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北宋文学家，世称“南丰先生”，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1][2]

曾巩少有文名，为欧阳修所赏识，王安石尝与之交游。宋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初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官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出通判越州，历知齐、襄、洪、福等州。嘉祐yòu四年（1059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嘉祐五年（1060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校理古籍，并撰写大量序文。熙宁五年（1073年）后，相继在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地任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深受群众拥戴。^[1][2]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赴沧州途径京都，受到神宗召见和赏识，判三班院。后迁史馆修撰，典修五朝国史，管勾编修院。擢zhuó中书舍人。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病卒于江宁府（今南京）。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追谥为“文定”，人称“曾文定公”。^[3][5][1]

曾巩任地方官时，注意除民害，平冤狱，治疫救灾。任职史馆，曾整理《战国策》《说苑》，并校定南齐、梁、陈三书。散文含蓄典重，雍容平易，亦能诗。曾巩的文集，流传下来的只有《元丰类稿》五十卷，加收二卷《集外文》，更名《曾巩集》。他的作品中，古文共700余篇；其中一部分是制、诰gào类公文，还有400余篇议、论、书、序、表、记、疏、札子、碑志等文字，被后世古文家奉为学习的典范。^[3][1][6][2]

曾巩在文学上造诣很深。他主张“法以适变，道以立本”“文以明道，文道并重”，反对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深得欧阳修赏识，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其政论、策论、奏章、序、书、记、传、表等都各有特色，大都能切中时弊，剖析深微，名人提出的办法大多切实可行。王安石认为：“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朱熹特别推崇曾巩，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7][8]

曾巩，字子固，出生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其祖父曾致尧是进士出身。其父曾易占考中进士后，便赴越州为官。景佑元年（1034年），其父被人诬陷，就此失官。曾巩从小就接受家庭中儒学的熏陶，聪明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十二岁时，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词很是气魄。十六、七岁时，已诵读六经，立志成为优秀的古文家。^[1][9]

曾巩到了二十岁，名扬四方。景祐三年（1036年），曾巩赴京应举不第，结识了来京游玩的王安石，二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庆历元年（1041年），曾巩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篇，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从此文名渐盛。第二年，曾巩再次落榜而归，欧阳修写《送曾巩秀才序》，激励他增长自己的学识并坚持自己的操守。^[1][9]

曾巩落榜归乡，家境生活十分穷困。其父因受人诬陷被罢官，赋闲在家；全家人没有田地耕种，没有房屋居住。庆历七年（1047年），其父受诏前往京师，有望起用，不料在途中卒于南京。曾巩一人在旁边侍奉，幸亏得到杜衍的资助，为父送葬，入土为安。之后曾巩在南源（今南丰沙岗的南源村）置办田地，奉养继母、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尽管生活贫困艰难，曾巩仍发愤读书、刻苦磨砺。在此期间，他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等人，多次上书欧阳修、蔡襄，表达对朝政国事的看法。^[1][9]

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任主考官，革除科举积弊，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等一门六人俱中进士。曾巩进入仕途，初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1060年），召为馆阁校堪、集贤校理，编纂zuǎn秘阁古籍。熙宁初年（1068年），改任英宗实录检讨官。在将近十年的馆阁生涯中，他对古籍整理做出不少贡献。^[1][9]

熙宁二年（1069年），曾巩出任越州通判，遇上重大饥荒。他提前采取措施，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集够十五万石，将这些粮食比平常稍高的价格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买到粮食，而且人人有余。曾巩又命官府借给农民种子播种，并延缓偿还赋税。^[1][9]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任齐州知州。主掌齐州间，曾巩不畏强暴。当时齐州曲堤有户周姓人家是名门望族，周家子弟周高依仗家势在乡中为非作歹，打骂戕qiāng害平民，曾巩将周高拿下，处以刑罚；又设计派人铲除章邱的“霸王社”，抓捕流放了其中的31人，又组织村民结成保伍，联合巡查剩余盗寇，凡有盗贼出现就击鼓传递消息，相互声援形成合围。从此齐州太平无事。^[1][6][2]熙宁六年（1073年），曾巩移守襄州知州，在襄州开释无辜的囚徒。熙宁九年（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适逢江西当年瘟疫大流行，曾巩命令各县镇都储存药物以备需求，让百姓暂住官舍，供给饮食衣被等物品，分派医生前去治病，控制瘟疫的蔓延。^[2][6]

曾巩负有才名，长期在各地任地方官，世上不少人认为他命运不济，时运不佳。这一时期，朝廷的一批晚生后辈出人头地，曾巩对此看得很淡泊。他对王安石的新法有异议，但对其合理部分能认真执行、灵活掌握，推行水利、免疫、青苗、保甲等法收到很大的实效。^[1][6][2]

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赴沧州途径京都，受到神宗召见和赏识，留京任三班院供事、史馆修撰，典五朝史事，后擢拜中书舍人。元丰五年（1082年），曾巩患病，又逢母亲去世，便离职。第二年，曾巩卧病在床，当时再次罢相退居钟山的王安石常去探望他。^[10][1]

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追谥为“文定”，尊称为曾文定公，世称南丰先生。^[10][1]

熙宁二年（1069年），曾巩受命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通判。通过实地考察民情，禁止官场横征暴敛，免除赋税征收。当时越州暴发饥荒，灾情严重，他安排人广贴告示，征集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将粮食以往常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附近的饥民都能购买粮食。同时，他还筹集五万钱，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通过这两项措施的施行，越州百姓平稳度过灾年，也没有耽误农事。^[9][7][11]

熙宁四年（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市）知州。他勤政务实，凡事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齐州需要调丁2万，按注册户口计算，当三丁抽一。但当他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马上决定开展深入细致的普查工作，重新调查户籍情况，最后发现九丁抽一就能满足征丁之需，就按这样执行。曾巩这一务实的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之家，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了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西湖（今大明湖）。^[8][7][12]

曾巩当时任职的齐州，此处豪强地霸横行。他决定打击豪强，树立威信。济阳曲堤镇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因周家依附权贵，与地方官沆瀣xiè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派人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豪强聚成一伙，号称“霸王社”，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对三十一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五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严苛的治理，齐州犯罪率明显下降，人民安居乐业。^[13][7][14]

熙宁九年（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qián辖。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调配救灾物资，命令各县、镇、亭传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政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以及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又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2][11][12]

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数万人的吃喝拉撒，加上连拿带抢，对于这个协调工作，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科学安排吃住，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许多城乡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大军曾经路过本地。^[6][11][14]

熙宁十年（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他在任上提出“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租金来发放补助。福州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蔬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销售到菜市场，州官们单单是这笔菜钱每年就能增收三四十万钱。不过，官府的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菜农们的菜卖不动，收入陡减，伤农很深。曾巩立刻取消这个菜园子，保障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不已。^[11][2][6]

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有捐助寺庙的传统，除了国家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之类，寺庙因此成为比政府更加富裕的地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曾巩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这些“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到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从而真正堵住了后门，打击了腐败，福州从此风清气正。^[12][2][14]

曾巩的佛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即对佛学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首先，曾巩阐明了如何融合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他将佛学看成服务儒学的工具。^[15]青年时期，曾巩以儒学作为指导方针，认为佛学着眼点过于狭隘，不能指导所有事情。有说佛法能改变人的祸福，就是问圣人也没有这么回事，以此给国计民生带来很大的危害。曾巩所处的年代，朝廷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百姓生活的负担加重。在这种背景下，至于佛塔，人们虽然如此耗费，都置之不理，反倾府空藏而放弃与他。这是世人在儒学之外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曾巩认为根本行不通。^[15]

曾巩中榜后获得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增添了对于所执理念的信心，开始对佛学进行真正的理性认知。曾巩出任通判越州后，巧妙地处理了为官和生活上的矛盾，从多角度审视世道，对佛学的认知也越发的理性。曾巩将佛学的“淡泊无累”融入个人的生活当中，借鉴僧侣们善于经营的优势。如曾巩对越州鉴湖的治理。曾巩采取了怀柔与打压并施的政策， 最后成功地镇压了反叛，就是他擅于经营的典范。^[15]

曾巩写有《筠州学记》和《宜黄县县学记》，他认为，春秋时期的教育最有成就，汉代其次，宋代的教育问题最大。^[16]春秋时期的读书人，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他们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到了宋代，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他们不论处在贫富、贵贱的地位，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心意就少，而苟且相合求得的行为就多。这习俗教化的美德，之所以赶不上汉代，主要是选拔官员的制度的差异造成的。汉代由于有考察科举的制度，士人都开始自我督促学习，科考凭借文章好坏来录取人才，士人就只重视文章写作，而不重视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了。^[16]

曾巩赞美周代的教育。从人的成长、人的个性发展来看，周代的贵族有很高的文化修葬。曾巩在《徐孺子祠堂记》指出，汉代儒者汉元兴以后，政令出自宦官之手，小人依仗权势，滥行赏罚，为非作歹；中等才德之人徘徊观望，无所适从。然而在位的公卿大夫，不少是才能杰出的豪俊之士，他们同心同德，坚守正道，敢于直言，毫不委曲求全。虽然壮志未酬，却忠心有余。他对汉儒是正面的评价。^[16]到了宋代，因科举制度大行，皇权通过公开考试来招募所需要的人才。科举考试最后是殿试，由帝王决定哪些人能够录取。这一时期，世家大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考试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知识分子的抗争精神已经弱化。^[16]

曾巩对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描述，认为社会应该重视教育，让受教育者具有历史主动精神。^[16]

曾巩以“经术”为根底而又主张“有因有革”的政治社会思想。他以儒家为主，偏于温和。严格维护原始儒学的正宗性和纯洁性，绝不浸染当时士大夫推崇的佛老思想；但又主张通变，具有密切关注现实的实践性性格，因此形成切实严密的政论风格。曾巩指出古代的圣人，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没有不是从学习开始而取得成功的。而傅说、周公辅助他们的君王，没有不用学习来勉励他们的。他认为君王需要接受教育，需要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接受各种人士的教诲。^[17]在《唐论》中，他评论历代君王的功过，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取得成就，就在于他有志向、任用贤才从而取得成效。在《战国策目录序》指出儒家之“道”是治国的根本准则，政治上的“法”则可以因时而异。曾巩认为战国游士不遵循儒家之“道”，言行诈伪、襦诳，结果身亡国灭。既要禁止邪说，但不必销毁《战国策》，因为它记载了二百四五十年间的历史。在《宜黄县县学记》中通过古代办学及其成绩和后代废学及其恶果的对比，论述了兴办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文章对宜黄县立学的称赞和期望，反映了“正心修身为国家”的观点。^[18][19][20]

曾巩认为对思想有误的书籍，不应该简单地加以禁止，而是需要让人们了解其思想的错误。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提出，对待邪说的办法不是废弃它，而是将邪说向天下说明，让天下人认识这些邪说不能信从。他认为这是废弃、禁绝邪说的最好的办法。曾巩列举《孟子·许行篇》，先是把对方的观点列出来，然后再加以批驳。这样做的结果，更能让人认识到许行观点的错误。人们若不知道这些错误的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正确的思想理论。^[21]

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文中表明当面接受老师教诲的重要性。^[注1]其中“熏蒸渐渍”是一个重要的受教育的过程，有难于替代的意义。说明读书尽管非常重要，但读书不能替代老师对学生的当面指导。与老师直接的、密切的接触，对学生的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2]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两万多册；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曾巩被朝廷召编校史馆书籍，期间写有《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陈书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等。经他校勘的书籍有《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21]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曾巩文章首次结集印行，尚书郎王震为之序。议论性散文代表作《唐论》，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体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诗中代表如绝句《西楼》《城南》《迫租》《咏柳》。《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被誉为书简范文。^[3][5]

曾巩作品中分量最大的是古文，共700余篇。其中有一部分是制、诰类公文，还有400余篇议、论、书、序、表、记、疏、札子、碑志等文字。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加收二卷《集外文》，更名《曾巩集》；《续元丰类稿》 四十卷、《外集》十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本世纪初，海外所存《永乐大典》残卷中新发现了一些曾巩诗文。他的作品被后世古文家奉为学习的典范。^[3][5]

曾巩早期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以“儒学之道”来治理国家的理想。他在《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中提及“凡事都因循泥古，而不考虑古今之变迁，结果就是用力多而收效微。”与圣人之道的论述相较，使散文创作更加趋于实用。其次，佛学促使曾巩减少了散文创作中纯理论性的卫道色彩。如《新序目录序》中言明“先王之道”阐述了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15]

曾巩秉持“蓄道德而能文章”的创作观，故欧阳修称其“为文知道理”，剖析文与道合的主旨。理学家认为文章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曾巩简洁平易的行文被阐释为有利的说理前提。桐城派认为曾巩的文章尤其体现了文统、道统和治统的三者合一，并总结出“义法” 和“雅洁”两个维度推崇曾文。桐城派对曾文之“道”的阐释为曾巩又赋予更浓重的理学家色彩，有关其法语桐城派言简意赅gāi的为文之道呼应。^[23][24]

曾巩行文力求“绝去刀尺，浑然天质”，其文平易的语言、新奇的构思，是针对北宋文风而作。北宋经过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对文章之通晓明易尤为看重。^[24]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治学严谨，力求让学习的人有所收获，进行深度思考，明白文中的意义。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非同一般。如《唐论》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流畅，节奏舒缓。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有情致，论理切题生动。如《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深刻有力，通情达理。其中《寄欧阳舍人书》《上福州执政书》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严谨。后代古文学家概括曾巩散文总的特点是端整、厚实、平正、谨严，来得“柔婉”。其艺术特点主要是：第一，因事作论，征古引经；第二，藏锋不露，婉曲达意；第三，叙事周密，翔实明白；第四，构思人微，精于布置。^[25][16]

曾巩诗初学李白，故有恣肆纵横之笔。尤其是其早年的《雪咏》《初冬道中》等皆雄奇峻逸。曾巩诗中具有雄放一脉的文学价值。何乔新认为曾巩诗歌具有时代价值，指出在诗道陵夷之后 ， 认为曾巩力黜媚糜之风，曾诗是时人回归风雅之境的桥梁。李东阳亦指出曾巩文名太盛，诗为文掩。方回指出曾巩平实清健之诗为纠正晚唐体做出了贡献。^[26]曾巩创作的《僧正倚大师庵居》诗中塑造的都是脱离尘世的形象，体现了曾巩对自己恬淡生活的刻绘。^[23][24]在《北渚亭雨中》中呈现出他有意改变诗歌怨刺的内容，这些怨刺都指向了尘世的繁杂，与前期怀抱不能实现的怨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此更加促使其后期的诗歌呈现出平淡的基调。^[15]

曾巩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的引领者和实践者，对后世影响深远。^[16][24]

曾巩散文的写作艺术“实用达意、平正温雅”。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文以明道”。其文风则源于六经，与欧阳修一脉相承，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章法严谨，长于说理。在中国古代散文的价值体系中，提供了一种严谨平实的散文风范。^[19][27]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流传至今的诗有400余首。他的诗淳朴自然、含义深刻、格调超逸，其风格和他的散文及其接近。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最为知名，精深、工密，很有风致。^[28]

曾巩的作品语辞形象、精炼，句式散韵相间，极富变化，为宋文树立了典范。南宋朱熹对曾巩的推崇和学习，促进了理学与文学的融合。^[16][24]曾巩的文章和品德成为文人学习和修省的标准，儒风得以传承。元人将曾巩尊为硕儒，认为欧阳修、曾巩等人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16][24]当时桐城派对曾文全面研习，扩大了曾文的传播，成为文论家的评判标准。曾巩“典雅醇厚、中于法度”的文学创作观，被清统治者从严于纪纲的政治角度阐明。到了近代，因“桐城中兴”和新文化运动，世人对曾巩的认知和评判出现逆转。此后，又因其“文学家”和“理学家”身份的双重性，作品文体与内容的局限性和审美的时代性多重作用，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名声渐微。^[16][24]

宋神宗赵顼手诏：“曾巩以文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说他是以文学著称的士大夫，应当掌管五朝史事。^[3]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评说：“我最初见到曾巩时，他的文章就是这样。如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我欧阳修门下学生不少，唯独曾巩是我的骄傲！^[29]

北宋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评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30]

北宋文学家苏轼称，欧阳修门下弟子不少，能称之为贤的基本没有，只有曾巩一朵孤芳，超凡脱群。^[31]

北宋学者王震云评说：“南丰先生因为文章写的好，名气超过了天下人。”^[26]

南宋理学家朱熹盛赞曾巩的文章是韩愈、孟郊以来的第一人，对于曾巩的学记，他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32]

《宋史》本传记载：“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yū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认为三者文学成就不相颉颃háng，皆为对宋文论的继承。^[23][24]

宋末元初诗人、评论家刘埙称“欧、曾、王、苏四家，为宋文宗”，四家之中，他认为欧、苏精于君道、国政之论，然于理学则远不及曾巩，因为曾巩对理学有开拓申发之功，故将曾巩列于众家之首 。^[23][24]

清朝大臣，理学家张伯行评说：曾巩的文章内容和形式全面结合，雄浑博厚，古色苍然，显示出他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古文家的艺术功力。^[33][34]

清代知名学者、书法家何焯认为，曾巩之诗有与王维 、孟浩然和苏轼等人相同的水平。^[23]

清初散文家储欣评说： “文章经学古雅美盛，是曾巩的本色。”^[35]

中国现代学者、作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说：就‘八家’而论，曾巩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36]

宋代文学研究学者王水照评说：“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26]

曾巩文化园位于江西省南丰县琴城镇环城南路，总占地面积746亩，采用古园林风格设计，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包括曾氏大宗祠、曾氏名人雕塑园、五十一进士堂、荣亲园、曾公庙、曾氏文化长廊、秋雨名家楼、醒心亭、民俗文化村等景点，是该县的地标性建筑 ，也是集纪念先贤、民俗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和爱国教育为一体的文化休闲场所 。2021年5月，曾巩文化园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37][38]

曾巩纪念馆位于曾巩文化园内，是江西十大历史名人纪念馆之一，是一座集纪念、研究、游览、休闲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馆。总建筑面积5700平方米，一、二两楼共陈展面积5000平方米，展线360余米。整个纪念馆依山而建，步入景区，目之所及的是“唐宋八大家”的雕塑，在旁边有一方形水池，相传为曾巩小时候读书清洗笔砚的地方，壁上还有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提“墨池”两字。^[37][38]

曾巩祠坐落在洽湾镇桃源村，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该祠始建于宋天佑年间，曾毁于战祸，明中叶时重修。大清康乾盛世时，清王朝为推崇儒家思想，弘扬历史名贤风范，由朝廷投资，曾氏后裔协办，进行大规模扩建。后又损毁，现重修一新。^[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