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

郭璞（276年-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中国晋代学者、文学家、训诂gǔ学家、博物学家、术数家。^{[2][4][8][5][9]}

郭璞出身寒门，其青少年时代在家乡闻喜度过；相传河东有人名郭公，精通卜术，郭璞曾随其学习五行、天文、卜筮shì之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前夕，郭璞为躲避战乱，离乡南迁；途中，创作了《盐池赋》《流寓赋》等作品；后渡江到达宣城，在宣城太守殷祐yòu幕下任参军之职；不久，投奔王导，任王导参军；太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郭璞因进献《南郊赋》被任著作佐郎，后升尚书郎；太昌元年（322年），因母丧去职。守孝未满一年，被王敦召为记室参军。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欲举兵叛乱，郭璞借占卜劝其打消叛乱之心，被王敦杀害；王敦之乱平定后，东晋朝廷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宋徽宗时追封闻喜伯，元顺帝时又追封灵应侯；^[7]因郭璞曾任记室参军，又被赠弘农太守，故世称郭记室、郭弘农。^{[2][10][11][12]}

郭璞一生勤于治学，见诸史料的著述多达数十种，盖有涉猎诗歌、词赋、训诂、神学、易学等诸多领域；史称其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而名重当世，《文心雕龙》誉其诗作“挺拔而俊”“足冠中兴”；治小学、训诂颇得其要，郭氏《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诸般注书多受后世推崇；^[13]治易学、术数声动千年，撰成《易斗图》《易洞林》《周易新林》等著述计有数十卷，后世又往往以“中国神话学研究鼻祖、^[14]堪舆学鼻祖、术数大师、水府仙伯”等尊讳冠之。^[15][16]正史《晋书》赞曰“景纯通秀，夙振宏材；沈研鸟册，洞晓龟枚”；清人李慈铭论称“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郭璞之博奥当居其列，^[17]但同时也间有一些批驳声音。^[2][18][19]今有明人缀补辑佚《郭弘农集》两卷传世。^[6][11]

晋咸宁二年（276年），郭璞出生在河东郡闻喜（今山西闻喜县）的一个下层官僚家庭，父亲郭瑗早年系尚书都令史，后终官建平（今属四川省）太守。郭璞自幼聪慧好学，长期在家乡闻喜一带活动，对古文字、算术历法以及日月运行之学多有志趣。^[2][10]

元康五年（295年）前后，^[20]时年大抵二十岁的郭璞，拜入客居河东的名士郭公门下修习占卜之术，并获得郭公所赠占卜专书《青囊中书》九卷，^[注1]继而由此始精通五行、天文、占卜之术，史称其卜算凶吉、“消灾转祸”的本领远超他人，连京房^[注2]、管辂[lù]^[注3]都不如他。同时，这也为郭璞后来终生从事占卜，赢得东晋皇帝司马睿及各方人士的青睐奠定了基础。^[2][23][10]

西晋惠帝、怀帝之际，河东地区发生骚乱，匈奴族首领刘渊起兵反晋。闻喜离刘渊的大本营平阳（今山西临汾）不远，郭璞预感到家乡将被战乱波及，未保全家计，决定避难到东南去。约永嘉元年（307年），郭璞约集亲友数十家，开始了南迁之路。这时，郭璞大约三十二岁。^[23][24]

郭璞从家乡闻喜出发，取道猗氏（治所在今山西猗氏南二十里），越南山（即中条山）之高岭，抄焦丘（又作焦邱，在今山西省）之小道^[注4]，攀王屋山（今山西阳城、垣曲间），经解池（即盐池，在今山西运城县境内）、河北（在今山西芮城县），渡黄河，过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陟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向东直奔洛阳。^[10][26]在从闻喜到洛阳的途中，郭璞写下了《巫咸山赋》《盐池赋》等作品。^[13]东抵洛阳后^[注5]，郭璞写下《流寓赋》，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从老家闻喜逃难到洛阳的沿途见闻，抒发了自己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10][26]

在洛阳未逗留很久，郭璞又继续向东南进发，几经周折后过江达到宣城（今安徽宣城）^[注6]，在宣城太守殷祐幕下担任参军之职，并以占卜作卦得到殷祐的器重。尔后，殷祐迁任石头都护，郭璞又跟随他来到宣城郡石城（今安徽贵池）。^{[11][24][12][29]}

不久，郭璞离开宣城东下，进抵今江苏南部，定居于暨阳（今江苏江阴）。当时晋元帝司马睿尚以琅琊王的身份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任丹阳太守的王导颇为赏识郭璞的才华，让他担任自己的参军。^[注7][10]王导的目的是想利用郭璞的占卜之术，他不但令郭璞为自己占卜，还让郭璞多次为司马睿占卜。王导的栽培和提携使郭璞如跃龙津，为他后来入朝和升迁打开了大门。^[2][12][11]

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称晋王，建立东晋，并于次年正式称帝。郭璞先是写下《江赋》，歌咏象征华夏文明的长江，维护东晋正统地位。尔后，又参加了晋元帝即位的祭天大典，并进献《南郊赋》，得到晋元帝赏识，被任为著作佐郎。^[2][12][33]约太兴四年（321年），^[注8]郭璞升迁为尚书郎。^[35][36]

入朝以后，郭璞曾多次上疏（如《省刑疏》《因天变上疏》等），针对朝政弊端提出谏议和匡正措施，请求省刑减赋、实行大赦、驱逐奸人等。他的部分建议被晋元帝采纳，如实施大赦和改年号等。^[37][34]在朝期间，郭璞与温峤、庾亮、干宝等都有较深的友谊，也颇为当时的太子司马绍（晋明帝）所赏识。但因他出身低微，性情简易，举止不重威仪，且又往往嗜酒好色，故而始终不得重用。^{[2][11][38][注9]}

永昌元年（322年），郭璞因母亲去世而辞官丁忧，但未及期满便被权臣王敦看中，招揽他出任记室参军；^[2]其时郭璞深知王敦骄横暴虐，且又掌控朝政，故而“不敢辞”，只得勉强赴任。^[34][40]太宁二年（324年），王敦意欲二次举兵谋反之际，拥戴晋明帝司马绍的朝臣温峤、庾亮觉知王敦阴谋后，即令郭璞占卜讨伐王敦的成败，但未能得到正面答复；嗣后二人复又请占卜个人运势，郭璞出于对其讨伐行动的鼓励，遂直言答称“大吉”。^[2][40]

尔后，王敦即将举兵反晋之际，也召郭璞令其占卜战事成败。届时因王敦本就怀疑郭璞劝说温、庾二人兴师讨伐自己，此间又闻郭璞卜其起兵“无成”，不久便会引祸及身而亡的言论，不由地愈加恼怒起来，随即命人将郭璞收监，后被押赴南冈处死，卒年四十九岁。^[2][41]王敦之乱平息后，东晋朝廷追封其为弘农太守；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因算学成就而又被追封闻喜伯；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复又追谥郭璞灵应侯。^[2][7]

郭璞一生勤于笔耕、著述颇丰，^[2]其代表作主要有《毛诗拾遗》一卷、《尔雅》注五卷、^[注10]《尔雅音》八卷、《尔雅图》十卷（早佚）、《方言》注十三卷、《三苍》注三卷、《穆天子传》注六卷、《山海经》注二十三卷、《水经》注三卷、《山海经图赞》注二卷、《周易新林》四卷、《周易新林》九卷、《易洞林》三卷、《易八卦命录斗内图》一卷、《易斗图》一卷、《楚辞》注三卷、《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杂赋注本》三卷、《子虚上林赋》注一卷等数十种。^[43][16]现今传世的亦有诗歌三十一首、词赋十篇、文章数十篇；^[44]传世注书中颇具影响的也有《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数种古籍注本。^{[11][45][44][7]}

《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较早见于《隋书·经籍志》，^[16]至明代便已散佚不传；而后明人张溥编录《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时，又重新将郭璞的著述辑佚成《郭弘农集》两卷。^[47][11]现代学者聂恩彦则在张氏《郭弘农集》的基础上，又参照其他的版本、辑本、类书和有关著作，对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较为详细的校注，撰成了《郭弘农集校注》一书，该书系迄今唯一的《郭弘农集》单行注本。^[48]

《尔雅注》为郭璞所著训诂学名作，共五卷，^[43][注10]是现存最早的汉、晋《尔雅》古注，也是最具影响的注本，被誉为汉、魏以来《尔雅》注释的集大成者。^[9][49][50]该书版本繁多，有元雪窗书院刊本、明景泰马谅刊本、故宫博物院影印宋监本等十余种版本，其中以阮元的 《十三经注疏》本、《四部丛刊》 本较为常见。^[42][51]郭璞在《尔雅》注序文自叙，他认为汉、魏以来的《尔雅》旧注不够完善，便对前代诸家注释详加考证，并参考晋时方言俗语，对《尔雅》作了新的注解。郭璞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后世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法，也为唐代以后的诸多大型本草著作沿用。^[13][9]

《方言注》也是郭璞所作训诂学著述，系现存最早的《方言》（扬雄）一书的注本。全书共十三卷，成书时间不详。郭璞注释《方言》的方法是随文而注，注释内容有注音、解释语义、说明声转、证以方俗通语、引证古文、说明异体字或通假字、解释地名等。《方言》能对后世的方言俗语研究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方言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郭璞所作注释又反映了晋代语言的情况，为后世研究当时的语言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53]是书版本繁多，以南宋庆元六年浔阳太守李孟传刻本最古，明代刻本皆是翻刻的李本。清代戴震又据《永乐大典》录出之本与明本对校，亦称善本。《四库全书》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皆为戴校本。另有卢文弨校本、钱绎校本等。^[54]现在通行的较重要的《方言》郭注本子，有清戴震《方言疏证》、钱绎《方言笺疏》，以及今人周祖谟的《方言校笺》。^[55]

《山海经注》是郭璞全面注释《山海经》之作，也是现存最早的《山海经》注本。^[56]全书共十八卷（一作二十三卷），^[57]凡五万余字，其中经文三万零八百二十五字，注文二万零三百八十三字。郭璞的《山海经注》对《山海经》篇目进行了整理，收入《荒经》以下五篇，使得《山海经》文本最终成型。同时，是书广泛征引典籍记载，博采晋代民间传说，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及古籍资料，成为后世注释《山海经》最早、最权威的蓝本，并入选明修《正统道藏》之道教经典。^{[39][58][59][60]}

《穆天子传注》是郭璞对《穆天子传》的注本，共六卷。^[43]《穆天子传》是西晋太康初年汲郡盗发战国魏襄王墓所得的竹书之一，最初由荀勖、束皙等人奉命对《穆天子传》进行整理。后来，郭璞在荀勖xù整理本的基础上，首次对《穆天子传》作注。郭璞注本有注音、释词、地理考证等等，凡有缺字之处，无论字数多少，均用“□”作为标识，是后世校注《穆天子传》的祖本。^[62]

今存《游仙诗》十四首是郭璞文学成就的突出代表，^{[注11][63][44]}诗中多写求仙者隐居深山的情趣以及得道升天的愿望，歌咏高蹈遗世、蔑视荣华富贵的怀抱。因此，诗题虽作“游仙”，但实则是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借游仙表现自己对时代、社会、人生的体验，抒写自己的人生苦闷与对社会现实的愤懑不满，^[64][65]旨趣大抵与屈原《远游》、阮籍《咏怀诗》相趋同，只不过是玄想的成分略多一些。此外，这些《游仙诗》在诗语、诗情和诗境上独拔时流，跳出了玄言诗的窠kē臼，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生动地描绘了大自然的奇丽景色，意境瑰丽优美，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64][65][66][67]}

《江赋》是郭璞文学成就的又一突出代表，全文见于《文选》第二十一卷，是郭璞到南方后不久所作。这篇赋以长江为主线，由山及水，由古及今，在历史与时空交错中多角度地描绘了长江的气势磅礴、雄浑壮阔。在描绘实景之美时，郭璞还在《江赋》中塑造了一系列水神的形象，为文字增添了浪漫的神话色彩。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评价此文：“郭璞《江赋》，按刻画物色，余最取‘如晨霞孤征’四字，以为可以适独坐而不徒惊四筵也。”^[33]但因郭璞在写作此赋时，应用的古字和僻典比较多，也往往被后世认为有行文艰涩之失。^[2][11]郭璞同时还作有《流寓赋》《南郊赋》《客傲》等多篇辞赋，其或是描写山水景色，或是写“八王之乱”的动荡情景，抑或是咏物、解嘲、写郊祭，内容深广，艺术性亦强，故而南朝梁人刘勰[xié]评其赋称“景纯绮巧，缛rù理有余”，继而得以位居《文心雕龙》“魏晋之赋首”八家之一。^[68][69][70]

郭璞擅长文学创作，所作诗、赋、诔、颂数万言，成就相当可观，史称其“词赋为中兴之冠”，其间又尤以《江赋》《游仙诗》称名。^[2][6]就诗歌而言，在两晋清谈成风的时代，郭璞承继了尚在兴发中的玄言诗风，既吸纳有建安、正始诸家的创作思想，^[73]又将老庄义理和神仙家糅合起来引入其中，^[63]通过假以山水风物的繁复意象和体物入微的细腻笔触，^[74]寄个人忧患时世的丰富情感于诸般游仙隐逸之中，一改既往玄言诗单单言哲释道的出世特点，首开以仙比俗、咏物抒怀的游仙诗新风；^[66][67][75]而后其托物咏怀的诗法又经东晋诗人谢混进一步弘发，最终在推动玄言诗向山水诗衍变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郭璞也由此始得“游仙诗作的集大成者”“企图改变玄言诗体的先行者”等称评，载誉千年。^[2][63][76]近现代学者朱自清也曾发论称评：“后世游仙之作以仙比俗，郭璞是创始人。”^[44][11]

与此同时，郭璞在宗法前人创作艺术的基础上，于诗歌的辞章推衍、意境的幻化塑造亦是多有贡献，其行诗构思奇诡精巧而又兼遣词造句精圆的风格，写景状物往往意境超脱和设想新奇的言诗笔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发展产生有诸多影响，譬如南朝诗人谢灵运、谢惠连、谢朓和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等均曾取法于此，而郭璞所作“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的诗句，更是对李白仙境诗的创作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75][77]

就辞赋而言，郭璞的传世作品现今尚存十一篇，多以《江赋》《客傲》而为世人所称道。其间郭璞在从汉代辞赋中汲取营养的同时，又融入了个人构思奇巧、设想新奇而又体物入微的创作元素，集咏物抒情于一体，继而形成了自身的独特艺术风貌，与魏晋以后的咏物辞赋以及汉大赋皆有不同，继而代表了魏晋以下辞赋文章创作的一股新风尚。^[78][11][68]

郭璞在训诂学同样颇具造诣，他曾耗费数十年注释《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及《楚辞》等古籍，对后代影响极大，是中国古代名气颇大的训诂学家，其注本也成为后世研究相关典籍的重要参考。^[6][13]其中，郭璞所作《尔雅注》《方言注》所透漏出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皆有超越时人的地方，^[79]且它们又和《山海经注》等作品一道作为现存最早的相关典籍注本，既保存了大量的散佚文献古注，又便利了后人对相关典籍的理解，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13][7]

在训诂上，郭璞继承并发扬了汉代的朴学传统，同时吸取汉魏训诂著作的研究成果，于训诂条例、训诂方法及训诂思想等方面多有发明。他运用复音词作注，体现了汉语双音节化的发展趋势；组次连读释义有效地沟通了释词和被释词之间的隔阂；利用今语为古语作释，为后代保留了大量宝贵的语言资料；对音转现象的阐释开启了后代学者因声求义的先河，又发明“反训”“转训”等释义体例，继而为中国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80][81][44]

郭璞作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鼻祖，不仅撰有荟萃众多博物数术与神话传说内容的志怪小说集《玄中记》一卷，^[8]开创了譬如《聊斋志异·竹青》一般人鸟结合神话故事的创作先河，又记男子藏羽毛得妻的故事情节也常被后世民间故事所采纳，概述狐妖“变美女以惑男，变丈夫以诱女”的特性亦被明人罗贯中引入《平妖传》；而且他还是中国史上真正探知《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价值的第一人，其间郭璞基于对古代神话的既有研究，从哲学视角出发既论证了浪漫主义的合理性，又阐发了上述两部上古奇书所记全部神话故事的真实性，使得其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同样具有一定地位。^{[82][14][2][8]}

郭璞生前还曾涉猎易学、术数学、堪舆学等学科门类，同样颇具造诣。郭璞治易早年师从河东名士郭公，得其真传而又悟得《青囊中书》精要，继而在继承前人孟喜、焦延寿、京房等易象数说的基础上，广为吸收前人管辂[lù]治易重术数的创新理念，融会传统易象数说和费直的义理易学、董仲舒阴阳灾异学说、道教的术数学说于一体，最终将日趋式微的易象数学推衍到了一个新的高度。^{[7][2][83][39]}

魏晋时期，郭璞即以应用易象为主行占卜而闻名，在取象运数、据象成辞和阴阳灾异等领域多有创举；他在承继管辂[lù]所发种种术数之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如现行八卦中“兑为虎”等的新物象，进一步丰富了易象数学的诸多内涵，继而为易象数学的传播与发展拓展了空间，由此后世遂有“管郭（辂）之术”一称。譬如在解卦过程中，郭璞即曾将卦象阐释与京房六爻[yáo]纳甲和升降爻的一些路数综合施用，使之显得愈加灵活与灵验；^[83]而在著述《易洞林》时，他又借“青龙、朱雀、勾陈、腾蛇、白虎、玄武”六神及太岁诸煞神、时日旺相等予以推演，又得后世“灵验无比”的称道。^[85]与此同时，郭璞治易还接纳了道家如符篆、祈禳ráng、堪舆等的诸般法术，^[2]吸收了好友干宝所发颇具神学志怪色彩的易学思想，继而为其既重义理又重象数的易学思想形成和推动革新易占方法、完善易占辞以适应现实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15][39][86]

郭璞的易学成就同时也反映在著书立说上，他不仅集各家之学撰成《易洞林》《易斗图》《周易新林》《易八卦命录斗内图》等一系列易学著述，^[16]且在注释《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籍时，又多次巧妙征引古易《归藏》原文予以作注，疏通其文意，丰富其内涵，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这三种书的学术价值，亦使得后世得以籍此窥知《归藏》（亡佚）的些许原貌；^[39]而其假托易占而劝勉帝王宽以刑罚的种种举措，也多被当世掌权者所接纳，相关事迹后被收入《晋书》本传，位列正史。^[2][39][87]

相传，郭璞在堪舆学（风水学）领域同样成就突出，创作了系统性描述堪舆学说理论的著述《葬经》一卷，其中不仅对风水及其重要性作出了论述，同时内中也涉及了诸多相地术法的阐释与介绍，进而为后世堪舆学说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郭璞也因此常被后人称誉为堪舆学的开山鼻祖。^{[88][8][5][7]}

相传，^[注13]东晋温州修筑郡城时，正值郭璞正客寓温州，因而温州城的选址有幸得到了他的指点。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析临海郡温峤岭（今浙江温岭县境内）以南置永嘉郡，郡治原拟设在瓯江北岸永嘉县罗浮一带。但郭璞取了土壤称量后，发现该处土壤质地太轻。于是他渡过瓯江，登上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峰（即今郭公山）。从那里，他看到了几座山峰交错矗立，形状就像北斗七星，而华盖山则像一把锁，封锁住了北斗的口部。于是，郭璞便对当地父老说：“如果我们在山外环绕着山建城，那么这座城市将会迅速繁荣起来，但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战争、水灾和火灾。但如果我们在山上建城，那么敌人就无法入侵，我们可以长久地保持安宁。”于是，温州城便跨山而建，得名“斗城”。^{[94][95][96][97]}

《葬书》是中国古代堪舆学方面的重要著作，最早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旧本题为郭璞所作。该书提出的“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成了后世“风水”学说之所本。但是关于该书是否真的是郭璞所作，历来聚讼纷纭。^[99]《四库全书总目》中便对《葬书》题名郭璞表示质疑，称“葬地之说，莫知所自来”。之后如丁芮朴、余嘉锡等人亦提出异议，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认为《晋书·郭璞传》及隋唐经籍志中均未提及该书，该书当非郭璞所作。^{[100][101][88]}

今人围绕这一问题也多有论述，未有定论。如学者余格格从文献学及相地术内在发展理路入手，论证《葬书》是宋代南方人士托名郭璞所作的伪书，其成书上限不早于北宋《地理新书》成书之时，下限不晚于南宋绍兴年间。^[100]学者袁津琥从文献、音韵考察，指出“《葬书》的最后写定的年代当在晚唐末年或北宋初年”。^[102]而学者连镇标等则认为，该书很可能是郭璞向弟子口述整理而成的，开始秘不外传，因而不为人所知 ，也未见著录。^[103][13]

晋人王隐本《晋书》称评郭璞：“消灾转福，扶厄择胜，时人咸言京管不及。”^[110]

南朝梁人刘勰xié誉称“景纯（字）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挺拔而为俊矣”。^[111][112]

南朝梁人钟嵘也称评郭璞游仙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但单纯就游仙诗体而言，郭璞“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lǎn咏怀，^[注14]非列仙之趣也”，与佛家的宗教信仰和思想体系不甚相合。^[114]

唐修《晋书》立郭璞传道称：“景纯笃志绨缃xiāng，洽闻强记，在异书而毕综，瞻往滞而咸释；情源秀逸，思业高奇；袭文雅于西朝，振辞锋于南夏，为中兴才学之宗矣。夫语怪徵神，伎成则贱，前修贻训，鄙乎兹道。景纯之探策定数，考往知来，迈京管于前图，轶梓窀zhūn于遐篆。而宦微于世，礼薄于时，区区然寄《客傲》以申怀……晚抗忠言，无救王敦之逆；初惭智免，竟毙山宗之谋。仲尼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悲夫！”^[2]

宋人邢昺[bǐng]作《尔雅注疏序》颂扬郭璞注书成就称：“惟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115]

明人张溥则称誉郭璞：“烈士殉义，虽死可生，乱臣贼子不能杀也。”^[116]

明人王世贞品评郭璞诗歌成就称：“其与左思、刘琨堪称晋诗三杰。”^[117]

清人吴汝纶亦为郭璞鸣不平道：“郭景纯文学，在晋为有数人物，风烈尤著，而晋书多载卜筮、小数不经之事，使后世疑为方术之士，此史氏之失。”^[118]

清人李慈铭推崇郭璞称：“就中论之，晋世第一流者，盖二十人尽之矣”，郭璞之博奥当居其列。^[17]

近代文史学家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称评郭璞：“学问渊博，文彩斐然，无论辞斌诗章，俱为一时名手。”^[119]

现代史家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也曾发论品评称：“晋人左思《三都赋》、张华《博物志》都是闻见甚广，取材宏富。不过《三都赋》限于文体，《博物志》多载怪异，总不及郭璞《尔雅注》的广博而切实……郭璞学术属于古文经学派，但也兼今文谶纬之学。《晋书·郭璞传》把他描写成一个术士，是夸大了他谶[chèn]纬之学的一面。”^[120][注15]

现代学者戴建业则其文学成就评称：“永嘉南渡以后郭璞是东晋第一位重要诗人，他不仅是西晋和东晋之间一位过渡性的诗人，也是这时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诗人，‘中兴之冠’的盛誉当之无愧。”^[64]

史有南朝文人江淹（444年-505年），人称江郎，年轻时颇具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多受时人称颂；^[122]传称，一日江淹在冶山（今南京朝天宫）^[123]歇息时，偶然梦见晋人郭璞近身向其索要五色彩笔，江淹闻言便从怀中取出一支五色彩笔还予郭璞；嗣后，江淹及至梦醒即已才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任何的名篇佳作了；此典早期见于南朝钟嵘所辑《诗品》一书，后世常籍此喻称人的才思减退、大不如前。^[114]

相传，扬州别驾从事史顾球的姐姐，^[注16]从十几岁时便一直抱病，是时已经年届五十多岁，遂请郭璞为其占卜病因，结果卜得大过之卦，卦名含义俱不佳；据卦象知悉，顾家祖坟早年有一棵杨树，后因枯死而被顾家先人砍去，伐树之际又恰逢遇一大蛇，继而也被一并斩杀殆尽，继而也由此惊动了游魂，使得龙车显现过其家而远遁，顾球的姐姐便因此而病倒了。嗣后，顾球寻访其先人事迹，卦象果然得验，一如郭璞所占。^[125]

一次郭璞南去，中途前往庐江太守胡孟康家中做客时，偶然看上了他的一位女仆，但又碍于情面不便直言索要，于是郭璞便暗中心生一计，悄悄施法在胡孟康府邸四周撒下三斗红小豆。第二天清晨，胡孟康起床后便觉得似乎有数以千计的红衣人围住了自己的宅院，甚感厌恶，遂请郭璞为其占卜；郭璞见其中计，便趁势应称：此番景象皆因你身边的一位女仆而起，只要你在城东南二十里的集市上把她卖掉，便可除却此患，切记不要讨价。嗣后，胡孟康按嘱很快便将那位女仆卖到了指定地点，而买主则恰恰正是郭璞暗中预先安排好的。^[2][125]

相传，郭璞南迁途中，曾投奔将军赵固，正碰上赵固的一匹良马死了，赵固心里难过，不想接见宾客。郭璞到后，门吏不替他通报。郭璞便说：“我能让马活。”门吏赶快进去报告赵固。赵固快步出来问答：“你能救活我的马吗？”郭璞说：“挑二三十个健壮汉子，每人都带着长竹竿，往东走三十里，遇到山林里的土地庙，就用竹竿拍打，应该会有一个怪物出来，赶快抓回来，马就能活。”赵固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抓到一个象猴子的怪物，带回来。这个怪物看见死马，就对着马鼻子吐气吸气。不久，马就站了起来，奔跑嘶叫，饮食如常，也不再看到先前的那只怪物。赵固很赏识郭璞，给了他很丰厚的资财给养。^[2][126]

郭璞墩，又称“郭璞仙墩”“郭仙墩”，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公园中的环洲岛西端，系由明嘉靖帝朱厚熜下令修建，矗立在玄武湖的地势最高处，乃为一隆起的小山，也即郭璞的衣冠冢。郭璞墩上建有郭璞塑像、郭璞纪念亭、郭璞纪念馆等纪念设施。山上亦曾有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山脚下有拱形角铁门，门上书“浩气长存”额。1992年入选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27][128][129]}

宜昌天然塔地处湖北省宜昌城东南15公里处的长江北岸，相传早年系晋代侨居夷陵（今宜昌）的郭璞主持修建，后经历史沧桑而败落；首次议修始于明末，后因战乱而作罢；二次议修始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其间又经几易其人，直至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方才最终完成重建，即为今貌。^[130]该塔系由砖石建构，塔身整体高45米，八棱七层，塔底刻八大金刚托塔，塔门横题“天然塔”，顶饰铜宝瓶，四面挂铃。^[131][132]现为宜昌市区唯一保存较完好的清代建筑物，1992年入选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2]

郭璞山位于江西省鄱阳县、景德镇市昌江区、乐平市三地交界处，海拔478米。相传郭璞当年郭璞隐居于此，在山的半山腰密林下至今仍有一青石垒砌的石屋遗迹。此山因此而得名，流传至今。^[133]

郭公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西北隅。^[134]相传温州建城之初，郭璞刚好游历温州，他登临西廓山，建议跨山筑城。温州人为纪念郭璞，便将西廓山改为郭公山，并在山下建郭公祠。郭公山面积7.5公顷，海拔17.2米。西麓金沙岭脚直达瓯江边沿，山脚有白莲塘等古迹，此外在郭公山临江处还建有富览亭；2008年元月，温州市政府还在郭公山南边的小广场上树立一座郭璞雕塑，该雕塑重约15吨、高4米，基座约8吨、高1.3米。^{[135][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