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役

萨尔浒战役是发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二月到三月间，明朝与后金在萨尔浒^[注1]及附近地区与明朝军队发生的一场战役。^[3]

努尔哈赤自起兵后，经过几十年的攻占，逐步统一女真各部。^[4]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5]并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正月攻下明城抚顺、清原。^[6][7]

明廷为了安定辽东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集结约十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分四路征讨后金。^[8]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凭借“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战术在萨尔浒等地五天时间击败三路明军。^[9]战后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10余人，丧失骡马2.8万余匹，损失各种火器两万余支。^[1]

此役明军损失殆dài尽，后金大胜。从此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再无还兵之力。从而改变了辽东军事格局。^[10]战后礼部尚书何宗彦评价：自此辽东何将可战，何兵可守，何险可据，何援可凭。都城岌岌乎。^[11]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祖父十三副遗甲起兵，经过5年时间到万历十六年（1588年）逐渐统一建州各部，势力不断壮大。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于努尔哈赤日益强大使得海西四部^[注2]深感不安，随即联合蒙古三部^[注3]和长白山二部^[注4]，九部之兵三万人共伐建州。努尔哈赤以：乌合之众，其志不一，败其前军，军必反走方略。斩杀叶赫布斋，俘虏乌拉布占泰，赢得此役大胜。^[12]此役后海西四部不敢再主动进攻建州，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先后统一哈达、辉发、乌拉。^[4]

八旗制度起源于女真族社会狩猎生产组织。牛录真额原是狩猎时十人的首领。随后演变成官名。^[13][14]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征战中，努尔哈赤的军事实力日益扩大，于是在牛录组织上有了“旗”（固山）的建制。八旗制度是全民皆兵，兵民一体。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行政组织。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八旗最小单位为牛录，设牛录额真一名,下辖300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最初只分黄、白、红、蓝四色旗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为八旗。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亲自统领两黄旗，其他各旗分别有其子孙亲侄担任旗主。八旗对战争所得战利品进行均分，努尔哈赤通过八旗制度将女真各部严密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和战争。^[13]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东自东海，西与明边接壤，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修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又称兴京。^[15][5][16]

明朝到嘉靖时期，朝政日益腐败。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明廷凭借开海、赋税等政策改革一度出现中兴局面。然而，随着张居正离世和明神宗亲政，朝政再度因诸多因素转向腐朽衰败。^[17]

自万历十四年起，神宗经常以身体不适为由辍朝，随后为多年不上朝，官员上奏不批不答、留中不发。官员出现缺员也不管不问，政风日下。^[18]

神宗生活奢靡，金银珠宝、日常膳食开销极大，并且大兴土木也导致了财力浪费。为满足奢侈生活，神宗设法聚敛财富。一是向衙门管理国库索要；二是派出矿监税使到各地搜刮。这使得百姓生活日益困难，经济萧条，也加剧了明朝的国库空虚和财政困难。^[19][18]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间，明神宗针对边疆的问题，发动了万历三大征。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明延为平定宁夏叛乱，耗费财政二百余万两白银；东征援朝，耗费七百余万两银；平定播州叛乱耗银约二三百万两。接连征战使得明朝耗费大量帑银。^[20]

明朝对辽东各部的统治实行的是“分而制之”的策略，使各部落各自牵制，人自为雄，而不能使之统一。在建州和海西各部之间制造矛盾，支持乌拉侵犯建州，怂恿yǒng叶赫与努尔哈赤为敌。^[16]

并且还对建州进行经济封锁，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停止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马市使建州在经济上遭受极大损失。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又向建州强取世代耕种的柴河等地。并且不许他们收获已种的庄稼。^[5]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一月，努尔哈赤对众大臣宣布：今岁必征明。同年4月13日，以七大恨祭天，历数明廷对其罪状，率步骑兵二万，分两路征明。一路攻占东州（承德县东南一百余里）、吗哈丹（赫图阿拉城西南二百余里）二堡；努尔哈赤亲率一路军攻打抚顺，抚顺守将李永芳投降。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派总兵张承荫率军一万救援，遇后金埋伏，全军覆没。七月，努尔哈赤又从鸦鹘关攻打清河堡，明将邹储贤战死。后金在辽东的节节胜利，使得全辽震惊，也使得明廷震惊。明神宗决定打一场胜仗来挽回辽东颓势。^[6][7]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抚顺战役后，明廷启用李如柏镇守辽东，杨镐为辽东经略，又特赐杨镐尚方宝剑，赋予他处决总兵官以下各官权力。随即征全国大军，征伐后金。^[21][7]

经过9个月准备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天命四年）二月大军集结在沈阳。二月十一日誓师，约定在二月二十一日后出塞，在二道关会师。又因天降大雪，士兵无法前进，改为同月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农历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3][22]

根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记载“除朝鲜援军外，实有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明军各路人数如下：

方向将领兵力行军西路总兵杜松，副将王宣、赵梦麟，监军道张铨三万^[23]顺浑河出抚顺关北路总兵马林，副将麻岩，监军道潘宗颜一万五千（含叶赫兵）^[23]往开原合叶赫兵，出三岔口东路总兵刘铤，监军道康应乾，乔一琦监朝鲜军刘綎一万，朝鲜一万^[23]合朝鲜兵，出宽奠口南路总兵李如柏，副将贺世贤、监军道阎鸣泰二万五千^[23]往清河出鸦鹘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杨镐奏上“擒奴赏格”经兵部尚书黄嘉善复奏，明神宗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者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李永芳、佟养性等叛将，若能俘献努尔哈赤，可以免死。又诏令叶赫贝勒金台吉、布扬古若能擒斩努尔哈赤，将给与建州敕书并封龙虎将军、散阶正二品。若擒斩其馀努尔哈赤的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等，一律重赏并且封授世职。^[24][25]

当时杨镐派遣一名后金逃兵带书信给努尔哈赤，声称已集结四十七万大军，并告知发兵日期，企图恐吓努尔哈赤罢兵。^[26][8]

努尔哈赤得知明军将要进攻，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逐个击破。后金全军出动，每旗7500人左右，八旗作战人数约6万。^[26]

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派一万五千名役夫前往界藩修筑城池并派400骑兵保护，以据西路之军。^[8]

西南两路明军出动之时，已被后金侦察兵发现。努尔哈赤探知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路道险路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西路，南路由此前留守的500人进行防御。^[8][26]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八日，杜松率领军从沈阳到抚顺，在抚顺休整一晚。二月二十九日晚，杜松为抢头功，星夜列炬，冒雪疾行百里。到达浑河后，遂急命士兵渡河，但河流太急杜松军的车营枪炮并没有全部渡河。杜松自带前锋前进，攻克两个小寨。杜松大喜，三月一日乘胜直至萨尔浒谷口。杜松得知后金正在修筑界藩城（铁背山城），便将兵分为两部分。以两万人驻萨尔浒附近，自己率一万人进攻吉林崖（铁背山主峰）。^[22] 此时代善、皇太极带领的两旗援兵已经到了。代善与他人商议，派一千人支援吉林崖登山下击。剩下的部队分成两队，一面挡住萨尔浒的明军，一面夹击吉林崖。^[27]

努尔哈赤带着六旗兵赶到后，认为萨尔浒若破吉林崖的军队军心必然动摇，决定先解决萨尔浒的明军。此时天色已晚，萨尔浒的明军出兵列阵，后金军进行仰射。因后金军人数比明军多，努尔哈赤随即攻占杜军营垒。杜军得知萨尔浒兵败后军心大挫，此时吉林崖上的金兵从上往下攻击杜松军，支援吉林崖的金兵从后夹击，杜松军经不住两面夹击，随即兵败。杜松与王宣、赵梦麟全部战死。明西路军全军覆没。^[9][22][27]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一日夜，马林北路军得知西路军战败，急忙据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大约三四十里），围绕营寨挖了三条沟堑，将火器营部署在沟堑之外，派骑兵在外围保护火器营。监军潘宗颜另率一万人前往斐芬山；又有龚念遂(西路军将领，杜松部下)因浑河水深未能渡河。率领万余人在斡珲鄂谟，各距尚间崖数里，互为犄角。^[19][28]

次日，努尔哈赤得知马林已在尚间崖扎营率军北去，与龚念遂军相遇。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率领一千人专攻一个地方，明军大败，龚念遂战死。后金军到达尚间崖时马林正在排兵列阵，努尔哈赤登山观察发现明军寨内士兵刚与沟堑外士兵会合，急命骑兵步兵往下冲击，代善（努尔哈赤次子）、阿敏（努尔哈赤侄子）、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全部冲入敌阵。此时马林军心已失，只身逃走，马林部兵败。^[3][28]

努尔哈赤又进攻斐芬山，后金军下马仰攻，乘胜突入，潘宗颜军大败，全军覆没。叶赫部的军队约定来给潘宗颜助战，听说马林战败，便逃回去了。至此，北路军战败。三月二日夜，努尔哈赤率军返回赫图阿拉城休整^[6][27][29]

此前刘綎出宽甸进栋鄂路，此路道远路险，马不成列。到达深河，连克牛毛、马家两个小寨。后金留守的五百兵前去迎战被刘綎军包围，后金大败逃走，受伤五十余人。^[30]

刘綎军炮火精良，行军时都会带上鹿角，停止时便能列成阵势。努尔哈赤派细作伪装杜松军，拿着杜松令箭催促刘綎快点行军。此时刘綎不知西北二路军已败，未经详查，担心杜松独享军功。便丢下鹿角轻装急进。因为道路狭窄又将所率大军分为四军。^[9]自率前军精锐进入阿布达里冈（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刚开始布阵便遇到后金军。后金军也登入此冈，而且比明军登的高。后金军居高临下，向下冲击，这时从西侧又有一支后金军从西边攻击刘綎侧翼。刘綎军支撑不住随即战败，刘綎也力战而死。其养子刘招孙非常勇猛，徒手格杀数人也战死了。^[30][27][31]

此时监军康应乾及朝鲜军在富察一带开阔地扎营。刘綎军已败，后金乘势攻击康应乾部。明军发射火器御敌，突然狂风大作，明军发射枪弹反而击中自己营寨。明军大乱，随即被后金击杀殆尽。康应乾仅率百名骑兵逃脱，朝鲜军投降，乔一琦跳崖自杀。至此东路綎军也败。^[30][27]

杨镐得知西北二路兵马已败时，急命刘綎、李如柏军回师，此时刘綎军已深入300里，命令还没到刘綎就战败了。^[30]李如柏接到命令下令回军，后金哨兵二十人发现后，登山鸣锣，佯装大军追击。李如柏军大惊，混乱踩踏，伤亡一千余人。明四路大军仅南路军没有全军覆没。^[32]

根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记载，萨尔浒一役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战死将领310余人，丧失骡马2.8万余匹，损失各种火器两万余支。^[1]

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朝战争失败，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更加激化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夹击。此后明朝在辽东由攻转守，后金由守转攻。^[33]

萨尔浒之战之后，努尔哈赤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攻克开原，斩杀马林等；同年七月攻克铁岭；同年八月，征叶赫。杀叶赫首领金台吉、布扬古。叶赫亡。^[34]

此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又攻克沈阳。三月二十一日又乘胜攻下辽阳。^[34]辽阳既下其河东之三河、静远、新安、宽奠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35]

新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评：自从逆贼（努尔哈赤）降抚顺、克清河、败三路，士气高盛，锐不可言，当时他们怕关西发援兵，没敢轻易出兵。到开原、铁岭不战而降，懿蒲、辽沈不攻自逃，现在已经在策划夺取辽沈的计策了。^[36]

时任礼部左侍郎何宗彦评：自萨尔浒兵败之后，开原、铁岭也相继丢失。但有北关（叶赫部城池）在，还可以牵制努尔哈赤后方，辽沈还可以保住。想不到现在北关也丢了，辽东无法防守，都城也很危险了^[11]

《清史稿》评价：萨尔浒一役，大业已定。迁都沈阳，规模与周太王岐邑，周文王丰京相比都不需多让。^[37]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诗评：“铁背山头歼杜松 ，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38]

日本清史学家稻叶君山评：从此，明朝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增长，由防御转为进攻。^[16]

民国清史大家萧一山评：①金士卒仅伤数百人，而所获以巨万计。明清之兴亡，此役最大关键也。②综观此役，明军兵数多于后金，但分兵四路，势力必弱；杜松轻度浑河，再分兵力乃明师失败之最大原因也。要是使努尔哈赤分不清敌情也分兵拒敌，谁胜谁负还不好说。努尔哈赤即利用明分兵，而自己则以合克之，此其所以致胜也。^[2]

现代清史专家李鸿彬评：①萨尔浒之战，关系到后金是否能生存下去，明朝能否在辽东统治下去的关键一仗。②从此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再无还兵之力。辽沈等城，皆置于后金的兵锋之下。并且因兵败带来的赋税转嫁到人民身上，导致农民起义大爆发。③萨尔浒之战戮穿了明朝这只纸老虎，从此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转向辽东，矛头直指明王朝。^[10]

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黄嘉善上奏说杨镐称：后金精兵约六万余，而辽东全镇兵力不过六万。城堡、驿站、差拨外，仅二万余，又各有防守的事情。蓟jì镇援兵三万余，选调七镇兵马一万六千；蓟镇各营路兵丁数千；召募新兵二万；这些加起来不到八万。刘綎说调马步兵丁二万，但其中有些人需要裁撤，最后征调官兵共九千八百二十九名。^[39]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杨镐称：在阵地上很多人都看见后金军约有十万，应以十二三万人可以抵挡。但我们只有七万余人，怎么能打得过。^[40]

这两条材料所记明军兵数相差不多。兵数差别是前者是当时商议调派人数，后者为实际调派人数。因为明朝军备松弛，饷馈缺乏，从各地征调军队有很大困难。抚顺失陷后，明廷立即决定反击，但等到各地兵丁集辽东，正式分兵四路进攻兵金，已是将近一年之后的事了。^[41]

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各路除丽兵外，主客出塞官军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42]

清朝史书记载大都以《武皇帝实录》之说为二十万，号称四十七万。 明军二十七万，号称四十七万。此一说仅见于《满文老档》。^[42]

据孟森《三朝辽事实录评》：王在晋是当时的人也在这个事件之中，而且后期也被任命过辽东经略。记录相对可信。^[42] 另外《明经世文编》收录当时蓟辽总督薛三才的奏疏中明确记载:《清奴议兵食 第一疏》记载：调募之兵大约不下十二、三万人，内以三万人联络东西，专备御虏之用，征剿奴者，可得十万人。《清奴酌议兵食 第二疏》记载：“并北关、朝鲜之兵亦在数内，实止得八万耳。” ^[42]

根据陈涴、李广廉、李世愉的研究认为，明朝实际出兵兵力应在八万左右，加朝鲜和叶赫军，共计十万左右。清朝所记录的数字都有所夸大。^[41][42]

后金兵力一般著述都说是六万，系推算得来。设牛录额真一名,下辖300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每旗7500人，八旗兵员正是六万之数。萨尔浒之战前，杨镐等明朝将官所了解到的“奴酋精兵约六万余”的情况当也是如此估计之数。^[42]

《满文老档》卷六记载：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八旗的十万兵出征尼堪(指明朝)。此时是萨尔浒之战的前一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但同书同卷又记(占据抚顺后)令六万士兵率降民及所得归国，努尔哈赤和各将领带着四万军在大明边境安营。^[41]

努尔哈赤以明军大举来攻，关系到后金存亡，必然要出倾国之力应对。《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杨镐称：在阵地上很多人都看见后金军约有十万。^[40]

《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八十，熊廷粥《敬陈战守大略疏》:努尔哈赤现在已经自建年号，兵力已近十万。《三朝辽事实录》卷一：后金兵力日益强大，每与八旗主登山，密谋商定，兵力近十万。^[41]

李广廉、李世愉认为，后金投入萨尔浒战役的兵力当在十万左右。这个数字，不仅包括作为基本军事力量的八旗兵丁，还包括名为精锐内兵，也包括作为辅助兵力、随八旗兵丁出征、专为抢掠财物的家奴。^[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