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武康^[注1]人，是南朝梁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也是“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1][2][3]

沈约祖父为宋朝征虏将军沈林子，父亲为沈璞，曾任淮南太守，后于元嘉末年遭到诛杀。沈约因此被迫逃窜，直到天下大赦才安定下来。之后沈约发奋学习，博览群书，还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后受到蔡兴宗赏识，担任参军记室等职，蔡兴宗死后，沈约安西晋安王法曹门下任职，不久后进京担任尚书度支郎一职。进京后，沈约侍奉齐朝的文惠太子萧长懋mào并受到其信任，被萧长懋提拔为步兵校尉，后被提拔为太子家令，并在不久后兼任著作郎，并历任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永明十一年（493年），太子萧长懋去世。隆昌元年（494年），沈约被任命为吏部郎，后出任宁朔将军、东阳太守等职。齐明帝萧鸾即位后，沈约被晋升为辅国将军，后被征召为五兵尚书并升任国子祭酒。齐明帝逝世后，沈约撰写了遗诏，在不久以母亲年老为由上书请求卸职并得到允许，后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升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之后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选择起兵，沈约跟随于他，被任命为骠骑司马，其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原职仍然保留。梁武帝萧衍登基之后，沈约担任尚书仆射，被封为建昌县侯，常侍之职不变。之后历任尚书左仆射、侍中、少傅、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等职，沈约多次上表请求告老还乡但未被准许。之后沈约惹怒了梁武帝萧衍而被多次谴责，最终于天监十二年（513年）忧惧而死，终年七十三岁，谥号为隐。^[1]

沈约对诗文创作有着继承、开创、推行的功绩，其提出的声律论提高了格律对偶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开辟了一条诗歌创作的新道路，这一理论贡献对当时及后代文坛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沈约所提出的“四声八病”说是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声律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大进步，具有指导意义，被尊为“一代辞宗”。^[4][5][6][7]

沈约的父亲在他年幼被诛杀身亡，于是沈约幼时一直在奔波逃亡，直到孝建二年（455年）九月宋孝武帝大赦天下后，他才停止了流亡生涯，和母亲定居他乡。沈约刻苦学习，最终博览群书。后沈约受到征召前往朝廷面见皇帝，济阳的蔡兴宗因为听闻沈约的才学而善待他。蔡兴宗担任郢州刺史时就引荐沈约担任安西外兵参军^[注2]，兼任记室^[注3]，后蔡兴宗担任荆州刺史，又引荐沈约担任西记室参军并兼任厥西县令。蔡兴文去世后，沈约担任安西晋安王法曹的参军，后转为外兵参军，同时兼任记室。不久后，沈约进京担任尚书度支郎一职。^[1][2][8]

齐朝初年，沈约担任征虏记室兼任襄阳县令，并且侍奉齐朝的文惠太子萧长懋。在萧长懋入主东宫之后，沈约被提拔为步兵校尉，在永寿省值班，负责管理东宫的文书记载和四部图书的校订。当时东宫中有许多人才，但沈约特别受太子器重。二人常常聊上一天，而其他官员想要觐见却得不到太子的许可。沈约就此事向太子进言，之后太子将沈约提拔为太子家令，并在不久后让他兼任著作郎，历任中书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沈约空闲之余和竟陵王门下的萧琛、王融、谢朓、范云、任昉等才子交好，竟陵王也因此被称有知人之明。不久后，沈约兼任尚书左丞，后来又担任御史中丞，然后转任车骑长史。永明十一年（493年），太子萧长懋去世。^[1][2]

隆昌元年（494年），沈约被任命为吏部郎，后出任宁朔将军、东阳太守等职。齐明帝萧鸾即位后，沈约被晋升为辅国将军，后被征召为五兵尚书并升任国子祭酒。齐明帝于建武五年（498年）逝世后，齐朝政权落入宰相手中，沈约在尚书令徐孝嗣的命令下撰写了遗诏，被升任为左卫将军，不久加通直散骑常侍。永元二年（500年），沈约以母亲年老为由上书请求卸职，后改授冠军将军、司徒左长史，升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1][2]

永元三年（501年），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选择起兵并于同年十二月成功攻占建康城，沈约则被任命为骠骑司马，保留了其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原职。沈约在萧衍犹豫是否称帝时进言劝诫，成功加深萧衍称帝的想法，于是萧衍在得到范云也劝其称帝的建议后，最终下定了称帝的决心。沈约则趁机将自己提前准备好关于称帝的诏书等物献给萧衍，因此被提拔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职位并兼任右仆射。天监元年（502），梁武帝萧衍祭天登基，沈约沈约担任尚书仆射，被封为建昌县侯，其母谢氏被封为建昌国太夫人。很快，沈约晋升为尚书左仆射，依旧保留常侍职位，不久后又兼任领军一职，加任侍中。^[1][2]

天监二年（503年），沈约母亲去世。皇帝不仅亲自前去凭吊，还安排了中书舍人负责帮沈约拒绝来访的宾客，以免沈约哀伤过度。之后沈约被朝廷推举为镇军将军、丹阳尹并拥有辅佐其办事的官员。沈约在服丧期满之后担任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等职，不久后晋升为尚书令，依旧兼任原职。之后沈约多次向皇帝表示卸任却未得到允许，但被转任为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前将军，设置辅佐官员并保留常侍之职，不久后再次被任命为尚书令，兼太子少傅。天监九年（510年），沈约转任左光禄大夫，依旧保留侍中、少傅职位，并被赏赐了一只鼓吹乐队。^[1][2]

沈约身为宰相，却向往着御史台工作，但始终没有受到皇帝的起用。因此沈约想要辞职，但遭到了皇帝的拒绝。而他的好友徐勉得到沈约倾述的信件之后为他向皇帝进言，请求皇帝准许沈约辞职返乡并且要按照三司的礼仪标准进行。但皇帝依旧没有同意徐勉的请求，只是增加了对沈约的赏赐。^[1][2]

之后有一天，沈约和别人说梁武帝萧衍要强，所以故意在比试中输给他，萧衍得知后感到愤怒，在徐勉的劝说下才没有处罚沈约。梁武帝对大臣张稷心存旧怨，在一次和沈约的谈话中提到他，而沈约的回答让梁武帝认为沈约在偏袒张稷，因此拂袖离去。沈约因此感到害怕，回到家之后沈约就摔倒并患病，他还梦见了齐和帝萧宝融，于是在醒来之后请来道士向上天奏赤章，表示禅代之事不是他的主意。此举彻底惹怒了梁武帝，于是他多次派遣使者前去斥责沈约。最终沈约于天监十二年（513年）忧惧而死，终年七十三岁。起初有司将沈约的谥号定为“文”，但梁武帝表示沈约的才情未完全展现，应该采用“隐”字，于是有司改谥号为“隐”。^[1][2]

沈约对诗歌声律的看重增加了诗歌在音乐和形式上的美感，他在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说，这也是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在指出诗歌创作声律主张的同时指出了创作过程中一个避免的问题。其中“四声”为按照汉字读音四个声调的特点并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规范诗歌声律，“八病”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其中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对使用声调相同字的限制，对诗句中不得同声字的位置作了规定；大韵、小韵是对使用同韵字的限制；旁纽、正纽则是对诗句中同声母或同音字的限制。“四声八病”的规定是为了让诗歌在吟诵时达到抑扬错落的声韵美感，避免诗句在吟诵过程中过于单调。“四声八病”说是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声律论，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大进步，具有指导意义。在沈约声律论的影响下，注重声律、力求平仄谐调的“永明体”诗歌就此出现，其主要创作群体是“竟陵八友”。其中沈约所创作的诗文较多，并且他的影响力也使得诗坛的风气发生转变，沈约是“永明体”诗人队伍中的中坚人物。沈约的声律论推动了“永明体”诗歌的创作，完成了一次诗体的变革。^[5][6]

沈约的文学批评说是在其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指导下提出的，并不以文章的古今作为批判的标准，还强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革。沈约对于历代作家创新之处表示了高度认可，重点提出了这些作家在作品音律上的进步，这些文学批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六朝文学的声势和地位。其所创作的《宋书·谢灵运传》得以超越一般的历史传记，成为一篇真正的文学史记。对于文学批评，沈约还提出了文章“三易”说，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要求文章要善于运用典故并使用通用的字，诗歌语言也要声调和谐、易于上口。^[9][10]

沈约出身于沈氏家族，因此儒家思想占据其思想的主导地位，家世信奉道教，他也因此受到影响。而之后梁武帝萧衍提倡儒学和佛教，他也信奉佛教，所以沈约受到了三教的深刻影响。沈约家世信奉道教，当时的道教主要为五斗米道，其高祖沈警是虔诚的道教徒。沈约前往天台山桐柏山金庭馆和临终之前请来道士为他上赤章等事也反映出了他的道教信仰。梁武帝萧衍登基之初便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倡儒学和佛教，沈约在这种情况下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他在佛学方面有着一定的造诣，其文章《忏悔文》中还记述了自己信佛的经过。沈约还参加了千僧会、佛经讲解和关于范缜《神灭论》辩论等佛教活动。在关于范缜《神灭论》的辩论活动中，沈约作为主要干将提出了“神不灭论”的佛教理论。儒家思想在沈约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在《宋书 ·自序》中强调自己高祖等人都通学了儒家经典之一的《左氏春秋》^[注4]，他本人所拥有的逆境奋发精神也是儒学精神在其身上的具体体现。沈约受到儒释道三教的影响，所以对梁武帝萧衍提出的“三教合一”思想接受良好，还写了阐述“三教合一”思想的文章，例如《均圣论》《答陶隐居难均圣论》等，强调三教之间的相同点，趋于调和，并且承认三教的有用之处和存在的不足。^[4][7][11]

隐逸是中国社会士人阶层独有的文化现象，沈约所著的《宋书》中也单独列有《隐逸传》，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对隐士群体和其行为进行了审视与反思，其隐逸观也集中于此。沈约在《隐逸传》中强调隐逸之人是思想的“隐”而不是身体的“隐”，坚持“道隐”的立场，即退隐山林的同时还与世俗官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沈约还在《隐逸传》将道隐和身隐进行了区分，他对于道隐是赞同的态度，对身隐却持否定态度。隐逸对于沈约而言更像是其寻求安慰时的寄托，他欣赏“道隐”，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流露出归隐的想法和向往，但抵不过沈约对于仕途的执着，他对于隐逸更偏向于取形而非求质。沈约帮助梁武帝建功立业之后，沈约建造了京城郊区的山庄用于归隐，并且多次请求卸任但未成功，最终死在任上。沈约的隐逸观弱化了传统隐逸和现实政治的冲突，主张归隐者接纳现实政治并寻求平衡，但他对于古今隐逸的分析突破了传统的隐逸观，对当世和后世来说都算是深刻的言论。^[12][13]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对前代文学史发掘的视角有着创新性的突破，他继承了魏晋玄学中探寻事物本体的思路和方法，将其用于文学，探讨文学源头的规律性，并且主张文章以抒发性情为主。沈约以创作主体的视角切入，以文人和情感的角度进入文学史谱系的构建，沈约对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古今文学看做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沈约文学史观有着强调文学作品是作者个性的抒发和彰显、将《诗经》和《楚辞》看做启发后世文学的源头（即“同祖风骚”）以及强调作家在突出个性创作的同时也要注意平衡，不要过犹不及。沈约正确处理了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与楚辞之间的关系，其文学史观是一种尊重文学本质规律的文学史观。并且沈约认为古代文学是后代文学的前因，后代文学是前代文学的后果，还主张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9][14]

沈约起家奉朝请的时间未被《梁书》明确记载，因此史学界对此有多种说法。学者严可均在其所写的《沈约叙传》中将时间定在孝建中年（454-456年），学者伍俶编写的《沈约年谱》中未对沈约起家奉朝请的时间进行记载，而学者铃木虎雄推测沈约被召见的年纪应该在弱冠之后，于是在自己编写的《沈约年谱》中记载为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沈约二十岁时。学者王达津通过蔡兴宗为沈约向宋明帝请求修撰《晋书》一事而推断其起家奉朝请的时间为宋明帝刘彧泰始元年（465年）。^[8]

学者林家骊通过对起家奉朝请的身份要求和沈约父亲犯罪被诛的事实，判断沈约恢复了勋门子弟的身份之后才能被召见。通过考证后认为沈约是在吴兴沈氏的帮助下恢复了身份并得到蔡兴宗的赏识。之后学者林家骊对沈约起家奉朝请之后所作的《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进行考证，将诗篇的创作时间定位在大明五年（461年），由此反推，将沈约起家奉朝请的时间定在大明四年（460年）或大明五年（461年）四月之前。^[8]

《梁书》记载沈约在蔡兴宗担任郢州刺史和荆州刺史时都追随左右，但蔡兴宗在担任郢州刺史后还担任了会稽太守一职，最后才前往荆州任职。但史学界关于沈约的年谱和评传中均未提及沈约是否跟随蔡兴宗前往会稽。学者林家骊对沈约诗集中的《少年新婚为之咏诗》和《石塘濑听猿诗》进行考证，认定这两首诗的创作地点为会稽。并且通过沈约所撰《宋书》中《蔡兴宗传》的会稽政绩十分清楚以及沈约和蔡兴宗与其后代的交往情况推断，在蔡兴宗担任郢州刺史、会稽太守、荆州刺史职位时，沈约一直跟随在其左右。^[8][15]

《梁书》中记载沈约出任东阳太守时为隆昌元年（494年），而沈约本人在《与徐勉书》中表明自己出任东阳太守时为永明末年。因此史学界对于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时间持有两种说法：隆昌元年（494年）和永明十一年（493年），由于文献记载未明确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任期，因此史学界对此持有三种说法：一年说、二年说和三年说。^[15]

伍俶《沈约年谱》、王达津《沈约评传》和林家骊《沈约研究》记载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时间为隆昌元年（494年）。学者伍俶通过沈约所作《追崇竟陵王子良诏》而将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时间为竟陵王萧子良去世后。学者林家骊通过沈约所著三篇诏书：《齐武帝谥议》《南齐废帝改元大赦诏》和《劝农访民所疾苦诏》来推断沈约直到隆昌元年春正月仍在京都，未赴外任。并依据沈约官职变动的情况而推断沈约离开京都赴职的具体时间为隆昌元年二月底到三月之间。^[15]

铃木虎雄《沈约年谱》、刘静夫《沈约》和陈冬辉《沈约·八咏诗·八咏楼》等将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时间记为永明十一年（493年）。铃木虎雄、刘静夫等学者认为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的任期为一年，王达津、陈冬辉等学者认为任期为两年，伍俶、林家骊等学者认为任期为三年。学者林家骊对沈约诗作以及其友人诗作进行研究，认为沈约东阳太守任期为两年多几个月，可以说是在任三年。^[15]

关于沈约的家世—“吴兴沈氏”家族的起源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沈约《宋书 ·自序》、沈麟士《沈氏述祖德碑》及王符《潜夫论》。沈约将吴兴沈氏列为百鸟之王少昊金天氏之后，《沈氏述祖德碑》将吴兴沈氏起源记载为周文王之后，但《沈氏述祖德碑》是否为沈麟士所作还存在疑问。据王符《潜夫论》记载，吴兴沈氏是祝融氏的后裔。总而言之，吴兴沈氏的起源已不可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吴兴沈氏一脉来自北方。^[16]

东汉沈戎为沈氏确切可考的历史开端，《宋书 ·自序》和《沈氏述祖德碑》的记述中，吴兴沈氏从东汉沈戎开始发迹，从沈戎定居吴兴武康到陈代亡国，前后历经五百余年。这段时期可被分为东汉阶段和三国两晋阶段，东汉时期的吴兴沈氏注重德操和政绩，三国两晋阶段的吴兴沈氏家族则是以武功扬名。随着宋文帝元嘉末年沈约之父沈璞因卷入文帝之子皇位之争的政治漩涡中而被杀和沈约的再次崛起，吴兴沈氏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转化并再次兴起。^[16]

沈约在二十岁左右就有编撰《晋书》的想法，征西将军蔡兴宗知道后为他请求皇帝并得到准许，于是沈约开始着手修撰。至此过去二十年，沈约才将其撰写完成，总共有一百卷，流派和类别已经完成但采集工作还在进行中。永明初年，沈约遭遇盗贼，书籍丢失了第五帙zhì。之后沈约于齐建元四年（482年）被下令修撰国史《齐纪》，共20卷，永明二年（484年）又兼任著作郎，负责编纂zuǎn起居注。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接到命令开始修撰《宋书》，于次年二月完成。沈约在担任天监中职位时又撰写了十四卷《梁武纪》、十卷《迩言》、三十卷《文章志》和一百卷文集，这些作品都在当时受到了欢迎和流传。之后沈约又编写了《四声谱》，并且将其称为自己的入神之作。^[2]

沈约在齐梁时以诗歌而闻名，他与任昉被共称为“沈诗任笔”，并且诗作极多。但沈约诗作到宋代时已经大部分失传，目前现存于古文献中：《文选》13首；《玉台新咏》43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沈隐侯集》收录了46题119首乐府诗、108题134首诗，共计154题253首等等。沈约的诗歌可以大致分为山水诗、咏怀诗、离别诗、游仙诗、玄言诗、咏物诗和闺思艳情诗。^[4][11][17]

南朝宋大臣蔡兴宗评价沈约的品行“人伦师表，宜善师之”。^[1]

梁武帝萧衍评价沈约才智过人，认为他和范云是自己成就霸业的功臣。^[1]

梁元帝萧绎夸赞沈约写诗又多又好。^[11]

《梁书·沈约传》中评价沈约“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谈”。^[11]

钟嵘认为沈约的诗歌有学习鲍照的痕迹，并指出沈约不善于写应制之作，更擅长写清忧愁怨之诗。^[19]

学者王达津评价沈约一生都在为了提高南方士族和沈氏地位而努力。^[11]

学者刘育霞评价沈约是南朝齐梁时期执掌文坛的巨匠。^[7]

沈约因为皇帝多次拒绝了他辞官的请求而写信给徐勉倾诉，他在信中提及自己每过一段时间腰带就要缩紧几个孔，“沈约瘦腰”的典故也因此而来。南唐李煜词中有“沈腰潘鬓消磨”，明代诗人夏完淳有“酒杯千古思陶令，腰带三围恨沈郎”都化用了此典故。“沈约瘦腰”的典故原本用于表达心情抑郁，但后来却被元代武汉臣用于表达思念之情：“你为我病恹恹搀过这裙儿带，我为你，沈腰宽减尽了形骸”，因此导致此典故的寓意转变。于是“沈约瘦腰”和韩寿偷香、相如偷玉、张敞画眉被合称为古代四大风流韵事。^[3]

沈约年纪轻轻就博览群书，得到官职后的沈约将节约下来的俸禄全部用于买书寻书，更加扩大了其阅读范围。担任尚书度支郎期间，沈约在拜访好友谢朓时在其书房发现了一本好书，当下便阅读了起来，甚至忘了自己原本要干什么。并且在谢朓多次叫他的时候摆手表示不要打扰他看书，直到阅读完毕后，沈约才想起来自己不在家中。沈约家中的藏书多达十二万卷，梁武帝曾经有一次未在国家藏书库中找到任昉fǎng的作品，于是派人去询问沈约后才在其藏书中找到。^[20]

1996年，浙江义乌上溪镇沈宅村的村民自发筹资在村南面一处原有古建筑的基础上将其扩大提升成了沈约公园，用以纪念沈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