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

六朝，亦称六代，一般是指3世纪初到6世纪末，相继在中国南方建立的六个朝代，分别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他们都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以建康（吴名建业，南京市）为都城，历史上被称为六朝。^[1]

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秋九月，占据江东的孙权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孙吴政权，定都于建业，开六朝之序幕。孙吴政权历经四帝，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孙吴政权被西晋灭亡。^[7][8][9]孙吴政权灭亡之后，由司马氏建立起来的西晋王朝，仅仅维持了十多年的全国统一。至晋惠帝在位时期，统治阶级为争夺最高权力爆发激烈冲突，引发八王之乱，全国陷入大规模战乱和分裂之中。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出镇建邺（南京市），在王导等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在江东得以立足。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市）登基为帝，建立东晋王朝。东晋共传十一帝，历时104年，最终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政权所取代。^[10][11][12]

刘裕去世后，刘宋内部为争夺皇位几生动乱，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建齐，宋亡。中兴二年(公元502年)，执掌萧齐大权的重臣萧衍废和帝而自立，改国号为梁。^{[12][13][14][15]}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十月，南梁末代萧方智被迫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陈霸先在建康（南京市）南郊登基，建立陈朝。^[16][17]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南京市），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朝灭亡，至此六朝历史彻底结束。^[17]

六朝均偏踞江南半壁河山，虽然在三百余年中经历了六个朝代的更迭，总体上看江南社会还是安定的时间多于动荡的时间。^[13]在政治上，六朝仍将九品中正制作为制度，但是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提高寒族地位，以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历经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江南的农业和手工业在此期间也得到一定发展。^[18]与此同时，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逐渐走向成熟，佛教也开始在江南地区广泛流行。^[19]文学创作以骈文见长，有代表作如《世说新语》等。六朝时期也是五言古诗的兴盛时期，用语优美题材丰富多样，为日后唐诗的繁荣奠定基础。刘义庆、干宝等人创作的志怪小说，对后世小说体裁产生与发展影响深远。书法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绘画、音乐、舞蹈等也成就卓著。宫廷艺术品味精致，体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 ^[20]

东汉灭亡后，在江南地区先后建立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它们均在建康（吴名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城。学者许辉、李天石在《六朝文化概论》一书中指出，隋朝灭陈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史籍之中没有发现有关于“六朝”的相关记载，因此在隋朝时期，“六朝”可能没有被作为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方六朝的专指代称。唐朝中后期时，在史书典籍中出现了大量有关于“六朝”的记载，“六朝”逐渐成为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的代称。如唐玄宗、肃宗时代的许嵩所著《建康实录》一书中已提出此概念。^[注1]至宋朝时期，人们普遍将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合称为六朝。宋代学者张敦颐著有《六朝事迹编类》，李焘著有《六朝通鉴博议》，宋代人杭谏著有《金陵六朝统纪》一卷，宋代政治家王安石诗云:“归鞍侵调角，回首六朝山。”，这些诗文中的“六朝”，明确指的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2][1]

至近代以后，“六朝”存在狭义上和广义上两种角度的概念。从狭义的角度看，六朝是指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六朝。而一些学者主张使用“大六朝”的广义概念，将魏晋南北朝历史统称为六朝，如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在撰写的《六朝史研究》中所提到的六朝，采用“大六朝”的理念来指魏晋南北朝。有学者也将魏、晋、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六个建都于北方的政权称为“六朝”，为区别于南方六朝，特称“北方六朝”。除此之外，亦有学者将三国至唐朝时之间的这段历史泛指为六朝。^[2][22]

孙吴立国，是孙权与其父孙坚、其兄孙策父子三人长期经营的结果。^[23]汉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后，孙坚随汉中郎将朱儁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因平叛有功被朝廷封为长沙太守，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家在江东得以立足。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孙坚响应袁绍、曹操等人号召，率兵入京讨伐董卓。与董卓为首的西凉军激战数次，双方互有胜负。此后孙坚在与董军交战中，斩杀了董卓大将华雄，孙坚因勇武善战在诸侯间威望日盛被袁术所忌惮。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见西凉军节节败退，遂胁汉献帝迁都长安。孙坚攻占洛阳后不久，讨董联盟解散，孙坚率兵返回驻扎在鲁阳（河南省鲁山县）。^[24][25][26]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坚在攻打荆州刘表时意外战死，其帐下士兵在其侄孙贲的带领下依附于袁术。^[27][28]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坚长子孙策追随袁术，统率孙坚旧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孙策以助舅父吴景讨伐刘繇为由，寻找机会前往江东发展。同年袁术称帝，孙策与袁术正式断绝关系。此后，孙策不断南征北战在相继攻灭刘繇、严白虎、袁术残余等势力后，占据了庐江、吴郡、会稽等广大地区，孙家势力迅速壮大。建安五年(公元200)，孙策遇刺身亡，临终前以其弟孙权作为继承人，此时大半江东之地已落入孙氏囊中。^[29][28][27]

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的20年间，孙权利用北方战乱，曹操等无力南顾之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以原有江东五郡为根基，向周边扩张势力。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在赤壁之战中孙权与刘备联合大胜曹操，让曹操吞并江东的野心化为泡影，维护孙吴政权的稳定。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受封为吴王建立吴国。此时，孙吴政权已经控制了扬州、交州及荆州大部地区，成为雄踞长江以南的最强大的政权。吴在建国后，对内采取了团结地方豪族、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吴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对外则采取了隐忍化解与蜀汉的矛盾冲突，争取与蜀汉联合抗魏，保有江东的策略。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南京市)。^[23][7]嘉禾二年（公元233年），孙权封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为燕王，吴帝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一万多人，很多金银财宝，试图控制辽东，结果使者被公孙渊斩杀。同时数次攻打魏国，但皆无功。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权的长子孙登死亡。次年孙权立孙和为太子，不久又封孙霸为鲁王，引发“二宫之争”，又称“南鲁党争”，朝中大臣亦分为两派。最终孙和被废，孙霸被赐死，名臣陆逊等十多名大臣亦在二宫之争中被逼死，幼子孙亮被立为太子。吴国经此事件，埋下内部斗争的祸根，逐渐开始衰败。太元二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一岁，太子孙亮即位，改元建兴。由诸葛恪、孙弘、孙峻等辅政。建兴二年（公元253年），诸葛恪征淮南，惨败。诸葛恪被孙峻所杀，大权落入孙峻之手。太平元年（公元256年），孙峻病死后，将朝中大权交由从弟偏将军孙綝。后孙权孙綝废孙亮为会稽王，改立孙休为帝。不久，孙綝又为孙休所杀。^{[30][23][30][31]}

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休因病去世，此时蜀汉已经被西晋灭亡，交趾又叛吴降魏，东吴国内形势不稳，朝中群臣想从宗室中则一长者主持大局，孙和之子孙皓被众臣拥立为帝。孙皓即位之初勤于政事，下令抚恤国内人民，又开仓振贫，被认为颇具明主之资。不久之后，孙皓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肆意残杀大臣，孙吴政局越发动荡不安。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兵分六路大举伐吴，吴军节节败退，吴主孙皓出降，后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归命侯。^[32][33][34]孙吴政权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立国至天纪四年（公元280年）灭亡，存在60年，历四帝，是三国之中立国最久的政权。^[23]

咸熙二年十二月（公元266年2月），魏元帝曹奂禅位于魏元帝晋王司马炎，司马炎建立西晋王朝。^[35]西晋统治者吸取曹魏灭亡的教训，大力发展宗室势力，造成了宗室强盛的局面。晋惠帝司马衷在位期间，统治阶级为争夺朝中大权互相倾轧不断，最终酿成八王之乱，给西晋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与此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不断侵袭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刘曜攻陷西晋首都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送往平阳被杀。西晋大臣在长安拥立憨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围攻长安（西安），憨帝司马邺投降，至此西晋正式灭亡。^{[36][37][38][39][40][41]}

当西晋的北方大部分地区陷于战乱，社会受到极大破坏之时，江南地区却相对享受着些许安定。虽然永嘉前后有过三次社会动乱，但都被江南豪族所平息，史称江南豪族“三定江南”。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琅邪王司马睿受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出镇建业，开始对江南的经营。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武二年（公元318年）三月司马睿在南迁北方世族及江南豪族的拥戴下，即位称帝，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6][42]

司马睿在王导、王敦等南渡北方世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王朝。因其根基不深，东晋的皇权较为衰弱，朝中军政往往落在世家大族手中。出身世家琅邪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明帝皇后庾氏家族、桓温为代表的桓氏家族，以及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轮替执政，掌控政权。^{[43][44][45][46]}东晋立国之后，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就一直没有平息。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祖逖在得到晋元帝司马睿的允许后，挥师北伐率领部曲渡江作战。^[47]在当地民众、坞堡武装的拥戴及支持下，军力迅速壮大。至太兴三年(公元320年)七月，祖逖多次战胜后赵石勒军队，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分土地。大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tì病故，部曲由其弟祖约担任统帅。^[47]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王敦不满晋元帝司马睿重用刘隗疏远王氏，在武昌（湖北鄂州）起兵，上疏列举刘隗十大罪状，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大军攻向建康（南京）。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四月，王敦大军攻陷建康，司马睿被迫向王敦求和，王敦由此把持了东晋大权。^[48][49]永昌元年闰十一月初十日（公元323年1月3日）司马睿病逝，太子司马绍登基为帝，为晋明帝。^[50]

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后，重用王导等人，积极平息王敦之乱。太宁二年（公元324年）七月，王敦军队被前去平叛的晋军打败，王敦气急身亡。^[48]此后不久，王敦残余势力陆续被剿灭，王敦之乱正式平定。后赵趁东晋朝廷忙于平乱之际，重新攻占中原地区，祖逖北伐成果尽失。太宁三年，晋明帝司马绍病逝，太子司马衍登基为帝即晋成帝。因成帝年幼，朝中大权主要由王导、庾亮等人代为执掌。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不顾王导反对欲罢苏峻兵权，引发苏峻之乱。^{[51][49][52][53]}咸和三年（328年），苏峻叛军攻陷建康，庾亮携家眷奔逃，王导则随侍在晋成帝司马衍左右。此后庾亮与温峤、陶侃等人联合，建立讨伐军讨伐苏峻，苏峻兵败身死。咸和四年（公元329年），苏峻叛乱彻底平息后，庾亮出镇芜湖（安徽芜湖），中央则由王导继续执掌朝政。但出镇在外的庾亮不甘心失去大权，与身在朝廷中枢的王导争权，东晋朝廷进入庾王争权时代。咸康五年（339年），王导病逝，庾亮掌握了朝中大权。^{[15][51][54][49]}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亮因北伐受挫郁郁而终，身为晋明帝驸马的桓温开始得到朝廷的重用。^[55][56]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桓温率军伐割据成都的成汉政权，永和三年(公元347年)灭成汉，收复了巴蜀地区，使长江上游与中游地区连成一片，巩固了东晋政权的战略侧翼。从永和十年(公元354年)至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伐。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第一次率军北伐前秦，桓温军队一直打到关中地区。但由于粮草不继，被前秦军打得大败。第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桓温再次率军北伐，行进至洛阳，收复了中原地区。但六年后又失守于前燕。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军北伐至金乡(今属山东)，亦因为后勤保障问题不能解决，败于杭头(今河南浚县)。三次北伐皆未成功。^[36][44][57]随着桓温掌权日久，渐有代晋之心。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改立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桓温在简文帝去世后欲登基为帝，后在谢安与王坦之等人的阻挠下未能如愿。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桓温去世，执政朝政的谢安与桓温之地桓冲达成协议，双方分别以建康（南京）和荆州作为发展中心，东晋的政局终于得以稳定下来。谢安之侄谢玄在朝廷的支持下，从北方流民中挑选精锐组成北府兵。^{[58][59][60][56][61]}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符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统一北方，前秦国力达到鼎盛。符坚想趁势消灭东晋，实现南北统一，多次派兵南下被谢玄、桓冲等人击退。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符坚动员北方各族骑、步军队97万人，发动了对东晋的战争。双方在淝水（或作肥水，安徽省寿县东南方）展开激战，在东晋谢安、谢玄等人的领导下，东晋军队以少胜多取得淝水大战的胜利。此战过后，前秦元气大伤继续攻打东晋。而谢安也因孝武帝的猜忌，主动出镇地方。东晋晚期，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曾一度控制朝政，遂与世族爆发冲突。桓玄发兵，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控制政权，继而桓玄又废晋安帝自立。桓玄的举动，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以刘裕为首的北府兵起而推翻桓玄，迎安帝复辟，恢复东晋政权，东晋政权逐步走向灭亡。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晋恭帝让位于刘裕，刘裕正式建立刘宋政权。自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建国起，到晋恭帝让位（公元420年）止，共传了11帝，历时一百零四年。^{[36][62][63][64]}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寒族，为南渡侨民之后。永嘉之乱后为躲避中原战乱，刘裕祖辈从彭城(江苏徐州)徙居京口(江苏镇江)。刘裕少年时即投身于北府兵，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北府兵重要将领。在平息桓玄之乱、迎晋安帝复辟、兼并刘毅等北府兵反对势力之后，控制了朝权。刘裕率军两次北伐，取得重大战果。义熙六年(公元410年)灭南燕，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灭后秦，使黄河以南(包括今山东半岛)、淮河以北尽入版图，关中地区虽得而复失，但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丹水地区为晋所控制，开创了南朝最大的版图。刘裕因功封为相国、宋国公。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恭帝禅让帝位于相国、宋国公刘裕。刘裕即位，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六朝历史开始步入南朝时期。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寒族，永嘉之乱时^[12]

刘裕称帝后于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病逝。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少帝。景平二年(公元424年)辅政大臣徐羡之等废少帝，立刘义隆为帝，是为文帝。文帝改年号元嘉，统治 30 年。他先除掉徐羡之等大臣，将权力收为已有，然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推行了一些鼓励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赋税、任用贤良人才、发展教育等政策，稳定了社会，发展了经济，使南朝社会出现了一段少有的安定局面。史称“元嘉之治”。元嘉三十年(公元452年)，太子刘劭谋杀宋文帝，自立为帝。此后，刘宋皇族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王朝由盛而衰。^[12]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文帝第三子刘骏起兵杀掉刘劭shào，即位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为巩固帝位，杀了他的叔父刘义宣等一批宗室。孝武帝逝世，其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刘子业骄奢淫逸，滥杀宗室，引起宗室的愤怒。文帝之子刘彧杀前废帝，自立为帝，是为明帝。明帝上台，亦大杀孝武帝诸子即刘子业兄弟，共杀16人。明帝去世，其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刘昱亦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常滥杀无辜，后为萧道成所废杀，萧道成又立刘准为帝，是为顺帝。顺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废宋建齐，刘宋灭亡。刘宋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开国至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共传8帝，享国60年。^[12]

刘宋皇室的自相残杀，极大削弱了自身力量，这为异姓大臣的篡权提供了机遇。掌握了刘宋兵权、朝权的录尚书事、齐王萧道成，于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废宋顺帝自立，改国号为齐，年号建元。史称萧齐或南齐。^[65]

萧道成祖籍亦为北方人，原为东海兰陵(山东枣庄)人。永嘉之乱时，其祖上移居江南之晋陵(江苏常州)，东晋于此侨置南兰陵，萧氏即世居之。萧道成亦少年从军，出身行伍，累积军功，升至冠军将军、南兖yǎn州刺史。宋明帝时，被征入朝任太子左卫率，开始参与中央政府事务。宋后废帝即位，萧道成得到重用，他因指挥军队两次平息桂阳王刘休范、建平王刘景素的反叛事件而得到晋升，受任中领军，尚书左仆射，控制了中央军权与行政权。此时后废帝的暴虐所引起的民众的不满与政治高层的不满，为萧道成提供了政变的机会，他迎合人们的愿望废杀后废帝，立顺帝，自任司空、录尚书事，完全掌控了刘宋政权。再经历三年的经营，终于成功篡夺帝位，国号齐。^[65]

萧道成出身民间，早年在地方任官时，让他对百姓生活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萧道成即位之后勤于政事，采取了一些整顿户籍、安抚流民、减轻赋役的措施，使民众生活有所改善。他曾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65]建元四年(公元482年)萧道成病逝，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齐武帝改元永明，在位11年。他继续推行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稳定社会，是南齐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史称:“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土女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这时，文学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有“永明文学”的美誉。^[65]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元)，武帝病逝，太孙萧昭业即位，大权落入萧鸾之手。南齐的历史步入了最后八年的动乱期。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萧鸾废杀萧昭业，立萧昭文为帝。十月，又废杀萧昭文，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65]

齐明帝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开杀戒，残杀齐高帝、齐武帝诸子，几乎杀绝。刘宋王朝宗室残杀的悲剧，在萧齐王朝又重新上演，齐的国势开始衰微。齐明帝在位五年，永泰元年(公元498年)病逝，太子萧宝卷即位。萧宝卷是位骄奢又暴虐的君主，他恣其所欲，任意杀人，执政大臣不能幸免，激起大臣愤怒。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拥立萧宝融为帝于江陵，是为和帝。攻入建康，废杀萧宝卷，封其为东昏侯。控制政权的萧衍于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废和帝而自立，改国号为梁，齐亡。萧齐是南朝历史上存在最短的王朝。从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建国至中兴二年(公元502年)亡国，历7帝，共23年。^[65]

萧梁开国皇帝萧衍，与萧齐皇室同宗，都是南兰陵萧氏萧整的后代，与萧道成关系密切。因此，萧衍的父亲萧顺之、兄萧懿等皆得到萧齐政权的重用。齐明帝即位之后，萧齐政权动乱，萧衍即密切关注局势，筹划对策。当东昏侯萧宝卷滥杀大臣、杀萧衍之兄萧懿，又图谋攻杀萧衍之时，萧衍毅然起兵，拥立和帝，废杀东昏侯，最后又废和帝而夺取政权。^[66]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历史上长寿且在位最久的皇帝。自天监元年(公元502)年至太清三年(公元549年)，在位48年。在南朝的历史上，梁武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上台以后，他有鉴于宋、齐两代宗室残杀给宗室所造成的极大危害，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宗王的分封、限制宗室的参政、限制宗王领兵出镇，扭转了宋、齐两代宗王干政、争夺帝位而残杀的局面。同时，他还进行了改革。在政治上，一方面保护世族的既得利益，稳定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主张任用有才干的寒族。他批评旧的重视门第的选拔制度，主张“设官分职，惟才是务”。天监八年，他又下诏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寒门中的优秀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在经济方面，采取一些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将政府控制的荒田分配给农民耕种，开禁政府封断的山水，减免农民赋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南朝历史上出现了一段少有的社会稳定发展局面。^[67][68]但梁武帝笃信佛教，晚年尤甚。他多次赴寺院讲经说法，还数次舍身寺院，大臣们用钱数亿将其赎回。梁武帝晚年，政治懈怠。特别是接受东魏侯景的投降，引狼入室，酿成“侯景之乱”。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武帝排斥众议，接受侯景投降，封其为河南王。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即起兵叛乱。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攻入建康，围武帝于台城。五月，武帝被饿死于台城。^[66]

侯景饿杀武帝之后，立简文帝，控制朝政，而后又杀简文帝、豫章王而自称帝。承圣元年(552)荆州刺史萧绎即位，是为梁元帝。元帝派兵攻灭侯景，平息了侯景之乱。^[66]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兵围江陵，身处江陵的元帝兵败被杀。元帝死后，拥有重兵的大臣王僧辩与陈霸先又展开了激烈的权利争夺战。陈霸先自京口攻入建康，杀王僧辩，拥立梁敬帝，控制了朝政。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而自立，梁亡。^[66]萧梁自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建国，至太平二年(公元557年)亡，历6帝，共56年。^[66]

陈朝是六朝中最后一个王朝。其开创者陈霸先，祖籍颖川(河南许昌)人。永嘉之乱时，陈氏渡江至吴兴长城(浙江长兴)，遂世代居之。根据《陈书》记载，陈霸先为颍川陈氏之后，传至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早年陈霸先多出任小吏。后在吴兴郡吏的位置上被郡守萧映所赏识。萧映迁任广州刺史，陈霸先随其出任中直兵参军，因屡立战功，得以升任西江督护、高要郡守。侯景之乱爆发后，陈霸先与王僧辩等人勤王助叛，在平息侯景之乱的过程中，陈霸先的军事实力亦得到大发展，与王僧辩一样成为握有重兵的军事统帅，得以进位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司空，镇京口。侯景之乱平息之后，陈霸先与王僧辩卷入权力争夺的矛盾冲突之中。先是二人商议迎立萧方智为帝，而王僧辩临时又改变主意立萧渊明，陈霸先以此为借口，攻灭王僧辩，迎立萧方智，控制了朝权。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十月，陈霸先废梁称帝，国号陈，建元永定，是为陈武帝。陈朝建立后，内忧与外患并存。外有北周、北齐的军事进攻，内有湘州刺史王琳等的叛乱，国势在六朝中最弱，国土面积也缩于江南一隅，为六朝之中最小。^{[14][69][70][71][72][73][74]}

武帝力图平息内乱，抗击北朝，收复失地，但其心愿未能实现。即位两年，在永定三年(公元559年)六月病逝。其侄陈蒨继位，是为陈文帝。文帝即位后，平息了王琳等的叛乱，稳定了地方，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下诏释放因战乱被掠为奴隶者。文帝于天康元年(公元566年)病逝，其太子伯宗继位，是为陈废帝。废帝是位无所作为的皇帝，其叔父陈顼以司徒、录尚书事的身份控制朝政。太建元年(公元569年)陈顼xū废伯宗为临海王，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宣帝在位14年，是陈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继文帝之后有作为的皇帝。他对外战胜北齐，收复准南；对内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下诏减免农民的税收，社会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太建十四年(公元582年)宣帝病逝，其子陈叔宝即位，是为陈后主。^[14]

陈后主具有超凡文才，但只注重享乐，懈怠政治，耽于淫乐，常与宠臣诗赋唱和而荒废朝政，使陈朝走上了衰亡的道路。此时，北方的隋已取代了北周，并开始了统一南方的准备。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军50余万在杨广的统帅下，兵分八路南伐。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隋军攻入建康，后主被俘，陈朝亡。六朝的历史自此而终结。陈朝自永定元年(公元557年)立国，至祯明三年(公元589年)亡，陈历5帝，共33年。^[14][75][17]

在六朝的封建等级结构中，处于顶端的皇室贵族与世族高门地主共同构成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这两个集团，以其独特的结合方式，排斥了地主阶级中的其他等第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介入，垄断了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控制了权力的分配和运营，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等级阶梯更加深刻化，形成了世族地主统治。皇室贵族与世族高门地主阶层之间的结合方式，是以封建国家权力中心为介质的一种平衡组合。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皇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封建国家的最高权力。皇权的削弱还是加强，都影响到世族地主在这种结合方式中的地位。^[76]

世族是指世家贵族， 是世代为高官的封建政治特权的世袭享有者。起源于西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六朝时期的世族政治在权力中心占据主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世族对政治的控制，是通过世族阶层里的显赫家族、显赫家族里的上层分子对政治的参与、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而发挥出来的。因此，在国家权力中心里占据重要地位，掌握了重大权力，被称作为权臣或强臣的世族上层人物对政治的影响就更大。东晋政权里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里的上层人物就是如此。这些世族上层人物，大多在权力中心里占据要职，诸如录尚书事、丞相、相国;又兼任军事统帅，如大司马、将军或都督中外诸军事集国家军政大权于一身。南朝时，随着世家大族衰落，虽然有世族参与权力中心，主持权力中心的现象，但如同东晋这样深刻地干预政治，专擅权力的现象却没再发生。^[77]

六朝时期的国家权力组织，与六朝时期的政治形势一样，都处在一个动荡、多变的转折期。六朝时期，国家权力组织形式由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过渡。权力组织结构复杂，职能划分不确定，变动频繁。在六朝时期，秦汉以来的三公九卿制遭到破坏。三公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转为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八公，而八公的官职往往是因人而设，并不掌握实权。无论三公还是八公他们都不再对九卿起领导作用。如果八公不录尚书事，就没有国家行政指挥权。^[78]

另一个突出变化是三省制的初步形成。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作为国家的行政、审议、执行机构，在政权组织中的地位日益增强，成为国家权力中心的主要构成。而三公则从国家权力执行职能的位置上退出，加入于皇帝的参谋与顾问系统，加强了议事、议政团体的队伍。只有九卿成为具员，在国家组织中处于有无皆可的境地。形成后的三省，尚书行使着国家组织的行政职能，中书和门下都属于君主的参谋顾问系统，门下偏重于谏议和顾问，中书则相当于君主办公厅，掌管着君主出纳文件的接受与传达、诏书的起草与颁布。^[78]

在地方上，州、郡、县三级相辖制代替了秦汉的郡县二级制，州在国家的地方行政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州与军府相结合，使州不仅担当行政职能，也担当军事职能。这样的州，就既是行政区，而且也是军区。州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既是稳定国家安全的有力支柱，也是促成国家动乱的祸因，而决定其起何种作用的，还是来自中央政府内部，决定于中央政府内部的稳定与否。^[78]

早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至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左右，孙吴就开始实行屯田制度。直到东吴政权覆灭（公元280年），历七十余年之久。这个时期孙吴主要采用“火耕水耨nòu”的农业方式，与此同时也高度重视牛耕。在孙吴政府对田地的统一管理和指导下，很多废弃的荒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孙吴政权还积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不仅是为了利用水力资源和防止水灾，而且也含有军事意义。孙权在黄龙二年（公元230年）筑东兴堤以遏巢湖。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作堂邑（江苏六合）涂塘（瓦梁堰）以淹北道。其余重点水利工程大都是围绕首都建业（南京市）而兴修的。后来江南运河的雏形，在这时已经粗具规模。^[79][80][81]

从西晋王朝崩溃以后，江南的农业在北方流亡南下的农民与江南的土著农民（包括俚、“蛮”等各少数民族在内）的辛勤开发下，在两汉、东吴的原有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东晋政府曾在多地实施屯田，开垦荒地，兴修的水利工程，并劝课农桑、鼓励生产。随着北方流民大批涌入江南地区，也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至南方地区。南方传统的火耕水耨原始耕作方法，发展到用粪来做肥料。麦菽在江南也已开始推广栽植，适宜于旱作的区种法也开始在江南推行。水利灌溉系统，也在过去的基础上推广和整理。在益州（成都）的水稻一年两熟，广州个别的农作物的水稻一年三熟。稻作农业推广至偏远地区，东晋时期，桓温刘裕等人多次推行土断，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发展进步。^[82][83][84]另外在江南地区，也开辟出来很多湖田。这种新辟的湖田，土壤肥沃，又不怕旱，收获量比起一般稻田来，会高得多，当时这种湖田在南朝时深受欢迎。^[79]

三国时期，除分散在各地的纺织作坊以外，孙吴还在建业（南京市）设有“织络”作坊，作坊内拥有大量的奴隶^[注2]，专为统治者们制造奢侈的丝织品。至南朝时期，家庭纺织业较之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内，养蚕缫丝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在豫章郡（治豫章，江西南昌市）地区，出现了一年蚕四五熟的情况^[注3]。而永嘉（郡治永宁，浙江温州市）等多地，也出现了蚕一年八熟。此时，桑树的栽植也更见普遍，用亚麻织布的技术进一步提高。当时豫章一带的妇女勤于纺织，她们通宵织出的布，被称为鸡鸣布。刘裕灭后秦以后，把关中的锦工迁至江南，在丹阳（南京市）斗场成立锦署。^[79]

三国时期，孙吴在海盐（浙江平湖东南）、沙中（江苏常熟西北）设有食盐产销的管理机构，不准民间私自贩盐。南朝的宋、齐、梁制盐政策较为宽松，允许民间私自煮盐。到了陈文帝时代，开始由政府征收煮海的盐赋。当时江南的吴郡海盐（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是产盐的重要地区。江北南兖州境内的盐城县（江苏省盐城市），也有很多盐场，据阮昇之《南兖州记》记载，当时南兖州有盐亭一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不事耕种，通过制盐贩卖致富。官府和私人的运输商船，数以千计。^[79]

到了三国、两晋和南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渐臻成熟。这一时期的青瓷比起早期釉薄而作淡绿带黄色的青瓷器来，又大大跨前了一步。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墓中的青釉鹰形壶，壶腹下部贴附双爪及尾，两侧划刻双翅，造型生动。浙江余姚东晋墓中出土的青釉鸡头壶，鸡头都有颈，曲柄代替了鸡尾，明显地看出造型在不断改进。青瓷窑的分布地区，在今浙江绍兴一带；而缥瓷窑则分布在今浙江温州一带。缥瓷的瓷质不透明，但一般淘炼得都很纯，杂质成分很少，硬度很高。制瓷业经过东晋以来二三百年的发展，不仅产量大增，而使瓷器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与此同时，瓷器的胎质、釉料和烧制技术都有进一步的提高，为隋、唐时期青釉器物制造技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79]

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造船业也更加发达。刘宋时的荆州作部，已能乘载战舰数百只战舰。侯景乱梁时，也有战舰千艘。当时民间的造船业也相当发达。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hú船。”孙吴时的船，大者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约千吨）”。到了南朝，民间私造的大船很多，船只载重二万斛（约二千吨），比之以前，又要超过一倍了。隋文帝灭陈后，下令将吴越地区船长三丈以上，没收入官。^[85]

东晋、南朝时期，经过劳动人民不断的改进和提高造纸术，在原料方面，除原有的麻、楮chǔ皮外，还利用桑皮、藤皮来造纸。纸的原料更容易获得，纸的成本更为降低，纸的生产量也更为增多。藤皮制成的纸，已普遍使用于公私之间了。藤纸的产地，集中在剡溪（曹娥江上游）一带，而余杭由拳村所出的藤纸，也很出名。纸的功用，到了这时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到了南朝中叶，荆、湘和蜀中的造纸业，也开始发展起来了。^[79]

在三国时期，孙吴的冶铸业发展水平较高，其中以武昌附近最为发达。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曾派人在武昌一带购买铜铁，打造大量刀剑。到了南朝时期，冶铸业由官府负责经营。江南最有名的冶铸作坊，属扬州的是梅根冶（安徽贵池东五十里），属荆州的是冶唐（湖北武昌东南三十里）。各冶制造的器物，除兵器外，多为民间用具。梁时筑浮山堰，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当时铁器的产量已经很高。银的开采，也极为普遍。晋末，卢循曾在广州开采银矿；宋元嘉初，始兴郡（治曲江，广东韶关市）领下有银民三百多户，专事开采银矿，史称其“凿坑采砂，皆二三丈”^[注4]，可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低劣，每年因矿坑崩坍tān而压死的人也很多。到了梁末，银的流通在全国来说，已是一个可观的数目。^[79]

漆器制造方面，漆器的用途非常广泛，可以和唐、宋以后的瓷器的用途等量齐观。因此，《晋令》中特别规定，凡是制造漆器，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在漆器按照一定的规格制成后，还得用朱砂调漆写上制成的年月和制造者的姓名。南齐时，梁州刺史崔庆绪，家财千万，自用的漆器上都题有“日”字。庆绪死后，庆绪的儿子崔慰祖，散家财与宗族，由是“‘日’字之器，流乎远近”，可见当时民间也还普遍使用漆器。^[79]

六朝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和自然经济的盛行，严重地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规模与水平的扩大和提升，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渐趋活跃。此时，上至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经商牟利或借以谋生者甚众，广袤的南方大地上兴起了一座座繁华的商业都会和大小不等的城乡市集。^[86]

从投入市场的商品种类看，主要有粮食、绢、绵、布、茶、竹、木等农副产品，也有瓷器、陶器、铁器、铜器以及盐、漆、蜜、蜡、水产等土特产品，其中，最为大宗的是粮食，满足贵族官僚需要的奇珍异宝等奢侈品也是主要商品种类。^[86]

六朝的商业制度，一般来说仍继承秦汉旧制而略有变化。就市场的设置状况而言，城市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官方所设的“市”，“市”有固定地点，交易自日中开始，市内列肆，以类相从，管理皆有定制。商业的渐趋活跃，各地区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市场体制开始突破旧制度的束缚，京师市场“面朝后市”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六朝市场遍及宫城南北，尤集中于秦准河两岸，这与传统的“面朝后市”的旧格局已大相径庭。其次，市场突破旧时特定区域的限制，开始与居民住宅区相混杂。在正规的官办大型市场以外，还兴起众多中小型或专营某类商品的非正规市场。除大中城市的交易市场外，一些县城和乡村也形成几日一聚的小市、草市、墟等交易市场。^[86]

六朝时期，南方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中心，先后发展为大小不等的商业城市。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都是当时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79]

六朝正值南北分裂之时，商旅往来与货物运输遇到很大困难。但这几百年间，南北之间的贸易交往并未断绝，互市活动仍然时断时续地进行，并且随着南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逐渐扩大规模，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86]

孙氏父子经营江东时，已与北方展开瓦市贸易。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派校尉梁寓入朝向汉献帝进奉贡品，还令大臣王惇负责马匹交易。嘉禾四年(公元235年)，魏国派遣使者前往东吴，想要用马匹来换南方珠玑、翡翠、瑁等特产。孙吴还遣使沿海路北上，在联络辽东公孙渊共抗曹魏之时，进行瓦市贸易。^[86]

东晋与相对峙的北方胡族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南北互市严重受阻，但贸易交往并未完全中断。通过互市，南北双方都获得显著的效益。此外，东晋还展开与蛮夷少数族的互市。《晋书·陶侃传》载侃为武昌太守，“立夷市于郡东，大收其利。”“夷市”即是与长江北岸尚未完全开化的少数族进行的互市。^[86]

南北朝时期，互市随着边境局势的变化时断时续。大抵两国交恶，军事形势紧张时，贸易暂时中断，一当形势缓和，双方聘使通好，互市又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渠道恢复起来。例如，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大举南侵，边境绝市。至魏军退回次年，北魏正式向刘宋提议互市，但为宋廷拒绝。宋孝武帝即位，北魏重又“求互市”，被朝廷所准，“时遂通之”，互市得以恢复。《南史·范缜传》曰:“(齐)永明中，与魏氏和亲。”《北齐书·崔暹xiān传》曰:“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梁书·张稷传》也说:“初郁洲接边睡，民俗多与魏人交市。”可见，齐、梁两朝大体维持与北朝的互市。陈朝曾与北朝反复争夺两准，官方互市深受阻碍。但是，未经朝廷允准的边境贸易仍在进行。^[86]

六朝立国于东南，濒临大海，加之经济的迅速开发和文化的繁荣，尤其是造船技术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规模比两汉更加扩大。交、广二州是六朝与海外进行贸易的主要基地。^[86]

孙吴十分重视海外贸易。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年~公元231年)，交州刺史吕岱遣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各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归国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庆撰《扶南异物志》，并记海上见闻。《梁书·海南传》还记载孙吴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两晋之际，社会动乱，但与海外的商贡往来并未完全中断，尤其是南渡以后，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因受战乱较少，反而更加发展。东晋王朝与南洋各国保持着密切的海上商业联系。南朝以来，社会经济、文化的高涨推动东南一带海外贸易事业走向繁荣。^[86]

六朝与海外有贡使和贸易往来的国家，主要分布于 3个地区:首先是海东诸国。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以及日本的邪马台、大和国均与中国有密切往来。东晋以后，交往更多；其次是西域和南亚诸国。魏晋以来，西域各政权与我北方地区的商业往来密切，与南方也有联系。海上交往因受政局动荡的影响较小，关系更为密切。4~5世纪前后，中亚阿姆河一带兴起的滑国(北朝称哒汗国)，梁武帝时数次“遣使献方物”。波斯国在梁中大通二年，通使梁朝，遣使献佛牙。今斯里兰卡，时称狮子国，“晋义熙初，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南朝宋、齐、梁朝亦多次遣使贡献。第三则是南洋诸国，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因与六朝疆境相接，一直保持频繁往来。两晋南朝时，林邑遣使通贡近 30 次。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曾于吴赤乌六年(243)由国王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东晋南朝间，扶南先后 18 次赴建康使贡。今泰国境内的金邻、顿逊、狼牙诸国也多次向南朝贡献方物。位于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狼牙修、丹丹、盘盘等国，也常向南朝贡献金银、琉璃、火齐珠、古贝、沉香、松香药物、菩提树叶等珍奇宝物。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的诃罗单、千陀利、婆利等国则用金刚指环占贝、槟榔、金芙蓉、杂香药、琉璃器、螺杯等与南朝通贡。^[86]

六朝以来，南方经济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流通领域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币制却始终未走上正轨，以至不时出现紊乱现象。^[86]

商业的初步发展而引起货币的不足，故孙权曾下令铸造以一当五百和以一当一千的青铜币来流通。但这时的货币还是以辅助姿态出现，商品交换多是盐布杂用。^[79]此外，还发行过当二千、当五千两种大钱。这几种大钱的共同点，是面值与重量成色严重脱离，颁行后遭普遍反对，不久即被废止。^[86]

晋室南渡后，沿用孙吴旧币。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所谓“比轮”，形容其大如轮，似指复用孙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大钱。中者“四文”，即一钱当小钱四文。小钱“沈郎钱”仅重一克，极薄小，犹如榆英。东晋社会铸币的流通量有限，难以满足市场需要。^[86]

及至南朝，钱币的兴铸虽比孙吴、东晋明显增多，但经常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先是，宋文帝于元嘉七年(430)“立钱署，铸四铢钱”，但因“民间颇盗铸，多剪凿古钱以取铜”，遂于次年废弃。^[86]到刘宋孝武帝刘骏孝建元年（454年）又改铸“孝建四铢”钱，面文为“孝建”二字，背文为“四铢”二字，这是最早的集年号铢两文字于一身的铜钱。后来又省去“四铢”，仅存“孝建”二字。钱文为薤xiè叶书体。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民间私铸云起，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467年）只得废除了孝建四铢钱。^[86]

萧梁是南朝币制最混乱的时期。梁初杂用的钱币即有近10种。及至普通中，又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使得民间私铸成风。及大同后，由于货币滥发越发严重，导致物价飞速上涨，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造成流通领域极大的困难和混乱。在铁钱的冲击下，铜钱更短缺，社会上普遍出现“短陌”现象，即不足一百之数权当一百之用。朝廷曾禁止这种作法，“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但“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梁敬帝太平元年(556)只好下令远近并杂用古今钱。^[86]

在钱币铸行陷人混乱时，六朝社会上还杂用其他货币。南朝以来，部分地区尤其是交、广一带，作为贵金属的金、银，也是重要的流通手段。但整个南方大多数地区，黄金主要还是用作贮藏手段和装饰佛寺，直接进入交换流通领域的黄金数量有限。相对而言，白银的使用量大于黄金。米谷布帛等实物，仍然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86]

六朝时期佛教建筑的大量兴建，特别是多层的木楼阁式塔的兴建，使得木结构技术得到很大发展。砖结构此时亦被推广。地下墓室已全用小砖铺砌地面、墙体和室顶。而渊源甚久远的木梓墓与战国至西汉一度流行的空心砖墓均不复见。^[87]

石作的技术与艺术水平获得长足进步此外，兴修陵墓也是使石作发展的另一动力，如南朝诸陵的石兽、石柱与石碑，自采料、运输、琢刻到安装，无不与建筑的技术与艺术有关。而仿木建雕刻，既说明了我国石建筑风格发展的趋向，也体现了当时石工匠们的技艺高超。^[87]

东汉砖石墓中屡见的画像砖、石，至此期已逐渐消失，而代之以墓内壁面满砌花纹砖，或径施由砖组成的巨幅画面。例如南京西善桥发现的一处南朝大墓，壁面即有由模印砖拼嵌的大型砖画《竹林七贤图》，甚为别出心裁。^[87]

南北朝时石刻浮雕与圆雕的大量出现，也与佛教石窟寺的发展有关。它一变西汉画像石平面浅刻的单调与初期圆雕的古拙粗犷，而以构图丰富，形象优美，线条流畅，神情雅逸取胜。^[87]

由于中西交通的增多，特别是佛教的东传，带来了新的建筑和装饰题材上的内容。例如“火焰式”尖拱门、束莲柱、须弥座、西番莲、卷草等。它们的使用和尔后的发展，都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建筑的内容。^[87]

吴主孙权初都京口，后至武昌。黄龙元年 (公元 229 年) 四月称帝，九月即迁都建业。据记载都城北临玄武湖，南距秦淮河五里，东至平岗，西抵石头城，周围二十里十九步。都城南墙正门宣阳门，南至秦淮又设大航门，盖有浮航渡水也。赤乌十年 (公元 247 年) ，孙权以迁都以来所居南宫“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乃新作太初宫。此宫“周回五百丈，作八门”。南垣五门名公车、升贤、明阳、左掖、右掖，东垣一门苍龙，西垣一门白虎，北垣一门玄武。宫后置苑城，即后日东晋之台城所在。孙皓宝鼎二年 (公元 267 年) 六月，起昭明宫于太初宫之东，作时“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破坏诸营，大开园囿yòu，起士山楼观穷极伎巧。功役之费，以亿万计”。^[87]

东晋时期，将建业改名建康，作为京城。以后历经刘宋、萧齐、萧梁至于陈，均沿为帝都。唯因袭用旧城，受历史沿革及地形等诸多条件之限制，故其布局及建置未能尽如理想。该城位长江南岸，北临玄武湖 (东晋时称“北湖”)，东北以紫金山 (又称“蒋山”或“北山”)，西、南二面则有若干丘陵，因此周围地形呈南北长东西狭之不规则形状。都城略作方形，南面三门，东、西、北面各二门。南墙中央之宣阳门为都城之主城门，有御道北通宫城南门大司马门，南抵泰淮河畔之朱雀门及其以外之长千里。宫城在都城中央稍北，作南北较长之矩形。其北为鸡笼山及御苑华林园，城外即玄武湖。此外，还根据军事需要，于西侧之丘岗地带，建石头城以为屏障。再在都城西南筑西州城，东南构东府城.并置部分行政官署。^[87]

南方因地狭人多，且河港纵横，以致大多街道坊里不克依规整方式布局。据文献所载之建康坊里有:禁中里、蒋陵里、都亭里、定阴里等，但其具体内容及位置，则均未述及。然自宫城以南至秦淮河一带，是为当时商业繁华与民居糜集所在，虽正史阙录，但自墨客骚士的诗文吟咏中，尚可知悉个中若干概况。^[87]

与西汉长安相较，两晋、南北朝之帝都已有所不同。首先是宫殿已不再分散，而是集中于座宫城之内。宫城位置在都城中央偏北，并成为都城的中心。其次是都城都有一南北向之主轴线，它大体位于城市中央，同时也是宫城的中轴线。其三是依此中轴线的南端，布置城市的主干道，经由宫城的南垣正门，通向都城的南墙正门并延伸向外。它又是供皇帝通行的御道所在。^[87]

此时期之宫殿总体布局仍按“前朝后寝”，其朝廷部分也基本沿用两汉的前殿与东、西厢的横向布置。不过改称前殿为太极殿，又将原来的东、西两厢脱离主殿，并改称东堂与西堂至东魏时，除上述三殿堂之布置外，又依太极殿纵列二组宫室。^[87]

离宫及苑固的数量及规模均不逮秦、汉。且帝王平时游乐的苑囿，大多在京畿jī附近或都内，如南朝的华林园、乐游园、西苑、芳林苑等。苑中聚水汇流，累山叠石又植各地异树、名花，构参差亭台、楼阁，其巧构睿思，皆可引人人胜。然就内中景物而言，经由人工所为者已渐有增加，而这种趋向，对于后世园林产生不少影响。^[87]

许多贵族、官僚及富商的私家园林，仍沿袭上述传统。即在追求精神享受的同时，也着重物质上的需要，并且还不忘记借此来表现自己的财富和权势。但是另一种风格的园林也在此兴起，它们是士大夫崇尚淡泊和出世的产物。这类园林的规模不在于大，而在于景物的古朴与自然。以追求远离市塞的危崖曲径、落瀑盘溪、古树垂藤和柴篱茅舍:作为他们理想中的最高境界如果当自然条件不足以达到上述境界时，就以人为的方式去创造。^[87]

孙吴的佛教建筑，史载为数不多，仅知吴主孙权于建业起建初寺，后又建阿育王塔，是为江南梵刹浮屠的最早记录。随着佛教的弘扩，各地寺、塔、石窟兴建的数量甚为惊人，南朝建康所建造的梵刹为数亦甚众多。刘宋明帝兴建之湘宫寺，以及萧梁武帝所创之同泰寺，均为名噪一时之巨刹。南方石窟较北方少，早期者更为难觅。仅南京东北之栖霞山千佛崖有少量南朝石窟。开凿于南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 484 年) ，续作于萧梁一代。唯规模不大，窟数无多，且造像迭经破坏，大多已失其原来面目。^[87]

汉末以降，简葬之风盛兴。帝王且自作终制者令其寿陵不封不树，敛以常服，葬以瓦器等。六朝陵墓，据目前已知考古资料，均为砖室结构，它应和南方土壤、气候等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在砌造墓室之前，必先开凿墓坑，在选择葬地的山麓坡上，向内凿成长形的墓坑，这种劈山营造规模宏大的墓坑，反映当时陵墓的规模。六朝陵墓与一般六朝墓葬不同，陵墓均为大型的单室墓，没有前后室或侧室。顶虽亦为券顶或穹窿顶，但其规模较一般墓为大。^[88]

两晋诸陵之地面建构筑物，均已平毁而无从辨析，仅南朝帝王陵墓尚有若干遗迹可寻。齐、梁两代帝、后陵分布于今江苏丹阳，而宋、陈皇陵则在今南京市境内。各陵地面建制已不完整，现存的尚有石兽、神道柱和石碑等。位于神道入口两侧的石兽作带翼的狮子形，高长各约3 米，挺胸阔迈，昂首吐舌，外观雄劲粗犷。传说它们是古代的一种神兽，双角列左的称“天禄”，独角列右的称“麒麟”，后来亦通谓之“辟邪”，应均属护墓神灵 。其次是神道石柱一对，下为雕双蠕的石础，上承刻凹楞的方圆形柱身，中嵌有镌墓主职衔和姓名的石版，一般是左柱版上正书，右柱反书。柱顶为一刻莲瓣的圆形石盘，上再置一小辟邪。柱全高约6 米，比例与造型俱极精美，方之后代，亦未有出其右者。再后则为载于龟跌上的石碑，碑高约 5 米，圆首有穿，并刻交蟠的双蜗为饰。^[87]

在南京一带发现东晋与南朝之大墓数处 ，均为单墓室，平面呈矩形、六边形或椭圆形。墓由模印花纹之小砖砌成，墓顶则构作筒券式样。而较之西晋墓葬多用二墓室者又简化。^[87]

高句丽和东晋南朝几乎每岁都有使节来往，它派遣使节到达东晋、南朝的京城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前后有将近三十次。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高句丽王一次就赠送给南朝战马八百匹，南朝也相应回赠高句丽王许多礼物。^[89]

百济也经常派遣使节，到东晋、南朝来访问。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至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百济使节访问东晋、南朝的京城建康凡十一次。百济士人爱好中国的“坟史^[注5]，其秀异者颇解属文”。梁武帝时，百济国的使节曾到建康“求书”。在侯景乱梁之后，建康城内断垣残壁，荒凉不堪。百济国的使节来到建康，“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及景平，方得还国”（《梁书·百济传》）。就此二事，可见百济国王派遣到南朝的使节，不但爱慕汉族文化，而且也极其关心南朝的治乱，百济和南朝的友好关系确实非同一般。^[89]自梁武帝在位时期至陈宣帝在位时，新罗国王先后四次派遣使节，远涉重洋，来建康访问。^[89]

大和国和东晋、南朝的通聘，最早在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起，倭国王先后十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南朝的皇帝也主动派遣使臣，赠与大和国王以荣誉位号。在西晋武帝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有吴服师（我国江南地区的缝衣师）经百济到达日本。同年，我国的儒家经典《论语》，也传到了日本。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大和国又从江南聘去“汉织（北方织匠）、吴织（南方织匠）及衣缝（缝衣师）兄媛、弟媛等”（《日本书纪·雄略天皇纪》）。过了两年，在公元472年，大和朝廷又下令本国栽植桑树。从此，日本的蚕桑和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89]

南朝的梁武帝中大通二年（公元530年）、大同元年（公元535年），波斯国王派遣使节，来到建康访问，并赠送佛牙，估计是由海道远航印度洋，到达江南的。^[89]

罗马帝国，中国历史上称之为大秦国；东吴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商人秦论到达吴都建康，详细地向孙权介绍了大秦的“方土谣俗”（《梁书·诸夷传》）。^[89]

印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天竺、身毒，东吴孙权时，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当时扶南派往天竺的使节刚回国，天竺国还有使臣来到扶南。康泰、朱应就从他们那里了解天竺的情况。东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僧人法显到达笈多王朝的都城华氏城、狮子国等地进行佛法交流。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年），笈jí多王月爱遣使到达江南的建康访问，并馈赠金刚指环、摩勒金环等珍贵礼物及赤白鹦鹉各一头。宋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年），笈多王朝又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并馈赠礼物。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中天竺王屈多（即笈多的异译）派遣使节，来到建康访问，并馈赠琉璃唾壶、刻香、古贝（草棉布）等珍贵礼物。陈宣帝太建三年（公元571年），又有天竺使节到达建康。^[89]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师子国王遣使至江南赠送玉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纯洁，形制特殊，当时把它当作稀世之宝。宋文帝元嘉五年（公元428年），师子国王刹利摩诃南又遣使至建康赠送象牙佛像。元嘉七年、十二年与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刹利摩诃南与后王迦叶伽罗诃黎邪又先后遣使到达建康，馈赠方物。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五天竺和师子国使臣远涉印度洋和南海来到建康，往往“泛海三年，陆行千日”（《宋书·师子国传》）。^[89]

占婆国，今进越南中南部，中国史上称之为林邑国。占婆和东吴、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各个王朝，疆境相接，因此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从西晋武帝开始，到陈宣帝时期，占婆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到西晋京城洛阳和东晋、南朝京城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器、香、布等方物；东晋、南朝回赠了很多珍贵礼品。^[89]

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东吴孙权黄武五年至黄龙三年（公元226—231年），交州刺史吕岱派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等国[6]。归国后康泰撰《吴时外国传》，朱应撰《扶南异物志》，记述海外见闻，可惜两书都已散佚。孙权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扶南王范旃zhān遣使来吴聘问，带来乐人及方物。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起至陈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扶南国王先后二十多次派遣使节来建康访问。扶南赠送东晋、南朝的方物有象牙佛像、珊瑚佛像、犀牛、驯象、火齐珠、瑇瑁盘、琉璃器、郁金、苏合香、婆罗树叶、古贝等，东晋、南朝政府也回赠以珍贵的丝织品如绛jiàng紫地黄碧绿纹绫等，这就加强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89]

诃罗单国、婆婆达国都位于印尼爪哇岛上，爪哇岛上的国家，很早就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诃罗单国王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遣使来建康，赠送金刚指环、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赤鹦鹉鸟等珍贵礼物。元嘉十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九年，又四次遣使来建康访问，并馈赠方物。婆婆达国王也在宋文帝元嘉十二年，遣使来建康访问，馈赠方物，加强了彼此间经济文化交流。^[89]

干陀利国，据近人考证，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东晋取经僧法显，从师子国搭船回国，泛海九十天，到达耶婆提国，在这个国家住了五个月之久。耶婆提国就是干陀利国的异译。干陀利国王在我国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十七年、普通元年（公元520年），陈文帝天嘉四年（公元563年），凡五次遣使至建康访问，并馈赠金银宝器、玉盘、金芙蓉、杂香药等珍贵礼物，南朝皇帝也回赠许多礼物。^[89]

婆利国，据近人考证，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南朝时代，婆利国和我国有了友好往来。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公元473年），婆黎国王遣使来宋访问，并馈赠方物，婆黎国就是婆利国的异译。梁武帝天监十六年、普通三年，婆利国王又先后遣使到达建康，馈赠兜鍪móu（盔）、琉璃器、古贝、螺杯、杂香药等方物数十种，梁王朝也答以厚礼。^[89]

六朝时期是文学的繁荣期。这种繁荣首先是文学活动的繁荣，它表现在以士族阶层为代表的社会主流阶层对文学修养的高度重视、君主对文学活动的广泛参与、各种文学集团的高度活跃一系列文学理论与主张的逐步形成。^[90]

诗歌是六朝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文体，五言古诗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一时期不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艺术表现也不断提高，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五言古诗的兴盛时期。七言诗也是这一时期确立下来，而被称之为“永明体”的新体诗，是我国律诗的开端，经过庾信等人的努力，具备了后来各体律诗的雏形。所有这些诗歌上的成就都为唐诗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代表人物有陆机、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90]

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几乎全都是男女艳情;其风格的深婉缠绵、清新艳丽，和汉乐府民歌有着显著的不同。南朝民歌的总体风格不同于汉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更是迥然有别。如《华山畿》《读曲歌》《西州曲》等。^[90]

六朝时期是散文的衰落期，但是，在史传等学术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作品，其中以范晔《后汉书》成就最高。^[90]

南朝是骈文发展的高潮时期，它在南朝文学中的繁荣仅次于诗歌，在使用范围广泛上却超过了诗歌。南朝时期的文章，除一部分奏疏议论和史学著作以外，几乎都是语句骈偶、声调铿锵的骈文。到了南朝中、后期，骈文的形式已相当固定，多以四、六言为主，参以三五、七言，规整而有错综，疏朗而不板滞。其中的优秀之作，无论抒情、叙事、议论，都能把裁对隶事、选色调声的技巧运用自如，充分表现这一文体的形式美。不过，由于这种形式限制比较严格，才力不胜，极易成为桎zhì梏。庾信是六朝时期骈文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他的骈文绝大部分是碑、铭、书、赞之类的应酬之文、谀墓之作。代表作有《齐王宪神道碑》《吴明彻墓志铭》《思旧铭》《哀江南赋序》等。^[90]

六朝赋在艺术上唯美化追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偶精工，字句雕炼，音韵和谐。代表作品有江淹的《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横吹赋》《恨赋》《别赋》。梁代宫体诗人写的“宫体赋”。代表作有沈约的《愍mǐn涂赋》、《丽人赋》等。^[90]

六朝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文学史上通常将这一时期的小说分成志怪与志人(又称轶事)两类。前一类的代表性作品是《搜神记》(作者干宝)、《幽明录》(作者刘义庆);后一类的代表性作品是《世说新语》(作者刘义庆)。这三部小说都产生于东晋和南朝刘宋时代。对后世小说有很大影响。^[90]

在文学理论方面，陆机的代表作《文赋》是中国文论史上极重要的作品，他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理论史上一部巨著，它包括了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独立创造发展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的观点。钟嵘的《诗品》，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表达作者对诗歌写作以及当代诗风的一些看法，并将自汉魏至齐梁的120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品评，指出源流，并分析各家利病。^[90]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时延集文人共同编定《昭明文选》，表达了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他主张文章应该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90]

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在六朝的思想文化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玄”字，取自《老子》一书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意为深奥神妙、玄秘难测。魏晋时期，士人们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作为基本资料，探求自然和社会的奥秘，形成了有较高理论水准的思想体系。玄学在哲学领域探讨的问题相当广泛，最基本的命题是“道”的问题是“无”与“有”、“本”与“末”、“自然”与“名教”等关系。在当时学术潮流的影响下，孙吴地区也有不少士人开始以玄释经、兼修儒道。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大批士人南渡，许多爱好玄学、崇尚清谈的名士也转移到南方。东晋时期，建康成为玄学活动的中心。从皇帝到百官，清谈之风极盛。在东晋执政的门阀士族王氏、庾氏、桓氏、谢氏等，一般都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玄学还渗透到佛学之中，使以智慧求解脱的佛教般若学，成为名士玄谈的资助。玄学的价值观念如向往山林、修身养性等，为东晋南朝士人所选择和采用，士人以潇洒超脱、善于清谈为举止高雅。玄学论辩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一项特殊的社交活动，给人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机敏与才智的机会。在梁、陈时期国学的教育活动中，围绕《周易》《老子》的辩论活动经常举行，以至吸引了大批听众，“听者倾朝野。”^[91]

六朝时期，玄学清谈和辩论的流行，使士人的思想空前活跃个人自我意识崛起。主要表现在：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六朝士人开始能够从自我角度评价自己，不再把社会评价放在第一位；摆脱中国传统的既侍才自负又要谦虚礼让的矛盾心态，在社会上毫不掩饰地表露自己的自信；主张返归自然，追求身心自由；尊重人的生命肉体和自身价值，既重视人的内在精神与才情，又重视人的外在形体与容貌，大胆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对人性的束缚，追求人的形体容貌、举止、神采、风度、个性、情感、才能、智慧的全面发展；尊重人的心理感受，具有丰富的生活情调。他们从热爱大自然的本性出发，善于欣赏自然，喜欢游山玩水，在自然山水中体验人生的乐趣和生命的欢欣；否定音乐的政治功利目的，把音乐看作自我表现的途径，他们在美妙的音乐和歌舞之中，感受自我精神的升华。他们往往不满足于观看、欣赏音乐歌舞，而是直接参加到音乐歌舞表演的活动之中。^[91]

六朝时期，由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崛起，名士们意识到生之不易，死亡可期，“以生为贵”的思想因此而产生。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所以六朝人喜欢追求长生不老、延年益寿，他们炼丹服药，信奉神仙道教，目的是延长这极其有限的生命。六朝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许多士人处于忧患重重、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因此产生了听天由命、无所作为顺世而行、任其自然的思想。这种“命定论”的思想，要人们顺从和满足于“命”的安排，在命运的安排下，享受人生的快乐，度过适合人性的生活。六朝时代普遍流行的逍遥论、养生论和纵欲论，都是“命定论”的必然结果。^[91]

六朝时期，唯物主义思想也有所发展，东晋南朝的唯物主义学者对“神不灭论”，进行了驳斥，尤其是范缜的《神灭论》，对形神关系上的朴素唯物论作了深刻的论述，把无神论提高到崭新的水平。而东晋的鲍敬言则提出了他的“无君论”的观点给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以有力的回击。其他无神论者还有孙盛、戴逵、陶渊明、何承天、刘峻、朱世卿等。他们都坚持唯物思想，反对神不灭论，宣传神灭论，在哲学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影响。^[91]

六朝时期，史学在秦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纪传体史书、别史(断代编年史、通史霸史等)以及地方志等方面都涌现许多新著，在史书体例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史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一门独立学科。正史中属于六朝编撰的有三部，它们分别是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除此之外还有如谢承的《后汉书》、韦昭的《吴书》、裴松之《三国志注》等史书。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袁宏的《后汉纪》、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梁萧衍的《通史》和慧皎的《高僧传》等影响也很大。^[92]

由于门阀制度的盛行，这一时期的“谱牒”“家传”和人物传记也特别多。为了炫耀家世，标榜门第，六朝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家谱或族谱。一些谱学名家也应运而生，如梁人王僧孺撰有《百家谱》和《十八州谱》，为世人所推重。^[92]

六朝时期，地理方志著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种类繁多。具体来说，有记全国历史地理的，如陈人顾野王编撰的《舆地志》(三十卷);有记地方历史地理的，如刘宋刘澄之的《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有专记山川的，如刘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一卷);有专记风俗的，如东晋周处的《风土记》(三卷);有专记物产的，如吴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有地理总集，如南齐陆澄的《一百六十四家地理书》和梁人任昉fǎng的《地记》(二百五十卷);还有综合性的地方志著作，如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92]

六朝时期绘画的主流，一方面仍沿袭着两汉时期强调绘画的“鉴戒”作用，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以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为题材者，一直是当时流行的内容，如顾恺之就曾画过《晋帝相列像》、《荣启期》和《列女仁智图》等;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传播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佛、菩萨像以及佛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通过图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佛教教义，如顾恺之青年时期在建康瓦官寺作《维摩诘》壁画等。同时，有关道仙类题材的绘画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地位和影响亦不容忽视。这一时期知名画家有曹不兴、卫协、顾恺之、戴逵、宗炳等。^[20]

六朝墓葬壁、砖画兴盛，其葬俗、画作题材和雕刻技法等均或多或少遗有中原的传统风格。江苏镇江发现的东晋隆安二年(398 年)砖画墓，存有 54 幅作品，内容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图像，还画有许多《山海经》中的故事画，如兽首鸟身、人首鸟身、兽首噬蛇、兽首人身、虎首戴蛇等各种被除邪崇的神怪图像。南朝时期的壁砖画墓，如南京西善桥、油坊村，丹阳胡桥、建山等五座墓中均有砖刻壁画，其中发现的三幅《竹林七贤及荣启期》的画像，是极有价值的作品。^[20]

六朝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显著特点是:取汉末之遗势隶、篆书继续流行，楷、行、草书开始形成并俱臻完善。代表作有陆机的墨迹草书《平复帖》；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的侄子王询的书法真迹《伯远帖》等。南朝的羊欣、孔琳之、萧思话、范晔，被世人誉为南朝最超妙入神的四大书家。^[20]

孙吴、西晋时期，佛教东来初始，在一定程度上已流行到长江此时的佛教虽尚未成为自帝王乃至普通百姓虔信的主要宗教而顶礼膜拜，但已将佛像列入传统熟知的神仙图像的行列，在当时的出土器物上发现有许多佛教造型的艺术品。东晋时，佛教在上层社会的推导下更趋盛行。建康的佛像多以铜铸，故又称金像。像身硕大雄伟，长可达一丈六尺至一丈八尺。《高僧传》云东晋时建康彭城寺释僧亮曾经取湘州铜铸造丈六佛像。东晋大雕塑家戴逵曾为瓦官寺铸造过5尊铜佛像，当时人们把这几尊精致的佛像，连同顾恺之所作“维摩诘像”壁画，以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送来的白玉佛像，合称为瓦官寺的“三绝”。南朝时期佛教雕塑遗存虽远不如北朝丰富，传世品也为数甚少，但制作精美，有自己的特征。现存两件刘宋时铜佛造像，可定为南朝早期佛像的代表。一件是元嘉十四年(437 年)韩谦造像，通肩衣，禅定印，举身舟形大背光，背光上饰火焰纹极精致;另一件是元嘉二十八年(451 年)刘国造像(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佛呈瓜子脸，削肩，眉目较显清秀。^[20]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的兴起还表现在石窟寺的开凿方面，六朝南方地区，重要的仅有建康摄山(今南京栖霞山)和刻县(今浙江新昌)石城山两处。这两地窟龛kān的兴建，其主要造像都出自高僧规划，且同为皇室或名士所赞助代表了南朝佛教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值得重视的六朝佛教文化的珍贵遗存。^[20]

六朝时期的各种雕塑形式中，陶塑作品内容丰富、手法多样、艺术特色明显，展现了六朝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审美。与此同时，瓷业发展迅速，瓷窑的分布已较广泛地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瓷器的应用范围很广，人们注重在制作瓷器时在其成型和装饰上讲究艺术性的美化，把一部分的器皿做成了工艺美术品。代表有狮形烛台、卧羊灯、熊形灯、猛兽尊和各式香熏等。^[20]

孙吴时期，信奉佛教的人数不多，在中国还处于初传时期。到了两晋时期，人们对佛教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大量翻译佛经。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盛行一时，文人雅士多与道士高僧来往，促进了佛学发展。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以道安、慧生等高僧，他们以老庄玄学为基础对佛学重新解读，出现“六家七宗”的盛况。至南朝时期佛教在南方广为盛行，东晋、刘宋、萧齐、南梁等王朝统治者对佛教比较支持，佛教信徒迅速增加，佛教进入了发展繁荣时期。^[93]

六朝前期，作为黄巾起源残余的太平道和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道仍在民间流行。西晋时期，太平道残部以仙人帛和的名义在民间传道，被称为帛和道。其门下弟子主修《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后此书传至郑隐、葛洪等人。葛洪是著名道士郑隐弟子，他继承葛玄、郑隐等人的“神仙实有，仙可学至”理念基础上，撰写了《抱朴子》，葛洪进一步创建了一整套神仙体系使得民间道教发展为神仙道教，促进道教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五斗米道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张鲁死后，五斗米道内部发生分裂，各天师皆以自己所传之道为正统，彼此倾轧不断，这些天师所传之道被称为天师道。东晋时期，天师道流入江南地区，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皆信奉天师道。后在天师道基础上，逐渐产生上清派、灵宝派等分支。另有一说称张鲁之子在永嘉年间至江西龙虎山定居下来，创龙虎山天师道一脉。六朝中后期后，作为上清派嫡传弟子的陶弘景创立茅山派，著《真诰》一书，在此书中主要讲述上清教义及早期历史，是道教上清派集大成者之作，在这个时期道教逐渐走向成熟。^{[94][95][96][97]}

六朝人的饮食，主食以稻米为主，兼有菽麦；副食以水产为主，同时酱、豉、醋、糖等调味品是也成为饮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稻米除最普通的煮米饭外，也做成锅巴、米粥等，以米为原料的点心，则有粽子。麦的基本吃法是做饼，南北相同，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有汤饼、煎饼、春饼等品种，另外当时的文献记载还有烧饼、蒸饼、馒头、面片、馄饨等做法。除此以外南方人的主食还有雕胡（茭白的子实），西南地区还食桄榔面。^[98]

南方人喜食鲜鱼，鱼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菜肴。为了贮备久藏，人们常将鲜鱼制成鱼鲊。鲊是经加工制作便于贮存的鱼类食品，分为两种:一是熟鲊，指腌鱼、糟鱼等;二是鲜鲊，即干鱼片等。除吃鱼以外，南方沿海居民还在沿海礁石上捕取海蜇，采集海带，制作佳肴。其余还有海蚌、螃蟹等。^[98]

六朝时期，羊肉与猪肉依然是人们最主要的肉食品种。但主要是统治阶层才能吃得起。各族饮食习俗互相交流，不少新的食品制作方法进入汉民族的生活之中，其中以羌煮貊mò炙最为典型。羌煮是指从西北诸羌传入的涮羊肉，貊炙则是从东胡族传人的烤全羊一直流传到今天。此外人们还将肉制品做成脯和羹。^[98]

人们食用的蔬菜品种主要有:葵、蔓菁、菘sōng、韭、茄子、菰gū（茭白）、莼菜等水生蔬菜，还有禽蛋、类、竹笋等也已被人们广泛食用。作为佐餐的菜，已有多种制作方法。民间贫者居多，平时吃蔬菜，为了贮藏，多做成菜饭。^[98]

东晋至东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流域地区逐渐形成食酪的习俗。永嘉之乱后，南渡的北方士族将乳酪的做法传至南方地区，长江流域逐渐形成食酪的习俗。而北方少数民族则将从牛羊乳中提取的酥油，经加工之后做成酥、醍醐等食物，作为贵重礼物赠送客人。随着南北饮食文化交流不断加深，汉族人民在制作面食品时，也开始加人牛奶和羊奶。^[98]

瓜果一类的经济作物种植有了发展，品种也有了增加，特别是南方地区，原先的热带水果种植逐步北移到了亚热带地区，北人南迁也带来了北方的瓜果。^[98]

六朝时期饮茶与饮酒之风盛行，不仅民间种茶、酿酒十分普遍，而且士人们清谈成风，生活上以茶酒自娱，促进了茶文化和酒文化的发展。^[98]

六朝时期，天子及文武百官随身饰物一般有玺、印、笏、佩剑、革带等。天子配玺，百官配印，佩剑都代以木质剑，并以金玉装饰。官员官服腰束革带，缀有囊绶，绶的颜色反映品级，手执笏板，头上簪白笔，以备上朝奏事。朝堂之外，六朝时期上下皆佩玉，南齐建元四年(482 年)，又规定公、侯、卿、尹等佩精珠。此时盛行清谈，麈zhǔ尾本是一种驱辟蝇瞒的用具，因士人清谈，口标义理，借助麈尾以指画，成为士人必携之具。羽扇是士人的装饰和标志，女子则执团扇。如意也是此时达官士人们所喜爱的贴身用具。袍则作为文官百官的正式礼服，有绛色袍及黄、青、皂、白诸色袍，依不同时节可配之对应袍饰。^[99]

在民间人们主要所穿之衣用麻织造，称为白衣，又称布衣。一般男子的服装有衫、袄、襦、裤等。女子的日常穿着，是上身着裙、衫，下身穿裙子。在襦、衫上，南方型制较为灵活，既有紧身小，又有宽身大衫。裙的折裥jiǎn，时尚细密，称作细裥。此外军人的服饰，统称戎衣，除裤褶外，还有盔与铠kǎi甲以及袍袄。六朝时期出现了鱼鳞式新式铠甲，这种铠甲较为轻便做工精良，除提高防御力以外也更加便于作战。文人们虽然仍崇尚峨冠博带，但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也开始上身着褶、下身着裤。^[99]

早在孙吴时代，屐即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东晋南朝时，袜子的质地有所变化，改用布制作，袜逐渐普及开来。时人穿袜，一般用带子系于脚踝huái之上，穿在鞋具之内，以袜裹足。^[99]

宗族、家庭与交际，是六朝社会人际关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关系深而人情味又很浓的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的“三纲六纪”，虽因魏晋社会动乱、玄学兴起而受到一定冲击，但它们依然是六朝民间处理人际关系的墓本准则。“三纲”规定了君臣与家庭内部长幼、男女之间的差别与等级秩序。“六纪”是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之间的六种人际关系，规定了从家族内部到亲戚之间以至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原则。六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宗族关系更为强化。家庭更多地依附于宗族群体的协调与保护。人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更重视广为交游。于是，待客之礼、清谈之风、通信联络、称谓避讳等各种民俗也更为丰富。^[100]

六朝时期，士族地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一方面大量援引同族子弟进入仕途;另一方面利用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为了保证家族利益的长盛不衰，士族人士通过广为结交，互相褒扬，从而达到长期控制政权的目的。在这种现实政治、经济利益驱动下，游走权门以博取名利，清谈相高以获取声名，广为交游以呼朋引类，就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清谈是六朝时期士人交往与沟通思想的一种方式。源于三国曹魏时的何晏、王粥，经西晋时期的向秀和郭象而得到发展。清谈的主要内容是谈玄，以崇尚浮虚为特征。玄学给僵化的儒家经学以新的解释，刺激了哲学思想的发展，但其不治世务、崇尚虚浮的学风又带来了消极的影响。^[100]

六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生多难，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科学技术与思想水平的限制下，六朝人往往把各种希望寄托在天神地祗zhī、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水火、神异物种、祖先之灵及各种鬼神的崇拜上。佛教、道教的传播，各种巫术、淫祀、禁忌的流行，又使卜卦、相命、占梦之术大行其道。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祭祀成为国家礼制与民间生活中的大事。^[3]

六朝人在婚姻观念上讲究门当户对，因而这一时期政治联姻财产婚姻等很盛行。与此同时，还存在婚姻不论排行和辈分的现象。婚姻观念较为开放，但冠嫁之事在服丧期间仍有所限制。^[101]

六朝时期是国家五礼体系孕育、实践、逐步成熟并发展到制度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民间礼俗上继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过渡阶段。所谓五礼，就是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五个方面吉礼，主要是对天地日月、五帝诸神、山川海渎、先王宗庙等祭祀的礼仪规定;宾礼，主要是对外藩使臣接待的礼仪规定;军礼，主要是军事演习和天子命将出征及驱邪攘灾礼仪的规定;嘉礼，主要是婚冠、四时节令朝贺、抚慰臣下百姓、尊贤敬老等礼仪的规定;凶礼主要是丧葬、丧服、赈灾、问疾等仪式及规定。民间的礼仪习俗一般要受国家礼仪制度的约束与指导，在国家礼仪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生儿育女、成年及冠、教育卫生、养老敬老、丧葬丧服等与人生各个阶段密切相关的各种礼仪活动。^[101]

六朝时期，厚葬习俗依然存在，但薄葬之俗渐成风气。随着佛教的日渐盛行和宗教迷信观念的普及，在丧事中举办由佛教徒诵经、祈祷及供养佛像等活动，成为当时流行的丧俗。这些活动主要有七七斋和水陆法会。土葬依然是最为普遍的埋葬方法，特别在汉民族中，“人土为安”是丧葬的墓本观念。但由于这一时期众多的少数民族汇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特殊的葬法。同时这一时期战乱频仍，百姓流离转徙以避战乱，也产生了一些特别的葬法。主要有火葬、水葬、野葬、悬棺葬等。^[101]

六朝时期，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出现了不少新的娱乐项目。这一时期的娱乐活动，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普通民众生活贫困，娱乐活动主要是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开展;二是南北分裂，地域阻隔，娱乐活动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三是战争频繁，武术、骑射等军体活动发展迅速;四是受玄学的影响，清雅之戏与围棋活动有较大发展;五是追求财富而功利色彩较浓的博戏在民间极为流行。^[102]

南朝时的数学家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π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将圆周率的有效数值确定到小数点后七位。祖冲之还确立了圆周率的分数式表示，即密率=355/113，疏率=22/7，即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103]

祖冲之还作有重要的数学专著《缀术》，这部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失传。祖冲之和他的儿子祖暅还推导出了关于球体体积的正确公式，并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如果在等高处截面积相等，则二者体积也一定相同)的原理，后世称此为“祖暅原理”。这一原理到17世纪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利里提出而出现于欧洲，成为微积分得以创立的关键的一步。^[103]

对于太阳的运动，晋代的束皙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观点，认为太阳与地面物体大小的比较，致使人在视觉上感到太阳时大时小，其实太阳大小一样，距地远近也相同。南北朝时期后秦的姜岌发展了束皙的观点，更加科学和进一步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人们视觉上感到日有大小的主要原因是由所谓的“蒙气差”而造成的，即地球大气层对光线形成折射，导致地面上人看到天体时便产生视觉差异。^[103]

东晋晋成帝的时候(330年左右)，科学家虞喜比较了历史上冬至点的观测结果，第一次明确提出冬至点有缓慢的移动观点，认识到太阳在天球上运动一周天并不等于冬至到冬至的一周岁，其分析的结果是约50年，冬至点要西移1度。这一岁差数值的精密度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准确的。^[103]

公元462年，南朝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日;他还测定交点月为27.21223日，与现代数值相比只差十万分之一日。^[103]

在天文历法方面，六朝时期出现了两部优秀的历法。一是南朝刘宋何承天的《元嘉历》，二是祖冲之的《大明历》。何承天首先在他的《元嘉历》(443年)中，提出安排历日使用定朔法，即通过确定太阳和月亮的实际位置并从它们的关系推算真正的合朔时刻的方法。南朝祖冲之在462年时制定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日;他还测定交点月为27.21223日，与现代数值相比只差十万分之一日。^[103]

东晋的葛洪是六朝著名的炼丹家，他在所著《抱朴子》中，详细记载了他在炼丹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许多化学现象: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即铁与硫酸铜溶液中的铜离子起置换作用，生成金属铜的现象。又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硫化汞受热分解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不断加热又变成硫化。再如“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就是金属铅受强热可以变为橘红色的四氧化三铅，而四氧化三铅被碳还原又能分出铅的现象。另有晋代张华在《博物志》卷二中载:“烧白石作白灰，既讫，积著地，经日都冷。遇雨及水浇，即更燃烟焰起。这是我国关于石灰的生成和特性的最早描述。^[103]

六朝时期医药学的发展，表现在疾病认识、医方创制、诊疗方法和新药发现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完善。东晋葛洪，不仅懂得炼丹求仙，在医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其所著《时后救卒方》(简称《时后方》)一书，共8 卷73 篇。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以及多种危急疾病的救治。所载方药治法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故本书不仅是一部医方著作，而且亦是一本急诊手册。书中对天花、盖虫病、脚气病、狂犬病等的论述为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的最早记载，所述捏脊疗法、烧灼疗法、拔罐法(角法)局部用药导尿等，均属创造性的治疗方法，颇有学术价值。 另外《时后方》中所载的手法复位较常见的下领关节脱白，以及骨折筋伤时注意包扎固定的重要性等，有关骨伤疾患的整复记述，也具有超越前人的见识。^[103]

南朝刘宋时人雷教所撰的《雷公炮炙论》(简称《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讨论药物炮制的专著。共录药 300 种，以记载实际炮制操作为主，其制药法大致有:净选，粉碎干燥，加辅料或用水、火共制等;兼及药物鉴别，如所述当归分归头、归尾，其效用不一，还有延胡索有止痛作用能治疗心痛等，均为所见最早的记载。该书详述操作要求、辅料数量、修制时间，其中某些制药方法至今仍为药业人员遵从。^[103]

南朝陶弘景受葛洪的影响很深，他把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搜集起来，共得药物730种，整理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对药物学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他首创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和治疗属性来分类的新方法。按自然属性把七百多种药区分为草、木、米食、虫兽、玉石、果菜和有名未用等七类，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了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一直被沿用，并加以发展。按治疗属性，他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诸病通用药”列记表，分别例举了主治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便于给医生处方用药时作治疗参考，这对医药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103]

陶弘景还曾对当时的养生(保养身体以达到健康长寿)理论和方法，作过系统研究和总结，并撰写过《养性延命录》，对五禽戏和六种吐气方法(吹、呼、嘘、呵、嘻、哂shěn)有记载，以及十二少、十二多等养生宜忌亦有阐述。针灸疗法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一种治疗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103]

南朝刘宋人秦承祖曾撰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这是一部继皇甫谧《甲乙经》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针灸之书，惜未流传下来。又南朝陈文帝天嘉年间，吴人知聪携带《明堂图》等各种医书160 卷，途经高句丽到日本，把中国医药学，包括针灸疗法相应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103]

在物理方面，晋代张华已能认识到凸透镜的聚焦现象，在他的《博物志》一书中说:“削冰命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时人对晶体有规则的几何形状已有所认识。^[103]

在地学方面，东晋的葛洪在《神仙传》一书中，曾以神话故事的形式表达了我国古代关于海陆变迁的思想。其所述“沧海桑田”的概念，是以一定的实际观察为基础的，而不是纯属虚构和臆想。南朝萧梁时，有一本名为《地镜图》^[注6]的地植物找矿著作，此书主要观点就是把找矿和地表植物联系起来，是现代指示植物找矿或生物地球化学找矿方法的肇端，是一个很有科学价值的新创见，新理论。^[103]

南京及其附近的六朝陵墓计三十三处有石刻，其中帝王陵的十二处，以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保存最多，计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石础(方形一对，共八件。王侯墓的二十一处，以南京甘家巷萧秀墓保存最多，计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二对，亦共八件。但据大多数墓来看，以三对为最多，即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已道散失或损坏。其布局的形式对称。东晋陵前始终未见地面石刻。^[88]

砖上有文字始见于汉墓，到了六朝渐次盛行。这些文字的刻写模印方法，一种是直接刻写在砖坏上入窑一次烧成，一种是用文字墨本先雕刻在砖模上制成阴文，再印在砖还上凸出成阳文，然后入窑烧成。砖印壁画是六朝墓葬中的一项重要发现，它们往往出自六朝陵墓和一些世家大族墓中，这些大小不同的各种砖印壁画内容有羽人戏虎、羽人戏龙、竹林七贤、骑马乐队、持戟侍卫、伞盖侍从等等。^[104]

六朝及以后，釉陶一类已进而发展成瓷器外，余下以灰陶占主要内容的陶器继续存在。六朝时期的陶器大部分为灰陶，另有一部分为红陶。在小明器中，孙吴和西晋时期随葬的陶明器多为家禽家畜生活用具和一部分农业生产工具的模型器，西晋以后则未见和少见。家禽家畜中有猪、羊、狗、鸡、鸭、鸽等，也有一些附以笼、圈，它们都用捏制法制成。生活用具中有缸、桶、案几、勺、盆、盖罐、香薰等，它们大都造型简单，没有纹饰。农业加工工具中主要有磨、舂chōng、杵、白、筛、箕、帚等。^[105]

东晋随葬的陶明器主要发现有凭几、案儿、托盘、耳杯、勺、盘、钵、灯、炉砚步障座、陶仓等。和当时生活习俗有联系的，如凭几作弧条状，三曲腿兽足，一般较矮，它和一种带双耳的托盘(又种“案”)，都是当时人们席地而坐所用的器物，所谓“举案齐眉”的案，当指此物。又如砚作圆盘状，内有储水砚池，下设蹄形足，与同期所出青瓷砚完全一样，是仿当时实用器而制作的。^[105]

南朝时期的陶器，多有牛车、凭儿、罐、钵、耳杯、果盆、仓灶以及类似犀牛状的“穷奇”等。其中有些和东晋时期类似有些具有时代特点，例如东晋和南朝墓中出土的牛车，车箱多为立方形，前簪有长有短，后部一侧设有以供上下的长方形小门，但也有前后贯通敞开不设门的，个别车内置三足小凭儿一只，车轮的幅条有的镂空，有的成圆饼状。这些牛车往往出自世家大族墓中。^[105]

六朝陶俑是陶器随葬品中数量较多，且又具有时代特点。陶俑两晋时期中型以上墓葬中多有发现。其制作方法可分捏制和半模制两种，以后者较多。捏制的俑则全用手担制后，再用刀修整，仅能看出俑的形象，衣饰不明显。半模制的俑，又可分为分段合模再加修饰，和下半身模制上半身手制两种;以分段合模俑最为规整自然。南朝时期与东晋时期制作皆同，唯服饰与之有异。出土时多半成对发现(一男一女)，也有两对或三对的。大型墓葬则出现成组俑群，可能为仪仗俑之类。六朝陶俑均以灰陶制成，不少陶俑身涂白粉，个别也有面涂朱的。^[105]

三国至西晋时期，青瓷器中有一部分特制的随葬明器，主要仿自陶器形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实用器皿，有的甚至尚未使用，即用来随葬，但不少是使用以后随葬的。三国时期有壶、罐、碗、灯、钵、孟、羊、虎子等，装饰比较简单，有弦纹、波浪纹、菱形纹和蕉叶纹等，开始出现堆塑的铺首衔环或单纯的素面等。^[105]

东晋时期有盘口壶、罐、鸡首壶、方壶、盘、碗、洗、灯、香薰、砚、水注、唾壶、虎子等。装饰较前代简化，如斜方格纹、连珠纹、铺首消失或简化，蕉叶纹器耳变为泥条状或半环耳，或为桥形耳所代替，有的器物仅有弦纹;黑褐色点彩装饰逐渐增加，有的器物在褐彩上再加釉。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器物，有盘口壶，盘口变大，颈部稍长，宽肩，下腹内收，底稍内收，或有折肩者，器耳多双复数:罐，直口，宽肩，下腹内收，凹底，条形半环耳:鸡首壶，盘口细颈、圆腹、平底，肩部饰鸡首，另一端装自肩到壶口的执手，上端饰鸡尾，有的作龙首，少数鸡首和握手两侧设条形者较早，桥形者较晚; 碗，口部平直，底部较高或成假圈足;睡壶，圆形，平底，部分有假圈足，少数钵和壶已开始有盖。^[105]

南朝时期有壶、罐、碗、钵、鸡首壶、睡壶、砚尊等，装饰除前述各种仍旧沿用外，佛教艺术莲花纹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纹饰，有代表性的一件为南朝陵墓出土的莲花尊，十分富丽美观。同时，青瓷器在这时也有一些变化，例如壶为盘口、粗颈宽肩、双复耳、长腹;为大口直唇、四耳、长腹变长，个别罐上有盖;碗，直口、深腹内收、假圈足，有的有莲瓣，鸡首壶，小盘口、粗颈、长腹(晚期更长)，器体变大，握手作双股龙头状，高出盘口;睡壶，大口、粗颈、扁腹、假圈足;南朝的青瓷几平都已满釉，直到底部，但内部尚无釉。^[105]

六朝冀葬中的陵墓和世家大族墓内多有金银器随葬，虽然帝王三令五申，严禁厚葬，特别不准随葬金银，但未起作用。金银器中以饰件为大多数，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发现的镂金饰片，均用大小不等连珠纹镂成兽面形，较大的一片作佛龛状，两个半圆形的金珠上有双目，似一龙首，另一片似虎首。与金饰片同出的有长条形金叶片，有嵌放小珠的圆孔和镶嵌银合金钉的圆孔，由于他们背面附有少量漆皮，估计是一件漆器上的饰件。从距金片不远处发现有漆盒的铜盖，因此复原这件已经损坏的漆盒长、宽、高均6.8厘米;它的四个立面上皆以上述长条金片作边饰并将龙形或虎形的镂金饰片嵌在立面正中，应为盒的正面和背面，其两侧各为一个龙头向前的金片。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发现很多金、玉、料等饰件，其中金饰件有飞鸟、长鹤、蜥蜴、花叶形的，插在玉和琥珀、水晶制的小管上，还有玉泡、料珠、玛璃珠等，应均为妇女之发饰。^[105]

在六朝时期，琉璃和玻璃与金银器一样，是属于比较珍贵的工艺制品。琉璃器大多是装饰使用，少部分作为日用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王氏家族墓出土的两件玻璃杯，这两件玻璃杯是1972年在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7号墓被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东晋王氏家族7号墓的玻璃杯口径 9.4厘米、底径 2.5厘米、高10.9厘米、壁厚0.5-0.9.厘米，主体呈白色略带黄绿色。其外观为圆口圆底，口稍外侈，沿外和腹下刻弦纹一圈或两圈，上下均有对称的直瓣花纹。在1973年，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中又发现了刻纹玻璃杯及其碎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经国内外专家鉴定，王氏墓出土的两件玻璃杯、北园墓出土的一件玻璃杯均属于舶来品。^[105]另外在不少六朝墓中，还发现了一些琉璃小珠(俗称料珠)，这些琉璃小珠外观呈椭圆形、淡黄色、不透明、两端有对穿小孔，多与其他珠类(如水晶、玛瑞、琥珀等)共存。有的可能就是“步摇”之类发饰的饰件，有的可能是衣饰，多与金银器饰件共出。^[105]

六朝博物馆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汉府街，由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之子--贝建中设计而成，2014年8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场馆总建筑面积为2.3万多平方米，馆内设有“六朝帝都”“回望六朝”“六朝风采”“六朝人杰”四大展厅，陈列着六朝时期的瓷器、陶器、漆器、石刻等千余件珍贵文物，是目前国内展示六朝文物最为全面的场馆之一。^[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