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障碍性贫血

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AA），简称再障，是一种由不同病因和机制引起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症。根据病人的病情、血象等，通常将该病分为重型（SAA）和非重型（NSAA）；根据病因，再障又可分为先天性（遗传性再障）和后天性（获得性再障）。^[1]

1888年，德国医学家埃尔利希（Ehrlich）首先报告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例，法国学家乔法德（Chauffard）在1904年正式提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名称。^[7]再障可由病毒感染（肝炎病毒、微小病毒B19等）；化学因素（氯霉素类抗生素、磺胺类药物、苯等）；长期接触X射线、镭及放射性核素等引致，其发病机制有造血干祖细胞缺陷、造血微环境异常、免疫异常，主要表现为贫血（苍白、乏力、头晕等）、出血（牙龈出血、鼻出血等）、感染（发热等）。^[1]再障可通过血象、骨髓涂片、骨髓活检等进行检查，^[8]其诊断主要通过全细胞减少，网织红细胞百分数＜0.01，一般无肝、脾大，骨髓多部位增生减低等指标。再障的治疗主要采用支持治疗（预防感染、纠正贫血、控制出血等）和针对发病机制的治疗（免疫抑制治疗、促造血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等）。^[1]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年发病率在欧美为（0.47～1.37）/10万人口，日本为（1.47～2.40）/10万人口，中国为0.74/10万人口；可发生于各年龄段，^[1]其高发年龄分别为15～25岁的青壮年和65～69岁的老年人；^[4]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别。^[1]

根据病人的病情、血象、骨髓象及预后，通常将该病分为重型（SAA）和非重型（NSAA），也有学者进一步将非重型分为中间型和轻型，还有学者从重型中分出极重型（VSAA）。^[1]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Ⅰ型（SAA-Ⅰ）：发病急，贫血进行性加重，常伴严重感染和（或）出血。^[1]骨髓细胞增生程度＜正常的25％；如≥正常的25％但＜50％，则残存的造血细胞应＜30％。血常规需具备下列三项中的两项：中性粒细胞计数（ANC）＜0.5×109/L；网织红细胞绝对值＜20×109/L；血小板（PLT）＜20×109/L。若中性粒细胞计数（ANC）＜0.2×109/L，则诊断为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VSAA）。^[4]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NSAA）：指达不到SAA-Ⅰ型诊断标准的再障。如NSAA病情恶化，临床、血象及骨髓象达SAA-Ⅰ型诊断标准时，称SAA-Ⅱ型。^[1]根据是否依赖血制品输注，将NSAA分为输血依赖型（TD-NSAA）和非输血依赖型（NTD-NSAA），TD-NSAA有向SAA转化风险。成分输血指征：血红蛋白浓度（HGB）≤60g/L；血小板（PLT）≤10×109/L，或PLT≤20×109/L伴有明显出血倾向。平均每8周至少1次成分输血且输血依赖持续时间≥4个月者称为TD-NSAA。^[4]

从病因上再生障碍性贫血可分为先天性（遗传性）和后天性（获得性）。^[2]

遗传性再生障碍性贫血（IAA）是一组先天性染色体异常导致的骨髓衰竭症，主要包括范科尼贫血（FA）、先天性角化不良（DKC）、舒-戴综合征（Shwachman-Diamond综合征，SDS），其中以范科尼贫血相对多见。^[9]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A）是由物理、化学、生物因素或不明原因引起的、细胞免疫介导的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症，抑制细胞免疫治疗有效。^[9]其中获得性再障根据是否有明确诱因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原发性再障即无明确诱因者。^[2]

绝大多数临床诊断原发性的获得性再障是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其靶器官为骨髓，最终引起骨髓衰竭。获得性再障应用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和/或环孢素等免疫抑制剂治疗后，至少有50%～80%的患者获得缓解；患者骨髓祖细胞体外培养去除T淋巴细胞可使集落生长恢复；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寡克隆T细胞内及患者血清中均可检出含高浓度IFN-γ和TNF-α。^[10]

此外再生障碍性贫血可继发于胸腺瘤、系统性红斑狼疮、嗜酸性筋膜炎和类风湿关节炎等，患者血清中可找到抑制造血干细胞的抗体。药物的特异质反应及病毒性肝炎相关性再障也是自身免疫性再生障碍性贫血。^[10]

和剂量有关，系药物毒性作用，达到一定剂量就会引起骨髓抑制，如各种抗肿瘤药。其中细胞周期特异性药物主要作用于容易分裂的细胞，因此发生全血细胞减少时骨髓仍保留一定量的多能干细胞，停药后再生障碍性贫血可以恢复；白消安和亚硝脲niào类不仅作用于进入增殖周期的细胞，而且也作用于非增殖周期的细胞，常导致长期骨髓抑制难以恢复。此外，无机砷shēn、雌激素、苯妥英钠、吩噻嗪、硫尿嘧啶及氯霉素等也可以引起与剂量有关的骨髓抑制。^[10]和剂量关系不大，仅个别患者发生造血障碍，多系药物的特异质反应，是自身免疫性的，常导致持续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常见的有氯霉素、有机砷、米帕林、三甲双酮、保泰松等。最常见是由氯霉素引起的，氯霉素的化学结构含有一个硝基苯环，其骨髓毒性作用与亚硝基-氯霉素有关，它可抑制骨髓细胞内线粒体DNA聚合酶，导致DNA及蛋白质合成减少，也可抑制血红素的合成，幼红细胞质内可出现空泡及铁粒幼细胞增多。^[10]

简称肝炎相关性再生障碍性贫血（HAAA），是病毒性肝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发生率不到1.0%，占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3.2%。20%病例已明确由乙型肝炎引起，而80%病例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毒性肝炎亚型尚未明确（非甲、乙、丙、丁、戊）。^[10]

临床上有两种类型：急性型居多数，起病急，肝炎和再障发病间期平均10周左右，肝炎已处于恢复期，但再障病情重，生存期短，发病年龄轻，大多病毒性肝炎亚型不明确；慢性型属少数，大多在慢性乙型肝炎基础上发病，病情轻，肝炎和再障发病间期长，生存期也长。肝炎病毒对造血干细胞有直接抑制作用，也可通过病毒介导的自身免疫异常，尚可破坏骨髓微循环。其他病毒（如人类微小病毒B19、EB病毒等）也有报道。^[10]

苯及其衍化物和再障的关系已为许多实验研究所肯定，苯进入人体易固定于富含脂肪的组织，慢性苯中毒时苯主要固定于骨髓，苯的骨髓毒性作用与其代谢产物（苯二酚、邻苯二酚）有关，酚类为原浆毒，可直接抑制细胞核分裂，所形成的半抗原可刺激免疫反应。^[10]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PNH）和再障的关系相当密切，PNH系获得性造血干/祖细胞自身缺陷引起造血衰竭，约30%PNH患者有再障病史，再障患者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PNH克隆阳性率可达25%～67%，甚至临床上AA-PNH综合征，两者可先后或同时发生。研究还发现某些获得性再障患者白细胞染色体端粒长度缩短，这些患者常对免疫抑制剂无效。^[10]

电离辐射：X线、γ线或中子可直接损害造血干细胞和骨髓微环境。长期超允许量放射线照射（如放射源事故）可致再障。全身照射超过700～l000cGy可致持久性再障，＞4000cGy骨髓微环境被破坏，骨髓不能支持造血。^[10]

妊娠：有极少数病例报道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妊娠期发病，分娩或人工流产后缓解，第二次妊娠时再发，可能与妊娠激活免疫反应有关。^[10]

包括量和质的异常。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骨髓CD34+细胞较正常人明显减少，减少程度与病情相关；其CD34+细胞中具有自我更新及长期培养启动能力的“类原始细胞（blast-like）”明显减少。有学者报道，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干祖细胞集落形成能力显著降低，体外对造血生长因子（HGFs）反应差，免疫抑制治疗后恢复造血不完整，部分AA有单克隆造血证据且可向具有造血干细胞质异常性的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甚至白血病转化。^[1]

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骨髓活检除发现造血细胞减少外，还有骨髓“脂肪化”，静脉窦壁水肿、出血，毛细血管坏死；部分AA骨髓基质细胞体外培养生长情况差，其分泌的各类造血调控因子明显不同于正常人；骨髓基质细胞受损的AA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不易成功。^[1]

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外周血及骨髓淋巴细胞比例增高，T细胞亚群失衡，T辅助细胞Ⅰ型（Th1）、CD8+T抑制细胞和γδTCR+T细胞比例增高，T细胞分泌的造血负调控因子（IL2、IFN-γ、TNF）明显增多，髓系细胞凋亡亢进，多数病人用免疫抑制治疗有效。^[1]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年发病率在欧美为（0.47～1.37）/10万人口，日本为（1.47～2.40）/10万人口，中国为0.74/10万人口；男、女发病率无明显差别；可发生于各年龄段，^[1]高发年龄分别为15～25岁的青壮年和65～69岁的老年人，^[4]如中国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高峰是＞60岁的老年人，巴塞罗那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有15～24岁和≥65岁2个高峰，美国也是10～25岁和≥60岁2个发病高峰。泰国1989～2002年的研究显示，发病高峰为15～24岁，男性发病率几乎是女性的2倍，可能与该年龄段的男性职业暴露有关。^[9]

东西方国家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率的差异可能与环境因素（病毒、药物、毒物的暴露情况）、遗传背景、诊断标准和研究设计方法等有关。^[9]

范科尼贫血是最常见的一种遗传性贫血，全球发病率估计约为1/106，基因携带率约1/300，男女发病比约1.2:1。^[9]

起病急，进展快，病情重；少数可由非重型进展而来。^[1]

贫血：多呈进行性加重，苍白、乏力、头晕、心悸和气短等症状明显。^[1]感染：多数病人有发热，体温在39℃以上，个别病人自发病到死亡均处于难以控制的高热之中。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感染菌种以革兰阴性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真菌为主，常合并败血症。^[1]出血：均有不同程度的皮肤、黏膜及内脏出血。皮肤表现为出血点或大片瘀斑，口腔黏膜有血疱，有鼻出血、牙龈出血、眼结膜出血等。深部脏器出血时可见呕血、咯血、便血、血尿、阴道出血、眼底出血和颅内出血，后者常危及病人的生命。^[1]

起病和进展较缓慢，病情较重型轻。^[1]

贫血：慢性过程，常见苍白、乏力、头晕、心悸、活动后气短等。输血后症状改善，但不持久。^[1]感染：高热比重型少见，感染相对易控制，很少持续1周以上。上呼吸道感染常见，其次为牙龈炎、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而肺炎、败血症等重症感染少见。常见感染菌种为革兰阴性杆菌和各类球菌。^[1]出血：出血倾向较轻，以皮肤、黏膜出血为主，内脏出血少见。多表现为皮肤出血点、牙龈出血，女性病人有阴道出血。出血较易控制。久治无效者可发生颅内出血。^[1]

全血细胞减少，网织红细胞百分数＜0.01，淋巴细胞比例增高。^[1]一般无肝、脾大。^[1]骨髓多部位增生减低（＜正常50%）或重度减低（＜正常25%），造血细胞减少，非造血细胞比例增高，骨髓小粒空虚（有条件者做骨髓活检可见造血组织均匀减少）。^[1]除外引起全血细胞减少的其他疾病，如PNH、范科尼贫血（Fanconi贫血）、小儿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Evans综合征）、免疫相关性全血细胞减少等。^[1]

全血细胞减少，网织红细胞（RET）绝对计数减少。正细胞性贫血，少数为轻、中度营养性大细胞性贫血；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更明显，淋巴细胞比例相对增高；血小板不仅数量少，且体积小、颗粒少。^[8]

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多为中度贫血，网织红细胞（RET）比例＞1%，绝对计数＞15×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0.5×109/L；血小板计数＞20×109/L。外周血涂片红细胞形态大致正常，血小板轻度减少，可见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8]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多为重度、极重度贫血，RET比例＜1%，绝对计数＜15×109/L；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0.5×109/L；血小板计数＜20×109/L。外周血涂片红细胞形态大致正常，血小板和白细胞明显减少，淋巴细胞相对多见，中性粒细胞少见。^[8]

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不同的穿刺部位，如骼骨、胸骨的骨髓象表现可能不一样，但巨核细胞数量均减少。①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不一，多数增生减低。②细胞构成：三系或两系减少，巨核细胞减少明显。非造血细胞比例相对增高，以脂肪细胞较多见。③增生减低的部位，骨髓象变化与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相似或较轻。骨髓涂片外观也有较多油滴。若遇增生灶，骨髓可表现为增生活跃；红系代偿性增生，以“炭核”样晚幼红细胞多见；粒系减少，主要为晚期及成熟粒细胞。^[8]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①外观：脂肪滴增多，骨髓小粒减少，若有骨髓小粒，显微镜下大多呈空网架结构，易出现“干抽”。②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多部位穿刺结果均显示有核细胞增生减低或极度减低。③细胞构成：非造血细胞相对增多，造血细胞明显减少，早期幼稚细胞减少或不见，巨核细胞减少或缺如，无明显的病态造血。淋巴细胞相对增多，比例高达80%以上，非造血细胞（包括纤维细胞、组织嗜碱细胞、网状细胞和脂肪细胞等）增多，可以成团出现，又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团”。^[8]

骨髓增生减低，造血组织/脂肪组织容积比＜0.34；造血细胞减少（尤其是巨核细胞），非造血细胞相对增多；可见间质水肿、出血甚至液性脂肪坏死。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骨髓活检有利于保持造血组织的天然结构，可判断红骨髓与脂肪组织的比例，便于了解有核细胞密度及其布局，避免外周血稀释而影响诊断结果，故骨髓活检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诊断比骨髓涂片更有价值。^[8]

该检测有助于明确病因及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再生障碍性贫血多数结果显示外周血中CD4+T细胞比例降低，CD8+T细胞比例升高，CD4/CD8值降低等。再障患者NK细胞数量减少和调节性NK细胞比例降低与疾病严重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8]

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以T细胞和NK细胞克隆性增殖为特点的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临床上罕见，常有脾大，有部分患者可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8]

主要用于不典型病例的诊断。^[8]

体外造血祖细胞培养出现细胞集落明显减少或缺如。^[8]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积分增高。^[8]血清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增加。^[8]铁染色细胞内、外铁均增多。^[8]骨髓核素扫描判断整体造血功能等。^[8]

SAA一经确诊应尽早启动本病治疗，研究显示SAA诊断30d内启动治疗疗效明显优于30d后启动治疗组。^[4]

确诊为SAA患者及TD-NSAA的标准疗法：对年龄≤40岁且有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同胞供者的SAA患者，如无活动性感染和出血，首选HLA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MSD-HSCT）。对无HLA相合同胞供者和年龄＞40岁的患者首选免疫抑制治疗（IST）［抗胸腺/淋巴细胞球蛋白（ATG/ALG）+环孢素A（CsA）］联合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和（或）其他促造血的治疗方案；HLA相合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MUD-HSCT）或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提倡适用于IST无效的年轻SAA患者。对NTD-NSAA可采用CsA联合TPO-RA和（或）其他促造血治疗。^[4]

预防感染（注意饮食及环境卫生，SAA保护性隔离）；避免出血（防止外伤及剧烈活动）；杜绝接触各类危险因素（包括对骨髓有损伤作用和抑制血小板功能的药物）；酌情预防性给予抗真菌治疗；必要的心理护理。^[1]

纠正贫血：通常认为血红蛋白低于60g/L且病人对贫血耐受较差时，可输血，但应防止输血过多。^[1]控制出血：用促凝血药（止血药），如酚磺乙胺（止血敏）等。合并血浆纤溶酶活性增高者可用抗纤溶药，如氨基己酸（泌尿生殖系统出血病人禁用）。女性子宫出血可肌注丙酸睾酮。输浓缩血小板对血小板减少引起的严重出血有效。当任意供者的血小板输注无效时，改输HLA配型相配的血小板。凝血因子不足（如肝炎）时，应予纠正。^[1]控制感染：感染性发热，应取可疑感染部位的分泌物或尿、大便、血液等作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并用广谱抗生素治疗；待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有结果后再换用敏感窄谱的抗生素。长期广谱抗生素治疗可诱发真菌感染和肠道菌群失调，真菌感染可用两性霉素B等。^[1]护肝治疗：再障常合并肝功能损害，应酌情选用护肝药物。^[1]祛铁治疗：长期输血的再障病人血清铁蛋白水平增高，血清铁蛋白超过1000μg/L，即“铁过载”，可酌情予祛铁治疗。^[1]疫苗接种：已有一些报道提示接种疫苗可导致骨髓衰竭或再障复发，故除非绝对需要否则不主张接种疫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推荐再障病人规律接种的疫苗除外。^[1]

抗淋巴/胸腺细胞球蛋白（ALG/ATG）：主要用于SAA。马ALG10～15mg/（kg•d）连用5天，兔ATG3～5mg/（kg·d）连用5天；用药前需做过敏试验；用药过程中用糖皮质激素防治过敏反应；静脉滴注ATG不宜过快，每日剂量应维持滴注12～16小时；可与环孢素A（CsA）组成强化免疫抑制方案。^[1]环孢素A（CsA）：适用于全部再障。3～5mg/（kg·d），疗程一般长于1年。使用时应个体化，参照病人造血功能和T细胞免疫恢复情况、药物不良反应（如肝、肾功能损害，牙龈增生及消化道反应）、血药浓度等调整用药剂量和疗程。^[1]其他：有学者使用CD3单克隆抗体、吗替麦考酚酯（MMF）、环磷酰胺、甲泼尼龙等治疗SAA。^[1]

雄激素：适用于全部再障。常用4种：司坦唑醇（康力龙）2mg，每日3次；十一酸睾酮（安雄）40~80mg，每日3次；达那唑0.2g，每日3次；丙酸睾酮100mg/d肌注。疗程及剂量应视药物的作用效果和不良反应（如男性化、肝功能损害等）调整。^[1]造血生长因子：适用于全部再障，特别是SAA。常用粒-单系集落刺激因子（GM-CSF）或粒系集落刺激因子（G-CSF），剂量为5μg/（kg·d）；红细胞生成素（EPO），常用50～100U/（kg·d）。一般在免疫抑制剂治疗SAA后使用，剂量可酌减，维持3个月以上为宜。^[1]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包括海曲泊帕、艾曲泊帕等，其中海曲泊帕在中国获批难治成人SAA适应证，艾曲泊帕在美国获批治疗初诊及难治SAA。艾曲泊帕在ATG应用第1天同时给药可获得最佳疗效，起始剂量为75mg/d，根据疗效情况可每两周增加25mg/d进行剂量爬坡，最大剂量为150mg/d。血小板正常后缓慢减药，不要骤停，尤其对于老年及未达完全缓解（CR）的患者。海曲泊帕治疗难治成人SAA，推荐起始剂量7.5mg/d，每2周加量2.5mg/d，最大剂量15mg/d。^[4]

MSD-HSCT是SAA与TD-NSAA适合移植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对IST无效、适合移植但无HLA相合同胞供者的SAA与TD-NSAA患者，也可采用替代供者移植，包括：MUD-HSCT、Haplo-HSCT和脐血移植（CB-HSCT）。^[4]

MSD-HSCT：适用条件为年龄≤40岁、有HLA相合同胞供者的SAA与TD-NSAA患者；年龄超过40岁的SAA患者，在IST治疗失败后，条件允许也可采用MSD-HSCT。^[4]MUD-HSCT：多用于IST失败后的二线治疗，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如预计IST疗效不佳或＜20岁的SAA或VSAA患者，骨髓库能找到HLA-10/10全合无关供者，情况紧急且在2个月之内能实施HSCT的，可将MUD-HSCT作为一线治疗。^[4]Haplo-HSCT：Haplo-HSCT可作为缺乏MSD或MUD的补充治疗选择。^[4]CB-HSCT：使用脐血作为SAA患者无关供者移植物来源的潜在优势是脐血获取容易，可及时进行移植，对HLA不相合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当患者缺乏HLA相合无关供者时可以考虑行脐血移植。对于IST联合TPO-RA治疗失败患者，又缺乏HLA相合供者，只要脐血细胞计数足够（理想情况下总有核细胞＞4×107/kg），可作为一个有效的挽救性治疗手段。^[4]

伴有PNH克隆的再障患者的处理：在再障患者中可检测到少量PNH克隆，患者骨髓细胞减少但并不出现溶血，对这些患者的处理同无PNH克隆的再障患者。但伴有明显PNH克隆（＞50％）及伴溶血临床及生化指标的再障患者慎用ATG/ALG治疗，以针对PNH治疗为主。^[4]妊娠再障患者的处理：再障可发生于妊娠过程中，有些患者需要支持治疗。再障患者妊娠后，疾病可能反复或进展，尤其对于未达到完全缓解的患者。对于妊娠再障患者主要是给予支持治疗，输注血小板维持患者PLT≥20×109/L。妊娠期可予CsA治疗。妊娠期间应该严密监测患者孕情、血常规和重要脏器功能。^[4]肝炎相关性再障的处理：肝炎相关性再障大都在肝炎发生后的2～3个月内。肝功能检查有利于发现肝炎相关性再障，对于肝炎相关再障或再障伴有肝功能异常者，可尝试使用阿伐曲泊帕治疗。^[4]老年再障的治疗：IST联合TPO-RA为首选治疗，尽管对于SAA或TD-NSAA患者，ATG联合CsA比单用CsA疗效更好；但是，对于老年患者，ATG治疗相关毒副作用更大、风险更高，因此需谨慎应用。^[4]

基本治愈：贫血和出血症状消失，血红蛋白男性达120g/L、女性达110g/L，中性粒细胞达1.5×109/L，血小板达100×109/L，随访1年以上未复发。^[1]缓解：贫血和出血症状消失，血红蛋白男性达120g/L、女性达100g/L，白细胞达3.5×109/L左右，血小板也有一定程度增加，随访3个月病情稳定或继续进步。^[1]明显进步：贫血和出血症状明显好转，不输血，血红蛋白较治疗前1个月内常见值增长30g/L以上，并能维持3个月。^[1]判定以上三项疗效标准者，均应3个月内不输血。^[1]无效：经充分治疗后，症状、血常规未达明显进步。^[1]

避免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及放射性物质，警惕家用染发剂、杀虫剂毒性对人体的损害，避免应用某些抑制骨髓造血功能的药物如氯霉素、保泰松等。^[12]对患者加强疾病知识教育，预防感染和出血，坚持治疗，不擅自停药，定期复诊。^[12]适当锻炼，增强体质，稳定病情，促进治愈。^[12]

如治疗得当，NSAA病人多数可缓解甚至治愈，仅少数进展为SAA-Ⅱ型。^[1]SAA发病急、病情重、病死率极高（＞90%），随着治疗方法的改进，SAA的预后明显改善，但仍有约1/3的病人死于感染和出血。^[1]

1888年，德国医学家埃尔利希（Ehrlich）首先报告一青年女性患者，有严重贫血、白细胞减少、发热、齿龈溃疡和月经过多症状，死后尸检发现其大部分骨髓呈黄色脂肪髓。1904年，法国学家乔法德（Chauffard）正式提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名称，此后文献屡有报道，学者们逐渐认知到接触某些化学或物理因素可导致与埃尔利希报告相类似的病例。1959年，美国学家温特罗布（Wintrobe）提出再生障碍性贫血只限于骨髓极度增生不良的全血细胞减少。1962年，加拿大科学家蒂尔（Till）和麦考洛克（McCulloch）第一次用实验方法证实了造血干细胞的存在，随后学者们也发现再生障碍性贫血时有造血干细胞减少。^[7]

1971年，克诺斯普（Knospe）等认为与其把再生障碍性贫血看作造血干细胞的损伤，不如看作造血微环境的病变。7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再生障碍性贫血是由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机制使造血干细胞受抑制的一种疾病。^[7]

20世纪60年代骨髓移植及70年代免疫抑制剂相继应用，提高了急性再障的疗效。中国于1956年开始对再障进行了较多的研究。196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在总结大量病例的基础上认识到再障的主要病理变化为红髓呈向心性的脂肪化，并对急性型和慢性型再障进行了区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展了同基因、异基因骨髓移植及胎肝细胞输注和移植，以及抗胸腺细胞球蛋白等治疗，提高了急性再障的疗效；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慢性再障的疗效。^[13]

细胞信号转导是引发靶细胞产生生物学功能的重要过程，而细胞信号转导异常可导致靶细胞功能异常，进而参与疾病的发生及进展。由于再障发病机制较复杂，涉及免疫功能异常、造血干细胞缺陷和骨髓造血微环境异常等，因此可能存在多条信号通路共同参与再障发生及发展过程，如：参与免疫异常的信号通路、介导造血干细胞凋亡及缺陷的相关通路、参与造血微环境异常相关的信号通路，对再障发病机制及相关信号通路的深入探索，可进一步为再障的临床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和理论依据。^[14]

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与单纯采用西药治疗相比，中西医结合治疗具有快速达到血液学反应，减轻药物毒副反应等优势。^[15]如：复方皂矾丸单独或与西药联合组成新治疗方案，被广泛用于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等血液疾病的治疗，并具有安全、有效、不良反应少的特点。^[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