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

《陈书》，为唐代姚思廉奉诏编撰的一本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录了南北朝时期陈朝三十三年的史事，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小的一部正史。^[1][2]

唐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编修梁、陈两朝史书，他以其父姚察耗时数年编撰的遗稿为基础，于唐贞观十年（636年）编成《陈史》。^[3]《陈书》全书共三十六卷，记事从永定元年（577年）起^[注1]，到祯明三年（589年）为止。有本纪六卷，分别为分别为《高祖本纪》上下两卷、《世祖本纪》一卷、《废帝本纪》一卷、《宣帝本纪》一卷、《后主本纪》一卷，记载了陈朝五个皇帝的史事，其中《高祖本纪》和《世祖本纪》后面论赞题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为姚思廉父亲姚察所著，还有列传三十卷，包括《皇后传》一卷、大臣列传二十二卷、诸王列传三卷，宗室列传一卷，另有儒林、文学、孝行三卷类传，其中记载皇室诸王的篇幅较多。郑国公魏征为本书监修，《后主本纪》^[5]和《皇后列传》篇末有其所作论赞。^[1][6][7]

《陈书》的成书还参考了陈朝史官顾野王、傅縡、赵齐旦、陆琼等人的著作^[8]。《陈书》语言简洁朴实，开唐中叶韩愈古文运动之先河，在人物刻画和战争描写方面有一定特色，具有较强文学性。^[9]但其叙事比较简略，其内容也侧重于记载皇族事迹，其中有关封爵、册立、谱系的罗列繁冗陈杂，同时还存在曲笔过多的现象。《陈书》将王朝兴衰归于“天命”，用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总结人物得失，体现“宿命论”和崇佛思想，对于孝行大加赞扬，但颇多神鬼怪异之说，同时《陈书》中还体现门阀士族观。^[10][11]《陈书》尽管有不足之处，但它为现存记录陈朝历史最为全面的一部史书，保留下来不少陈朝原始资料，是研究陈朝历史的基本材料。^[3][1]

《陈书》的编撰者，虽题名为姚思廉，但实际上是姚思廉在其父姚察遗稿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曾先后仕官于梁、陈、隋三朝，都参与了史书的修撰工作，对梁、陈两朝的历史也较为熟悉。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他受命编撰梁、陈两朝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他去世时只完成了一部分。^[5]

姚思廉（？-637年），字简之^[注2]，他与其父经历颇为类似，曾在陈、隋、唐三朝为官，唐太宗曾将其列为“十八学士”之一。姚察死后为了完成他未竟的遗志，姚思廉上书隋炀帝请求继续修史，但还未修完隋朝便灭亡了。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接受大臣令狐德棻的建议，编修魏、周隋、齐、梁、陈六朝史书。次年十二月，正式下诏编撰六朝史，由史臣窦进、欧阳询、姚思廉三人编撰陈史^[10]，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尚未完全统一全国，社会不太稳定，再加上有些编撰者调任或死去，此次修史工作未能完成。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开始偃武修文，并且他深知史学的重要性，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下诏重启六代史的修撰工作，除《宋书》不需重修外，其余五史全部续修，由姚思廉负责撰修梁、陈两朝历史，秘书监魏征为监修。姚思廉参考其父遗稿，再加上一些陈朝史官所著史书，如陆琼所著《陈书》四十二卷，赵齐旦所撰《陈王业历》一卷，顾野王、傅縡各自所著《陈书》三卷等，其余还有一些起居注、职官、仪注类的撰述^[8]，历时7年于贞观十年（636年）他完成了《梁书》和《陈书》的编撰，从姚察撰史开始算起，《陈书》的撰写历经陈、隋、唐三朝，前后共花费数十年时间。^{[5][1][3][12]}

《陈书》全书共三十六卷，分为本纪六卷和列传三十卷。它详细记载了陈朝政治军事方面的史事，还保存了一些哲学史、宗教史、民族关系、江南风俗等资料，是研究陈朝历史的基本材料。^[7][13]

本纪六卷分别为《高祖本纪》上下两卷、《世祖本纪》一卷、《废帝本纪》一卷、《宣帝本纪》一卷、《后主本纪》一卷，记载了陈朝五个皇帝的史事，其中《高祖本纪》和《世祖本纪》篇末论赞均标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这两卷为姚察所著，《后主本纪》末尾有魏征论赞，概括而全面的论述了各个帝王的才能优劣与政治得失。^[5][1][7]

列传三十卷包括《皇后传》一卷、大臣列传二十二卷、诸王列传三卷，宗室列传一卷，另有儒林、文学、孝行三卷类传。《皇后传》记载了五位皇后，最后为后主贵妃张丽华传，在此传末尾，有魏征的一篇论赞，表明了陈后主因宠爱张丽华而亡国的观点。列传三十卷中，很大篇幅记载了宗室、诸王的事情，其中大多为有关封爵领地的内容。姚思廉为其父所作《姚察传》长达三千多字，其中不乏溢美之词。《徐陵传》为列传中最长的一卷，大篇幅记载了徐陵与他人往来的信件。《傅縡zài传》中描述了当时佛教在陈朝的情况。^[1][6][14]

由于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很多人物都曾仕官数朝，《陈书》的记事不仅仅局限于陈武帝陈霸先建国的永定元年（577年），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之时的祯明三年（589年），如《高祖本纪》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载了陈霸先在梁朝末年的事迹，列传部分如杜僧明为陈霸先的部下，在陈霸先建国前已逝世，但为陈朝建国也被列入《陈书》之中。故《二十五史导读辞典》认为《陈书》的记事实际应起于梁朝末年。^[4]

《陈书》的列传从内容上可分为类传^[注3]、合传^[注4]、专传^[注5]、附传^[注6]，《陈书》中类传为《皇后》《宗室》《孝行》《文学》《儒林》，合传为文武大臣的传记，《徐陵传》为《陈书》唯一专传，《徐陵传》后便附有其子与其弟的附传。对于合传的人物分类，《陈书》是将参考其人物属性，如陈朝开国功臣、陈朝叛将、陈朝昏庸诸王等，但《四库全书总目》也对此提出过异议，认为《陈书》将姚察和江总分为一类不妥。去掉唯一专传，《陈书》列传编排顺序为类传、合传的反复轮换。《陈书》没有“志”，作为一本纪传体断代史，它缺乏了对陈朝典章制度的记录。^[15]

《陈书》全文用散文写就，抛弃了以骈文写史的作法（书中魏征所作论赞仍为骈文所作），其语言显得简练朴实。另外《陈书》对于北朝政权一律称国号，并未像其他南北朝史书以“岛夷”“索虏”互称。《陈书》本纪中关于陈朝受命的各种文诰gào的记载很多，对于诸帝的丑行大多避而不谈，或采用纪传互见的方法在列传部分有所提及^[15]，再加上姚氏父子都曾仕官于陈朝，对陈朝当权者也有美化、神话的现象，使得《陈书》中曲笔较多。^[3][15]

《陈书》中史论部分的写法大体有三种，其一为高度概括人物特点，对其一生作简短结论，其二总结其成功得失经验，其三补充记传部分未列的史实。《陈书》传记部分的撰写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叙述此人历官的次序，再记重要史实，文末则载饰终之典，为死者颂扬一番，这样的行文方式千篇一律，显得十分冗繁^[16]，现代学者罗新、叶炜通过对比《黄法氍qú墓志》与《陈书·黄法氍传》，认为《陈书》这种套路化写法，对于追溯早期的史源文本形态与修史运作机制早期有一定价值。^[8][15][17]

《陈书》中认为王朝的兴衰和帝王将相的成败都是“天命”的安排，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在记人记事时也颇多奇异鬼怪之说；另外因为作者的崇佛思想，《陈书》中对于佛事的记载尤为详细，并用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来总结历史人物得失。《陈书》大肆宣扬孝悌，为此专门著有《孝行传》为由孝行之人立传，同时对于无视孝悌之人大加批判。《陈书》对于皇室诸王的记载过于详细，加上和帝王本纪、皇后列传，皇族记载几乎占全书篇幅近三分之一，使《陈书》几乎成为陈氏皇族家谱，《徐陵传》中载当时以门胄大小来铨quán选官吏，《高祖本纪》给陈霸先编造的名门大族世系等，这些体现了《陈书》的门阀观念。^[10][11]

《陈书》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梁朝至唐初时期骈体文风最盛行的时候，以散文来叙事、写人、评议，开创了古文先河，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此后韩愈古文运动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陈书》叙事简严，文笔洗炼，体现出深厚的文学功底，其中描述发生在交州、冶城、莫府山、兽槛洲、秦郡诸地的战争时，就用不长的篇幅刻画了生动的战争场面。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陈书》也有独到之处，如《陈书》卷21和卷34中就分别用两个小故事，揭示出孔奂和阴铿的人物个性，《陈书》卷26则用个性化的语言传达了徐陵能言善辩的人物特征。^[9]

陈书是现存记录陈朝历史最为全面的一部史书。因陈朝统治时间不长，文献资料有限，留存到后世的更少^[注7]，姚氏父子长期仕官陈朝，且长期从事史书编撰，在《陈书》中保留下来不少陈朝原始资料，如各类公文诏书的收录，展现了陈王朝内部的政治结构、行政运作、军事制度、文武关系等诸多特色，也为后世了解南北朝末期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地理交通、阶层变化、族群互动、地域观念、区域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17]。《陈书》的大臣列传和诸王列传对研究陈朝军事、政治方面有重要价值，其《孝行传》对研究陈朝的社会伦理道德有一定参考价值。《陈书》以相当比例篇幅为三十位儒家学者、文士、史家立传^[18]，反映了陈朝的学术文化如儒学、史学、文学，在当时社会中占重要地位^[17]，它除了介绍学者的学术成就，还尽可能详载其著述的名称、卷数、内容以及是否行世等^[8]，是研究这些著作的参考资料，如《陈书》中的《文学·何之元传》载有何之元所撰《梁典》一书，《梁典》今已不存，后人可通过《陈书》的记载了解此书体裁、体例和内容。^[3][19][17]

《陈书》开创了中国中古时期史书文风的变革，南北朝时期之前的史学著作大多文风朴实如《史记》《汉书》等，南北朝时期骈体文盛行，注重辞藻，强调音律，也影响了史学著作的文风，如《宋书》《南齐书》的史论都多用骈体文，这种文风忽略了思想内容的表现，也不利于史实客观的表达。散文或古文的倡导，以唐中叶和北宋时期为主，在唐初成书的《陈书》就用散文写就，是中国史学著作撰写文风的重要转折。^[3][8][20]

《陈书》记录了陈朝从兴盛至衰亡全过程，以生动的史料揭示其兴衰的原因，对于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史鉴意义。^[3]

《陈书》问世后，就深藏唐朝皇室秘府之中，流传的数量很少。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对《陈书》等南朝四书增删修订后，作《南史》一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对《陈书》编撰经过史料来源及流传情况作了详细叙述，但未对《陈书》作任何评价。至宋代，对《陈书》的研究与评价仅限于少数学者中，且因岁月侵蚀其流传也不广泛，《陈书》已有亡佚。北宋嘉佑六年，宋朝朝廷命学者曾巩对馆藏《陈书》进行校定。宋徽宗政和年间《陈书》被颁发给学宫，但民间传播不多。至南宋年间，因为战乱导致南北朝史书几乎失传，当时四川未经历战火，时任四川漕井宪孟收集当年颁发给四川学宫的《陈书》，对其进行补缀后在眉山刊行，即后世所传“眉山七史”，《陈书》为其中之一。此次刊行后，《陈书》研习者依然不多，少数学者在其著作中有多提及，思想家叶适在其《习学记言序目》中对《陈书》做了不少评论。《陈书》在宋代虽流传不广，但宋人将其列为“十七史”之一。^[3][21]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对于《陈书》的研究逐步深入，有对其进行考证质疑的，如清代牛运震《空山堂十七史论》等，也有对其进行增补整理的，如清代万斯同为陈书所作补表《陈诸王世表》《将相大臣年表》等，清侯康、汤洽分别为陈书所作补志《补陈书艺文志》。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对《陈书》的研究最为深入，是后人研究《陈书》的重要参考资料。^[21]

近现代对《陈书》的研究更为多元化，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对《陈书》修撰过程、史料来源、断限等问题进行了考辨，出版家张元济作《校史随笔》对《陈书》进行校勘，考古学家罗振玉的《陈书斛hú议》则对《陈书》进行了评议，历史学家谭其骧对《陈书》作了补志《补陈疆域志》^[22]，台湾学者林礽réng干先后撰写了《陈书本纪校注》《陈书异文考证》，此二书对《陈书》进行考订注释，校对异文。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也在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中，讨论了《陈书》以及陈史的相关问题，如当代史学家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试评＜陈书＞的价值、特点与研究》等。同时还有研习《陈书》的工具书的出版，如《廿niàn四史传目引得》《二十五史人名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南朝五史人名索引》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还有一些论文或有关著作就《陈书》文章学与语言学方面进行了研究。^[3][21][23]

学者张元济在《百衲本南北七史》跋语中，“南北七史”最早版本为南宋眉山刻本，即“眉山七史”，又称“宋蜀大字本”。日本学者尾崎康根据王国维、赵万里、长泽规矩也、潘美月、阿部隆一等学者的研究，认为存世的“南北七史”并非眉山刻本，而是南宋前期浙刊本，日本学者尾崎康完善了王国维的观点。^[24][25]

中山大学景蜀慧教授在主持点校本《陈书》修订工作中，对《陈书》版本做了考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十六叶“残宋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陈书》写本。其余传世的宋本《陈书》，均为南宋刻本后经元明递修的版本，其中经过元代补修的称为宋元递修本，此种全本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称“静嘉堂本”，还有三种宋刻宋元递修本残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递修到明初的版本的称宋元明初递修本，此种全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本”。经过明嘉靖前后的补刊的，尤其经过嘉靖年间补版的，称为“三朝本”，“三朝本”中所存留的宋代补版叶非常少，基本为明初补版叶和嘉靖年间补刊叶，“三朝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处。^[17][25][26]

明朝时期南京、北京国子监分别刊印了《陈书》，有嘉靖九年（1530年）南监本《陈书》三十六卷，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北监本。崇祯四年（1631年），琴川毛氏刊印了汲古阁本《陈书》。清代官修本为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本，后又有光绪中同文书局、五洲同文书局、竹简斋根据此本影印本，图书排印局、史学斋石印本也辑录有《陈书》，同治十一年（1872年），金陵书局根据汲古阁本刊印了《陈书》，称金陵书局本。1933年，学者张元济根据日本静嘉堂本和原北平图书馆所藏三种宋本残本拼配出“百衲本”《陈书》，该版为较好版本。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其《陈书》根据南宋浙刊本影印。197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陈书》，由山东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维华主持点校，以“百衲本”为底本，还参考了其他明清版本和有关史料，此版为《陈书》通行版本之一。202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书》修订本，以原点校本为基础，订正其中的错讹遗漏。^[27][28][17]

景蜀慧根据“静嘉堂本”和“国图本”的藏书印，整理了两种存世全本宋刊《陈书》的大致递藏过程。“静嘉堂本”最早收藏者为明初吴江人史鉴，之后一直在江南苏州一带流传，清代中叶此书为长洲富商汪士钟艺芸书舍所藏，太平天国之乱后，艺芸书舍藏书流出，此书遂为陆心源收入皕bì宋楼，陆心源死后，皕宋楼宋元版书为其子出售，最后流入日本静嘉堂；“国图本”最早为明代内阁所藏，明末流出民间，清代曾被季振宜、查莹等先后收藏，可能在1929年至1949年期间，入藏当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25]

《陈书》为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小的一部，其篇幅小与陈朝统治疆域不大、统治时间不长有关，《中国通史》中认为也可能因为姚思廉父子仕官陈朝时的旧人仍在世者颇多，故从简修撰《陈书》以避免纠纷。^[1][22]《陈书》与《梁书》同为姚察父子所编，但《陈书》仅两卷为姚察所著，《梁书》则有二十六卷，所以《陈书》比起《梁书》，其体例上显得更为完整和统一^[注8]，但史学家翟林东认为姚思廉在史学功力与其父仍有差距，再加上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不如梁朝，导致《陈书》内容上不如《梁书》^[30]，叙事比较简略。^[3]

《陈书》历史上褒贬不一，清代学者赵翼曾赞其“编次得宜”“叙事简严完善”^[31]，清代学者邵晋涵则赞其“首尾完善”，《四库全书总目》赞其“体例秩然”，当代学者张志哲认为：“《陈书》胜于同时其他各史”^[32]，台湾学者林礽干说：“似此史实过人，用力甚勤之作，实值得后人看重与研究。”^[33]。同时也有学者曾对它提出过批评，宋代学者赵与时评其：“记载无法，详略失中”，认为《陈书》不及《南史》，赵翼也认为《陈书》收录诏策表疏过多而“稍觉繁冗”^[31]，历史学家柴德赓就在《史籍举要》中对《陈书》的叙事形式做出批评：“此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实无可取。而且其结果是有美必书，有恶必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天石也针对《陈书》“曲笔”评论道：“（《陈书》）明显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但同时也认为，“若非《陈书》保留至今，陈朝的历史研究将无法进行。”，肯定了《陈书》对陈朝历史研究重要的史料价值。^[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