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

成汉（304年—347年），为两晋十六国时期、宕渠人李氏一族在巴蜀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其中，李雄建立的政权国号为“成”，其堂弟李寿建立的政权国号为“汉”，合称为“成汉”。^[1]成汉前后共历五任皇帝，国祚zuò43年。^[2]

西晋元康六年（296年），受关陇地区战乱和饥荒影响，六郡之一的豪酋李特、李庠、李流兄弟随六郡百姓避难而入蜀。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因弟弟李庠xiáng被益州刺史赵廞所害，李特、李流率六郡流民进攻成都，攻走赵廞。李特自称镇北大将军，后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两年后，李特又率流民军攻入成都少城，自封成都王，建元建初，并赶走继任的益州刺史罗尚。^[3][4]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十月，李特的儿子李雄即成都王位，改元建兴。两年后，在道教领袖范长生的劝说下，李雄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定国号为“大成”。在李雄的领导下，大成国对外扩张，对内实施宽厚养民政策，国力一度达到鼎盛。^[5][6][4]东晋咸和九年（334年）六月，李雄病逝，其侄李班继位，四个月后，李雄的庶子李期发动政变，杀死李班，即皇帝位，改元玉恒。^[7][8][4]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四月，汉王李寿再次发动政变，废黜李期，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建元汉兴。^[4][7][9]东晋建元元年（343年）初，李寿病逝，其子李势即位，改元太和。三年后，又改元嘉宁。李势奢靡残暴，导致国力日渐衰落。东晋永和二年（346年），东晋大将桓温进攻大汉国，李势战败逃亡，后请降于东晋。东晋永和三年（347年）三月，李势被东晋封为归义侯，成汉自此灭亡。^[4][10][11]

成汉国的区划以州—郡—县的管理体制为主，最鼎盛时，共辖约45郡、162县，北至汉中郡，西南至永昌郡，东至三峡，南至兴古、梁水郡。^[12][13][14]成汉政权的中央职官体系和武官体系多效仿魏晋中原王朝职官系统。^[15]经济上，成汉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和制造业同样发达，李寿即位后，铸造了中国最早的纪年号货币“汉兴钱”。^[16]成汉与晋、前凉、前仇及后赵等政权有外交往来，但多是以战争为主。^{[17][18][19][6]}成汉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成就，最具代表性的是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20][21]

西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在成都（今四川成都）称帝，国号大成。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李雄的堂弟李寿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汉。因此，李氏家族于十六国时期、在成都建立的政权统称为成汉。^[1]

李氏是祖居于巴西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的少数民族，但其族源、族属，在史书记载中多有出入，存在巴（巴氐）人、賨cóng人、廪lǐn君蛮、板楯蛮四种说法。^[22]

在《十六国春秋》《太平御览》及《晋书》中，称李氏为巴人，意为居住在巴地、巴西的人，所称为李氏的旧籍贯而非族属。史籍中的“巴氐”是巴人、氐人群体的合称，指代李氏军事集团。史籍中的賨人是指在黔中郡地区缴纳赋口岁四十钱的人群，包括了这一地区的众多族群，并非族称。廪君蛮也被称为巴郡南蛮、巴郡南郡蛮或巴蛮，是指以巴郡为中心，以巴、樊、瞫shěn、相、郑五姓为主的蛮族，因崇拜始祖廪君，所以被称为廪君蛮。廪君蛮与板楯蛮关系紧密，都同时出现在李氏族属记载中，但关于二者是否同族，在学术界持有较大的争议。^[22]

学者高然认为，李氏出自巴西宕渠是较为确定的事实；而从其所居住的地区、时间线索、对中原王朝负担的责任义务及本身的文化习俗等方面来看，李氏族源特质更接近于板楯蛮。^[22]学者程刚认为巴氐人的祖先是板楯蛮，而成汉政权的奠基者李庠、李特、李流，创建者李雄、李骧皆为巴氐人，也即是说其族源为板楯蛮。^[23]

西晋元康六年（296年），关陇地区连年战乱及天旱，造成严重饥荒，天水（今甘肃天水市）、略阳、扶风（今陕西咸阳市泾阳县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市东南）、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成县西）、阴平（今甘肃陇南市文县西）六郡、十余万汉、羌、氐族百姓，在六郡大姓李氏、任氏、阎氏等的领导下，通过剑阁，流徙进入了巴蜀的益、梁二州各地。在迁徙过程中，豪酋李特、李庠、李流兄弟经常救助疾病饥寒的流民，逐渐建立起威信，被流民公认为领袖。^[24][3][8]

西晋永康年间，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密谋叛乱，割据益州。他极力拉拢李特兄弟，并在他们的协助之下，组织起一批流民武装，在巴蜀地区横行为盗。赵廞杀死了成都内史耿滕、掌控了巴蜀大局后，逐渐对李特兄弟产生了猜忌，西晋永康二年（301年）正月，赵廞借故杀死李庠及其子侄十余人。率军在外的李特、李流兄弟遂招聚六郡流民7000余人进攻成都。赵廞战败逃亡，李特进入成都城，纵兵大掠。^[24][3][8]

赵廞死后，晋廷任命原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与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人率兵万余人入蜀。罗尚到达成都后，一方面隐瞒了李特、李流等人平定赵廞之功，另一方面，又大肆驱赶六郡流民回关中的秦、雍二州。流民领袖李特再三恳请延期，均遭到罗尚的拒绝，还令人在各个北归要路设立关卡，搜罗流民随身财物，又派遣军队到达绵竹，对流民严加看管，防备他们逃逸，激起了流民的强烈愤怒。^[24][3]

西晋永康二年（301年）十月，六郡流民公推李特为主，李特自称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西晋太安二年（303年）正月，李特率流民军攻入成都少城，建元建初。益州刺史罗尚退据大城。二月，罗尚纠集各坞堡兵丁联合袭击李特的流民军，李特兵败被杀，其弟李流继承大权，但因其表现出对西晋妥协的态度，很快被李特的儿子李雄夺权。^[24][3][8]

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九月，李流病死，李氏集团拥立李特之子李雄为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3]次年十月 ，李雄在南郊即成都王，大赦境内，改元建兴，置百官，追封先祖，尊道教领袖范长生为天地太师，废除西晋法律，并与蜀人约法三章。^[5][25][8]

西晋永安元年（304年），罗尚屯兵巴郡，劫掠蜀中时，斩杀了李雄的从祖李冉，俘获了李骧的妻子昝zǎn氏和儿子李寿。西晋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开始对外扩张。向南介入宁州的夷人叛乱，围攻州城（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东北；向北进攻西晋梁州。^[5][25]

西晋永兴三年（306年）三月，天师道首领、曾帮助过流民军运动的范长生从青城山到成都，李雄亲自到城门迎接后，即拜范长生为丞相，尊称他为“范贤”。在范长生的劝说下，李雄于六月在成都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晏平，定国号为“大成”，又追尊李特为景皇帝，庙号始祖；王太后罗氏为皇太后；尊范长生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特许范长生的部下不承担徭役，范长生的土地所得不缴纳租税。^[4][5][25]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南方爆发瘟疫，死者数以十万计，李雄趁机设计诱惑建宁（今云南省）夷人前去征讨南夷校尉李毅。李毅死后，城池被攻陷，大成国将辖区内上千名妇女迁徙到成都。^[6]同年，秦州流民邓定、訇氐等占据成固，进犯汉中，梁州刺史张殷派遣巴西太守张燕前去讨伐，邓定向李雄求救。李雄派太尉李离、司徒李云、司空李璜huáng率二万军队前去救援，大败张燕，张殷和汉中太守杜孟治弃城而逃。十几天后，李离将汉中百姓全部迁徙到蜀地。^[26][4]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起，大成国的梓橦、巴西接连出现部属叛乱，杀死太尉、太宰，挟郡归降罗尚；涪城（今四川绵阳市东）也被梓橦郡内史谯登所占据，导致大成国东北面几乎门户大开。翌年四月，李雄重新夺回梓潼，又分别率兵进攻向奋和涪城，相继平定东部叛乱。李雄大喜，大赦境内，改元玉衡。^[5][25][4]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正月，在梁州发动叛乱的杨虎、扶风人邓定、梁州人张咸相继投奔大成国，大成国获得汉嘉（今四川雅安市芦山县，一说雅安市名山区北）、涪陵（今重庆涪陵区）、汉中之地。同年，武都氐王杨难敌等为西晋刘曜所破，逃奔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并以子为质投降大成。随着大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又有天水陈安向李雄称臣，西晋湘州刺史杜弢向大成求援，西晋凉州刺史张骏遣使通好，汉嘉夷王冲遣子为质，朱提雷炤率民归降，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逷tì投诚示好等举动，大成政权成为西部地区举足轻重的决定力量。^[5][25][4]

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大成太傅李骧攻打越巂（今西昌），之后又分兵攻打朱提。次年，李骧俘虏了晋越巂太守李钊。不久后，李钊逃回越巂，重任越巂太守一职。^[27]三年后，大成国再次进攻台登（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南），杀死晋将司马玖，大败越嵩太守李钊和前汉嘉（今芦山县境）太守王载的联合抵抗，李钊、王载投降大成国。^{[5][25][4][27][28]}

东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因李雄无嫡子，立嫡长兄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7][4]

为统一宁州，东晋咸和七年（332年），太傅李骧的儿子、将军李寿和征东将军费黑率军南征宁州，到达朱提（今云南昭通）时，晋太守董炳以城固守，大成军队围困了朱提并阻断了援军。百天之后，太守董炳因缺食不得不出城投降。晋宁州刺史尹奉也以全州的名义投降大成，并将尹奉迁于成都。至此，宁州所统辖的十四郡，除牂zāng柯外，其余均归入大成版图。李雄封李寿为建宁王，并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29]

李雄称成都王时，便革新政治局面，意图恢复蜀中秩序。称帝之后，更是积极建立各方面的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权。政治方面，李雄承袭汉魏旧制，效仿晋制，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一套职官体系和武职体系；在地方则依然沿袭汉晋的州郡县制，又结合西南多少数民族的特点，设立官职专门管理各地少数民族。在人员任免方面，李雄重用贤才，搭建以六郡大姓为核心的人才体系。李雄还联合范长生、徐舆等巴蜀人士，实行宽和政役，轻徭薄赋的政策，巴蜀经济开始恢复并得到一定发展。巴蜀地区稳定后，李雄开始招抚流民，为生产发展积蓄人力。李雄还任用颇具名望的巴蜀士人参与政权，笼络巴蜀人士，缓和国内矛盾。^{[5][7][10][30]}

东晋咸和九年（334年）六月，李雄病重，召回大将军、建宁王李寿，下诏辅政。六天后，李雄病逝，谥号武皇帝，庙号太宗，太子李班即皇帝位，任命建宁王李寿为尚书事，与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瓌guī等参决政事，自己则居中行丧礼，对外界的政治形势走向一无干预。^[7][8]

李雄虽无嫡子，但庶子众多，却以侄子继位，使得李雄的儿子车骑将军李越和安东将军李期的大为不满，二人遂密谋反叛。东晋咸和九年（334年）十月二十三日，李期与李越乘李班夜间哭灵的时候，在殡宫杀死了李班及其兄长子侄，又伪造李雄的妻子、太后任氏的命令，下诏罗列李班的罪名，废除其帝位。次日，李期继帝位，改元玉恒，任命李寿为梁州刺史、东羌校尉，统领北边事务。^[4][7][8]

李期即位后，立马任命或加封了一批拥护自己的人，又杀掉了一批反对自己的人。大成国内外形势逐渐稳定下来后，李雄便将国家政治、司法裁断等事，交与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中常侍许涪等亲近之人，而不再通过其他公卿。家事上，李期的生活日益骄奢淫逸，不仅洗掠被杀大臣的财物，还将其妻女纳入后宫，朝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进谏。^[7]

李期的暴行，使得曾为辅政大臣的李寿心惊胆颤，随时担心被李期所害。在巴西处士龚壮的谋划下，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四月，李寿以“除君侧之恶”为借口，自涪城突袭成都，城破之后，李寿应允部下掳掠奸淫，茶毒百姓。随后，李寿攻入宫城，废李期为邛都县公，幽禁于别宫。次月，李寿为绝后患，又诛死李期、李始及李雄的在世诸子十余人。不久后李寿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汉，建元汉兴。^[8][7][9]同年，任太后的弟弟、仆射任颜谋反被杀，为杜绝诸大臣以李雄诸子为谋反借口，李寿又下令将李雄的儿子李豹等悉数杀死。^[9]

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原荆州刺史李闳hóng从东晋逃往后赵，又被后赵遣送回汉国，李寿从李闳、王嘏等从后赵返回的人口中听闻后赵国势强盛、宫殿美丽、邺城丰实的描述，又听闻后赵国君石虎严刑杀伐的事后，对此十分向往，逐渐改变了李雄以来宽俭治国的政策，转而以威刑统治。又为了使成都附近城邑繁荣，迁徙周边郡县户三丁以上家庭以充实成都，又大肆修建宫殿、宴殿，所需所建务求奢靡。汉国在李寿的穷奢极欲之下，迅速陷入困境，百姓疲于应对赋役，图谋作乱者不断，一批忠臣因直言劝谏被杀害。次年。李寿任命太子李势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执掌朝政，逐渐将国家权力交给太子。^[4][9]

东晋建元元年（343年），李寿将宁州兴古（今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南）、永昌（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境）、云南（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朱提（今云南昭通市）、越嶲、河阳（今云南大理市北）六郡分为汉州，以强化在南中的统治。八月，李寿病逝，谥号昭文，庙号中宗，葬于成都安昌陵。^[9]

因李寿的夺位得到了巴蜀大姓帮助，且李寿忌惮李雄一脉势力，故不得不重用巴蜀大姓，巴蜀士人地位有所上升，侨旧矛盾大大缓和。但李寿虽重用巴蜀大姓，因其未履约向东晋称藩仍令部分巴蜀大姓不满，侨旧矛盾并未消弭。李寿重用巴蜀大姓，但极力排斥六郡大姓，激怒了六郡人士，导致大汉国内部矛盾尖锐化。加之李寿慕后赵石虎的奢华生活，劳民伤财，使得百姓怨声载道，更加激化了大汉国内部矛盾。^[10]

东晋建元元年（343年）初，李势即位，改元太和，大赦境内。李势继位后奢靡残暴程度较其父更甚，爱财好色，经常杀人夺其妻子；在政事上不理国政，长居禁中不接待公卿大臣，对于父亲、祖父时期的臣僚疏远顾忌，只信任左右近臣小人，导致政事经于小人之手。又在司法上刑罚酷滥，加之性格多猜忌，多有诛杀，使大臣人人自危，内外离心。加之未能处理好与巴蜀大姓的矛盾，又一味排斥六郡大姓，导致大汉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巴蜀大姓与六郡大姓都十分不满李寿与李势统治，叛乱频繁，国力严重削弱。^[10][11]

东晋建元二年（344）九月，东晋发起对汉国的进攻，汉国战败；次年，汉将爨cuàn頠投奔东晋。同年，大将军李广见李势无子，要求李势封自己为皇太弟，李势不许，转而杀害了劝说自己答应的马当、解思明等人及三族，又将李广贬为临邛侯后被迫其自杀。两年后，太保李奕自晋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起兵反叛，得到数万人拥护，一度兵临成都城下，李势登城亲自督战，击退叛军后。由于国内外的动荡，汉国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致使周边山中的僚人大量散出，为祸巴蜀百姓，再加上连年饥荒，汉国境内陷入一片萧条。^[11]

击退叛军后，李势大赦境内，改元东晋永和二年（346年）为嘉宁元年。同年十一月，东晋安西将军桓温率征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司马无忌等溯长江、岷江而上伐成汉。次年二月，晋军进抵青衣（今四川乐山市），随后，桓温亲自率轻军步军直趋成都，途中晋军与汉军三战三捷，汉散兵逃回成都，汉镇军将军李位都投降东晋，桓温顺势进兵直驱成都，兵临成都城南十里陌（今成都石羊场附近）。三月，汉军与桓温在笮桥（今成都锦江彩虹桥附近）会战，晋军先败后胜，桓温纵火焚烧成都城门，城中人心惶惶，毫无斗志。李势担心请降无法善终，趁夜从东门出逃至晋寿，至葭萌后，派人持表向桓温降文，自己则面缚舆榇至桓温军门投降。桓温将李势、李福、李权等李氏亲族十余人送至建康。东晋永和三年（347年）三月，东晋封李势为归义侯，自此，成汉灭亡。^[11][8]

成汉国家疆域范围以梁州、益州、宁州和荆州为主，且持续处于一种动态的状态之中，变化较为频繁。李雄称帝前，李氏集团盘踞绵竹，力图向东拓展；李雄掌权后，开始向东、西和西南方向横向发展；李雄称帝后，统治中心由绵竹转到成都，继续向北、西南和东南方向扩张；李雄在位晚期，向南中发展、东部收缩。至东晋建平四年（333年）至咸康二年（336年）间，大成疆域北至汉中郡，西南至永昌郡，东至三峡，南至兴古、梁水郡，达到最盛的状态。李期、李寿、李势时期，成汉疆域开始从拓展转向收缩，直至桓温灭成汉之前，成汉的疆域已收缩至疆域腹地地方^[12][13][14]

成汉的主要行政区划为州—郡—县的管理体制，分别包括梁州、益州、宁州、荆州、交州、安州和汉州。成汉最鼎盛时，共辖约45郡、162县，其中汉固郡、上庸郡、巴徵郡、安州及汉州不可考。^[15]

成汉的民族成分比较丰富，在六郡流民集团时期，除六郡编户民外，还有大量的氐羌族人；成汉建国后，国内除巴人外，还有南中地区的夷人和益州的僚人两大群体，而在宁州境内，还分布着僰bó、臾、昆明、磨沙、僚、濮pú、鸠僚、闽濮等族。^[17]

僰、臾、昆明、磨沙皆为氏羌系统的民族，主要分布在益州南部及宁州所统辖的各个郡县内，其中建宁郡为首的滇中地区则是僰族主要的聚居区，越巂郡则是臾族的主要聚居区，云南郡则是磨沙族的主要聚居区。僰族主要居住在平坝地区。臾、昆明主要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经济文化生活较为落后。^[17]

僚人、濮人是出自百越系统的民族。夜郎的主体民族即是僚人，牂牁郡便是夜郎僚族的主要分布区域。牂牁郡内除了僚人之外还有部分濮人。东晋初年，一部分落后的僚人向北流入蜀。聚居在牂牁kē郡内的僚人北上进入与牂牁郡相连的涪陵郡、巴郡以及巴西郡。^[17]

鸠僚是出自百越系统的民族，一直聚居或散居在兴古郡和永昌郡内，迁徙变动不大。闽濮则出自孟一高棉系统的民族，与鸠僚共同杂居在永昌郡的范围内。成汉李势时，废除了永昌郡，永昌郡内的各族人民又恢复了他们古代闭关自守、各自发展的状态。^[17]

成汉政权对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沿用了两汉以来的羁糜政策，任用归附的“大姓”及民族上层来管理当地。因为蜀地本地多巴人，所以成汉政权的早、中期，民族矛盾并不尖锐，甚至呈现出安定的局面。随着成汉政权后期，大量迁僚人入蜀，而僚人又不为成汉政权所重用，致使其成为了益州的大患。^[17]

成汉政治制度属于魏晋中原王朝职官系统。李特建号建初，在军职之外构建了行政职官体系，但其自封职官仍为地方官建置，而且官职体制设置混乱。李雄称帝以后，打破原有的职官构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职官体例。李雄之后至李势降晋，成汉职官制度逐渐得以完善。^[10][15]

成汉的礼制体系从李雄建国时开始草创，晋越嶲太守李钊投降大成后，李雄重用他，对大成国朝廷礼制体系做了一定的构建。汉国时期，《晋书》记载李寿“凡诸制度，皆有改易”，即李寿改革了宗庙、丧纪的礼仪。^[15]

流民集团时期的李氏家族，在权力继承制度是十分不完善的，如李庠、李特、李流三兄弟相继，转而权力又回到李特一脉；再如李雄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放弃了自己的众多庶子，转而将帝位传给兄长李荡的儿子李班，在经历一次较大的政治动荡之后，权力重新回到李雄一系的李期手中，此后再次经历政变，权力核心转移到李特的弟弟李骧一系手中，直至李寿以后，才确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15]

史书中对成汉的司法体系不明确。流民阶段，李特曾与蜀人约法三章，但其具体内容无书面记载；李雄建国后，出现了司法机构，但司法体系的记载仍缺失。李寿建汉以后，最初“承雄宽俭”，但此后因“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可看出汉国的刑罚从宽松转向了严酷。^[15]

西晋永康元年（300年）至西晋永安元年（304年），成汉武官制度得以建立。成汉武官制度效仿汉魏晋军制，没有完全脱离晋朝武官体系。这一时期成汉出现的武官官职如下：^[10][30][15]

成汉兵源主要来自于六郡流民，其核心是李特等最初起兵所聚兵众，此后军队规模随着国家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充。据《晋书》记载，西晋永兴三年（306年），李雄出兵攻打汉中时，派出的军队曾达到两万人；东晋咸康六年（340年），李寿曾大阅兵众，准备讨伐东晋，人数有七万余人。^[15]

从军事管理体系来说，成汉表现出了极大的随意性，《晋书》记载李难时期，“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伍。其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故纲纪莫称”。^[15]

成汉政权存在的时间为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此时中国出现了众多割据政权，其中与成汉政权有密切关系的主要为两晋政府、前凉国、前仇池国、凉王陈安势力、后赵。^[10]

成汉政权在“十六国”中建立较早，并且地处西南，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政权联系不多，成汉政权的对外联系主要在与中原王朝之间展开，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战争为主。大成政权建立之初，被西晋军队所包围，李雄开始与西晋战争，以打破包围，扩充地盘。西晋灭亡后，成汉政权又开始与东晋争夺疆域，依靠战争，先后获得汉中、巴郡、巴东郡和宁州等地。大汉国与东晋的关系较大成国时期更加恶化，双方多次在巴地、南中、汉中地区发生战争，且此时因大汉国国力衰落而东晋国力有所恢复发展，故双方战争以东晋主动进攻为主，大汉国处于防御状态。^[17][10]

除战争外，成汉政权与晋政权的外交关系还表现在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中。随着成汉疆域的扩大，管辖的人民除了巴人外，还有大量的汉人，成汉政权开始积极与汉民族实行文化交流，包括学习汉民族的帝位继承制、中央职官制、军队的治理方法及汉族先过的农作技术和赋役制度等。在战争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成汉政权与中原政权已非常接近，有一部分甚至融合于汉族中。^[17]

《晋书》记载中，前凉与成汉曾有过三次的互通往来。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前凉张骏遣使，欲向成汉借道，遭到李雄的拒绝。东晋咸和八年（333年），前凉先向李雄称藩，再提出借道的目的，李雄接受了称藩，仍不同意借道。为此，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最后李雄似乎才默许。次年，前凉张骏劝说李雄去掉尊号，向晋称藩。^[18]

东晋永昌二年（公元323年），前赵君主刘曜领军进攻前仇，前仇国君杨难敌与弟弟杨坚头因此投降于李雄。但大成国驻军晋寿的安北将军李稚收受了杨难敌贿赂，未将兄弟两人送往成都。刘曜退兵后，杨难敌立即背叛李稚逃回武都，李稚请求带军伐氐，李雄也想获得武都、阴平两郡，便派遣李稚的兄长李琀、李寿与李玝wǔ共同带兵讨伐杨难敌。此战以大成国的失败告终，除李稚、李琀战死外，兵士死者数千人。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李雄再次派遣李寿进攻阴平，杨难敌投降大成，但其掌握的武都、阴平二郡并未纳入大成国统治。^{[31][19][32][4][33]}

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凉王陈安先投降汉赵，后又投降大成国，但陈安仍割据陇右，并未真正归降大成国。^[34]

李寿称帝后，后赵君主石虎试图联合李寿一起攻打东晋，但遭到了大汉国内以解思明、龚壮为首的巴蜀大姓的极力反对，李寿只能放弃与石虎共同攻打东晋的计划，但李寿仍有意与后赵修好，于是遣散骑常侍王嘏和中常侍王广往来来于后赵。^[6]

李雄曾在巴蜀地区设置较为清晰明确的赋税规定。大成国的田租以人征税对象，以成年年龄为限。男丁缴纳三斛hú，女丁为一斛三斗，身有疾病者，只用缴纳七斗半的田赋，除此之外，每户需缴绢数丈、绵数两。^[16]

李寿即位后期，用度奢靡，国库空虚，被迫铸造小型钱币来保证剥削；同时，战乱的影响，导致冶金劳动力匮乏，铸币材料短缺，致使铸币与其币面重量标准相差得越来越远；再加上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均有铸币，币制混乱，致使货币管理难度大，也冲击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李寿下令铸造了“汉兴钱”。汉兴钱的规格不一，直径1.3—1.6厘米，重约0.6—1.1克等不同形制和重量。钱幕肉好皆有郭，面有肉郭，无好郭。钱币上的文字分直读、横读两种：直读钱币上的文字为隶书，字体纤细；横读钱币比较少见，上面的文字仍为隶书，中间带有篆意，笔画较为粗肥古朴。汉兴钱多为素背，也有极为罕见的正面和背面均有“汉兴”二字的钱币。汉兴钱是中国最早的纪年号货币。^[16][35]

流民入蜀以后，因其流动属性而就谷各地，并无定居，故基本只能依靠为巴蜀土著佣耕为生。从成汉时期墓葬所出土的铁质锄、斧、镰等生产工具可看出，农业在成汉国内有着较高的地位。^[16]

成汉相关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制动物，且以狗、猪、鸡、鹅等为主，甚至还包括鸡圈，依此可推测，成汉国内的家畜、家禽养殖业较发达。^[16]

李寿即位后，曾经扩大尚方御府，并将各州郡的能工巧匠征发、充实其中；另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成汉出土有大量的陶制罐、碗、缽、釜、甑zèng、杯、灯，青瓷碗，铁质剪刀、釜、权、刀、剑，铜釜、锅、环、镜、圆帽钉、带钩、扣、环，玛瑙珠，银手镯等生产生活物品，说明成汉的制陶、制瓷、金属冶炼、宝石加工等制造业较为兴盛。成汉时期，其户调征收绢、绵等纺织品，并且成汉墓葬中还出土过陶制纺轮，说明纺织业在成汉国内影响较大。^[16]

成汉曾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李雄时，曾在国内“兴文教，立学官”，选拔世家子弟，培养人才；李寿即位后，也曾“广太学，起宴殿”，并“宴礼于太学，举明经者封好学侯”，可见成汉国家曾有发展官学教育的可能。^[20][21]

李氏族人就世代信奉天师道，东汉末年举家迁往汉中投靠道教最早的团体五斗米道第三代天师张鲁。在流民运动遭遇重大粮食危机时，居住在青城山的道教宗派之一的天师道教主范长生资助了流民军，李雄建立大成政权后，封范长生为丞相，尊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并将天师道立为国教。同时巴蜀地区本就有信奉道教的传统，所以成汉政权有很强的道教色彩。在李雄治国时期，道家“无为”思想也是大成国的基本治国方略。^[20][36][37]

成汉的文学发展，体现在史学的发展上。成汉政权设有史官，如太史令韩豹、韩皓等、史官常璩等，李雄执政时，还邀集文人学士到成都，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化典籍，表现在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和李班的“大均”思想。学者邹绍荣等认为成汉政权李雄统治时期，是人文环境比较好的时期，当时巴蜀史学的基本状况是私强官弱，即主要以私人撰述为主，官方史学明显衰微，成绩非常有限。^[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