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Hong Kong Film）又称港产片，始于20世纪初期，指在中国香港地区制作、发行的电影。^[1]香港曾经是继美国的好莱坞、印度的宝莱坞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制作基地，人均电影产量世界第一，被称为“东方好莱坞”。^[2]“港产片”一度成为世界电影分类中一个主要形式。时至今日，“港风”“港味”仍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出现在各国影视作品中。^[3]

香港电影工业拥有百年传承的粤语片制作经验，传承了上海商业电影的精神和手法，同时也积极吸收好莱坞电影的长处，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商业美学体系，有着独特的技术、明星制和类型。^[4]

19世纪末，外国电影实业家在香港的电影活动，给香港地区带去了电影启蒙，同时开始在香港拍摄一些纪录短片。^[5]1901年，香港首家电影院“喜来园”开业。1904年，香港人开始加入电影业，使香港电影发行、放映业开始蓬勃发展，看电影成为了香港人常见的娱乐方式，更多制片商来到香港进行拍摄（《偷烧鸭》，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出品，香港本土拍摄），促进了香港本土电影制片业的萌芽与起步。^[1]

1913年，“人我镜剧社”与香港华美公司制作推出了第一部由香港人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庄子试妻》，该片均采用实景拍摄，片中人物着民国服装，可放映15分钟。作为香港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它在中国电影史上首次使用了摄影特技展现庄子鬼魂，还催生了中国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1]

因战争机器海运受阻、本土电影制作知识匮乏、投资基金匮乏等原因，香港电影制片业经历了近十年的停滞期，在这期间累计了资金、器材和知识基础。^[1]

1923年，黎氏兄弟在香港铜锣湾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大型电影制片企业——民新制造影画有限公司，除了商业目的外，创办者黎民伟提出了“爱国救民”“电影救国”等理想口号。拍摄了《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典礼》《民国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胭脂》《黛玉葬花》等作品。这些短片体现了较高水准的艺术手法，《胭脂》在黎氏兄弟的新世界戏院放映颇受好评，上映后一周票房超过六千元。^[1]

但在摄制完成《胭脂》后，民新却渐渐走向没落。1925年，因民新的经营理念与市场规律相悖，公司宣布解散。电影必先走入市场，才能走进大众，民新的成败得失给香港电影带来了这一启示。^[1]

1928年，香港建立了第一家专门拍摄电影的片场——香港制片厂。同年黎北海在民新遗留下的基础上，创立了香港影片公司，开办香港演员养成所，黎北海在这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演艺人才，包括薛兆荣、麦啸霞、徐梦痕等香港早期演员，为香港电影的进步提供了人才基础。1930年，该公司在具备一定物资人员基础后，推出了《左慈戏草》和《客途秋恨》，超越此前的艺术水准。^[1]

香港影片公司在拍摄两部影片后便并入新成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汇集了电影制片、发行以及其他行业资本。联华实行分厂独立拍片、总厂发行的独立制片体制，产出了大量优秀的影片，如香港第一部侦探片《夜半枪声》《古寺鹃声》等。^[1]

有声时代

1933年，香港第一部有声电影《傻仔洞房》公映，票房大卖，标志着香港真正进入有声片时代。^[1]

1934至1936年间，香港电影制片公司成倍增长，生产的粤语片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印尼、菲律宾等南洋地区，让华侨们感受着粤语发音的亲切。同时吸引了一大批上海和海外的技术人员、资金，大规模的电影工业开始兴盛。^[1]

1937年，香港南洋影片公司斥资2.7万港元进行扩建，建成具有三个摄影棚的片场，日夜开工拍摄粤语片和国语片，成为香港这个时期较大的电影制片企业。同时，“南洋〞还在新加坡创办邵氏兄弟星洲制片厂，打算开拍马来语电影，拍摄了马来语的《乡下佬游埠》。^[1]

和“南洋”并驾齐驱，“大观”成为香港电影第一次繁荣时期的大型制片企业之，出品了《生命线》（1935）、《天下为公》（1937）等多部优秀将语片，1940年，拍摄了香港第一部16毫米局部彩色片《华侨之光》。“大观”对香港粤语电影摄制较具规模的发展，以及香港电影的技术进步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

1938年6月，上海新华公司出品的国语片《貂蝉》在香港首映，由内地涌进香港的国语观众趋之若務，影片在香港取得了巨大的票房业锁。从此，国语片在香港缘起，开辟了新的市场。^[1]

20世纪世纪三十年代，香港的制片公司和制作影片的数量激增，独立制片体制、大厂制片体制逐渐形成，形成了极具商业化和可操作性的产业模式。在影片创作上以粤语片为主，数量众多、题材丰富，主要为爱国教育电影、言情电影、喜剧等类型片为主。这样的繁荣在1941年戛然而止，日军攻占香港，英国派驻在香港的总督向日军投降。日军的文化侵略和控制让香港电影再度陷入停滞时期。^[1]

战后初期，香港电影因遭受日军炮火的影响，恢复速度较慢，直到1946年底才重新回到了战前水平。受内地政局动荡的影响，大量内地人陆续移民香港，使香港人口激增。南下的移民潮也使部分资本南迁香港，建立电影制片企业，投资拍摄电影；同时大批抗战时期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制片厂电影人，由于受到指责而南下香港，他们和其他一些欲到香港电彤界拓荒的内地影人共同汇成了第二次南下的洪流，为香港电影界带来复苏力量。^[1]

延续时期香港工业保持着快速、有力的发展趋势，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大厂制片体制以及“同人制”“编委会制度”等其他工业体制，为今后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

因内地市场的限制、电影制作成本高昂、内地资本和人才的涌入带来的国语片生产力的提高，让国语片比起粤语片先掀起热潮。这一时期的影片大多以中原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来揭示社会、分析社会、批判现实，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教化意识。应照内地形势，香港国语片形成了左中右三种电影形态三足鼎立的格局：

第一种形态为进步电影，它涵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电影力量，是左翼电影和抗战电影的继承和延伸；如大光明制片公司出品的《水上人家》和南群出品的《恋爱之道》。第二种形态为国民党政府官办的正统电影，它不去表现剧烈动荡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而尽可能地体现出常规与秩序感，反映出了国民觉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如《国魂》《大凉山恩仇记》。第三种形态为游离于两种意识形态之外的商业电影；如《花外流莺》《玉人何处》。^[1]

新中国成立后，左右派势力均有所增长，影片呈现的的意识形态倾向更为明显，不涉及意识形态，走中间路线的商业片也不断增多。这个时期的国语片在形式和内容上仍具有旧上海电影的特征，还开扩了香港电影从前没有涉及的台湾市场。^[1]

“长城”公司的改组成为香港影坛左右分立分水岭似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张善琨邀得吕建康、吕建成入股投资，创立“旧长城”长城影业公司，出品了《荡妇心》《血染海棠红》等八部影片。1950年，“旧长城”改组为“新长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张善琨退出，由注入资金的吕建康任董事长。改组后的新“长城”成为香港影坛亲左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拍摄了《说谎世界》，发展为香港较大的制片机构。而张善琨又组建了“新华”，拍摄《秋瑾》《碧血黄花》等歌颂国民政府的影片，呈日益右倾态势。^[1][6]

因沦陷期间粤语片片场、设备损失严重，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制片。期间，香港主要的粤语片公司之一——“大观”放映了在美国分厂摄制的12部粤语片，满足粤语片受众的观影需求。1947年初，第一部战后香港本土制作粤语片《郎归晚》问世，在本土和南洋市场取得了热烈反响，让粤语片市场重获新生，开始活跃。^[1]

1948年起，海外市场的需求为香港粤语片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也助长了香港影坛粗制滥造之风，生产了大量思想低劣、艺术质量不高的“毒素电影”。1952年，粤语片在南洋市场滞销，导致制片公司大量减产。50年代“八大公司”（新联、中联、光艺、华侨、岭光、大成、植利、水茂）应运而生，《败家仔》《危楼春晓》等粤语经典名片在这时诞生，中联推出了根据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改编的三部同名影片，为粤语片打开改编大门。八大公司在制作上认真严肃，发行上同声同气，扭转了粤语片直销的局面。至1955年，粤语片产量回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左右对峙在香港的影响力由强转弱，这时的香港正转型成为以制造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资本累积的过程中，大部分人从事着收入微薄的简单体力劳动，香港内部的贫富差距被拉开，社会不公等问题逐渐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香港电影开始了第一次转型。^[1]

在制片体制上，大型制片企业登陆香港，普遍采用流水线式大厂制片体制、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全球化的电影生产和经营模式，逐步取代了从前占主流地位的独立制片体制，标志着香港电影工业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影片创作上，迎合观众、感动观众成为电影叙事的主要目的，这些影片普遍拥有着多样化的商业类型、其荡起伏的情节故事、细腻感人的人物形象、考究工整的镜头语言、流畅简明的喜剧节奏。^[1]

黄金时代的国语时装片根据制作公司的不同，其主题、表现形式也有明显差异。左派制片机构教化感较强的《慈母顽儿》《日出》《雷雨（1961）》等片；以通俗、娱乐和商业为主的，淡化社会历史背景、以个人情爱为主要描写对象的《手枪》《夏日的玫瑰》《痴心结》等片。^[1]

古装文艺片在这阶段取得了长足艺术进步。粤剧片界涌生出唐涤生、李少芸、左几等著名剧作家、导演，让香港粤剧片的艺术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长城”紧跟内地黄梅调电影《天仙配》在港的轰动公映，制作了香港第一部黄梅调电影《借亲佩》，开启后十余年广至东南亚的黄梅调风潮；戏曲片的热潮让国语越剧片、潮剧戏曲片等粤剧以外的戏曲片类型也显现出繁荣的趋势；蕴含着思乡情的，改编自中国民间故事、古典小说非戏曲艺术片也受到了香港及东南亚市场的欢迎。^[1]

以喜剧、武侠、歌舞为代表的类型片也得到了全面勃兴，制作了《黄飞鸿》《射雕英雄传》《蝴蝶夫人》等经典影片，为香港电影奠定了类型基础。5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开始开辟另一国语片的市场——台湾。^[1]

在这一时期，香港电影中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色彩比例增大，其电影主体从50年代的难民文化过渡到60年代的都市文化。香港电影的制片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其影片的艺术质量也有了较大的飞跃，为六十年代后期的进一步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1]

经济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经济起飞，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到1969年平均每年增长13.6%，70年代初，地产、保险、商业服务等现代化行业兴起，香港的财经中心地位也初步成形。大部分的香港人也有了经济独立的能力，中产阶级初步形成。^[1]

政治上，香港涌现出多起“反英抗暴”斗争运动，港英政府采取一种民主的姿态，通过制定保障工人权利法规、增加市民参政渠道、反腐等举措。社会的改善让香港人自觉地发展起这个他们有着归属感的现代都市，本土意识逐渐觉醒。^[1]

文化上，随着新一代香港人的成长，他们没有上一代对中国内地的记忆，民族意识淡薄，本位意识增强，香港本土文化逐渐形成，越来越占据着主导地位。^[1]

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的制片数目较黄金时期有所下降，但电影的总票房有了较大飞跃，如1971年、1972年两年港产片总票房分别比上一年度上升 44.14%和 54.02%，1976 年和1978年又分别既升 29.71％ 和36.89%，香港的电影经济飞升到了一个新的起点。^[1]

“邵氏兄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创建“彩色武侠世纪”的美学构想，展开“武俠新世纪攻略”。将以拍摄文艺片为主的制片路线转为拍摄新武伙片为主，井上梅次、吕齐、华山等众多类型主创，他们和武侠功夫导演们共同组成了实力雄厚的“邵氏兄弟”导演群，成为香港电影过渡转型时期的重要创作力量。在有效的制片体制下，“邵氏兄弟”的综合实力大增，6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每年20部最卖座电影中，一半以上是“邵氏兄弟”出品，差不多垄断了香港影市。^[1]

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比黄金时代更强调观赏性和商业性，新武侠片和功夫片在全球范围大放异彩（详见主要电影类型章节），喜剧片、恐怖片、三级片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制作和电影语言上更富现代感，延续时期和黄金时期中承载着旧上海电影衣钵的电影语言逐渐被更新。^[1]

粤语片的新生

因政治限制、人才流失、制作困难、市场遇冷等原因，传统粤语片在这个时期再遇衰败，一度在电影市场上消失灭迹。1973年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的出现带动了新兴粤语电影的复习，逐渐演化成国语片或其他方言片都带有粤语对白的版本。此前国语片和粤语片的明显分野消失，二者融为一体，形成了新的香港电影工业。^[1]

卫星制的崛起

70年代中期之后，“邵氏兄弟”的大厂体制在度过辉煌期之后开始走向衰败，而“嘉禾”推行的“卫星制”却得到了新的发展。该体制慢慢代替了大厂体制，成为引导香港电影工业发展的主流模式。“卫星制”指由一个有实力的大型电影企业提供资金和院线支持，一个或多个独立、小型制片企业作为其“卫星”进行制片，采用自负盈亏与分红制结合的结算方式。这能带给制片团队更大的创作空间，让电影题材更加丰富多样，也让香港电影从业人员的薪资从固定片酬过渡为片酬制。^[1]

全球化策略

这一时期的香港和亚洲地区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交流更加密切，引进日韩的拍摄技术和电影人才；70年代中叶，香港电影开始与欧美国家合作，拍摄了《天下第一拳》《龙争虎斗》等李小龙功夫片，打入其主流院线，在全球推广中华文化的华语电影。^[1]

80年代，香港社会的本土化愈加成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头团体。在80年代初，香港受到经济危机波及是，电影行业却呈现出空前繁荣，中国台湾的资金涌入、再次开放的内地市场，为香港电影工业注入新的活力。^[1]在90年代初的高峰时期，年均生产98.9部影片，1989年120部，^[8]香港电影从业人员达1.5万人，制作公司237家，影院103家，大明星片酬高达800万港元，1992年的票房收入高达12.4亿港元。^[1]

1988年11月，香港电影检查三级制开始实施，步入与国际接轨的分级制度阶段。第一级影片适合所有观众，第二级不适合儿童观看，第三级禁止所有未满18岁的观众观看。电检制度的规范化是香港电影工业发展成熟的特征之一，分级之后，香港电影色情、过分残暴和恐怖的影片也有了专门的制作、发行机构和放映院线。^[1]

随着卫星制逐渐取代大厂制，成为香港主流的制片模式，制片内容的内容空间变大，“新浪潮〞电影脱颖而出。一批香港新导演带着敏感的触觉、新锐的影像和创新的意念，将西方现代电彤观念融入作品，结合本士题材，拍出了一批颇具震撼力且令人耳目一新的彩片，为香港电影注人了当代都会气息、现代人的节奏感和生活质感，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对扼守传统意识的香港电影创作形态、市场形态和工业心态均产生了极大冲击。^[1]

香港“新浪潮”电影在内容方面本土化，徐克的《地狱无门》用黑色幽默揭示人性本恶的现代主义观点；冼杞然的《薄荷咖啡》展现出真实细致的香港现代都风貌和人们的生活心态。还勇闯题材禁区，《烈火青春》《柠檬可乐》等影片都直接表现了青少年性观念的开放和暴力行为。^[1]

香港”新浪潮”电影加速了香港电影的本土化进程，对内容、表现形式影像风格、技术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改善了香港影视文化的文化环境，开启了香港电影教育的先河。但其底层目的是商业的，而非美学艺术的，“新浪潮”之后，这批年轻的导演几乎完全汇入了主流商业电影的的洪流中。^[1]

“新浪潮”之后，香港进入了以较为纯粹的商业类型为主的繁荣时期。^[1]

喜剧片是该时期香港主流商业一大电影类型，这个时期的喜剧电影融合了动作、武打等其他类型元素，涌现出以“新艺诚”《最佳拍档》为代表的动作喜剧、王晶执导“追女仔”系列动作喜剧、传承五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喜剧以及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式喜剧。^[1]

动作类型片也是该时期香港电影的主导类型，这一时期有徐克执导的《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等古装武侠片。从动作片中逐渐分离出具有现代性的枪战类型：现代动作片中诞生了《A计划》《公仆》《警察故事》等警察片，将现代法治观念引入动作片中；也有如《英雄本色》《监狱风云》等英雄片，聚焦于黑道人物中的“有道之盗”，突出一种浪漫和悲壮的情怀。^[1]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态势出现了剧烈震荡，这样的动荡也反应到香港电影行业上。从1993年起，港片的生产数量和票房逐年下跌，宣传、广告制作、影院、冲印公司等相关产业都相应萎缩。在1993年，香港上映港片的数量最多，达到153部，但是之后就一直呈下降趋势，2016年上映数量为61部，较1993年下降了一半以上。^[1]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介入下，大型的传统制片机构消失，与内地的合作制片再次活跃；电视、网络、碟片市场让香港电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院线产业，进而呈现出更加灵活和个性的电影内容。^[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香港之后，香港电影业界开始打破原有的制片公司格局，依照个性优势对电影人才资源进行再分配。制片商开始与录像带、碟片销售租贷商合作，开拓了除传统院线外的新资金渠道。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对香港电影业界实行了诸多资金扶持政策，为香港电影工业复苏营造出良好环境。全球化大片路线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制片公司开始整合华语电影界的人才资源，推出《英雄》《功夫》《满城尽带黄金甲》《霍元甲》等华语大片，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票房佳绩。^[1]

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

这个时期的香港电影形式呈现出个性、独立、多样的特色，繁荣时期相对稳定的商业美学模式也逐渐瓦解。无论是在繁华时期已有所成就的老导演，还是在90年代名声渐起的新人导演，都形成了更加浓郁的个性化风格，突破了繁荣时期流水线式的商业类型片制作模式。^[1]

徐克、成龙、周星驰、杜琪峰、王晶等人的影片，是主流商业片的代表，这些影片在延续传统商业类型的同时又不断创新，突破了传统商业美学。电影特效等数字技术在这一时期被徐克、刘伟强等导演成熟运用在香港电影中，徐克对《新蜀山剑侠》进行技术翻新，添加了1600个特效镜头。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成熟，推出了《食神》《喜剧之王》《少林足球》等喜剧作品。导演王晶也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常与周星驰合作，在电影里借鉴引用经典桥段。^[1]

王家卫、许鞍华、关锦鹏等人的影片则为文艺片的代表，这些导演在追求观赏价值的同时，更注重其思辦价值，吸引寻求精神家园的香港观众，为香港电影整体注人了深厚的人文内涵。^[1]《春光乍泄》《花样年华》《女人，四十》等体现香港本土意识的文艺片在戛纳、柏林、东京等国际电影节上多次提名、获奖，让香港文艺片的国际影响力逐年递增。^[9][10]

21世纪初期

与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相比，香港电影追求内地电影市场，扩大了单部影片的制片成本，同时提高的也是企业运营的风险，压榨了电影新人的创新空间。本土意识和文化精神一定程度的退化，在影像中几乎无法辨认出香港的景观，少有八九十年代电影中常见性、暴力情节。商业美学的类型、明星和技术上均没有新的发展，在好莱坞电脑特技水平进一步提高，魔幻、动画英雄类型开拓的世界电影格局下，没能保持与世界电影竞争的同步。^[4]

新世纪以来，北上合拍成为香港电影人的重要选择，部分坚守本土的导演仍拍出了较具娱乐性与文化承载力的香港电影。《金鸡》《无间道》系列从不同侧面书写香港政治、文化与社会。《金鸡》象征着港人乐观迎接新时代的奋斗精神，《无间道》暗示未来并不乐观、但正努力适应的香港新方向。^[8]

喜剧、动作、犯罪片仍是近二十年来受欢迎的影片类型。《西游记》系列、《捉妖记》系列等奇幻片崛起，契合年轻观众的审美想象与接受期待，代表了香港电影在整合内地资源后向高概念、重工业电影^[8]

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的文艺片得到了市场的肯定，《天水围的日与夜》《忘不了》《向左走，向右走》《岁月神偷》等影片将目光转向了普通人的庸常生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及香港人与生俱来的乐观。“港味”被适当地保留在这些电影中，其中有继承了香港电影匠人精神的《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和《花椒之味》，还有继承了香港独特视觉美学的《手卷烟》等，有继承了香港文艺片人文关怀的《叔·叔》《金都》《幻爱》《麦路人》等。^[1]

21世纪二十年代，新一代香港电影人成长起来，开始摸索香港电影的新道路，改进创作风格。^[11]

《明日战记》创下8300万港元的历史性票房，黄子华主演的喜剧片《饭戏攻心》（内地名《还是觉得你最好》），其中蕴含精巧的喜剧结构和接地气的港式文化，以7700万票房成为当时香港影史第二。此外，讲述香港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寒战2》（2016年）与《梅艳芳》（2021年）等片都获得不错的本土票房，在内地上映后更是扩大了影响力和票房回收。^[11]2023年贺岁片《毒舌大状》（内地引进名称为《毒舌律师》）在香港本土票房达1亿6千万港币，成为香港影史“最卖座华语片”^[11]

（撰写于2023年5月17日）

香港的制片模式、专业分工、组织结构虽比内地，中国台湾地区完善，但较之好菜坞仍显得随意即兴，工业化程度远不够严密有序。^[12]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香港“新浪潮电影”风起云涌，不少新锐制片公司射今涌现，打破了“邵氏”“嘉禾”的垄断地位，而“邵氏”经营多年的“东方好莱坞”片场制度及风格亦由此逐渐没落。至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工业流程更呈现出香港独有的迅速、机动、灵活、即兴。在保证按时交片的前提下，现场即兴发挥、随拍随改、有时停工有时赶拍，恰恰是港片时代最正常不过的作风和习惯。这既为港片走向极盛莫定了基础，也为港片后来的迅速衰落埋下伏笔。^[12]

考虑外部市场进行电影生产是香港电影工业生存的重要条件。香港本地市场较小，不足以支撑其电影行业，从前香港电影依靠东南亚市场，回归祖国之后，开始向内地市场发力。^[13]

赶时间拍摄，是上世纪香港电影制作的一大特点。领街主演的明星通常身兼几个片约，档期有限，因此剧组人员不眠不休奋战赶拍。^[12]

20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影人拍粤语电影曾有过“七日鲜”的纪录。李健仁的从开机到上映最快的一部港片是吴镇宇导演的《9413》，只用了10天。其次是吴镇宇主演的《古惑女》，也不过12天。^[12]

飞纸仔指拍戏当天或前晚才撰写完成、在稿纸上手写的对白，临场发给演员，因类似于读书时候的飞纸条，故被形象地称作。^[12]飞纸仔”。由于资金、演员档期等原因，许多电影开拍时虽然已经有了剧本大纲和走向，但对白并未落实，只得如此仓促上马^[14]。程小东拍《倩女幽魂》和刘伟强拍《古惑仔》都要等徐克和文隽的〝飞纸仔（当天剧本）”。^[12]

由于香港动作指导（又名武术指导）经验丰富、相当专业，王晶等导演经常只专注拍文戏，将枪战武打追逐撞车场面交由动作指导全权负责，如此一来，一部普通的商业片通常只用十数天便能完成。如《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这样的大制作，则会在武指这个 “第二组”下面继续启动“子组”（第一组武指、第二组甚至第三组武指）。^[12][14]

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30周年之际，特别举行“向动作指导致敬”环节，向刘家良、袁和平、洪金宝、成龙和程小东五位不同流派的动作指导顶尖者领发奖项致敬，以表彰他们创意非凡的设计对香港电影做出的贡献。^[14]

从20世纪20年代《火烧红莲寺》发展至今，中国武侠电影创作绵延不绝，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类型电影。^[15]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国语工业的领军企业“绍氏兄弟”开始探索相对黄飞鸿时代旧武侠片而言的新武侠片，制作了《边城三峡》《大醉侠》等片。1967年，新武侠片进入成熟时期，在美学形态和电影技术上发展得更加完善，从黑白过渡为彩色，由粤语转向国语，其主体内核不再有明显的儒家文化教化色彩，体现出重轻松感和娱乐性的本土意识。张彻是该时期新武侠片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前后推出《断肠剑》《大刺客》《金燕子》等片，善用快切和升格镜头烘托电影氛围。他发明了血包，首次采用后期配音，让武侠片的拍摄有了更大的自由度。^[1]

功夫片是武侠片的衍生分支，延续了武侠片的脉络。新武侠片的成熟与成功催生了功夫片类型的诞生，二者联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中国动作片热潮。比起常以古代刀剑侠士为主角的武侠片，功夫讲述的是近代拳脚武师的故事。与香港武打片50年代前盛行的北派功夫不同，功夫片更多地采用讲究实打的南拳，呈现出真功实打的武打场面。^[1]

香港拳脚功夫片的辉煌顶点——李小龙和他的功夫片，颠覆了香港传统武侠片的观念形象，不再背负着家国命题，而是塑造了一个漂洋过海、闯荡天下的当代青年形象，显示出鲜明的个体特色。^[1][16]

李小龙逝世之后‚，香港电影人各展绝招‚创出了一种新的局面，主要包括三种走向：刘家良的“真功实打”‚保持了张彻、李小龙电影的一种传统；楚原赴台‚改编古龙小说‚以剧情曲折、对白精彩的形式重新包装武侠片和功夫片；麦嘉、袁和平、成龙等人共同发展出一种谐趣功夫。^[16]

导演代表作品特点刘家良《中华丈夫》《少林十三房》《老虎出更》 真功实打的南拳风格，动作设计中惯用见招拆招，武馆式打法。通过喜剧性的练功过程和故事情节来展现各类武艺。其作品因表现出习武的高尚境界和武德，体现出较高的内涵。^[15]袁和平《南北醉拳》《林世荣》《咏春》《功夫》《卧虎藏龙》《杀死比尔》早期有“格斗教科书”之称的写实风格，后期与好莱坞合作，中西贯通形意具兼。为演员、剧情量身定做武打动作，在一招一式中呈现出拳理与情感^[14]成龙《醉拳1、2》《警察故事系列》《神话》《A 计划》高难度动作的“拼命式”拍法^[15]；习惯塑造喜剧化平民化的英雄，一边打斗的同时，一边在与对手游戏。^[17][18]

香港自有电影以来，喜剧一直是主流。^[19]随着时间发展，香港喜剧题材愈加丰富，且更多地追求娱乐^[1]。类型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闹剧和人文温馨的现实主义色彩的轻喜剧（生活喜剧），也有带有香港独创特色的、数量众多的杂糅róu性喜剧，如功夫喜剧、贺岁喜剧、粤语喜剧、赌博喜剧、小男人和小光棍喜剧、色情喜剧、无厘头喜剧、抄袭型的杂耍喜剧等等。^[2]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市面上有推销情色笑料的“动物喜剧”，如《三角圆床》《一代棍王》；有李翰祥充满着滑稽、讽刺的骗术、风月喜剧，如《骗术奇谭》《骗术大观》；也有《鬼马双星》这种表达香港小人物的许冠文式的草根喜剧；同时也包括极具香港本土特色的功夫喜剧。^[1]

鬼马喜剧^[15]

1974年，许冠文自编自导《鬼马双星》获得空前成功，并引领了香港本土鬼马喜剧的新潮流。至 1981年，许冠文共编导了《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卖身契》《摩登保镖》等五部作品，全部夺得当年度票房冠军，其中《鬼马双星》《半斤八两》和《摩登保镖》，还先后创下三次香港开埠以来最卖座电影纪录，同时打入日本、加拿大等国电影市场。

许冠文及其作品在香港喜剧片历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较之以往的港产笑片，许冠文的电影继承了重桥段轻结构的传统，更加注重突出个人表演的作用，除了精心刻画人物的诙谐性格和懵笑行为之外，还极具讽刺自省意味。

“无厘头”喜剧“无厘头”的意思是“无端地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或说出莫名其妙的话”。电影角色多番自嘲、自省，多被恶搞，常有胡闹、荒唐、无稽和低级趣味的地方。1990年周星驰主演的《赌圣》《赌侠》是当年最卖座电影的头、二位，之后的连续三年，周星驰又分别以《逃学威龙》（1991）、《审死官》（1992）、《唐伯虎点秋香》（1993）三片占据香港最卖座电影首位，成为90年代香港电影以演员作为重要现象表现的奇葩，引发“无厘头”风潮。^[20][15]

香港早期粤语神怪武侠片盛行一时，但真正的惊悚片与恐怖片类型，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逐渐形成。这一类型之所以能成为香港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观众有悬疑情结和恐怖心理需求之外，与惊悚片所需的低廉成本和良好回报有很大关系。^[21]

志怪片

以神仙、鬼魂和灵异内容为叙事题材的作品，是香港商业电影发展历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其题材通常是从中国传统神怪传奇故事中抽取的，既依托于民间传统文化和世俗观念，又是人们内心对未知事物和奇幻想象的某种精神释放。^[21]

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电影《画皮（1966）》带有强烈的借古讽今的色彩。70年代中期之后，以南洋为背景的一系列恐怖志怪片如《蛊》《降头》《南洋十大邪术》等根据民间迷信编写的恐怖故事，以人性的贪得无厌为立意，针砭时弊，教化育人。^[22]

僵尸片

香港僵尸片中的造型动作特征源自于民俗传说：“身着清朝官服，双手伸直，双足并拢如麻雀般一蹦一跳，以人之呼吸辨别方位。”^[15]

香港的僵尸电影只是功夫片的借尸还魂。 ——香港影评人吴昊

20世纪80年代初期，许鞍华、余允抗、于仁泰等“新浪潮”导演拍摄的《疯劫》《撞到正》《凶榜》《山狗》《灵气通人》等惊悚鬼怪电影，运用先进的拍摄技巧、个性化的创作理念，营造出空前的恐怖气纸，让香港观众耳目一新，十分叫座。洪金宝融合功夫喜剧与鬼怪元素的《鬼打鬼）系列则开创了“灵幻功夫片”潮流，票房大卖，极受欢迎。让香港的惊悚鬼怪电影大行其道，其势至今不衰。^[15]

香港色情片在六十年代开始泛滥，质量参差不齐，其中不乏注重艺术表现力的《爱奴》等片。色情元素成了电影吸引观众的一大法门，在各类电影中均有显现，人们习惯将含有裸露镜头或成人题材的影片统称风月片。^[14]直到80年代后期，香港实行电影分级制后，情色片才有了一个专属领域。^[1]

1966年，何藩以导演的身份开始从事电影创作。出于商业的压力和当时低迷的电影市场坏境，邵氏公司要求他转而拍摄唯美派风月片，《春满丹麦》《长发姑娘》等二十几部影片先后诞生，让他成为香港首个票房过千万的导演。^[23]凭借着摄影师的背景，在何藩善于在电影作品中捕捉女性的形体美，先锋性地挖掘情色片中的艺术美感。^[24]

李翰祥是香港风月片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取材广泛，传统戏曲、坊间相声、中外名著、民间故事等均会成为他的风月片叙事手法或故事渊源，影片中是他对市民文化的津津乐道和精确把握。李翰祥风月片的开山之作当为1972年的《大军阀》，成为当年三大卖座华语电影之一。在叙事结构上大体采用折子戏的小品格局，在调笑谩骂之余，有着鲜明的传统道德说教。^[25]

“三级片”一词源起于 1988 年香港电检部门实行三级制，第三级影片禁止18岁以下观众入场观看。性爱情色片与变态暴力片是三级电影的主要类型，比如禁澜就曾同时制作《聊斋艳谭》和《力王》这两种极端的类型电影。^[15]

香港的三级片种不只是情色的代名词那么简单。香港电检处对三级片的划分标准其实考虑了多方面因素：《春光乍泄》（王家卫获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因题材敏感被列为三级；而《古惑仔》系列自第四集《战无不胜》被列为三级，是因为用水果刀行使暴力一情节对青少年有不良的社会导向。^[15]

犯罪片是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重要类型，该片种对于谋杀、强奸、吸毒、卖淫、情欲黑帮冲突等社会犯罪行为均有表现，氛围如《天网》《七百万元大劫案》的奇案写实片和揭露社会黑势力的社会奇情片《血证》《江湖子弟》等。^[1]

《天网》《香港奇案》带动的犯罪片热潮也直接导致警匪片的兴起，《跳灰》与《点指兵兵》不仅票房大卖，还成功奠定了港产警匪片的独特风格。《龙虎风云》出现让警匪片才真正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

如果我是兵，你是贼，那天我一样会抓你。 ——陆承风《旺角的天空》

典型的黑白分明、邪不胜正的警匪片模式并不适用于香港电影，在香港警匪片中，警察未必代表着正义，匪徒也不乏有情有义之徒。香港的警匪片对卧底题材反复进行挖掘：由身陷随时背叛自己阵营和自己原则的心理煎熬（1987《龙虎风云》），到寻找身份认同的坚持（2002《无间道》），再到“重新做人〞后的不适应（2006《黑白道》）。

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浪潮电影运动”后，香港电影的文艺片类型出现并逐渐繁荣。^[26]这些影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问题以及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和心态，与商业类型片相比，这类影片更为严谨认真，回归了重叙事的制片路线，体现出香港电影发展到高峰并实现本土化后的一种成熟和自信。^[1]

“港味”是指香港电影的独特气质，即香港电影区别于其他地域电影的明显特性，特指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 （20世纪70—90年代初） 形成的一系列特征。^[28]即20世纪70年代以后，消费化、都市化转型的香港，家庭伦理、本土意识、文化身份等多话题的融合发展，形成了香港电影美学特有的港味。^[8]

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实施，CEPA协议规定了香港与内地合拍片可以享受内地电影的待遇，有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制片方可以获得更大利益。^[29]内地和香港合拍片成为一种市场主流，引起种种“港片不港”的争议。^[4]为了取得内地广阔的市场，香港影人大都转移内地发展，面对着内地的审查规范、内地的文化传统、内地的观影习惯。这种情况下，香港电影的一些文化趣味、创作习惯、叙事方法都进行了一定的转变。^[28]

2018年的《唐人街探案2》、《西虹市首富》等影片中带有不少的“港式”笑料及桥段，《无双》延续了以往香港警匪片追求复杂叙事、智性愉悦的做法。“港味”在内地的浸渗，与传统的“港味”相比在美学表现上有一定的变化，其本质与内地文化进行合理的嫁接，融合成了一种新的华语电影。^[30]

由香港电影资料馆组织，六位资深影评人及电影研究者组成的遴选小组，联合推选出100部由1916年至1999年的一百部香港经典电影。这些“殿堂级”作品除了票房成绩出类拔萃外，还包含其开拓性和影响力，是被认为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31]

香港诞生了武侠片、警匪片、喜剧片等动作为主的类型片，类型模式的成熟也保证了电影产业的稳固性和延续性，这类影片对昆汀·塔伦提诺等西方导演产生巨大影响力，2010年新上映的好莱坞影片《功夫梦》也是模仿香港电影的功夫片类型。^[4]

香港电影的动作设计一度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众多著名武指和动作明星已经影响到了西方世界。^[4]好莱坞将武侠动作片中的元素与好菜坞自身的动作系统进行融合。便山现一《黑客帝国》《X 战警》《蜘蛛侠》《功夫熊猫》等影片。这些影片都完整呈现了20 世纪70年代功夫片的套路，一是学艺，从《独臂刀》就开始表现练功过程，70 年代在刘家良和成龙的功夫片中发拓光大；第二，就是所谓“背叛师门”的恶徒人设，向师傅，向门派挑战，即20世纪70 年代最流行的拳脚片剧情模式。^[16]

香港电影历年票房（2008-2022）年份票房收入（港元）^[33]2008$1，105，673,8022009$1,177,511,5482010$1,339,103,1362011$1,392,170,5182012$1,559,237,8662013$1,625,579,2052014$1,647,105,5592015$1,986,449,6212016$1,947,596,4482017$1,854,055,4242018$1,957,519,5272019$1,923,194,1092020$536,925,1872021$1,208,971,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