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供体）具有生理功能的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移植物），将其植入接受人（受体）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狭义的人体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肾等大器官的移植，广义的人体器官移植还包括人体细胞和组织的移植。^[2]

应用于临床的器官移植有肾、肝、心、胰、肺、小肠、脾、肾上腺、甲状旁腺、睾丸、卵巢，以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等。^[4]适应证主要包括各种肾病进展到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各种终末期肝病；各种原因导致的心功能不全；糖尿病；各类终末期肺部疾病；小肠功能衰竭；^[4]深度烧伤及各种原因所致的皮肤缺损，等等。^[5]器官移植术前需对供体和受体进行组织配型，主要包括ABO血型测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HLA(人体白细胞抗原)配型等。^[4]器官移植术后会发生排斥反应，需应用免疫抑制药物防治，^[6]并进行免疫检测。^[4]其他常见并发症还有感染、移植器官功能衰竭、心脏移植后的急性运动反应、高血压、^[7]胃肠道并发症、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肿瘤等。^[8]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门诊随访检查，以期早期发现和治疗上述并发症。^[6]不同类型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存在差异，其中尸体供肾人/肾1年、5年生存率可达95%/90%、90%/80%以上；^[4]肝移植术后1年、3年生存率近90%、80%，最长存活时间近40年；^[4]心脏移植术后1年、5年、10年存活率分别为87%、74%、60%。^[4]

器官移植包含了器官的捐献、摘取、植入过程，每一环节都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2]中国器官移植应遵循以下伦理原则：患者利益至上原则，自愿、无偿、禁止买卖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和保护供体原则等。^[2]此外，为了防范器官买卖等危害行为的发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数国家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美国、加拿大、英国等。^[9]中国则于200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9]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2]其中移植的器官称移植物（graft），提供移植物的个体被称为供体或供者（donor），接受移植物的个体被称为受体或受者（recipient）。^[3]狭义的人体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肾等大器官的移植，广义的人体器官移植还包括人体细胞和组织的移植。^[2]

根据植入移植物的不同，移植可分为器官移植、组织移植和细胞移植。①器官移植主要是指植入实体器官整体或部分，并需要进行器官所属血管及其他功能性管道结构重建的移植。如肾、肝、心脏、肺、胰腺、小肠、脾移植，以及心肺、肝肾、胰肾联合移植和腹腔器官簇移植等。②组织移植是指植入某一种组织如角膜、皮肤、筋膜、肌腱、软骨、骨、血管等，或整体联合几种组织如皮肌瓣等的移植。③细胞移植是指将适量游离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活细胞输注到受体的血管、组织、器官或体腔内的技术。^[4]

根据移植物的来源及其遗传背景不同，可将移植分为4类：①自体移植（autotransplantation），指移植物取自受者自身，不发生排斥反应，若无继发感染，均能成功。②同系移植（isotransplantation），指遗传基因完全相同（isogeneic）或基本近似（syngeneic）个体间的移植，如同卵双生间的移植，或近交系动物（inbredanimal）间的移植，一般不发生排斥反应。③同种（异体）移植（allotransplantation），指同种内遗传基因不同的个体间移植，临床移植多属此类型，一般均发生排斥反应，其反应强弱取决于供、受者间遗传背景差异的程度，差异越大，排斥反应越强。④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指不同种属个体间的移植，其目的是解决同种移植器官严重短缺的问题，由于异种动物间遗传背景差异甚大，移植后可能发生严重的排斥反应。临床主要进行同种异体移植。^[3]

根据移植位置可分为：①原位移植：将移植物植入到受体被替代器官的解剖位置。②异位移植：移植到另一位置。^[10]

根据移植器官数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器官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10]如心肺、肝小肠、心肝、胰肾联合移植和腹内多器官联合移植。^[4]

根据移植器官类型可分为：肝脏移植、胰腺移植、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小肠移植、^[10]脾移植、肾上腺移植、甲状旁腺移植、睾丸移植、卵巢移植等。^[4]

肾移植（renal transplantation）：各种肾病进展到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4]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在中国占60%以上），其次是糖尿病性肾病、高血压性肾硬化、慢性肾盂肾炎、囊性肾病、间质性肾炎、自身免疫性肾病等导致的肾功能衰竭。^[10]

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进行性、不可逆性和致死性终末期肝病，且无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病人预期生存期低于一年的肝脏良恶性病变。^[4]良性病变如病毒性或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暴发性肝功能衰竭、先天性胆道闭锁、肝豆状核变性等；恶性病变如原发性肝细胞肝癌等。^[4]心脏移植（cardiac transplantation）：^[4]经内科治疗无效的广泛的心肌不可逆性损害的病人和不适合外科手术矫正或矫正后无效的先天性复杂的心脏畸形。冠心病和扩张性心肌病已成为心脏移植的两大主要疾病。原发性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肺囊性纤维化、肺气肿、特发性纤维化、严重心肌病、伴肺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行心肺联合移植。^[10]胰腺移植（pancreas transplantation）：^[4]①Ⅰ型糖尿病患者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可考虑单纯的胰腺移植：存在明显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肾功能损害、外周血管病变、视网膜病变、神经系统病变等）；糖尿病高度不稳定，如血糖难以控制或反复出现低血糖伴意识障碍、严重酮tóng症酸中毒等；难于脱敏的胰岛素过敏或出现胰岛素抗体。②药物难于控制的Ⅱ型糖尿病或已发生明显的糖尿病并发症。③各种原因（如慢性胰腺炎、胰腺肿瘤、胰腺损伤等）的全胰切除术后。^[10]

肺移植（lung transplantation）：主要为各类无法继续内科治疗的终末期肺部疾病，主要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间质性肺炎IPF）、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矽肺、原发性肺动脉高压（PPH）、肺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α1−AT）、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AM）等。^[4]

小肠移植（bowel transplantation）：各种病因导致小肠功能衰竭，且不能很好耐受营养支持者。^[4]组织移植：一般采用自体或异体组织行游离移植或血管吻合移植，以修复某种组织的缺损。^[4]如皮肤移植是皮肤缺损常用的修复方法，不仅广泛应用于深度烧伤及各种原因所致的皮肤缺损病人，也是整形外科、创伤外科、修复重建外科等常用的治疗手段。^[5]细胞移植：主要适用于补充受体体内该种数量减少或功能降低的细胞。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可用于治疗遗传性联合免疫缺陷病、重症地中海贫血、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包括各种白血病在内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此外，还有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脾细胞移植治疗重症血友病，睾丸Leydig细胞移植治疗男性性功能低下（低睾酮血症）等。^[4]

器官捐献：移植器官的来源可分为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尸体器官为脑死亡或心脏死亡供者捐献，是中国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由于移植器官的短缺，活体亲属供肾、供肝已被医学界广泛接受。^[4]器官选择：由于器官的短缺，对供体年龄的界限逐渐放宽。供肺、胰腺者不超过55岁，供心脏、肾、肝者分别不超过60、65、70岁。下列情况禁忌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①已知有全身性感染伴血微生物培养阳性或尚未彻底治愈；②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感染；③恶性肿瘤（脑原发性恶性肿瘤除外）。^[4]采用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吸毒者、有相关脏器病史者的器官也应慎重。有丙型肝炎病史供体的肾可用于曾患丙型肝炎的受体。^[4]皮肤移植供体：①自体移植是指供体和受体为同一个体，如将同一个人的大腿皮肤切取下来移植到其手部。自体移植可永久性存活，是修复全层皮肤缺损创面的主要手段。②同种移植是指在同一种类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移植，如将某人的皮肤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由于移植排斥反应，同种移植难以永久性存活。③双生移植是指同卵孪生之间的移植，虽属两个不同个体，但他们的基因相同，因此移植后不产生移植排斥反应，其结果与自体移植相似。④异种移植是指不同种类的两个个体之间的移植，如将猪皮移植到人体创面。由于异种动物之间的遗传差异较同种个体之间更大，故移植排斥反应更快，更强烈，移植存活的时间更短。^[5]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供体：按造血细胞（hematopoietic cell，HC）取自健康供体还是病人本身，HSCT被分为异体HSCT和自体HSCT（auto-HSCT）。Auto-HSCT的供体是病人自己，应能承受大剂量化放疗，能动员采集到未被肿瘤细胞污染的足量造血干细胞。异体HSCT又分为异基因移植（allo-HSCT）和同基因移植。后者指遗传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孪生者间的移植，供受者间不存在移植物被排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等免疫学问题。allo-HSCT的供体首选HLA相合同胞（identical siblings），次选HLA相合无血缘供体（matched unrelated donor，MUD），单倍型相合亲缘供体或脐带血干细胞。若有多个HLA相合者，则选择年轻、健康、男性、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阴性和红细胞血型相合者。^[11]

器官免疫学选择：为预防过于剧烈的甚至致命的排斥反应，移植前应作下列检查：^[4]

ABO血型测定：ABO血型抗原除在红细胞上表达之外，还表达在血管内皮上。因此，同种异体间的移植通常需满足血型相同或符合输血原则。^[4]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指受体的血清与供体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试验，是临床移植前必须检查的项目。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10判为阴性才能施行肾移植。如果受体以前曾经接受过输血、有过妊娠或接受过同种异体移植，很可能在其血清内已存在抗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leucocyteantigen，HLA）的抗体，即对HLA致敏。此时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可呈阳性，一旦移植，术后将可能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以流式细胞技术用于交叉配型的方法仍存在争议，因该方法固然更敏感，但有可能会把原本可以移植成功的供体排除在外。^[4]HLA配型：国际标准要求至少检测供体与受体Ⅰ类抗原HLA-A、B位点和Ⅱ类抗原HLA-DR位点。这6个位点的匹配与肾移植和骨髓移植的长期存活有较密切关系，反言之，HLA-A、B和DR不相匹配的情况将影响移植的中远期效果。随着新型免疫抑制药物在临床应用，这种差异在逐渐减小。^[4]

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检测：用于检测受体体内预存的HLA抗体，超过10%即为致敏。移植、妊娠、输血均可能使受体致敏。^[4]受体的预处理：对于ABO血型不相容及交叉配型试验阳性的受体，为逾越ABO血型屏障和HLA致敏屏障进行器官移植，需要对受体预处理，方法包括：血浆置换去除受体血液内预存的特异性抗体，利妥昔单抗清除B淋巴细胞和预防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中和抗体等。在骨髓移植中，为使受体完全丧失对骨髓移植物的免疫应答能力，术前常使用大剂量放射线照射或化学药物，以摧毁受体自身的造血组织。^[4]

器官移植必须贯彻自愿和无偿以及知情同意原则，^[2]并且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必须经本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简称“伦委会”）审查同意。伦委会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尸体器官移植须经2/3以上委员同意，活体器官移植须经全体委员同意。伦委会不同意的，该例器官移植不得开展。^[2]

供体类型不同或所需器官不同，其切取与保存的方法也不同。获得器官的过程主要包括切开探查、原位灌注、切取器官、保存器官和运送。从同一个尸体供体可获取心、肺、肾、肝、膜腺等器官，以及角膜等组织，分别移植于多个受体。^[4]

手术阻断器官的血液供应后，细胞在35～37℃温度下短期内即趋向失去活力。为保证供体器官的质量，缩短冷、热缺血时间、低温保存、避免细胞肿胀和生化损伤极为重要。热缺血时间是指器官从供体血液循环停止或局部血供中止到冷灌注开始的间隔时间，这一期间对器官的损害最为严重，一般不应超过10分钟。冷缺血时间则是指从供体器官冷灌注到移植后血供开放前所间隔的时间，包括器官保存阶段。过长的冷缺血时间对移植器官的功能恢复和长期存活率有不良的影响。此外，切取时应尽力避免对供体器官的机械损伤和破坏。用特制的器官灌洗液（0～4℃）快速灌洗器官，尽可能将血液冲洗干净。灌洗的压力保持在5.9～9.8kPa（60～100cmH2O），肝的灌注量约需2～3L，肾和膜腺约需200～500ml。然后保存于2～4℃灌洗液的容器中直至移植。^[4]

在临床最为常用器官灌洗保存液有UW（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HTK（histidinetryptophan-keto glutarate）和Hartmann等。Hartmann液多用于器官切取冷灌注，UW和HTK液多用于保存器官。理论上UW液可保存膜腺、肾达72小时，保存肝20～24小时，但临床上大多将器官保存时限定为：心5小时，肾40～50小时，膜腺10～20小时，肝12～15小时。^[4]

肾脏移植术式：一般情况下病肾不需切除，将移植肾放在腹膜外髂窝位置〈异位移植），肾动脉与髂内动脉吻合，肾静脉与骼外静脉吻合，输尿管与受者膀胱吻合。^[10]

肝脏移植术式：①经典原位肝脏移植术是将受体的病肝和肝后下腔静脉一并切除。供肝植入时依次吻合肝上、肝下下腔静脉、门静脉、肝动脉后开放血供，完成止血，最后重建胆管。②背驮式肝移植技术是指保留受体的下腔静脉，将供肝下腔静脉与受体肝静脉共干或下腔静脉吻合。^[10]③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是把供肝下腔静脉和受体三支肝静脉开口，分别扩大成相同形状的三角形开口进行吻合，有利于流出道的畅通。④劈离式肝移植(split-liver transplantation)，是把一个供者肝脏劈割成两半分别移植给两个不同的受体。④活体亲属供肝移植(living-related liver transplantation)，则取亲属的部分肝(左外叶、左或右半肝)移植给受体，前提是务必保证对供体尽量少的危害性，而受体又能获得与常规肝移植相似效果。此外，还有减体积肝移植(reduced-size liver transplantation)、异位辅助肝移植(heterotopi c andauxiliary liver transplantation)等，但临床应用有限。^[4]

心脏移植术式：①原位心脏移植术。切除病心，保留左右心房的后部，然后将供心的左心房、右心房、主动脉、肺动脉分别与受体相应的部位吻合。②全心脏原位移植术。此法先按常规方法切除心脏、同时切除右房和左房，但将上、下腔静脉处的右房保留成袖状结构的开口，使吻合更为可靠。③双腔静脉原位心脏移植术。它的特点是右房全部切除，保留左房部分。^[10]

胰腺移植术式：临床上可分为同期胰肾联合移植（simultraneous pancreas-kidney transplantation，SPK）、肾移植后胰腺移植（pancreas-after-kidney transplantation，PAK）和单纯胰腺移植（pancreas transplantation alone，PTA）。SPK是临床上应用最多的胰腺移植术式。^[4]根据移植胰腺外分泌的引流方式不同可分为胰液膀胱引流和肠道引流。根据胰腺内分泌静脉回流途径的不同，又分为经体循环回流及经门静脉回流。常用术式为外分泌经肠道引流，内分泌经门静脉回流。^[10]

肺移植：主要术式包括单肺移植、序贯式双肺移植、肺叶移植、肺减容后移植和心肺联合移植等。^[4]小肠移植：全球小肠移植登记中心（ITR）将小肠移植分类为单独小肠移植（small intestine transplant）、肝小肠联合移植（liver and small intestine transplant）、改良腹腔多器官簇移植（modified multivisceral transplant）和腹腔多器官簇移植（multivisceral transplant）。^[4]皮肤移植：自体移植主要植皮方式有：①大张皮片移植：皮片与创缘缝合固定，缝合后皮片应有一定张力，再用多层纱布加压包扎，5～10天拆线。②网状皮片移植：在大张皮片上做许多长度一致而呈有规律排列的小切口，切口彼此平行，但相邻两行切口之间相互错开，拉开皮片可见小切口形成许多菱形小空格，以皮条相连并互相交错，形似渔网，故又名网状皮片。该方法可用较少的皮片覆盖较大面积的创面，是节约皮源的一种方法。③小皮片移植：将切取的皮片剪成小片状移植于创面。该方法通常使用刃厚皮片，多将小皮片间隔一定间距移植，减少自体皮片需要量，同时也有利于创面引流，在有一定感染的肉芽创面也易于成活。④肉芽创面植皮术：由于各种原因错过了早期削痂植皮，致创面脱痂后肉芽组织生长，可行肉芽创面植皮术。手术成功的关键是控制感染，及早清除坏死组织和积极培养健康的肉芽组织。^[5]选择哪一种植皮方式应根据待修复创面的性质和部位决定。整形手术一般采用大张皮片移植Ⅲ度烧伤面积小于50%体表面积，可采用大张皮片，网状皮片及小皮片移植等方法。^[5]大面积烧伤病人的自体皮源有限，往往要借助同种异体皮，异种异体皮或皮肤代用品。异体皮移植成活一段时间后，在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下终将被排斥。因此，临床上采用与少量自体皮肤混合移植的方式，利用异体或异种皮肤暂时覆盖创面，在其保护下，移植的少量自体皮肤逐渐扩展，修复创面。^[5]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采用的干细胞主要来源于骨髓和外周血。骨髓的采集在手术室内进行，采用连续硬膜外阻滞，先于髂后上棘，必要时于髂前或胸骨采集。在采髓前提前存储400mL供者血液，1周后再回输，同时抽取血液600mL，反复进行。采髓时每一个部位多个方向，每个方向3个层次抽取。采髓前及采髓过程中注意静脉足量输液，并用肝素抗凝，采髓量在10~20ml/kg，总量不超过1500mL，需使所含有核细胞总数达3×108/kg。外周造血干细胞的采集需要动员，通常对供者予G-CSF（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5~10μg/(kg·d)皮下注射4~6日，多在第5日或第6日采集干细胞。供者无须住院，需临时开放两条静脉通道，血液从一条静脉流出，经过血细胞分离机离心，将富含造血干细胞的外周血收集到采血袋中，将不需要的成分经另一条静脉返回供者体内。此过程反复循环4～5小时，循环血量达15～20L。最终采集的单个核细胞应≥4×108/kg，CD34+细胞应>2×106/kg，采集完的干细胞应在6小时内输完，以免造成细胞损失。^[12]

病情观察：①连接呼吸机，密切观察呼吸机的运转情况，配合医生进行血气等指标的检查，待病人麻醉清醒、血流动力学和血气检查指标正常后协助医生拔除气管插管，雾化吸入，协助病人咳痰。使用呼吸机期间床头抬高30°，拔除气管插管后可采取半卧位。②心电监护：密切观察P、R、BP等心电指标及体温的变化。病情稳定者每30分钟至1小时测量一次，病情不稳定者根据具体情况增加监测频次。③观察病人意识状态，麻醉未清醒时每小时观察病人的意识、瞳孔变化，对躁动不安、意识不清的病人遵医嘱使用保护性约束和镇静剂。^[5]引流管的护理：术后病人留置多种引流管道，如胃管、导尿管、胸腔引流管，注意妥善固定，并经常挤压以保持管道通畅，胸腔引流瓶要保证密闭，并注意观察引流瓶内水柱有无随呼吸上下波动。保持切口敷料清洁、干燥，观察并记录各引流管的引流量及颜色、性状，每日更换引流管及胸腔引流瓶，严格无菌操作。^[5]饮食管理：严格遵医嘱进食，避免冷、硬、刺激性食物。进食前后做好口腔护理，清洁口腔，防止口腔溃疡的发生。告之病人不可进食增强机体免疫力及可能影响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的食品或药品，如灵芝、虫草、人参、西柚、当归、蜂王浆等。^[5]预防感染：术后由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病人免疫力低下，极易发生各种感染。移植后感染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①做好保护性隔离，限制人流量，减少探视。医务人员进入房间需更换隔离衣、鞋套，戴口罩、帽子，接触病人前严格清洁并消毒双手。②床单位及监护仪器每日用500mg/L的含氯消毒液擦拭2遍，房间内定期做空气培养及物品的采样检测。③在进行医疗护理操作时，严格遵守无菌原则。④做好口腔护理及皮肤护理。三餐前后用生理盐水或5%碳酸氢钠溶液漱口，以减少口腔溃疡的发生。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预防压疮的发生。必要时行温水擦浴并更换清洁病服。术后由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病人可能出现腹泻症状，同时还需做好肛周皮肤的护理工作，大便后温水清洁肛周皮肤，涂抹鞣酸软膏等保护剂，防止肛周皮炎的发生。⑤遵医嘱，严格按时按量使用抗生素，配合医生留取各种培养标本。^[5]健康教育：对移植病人做好术后健康指导，对提高存活率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①指导病人每日监测体温、血压、体重、尿量等指标。②移植后要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出院后仍要继续门诊随访治疗。指导病人掌握药物知识，术后教会病人了解服用药物的名称、剂量、频率、作用及注意事项等。③合理安排生活和活动，保持愉悦的心情，避免不良情绪的刺激，采取适当方式宣泄，保持心理平衡，进行适当体育锻炼时，强度和运动幅度以渐进为宜，同时注意保护移植肾不被硬物挤压或碰撞。④定期复查。^[5]

移植术后受体免疫系统与供体移植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称为移植免疫反应，也称移植排斥反应（transplantation rejection）。^[4]临床治疗急性排斥反应分为基础治疗和挽救治疗。基础治疗即应用免疫抑制剂预防排斥反应发生。由于移植物恢复血流后即开始免疫应答过程，因此在术后早期免疫抑制剂用量较大，称为诱导阶段。随后可逐渐减量，达到维持量以预防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称为维持阶段。一般情况下，免疫抑制剂需终身服用。当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需加大免疫抑制剂用量或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以逆转排斥反应，即为挽救治疗。临床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主要分为免疫诱导用药和免疫维持用药两大类。^[4]

主要是抗淋巴细胞的免疫球蛋白制剂，包括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如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ntilymphocyte globulin，ALG）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主要用于免疫诱导阶段以及逆转耐激素的难治性排斥反应。单克隆抗体：①OKT3，为鼠抗人淋巴细胞表面分子CD3的单克隆抗体，抑制T细胞活性和多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可用于免疫诱导治疗，以及逆转耐激素的难治性排斥反应。②抗白介素-2受体（（IL−2R）的单克隆抗体：如巴利昔单抗（basiliximab）选择性作用于IL-2R，主要用于诱导治疗。③anti-CD20（利妥昔单抗，rituximab）：最初主要应用于器官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通常利妥昔单抗与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及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联合应用，抑制B细胞和抗体介导的免疫应答，也用于血型不相容的肾移植和HLA致敏的肾移植，以预防排斥反应的发生。^[4]

糖皮质激素：常用的有琥珀酸钠氢化可的松、甲泼尼松龙琥珀酸钠等，对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T细胞和B细胞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激素可用于基础治疗，也是治疗急性排斥反应的首选药物。但因有较多的副作用，倾向使用小剂量并递减至低剂量维持或停药。^[4]抗增殖类药物：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可抑制细胞DNA合成，对T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主要毒副作用为肝毒性以及骨髓抑制。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可相对特异地抑制淋巴细胞增殖，抑制抗体生成。主要毒副作用为消化道副作用。与Aza相比，骨髓抑制作用较弱。临床常将MMF用于维持治疗。^[4]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s，CNIs）：是免疫维持治疗的最基该药物之一，包括环孢素A（cyclosporine A，CsA）和他克莫司（tacrolimus，TAC）。CsA可与T细胞胞质中的环孢亲和素结合，再与钙神经素-钙调蛋白复合物紧密结合，进而抑制钙依赖的磷酸化和转录调节因子NF-AT的激活，从而阻止Ⅱ-2和其他T细胞激活所必需的细胞因子的表达，抑制T细胞活化、增殖。TAC可与胞质内的配体FK结合蛋白结合，再通过与CsA相似的作用途径抑制T细胞的活化增殖。^[4]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如西罗莫司（sirolimus）和依维莫司（everolimus）等，作用于白细胞介素2受体（IL-2R）下游的信号传导系统，使细胞周期停留在G₁和S期，从而起到免疫抑制作用。^[4]

理想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要求既能保证移植物不被排斥，又对受体免疫系统影响最小和毒副作用最少。免疫抑制剂使用的基本原则是联合用药，减少单一药物的剂量以及毒副作用，并增加协同治疗作用。常用三联用药方案为采用一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sA或TAC）联合糖皮质激素和抗增殖类药物（Aza或MMF）。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减为四联或二联用药。移植受体均需终身维持免疫抑制治疗，但少数病人在使用较长时期后，可维持极少剂量或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达到所谓的“临床耐受^[注1]”或“几乎耐受”状态。^[4]

术后还需进行免疫监测。临床上常用的监测指标包括：免疫抑制药物（CsA、TAC、RAP等）的血药浓度，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百分比和功能，免疫分子水平等。移植物生理功能的变化是判断排斥反应发生及强度的重要指标。^[4]

术后早期容易发生感染性并发症和手术技术相关性并发症。随着手术技术和围手术期治疗水平的提高，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6]此外，由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药物，器官移植受者容易患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门诊随访检查，以期早期发现和治疗上述并发症。^[6]

所有器官移植都面临排斥反应（rejection reaction）。肾移植有超急、急性、慢性排斥反应之分。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典型症状有体温升高，血压增高，尿量锐减或无尿，肾移植区隐痛或胀痛以及下坠感。慢性排斥反应表现为高血压、蛋白尿、四肢水肿，常采取移植肾切除，回到透析治疗。^[7]

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多发生在肝移植术后5～15日，多出现发热、肝区疼痛、移植肝肿大、黄疸等症状，伴血清胆红素、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多核细胞升高，T管引流胆汁量减少、颜色变淡呈水样等改变。^[7]一旦发现上述症状，应及时报告医生，配合医生行抗排斥治疗。^[5]

由于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机体的免疫水平降低，机体对各种病毒、真菌和细菌的抵抗能力降低，容易发生感染（ infection ）。^[8]感染最常见的是细菌感染。除全身性感染外，肾移植多见尿路感染，感染是肾移植的重要并发症及死亡原因。肺部、创口和全身感染，多为细菌感染，由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感染的临床征象常被掩盖，原发灶往往不易早发现，主要症状是发热，需常规进行病原学检查和相关的影像学检查。^[7]

肝移植术后容易发生各种病原菌的感染，最常见的是细菌感染。早期多在手术切口、腹腔、胆道、肺部等与手术操作有关的部位，中后期多在肺部、中枢神经系统和皮肤。据统计所有肝移植患者中，有66%~83%的患者至少发生过一次感染，多数患者有多次感染，有88%的肝移植患者死于感染。肝移植患者真菌感染的发生率为20%～50%，且90%发生在术后2个月内，真菌感染中80%为念珠菌，肺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预后差。^[7]

心脏移植后感染是心脏移植后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术后1个月内发生感染的机会最大，细菌感染占30%～60%，其中50%为革兰阳性菌感染。^[7]

心脏移植后的急性心力衰竭、单纯右心衰竭是心脏移植后较常见的早期并发症，表现为右心收缩无力。其原因可能是受体在长期心力衰竭的情况下，肺动脉阻力不同程度增加，引起肺动脉高压，而供体的右心一直处于低负荷状态。此外，肝、肾移植后都可以发生移植器官功能衰竭。^[7]

移植的心脏没有正常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支配，主要依靠儿茶酚胺循环来维持正常心率。安静时心率多为95~115次/分，为窦房结去极化的固有心率。运动对心率的增加明显低于正常人，且运动心率的极值明显偏低（大约150次/分）。运动恢复期，心率仍维持上升并伴随着儿茶酚胺水平恢复到基线，后逐渐恢复到运动前水平。心力储备低于正常人。^[7]

胰腺移植主要的并发症有排斥反应、血栓形成、急性胰腺炎、吻合口漏等。其中血栓形成是胰腺移植的严重并发症，术后遵医嘱预防性使用抗凝药，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及引流液情况，病人血压变化以及有无皮肤、口腔、胃肠道异常出血倾向。每日监测凝血全套、血常规等指标。^[5]

肺移植后的并发症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支气管吻合口并发症：包括吻合口开裂、漏气、出血、狭窄等。注意观察胸腔引流液的量、性状及有无气体逸出。血压过高易导致吻合口破裂出血，术后收缩压应控制在100～120mmHg，平均动脉压维持在60~75 mmHg 较为理想，中心静脉压控制在10 cm H2O以内。②原发性移植肺功能障碍：严格控制输液速度，控制出入量，维持体液平衡，使病人处于相对脱水状态。注意观察病人有无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血氧饱和度下降、咳大量白色泡沫痰或粉红色泡沫痰，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③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常发生于术后1周内，临床表现为病人出现胸部紧缩感、压迫感，伴烦躁、乏力、胸闷、气短、体温升高等症状。慢性排斥反应常发生于术后16~20个月后，最早术后3个月就可发生，临床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肺功能减退。^[5]

高血压（ hypertension）是移植后的常见并发症，肾移植术后高血压的发生率为80%~85%，约50%或更多的肝移植受者会发生高血压。早期高血压影响移植物的存活，晚期则影响受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是导致移植受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显著危险因素。移植术后高血压的治疗方案与普通高血压患者相似。移植术后高血压的治疗包括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8]

治疗目标：不同器官移植患者术后高血压的控制目标不同。器官移植受者应以血压>130/80 mmHg为高血压诊断阈值，实际控制应根据临床情况制定个体化目标。对于老年、合并症较多、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采取相对宽松的目标，但不应高于140 /90 mmHg；对于年轻、合并症少、肾功能好的患者，可采取较为严格的目标，但不应低于120/70 mmHg。^[8]

移植术后患者胃肠道并发症（ ulcer complications）的发生率高，包括食管、胃、肠的炎症、溃疡、出血及腹泻等。随着移植术后激素的用量趋于减少，消化道溃疡、出血和穿孔的发病率已经有大幅度的下降。^[8]

消化道溃疡及出血：移植术后由于长期应用激素、CsA或TAC及MMF等，^[8]这些药物均对胃部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加之手术、严重感染等并发症，均可造成消化道慢性炎症、溃疡等。治疗首选质子泵抑制剂，如轻症可选择奥美拉唑肠溶片、埃索美拉唑肠溶片。由于雷尼替丁及法莫替丁等对CsA或Tac的药物浓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应用时应慎重考虑。病情严重者可选择静脉用质子泵抑制剂、去甲肾上腺素、奥曲肽及垂体后叶素。^[8]

腹泻：是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病因复杂，治疗也有相应的特殊性。移植术后腹泻常见病因有：①感染性腹泻，包括细菌性腹泻、真菌性腹泻、病毒性腹泻（巨细胞病毒、轮状病毒）等各种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腹泻；②非感染性腹泻，包括免疫抑制剂相关性腹泻和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治疗包括对症治疗和针对腹泻病因治疗。对症治疗包括饮食处理（轻、中型腹泻予清淡流质或半流质饮食，重型伴呕吐者可暂禁食）、口服或静脉补液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所有患者均给予肠黏膜保护剂蒙脱石散，对于功能性腹泻引起严重水样便者给予止泻治疗，根据大便涂片选用活菌制剂改善肠道微环境。针对腹泻病因治疗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和免疫抑制剂的调整。明确免疫抑制剂相关的腹泻患者，在严密监测下减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或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替代。例如，在肾移植受者中，明确是霉酚酸酯zhǐ胶囊相关的腹泻，可以将其减量，或者替换为麦考酚钠肠溶片，若腹泻仍未好转，可以用咪唑立宾来代替。^[8]

高脂血症（ hyperlipidemia）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也是诱发心血管疾病造成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心脏移植术后高脂血症的发生率高达93%，肝脏移植为66%，肾移植为60%，肺移植为52%，积极干预控制血脂异常，对于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提高受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具有重要意义。^[8]

治疗目标：器官移植受者的降脂治疗目的，除了防治冠心病，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继发于高脂血症的血管病变造成的移植物功能减退和丢失。所以除了根据是否已经存在心血管危险因素结合血脂水平评价患者之外，还必须考虑移植物功能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情况，全面判断和评估后决定血脂的目标水平及采取何种措施和方案。^[8]

移植后糖尿病（ post-transplantation DM ）是器官移植术后严重的长期并发症之一。移植后糖尿病的发生可以引起移植物功能减退、感染，严重影响肾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率。移植后新发糖尿病是移植受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决定因素。^[8]

治疗目标：移植后新发糖尿病与普通人群糖尿病患者的处理原则基本相似，即运动加饮食控制、口服降糖药物治疗和注射胰岛素治疗。空腹血糖控制目标为<7mmol/L和糖化血红蛋白<7%。^[8]

高尿酸血症（ hyperuricemia）是常见的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其发生率与器官移植类型和免疫抑制剂种类有关。利尿剂、环孢素A、糖皮质激素是移植后引起高尿酸血症常见的高危因素。高尿酸血症容易导致尿酸在血中过饱和，尿酸钠结晶沉积在关节软骨、骨膜和周围组织中，导致痛风。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移植物失去功能和移植后高血压的发生具有促进作用。^[8]

治疗目标：对于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仅需改善生活方式，如健康饮食、戒烟、坚持运动和控制体重等；对于发生痛风的患者，需积极控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并在间歇期给予药物预防复发。无症状患者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心血管疾病时，血尿酸值>8mg/dl应给予药物治疗；无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心血管疾病的高尿酸血症，血尿酸值>9mg/dl应给予药物治疗。^[8]

器官移植受者术前存在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长期的慢性疾病消耗已对骨骼造成严重影响，术后应用的免疫抑制剂具有造成骨质流失的副作用，使得骨质疏松（osteoporosis）成为器官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8]

治疗目标：具有骨质疏松症风险的移植受者应适度活动，放弃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抽烟、酗酒），食用富含钙、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推荐器官移植受者每天摄入1000mg钙和不少于400IU的维生素D。建议定期监测尿和血钙的水平。^[8]

长期的免疫抑制状态使得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较普通人群平均升高3~4倍。还会发生某些特异性的肿瘤（malignancy ），如淋巴癌、皮肤鳞癌、Kaposi肉瘤、黑色素瘤以及罕见的皮肤神经内分泌癌（Merkel细胞癌）。皮肤癌的发生与过多暴露于阳光和AzA治疗有关。CsA和TAC与移植后的淋巴增殖性疾病有关。^[8]

针对移植术后恶性肿瘤的诱发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这些措施包括：①根据术后存活时间，逐渐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剂量；②使用个体化的免疫抑制方案；③预防病毒感染；④避免过度日光暴晒，出门时随身携带遮阳伞，必要时使用防晒霜。^[8]

移植术后并发恶性肿瘤的患者，早期诊断和正规治疗是影响其预后的关键。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同普通患者一样，外科手术切除是首选方案，也可配合放疗、化疗等临床手段使其达到临床缓解。与普通肿瘤患者不同的是，移植术后的肿瘤患者需要及时将免疫抑制剂减量，以减缓肿瘤的发展。当然，减少免疫抑制剂的过程还应兼顾控制肿瘤和预防排斥的平衡，实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8]

随着器官移植效果的逐年提高，出现了大批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长期存活者。^[4]

肾移植：肾移植病人/移植物生存率逐年在提高，尸体供肾人/肾1年、5年生存率分别可达到95%/90%、90%/80%以上，脑死亡和心死亡来源肾移植的长期预后在两者间已无明显差异，而亲属活体供肾肾移植的人/肾生存率更高。^[4]中国每年可完成5000余例肾移植手术，患者1年存活率超过90%，5年存活率接近80%。^[6]肝移植：术后1年生存率近90%，3年生存率近80%，最长存活时间已近40年。儿童肝移植术后存活率较成人更为理想。^[4]中国每年可完成肝移植手术2000例左右，术后1年、3年、5年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7.97%、65.38%、60.53%，存活时间最长者已达16年。^[6]心脏移植：移植心因慢性排斥反应所致的冠状动脉硬化是影响术后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4]术后1年、5年、10年的存活率分别为87%、74%和60%。^[4]胰腺移植：临床数据显示所有类型胰腺移植的受者1年存活率均超过95%，移植物1年存活率则可达85%以上。^[4]肺移植：全球肺移植术后3个月、1年、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89%、80%、65%和54%。肺移植术后病人的中位生存期为5.7年，存活满一年的病人中位生存期为7.9年。肺移植术后早期的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以及术后远期的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综合征（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syndrome，BOS），是影响生存率的主要原因。^[4]小肠移植：因小肠的特殊生理状况，移植术后排斥反应发生率高、易并发严重感染，还可能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随着小肠移植20多年的不断发展，全球的小肠移植病人的总体1年和5年生存率已分别超过70%和50%，美国Pittsburgh移植中心小肠移植术后病人的1年和5年生存率分别达91%和75%。^[4]

器官移植是人类关于自身生命科学的成果之一。它先后经历了幻想阶段、实验阶段、临床阶段三个阶段。^[13]

在古代社会，人类就产生了用组织器官代替有疾病的或受损的组织器官的朴素想法。中国战国时期的《列子》中就叙述了大约公元前430年神医扁鹊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故事。348年西方拜占庭时代，有用取尸体下肢移植治疗下肢坏疽jū的文献记载。考古学证实在古埃及、希腊、罗马、南北美、印度、中国均有零星牙齿移植的记录。^[13]

18世纪，陆续有器官移植的实验报道。如苏格兰的Joimtluuter报道了鸡睾丸的自体移植，Biggey报告了给两只小羚羊成功进行了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此外，还有皮肤、肌腱、神经、软骨等移植实验及报告。因当时的移植不吻合血管，所以移植难以存活。1903年卡雷尔（A.Carell）发明了血管缝合术，为器官移植扫除了第一道障碍，之后卡雷尔进行了包括心、肾、脾、卵巢、肢体的动物器官移植实验，但当时排斥反应尚未被认识，仍无法使移植物长期存活。^[13]受带血管的动物移植外科技术成功的鼓舞，1936年苏联的瓦列诺夫（Voronov）首次将器官移植试用于临床，为一例尿毒症患者移植尸体肾，受者于术后48小时死亡。此后，苏、法、美等国的医学专家也数次进行过肾移植，均因宿主排斥而未能较长时期存活。^[13]

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医学家约瑟夫·穆雷（Joseph Murray）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同卵双生同胞间的肾移植，病人比较长时间存活，这是移植医学史上首次获得的有功能较长时间存活的病例。同时，也使研究者意识到了器官移植中的免疫学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1958年道塞特（Dausset）发现了第一个白细胞抗原，从此揭开了HLA研究的序幕。1959年Murray和法国的Hamburger各自为异卵双生同胞施行了肾移植，受者以接受全身X射线照射为免疫抑制，使肾移植后有功能并长期存活。1962年Murray改用硫唑嘌呤作免疫抑制药物，进行尸体肾同种异体移植获得长期存活。这三次不同类型的肾移植获得成功，标志着现代器官移植时期的开始。^[13]

在临床肾移植成功的带动下，20世纪60年代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68年美国通过了脑死亡哈佛标准，促进了临床器官移植外科的稳步发展。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官移植案例有：1960年Woodruff的全脾移植；1963年Starzl的原位肝移植，Hardy的肺移植；1964年Hardy的异种（猩猩）心脏原位移植；1967年Barnard的同种心脏原位移植；1980年Lacy、Kostianovsky的胰腺移植；1981年Reitz的心肺联合移植；1983年Williams，Starzl的腹部多器官移植。^[13]

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外科学术的发展、强有力的免疫抑制药物的问世、器官和细胞分离保存技术以及移植免疫学基础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成为脏器功能衰竭终末期的有效、常规性治疗手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器官的移植取得了重大进展：临床应用最多的3个大器官移植，有功能存活率呈现大幅度提高。肾移植存活率达95%以上，心、肝移植存活率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出现了大批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长期健康存活群。^[13]至1997年底，全世界施行的人体三大器官：心、肝、肾移植累计数已超过50万例次，其中心移植4万例次，肝移植6万余例次，肾移植40万余例次。^[13]

在中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人员先是在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在60年代由吴阶平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移植手术。有系统、有计划的大量动物实验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70年代末，中国器官移植开始加快了步伐，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13]尽管中国器官移植工作起步比国外晚了10年，但国际上所有类型的器官移植，中国都能施行。而且，在某些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胚胎器官移植、细胞与组织移植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优势。^[13]

为了防范器官买卖等危害行为的发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数国家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美国于1968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又于1984年颁布了《全美器官移植法》，加拿大、英国、法国、西班牙、新加坡、瑞典和挪威等国也采用这种模式。^[9]中国于2007年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的《民法典》也对人体器官的捐献作出了规定。^[9]

器官移植的成功，被称为20世纪人类医学史的三大里程碑之一。但这一技术包含了器官的捐献、摘取、植入过程，每一环节都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需要完备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和规范。^[2]总体来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能够得到伦理辩护的。^[2]第一，器官移植技术被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减轻患者痛苦，延长人类生存时间，其目标本身就是“善”的，符合人类的道德善。^[2]第二，在人体器官移植中，无论受体还是供体方都得到了幸福。^[2]第三，人体器官移植时，必须由供体将器官自愿捐献给受体，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无偿捐献。因此，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实施，体现了“利他”的社会正向价值观。^[2]

在得到基本伦理辩护的同时，人体器官移植也具有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伦理争论。^[2]第一，器官移植，例如头颅和异种器官移植、转基因器官移植等引起此人是否还是此人的人格统一性争论。^[2]第二，器官移植手术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但只有部分人得益，存在不公平。^[2]第三，器官移植技术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器官买卖“黑市”的出现。^[2]

中国器官移植应遵循以下伦理原则：患者利益至上原则，自愿、无偿、禁止买卖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和保护供体原则，保密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原则。^[2]

器官移植的难题之一是供体严重不足。器官供不应求是已经开展器官移植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美国每年做肾移植3500~4000人次，而要求接受肾移植的逾万人。中国有2000万盲人渴望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400人有幸能做角膜移植，比例是5000∶1。显然，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已经成为器官移植中一个伦理争论的焦点问题。器官移植的供体，其来源是活体供体、尸体供体、胎儿供体、异种器官供体、克隆器官供体等，都涉及诸多伦理问题。^[13]

活体受体主要是受体的亲属、配偶，有的国家还包括自愿捐献的人，由他们来捐献出供体需要的器官和组织。因为是在活人身上实施，活体器官移植存在着更大的伦理质疑之声。主要包括：①对供者的伤害，这种伤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伤害。②知情同意权不能得到保障，尤其在家庭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背景下，来自家庭各方的压力可能会使成员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愿望。^[2]

从世界范围来看，尸体器官是构成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13]这也是是伦理上争议较少的一种器官来源方式。一个人在死亡后，器官捐献出来用于救治他人，在道德上是一种高尚的利他行为。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宣传和褒奖，代表着公众在伦理上的普遍认同。尸体供体的伦理问题如下：捐献器官同意方式问题， 补偿方式问题、脑死亡标准问题以及使用死刑犯器官的争议等。^[2]

指利用不能存活或属淘汰的活胎或死胎作为器官供体，也可为细胞移植提供胚胎组织或器官。^[13]在胎儿供体器官移植中，一直存在一个“伦理难题”，即受精卵（胚胎）是不是生命或是不是人的伦理争论。一方面，有人认为人开始于受精卵，胎儿组织及器官是人，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不应把他们作为手段、工具加以操作。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胚胎不是人”，人只有在出生后，既有了生物学生命又有了人格生命后才成其为人。^[13]一些妇女可能会因经济原因有意流产出卖胎儿，也有可能为获得经济好处而把出卖流产胎儿作为手段，因此，造成流产泛滥，危及妇女及胎儿安全。^[13]

异种器官供体，是以某一物种的细胞、组织、器官作为移植物，移植到另一物种体内，也称为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xenograft）。在医学界，期望将动物如猪、狒狒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移植于人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是研究异种移植的出发点与愿望。 ^[13]异种器官作为有别于其他移植方式的一种新器官来源，其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有：①移植安全问题，与人体器官移植相比，异种动物之间的免疫排斥问题更为复杂，接受异种器官的人体风险更大。②人的完整性问题，打破了自然规律。③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2]

克隆器官移植又称“治疗性克隆”，是基于用体细胞克隆“多莉羊”以及在“鼠背上复制人耳”技术成功后的一种器官移植的思路，即将“克隆”与“组织工程学"等技术手段结合运用于临床治疗。其最终目的是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但克隆器官移植，还只是一种设想和研究，完整功能性器官克隆研究还仅限于动物实验。^[13]治疗性克隆涉及人类体细胞核转移和胚胎干细胞的扩增，若有失误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所以面对的伦理问题也极具尖锐和复杂。^[13]

2004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成功为一位被确诊为家族性胃肠道腺瘤性息肉综合征的女性患者进行了肝脏、胰腺、脾脏、胃、十二指肠、全小肠和结肠等七个脏器联合移植，这个大规模的器官移植手术在亚洲尚属首例，也成为中国外科器官移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手术。^[14]

2015年2月，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维洛表示，他会在2017年进行首例头部移植手术。但围绕头部移植尚存在伦理争议。反对者称，即便手术获得成功，那么获得康复的患者到底是谁。从生物学角度考虑，新的躯体所生下的后代来自供体还是受体。^[15]2017年11月，卡纳维洛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而手术地点正是中国，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这次手术备受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遗体手术”仅可视为解剖学研究；另一方面，“换头术”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也再次引发热议。^[16]

2022年1月7日，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心移植手术^[17]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引起全球医学界众多权威专家的关注和讨论。接受手术的患者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57岁，身患终末期心脏病，已失去接受常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资格。不愿就此放弃的贝内特将希望寄托于特殊的器官来源——经基因改造后的猪心脏。依据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同情使用”条款，贝内特获得“特别许可”后，于1月7日接受了手术。术后几周，贝内特体内的移植心脏运转良好，未出现排异反应迹象。但移植术后约两个月，贝内特死亡，死因未正式公布。这台手术引发大讨论的背后，凸显了供体严重短缺、器官移植费用高昂等全球性问题。^[18]

202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心脏研究所的专家报告了一项创造历史的手术，31岁的阿德里安娜·罗德里格斯接受了两个捐赠器官，一个肝脏和一个心脏，其中肝脏的移植是为了防止她的身体排斥新的心脏。在这个创新案例中，患者自己原本健康的肝脏则被移植到另一名患有晚期肝病的患者体内。^[19]每例移植前，医生都会测量潜在接受者的抗体（针对器官捐献者的抗原），以评估供体器官排斥的可能性。排斥水平高的人被称为“高度敏感”。罗德里格斯符合移植的所有其他标准，但她的抗体是团队见过最高的。单独为她的心脏寻找免疫匹配非常难。对罗德里格斯的检查表明，她很有可能排斥99%的潜在捐赠者的器官。医疗团队研究了过往的双器官移植案例，最终决定：罗德里格斯需同时接受心肝双器官移植，她原本健康的肝脏则移植到另一名需要该器官的患者体内。^[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