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

朝鲜王朝（朝鲜语：조선왕조，英语：Joseon Dynasty，1392年－1910年），又称“朝鲜国”（朝鲜语：조선국，英语：Korea）、“大朝鲜国”，日本及中国学界又称“李氏朝鲜”“李朝”，为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王室本贯为全州李氏，历经27代君主共518年。“朝鲜”作为国号，是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由李成桂派遣使者，请明太祖朱元璋为其定夺。^[3][4][1]

14世纪末，高丽因为豪门贵族过度集中的权力、红巾军及倭寇的入侵等，陷入内忧外患之中。^[2]1392年，太祖李成桂肃清各种反对势力，建立朝鲜王朝。和明朝建立了密切关系，招抚女真部落，得到明朝的支持和援助，不再受倭寇的骚扰。^[5][6][7]太宗李芳远时期，大力开拓北部疆土，积极推行北进政策。^[8]之后在世宗李裪的统治下，朝鲜在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倡导朝鲜臣民学习文学，颁布《训民正音》和朝鲜谚文书写系统。^[9][10]因为王位继承问题，爆发了癸酉政变，世祖李瑈篡位登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强王权，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11]成宗李娎统治期间，朝鲜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繁荣发展，建立了弘文馆，完善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在内的朝鲜三司制度。^[12][13]燕山君至明宗时期历经四大士祸，朝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5世纪初，由于倭寇的多次入侵，设立备边司管理北方筑城的事务，同时应对女真的入侵。壬辰战争爆发后，朝鲜的党派纷争愈加激烈，在光海君统治时期，选拔官吏的公平制度被破坏，土地被非法大量占有，国库收入大量流失，国力削弱，政局动荡。^[14][15]16世纪末17世纪初，朝鲜由于遭到后金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攻击而采取锁国闭关政策。之后在李昑和李祘统治时期，朝鲜开始出现复兴，实施开放的社会改革政策。进入朝鲜王朝后期，在势道家族的统治下，^[注1]朝政日益腐败，加上灾荒与疾病的袭击，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16]1876年，日本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取得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朝鲜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7][18]1896年，朝鲜开始使用“建阳”年号纪年。1897年，李熙宣布大韩帝国正式成立，改年号为“光武”，结束了与清朝的宗藩关系。^[19][20]1907年，李熙同意退位，宣布传位李坧。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王朝被日本吞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20]

朝鲜王朝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朝廷中设有六曹等官僚机构来辅助国王治理国家，^[1]两班官僚们以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管理朝政。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有手工业、商业以及内部的改革和发展。^[1]朝鲜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同时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包括文学、艺术、建筑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世宗时期创造了朝鲜文字——谚文，为朝鲜平民的文化普及提供条件。^[1]朝鲜王朝与中国的明清两代有着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也与日本等其他国家进行了外交往来。朝鲜王朝的历史和文化不仅影响了韩国的政治格局，也影响了韩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1][21][22]

“朝鲜”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国古籍《山海经》。海内经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朝鲜。西周时期，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朝鲜半岛建立政权，史称“箕子朝鲜”。^[23]之后到西汉初年被“卫满朝鲜”取代。^[24][25][26]再到高丽王朝，使用“朝鲜”作为别称。明朝太祖朱元璋在赐予高丽的诏书中也称其为“朝鲜国王”。1392年，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并自立为王，他将国号方案上奏给明朝太祖，太祖最终选取了“朝鲜”作为新的国号。1393年2月，李成桂遵奉明太祖（朱元璋）的裁定，定国号为朝鲜，日本及中国学界又称“李氏朝鲜”“李朝”。^{[1][27][28][23]}

14世纪末，高丽因为豪门贵族过度集中的权力、红巾军及倭寇的入侵等，陷入内忧外患之中。^[2]李成桂出身于新罗贵族，其父李子春担任双城总管府千户。^[29]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朝对这一带的控制力减弱，李子春趁机归附高丽，成为高丽王朝的荣禄大夫。由于李成桂多次为高丽立下战功，深受恭愍mǐn王王颛zhuān的宠信。1370年，明太祖遣使持金印文诰gào，封王颛为高丽国王。1374年，高丽权相李仁任杀王颛，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5][6][7]

1388年，明朝为取代元朝开元路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设置铁岭卫，高丽认为该处为本国之地。国王辛禑wú非常不满，召见崔莹、李成桂等大臣出兵进攻辽阳。五月，朝鲜大军渡过鸭绿江，停留在威化岛。当时，李成桂的军队在威化岛遭遇大水，士兵不愿远征，许多人逃亡。李成桂多次请求撤军回国，但都遭到崔莹的拒绝。最终导致李成桂发动兵变推翻王禑的统治，并立辛禑之子辛昌为新王。^[30][31]

1389年，十一月，李成桂以辛禑、辛昌非王氏后裔为由，将二者废为庶人，拥立宗室定昌君王瑶为王，是为恭让王。十二月，辛禑与辛昌先后被处死。到了1392年，李成桂肃清了绝大部分反对势力。七月，李成桂即位，是为朝鲜太祖（1392年—1398年），然后将王瑶降为恭让君，1394年，四月，李成桂又以有人推戴王瑶复位为借口，绞杀了王瑶及其二子。同年十一月，李成桂颁布诏令将都城迁至汉阳（今韩国首尔），并建立宗庙、宫室和城池。并遣使赴京请求承认，明廷准其改名李旦，并赐国号朝鲜。此外，李成桂通过招抚和武力征服了朝鲜半岛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统治，使朝鲜王朝的疆域扩展到图们江地区。李成桂加强海防、整顿军队和提升边防能力等，还与明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明朝的支持和援助。倭寇基本上不再骚扰朝鲜。^[5][6][7]

在朝鲜政权建立之后，重臣奉化伯郑道传希望在朝鲜建立以宰相为中心的统治制度，他说服李成桂将其神德王后所生的幼子李芳硕封为世子，李成桂把辅佐大任交给郑道传。朝鲜各大军政贵族手中，保持了一定数量的私兵，李成桂的五子李芳远在帮助李成桂铲除郑梦周的过程中功绩最大。1398年，八月，李芳远召集府中私兵和守卫景福宫的禁军杀入宫中，乱刀砍死李芳硕，然后从景福宫南门杀出，又袭杀了郑道传。李成桂被迫让位给次子李芳果（朝鲜定宗）。在李芳果即位后，李芳远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权力与势力。九月，他提出了废除私兵的建议，这引起了他四弟李芳干和开国功臣朴苞一派势力的不满。^[32][33]

1400年，朝鲜王朝再次发生动乱。李芳干趁兄弟狩猎之际，动员私兵袭击李芳远，但这个密谋早已被李芳远的密探得知。李芳干无奈只能提前起兵，尽管定宗和李芳远一再劝阻，但无效。李芳远的支持者李叔蕃站在他一边，而李芳干的支持者孟宗和李成奇在开城竹善巷一带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李叔蕃射死了李成奇，李芳干的军队四散逃离，最终失败。在第二次王子之乱后，定宗决定让位给李芳远，李芳远即位，是为朝鲜太宗（1367年6月13日—1422年5月30日）。李芳干被流放，而朴苞则被流放后被处死。^[32][33]

李芳远上任伊始，朝鲜国内存在各种政治派别斗争。对内政策上，李芳远消除国内敌对势力，重建封建中央政治体制，创立了官员向国王个人负责的“六曹直启制”；为加强王权，没收了私田、别赐田、寺院田等私人土地。废除高丽时期的私兵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还召集京城内部大臣的子弟，设立了“别侍卫”，其后又设立“鹰扬卫”。^[32][33]从1407年起实行邻保制度，后又改为五家作统法。1413年9月起又实行号牌法，16至60岁的全体男子，均按身份佩戴号牌。^[32][33]

对外政策则是集中精力击退日本海盗的入侵，调整与大明的关系。而对于与朝鲜地理位置接壤的斡朵里、兀良哈部落，太宗实行的主要是怀柔政策，利用明朝尚专力对付北元、暂缓经略女真地区的机会，效仿高丽国王及李太祖的做法，寻找借口，进一步要求领有包括阿哈出部在内的图们江流域女真人。这期间，太宗大力开拓北部疆土，积极推行北进政策。为了占领图们江以南咸兴以北女真之地，吞并女真聚居区，李芳远与明朝廷展开了明争暗斗，对女真首领软硬兼施，既拉拢利诱又打击屠杀，在朝中边境地区制造了诸多衅端。^[8]1418年9月7日，李芳远传位给三子李裪，并于四年后死去。李芳远有十二个儿子，十七个女儿。1422年8月，礼部定其庙号为太宗。^[32]

李裪táo登基，是为世宗大王（1418年8月—1450年3月）。1419年，在已经退位的太宗李芳远主持下，三军都体察使李从茂率军登上对马岛，剿灭倭寇二百余人。当时倭寇主要来自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朝鲜史籍称之为“三岛倭寇”）。倭寇没有稳固的基地，也没有牢固的组织与目标，在组织人手后，各自对中国、朝鲜等地发起小规模的骚扰。七月初三，朝鲜撤兵，返回巨济岛。为了维护对马岛的安全，朝鲜与对马岛签订《癸亥条约》。根据该条约，对马岛大名每年向朝鲜朝廷进贡并负责防止倭寇对朝鲜海港的侵扰，同时被授权每年与朝鲜进行50艘船的贸易。^[9][10]

为了加强边防，世宗下令修建四郡六镇以保卫北部边疆。他还制定了多项巩固国防的法规，并推动新武器的研发和发展。朝鲜在世宗的领导下研制出许多火箭和火炮，其中包括对神机箭的改进。在1433年，世宗派遣将领金宗瑞击败了女真兀狄哈部落，巩固了对朝鲜半岛东北部咸镜道等地区的统治。^[9][10]

在世宗的统治下，朝鲜在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世宗大力倡导朝鲜臣民学习文学，他在景福宫建立了集贤殿，亲自选拔人才进行各种学术研究。1443年，世宗召集当时朝中对语言有很深造诣的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文官，命他们创制一种符合朝鲜人日常表达所需的文字。三年后，朝鲜颁布《训民正音》和朝鲜谚文书写系统。^[9][10]

1450年，世宗去世后，他的长子李珦（xiàng）继位，是为文宗。李珦xiàng性格温和，勤于学问，尤其潜心于程朱理学，常与成三问等集贤殿儒生们讨论学问至深夜。李珦在李祹晚年时以世子身份参决国政，即位后延续了李祹táo的崇文政治。李珦在位期间完成了《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的编纂zuǎn工作，《高丽史》正式刊行。李珦亲自撰写了阵法书，即《五卫阵法》。同时，他将中央军的十二司按新阵法的需要改编为义兴、忠佐、忠武、龙骧、虎贲等五个司。李珦身体虚弱，仅在位两年就因病去世。^[34]

李珦去世后传位给嫡子李弘暐，是为端宗。1453年，端宗的叔父首阳大君李瑈发动政变，利用韩明浍、郑麟趾等人的计谋，杀死了辅助端宗的重臣皇甫仁和金宗瑞，掌握实权并担任领议政府事。^[32]1455年，李弘暐被迫让位给李瑈róu，李瑈即位，是为世祖（史称“癸酉政变）。后来，六位大臣成三问、朴彭年等密谋帮着李弘暐复位，但都被杀害了。李瑈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逼迫李弘暐在宁越自缢身亡。李瑈篡位登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强王权，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统治初期，明鲜关系因女真问题再次出现波折，朝鲜并不想破坏明鲜关系，因此对女真政策发生根本性收缩，此后女真人进入朝鲜首都进献土物的事例显著减少。对内统治，李瑈执政过分依赖于功臣。“癸酉政变”成功后，李瑈册封了四十三名“靖难功臣”，即位后又册封了四十四名“佐翼功臣”。1467年，平定“李施爱之乱”后，再次册封了四十四名“敌忾功臣”。李瑈废除宰相负责的“议政府署事制”，恢复李芳远时期的“六曹直启制”。朝鲜的编纂事业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开始编纂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34][11]

李瑈去世后，他的儿子李晄即位，是为朝鲜睿宗。然而，李晄huǎng体弱多病，在位不到两年就因病去世。李晄在位时期，几乎所有内政外交事务都在咨询院相后做出裁决，韩明浍等功臣的权利进一步加大，并对之后的朝鲜政局产生重大影响。^[11]

1469年，睿宗的侄子李娎即位，是为朝鲜成宗。成宗统治期间，朝鲜国家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繁荣发展。成宗邀请士林派人士进入宫中参与政治，建立了弘文馆，并成立了由儒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为治理国家提供建议和策略，进一步完善了包括司宪府、司谏院和弘文馆在内的朝鲜的三司制度。^[12][13]

李娎xiè在位期间，注重于儒家思想，影响了金宏弼、郑汝昌、南孝温、李孟专等人，这些人与金宗直的弟子构成了士林派的核心。金宏弼把金宗直的儒教思想传给了16世纪初期的朝鲜政坛，并对朝鲜的儒教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李娎的支持下，卢思慎等人裒集朝鲜半岛古今文士们的诗文，编成《东文选》，地理志《东国舆地胜览》与史书《三国史节要》。徐居正等人也奉李娎之命，完成了李瑈在位期间未能完成的《东国通鉴》的编纂工作。该书是一本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编定的编年体史书。这段时期朝鲜的根本法典《经国大典》最终得以编纂完成。^[13]

1495年，成宗逝世，他的长子李㦕即位，是为燕山君。在燕山君统治期间，朝鲜发生了“戊午士祸”和“甲子士祸”，大批知识分子被屠杀的事件。由于燕山君得知自己的生母并非贞显王后而是废妃尹氏之后，重修生母坟墓为怀庙，追封尹氏为齐宪王后。1504年，在勋旧派大臣任士洪的撺掇下，李㦕lóng翻出尹氏废死之事，杀死了指控尹氏的严淑仪、郑昭容两贵人以及支持赐死尹氏的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史称“戊午士祸”）。此外，对于那些使用偏见言辞评论世祖篡位的士林派学者也遭到了燕山君的杀害，如崔溥等人在这次肃清中被处死。之后，李㦕废止了弘文馆与司谏院，又革去司宪府两名持平的编制，以阻塞言路（史称“甲子士祸”）。^[35]李㦕还搜捕了一千名美女来作乐，并将成均馆当成纨绔子弟的场所。由于有民众使用谚文书写传单痛斥燕山君，他还下令禁止使用谚文。李㦕的暴政引起朝堂的不满。^[35]

1506年，朴元宗、成希颜、辛允武等人开始商量谋划，他们先派遣军士将李怿私宅围起来实施保护。然后，朴元宗杀任士洪、慎守勤等李㦕亲信，包围李㦕所居的昌德宫，并要求慈顺大妃（贞显王后）降旨废黜李㦕，立其子晋城大君李怿yì继位，是为朝鲜中宗。中宗发动反正后，燕山君被废黜并流放至江华岛。两个月后，他因病去世，享年30岁。由于他被认定为暴君，他没有被追封庙号、尊号、谥号或陵名。^[36]

在李怿统治期间，士林派首领赵光祖进行了许多大规模的改革。赵光祖通过建立乡约加强地方管理，并通过土地改革来减少贫富差距。他还通过发行儒学简本在民众中传播儒家思想，并致力于精简国家机构。在这一时期，由于赵光祖的严格监督，朝鲜的官员没有人敢收受贿赂或滥用职权。虽然赵光祖的激进改革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帮助中宗登上王位的勋旧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密谋陷害赵光祖。中宗的后宫熙嫔洪氏（勋旧派洪景舟之女）通过涂抹蜜糖和虫子咬叶子的方式制造了上面写着“走肖为王”的树叶，让中宗相信上天在告诉他赵光祖要谋反。1519年，赵光祖被赐死，七十余名新进士林遭牵连（史称”己卯士祸）。^[37]

李怿在废掉原配慎氏之后，挑选诸多嫔女充实后宫。新王妃尹氏（章敬王后）在生下李峼后便去世了，李怿又立另一位尹氏（文定王后）为王妃，生下李峘。李怿统治晚期，朝鲜政坛的纷争便围绕这两位嫡子展开。1544年，李怿去世，李峼即位于昌庆宫明政殿，是为仁宗。支持李峼gào一派的是其舅舅尹任，即“大尹”；支持李峘一派的也是其舅舅尹元老、尹元衡，即“小尹”。李峼即位，大尹一派取得胜利，没持续多久，李峼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临终前宣布传位给李峘。当时李峘仅有十二岁，由母后文定王后垂帘听政。小尹一派取得胜利，便决心彻底除掉“大尹”一党，此时，与“大尹”一党联系密切的士林派遭到沉重打击。^[38][39]

明宗李峘即位不久，文定王后密令尹元衡等人唆使言官，弹劾尹任、柳灌等“大尹”一党，趁机打击士林派，造成大量士林派人士罹难（史称“乙巳士祸”）。两年后，副提学郑彦慤将良才驿墙壁上悬挂朱笔书幅的情况报告给朝廷，说是一张讽刺文定王后把持朝政的“大字报”。文定王后大为恼怒，借机诛杀或流放一批不与其合作的人，其中包括卢守慎、柳希春、李彦迪等士林派官员（史称“丁未士祸”）。^[38][39]

15世纪初，朝鲜先后在荠浦（今庆尚道昌原市）、釜山浦、盐浦（今属蔚山广域市）设置倭馆，允许与日本交易，并有少量日本人在倭馆居住，但后来在三浦居住的日本人数量不断增加，远超朝鲜当初许可的数目。李怿上台后，挑选武将管理三浦等地的日本人，严格的管理与贸易控制引发日本人的强烈不满。1510年四月，荠浦的恒居倭人首领大赵马道与奴古守长等人，率领四五千名日本人，持武器焚烧抢劫荠浦城附近人家，对马岛的日本人也参与其中（三浦倭乱）。为应对严重的外患，李怿下令成立名为“备边司”的临时机构，挑选熟悉军事的文武官员担任知边事宰相，在朝堂上与重臣。兵曹堂上共同商议边事对策。1517年，又令备边司管理北方筑城的事务，以应对女真的入侵。

三浦倭乱后，朝鲜与日本的外交一度断绝。1512年，朝鲜与对马岛主签订“壬申约条”，禁止日人在三浦居住，但允许日人仅在荠浦一处交易。1521年又在对马岛主的请求下增开釜山浦，此后朝鲜与日本的贸易再度繁荣。明宗李峘上台之后，朝鲜沿海的对日贸易日渐繁荣，同时，北方边境的女真人与朝鲜的摩擦也不断加深。在这种外患不断的情况下，朝鲜备边司来迅速处理紧急军务，相关官员就在宫外的政府衙门开会，不必按之前的惯例在宫内开会，以减少麻烦。1555年，七十多艘倭船从梨津浦（今属全罗南道海南郡）、达梁浦（今属全罗南道长兴郡）下岸，焚烧抢劫城外人家。全罗兵使元绩、长兴府使韩蕴等人前去救援，但被日人围困于达梁。同年六月底，一千多名日人袭击济州岛，济州牧使金秀文应对得力，斩杀大量日人（史称“乙卯倭乱”）。此后备边司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正一品常设衙门。^[1][40][41]

1567年，明宗李峘去世后，传位给侄子李昖，即朝鲜宣祖。李昖yán即位之初，士林派就企图为“己卯士祸”翻案，建立士林派的执政名分。属于士林派的执义奇大升在经筵上给李昖讲述士祸的经过，对儒教文治赞赏的李昖接受了奇大升的意见，下令追夺南衮等人的官职，并赐赵光祖以“文正”、李彦迪以“文元”的美谥，还为卢守慎、柳希春等人平反。1572年，领议政李浚庆去世，临终前的遗疏专门提醒李昖注意朋党问题。如李浚庆所言，1575年士林派分裂为东、西两党。从学统上看，西人党多为李珥与成浑的弟子，东人党多为李滉与曹植的门人（史称“己亥分党”）。在李珥与右议政卢守慎的调停下，李昖把金孝元与沈义谦调离汉阳，分别任命为富宁府使与开城留守。^[1][42][41]

1589年，原属西人党后又投靠东人党的前修纂郑汝立被人告发谋反。郑汝立是一名士林派的领袖，他所领导的组织曾经进行过一些抗击倭寇的军事训练，但该组织宣扬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其性质和目的受到人们的质疑。西人党的首领郑澈负责调查此事，并将其指控为密谋造反。在这种情况下，西人党认为有必要清剿与郑汝立团体有任何牵连的东人党，以维护世袭王朝的统治。最终，己丑狱事导致了数百名士林派成员被处死或流放。1591年，以王世子册立的问题为导火线，引发了东人党内稳健派和强硬派的对立，东人党又分裂为南人党与北人党。^[1][42]

李昖的正妻懿仁王后朴氏无子，恭嫔金氏生下庶长子临海君李珒jīn与次子光海君李珲。李珲才干出众，是官员们心目中的世子人选。恭嫔去世后，李昖又宠爱仁嫔金氏，金氏生下信城君李珝xǔ。李昖想立李珝为世子，郑撤等人坚持拥立李珲为世子，结果李珝未能当上太子。第二年，壬辰战争爆发，李昖仓皇逃向义州避难，离开汉阳之前，册封光海君李珲为世子，让其率领部分官员与军队抗击日军。然而明朝自始至终都不同意册封李珲，因为当时万历帝朱诩钧宠爱三子朱常洵，不愿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朝礼部礼部先后五次拒绝朝鲜，担心如果同意朝鲜的世子册封，会扰乱嫡长子继承制。^[14][15]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前期，东北亚的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巨变。1592年，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倾全国之力发动侵朝战争，试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朝鲜一个月便丢失汉城、开城、平壤三都，战火烧到朝鲜和明朝的边界。朝鲜李昖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抵抗外敌，并研制出了极具战斗力的龟船，在玉浦、赤珍浦、泗川、唐浦，特别是闲山岛等海战中击败敌军，有效遏制住倭寇“水陆并进”的计划，使其难以向平壤以北地区进犯。^[43][44]

同年7月，明朝应朝鲜李昖求助请求，从辽东派遣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援助。辽东副总兵祖承训轻敌率兵攻打平壤，结果战败。游击将军史儒等阵亡。同年8月，明神宗任命宋应昌为兵部右侍郎经略主持援朝事务，10月任命李如松为援朝提督。同年12月，李如松率4万余名明军进入朝鲜。1593年1月，明朝两国联军收复平壤，后乘胜追击拿下开城，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但在碧蹄馆之战中受挫。2月，朝鲜将领权栗在幸州山城之战以少胜多，大败倭寇。4月，占据汉城的倭寇最终弃城脱逃，后与明朝两国议和。朝鲜随后陆续收复汉江以南地区。李如松主力部队撤出朝鲜。^[43][44]

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内部的党争并没有因为外敌入侵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战争初期立下战功的元均与李舜臣的背后各有支持势力，西人党支持元均，东人党支持李舜臣。1596年年底，釜山的日营发生火灾，李舜臣手下的部将把此事报告给李舜臣，并将功劳归于自身，李舜臣未做详细调查就报告给朝廷，后被指责为故意瞒报朝廷。这成为日后李舜臣被革去统制使一职的重要原因。^[43][44]

1597年1月，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等率14万大军卷土重来，再次入侵朝鲜。事先已有准备的明朝很快派出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略，麻贵为大将军的14万援朝军队。全州失守后，明军在稷山之战中挫败倭寇，使其难以北上。此后，明军攻打蔚山。小西行长派水军增援。杨镐弃兵先逃，导致明军惨败。明神宗后将杨镐免职，任命万世德代理经略，并派陈璘和邓子龙率明水军参战。朝鲜方面重新任用被陷害的李舜臣。1597年9月，李舜臣的水军在鸣梁海战中取得巨大胜利。1598年11月，李舜臣与明将邓子龙在露梁海战中大败倭寇，两人也在此次战役中阵亡。此后，倭寇从朝鲜全部撤退，其通过占领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明朝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43][44]

1608年，李昖去世，李珲即位，通称“光海君”。李珲对明朝颇有不满，但依旧保持与明朝“事大”关系，同时也与后金进行较为频繁的“交邻”活动。为了确保东北边疆不受新兴的女真（满洲）势力的侵扰，明朝在该年10月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李珲即位后，废仁穆大妃，杀死了临海君李珒和永昌大君。光海君统治时期，选拔官吏的公平制度被破坏，官职竞争非常激烈，土地被非法大量占有，国库收入大量流失，国力削弱，政局动荡。^[14][15]

1618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落后开始攻打明朝，后金和明都想联合朝鲜。由于明曾帮朝鲜击退倭寇，对明朝颇为不满的光海君还是在萨尔浒之战中派兵支援明朝。1623年，李倧发动政变，占领昌德宫，即位为朝鲜仁祖，开始执行更公开的助明打后金的策略。但由于李适造反，李倧zōng需在汉阳部署重兵以维护首都稳定，导致防卫北部边疆军力不足。1627年，皇太极鉴于向西进攻受挫，决定派阿敏带领3万部队攻打朝鲜，并清剿败退到朝鲜的明将毛文龙（史称“丁卯胡乱”）。虽然双方最后议和订立“兄弟国的盟约”，但朝鲜亲明的立场并没有改变。^[45]

1636年，皇太极在征服东北和内蒙大片地区后称帝，改国号清，让朝鲜称臣遭到拒绝。在盛京参加皇太极登基仪式的朝鲜使节也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朝鲜分化为金尚宪为首的斥和派与崔鸣吉为首的主和派，斥和派占朝鲜士大夫的绝大多数，但仁祖内心偏向主和派，所以在十月向清朝派遣译官送去国书，委婉地向清朝表达恳求和谈之意，却遭到皇太极拒绝，战争遂不可避免。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十万军队入侵朝鲜，俘虏躲在江华岛的仁祖后妃、王子和宗室76人，迫使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仁祖投降并臣服（史称“丙子胡乱”）。皇太极借此向朝鲜索要大量财物，掠夺朝鲜人口，并让朝鲜在三田渡建立颂扬清太宗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带走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李淏入清作人质。朝鲜从此断绝与明的藩属关系成为清的藩属。^[45]

1649年仁祖去世，由嫡妃仁烈王后所生的凤林大君李淏hào继位，是为朝鲜孝宗。^[46]孝宗曾试图联合南明、三藩割据势力、台湾郑氏政权等反清势力北伐灭清，但最终因财政困难而计划搁浅。清控制中原后开始逐渐与朝鲜交好，送还被扣作人质的朝鲜王子，消减贡物要求，还两次邀请朝鲜与八旗军队结联军北上讨伐侵扰中国东北边境的沙俄军队（史称“罗禅征伐”）。随着清朝进入“康乾盛世”，朝鲜文人对清朝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出现了倡导向清人学习的北学派。^[45][47]

1659年，孝宗病逝，李棩（yuān）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朝鲜显宗。有关慈懿大王大妃为孝宗服丧的问题，以宋时烈为首的西人党便依据《仪礼》等“古制”，主张将孝宗按庶子继后来处理，大王大妃行期年服；以许穆、尹鑴、尹善道为首的南人党则表示反对，认为应将孝宗视为嫡长子，大妃行齐衰三年丧，其中尹善道上疏言辞尤其激烈，上升“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的程度。由于西人党势大，再加上《经国大典》（即“国制”）规定无论长子、众子之丧，母亲皆行期年服，显宗便采取西人的主张（史称“己亥礼讼”）。此后，显宗为了牵制西人，逐渐起用许积等南人，于1671年拜许积为领议政，此举遭到以宋时烈、宋浚吉为首的西人反对。^[48][49]

1674年二月，孝宗遗孀孝肃王大妃张氏（仁宣王后）去世，而慈懿大王大妃仍然健在，于是又围绕她如何为仁宣王后服丧的问题而发生“甲寅礼讼”。西人主张按她为孝宗服丧的期年服减一等，行大功服（服丧九个月）。七月，南人地盘庆尚道的一个叫都慎征的儒生上疏反对，主张将仁宣王后视为“长妇”，按“国制”应行期年服（《经国大典》规定母亲为长子妻行期年服、为众子妻行大功服）。显宗为了维护父母的地位，在这次礼讼中采取南人提出的期年服。因此南人党取代西人党执掌政权。^[49]

1674年八月，显宗病逝，李焞（tūn）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朝鲜肃宗。李焞继位后，命西人领袖宋时烈撰写显宗志文，遭到南人指使的晋州幼学郭世楗等弹劾，最终李焞罢黜宋时烈，并将他流放咸镜道德源（今朝鲜元山），后移至庆尚道熊川。同时，许穆、尹鑴等南人在野士人因礼讼之功而入朝为官，前者官至议政府右议政，后者官至司宪府大司宪。1680年，李焞不顾尹鑴（xī）等南人反对，命已故西人宰相郑太和配享显宗庙庭。之后接受舅舅金锡胄的建议，特拜西人金寿恒为领议政，以代替南人许积，同时撤换一批南人官员，代之以西人，是为“庚申换局”（庚申大黜陟）。1694年，李焞又对张玉贞和南人党的跋扈感到厌倦，任命西人少论派南九万为领议政，同时起用大批西人以代替南人，是为“甲戌换局”。^[49]

1720年，肃宗（李焞）去世，世子李昀继位，即朝鲜景宗。1721年因为立储问题发生辛壬士祸。由于景宗成婚多年始终无子，于是在景宗元年册立李昑为王世弟。然而当时朝廷的党争激烈，因此李昑qǐn的储位并不稳固，不过景宗友爱弟弟，再加上嫡母仁元王后的庇护，终究安然无恙。1724年八月二十五日，景宗病逝，王世弟李昑即位，是为朝鲜英祖。由于景宗壮年早逝，因此坊间也有新王弑兄的传言出现。1728年少论派人李麟佐、郑希亮等起兵，以宗室密丰君（昭显世子曾孙）李坦为君，但以失败告终（史称“李麟佐之乱”）。^[50]

李昑即位后，十分留意发掘能助其实现“荡平”的人才，提拔了赵文命、宋寅明、赵显命等一批支持“荡平”的大臣，增强“荡平派”的政治力量。1729年底，李昑正式下令恢复李健命、赵泰采的官爵。但大量老论人士对此结果仍然不满，或是辞官或是拒绝出仕。1739年，坊间出现讽刺国王的歌曲，李昑亲自审问捕获的相关犯人，并将他们处以重刑。1941年，李昑为“辛壬狱事”彻底翻案，宣布此案为诬狱，并颁布《御制大训》，禁止再讨论相关事件。^[51]

1746年复金宗瑞、皇甫仁（端宗朝大臣）等人官职，1747年又恢复安平大君李瑢róng（世宗嫡三子）的官职。1757年王妃徐氏病逝，英祖在两年后册立大臣金汉耇gǒu之女为新任王妃，他和两任妻子之间都没有任何子嗣，虽然他有两子十二女，不过都是由后宫所出。其中长子李緈（xìng）早夭，次子李愃（xuān）虽然顺利长大成人，然而因为某些因素，导致李愃xuān被关进米柜饿死。^[51]

1776年，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英祖去世，世孙李祘（suàn）即位，是为朝鲜正祖。^[51]李祘suàn被后世认为是极为仁孝的君王，因为朝鲜的礼法制度，他没有办法尊母亲惠庆宫洪氏为王大妃，但对其相当的孝顺，为其屡上尊号，最终在高宗时追尊为献敬王后。李祘在十一岁那年目睹父亲庄献世子的惨死，即位后除了追尊宗法父亲孝章世子为真宗外，对亲生父亲的追慕活动也无休无止，先是将垂恩墓升格为永祐yòu园，祠堂垂恩庙升格为景慕宫，并为其屡次加上尊号。1789年，决定将永祐园迁至风水吉地京畿道水原郡华山脚下，仿照世祖的光陵加以扩建，并更名为显隆园。1795年在水原八达山麓开工建设水原华城和水原行宫。正祖计划将华城修建为农、工、商兼备的城市，从南方拱卫汉城。1800年，李祘去世于昌庆宫迎春轩。在位二十四年，终年四十九岁。葬于杨州健陵。^[52]

英祖（李昑）和正祖（李祘）统治时期，朝鲜开始出现复兴。正祖统治时期开展更为开放的社会改革政策，得到实学者的广泛支持。朝鲜的社会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在日本和后金入侵朝鲜之后的200年里，朝鲜半岛一直没有战争发生。实学在朝鲜开始兴起。早期的朝鲜实学者主张一系列包括科举、税收、科技和农业技术的改革，旨在复兴被倭与女真损毁的国家。在显宗统治时期，实学者金堉的改革不仅使朝鲜税收增加，也使农民受益。^[51][52]

正祖统治后期，天主教传入朝鲜，李承薰为朝鲜天主教领导人物，发起本土教会。1794年，中国北京的主教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指派中国籍神父周文谟潜入半岛，秘密传教。周文谟打破两班、中人、常民、贱民的区隔，广泛发展信徒，一时朝鲜教众人数迅速在增长。1800年六月底，正祖去世，“荡平”政局化为泡影。世子李玜即位，是为朝鲜纯祖，曾祖母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贞纯王后主政期间，重用老论僻派沈焕之等人，并大举启用娘家庆州金氏一族。为了削弱时派的力量，贞纯王后下令革罢壮勇营。在势道家族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腐败，加上灾荒与疾病的袭击，民众的生活日益艰难。纯祖时期，对天主教信仰者发出大禁压令。形成了规模更大的迫害天主教徒的“辛酉邪狱”。李家焕、权哲身、李承薰、丁若钟等一批天主教的骨干以及中国神甫周文谟等300多人殉难。^[53]

1834年，纯祖病逝，李烉（huàn）即位于庆熙宫崇政门，是为朝鲜宪宗。 1835年五月四日被清朝道光帝册封为朝鲜国王。 因宪宗年幼，大王大妃纯元王后金氏垂帘听政达七年之久，1841年开始由宪宗亲政。 宪宗任内处于势道政治时期，安东金氏的金逌yóu根、金兴根、金左根和丰壤赵氏的赵寅永、赵秉龟、赵秉铉不断展开权力之争。支配朝鲜社会的身份秩序和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作为朝鲜王朝财政制度根本的三政（田赋、军政、还谷）紊乱。^[54]

宪宗在位时期，对天主教的迫害又起。1831年，教廷承认朝鲜大教区后，教众大幅增长，1839年发生“己亥邪狱”，罗伯多禄神父（Pierre Philibert Maubant）、教徒刘进吉、丁夏祥到一般信徒都被处死。1846年发生朝鲜教会史最早的朝鲜天主教司祭金大建神父殉教事件。^[53]

1849年，宪宗病逝，纯宗妃纯元王后金氏匆忙下教旨，指定李元范为王位继承人，后改名为李昪。该年六月，李昪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是为朝鲜哲宗。^[16]

1863年，朝鲜哲宗（李昪biàn）去世，因为无嗣，经大王大妃（皇太后）决定，选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李熙继位，是为朝鲜高宗。在李熙成年、大婚之前，由大王大妃垂帘听政，由生父李昰应作为“大院君”襄赞国事。1866年，李熙大婚，娶闵氏为妃，大王大妃遂宣布撤帘，但是其生父大院君仍然把持朝政大权。^[16]

1866年，大院君颁布“禁压邪教令”，对朝鲜天主教徒展开史无前例的大肃清，为朝鲜历次“邪狱”（镇压天主教运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史称“丙寅邪狱”）。^[55]“丙寅邪狱”引发了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的强烈抗议，于是他与法军中国海舰队司令罗兹决定出兵“膺yīng惩”朝鲜，并获得法国政府批准。该年9月，法国驻中南半岛舰队司令罗兹，率领3艘舰队入侵南阳湾，驶入江华海峡，进行军事挑衅。朝鲜各地人民纷纷组织义兵抵抗。之后法国军队在江华岛登陆，烧毁文物，劫走历史文献，掠夺贵重金属，遭到打击的法军被迫撤出江华岛（史称“丙寅洋扰”）。^[56]

1871年，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外交上仍是无果，最后撤兵（史称“辛未洋扰”）。^[57]

1873年，闵妃成功发动政变将大院君逐出汉城（首尔），此后朝鲜王廷便陷入了公、媳争权的争斗乱况。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出手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的，还有朝鲜已经面临险恶的外部国际环境。随着日本试图效法西方列强踏上了野蛮扩张的“崛起”之路时，朝鲜就是日本登上中国的天然跳板，日益被日本加以谋算。日本政府出现了旨在征服朝鲜的“征韩论”。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故意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引发“江华岛事件”“云扬号事件”，进而直接剑指中国和朝鲜间的宗藩关系。1876年，日本依靠西方先进武器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取得自由勘测朝鲜海口、领事裁判权、贸易等权利。标志着朝鲜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日本、俄国等外国列强的角逐之地，外强的入侵和朝鲜腐败统治使民众不满。^[17][18]

1882年5、6月间，朝鲜陆续与美国、英国、德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出现了李鸿章、何如璋等人多人协力的主动开国的局面。随后朝鲜首都汉城爆发了大规模的士兵和市民起义（史称“壬午兵变”）。起义中，士兵们包围了王宫，击杀了掌权的闵妃集团的重要大臣，迫使闵妃出逃，使国王无奈之下让已失势多年的大院君重掌大权。期间，起义者围攻了日本公使馆，处死了日本教官。三周后，日本以其使馆遭焚、人民被害为由出动陆海军千余人，欲乘机扩大对朝鲜的侵略。清军的及时平变瓦解了日军代朝鲜平变并进而大规模控制朝鲜国家的图谋。朝鲜在清朝的影响下开始近代化改革。^[58]1894年1月10日，东学南接派代表人物全琫准在全罗道发起东学农民革命，提出“辅国安民，斥倭斥洋，尽灭权贵”。高宗恐慌，向清朝政府告急。清朝派出3,000军队与起义军达成停火。1894年6月8日日本得知清朝派兵到朝鲜后，派出8,000军队占领景福宫，并成立亲日政府。12月，李熙颁布《洪范十四条》，正式宣布脱离对清朝的依附，制定王室典范，在朝鲜国内使用大君主的称呼，并表示要推动税制、官制、司法、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17][18]

1895年，高宗和闵妃欲联合俄罗斯帝国牵制日本，推翻朴泳孝亲日内阁，组建亲俄内阁，结果日本浪人冲入景福宫，杀死了闵妃，金弘集亲日内阁颁布“断发令”等改革法令，遭到朝鲜民众反对（史称“乙未事变”）。以乙未事变和断发令为导火线，朝鲜爆发全国性大规模反日义兵运动，金弘集内阁垮台，李熙的亲信尽被逐出。1895年，李熙带上李坧从宫中偷偷溜出，进入俄国公使馆，居住长达一年之久（史称“俄馆播迁”）。之后，俄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而日本则在失去辽东之后，再次遭到重挫。《马关条约》的签订让清朝丧失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加上俄日两国的对峙，也为朝鲜的独立提供了良好时机。1896年，朝鲜开始使用“建阳”年号纪年。为进一步实现独立，朝鲜群臣纷纷上奏高宗建立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帝制。在群臣多次建议下，高宗最终接受了文武众臣的建议，并于1897年10月12日在圜丘坛祭天并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正式成立，改年号为“光武”，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并开始对朝鲜军事、经济、私有制、教育等进行适应工业化的改革。^[20]

1905年，日本在旅顺会战战胜俄罗斯帝国，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结束。1905年11月17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伊藤博文成为日本在朝鲜的第一任统监。1907年，李熙试图挽回局面，派遣特使前往荷兰，以求获得国际援助，结果失败。伊藤博文因李熙派遣密使之事斥责李完用等人，李完用召开内阁会议，逼迫李熙放权达成一致。之后李熙同意退位，宣布传位李坧，即朝鲜纯宗。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王朝被日本吞并，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20]

高丽后期被置于元朝的统治之下，朝鲜建国后不久在鸭绿江中游、上游流域和图们江下游流域进行了领土扩张。^[1]1400年，三代国王太宗李芳远登上王位后，由于各种因素受到女真族的攻击，失去了从镜城以北到图们江的地区，之后又一点一点地收复了领土。从1433年（世宗15年）开始，在鸭绿江中流及上游流域和图们江下游流域设置了被称为4郡6镇的几个具有要塞的城镇，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南归为朝鲜境内。^[1]

朝鲜维持这些扩大的领土需要巨大的社会费用，在首阳大君李瑈主导的政变中政局变得混乱，1454年（端宗2年）先废除了鸭绿江上游流域的三水郡，1455年（端宗3年）废除了4军中閭延、虞芮、茂昌3郡。^[1]1459年（世祖5年）慈城郡爆发了一场疫病，在这场疫病的催化下，慈城郡也被废弃，将民众迁至江界居住，并禁止一般人等进入废四郡的区域。经过对北方的开拓，到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国土基本定型，大致相当于当今朝鲜和韩国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1][59]

朝鲜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的故都开京（今开城），1394年定都于汉阳（今首尔），翌年改称汉城。1399年迁回开城，1405年再次迁都汉阳。^[59]

朝鲜王朝时期的一级行政区划为朝鲜八道，也是现时朝韩的行政区划基础。早在高丽王朝时期已有道的设置，朝鲜太宗17年（1417年）全国始定为京畿、忠清、庆尚、全罗、黄海、江原、平安、咸吉八道。各道取所辖首要州、府首字联合命名，因首要州府的改置、升降，道名更改较为频繁。朝鲜王朝后期为京畿jī、忠清、庆尚、全罗、黄海、江原、平安、咸镜八道。此后，随着时间推移，除京畿道外，由于各道皆取所辖首要州、府首字联合命名，该首要州、府的改置、升降又导致了道名的更改，个别道还有分合。朝鲜高宗三十二年（1895年）曾短暂实行府制，将全国分为二十三府，后又在三十三年（1896年）改为十三道，即忠清、庆尚、全罗、平安、咸镜五道分别为南、北二道，加上原京畿、江原、黄海三道，总为十三道。十三道成为如今朝鲜和韩国政区的基础。^[60][61]

在朝鲜没有调查实际人口数的统计或记录。有关朝鲜人口的调查主要以走贡物并征收徭役和军役为目的，集中把握户口。各时期或年度的户口统计是在一贯的基准上写的，部分地区的户口数有很多被遗漏的。因此，朝鲜的人口只能估计。^[1]

朝鲜按主要年度划分的人口大概统计值为，1392年，约480万~750万人，发生壬辰倭乱前1591年约1000万人~1409万5千人，经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人口大幅减少，恢复中遇到大饥荒时的1669年约993万人~1319万2千人。16、17世纪，历经寒冬，饥荒和传染病流行，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朝鲜社会的人口变化主要受灾变、战祸、饥馑jǐn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变化处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互抵消的停滞状况。18世纪朝鲜人口约有1350万。19世纪为了寻找生计很多的人口流出国外，全国约1700万人左右。^[1][62]

朝鲜是传统的君主集权制国家，国王拥有最高权利，既是国家机构的核心，又能按照处理政务和权利运行的需要设计和组织国家机构体系。国王不能独自处理所有具体政务，于是设官分职，将权利分配给各级衙署机关，使之分担与处理国家政务。^[63][64]

朝鲜国王的权力主要体现在事大交邻之权、政务裁决权、册封贵族名号与官员任免权等诸多方面。朝鲜国家机构中，司译院职在事大、交邻，然它只是负责培养译学人才。承文院掌事大、交邻文书，事大表笺由艺文馆制述，文书撰写完毕，经议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调，以及正使和副使查封。国王享有外事交聘之权，由国王任命的“使臣”可以代表国王参与事大或交邻活动。^[63][64]

国王的政务裁决权主要体现在政事活动中以教旨形式决策国家行政事务，而有司则根据教旨依例分理。根据职能划分，国家设“三法司”处理司法与监察事务。刑曹掌京外罪囚照律、杀人、强盗、强奸、据执、仍执、误决、改正等事。司宪府掌论执时政、纠察百官、正风俗、伸冤抑、禁滥伪等事，汉城府掌京中族亲不睦、家财代田、窃盗、和奸、斗殴、逃亡、容隐、公私推征、抑卖考察、街巷肃清等事。国制中，以上三司职责分工明确，但凡涉及大辟之事，须启闻国王，待王旨裁决下达后方可处决。^[63][64]

朝鲜采用的是君主集权制，依靠血缘、姻亲和军功紧密依附于国王的宗室、外戚、功臣在王权庇护下得以享受特权，而国家政治活动中不时体现着宗亲勋贵参与国政的身影。宗亲以国王为大宗，按照与国王的血缘亲疏、性别、嫡庶关系和生母良贱身份等因素获得国王赐予的差异化的爵位和权利。宗室世系谱牒确立宗亲的名分，《经国大典》等典章规范保障了宗亲的爵位及相应享有的权利能够有序承袭。^[63][64]

朝鲜建国直接承袭高丽末期旧制，仿照中国宰府之制建立国家机关，以都评议使司作为统领国政的机关，具体执行政务的门下府、三司和“六曹”等中央和地方政务机关须经都评议使司转呈文牒，之后由国王和都评议使司议政官共同商议国政。作为正一品衙门的都评议使司是按照唐代中书门下体制而设，具体负责评议和决策国家行政、财政、军事及交聘活动等重大事务，是超越门下府、三司和中枢院“三府”之上的权力机关，百官诸司则作为政务的执行机关施行都堂决议。李成桂确立百官志时规定：“都评议使司，所设职官数量，判事二，侍中、同判事十一。门下府、三司正二品已上；使一，判中枢院事；副使十五，中枢使已下，中枢学士已上。”^[63]

都评议使司分为议政官和附属衙门职官两部分。由门下府、三司、中枢院、艺文春秋馆和开城府宰臣兼任的议政官，是都评议使司的核心成员。门下府负责五品至九品官员的任命、迁转与考核。中枢院受王命掌启复、出纳及兵机、军政、宿卫、警备、差摄等事，以及管理女真族兀狄哈部等“向化人”及奉王教旨赐“向化人”官牒、庙宇与神祠供主的享官、禳ráng灾、祭陵等事。三司“主会计”，掌授廪lǐn奉、计支用等事，负责出纳、统和京中的义成库、德泉库等五库和七宫的财赋收支，以及考核与弹劾分管各财政分支的度支衙门。此外，都评议使司不仅监管“六曹”，还主管军事的义兴三军府，可谓既有政权，又有军权。^[63]

议政府是朝鲜国王之下的最高中央行政机构（相当于元朝和明初的中书省），是将都评议使司原有的军、政职能，归入新设议政府，令主管军务的中枢院并入义兴三军府，禁止议政府高官再兼职于三军府，新设立的议政府取代都评议使司，成为新的行政核心机关。权力运行是由门下府等诸司入都评议使司“合坐”，六曹等行政衙门将庶务转呈议政府，议政府合议后，启呈国王，尔后再转达各司执行。^[63]

议政府首领为领议政（相当于元朝和明初的中书丞相）。领议政之下为左右议政，与领议政同为正一品。再下为从一品左右赞成、正二品左右参赞。再下有正四品舍人、正五品检详、正八品司录。^[64]

备边司，又称备局、筹局、庙堂、备堂、都相，是朝鲜宣祖时期至高宗初年总领中外军国机务的正一品衙门。明宗朝以后，朝鲜王朝为应对南部倭患和北部女真势力侵扰，在议政府未能统合国政有序运作的情况下，备边司作为临时应对与处理边地军务的权设机关得以逐步迈入政务运作结构中的核心。至宣祖时期，议政府丧失统辖和覆核政务权，备边司统领诸司政务，经“壬辰倭乱”和清朝（后金）两次征伐，备边司以绝对权利凌驾于百官之上。至高宗时期由兴宣大院君进行官制改革，革除备边司统辖国政的职权，并恢复议政府统辖和覆核国政之权。1894年1月甲午更张期间，议政府被责任内阁取代，高宗在1896年9月俄馆播迁期间又废除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63][64]

朝鲜开国后，以都评议使司和议政府作为国政枢纽，凡事须都评议使司内诸宰臣共同决断，而合坐都评议使司的门下府、中枢院和三司在都堂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吏、户、礼、兵、刑、工曹六曹既不能入都评议使司内议政，也不能向国王直呈政务文书，只是作为政务的具体执行机关。《经国大典·文字式》规定，除“六曹”等二品及以上衙门可以直接向国王呈启外，其他处理政务的衙门则需转报属曹，然后由属曹呈启。^[63]

吏曹负责执行官吏的任免；户曹掌管户口和租税；礼曹负责礼仪、教育、科举、外交；兵曹掌管军队和武官的任免；刑曹掌法律事务；工曹掌管手工业、山林湖泊，以及土木工程。六曹长官称判书（正二品），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副职称为参判（从二品），相当于中国的侍郎，往下有六曹参议（正三品堂上）、六曹参知（正三品堂上）、六曹正郎（正五品）等官职。朝鲜王朝早期效仿明太祖直接管理六部的方法，实行六曹直启制，六曹直接对国王负责，世宗后改行议政府署事制，六曹归议政府管辖。^[64]

地方行政分为京畿、江原、庆尚、忠清、全罗、平安、咸镜和黄海八道。各道设有观察使为长官。在道之下设有牧 (行政单位)、都护府、府、郡、县等行政区划。牧和都护府置“使”，府置“尹”，郡置“守”，县置“令”或“监”。地方官员统称为“守令”，直接管理地方行政、司法，为中央政府征收税役，并受观察使统辖监察。守令和观察使都由中央政府外派，任期分别为5年和1年。为防止谋私利，守令不能在其长期居住地任职。^[64]

各级地方行政设有与中央政府六曹相似的“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由当地世袭“乡吏”行使职权。乡吏不授官品，也无俸禄。各郡县设有民选的“乡厅”，负责辅佐守令，监察乡吏，反映民情。为方便地方与中央的联系，各郡县在汉城还设立“京在所”，并有留住汉城的乡吏“京邸吏”。^[64]

朝鲜国家机关架构分成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机关中的职官则分作文、武两班。朝会时文武官员分立国王左右两侧，文官位于东侧，称为文班或东班；武官位于西侧，称为武班或西班，合成两班。朝鲜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限制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使统治变得简单、容易，并且只允许两班阶级（相当于贵族阶级）参与政治，权力完全掌握在王族和两班阶级手中。^[65][66]

两班官僚的上下级别很严格。官僚的等级分为九品，每品分为正和从，从正一品到从九品都是18个等级。文官四品以上是大夫，5品以下是郎，武官二品以上和文官一样叫大夫，但三品和四品是将军，五、六品是校尉，七品以下是副尉，所有的名称区分的很详细。^[1][67]

两班内部也有相应的划分，朝鲜王朝时期，将居住在汉城及周边地区的两班称为京城两班，简称“京班”；居住于其他地方的两班称为地方两班，简称“乡班”。京班是官僚体制的核心，中央官职中，几乎所有的官职都由京班担任；乡班则为地方统治势力，主要因政治斗争失败被迫回到乡下定居而形成。两班官僚制度位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顶层，享有一些列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在政治方面，朝鲜王朝初期，上层两班官僚可以享受门荫制度，其子孙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进入仕途。两班在科举考试中拥有诸多优势，由于科举应试资格的限制，参加科举考试的多为两班子弟。在经济方面，两班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1][68]

朝鲜王朝建立后，承袭高丽科举制度，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将性理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废除高丽门荫制度，使科举制度成为朝鲜王朝最重要的选官制度。科举考取的主要科目分为“两类四科”，两类是指式年试和特别试，四科是指有小科、文科、武科和杂科。两类的内容，“两类”可以分为式年试和特别试。式年试是三年一试；特别试是指除式年试之外的其他科举考试科目，特别试一般是指那些不定期举行的科举制度的通称，所以考试时间并不相同。其次，“四科”主要是指小科、文科、武科和杂科。小科可以分为生员试和进士试，生员必须要经过初试和覆试，考试的内容以五经义四书为主。之后文科考试，分为初试、覆试、和殿试，由于过程繁杂，所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朝鲜王朝的应试子弟考上殿试往往年岁较大。^[69][70]

相较于小科和文科，武科和杂科并不太受重视，但同样是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402年，朝鲜王朝太宗颁布法度，开始实行武科。太宗设置武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选拔武官，应对外敌，除了应对外敌，朝鲜王朝的国内统治也需要专门的武官，用以巩固李氏朝鲜的统治。^[69][70]

杂科的考试种类比较多，各种类的考试科目也比较繁杂。杂科的考试种类可以分为译科、医科、阴阳科和律科，译科主要是学习语言，包括蒙语学、女真语、倭语学学等语言，主要是考核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为国家医疗事业选拔人才。阴阳科的内容种类比较多，包括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生命科学。律科的主要内容是考核法律相关的内容这些法律揉合了中国唐朝至明朝的诸多法律，内容繁杂。^[69][70]

朝鲜国初在军事制度仍采用高丽沿袭下来的府兵制，诸道侍卫兵马实际由诸王子和出任宰辅的勋臣分领。国初军制，国家若遇外事，宗亲勋贵以各道节制使之名，直牒诸府、州、郡、县，发骑船军，陆守军与夫杂泛供役之人赴京点卯。^[63]

朝鲜王朝前期，其军事制度以五卫制为主，军队分为五卫：义兴卫（中卫）、龙骧卫（左卫）、虎贲卫（右卫）、忠佐卫（前卫）和忠武卫（后卫）。在中央设兵曹和五卫都总府统一掌管军政和军令，兵曹类似中国古代六部中的兵部，长官称判书，正二品，五卫都总府长官称都总官，都总官、副总官共10人，具体掌管五卫部队。五卫制的主体是兵农结合，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军队衣食自给，朝廷没有经济负担。但士兵战斗力不强，无法抵御强敌入侵。^[71][72][73]

“壬辰倭乱”期间，朝鲜王朝几乎全军覆灭，“五卫”军制大毁，宣祖将国家军制从五卫制逐步过渡到军营制。平壤大捷后，在明朝将领与朝鲜君臣共同努力下，朝鲜开始练兵计划。朝鲜王朝设立专门的练兵机构——训练都监，由其负责招募训练士兵。训练都监建立之初由聘请的明朝将领负责训练事宜，此后，朝鲜王朝遵循《纪效新书》^[注2]的要求，严格选拔本土将领，由其具体负责训练士兵。训练都监分京军和外军。京军，兵农分开，为职业化军队，朝廷保障士卒的后勤供给；外军，既要承担杂役，又要承担兵役；军队重建奠定了之后三百年的军队建制。^[71][72][73]

朝鲜王朝初期，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农耕地的70%以上是田地，以水稻种植和大豆种植为主。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从15世纪后半期，正式开发了堵住海边潮滩进行开垦的“堰田”，朝鲜半岛南部自然环境较好、耕地面积较多、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如庆尚道，是朝鲜半岛从事稻米耕作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全罗道是朝鲜半岛地势较平缓，耕地面积最多，也是朝鲜半岛的主要粮仓。此外，在北部，黄海道西、南临黄海，沿海北为载宁平原，南为延白平原，是朝鲜北部最大的平原地区，也是主要的农业基地。^{[1][74][75][76]}

直到17世纪上叶，朝鲜尚无货币。作为实物货币通用的，主要是米和正布。国家包括田赋在内的各项收入，全部通过贡物制度来实现。在贡物制度下，代纳人为谋取重利，农民往往要缴纳高出几倍的贡物。1592-1598年朝鲜卫国战争（丰臣秀吉侵朝战争）期间，军粮供应成为首要问题，转而在忠清道和全罗道改征大米以代替所有贡物。1608年，政府决定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把以往向宫司为首的中央各司献纳的常贡（别贡除外）及向地方官厅献纳的需米和其他杂物全部废止，代之以对土地一律征收大米的制度，所征收的大米称为“大同米”。在京畿道试行“大同法”之后，大约经过一个世纪，除西北的平安道和咸镜道外，各道都逐步实行了大同法。朝鲜自古以来以产人参著称，17世纪20年代，朝鲜开始人工栽培人参，开城成为人参的主要产地。开城人参经蒸造成红参后大量输往中国。到17世纪末，种植水稻移秧法取代直接播种法而成为全国主要种植方法；烟草、西红柿等也开始广泛种植；从中国传入土豆，也成了朝鲜人的主要食物。^[74]

在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下，自18世纪以后，农民的流亡逃散，爆发武装起义，导致田园荒芜。农民能保守父祖之田业而不卖于人者，10户中只有5 户。到19世纪初，农村出现了“农夫无田，皆耕人田”的现象。农民耕种地主土地，税赋负担占收成的50%。除去种子、假贷、岁前之粮，所余仅及收获量的15％。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消失，和土豪霸占堤堰导致水利灌溉设施的破坏，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74]

在朝鲜王朝初期，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思想，对国内商业活动采取压制政策。从15世纪起，在全罗道、庆尚道和忠清道已存在许多乡市，但只是在首都汉城才有以“六矣廛chán”（享有特权的六种行业座商）为首的大小常设店铺，对外贸易方面在初期统治较严。^[74]

到了17世纪，由于废除了几乎将地方各种产物搜刮殆尽的贡物制度和实行大同法，促进了乡市的发展。到肃宗统治时期（1675-1720年）改变了对商业的压制政策，改为统一征收市场税。乡市通常五日一市，投入流通的商品基本是农副产品，但也有陶瓷、农具等手工业品。同时在一些大市场上开始出现经纪人和融通资金的贷款业者。随着朝日两国恢复通交，重新又开始了对日贸易。朝鲜王朝与德川幕府间的官方贸易，主要是派遣信使交换方物，同对马岛领主的贸易则通过“岁遣船”方式进行。17世纪中叶后，朝日间的私人贸易渐趋活跃，在朝鲜釜山的倭馆内，两国商人每月有6次贸易活动。^[74]在清朝入关前，朝鲜同后金通过“会宁开市”交换牛和盐。朝鲜对清称臣后，两国贸易进一步活跃，除贡舶贸易外，在各地边境定期开设互市。互市最初为官方贸易，后来私人贸易发展，形成所谓的“后市”，如中江后市、栅门后市等。后市贸易中，主要贸易物为人参和白银，其他还有清朝的绸缎、白布和珍玩，朝鲜的金、麻布、皮货等。^[74]

进入18世纪，全国乡市数目达到1000多个。在大邱、清州、公州等地，每年春秋两季还举办专门买卖药材的“药令市”。此时，一些地方都市也纷纷出现很多常设店铺。常见商品有六镇的麻布，关西的明紬，两南的楮纸，海西的棉、铁，内浦的鱼盐等。朝鲜对日贸易进一步扩大。日本商人带来的苏木大量积压，朝鲜人参的价格飞涨，以东莱商人为首的一部分富商获得了不少利润。这一时期朝鲜同清朝的贸易也在扩大，湾商（义州商人）充当了朝鲜红参卖往清朝的中间商，18世纪中叶以后红参的年输出量达到2000包。栅门后市在这一时期为防止物资外流和泄露国家机密，曾一度关闭，重新开放后，规定了输出品税额为年4万两。^[74]

到19世纪以后，大米成为更重要的商品，以汉城为中心的汉江一带，商人兼做米谷贸易和海上运输业，积累了大量资本。但一般国内商业，商品流通还受到很大限制。汉城的商权仍被以“六矣廛”为首的特权商人所垄断，他们在封建统治者支持下，可行使禁止“乱廛”权（禁止别人经营同类商品权）。随着同清朝贸易的增长，同日本的贸易逐渐衰退。1832年英国商船罗得·阿姆赫斯特号抵达朝鲜，要求以洋布、呢绒、玻璃制品等交换朝鲜的贵金属，但朝鲜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拒绝通商。此后外国商船频繁驶入朝鲜，朝鲜全部拒绝通商。^[74]

朝鲜王朝初期，封建的官厅手工业，经过世宗和世祖、成宗的整顿和扩充，达到了全盛期。16世纪官厅手工业，无论从生产规模或技术水平，都远超于民间手工业。但在卫国战争时，庞大的官厅手工业受到严厉打击，京工匠集中的五司九寺全被撤销，外工匠的情况也是一样。战后朝鲜王朝政府陷于深重的财政困难和政治混乱，就再无余力收复官厅手工业。流散的工匠中很大一部分人转变成个体手工业者。^[74]

17世纪中叶后，在商品经济刺激下，民间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农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在产量和质量上有明显提高。如六镇和吉州的麻布，永兴的丝绸和德川的亢罗，安州的刺绣和忠清道韩山、林川的苧布，全罗道康津、海南和庆尚道义州以及京畿道安城的棉布，这些都属妇女的副业生产。而一些由专业手工业者生产的朝鲜传统工艺品，如各种金银细工品、螺钿、黄铜品、漆器以及扇、墨、篦、笠等日用品，都有很大发展。到18世纪后半期，手工业生产已形成固定的中心，如安城的黄铜器，统营的漆器和笠，灵岩的篦子，晋州的扇子和海州的墨等等。^[74]

在采矿业方面，朝鲜有较丰富的银矿。朝鲜王朝初期为避免明朝对朝鲜金银的苛求，甚至禁止开采。当卫国战争时，为抵补军费曾从明朝延聘技术人员，来大力开发端川的银矿，17世纪中叶开展对清贸易后，对银子的需求日益增加，1652年政府许可在坡州、交河、谷山、公州等地开采银矿，按产量征税。1687年银矿改由政府经营。1741年，随着银矿产量减少，将银矿移交给地方管理。18世纪中叶后，政府开始开采成州和遂安的金矿，但均因官家开采效益不高而停止。与此同时，民间私采金矿之风却日益盛行。18世纪下半叶，平安道“食力之民大半归于金穴”。19世纪初，京畿、忠清、黄海、平安、江原、咸镜各道，私自开采金矿和沙金之风，累禁不止。^[74]

朝鲜王朝与明朝之间存在着长达两百余年的友好外交关系。1392年，朝鲜王朝太祖大王李成桂称王，明太祖赐予“朝鲜”国号，两国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明成祖时期，更是正式赐予朝鲜国王称号。 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事大以精诚，交邻以信义”的“事大”外交原则，即尊奉大国明朝为宗主国，自己则处于藩属地位。朝鲜王朝在正旦（新年大典）、冬至（祭天大典）、正朝（贺皇帝万寿之节）、 圣节（皇帝诞辰）、千秋（皇太子诞辰）等庆典时贡献金银器皿、马匹、土物等常贡物品，明廷回赐锦缎、绮纱、钞币礼物。此外，请封、颁诏、谢恩、陈奏等情况下的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常贡之余，朝鲜王朝常有额外求请，明廷亦有恩赐。中朝之间贡物与赏赐物品不可用钱财衡量，皆为表达君臣之间的尊崇与礼遇。具体数量可根据当时宗藩交往状况进行加减。^[77][78]

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朝鲜王朝和明朝都位于东亚地区，地理位置相对接近，便于贸易往来和经济互通。明朝向朝鲜出口丝绸、瓷器等产品，而朝鲜则向明朝输送银币、纺织品等商品。这种贸易活动不仅满足了两个国家的物质需求，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同时，朝鲜的艺术、文学、宗教等文化元素也对明朝产生了影响，反之亦然。^[77][78]

在16世纪末的壬辰战争（1592-1598）中，太政大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列岛后发动了侵略朝鲜乃至明朝的战争，通告朝鲜宣祖“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朝鲜向明朝求援后，明派重兵相救。明、朝两国联军最终将倭寇驱逐出朝鲜半岛，取得最后胜利。明朝灭亡以后，朝鲜肃宗（1675-1720年）于秘苑设“大报坛”，祀明太祖、神宗、毅宗三帝；朝鲜正祖（1777-1800年）敕撰《尊周汇编》，以示对明朝的尊崇之意；民间则长期拒行清朝年号，始终行用“崇祯”年号。^[79][80]

朝鲜王朝和女真形成了友好关系。明代女真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当时，他们与朝鲜人民的交往已经年深日久。^[81]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后开始攻打明朝，并想联合朝鲜。由于明曾在万历朝鲜战争帮助朝鲜，朝鲜并没有与后金联合而是帮助明朝攻打后金。1627年2月，后金为先除后患并清剿败退到朝鲜的明将毛文龙部队，征讨朝鲜（史称“丁卯之役”）。因寡不敌众，仁祖被迫与后金求和，双方结为友邦。为了防范后金，朝鲜仁祖国王曾采取措施，在义州、昌城、平壤、朔州、安州等西北边防地域，强化军事建设；但由于朝鲜过分依赖毛文龙驻军，“四路进兵，分散奴势，使不得东犯”，加之朝鲜君臣认为后金军队只是以夺取明朝中原地区为目标，故当女真人入侵时，朝鲜边防不堪一击。1636年8月，后金征服东北和内蒙大片地区后改国号为清，让朝鲜称臣，遭到仁祖拒绝。同年12月，后金再次大规模入侵朝鲜，俘虏躲在江华岛的仁祖后妃和王子，迫使仁祖投降，向清称臣（史称“丙子胡乱”）。直至1644年皇太极去世，朝鲜一直处在清朝的威压之下。^[82]

1645年开始，随着清军入关进占北京，以及南明政权彻底灭亡，朝鲜与清的关系也开始出现缓和。清统治者入驻北京后也日益汉化，摒弃了烧杀掠夺的游牧民族习性，多次消减对朝贡物的要求。此外，清也意识到与朝鲜交好对巩固边防，抵御俄罗斯入侵的重要性。康熙皇帝在位时期，朝鲜应清之邀两次派兵与八旗军联合北上讨伐沙皇俄国入侵（史称“罗禅征伐”）。1735年，乾隆皇帝继位后，清对朝鲜甚为友好，很少干涉朝鲜内政。朝鲜与清朝的这种和平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83]

1840年，清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外国列强开始渗透中国和朝鲜。为保全宗主国地位，清开始干涉介入朝鲜内政、外交。1882年和1884年，清两次派兵镇压了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但随着日本势力在朝鲜的日益加强，清最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逐出了朝鲜半岛。^[83][84]

朝鲜王朝初期，太祖是武将出身，此时国防能力强，为了剿清忠清道、黄海道沿海地方的倭寇，朝鲜王朝官军对于倭寇根据地之一的对马岛进行了惩罚性的征战。世宗元年（1419年）发生己亥东征，朝鲜王朝以270艘船只和17000多名七兵驶向该岛，焚烧了倭寇的100多艘海盗船。由于对马岛领主表示投降，愿痛改前非，朝鲜王朝军队在岛上逗留十余日全部撤回。在此后直至16世纪初年的将近百年期间内，倭寇不敢再往朝鲜海岸侵扰。^[85]

朝鲜应宗贞盛的请求，重新开通了三浦（荠浦、釜山浦、盐浦），允许倭人通过在三浦设立的倭馆与朝鲜贸易。15世纪末，随着倭馆倭人的增加，黑市贸易也急剧增加，倭人与朝鲜人时常发生冲突。朝鲜于是下令禁止倭人的黑市贸易，引发倭人不满。中宗五年（1510）发生“三浦倭乱”后，朝鲜关闭了倭馆。1512年，朝鲜虽在对马岛岛主的请求下，重开乃而浦，但倭寇依然猖獗，先后发生“蛇梁倭变”（1544年）、“乙卯倭变”（1555年），双方交往日衰。1592年太政大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86] 朝鲜与日本的邦交关系，自日本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以来，两百多年间两国一直和睦为邻，友好往来。^[87]

1872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乘间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为中国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当时清廷表示“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本遂乘隙而入，1875年将军舰云扬号开进江华岛海峡，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朝修好条规、朝日修好条约），其第一款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此款十九年后为中日《马关条约》所继承，同列第一款），否定了朝鲜与清朝的宗藩关系，由此开始了侵略朝鲜的进程，至甲午战胜而全面控制半岛。^[88][89]

1895年4月17日，清军战败，朝鲜停止和清朝的藩属关系。为遏制日本，明成王后试图拉拢俄国成为日本的绊脚石。1895年乙未事变寸，日本公使三浦梧楼指挥日军冲进玉壶楼，杀死明成王后，用煤油烧了她的尸体，强迫高宗建立亲日派的内阁。1897年，高宗避难还宫后，在咸宁殿举行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年号为“光武”。1905年11月11日，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已保护条约》。1907年7月，高宗被日本强迫让位给太子（号纯宗）。同年11月，纯宗迁昌德宫。1919年，高宗被日本人毒死在宫内。日本驻朝鲜全权公使三浦梧楼被认为是乙未事变的主导者。^[90]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大韩帝国灭亡。韩日合并以后，日本将过去的统监府改为总督府，由总督统治韩国，实行称做武断统治的高压统治。总督府对经济实行全面掠夺政策，1910年至1918年间，为强占土地而进行了上地调查，并通过《会社令》(1910)、《朝鲜渔业令》(1911)、《朝鲜矿业令》(1915)、林业调查事业(1918)等来进行掠夺，从而民族工业得不到发展，韩国逐渐成为日本的商品市场和粮食供给地。^[91]

美国人于1845年最早关注朝鲜半岛。当时美国纽约州议员、众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普拉特（Z. Pratt）就向众议院提交过《开放朝鲜的议案》，认为应该抓住欧洲列强盯住中国和日本的时机，积极发展与朝鲜的通商机会，应该建立外交关系，但该议案没有通过。1853年1月，一艘美国船只驶入朝鲜东莱府的龙堂浦。8月22日到达平壤府，平安道中军李玄益不准其贸易和传教命立即退去。但舍门将军号继续溯江而上，崔兰轩等人上岸侦察，准备盗掘当地王陵。李玄益驾船追击，遭船员囚禁。双方正式发生冲突，因江水过浅海船不能发挥威力，被朝鲜数百艘装满茅草、浇足了油的火船撞击焚毁，美国船员全部死亡。美国报复攻击导致辛未洋扰发生，派舰只“亚细亚号”攻打江华岛但又被当地军民击退，两次小冲突胜利让李氏自得意满，锁国政策更甚。1866年8月，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商人普雷斯顿乘坐武装商船“舍门将军号”，希望加大对东方的贸易，而朝鲜王朝则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使得美国第一次用武力打开朝鲜半岛国门的尝试失败。而美国先后于1867年、1868年、1870年和1871年多次企图以炮舰政策强迫朝鲜通商，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92]

1878年10月29日，美国海军部向周游非洲的海军提督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下了训令，要求用和平的方法，为与朝鲜交涉而尽力。当时的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得知此事后，便邀请薛斐尔至天津会谈。1881年11月，朝鲜高宗派使节与清朝协议对美修交的问题，并邀请了李鸿章代为主持缔约谈判。1882年5月22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在汉城（今首尔）正式签订。此时朝鲜王朝正式与美国建交，美国在汉城设置了外交机构并派驻公使。^[92]

在朝美修约（建交）后，美国曾三次派兵至朝鲜。1888年，朝鲜出现叛乱，为保护侨民，美方向朝鲜半岛沿岸派遣美国海军；1894年至1896年，为保护中日甲午战争后汉城的美国公使馆和美国侨民，当时美方派遣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汉城；1904年至1905年，为保护日俄战争期间的美国驻韩公使馆，美方再次派遣陆战队入城。^[92]1905年，日本与大韩帝国签订《乙巳条约》后，美国中断了与朝鲜半岛的外交关系。^[92]

1896年，高宗李熙率领王族在李范晋、李完用等朝鲜亲俄派及俄国前驻朝公使韦贝尔的帮助下，从日本控制的王宫逃到俄国驻朝公使馆，朝鲜亲日政权垮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迅速下降。亲俄派势力膨胀，朝鲜亲俄政府随之建立。俄罗斯向朝鲜派遣军事教官和财政顾问等，扩大了对朝鲜王朝的影响力（史称“俄馆播迁”）。俄国重创朝鲜亲日派势力，次年朝鲜便更名为韩国。随后日俄达成协议，以三八线为界平分半岛。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导致东亚国际形势发生剧变，进而影响了朝鲜局势。俄国租借中国旅顺和大连后，其远东政策的重心随即转移到此。为了防止日本干预，俄国在朝鲜问题上对日妥协，韩国成为日本主导的交换原则。^[1]1900年，俄国和朝鲜王朝签订条约，出巨资租借马山浦（重要海港）。1903年，俄国在朝鲜边境一带集结兵力，租借朝鲜境内土地，开始建设军事基地。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由于俄国战败，朝鲜宣布中立，但是日本占领首尔及朝鲜半岛主要军事要地，签订了《朝日协定书》。^[1]

自1830年代以来，英国对朝鲜半岛表现出兴趣，但坚持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的态度，保留了直接接近。之后在1883年才签订了以治外法权和低关税率为特征的朝英通商条约。以后英国注重牵制俄罗斯的南下，在经济上渗透到朝鲜。甲申政变后俄罗斯渗透朝鲜半岛的可能性增加，英国在1885~1887年间占领了巨文岛并牵制了俄罗斯海军。1902年和日本结成同盟，把日本放在前面，试图牵制俄罗斯。1905年英国通过更新英日同盟承认了日本的朝鲜统治。^[1]

自1834年以来，通过派遣天主教传教士对朝鲜表现出兴趣的法国，以丙寅洋耀与朝鲜对决，1887年签订了朝佛修好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被承认了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权。英国、法国、德国等没有参与朝鲜的内政，与进军朝鲜的其他列强竞争，注重获得各种经济利益。^[1]

在高丽末期，琉球群岛最初建立了中山、山南、山北三个政权，其中中山王察度与高丽及明朝都互有往来。朝鲜王朝建立后，1401年，察度再次派使者奉表通好，并“献方物”。1467年，琉球尚德王“遣使往朝鲜，呈进鹦鹉、孔雀等物。朝鲜世祖李瑈的回礼十分丰厚，包括人参、棉布等，还有大量典籍。^[1]

琉球以海外贸易为生，经销当地土特产和安南、暹罗等南方产品。朝鲜和琉球来往比较多，经常送还漂流民。因琉球本国人不熟悉通往朝鲜的海路，在琉球的日本僧侣、商人常常充当到朝鲜的使臣。琉球的朝贡物以南洋产物居多，同朝鲜的交往直到仁祖为止一直没有中断过。^[1][93]

爪哇和暹xiān罗被称为南蛮，当时南蛮的船经过安南，来到澳门、广东、泉州乃至台湾、琉球、日本的北九州后再返回，其中就有进入朝鲜的。暹罗当时处于阿瑜陀耶王国时期，太祖时期曾派遣使节献上苏木、束香等。陈彦祥曾作为暹罗的副使，带来了南洋多个土产和印度地方生产的番布等。^[1]

“至诚事大”是朝鲜的基本国策，正如世宗所言：“我国事大，莫重译学。”因此，汉语教育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译学成为国家的大事要事。中央设置司议院，培养高层次汉语翻译人才，地方设置地方汉语训导和地方译学院，培养乡通事（地方翻译人才）。^[94]

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在诸多的外语教育中，汉语教育体制是最为健全的。朝鲜不仅派遣人员到中国学习汉语，还实行严格的译学试取制度。译学试取又分为选拔译官的“译学试取”和译官再教育的“讲学试取”。从世宗朝开始，译学试取打破了从前只招贵族子弟的限制，允许乡校学徒入学，并实行在职文臣的汉语教育制度。^[94]

17~19世纪，朝鲜遭受外来入侵，生产力被严重破坏，朝鲜的封建制度逐步走向衰落。朝鲜王朝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借助从中国传入的实学思想，大力倡导“实学救国”，改良社会，解救民生之苦，培养健全诚实的新人和务实上进的社会风气。进入19世纪以后，在中国清朝考据学风的影响下，朝鲜实学亦开始回避日益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把主要精力逐渐集中到了对经籍、金石学的考据研究方面，朝鲜实学思潮渐趋衰落。^[94]

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至1910年所谓的韩日“合邦”，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和奴役朝鲜人民，而且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大搞文化专制，用武力对朝鲜人民推行愚民同化政策，废除了朝鲜的一切礼仪制度，禁止朝鲜人讲朝鲜语，只允许朝鲜人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日本侵略者在用武力进行文化专制后又大搞祭孔讲经，利用儒学的忠孝思想为其侵略行为服务。面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朝鲜人民大力倡导“民族主体意识”。因此，近代韩国社会涌现出来的新思潮就是以凸显人的主体性来鼓舞朝鲜民族得以再生为目标、以弘扬民族主体意识为基本内容的主体性哲学。^[94]

朝鲜王朝是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训民正音》的发明为国语文学开启新的起点。高丽王朝末期出现的时调从最初的士大夫阶层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发展出“平时调”“辞说时调”“于时调”多种形式。与此同时，歌辞作为“长歌”形式也成为与时调并行发展的国语诗歌体裁，朝鲜王朝后期还出现形式更为灵活的“杂歌”。^[95]

朝鲜王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也很高。时调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李混，李珥、尹善道，歌辞方面则是郑澈、朴仁老。比较知名的国语诗歌集，如金天泽编成的时调集《青丘永言》，金寿长编成的《海东歌谣》。民间的歌辞，如闺房歌辞、纪行歌辞也很流行。这些歌辞及杂歌的发展，为说唱文学和唱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95]

朝鲜王朝是小说空前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国语小说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学史划时期的事件。在壬辰战争以前，就出现了象金时习的《金鳌新话》这样的优秀传奇作品集，之后又出现了批判统治阶级腐败现象的寓言小说：林悌的《鼠狱说》和《花史》。壬辰战争以后，出现了以爱国小说《壬辰录》为首的一批朝鲜国语小说如《朴氏夫人传》、《林敬业传》，此外还有《洪吉童传》以及金万重的《谢氏南征记》等。这些小说，或反倭、反清，或揭露统治者的腐朽黑暗，或表现了争取自由的精神。^[95]

在国语小说及国语诗歌如时凋、歌辞、杂歌的影响推动下，出现了说唱文学，以说唱脚本为基础的小说，如《春香传》《沈清传》等。^[95]

在正祖时期，天主教开始传入朝鲜王朝。1784年，朝鲜使臣李承薰在中国燕京天主教南堂领洗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禄。他回国之后开始秘密传教活动。1791年12月23日，周文谟教士历尽艰辛，潜入朝鲜传教。朝鲜政府将天主教视为邪教，加紧不断逮捕处决教徒。为了保护广大朝鲜教徒的安全，周文谟向朝鲜政府自首。众多教徒和进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镛等人被处刑和流放。直到19世纪末开国时为止，朝鲜的统治者一直对天主教采取打击和压迫的政策。^[1]

随着西学东进，与其相对的朝鲜本土宗教东学兴起。1860年崔济愚以对抗西学，即天主教的渗透，综合东方的有、佛、善三教，同时援用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主动应对外国势力的渗透，创立了东学。1863年教祖崔济宇被处决后，第二代教主崔时亨在1880年代初出版了《东经大全》《龙潭遗词》，将教义体系化,实施包接制，加强了教门的组织。东学思想的要体是以人乃天为象征的平等主义。忍耐天是第3代教主孙秉熙概括了崔济宇的“天心即人心”“天人如一”和崔时亨的“事人如天”的思想的表达。^[1]

东学所包含的反外国主义和反侵略的民族主义、否定身份制的平等主义、后天开壁思想中出现的现实否定的革命思想等作为1894年东学运动的思想背景。而且东学的教团组织在东学运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用。东学在1905年被孙秉熙改名为天道教，反对的李容九在1906年创立了侍天教，分为两派。^[1]

朝鲜王朝宫廷音乐机构创作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1]

盘索里是朝鲜王朝时期发源于全罗道的一种朝鲜传统曲艺形式。盘索里表演时一人坐以击鼓，一人立以说唱。盘索里以唱为主，说为辅，说唱结合。歌者演唱时一人多角，甚至要模仿天地间的各种声音。盘索里有东便制、西便制和中高制三个流派。^[1]

18世纪中叶，盘索里在朝鲜半岛南部已经广为流传，并在朝鲜宫廷演出。18世纪末期，盘索里已经发展成为整个朝鲜半岛富有独特民族风味的说唱艺术。19世纪上半叶，盘索里开始进入了名唱时代，出现了权三得、宋兴禄、廉季达、牟兴甲、申万叶等“前期八名唱”，19世纪上半叶又出现了朴裕全、金世宗、李捺致等“后期八名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盘索里进入以宋晚载、李东伯、刘性俊等人为代表的“五名唱时代”。20世纪初，盘索里与西洋舞台剧相结合的唱剧在朝鲜半岛出现。^[1]

朝鲜时代，戏剧主要演于乡傩nuó（傩礼）、中国使臣接送、闻喜宴、水陆斋、盂兰盆斋、官办活动、邑祭、洞祭与士大夫家宴上，而至朝鲜后期，流浪艺人集团辗转民间，作形式多样的演出。此外，还在举办各种国家庆典与地方官府活动时也进行演出。其戏一般被称为傩戏、傩礼、傩、山台傩礼、彩棚傩礼、杂戏、百戏、歌舞百戏与山台戏，归根结底皆属于散乐百戏之类。^[96]

传统戏剧朝鲜时代宫廷、地方官府、民间所演傩礼的情景从成倪《观傩戏》诗与《慵斋丛话》、朝鲜中期李荇xìng等奉命编的《新增东国舆地胜览》、朝鲜后期洪锡谟《东国岁时记》、固城府使吴宏默《古城丛锁录》与《咸安丛锁录》、朝鲜学者金日出的田野调查等资料中约略可见。^[96]

朝鲜时代的画主要是身份低的画员画的，但两班中也有作为爱好画画的人。传记的画有很多肖像画，是两班们为了纪念自己的成世。两班的画大部分是山水画，是北宗画系的画风。初期的主要画家有世宗时期的安坚、崔京、姜希顔、中宗时期的李上佐等。如安坚的主要代表作《梦游桃源图》。但是在16世纪，朝鲜出现了李岩、申师任堂、金禔zhī等一批擅长画花、鸟等动植物的画家，在画法和意图上开始强烈地表现出韩国的特征。而且后期从北宗画变为南宗画，表现出韩国特征的倾向浓厚。另外，在电气的现实画风中重视韵味，以水墨画为主的文人画风广泛流行。^[1]

进入17世纪后，随着实学的兴起，出现了真景山水画、风俗画等现实主义的画风。郑敾是真景山水画的代表性画家，代表作《金刚全图》。以现实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在18世纪达到顶峰，出现了金弘道、金得臣、申润福三大风俗画家。大多数风俗画以奴婢、农夫、手工业工匠、妓生等社会底层人物为主角。^[1]如金弘道的《团圆风俗画册》上的画，涉及瓦基、客栈、洗衣场、织位、水稻打谷、午餐、铁匠、射箭、井边、捕鱼、摔跤、水稻打田、稻田、西塘、武洞、高努游戏、切烟、蹄铁钉等。大部分以老百姓从事日常生活或生计的样子为素材。^[1]

书法是两班的必修教养，在早期流行赵孟頫的字体，到中期开始流行王羲之的字体。被誉为书法家的安平大君是松雪体，中宗时期的金九是王羲之字体模仿的最好的，还有草书大家杨士彦、楷书大家韩濩合起来称为朝鲜前期书法的四大名家。后期金正喜摆脱了中国书法的模仿，开拓了秋史体。^[1]

天文和气象与农业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在朝鲜备受关注。1442年，朝鲜王朝制作测雨器调查了全国的降雨量，这比西方首次发明的意大利卡斯特里的测雨器早约200年。朝鲜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发明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guǐ、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七政算内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

18、19世纪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金正浩的实际测量地图《大东舆地图》和历史地理具有代表性，历史地理由郑若镛yōng等实学历史学家取得了很多发展。取得更大发展的领域是地理。包括李重焕的《择里志》在内的人文地理发达的同时，与国家统治有关的邑地也包括了人文地理的内容。^[1]

朝鲜地理学家金正浩收集了很多学者关于地理的著作及地图，作了深入研究，1834年完成《青丘图》二册。后来，他遭到当时政府两班官员的迫害，通过克服一切困难，历经27年走遍朝鲜全境，实地调查后，测定了全国八道的山川地形，终于在1861年完成并发行《大东舆地图》。这幅地图于1864年再版，同年编纂了《大东地志》十五册。《大东舆地图》把朝鲜全部地域横分为22段，每段120里，图面用16万2千分之一的比例尺表示，作出十里方眼，使之可以测定距离。图面画有山脉、河流、兵站、仓库等11600个项目。这幅地图在根据现代测量制定的5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未出版以前，是一张最准确的朝鲜地图。^[97]

朝鲜王朝与明朝使节往来频繁。其中朝鲜使节来华多有医官相随。中国医事制度、医药著作、医生、药材以各种形式或途径被输往朝鲜朝。这一时期中韩医学家曾举行过国家级的学术研讨；朝鲜朝推行“乡药化”。1431-1443年间，卢重礼、俞孝通、朴允德等奉世宗之命以《乡药济生集成方》为蓝本，借鉴中国和朝鲜本国医学书籍编撰了朝鲜医学史上的首部集大成的著作《乡药集成方》。世宗时期，朝鲜还对实用性较强的中医方剂学进行了整理，为吸收和同化中国医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445年，世宗又命金礼蒙等编纂了另一部大型医学著作《医方类聚》。该书共365卷（现存仅262卷）历经朝鲜世宗、世祖、成宗三朝，耗时十余年于1465年最终刊印，引用中国医书153部，其中包括40多部中国已佚的古医书。^[98][99]

燕山君之后，乡药医学开始逐渐衰落。壬辰倭乱期间，众多无辜百姓死于疾病。当时朝鲜传统医学，中国宋、金、元时期医学，以及刚刚传入的明朝医学等种医学混合在一起，十分混乱。李昖于是命许浚编撰新的综合医书，纠正错误理论和处方，并选取正确的处方。1610年，朝鲜医家许浚用中文分类汇编成《东医宝鉴》，23卷。该书分内景篇、外形篇、杂病篇、汤液篇、针灸篇5大部分。选方实用，收载15类1400多种药物。继《东医宝鉴》之后，韩国又出现了不少医书，如康命吉《济众新编》。1901年，医家李济马根据中国《灵枢·通天》五态人之说，撰成《东医寿世保元》，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四象医学理论体系。^[98][99]

朝鲜王朝的社会基本上是身份社会。朝鲜王朝的身份制度由“两班、中人、良人（平民、常民）、贱民（奴婢）”4种身份构成。^[100][101]

两班是具有身份特权、垄断政治权力和学问、不承担“赋役”的特权统治身份。中人是主要从事技术工作，或担任中央政府的基层行政官吏和地方的乡吏的中间身份。良人主要承担农业生产，是有“赋役”负担的平民身份。这种人从法律上和“贱人”对比，称为“良人”；和“两班”对比，称为“常人”，是朝鲜王朝时代人数最多的重要的身份。贱人主要由奴婢构成，身份上隶属主人，承担生产或供使唤。

朝鲜王朝时期实行农本主义，将儒奉为国教，排斥佛教，用牛、猪、样侍奉祖先。每餐都有5种准备莱肴的方法，筵席则更讲究。皇室成员才享用得起12道菜肴，贵族阶层可用7-9道菜肴，而一般人则限用3-5道菜肴。其中包括米饭、汤、腌菜等，而且至少还要包括3种以上的蔬菜、两种烧烤食物，另外还有2种以上的调味品。^[102]通过同日本的南蛮贸易而传鲜的辣椒，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作为肉食中的必需品的胡椒。辣椒与原来的咸菜融合，形成了现在的泡菜。同时，又产生了用辣椒制作的辣椒酱。^[103]

1910年，由于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而导致的日韩合并，否定了韩国固有文化，全部实行日本化。街上出现日本料理店、餐馆、咖啡店等。在此以前，大量使用了在韩国视为贵重食品——砂糖的鸡素烧、针在、安盼等等日本料理，也进入韩国。另外欧殿、乌冬面、阿那后、打西、畦qí单巴西等的食品也延续下来。^[103]

朝鲜王朝建立后，以儒教为国教，因此官服多采用明代服饰。^[104]朝鲜王朝王族服饰包括冕服、朝服、常服，百官冠服包括朝服、祭服、公服、常服。朝鲜王朝王妃服饰包括礼服和常服。朝鲜王朝前中期王妃的常服主要为团衫、露衣、长衫、鞠衣和圆衫。^[105]朝鲜王朝各个时期都制定了相关黄色、白色、 红色、紫色等色的禁制，为了凸显统治阶级的身份地位。朝鲜后期，经历自然灾害与社会压迫，朝鲜人民的服饰主要以黑白或素色居多，由于资源匮乏，人们多身着无色布料服饰。^[106][107]

朝鲜时代服饰的特点，具有身份等级阶层的特点，特别是朝鲜后期，有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位制，服饰有严格的等级身份。朝鲜王朝时，宫中服饰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基本都是从中国进来的翟衣，兹衣、长衫、华衣、唐衣裙子等。从服饰的纹样来看，宫中男礼服上的纹样，多数都表明身份，女礼服，除了王妃的有龙的纹样外，多数是植物纹样和吉祥语纹，表示吉祥、友谊。大约在朝鲜王朝中后期，衣服开始有向高腰襦裙发展，尤其女性上衣越来越短。经几百年的演进，在十九世纪进本定型，才是近现代所看到的民族服装。^[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