、情感语音等交叉方向。^[2][3][4]

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任务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实验语音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辞书编纂等语言学科的应用研究。^[1]

据2025年4月研究所官网资料显示，语言研究所现有工作人员91人，其中在岗正高级研究人员29人，在岗副高级研究人员27人。^[1]

据2025年4月研究所官网资料显示，语言研究所现设：句法语义学研究室（主任刘探宙）、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主任肖晓晖，副主任王志平）、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主任暂缺）、方言研究室（主任谢留文，副主任徐睿渊）、《中国语文》编辑部（主任刘祥柏，副主任陈丽）、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完权，副主任贾媛）、语音研究室（语音与言语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子瑜，副主任殷治纲）、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新华字典》编辑室（主任张定，副主任范文杰）、新型辞书编辑室（副主任张娟）、应用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张永伟）。^[1]

语言研究所职能部门设有：办公室（党办、人事处合署办公，主任董学波，副主任张丽娟）、科研处（处长张骅，副处长周业兵）。^[1]

语言研究所现有院级非实体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主任王锋，副主任杜翔，秘书长张定），所级非实体研究中心“语料库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李爱军，副主任完权、张永伟）。^[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科大讯飞成立联合实验室，参与了国家863项目，开发语音合成系统、建立语音资源库；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项目，推动语音技术与语言认知研究结合。并持续开展国际合作，与瑞典、日本、美国等机构联合研究，主办多届国际学术会议，推动汉语语音学与言语工程接轨。^[2][3][4]

据2025年4月研究所官网资料显示，语言研究所承担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研究项目11个（首席管理张伯江、余新华）：“语音学前沿问题研究”（首席研究员李爱军、熊子瑜）、“汉语语法研究的传承与发展”（首席研究员王灿龙）、“历史句法语义研究（Ⅱ）”（首席研究员李明）、“出土文献与上古汉语研究（Ⅲ）”（首席研究员王志平）、“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Ⅱ）”（首席研究员谢留文）、“《现代汉语词典》专项内容研究”（首席研究员杜翔）、“语文辞书修订研究”（首席研究员王楠）、“大中型语文辞书研究”（首席研究员张定）、“汉语古今演变与历史比较”（首席研究员刘祥柏）、“汉语语料库分析关键技术研究”（首席研究员张永伟）、“大语法与中国自主语言学理论建设”（首席研究员刘探宙）。^[1]

语言研究所主办三家学术期刊：《中国语文》双月刊（1952年创刊，主编王锋，副主编刘祥柏、陈丽）；《方言》季刊（1979年创刊，副主编谢留文）；《当代语言学》双月刊（1961年创刊，前身为《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国外语言学》，2022年1月，改季刊为双月刊，主编完权，副主编贾媛）。另主办学术集刊《历史语言学研究》《语法研究和探索》《上古汉语研究》《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方言语法论丛》和《语言类型学集刊》等。^[1][6]

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语言学会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两家学会的挂靠单位，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秘书处也设在语言研究所。各学会及分会分别负责编辑中国语言学会会刊《中国语言学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刊《中国方言学报》和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会刊《中国语音学报》。词典编辑室和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是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1][6]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计划”，2023年起，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学”（负责人：张伯江、王灿龙）和“历史语言学”（负责人：赵长才）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汉语方言与语言保护”（负责人：谢留文）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语料库语言学”（负责人：张永伟）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特殊学科”。^[1]

语言研究所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的教学与管理工作。语言学系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两个授权专业——汉语言文字学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招收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1]

语言研究所设立汉语言文字学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后流动站，招收国资博士后研究人员和项目博士后研究人员等。^[1]

截至2025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任党委书记为余新华，副书记、副所长为王锋，纪委书记、副所长为李爱军。^[1]

2025年，有网民发布视频称，第 12 版《新华字典》中关于 “累”（第二声）的造句中写道：“孩子小，成了累赘。” 一些网友质疑该例句传递了不良的价值观念，引发热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称，关于《新华字典》组词争议的问题，几年前就讨论过，“《新华字典》本身就是工具书，肯定要收负面词。收了负面词，必然会有搭配频率的问题。”^[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