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明录

《幽明录》，又名《幽冥录》《幽冥记》，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所编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成书于元嘉十七年^[注1]十月至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间，^[注2]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著作，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2][3][7]

《幽明录》书名取自《周易·系辞》“是故知幽明之故”注称“幽明，有形无形之象。”书中所记鬼神灵怪之事，变幻无常，合于此意。^[8]《幽明录》作于刘义庆镇守南兖州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思想盛行，人们在生活中寄希望于“鬼神”。此时的刘义庆因受政治风波的影响，政治进取心退减，著述多以鬼神为题材。^[9][10]《幽明录》原书在宋代亡佚，《隋书·经籍志》称其为二十卷，两《唐志》称其为三十卷。今存有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和郑晚晴的辑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王根林校点本。^[6][2]

《幽明录》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品大多着力表现人面对生老病死、吉凶福祸、婚姻等问题的心态，^[11]内容上以记鬼神灵异故事为主。《幽明录》书中的材料，有的来自历史传说，有的来自旧籍，并非完全出于自撰。^[5]《幽明录》在搜神志怪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人情味描写，赋予神怪形象以极具人情的音容笑貌，使形象格外生动传神；^[12]并吸收了文学散文的表现手法，不但具有小说情节起伏、形象生动的特点，且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优美，明显地提高了志怪小说的文学水平。^[12]

《幽明录》中的故事再现了汉魏晋宋的社会现实，反映当时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斗争，是珍贵的历史资料，^[13][14]唐修《晋书》时，就较多地参考了《幽明录》。^[15]其文学成就在南朝志怪小说中也颇为突出。^[3]它不仅为同期志怪小说所效仿，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唐传奇至清小说，无不从它那里汲取精华。^[16][13]清蒲松龄就在《聊斋自志》中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与《幽明录》之间的密切联系，对《幽明录》赞誉极高。^[9]

《幽明录》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客所编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成书于元嘉十七年十月至元嘉二十一年正月间。^{[注1][注2][3]}书名取义于《周易·系辞》：“是故知幽明之故。”注称：“幽明，有形无形之象。”书中所记鬼神灵怪之事，变幻无常，正合此意。而鬼神于人，又往往现之于冥冥之中，故又名《幽冥录》《幽冥记》等。^[6][7]

刘义庆（403年-444年），字季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刘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兖州刺史、荆州刺史、都督加开府仪同三司等职。他生活在南北朝刘宋时期，自幼才华出众，出入经史百子，喜好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幽明录》《江左名士传》《徐州先贤传赞》《集林》《宣验记》等。^[17][6]刘义庆是中国小说史上的著名作家之一。其《世说新语》是志人类笔记小说成熟的标志和代表作。而《幽明录》的文学成就在南朝志怪小说中则较为突出。^[7][3]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思想盛行，秦汉以来的方术、晋时道教的发展壮大、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兴盛繁荣。道教求仙、长生的思想受到人们的推崇，佛教则宣扬灵魂不灭、轮回因果。这些思想既影响着当时普通的百姓，也被统治阶层所接纳，佛教甚至在梁武帝时被视为国教。中国的这段历史时期是社会最为动荡黑暗的时期，汉末三国时期，政治、经济、精神、道德普遍瓦解，无论是贵族还是社会底层的百姓面对生死、面对无常的灾祸都十分恐惧，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寄希望于“鬼神”，由此出现了许多记录谈论鬼怪、神仙、奇人的故事。文学家创作时也喜猎奇，一些故事经过他们的采集编写和创新，就形成了最初的志怪小说。《幽明录》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对社会上的某些重要现象也有所反映，它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9][18]其“多记晋宋时事”的特点充分显示魏晋南北朝时志怪为“史之余部”的属性。^[3]其中的很多作品已具有唐传奇的特点，其不仅内容上趋向唐传奇，体制上除了具有史传文学的特征，也杂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的笔记体风格。^[19]其中的许多作品不但篇幅增长、情节曲折、神怪形象富有人情和现实性，叙事有抒情写意的诗化特征，有的还穿插文人化诗歌，充满诗情画意，可见其已开有意为小说之先河。^[7]

刘宋时期佛教兴盛，社会各个阶层对佛教皆普遍接受，许多文人士大夫研习佛经，信仰佛教，佛教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影响很大。刘义庆等贵族、王室成员都研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起到了引领风气的巨大作用。对于刘义庆及其周围的文人来说，由于身处乱世，心存忧虑，故借助修习佛经来安慰自己；同时佛教典籍的翻译普及，又使他们在创作中主动地去汲取异域文化的养料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满足猎奇、创新的心理。^[20]

《幽明录》作于刘义庆镇守南兖州时期。这一时期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刘义庆政治进取心退减，著述题材也有了明显变化。其晚年以鬼神题材进行创作，除了宗教信仰与时代风气，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著述类型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义庆的谨慎态度与对宋文帝刘义隆的迎合。政治环境不仅影响志怪小说作者的题材选择，也影响了志怪条目的生成。^[10]

在《宋书》《南史》刘义庆的本传中，均未记载《幽明录》一书。《隋书·经籍志》将其列入杂传类，二十卷，刘义庆撰；《旧唐书·经籍志》同列入杂传类，三十卷，刘义庆撰；《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小说家类，三十卷，刘义庆撰。宋朝郑樵《通志》载《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南宋洪迈《夷坚志》（夷坚三志辛集序）云“《幽明录》今无传于世。”当佚于南宋。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唐）、《初学记》（唐）、《太平御览》（宋）、《太平广记》（宋）及唐佛教文献《法苑珠林》，引有《幽明录》佚文。明清两代有多种《幽明录》辑本，鲁迅从各类书中辑得佚文265条，编入《古小说钩沉》，是比较完备的本子。鲁迅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题《世说》。”今人郑晚晴又以鲁迅本为底本，将类书引于《世说新语》而《世说新语》未见的条目辑出11条，作为附录列于书后。此为当今最完备之本，此书中各故事条目按照内容相近来排列，方便阅读，并附加标题，使内容一目了然。^[4]

以上资料来源：^{[4][21][22][23]}

《幽明录》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品大多着力表现人面对生老病死、吉凶福祸、婚姻等问题的心态。^[11]《幽明录》内容上的特点，虽仍以记鬼神灵异故事为主，但出现了新思想、新意境、新形式；特别是宣扬佛教内容的故事增多，体现了作者佛教徒的身份和佛教对小说的影响。《幽明录》书中的材料，有的来自历史传说，有的来自旧籍，并非完全出于自撰。如有关汉武帝、董卓、曹操、孙权、钟繇、邓艾以及东晋当时人的事迹，虽为传闻，颇觉荒诞，作者却以真事记之，多为史书所重视。此外，《幽明录》多记民间传闻故事，而且大部分是东晋、宋初士民僧俗的奇闻异事，尽管采取的是志怪形式，但却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5]

《幽明录》在描写婚恋题材时，作品内容多篇涉及人神相恋。其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寻常人，或小官吏，或商人，或平民，神仙却多为女子。《妙音》《河伯嫁女》都讲述人神相恋。前者写黄原因机缘在黑犬的指引下进入一个仙洞，与一名叫妙音的仙女结为夫妇。后一则故事则是讲一男子因醉酒在水中石上，与河伯之女成就姻缘。人神相恋的故事大多写得很美，仙境也给人华美之感：舒适的居室、美酒、美食、美人都让人忘忧。虽然结尾处都是因人神有别而分离，但从中也可看出人们内心的矛盾。六朝时期门第制度森严，婚烟最重门第，这些人神结合的美好烟缘都寄托了人们在乱世中对安宁幸福生活和美满爱情的向往，反映出人们想要突破社会限制的愿望和无法逾越这条鸿沟的矛盾。^[11]

《幽明录》中记录单纯人人相恋的篇幅较少，此类故事条目虽少，却也有详尽动人之作，并影响着后世文学的创作，如《卖胡粉女》等。《卖胡粉女》中男子爱悦女子美貌，便通过买女子所卖的胡粉来接近她。男子买的次数多了，女子起疑相问。男子如实告之：“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子被男子的真诚所感动，于是答应晚上与其私会。谁知男子却因晚上见到女子过分欢喜而猝死。女子手足无措，只得逃去。男子父母发现儿子死去，依据胡粉为线索找到卖胡粉女，并告女子杀人罪。女子无从辩解，抱着男子尸体大哭：“不幸致此。若魂而灵，复何恨哉！”而男子灵魂听到女子的祈求复生，二人结为夫妇，子孙繁茂，结局圆满。这是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故事，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编的《绿窗新话》卷上“郭华买脂慕粉郎”即是据此敷衍而成。^[24]

人鬼相恋的故事也是《幽明录》婚恋题材的一重要组成部分。人鬼相恋的故事有时也是人人相恋故事的一种延续。如《赠罂》《生死因缘》《钟繇》等。其中《赠罂》内容：“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克期未至，女暴亡。提一金罂，受二升许，径到裴床前立，以罂赠裴。”清河是今河北省清河县，清河崔氏是六朝望族。崔茂伯女儿与裴家订亲，还没到结婚日期，崔女暴亡，其死后化鬼，赠罂表情。^[11]

《幽明录》婚恋题材还有一类是人与妖物的结合。《幽明录》中所写的人妖结合，大多是狐、狸，獭居多，也有白鹄、鹭、鸡、鼠等。前几种生性狡猾，容易迷惑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狐、狸等最易幻化成精怪，故多数人是厌恶的。如《淳于矜》《鸡舌香》等。《鸡舌香》的故事中钟道与一女子燕好，后发现此女却是老獭，顿觉臭秽；同样，女子也用獭粪化作香料来捉弄男子。故事虽然简短，却也可以看出人妖结合与仙、鬼的不同。《幽明录》的这些精怪有的表现出善，有的作恶多端，有的戏弄人类，有的则带来灾难，这些正是现实生活的曲折的表现。^[11]

名人及帝王故事题材主要是指汉、魏晋时期帝王的故事及一些名人的逸事，这些故事往往带有一些神话的色彩。《幽明录》中涉及汉武帝故事有《劫灰》《客星》《酒消积愁》《玉女》《水底弦歌》共五则。涉及其他帝王，如魏武帝、晋孝武帝等共六则。这些作品散录于《幽明录》中，描述详略得当，语言简明扼要，生动的故事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20]

《客星》记录了汉武帝微服私访时路过一户人家，看到一个国色天香的婢女，于是留宿与之同寝。夜间婢女的丈夫对其行凶，被夜观天象的书生发现并报警，最后汉武帝杀死了男子，厚赐了书生。这则故事虽简短，却揭露出当时的一个事实：皇权凌驾于一切。汉武帝杀死了女子的丈夫，及其为图一时之欢的行为可以让我们读出他的好色，残忍的性格特点。与之相类似的故事《玉女》一则，汉武帝在甘泉宫见玉女风姿端正，乃欲逼之，结果最终被女唾面而去，疮病多年。这类故事时代感强，生动形象，甚至还无所顾忌地调侃揭露了当时的统治者，极具现实意义。^[25]

《幽明录》中有多篇涉及名人的作品，如《都言》记董卓被吕布所杀的预言；《狸说经》记汉董仲舒夜晚与老狸谈论五经；《嵇康》写“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耻与魑魅争光的故事；《阮瞻》记魏晋名士阮瞻遇鬼；《鲁肃》写孙权病中见鲁肃化鬼前来的故事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是言之凿凿，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记录得十分清晰，故事中的鬼、怪的形象也十分鲜明，令人信服。这一类型故事说明了在当时人们相信鬼神是实有的。这些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遇鬼之事在当时人们看来也就不会感到奇怪。^[20]

《幽明录》中的故事包含了释、道、儒的思想。这些作品中包含的这些思想与刘义庆皈依佛教和他的身份不无关系。^[20]《幽明录》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故事包含着明显的佛教思想及佛教观点，佛教的观念影响着小说的内容和情节。如《安侯世高》讲述了安息国王子的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轮回种种事迹，与《大正藏经》中记载的“沙门安清字世高”中安世高的事迹如出一辙。只不过《幽明录》中刘义庆的叙述更为生动流畅。这个主题的故事影响很大，梁·慧皎在《高僧传》卷一中写安世高的传时，引用了这则故事的很多材料，文字大致相同。又如《庞阿》《生死因缘》《石长和》《康阿得》等故事，都受到佛教故事的熏染，情节颇为奇诡。《康阿得》还具体写到烙床、刀山、剑树、赤铜柱等刑罚，并称十狱，各有楚毒，名曰：“赤沙”、“黄沙”、“白沙”等“七沙”。在“地狱”中受刑后，到“受变形城”接受痛苦的轮回，《赵泰》中“杀生者云当作蜉蝣虫，朝生夕死，若出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而信佛者或经佛徒诵经救解者，则可进“开光大舍”，由佛渡脱，“升虚空而去”。这种地狱、轮回的思想，是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幽明录》中还有很多道教性质的故事，如《刘晨阮肇》《妙音》《痴龙珠》等等。^[26][27][5]

《幽明录》也有很多作品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反映战争导致的贫困、饥饿等社会状况，反映了民情风俗，同时还记录了一些地理地貌。《鬼啸》全文只用了三十二字，就把战后人民悲惨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乐安县故市经荒乱，人民饿死，枯骸填地。每至天阴将雨，辄闻吟啸呻叹声聒于耳。”其中“人民饿死，枯骸填地”八字形象地说明了因战乱饿死的人数不胜数，枯朽的骨骸填满土地，可谓是民不聊生。甚至于每逢阴雨天气，就会听闻鬼魂嚎叫的声音。该作品用字不多，叙述简要，可谓尺幅千里之作。《望夫石》则讲述了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块人形的石头，传说丈夫离别妻子，远赴战场，妻子携带幼子在送别的山峰上眺望丈夫，最后化为石块的故事。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代战争频繁，很多家庭被迫拆散的惨剧，可以看出人们对平安、团圆的家庭生活的渴望。还有《李巫》《彭娥》等故事，都是反映汉魏时期战争导致的贫困、饥饿等社会状况的故事。^[28]

另外，魏晋士人崇尚清谈，并以之为时尚，世族名流都爱清谈。志怪小说也受其影响，出现了很多善于言辞，颇有才华的鬼怪，如《幽明录》中的《狸说经》《鸡谈玄》《鸡怪》《方山亭魅》等作品。《幽明录》部分作品还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民间风俗，《复魄》《殃杀》就是典型代表。《复魄》通过蔡谟之口介绍了当时丧礼的一些习俗，人死后，亲人爬上屋去呼唤死者，希望魂魄归来，人死而复生。这即是复魄，俗称叫魂。《殃杀》这则作品主要涉及旧时的丧葬习俗。殃杀，古时称眚神，旧时迷信认为人死后若干日，眚神临丧家，民间又称回煞。眚神将不利于活着的人，故一般而言死者家人都会出去躲避几天。作品中的这两则故事都是旧时风习的反映。^[28]

《幽明录》中的作品汲取了史传文学的艺术特色，开始突破志怪类笔记小说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格局，开始在有意为小说方面有所探索，透露了文言小说由笔记小说向传奇发展的消息。《幽明录》不仅继承《异闻记》《列异传》《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的艺术传统，同时也汲取了史传文学、史传小说、佛教文化的艺术营养；其中不仅有只是记录的粗陈梗概的笔记小说，也有作者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按自己的审美理想而创作的开传奇小说先声的作品。这已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根据传闻进行的艺术创作。^[7][12]

《幽明录》呈现的特色：

取材以当时现实生活中士民僧俗的奇闻异事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贴近时代，切入现实，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明显增加。^[12]在搜神志怪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人情味描写，赋予神怪形象以极具人情的音容笑貌，使形象格外生动传神。^[12]吸收了文学散文的表现手法，不但具有小说情节起伏、形象生动的特点，而且具有文学散文叙述委曲、文笔细腻、语言流畅优美的艺术特点，明显地提高了志怪小说的文学水平。^[12]

《幽明录》作为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以记故事为重点，它的叙事特征受到前朝小说的影响，而又有所拓展。^[29]其内容广泛，不少故事情节完整，且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作者通过描写神异鬼怪之事来反映现实生活，因为植根于魏晋南北朝的现实社会，所以读者感觉到真实。同时，书中塑造了多姿多彩的鬼怪形象，在刻画鬼怪形象时，作者尝试了多种表现手法，使得鬼怪形象多面、立体。尤为称赞的是虚构手法的大量运用，一方面展现出文学语言的生动优美，同时也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全书又有一种浪漫主义倾向。由于这种虚构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写鬼亦是写人，鬼域即是反映人间，所以这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真与假的纠缠，现实与虚幻的叠加，正是《幽明录》引人注目之处。^[16]

《幽明录》中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史传笔法的运用、多重的叙事视角、叙事顺序的多样化。其故事大多采用全知叙述视角叙述，作者又在一些故事中加入了限知性视角，使故事更具趣味性，也增加了阅读的新奇感。情节的怪诞和离奇则主要体现在刘义庆运用了大量神秘绮丽的幻想，并把空间和时间做自由拉伸：上到仙界，下至地府，甚至未知的洞穴，皆可畅游；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乃至眼前的顷刻，均能伸缩。这些成分的加入使故事充满着奇幻色彩，使人驰骋在无尽的艺术幻想中。这使故事更加曲折详尽，充满了怪诞与离奇的意味。^[30][14]

《幽明录》为了塑造真实可感的形象系列，刘义庆从多种角度，全方位地描写人物。他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及各种场面描写。此外还运用对比的方法，全面展示人物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并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变化。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只能集中笔墨刻画一两个人物的主要特征，情节也比较单纯，对事件来龙去脉的叙述也很简洁。但它虽然篇幅短小，却同样能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也能折射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刘义庆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三言两语便活画出人物的基本特征，语言简洁生动，场面描写让人如临其境，人物动作连贯流畅，故事中的主人公仿佛呼之欲出。^[31]

《幽明录》叙述不仅语言简洁、精炼，而且言有尽而意无穷。除少数篇章不足称道外，作者在叙述故事时，从不拖沓冗繁，用语极为精炼。^[32]《幽明录》虽然被称为文言志怪小说，但它采用了大量通俗易懂的方言、口语。《幽明录》行文不避俚俗，书中有很多当时的口语，谚语，以及“情歌”等，这是作者善于向民间学习语言的成果。^[32]《幽明录》中夸张、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随处可见，很多篇目都有所运用。^[32]

刘义庆热爱文学，在潜心致力研习佛法的同时，把佛教思想融汇在小说创作中，借此劝善抑恶，也是一种另类的修行。^[20]与前代志怪小说相比，《幽明录》中的佛教色彩颇为明显，对后世志怪小说中的“宣佛之作”产生了影响。^[3]“释氏辅教之书”一名，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最先提出，即指“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的书。佛教徒为了宣传佛教，会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来实现传播佛经的目的。刘义庆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志怪小说《宣验记》就是“释氏辅教之书”的典型代表。《幽明录》也具有“释氏辅教之书”的特点。这类“释氏辅教之书”大多都是宣扬佛法无边，鼓吹轮回报应。《幽明录》中死而复生与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观点相结合，使作品成为有力的宣佛工具。^[20][26]

其中《刘晨阮肇》《柏枕幻梦》二则，体现了佛经中的时间观念。《刘晨阮肇》叙述刘晨和阮肇二人因机缘巧合而遇仙。二人在山中半年，尘世间已是几百年过去。《柏枕幻梦》的情节更加奇诡，汤林借柏枕入梦，在其中结婚、生子、升迁，双因违背皇帝旨意被赶梦醒，发现枕中数年只是现实一瞬间。作品不仅体现时间观念在两界的不同，通过封建社会官场的风波，还宣扬了佛教中世事无常的思想。^[20]

其宣扬佛教的故事有《舒礼》《新鬼觅食》《石长和》《张衡、蔡邕》《韩晷》《赵泰》等作品，作者用很大的篇幅细致描绘了地狱的环境、秩序，以及人因前世行为得到不同的结果。佛教故事中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即离魂。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因某一原因暂时魂魄离开身体，如《庞阿》《卖胡粉女》等，《庞阿》写石氏女爱慕庞阿而入梦离魂，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就是受到了佛经《般若经》《涅槃经》的影响。以表现因果报应思想为内容的作品有《白龟》《乌衣人》《移坟》等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人们对行善的倡导鼓励，宣扬行善积德，作恶终有报应的思想。《白龟》讲述一戍城军人，买了一只白龟养大后放生江中，后来被白龟所救的故事。情节虽简单，但描写十分生动、形象，正是善有善报思想的体现。^[20]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自秦汉以来，世人追求肉身成仙、长生不老的足迹从未停止。《刘晨阮肇》中刘晨、阮肇进入的天台山，在当时被视作仙山之一，二人无意中踏入仙境，在那里寻求到幸福，这是对信奉道教人的美好愿望的肯定。《李巫》的故事是鼓吹道教的法术。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的临海郡临海县，有一位李姓的巫者以卜相闻名，并擅于以符水治病。此外，他还成功预知了前临海令周叔道的死亡，以及疾疫的流行。事实上，据《晋书》的记载，孝武帝太元四年三月，东晋境内确曾发生大疫，可见这则故事并不是完全凭空杜撰的。《许攸》篇反映了道教内部的阶位体系。世间道行高深的修行者会被称为道师，在六朝人观念中，道师与社公的关系很密切，故死后可以转为社公的职位，而道师许攸死后可被提升为“北斗君”，可见“北斗君”在道教神衹中的阶位比社公高。据后人考证，其实这两个神都是天师道掌管地方民众生死、为民众驱魔的地方级小神，不足为道。^[33]

儒家思想一直是我国的正统文化思想，而忠君孝悌则是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围绕这两方面，儒家文化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识。《幽明录》中《折臂三公》里的羊祜当是忠君的典型。有人相羊祜父墓有帝王之气，羊祜于是自掘断墓，掘墓后小儿即亡。他的这种忠诚在那个时代是被大力推崇赞扬的，由文中最后一句“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便知。《秦民》写“襄阳城南有秦民，为性至孝。亲没，泣血三年。人有为其咏‘蓼我’诗者，民闻其义，涕泗不自胜。”这一篇未涉及志怪之事，单纯赞颂秦民的孝悌深入人心。还有《许逊》篇中的许逊，因少孤不识祖墓，便终日念想，最后祖上人被感动，终得善良之报。尤其让世人感动的是，鬼怪也有孝心，这是儒家孝悌思想的升华。《蛇悼母》中一老妇死后，巨蛇赶来奔丧，“因至柩所，绕数匝，以头打柩，目血泪俱出”。由此可见，蛇对老母的感恩之情至真至深。以上这些故事都反映了封建忠君孝悌观念对世人的影响。可见，即使儒家思想在汉末乱世中遭受重创，失去了以往统治人心的力量，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地位。^[35]

《幽明录》虽论及鬼神但仍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但由于儒家思想在乱世中式微，故又被佛教的理论巧妙地借用过来了。孝与忠都是儒家的核心思想的重要组成。孝即指对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及长辈。忠则主要体现为忠君思想。其中《秦民》《蛇悼母》等就是此类作品。其作品还出现了对“仁”的思想表示否定的作品。“仁’’即爱人，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亲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甚而扩展到对社会的博爱。《龟息（二）》中父母为求生把幼女遗弃的行为难道正表现出人们在乱世对儒家思想的质疑和否定。凡此种种，篇目较多。可见，儒家思想在乱世中式微，但其话语却被佛教的理论巧妙地借用了。^[2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和志怪小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与正史相互照应，以补正史之阙。唐修《晋书》时，就较多地参考了《幽明录》。^[15]

《幽明录》语言的哲理性、幽默性与教育性：在有些故事叙述中，出现一些警策的句子；故事本身即透露出哲理意义；有些志怪故事还蕴含着古代人民的幽默；《幽明录》中也出现了大量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这种教育性，不但在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人生观念的展现。鲜明的教育意义首先在于劝导人民弃恶扬善，奉佛事道，这主要在一些善有善报的故事里得到展现。其次，以亲情、友情、忠君为主题的作品，教育人民要孝敬父母，亲友互助，尊重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32]

《幽明录》所记民间传闻故事大部分是东晋时期关于僧俗民众的奇闻奇事，尽管采取的是志怪方式，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可谓是用志怪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生活，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世风民俗提供了一面镜子。由于作者本着实录的精神进行小说的创作，此书又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意义重大。其中些许篇目篇幅较长，大到结构及故事模式，小到人物细节刻画，都十分用心。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而且对以后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9][14]

《幽明录》不仅为同期志怪小说所效仿，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其中的很多故事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原型和素材。它首先对唐传奇有着直接的影响，无论从题材内容上，还是体制的确立上，都对唐人传奇起过重要的作用，此后，元明戏剧、明清小说亦多汲取其精华，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幽明录》中不少故事都是后世类型之作的源头，像《刘晨阮肇》是“仙乡滞留型”小说的发轫之作，《柏枕幻梦》是“梦幻型”小说的渊薮，此外，还有“离魂型”等经典作品也都源于《幽明录》中的故事。^[13]

唐传奇沈既济的《枕中记》即由《柏枕幻梦》演化而来，基本情节皆本《幽明录》，而描写更为细致。原作不过一百多字，表现了地位低下的商贾的白日梦幻想，到了唐传奇这里，作者大大扩展了它的思想内涵，不仅表现了人生如梦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士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失望乃至批判。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故事的主题和《枕中记》类似，反映了浮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基本思想，同时亦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自我追逐功名利禄的否定。^[19]元杂剧《邯郸记》和《南柯记》则是在唐传奇《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的基础上演化而来，这两篇传奇都是来源于《柏枕幻梦》。后世几乎所有的“梦幻”小说都或多或少的受益《幽明录·柏枕幻梦》，它是这类小说的本事源头，可见《柏枕幻梦》的意义深远。元杂剧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剧本《刘晨阮肇误入桃花源》，同样是采取了《幽明录》里的故事《刘晨阮肇》来编写，而这个入山采药、遇仙成亲的传奇，也成为了古今文学家喜欢援引的典故，很多诗词歌赋都有涉及。^[36]《幽明录》中《石氏女》(或称《庞阿》)，是首次出现的离魂型作品。这类作品志怪色彩薄弱，现实性更为强烈。《石氏女》中的石氏女由于偷窥了来访的同郡美男子庞阿，于是爱上了他。她拘于礼教，又畏于父母，不敢去追求这种爱情，但通过“自尔仿佛即梦诣阿”的离魂形式，时时相聚。实际上与庞阿相会的石氏女，正是她离体的灵魂。石氏女这种如痴如迷、心驰神往的爱恋，正是石氏女追求爱情和抗议封建婚姻制度的特殊方式。不久，庞阿妻病死，阿与石氏女终结百年之好，有情人终成眷属，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祝愿。本篇艺术描写的真实，可谓形非而神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种离魂型故事多见于印度佛经，但在中国小说发展中，本篇为离魂形式之祖。唐代传奇小说陈玄祐《离魂记》写倩娘与王宙的相爱，即受《石氏女》故事影响而成；而元杂剧郑光祖《倩女离魂》，即在《离魂记》基础上的改编和创作。直至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阿宝》，亦采取了离魂形式。惟离魂者已变成男性。可见这个故事影响之大。^[5]除《离魂记》外，还有《灵怪录·郑生》、《独异记·韦隐》等，都是叙述唐人离魂故事，但描写较简略。《庞阿》是中国离魂故事的首篇，后世此类型的作品无不受它的影响，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外，张鷟《游仙窟》的构思明显也是受到《刘晨阮肇》的影响，作者用第一人称自叙了一场艳遇，体现了唐人传奇对《幽明录》素材的汲取。^[19]

“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评）^[37]

“本书内容丰富，名篇如林，其笔法较魏晋志怪粗陈梗概者已有明显进步，为南北朝志怪小说之俊饺者。”（学者宁稼雨评）^[3]

《幽明录》绝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士民道俗的奇闻异事，因而全书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其人其事近在耳目间，实实在在，而又渺渺茫茫，实中见幻，平中见奇，给人一种虚幻性的现实感。”（学者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16]

“其地位虽不能与干宝《搜神记》相提并论，但在某些方面则超越了《搜神记》，将志怪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学者陈文新评）^[3]

“《幽明录》叙事简洁，有的夹诗于文，还有的运用了一些当时的方言口语。个别条文篇幅较长，题材写法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就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言，《幽明录》有过于《搜神记》之处，但它的影响却远不如后者，是一部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优秀志怪小说。”（学者杜贵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7]

“艺术上在有意为小说方面有所进步，能突破志怪小说的传统格局，有所创新，善于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较丰富的意蕴，文字雅洁清新。”（学者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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