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

关学，又称“横渠学派”^[注1]，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由北宋张载创立。因为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所以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关学”。^[1]关学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佛道思想，以“气”为核心范畴，^[4][5][6]主要思想有太虚即气、^[7]穷神知化与穷神尽性^[8][9]、民胞物与等。^[10]除了张载以外，代表人物还有苏昺^[11]、范育^[12]、吕大钧^[13]、吕大临^[12]、李复^[11]等，代表著作有《正蒙》《西铭》^[14]《关学编》^[15]等。

北宋建立后，因为中央集权制度，不抑土地兼并等政策，导致阶级矛盾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寻求一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稳定政权。^[16][17]而此时的儒家，因为佛教道教的势力冲击，已经逐渐没落，一大批儒家士大夫为了改变儒学疏于哲理的缺点，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学派，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18][19][20]关学创立后，门人弟子众多，一度非常兴盛。然而，张载去世后，其弟子游师雄、李复等人，保持了关学涣然鲜明的特色。另外一些弟子如苏昺、吕大临、吕大钧等，转投二程门下，受二程的影响，思想逐渐“洛学化”。^[21][22]“靖康之乱”爆发后，关学传承几乎中绝。及至明朝中期，关学有所复兴。清朝后期，关学受到了新学及其他学说的影响，完成了近代转型。^[22]

关学主张“天人合一”，把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进行了贯通和融合，成功打破了汉唐儒学“天人二本”观点的局限，确立了“性与天道合一”的理学核心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3][24]不仅如此，关学还走出国门，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26]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注2][27]

关学，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由北宋张载创立。因为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讲学，所以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为张载是北宋凤翔郿méi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人称“横渠先生”，所以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为“横渠学派”。^[1]

北宋建立以后，因为生产技术的提高，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的繁荣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北宋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发展，阶级及阶层都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对官僚地主实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免征赋税”等等优容的政策，既鼓励了官僚地主大肆地兼并土地，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财政负担，使贫富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时，朝廷税赋收入减少，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改革家感受到因为土地兼并带来的严重社会分配不公，而造成了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提出了平均土地的“平土”、恢复“周制井田”、恢复“三代之治”等主张，封建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寻找解决治世的思想，关学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诞生的。^[16][17]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为了防范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收回了地方上的兵权、财权及司法权，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为思想学术的繁荣打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然而，这些措施虽然巩固和稳定了北宋王朝的统治地位，但因为政权机构臃肿，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等弊病，统治者过于防范武将，严重削弱了军事力量，范仲淹、王安石等官僚士大夫想要革除这些弊病，采取了“庆历新政”“熙宁新政”等变法行动，统治者迫切需要寻求一套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稳定政权，而以“北宋五子”^[注3]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也想寻找新的思想，为稳定社会秩序提供理论依据，关学就是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展而成的。^[16][17]

自汉唐以来，儒家注重章句注疏之学，严重束缚了儒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之后，佛教、道教由于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扶持，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而因为社会动乱，文人士大夫认为儒家学说无益于天下，导致玄学盛行，儒家经学逐渐没落。唐朝时期，以柳宗元、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发起了“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强调文学应当承载并阐明儒家之道。^[18][19][20]

宋朝时期，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疑经风潮，对儒家经典进行怀疑、否定和批判。怀疑经传引起了思想界重新研究儒家经典的兴趣，并逐渐形成了“摆脱章句训诂gǔ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的解经方法，“义理之学”应运而生。欧阳修、范仲淹以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等人成为“义理之学”的先驱，开创了北宋的学术先河。为了改变儒学疏于哲理的缺点，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哲学思想方面，吸收了佛教的心性之学和思辨哲学，吸收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使之丰富和发展儒家学说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关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19][20][18]

北宋中期，因为欧阳修、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先后产生了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王安石的新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苏轼苏辙兄弟的蜀学等等。^[18][20]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经过多年的苦思，形成了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的学术体系，并且创立了以“气”为核心范畴，以“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为总纲的关学思想体系。^[4][5]

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21][22]

张载去世后，其弟子如苏昺、吕大临、吕大钧等人，转投二程门下，致使关学一时冷落下来。虽然他们继承了关学“躬行礼教”的特点，但受二程的影响，开始转为“涵泳义理”“空谈心性”，逐渐“洛学化”。但另外一部分弟子如游师雄、李复等人，则保持了关学涣然鲜明的特色，但影响有限，声名远不及吕大临等人。^[21][22]

“靖康之乱”爆发后，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由于连年战争，导致经济残破，民生凋敝，导致北方文化整体衰败，出现“儒术为之中绝”的局面，关学的传承也就此中断。元朝统一中国后，理学开始复兴，程朱理学逐渐得到了官方的推崇，张载的关学几乎被遗忘。这一时期，只有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极力倡导关学的精神。他们祖孙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讲学为生，弘扬张载一贯主张的实学风格和为人“气节”。杨氏三代的努力，使关学在元代“一息尚存”，也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注4][22][28]}

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明朝中期，以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杨爵、王之士等人为代表的“三原学派”，既宗程朱之学，又反思程朱之弊，还继承了张载“以礼为教”的思想，并且在天道论、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多个层面对张载思想予以吸收和传承，关学开始复兴。明朝后期，在程朱理学、阳明学、新学、西学的影响下，以冯从吾为代表的甘泉学派，以及以王徵为代表的关学别派，继承了张载关学的学脉学风，并且兼容并蓄了其他多个学派的思想，关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22][28]

明末清初战乱时期，中国再次经历了以“夷”代“夏”的朝代更迭，这对汉族儒家士大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开始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出现了经世致用等思潮。^[29]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二曲学派”，在传承张载关学的同时，综合程朱陆王各派学说，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清朝后期，以刘古愚为代表的“古愚学派”，受到了杨屾“明道事功”的影响，在传承张载关学的同时，吸取了阳明学、康有为新学思想，完成了关学的近代转型，为关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2]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太虚”是无形之气，是气本来的、原始的存在状态，气与太虚同实而异名，就像冰凝释于水，只有形式上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气有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是聚为有形的万物，一是散为无形的太虚，气是产生万物的“一本”，其扩散形成千差万别的万物，万物毁坏以后，又返回气之本体中。气是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宇宙本体，是永恒不动摇的真实存在，不会被消灭，万物是由气化生的所有物，会因为条件的改变有不同的变化，或生或灭、或存或亡。宇宙中只有“有”，没有“无”，可见之物是有，目力不可见之物，也是有。世界是物质存在的有的世界，而不是空无寂静的无的世界。^[30][7]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感”即交感、感应，是指对立双方在运动变化时的相互吸引和排斥。由于存在着“感”，万物才能产生，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才能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万物皆由气构成，气有阴阳，阳气的性质是浮、升、动，阴气的性质是沉、降、静，而由于阴阳二气不同的性质，才会形成气的屈伸、往来、升降、动静、聚散等不同变化，通过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千差万别的事物产生相互感应而成为统一体，太虚“无所不感”，“感”使天地万物和谐地统一起来。^[7][31]

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着相互感应的现象，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一物两体”，所谓“一”，即气的本然状态“太虚”，所谓“两”，是指“一”所包含的对立双方具有的“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等。气是一，是一个统一体，阴阳是两，是成为对立物的两个方面，两与一，既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阴阳是万事万物发展、运动、变化的根源和动力，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所聚合而成的矛盾和合体，因为阴阳二端对立斗争、交互结合，才促使事物运动不止，变化不已。^[7][32][31]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气的运动变化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一种是迅速的、显著的变化，能够被人们所察觉到，叫做“变”，一种是缓慢的、不显著的变化，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叫做“化”。变与化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化是变的前提和准备，变是化的最终结果，变与化循环不已，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生生不息。在阴阳二气交感变化过程中，会产生“动”与“静”，动与静各有自己遵行的原则，动中有静，静中亦有动，动与静相互渗透，相互蕴含，没有绝对的动与静，动是静中之动，静是动中之静，一动一静是宇宙不变的法则。^[31]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性”包括了人性和物性，认识了人的本性，也就认识了物的本性。人之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是善的来源；人生下来之后的性，即“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人们由于气质之性的蒙蔽、堵塞，而使本然的善性不能发挥，所以表现为恶。为了恢复先天本然的善性，就必须排除物质欲望的蒙蔽、堵塞，变化气质之性，返回本然的善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是“集义养气”，要存心用敬，集义养浩然之气，即克已复礼，去恶集善。集义、养浩然之气是一个常积不息、不可懈怠的培养过程，不可急，不可断，才能达到圣贤君子气象。^[33]

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是体现天理的；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是体现人欲的。张载认为，天理是一切善的思想和行为，人欲是人们正常合理的物质需求，但当人们过分追求人欲时，则会伤害天理。他提倡“立天理”“灭人欲”，主张克制自己的欲望，从而恢复天地之性的原本状态，实现人性的完满，重建社会秩序。^[34]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张载把靠耳目闻见得来的知识，称之为“见闻之知”或“闻见小知”，把超闻见与生俱来的先天知识，称之为“德性之知”或“天德良知”。闻见之知是接触事物后天学到的知识，所知有限，德性之知是先天固有的，所以是无所不知。能够掌握德性之知的人就是“上智”，安于“见闻之知”的人就是“下愚”，上智和下愚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是做上智还是做下愚，在于对知识的态度。张载认为，求知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自满自足是求知过程中的大忌。^[35][36]

张载认为，一切有实践经验的人，都是各自领域内的专家，求知者应该向他们学习，所得到的知识应当到实践中去判断是非真伪。践行与事实高于认识与知识，不能或不去实行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只有去实行，才能把知识与有形有象的实事结合起来，验证知识的可靠性与实用性。^[35]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神化”指的是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和作用，它代表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万物恃之以生，人性由之以成。“穷神知化”就是要穷究事物的神妙，认识事物的变化，把握事物变化的过程、法则和道理，是人的主观精神和气化流行之天德合一的境界。张载认为，穷神知化的境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即认识和把握气化万物的过程和规律，才能穷尽物理。第二个阶段是“穷理尽性”，指的是知天知人，以达到与“天性”的合一。第三个阶段是“穷神知化”，指的是认识和顺应阴阳二气的变易法则，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一体的“天人合一”境界。穷神知化既是认识的极致，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8]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三个不同等级但又互相连接的认识修养阶段。“穷理”是第一个阶段，指的是穷尽体现在万事万物中的天理，万物是“天理”的承受者，每一事物都蕴含着天理，所以穷理必须接触万事万物，逐渐达到对天理的体验；“尽性”是第二个阶段，指的是穷尽人所禀赋的道德品性，尽得自身之性后，便尽了他人之性及万物之性；“至于命”是第三个阶段，就是通过穷尽天理天性，而达到对天命的最终体悟。张载认为，“穷理尽性”和“尽性穷理”是两种不同的认识修养途径，穷理的结果使人“明”，尽性的结果使人“诚”，由明至诚，是先穷理而后尽性，由诚至明，是先尽性而后穷理。完成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个过程之后，人的精神世界便产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一个所谓至诚至善、无思无虑、无私无欲，排除了“意、必、固、我”的主观习俗，上与“天性”同一，下与万物通贯的最高境界，谓之“中正”。^[9]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礼”是宇宙法则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集中表征。张载认为，礼本原于太虚，是宇宙秩序的体现，是“理”与“天理”的等同，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准则，与人的内心及其情感相一致。实现社会教化的途径就是“以礼为教”，即使人们自觉地学礼、知礼并依礼而行，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都符合礼的要求，从而养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秩序。^[37]

在关学的思想体系中，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张载认为，人与万物都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在天地面前，人类都是同胞兄弟，万物都是人类的同伴和朋友，所以每个人都要尊重和慈爱他人，也会受到他人的尊重和被爱。每个人都应该仁爱忠孝、尊老慈幼，帮助“疲癃lóng残疾、惸qióng独鳏guān寡”等弱势群体，百姓应该服从君主的统治，君主也要爱护百姓。另外，张载认为，人的生死实有其本有的特性，如同器物的成毁一样，也源于“气化”。人应该正确地理解人之生死，既不为生死寿夭而苦，也不为贫贱忧戚所累，而是在自己有限的人生，持守天性之性，践行天地之仁，担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达到“存顺没宁”的人生境界。^[38][10]

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因旧居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思想家、关学的创始人、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张载出身于官宦世家，少年丧父，喜谈军事，曾经上书给主持西北军备的范仲淹，有意从军建功，但范仲淹鼓励其学儒，后遍读儒家、佛教、道教经典，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考中进士，之后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著作郎、崇文院校书等职，政绩显著，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辞职回到横渠镇，讲学教书，创立关学。著有《横渠易说》《正蒙》《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均收录于《张子全书》中。^[39][40]

张载哲学上创建了“太虚即气”的宇宙本体论，认为人的知识有“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把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批判佛教、道家关于“空”“无”的观点，主张“天人合一”，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把天地比喻为父母，认为人人都是天地所生，可谓同胞，以君位乃“天之所命”，肯定君权的正当性，反对暴政，提倡“存顺没宁”的人生态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试图以“井田”来限制土地兼并，以“封建”来调整中央集权制度。张载是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9][41][42]

苏昺bǐng，亦作苏昞bǐng，生卒年不详，字季明，北宋邠州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人，世称武功先生，历任邠bīn州教授、太常博士等职。苏昺师从张载，深得张载器重，张载去世前，将自己一生言论精要著成《正蒙》一书，交付苏昺，苏昺仿效《论语》《孟子》体例编订为17篇，每一篇取第一句前两字为篇名，并作《正蒙序》，张载去世后，苏昺转而师从二程，但仍然坚守张载的“躬行礼教，务为实践”的学风，崇尚学贵有用，反对空言心性。^[11][43]

范育，生卒年不详，字巽xùn之，北宋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出身于官宦世家，中进士后，历任泾阳县令、崇文校书、监察御史里行、知河中府、枢密都承旨、知熙州、户部侍郎等职，久在边锤，关心民间疾苦。范育是最早拜入张载门下的弟子之一，一生追求经世致用实学，遵守倡导“躬行礼仪”的关学学风，主张用《大学》的“诚意”“正心”来治理国家。著有《正蒙序》《吕大临先生行状》等。^[44][12]

吕大钧（1031年－1082年），字和叔，世称京兆先生，北宋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吕大钧中进士，之后历任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搏务、光禄寺丞、三原知县、王宫教授、凤翔府宣义郎、鄜fū延路转运司从事等职，著有《天下一家赋》《吕氏乡约》《诚德集》等。^[13][45]

吕大钧与张载同时中进士，又是好友，但他十分推崇张载的为人和学说，不顾与张载的同年关系，拜张载为师，执弟子之礼，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此后张载的弟子才日渐多了起来。吕大钧继承了张载“躬行礼教”“务为实践”的学风，发挥了张载的“民胞物与”“以礼为教”思想，“率乡人”作乡约乡规并付诸实践，促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尤其喜欢讲明井田、兵制，认为治道必自此始，为关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3][45][42]

吕大临（约1046年－1092年^[注5]），字与叔，北宋京兆蓝田（今陕西蓝田）人，号芸阁，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等职。吕大临少年时师从张载，张载去世后，拜入二程门下，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著有《易章句》《大易图象易传》《论语解》《孟子讲义》《老子注》《西铭集解》《横渠先生行状》等。^[46][47][12]

在哲学上，吕大临从关学“精思力践”向洛学“涵泳义理”“空谈心性”转化，认为“道”和“天理”是“寂然不动，虚明纯一”的，“道”和“天理”落在人心中，就成为了“良心”，这“良心”与天地相似，与神明为一，此所谓“我心即天心”，“良心”不为外物所动，不为物欲所迁，此所谓“正”，要使“良心”持正，必使之“如鉴之明，不蔽以垢”，故“良心所发，莫非道也”。受关学影响，吕大临仍然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保持着“学贵有用”“务为实践”的笃实学风，他继承并阐发了张载的“民胞物与”说，曾作《克己铭》，主张“凡厥有失，均气同体”，为关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6][47][12]

李复（1052年－1128年^[48]），字履中，祖籍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后迁至长安，世称潏水先生，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考中进士，历任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熙河转运使等职，金人进攻关中，宋高宗不顾李复年老而且身患重病，强命其知秦州，因空城无兵，而以身殉国，著有《潏水集》。^[11][49]

李复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学说，认为“太极”就是“元气”，“元气”是产生万物之本，而震雷、星云、节气、月食、律吕、郊社、礼乐等一切自然现象及人文现象，都属于“自然之理”，他发挥并推进了张载关于“动静”的辩证思想，主张“动静一体”“相依不离”，认为“动静之理，一体而未尝离。静自有动，虽动而静在其中矣”，是张载关学思想的重要传人，对关学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49]

濂学，以北宋周敦颐为代表的学派，也称“濂溪学派”，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周敦颐曾筑书堂于庐山莲花峰下小溪旁，取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故居濂溪以名之，故名。周敦颐揉合儒、释、道之学，利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和儒家的哲学观念，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理论阐释，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和“诚”本说的思想，在北宋濂学不显，在南宋经过朱熹等人的提倡，周敦颐地位得到提高，成为了“道学开山”。代表人物有程珦、周文敏、傅耆等，代表作品有《太极图说》《通书》。^[50]

洛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学派，又称“伊洛之学”“河洛之学”“中州正学”，^[51]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为二程是洛阳人，又在洛阳讲学，后世便把他们创立的学派称为“洛学”。^[52][53]洛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54][18]主要思想有天理论、泛神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理欲观、圣人观等。^[55][56]除了二程以外，代表人物还有杨时^[57]、谢良佐^[58]、游酢^[59]、吕大临^[46]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60]《伊洛渊源录》^[61]《洛学编》^[29]等。

洛学创立后，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卷入“洛蜀党争”，一度被禁。^[62][63]南宋时期，二程弟子在中国各地传播洛学，洛学演变出了道南学派、涪陵学派、湖湘学派、永嘉学派、吴学派、闽学派等，这些学派由于受程颢和程颐思想学说异同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事功之学三大学派。^[64][65]元、明时期，洛学稍有发展，及至清朝时期洛学有所复兴，在发展的同时，还涌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清末民初，洛学受到了“西学”“新学”的冲击，一些学者将洛学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产生了新的哲学体系。^[66][67]

闽学，指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又称朱子学、^[68]考亭之学^[注6]、紫阳学派、晦翁学派，^[69]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70]。因朱熹出生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县），又长期在福建居住、著书讲学，故学派称为“闽学”。^[69][71]闽学是朱熹在北宋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和“太极”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学派，^[72][73]主要思想有理气观、^[74]心性说、^[75]格物致知论等。^[76]除了朱熹以外，代表人物还有蔡元定、^[77]黄榦、^[78]陈淳、蔡沈、^[79]陈埴zhí、魏了翁、真德秀、^[80]叶味道^[81]等，代表著作有《近思录》^[82]《四书章句集注》^[83]《周易本义》《考亭渊源录》^[84]等。

闽学创立后，因为朱熹得罪了外戚韩侂胄，一度被禁。^[85][86]朱熹病逝后，一部分闽学学派门人纷纷开始了存统卫道活动，演变出了西山蔡氏学派、勉斋学派、沧州诸儒学派、潜庵学派、木钟学派、南湖学派、九峰学派、北溪学派、广平定川学派、鹤山学派、新安理学等闽学分支学派。^[69][87]南宋末期及元、明、清时期，闽学成为官方哲学，稍有发展。^[88][89]清末民初，闽学不仅受到了“西学”“新学”的冲击，还因为其中“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思想，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群众，摧残和吞噬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心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90][91]

程朱理学指的是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70]程颢hào、程颐融合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理论骨架，通过体贴天理，建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的洛学学派。^[20][54]二程弟子杨时将洛学传到福建，经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加以传承、发挥，朱熹在程颐洛学的基础上，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生成论、邵雍的象数论以及张载“气”的学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从理论的深层面上完成了“理”或“天理”学说的系统化哲学化论证，丰富了洛学的天理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建立起了一个“以理为本体”的闽学学派。^[92][93]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被统治者立为官方哲学。^[55]

陆王心学指的是以南宋陆九渊与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等洛学传人，继承了程颢的“心是理”“万物一体之仁”“穷理尽性”的心学思想，陆九渊还融合了儒家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学的思想，以“心”作为宇宙本体，形成了一个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后人称为“陆学”或“心学”。^[94]明朝思想僵化、学术衰退，王守仁认为是程朱理学的罪过，他主张辩明学术之是非，以新的理论来取代程朱理学，以挽救明朝封建统治的危机。经过“龙场悟道”，王守仁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主张“致良知”，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心学哲学体系。王守仁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史上心学的集大成者。^[95]

南冥学派指的是朝鲜王朝曹植创立的学派，因为曹植号南冥先生，所以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南冥学”或“南冥学派”。曹植在中国孔孟儒家、程朱理学、张载关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理论，重视躬体力行，反对空谈心性，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理想境界是“敬义”，提倡以“道心”来实现克己复礼，代表人物有河沆、崔永庆、河应图、郑仁弘等人。南冥学派对于推动儒学在朝鲜王朝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朝鲜王朝学术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5][96][97]

张载所创立的关学，通过对《易》的解读，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积极发挥《四书》义理，并融合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将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儒家学说传承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6]张载气论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气论已发展到巅峰阶段，“太虚即气”“气一分殊”“一物两体”等哲学命题的出现，表明古典气论已趋近内涵的思辨性、逻辑的周密性。张载在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把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进行了贯通和融合，成功打破了汉唐儒学“天人二本”观点的局限，确立了“性与天道合一”的理学核心思想，成为后来理学发展的基本思路和理论方向，张载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并对宋明时期的理学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产生了深远且重要的影响。^[23][24]

张载关学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走出国门，对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时期，宋代理学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明朝时期，日本古学派继承了张载关学的思想体系。元朝时期，高丽学者将大量的儒学典籍带回国。^[98][99]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学者徐敬德继承并发扬了张载的气本论思想，建立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气学派；李珥吸收程朱理学及关学思想，建立了朝鲜实学哲学派；曹植在中国孔孟儒家、程朱理学、张载关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朝鲜南冥学派。^[25][26]

《正蒙》是由北宋张载所著的语录体理学著作，其弟子苏昺编订为十七篇。在《正蒙》中，张载解释了儒家经典《周易》《诗经》《论语》《孟子》，同时，详细的论述了万物皆本于“气”的一元论世界观，提出了“太虚即气”“一物两体”“聚而为万物，散而为太虚”等哲学命题，建构了“气化论”思想体系，并且尖锐地批判了佛教“空”的思想及道教执着于长生不死的思想。《正蒙》促进了儒家思想的完满性，对中国古代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4][100]

《西铭》是由北宋张载所著，原为《正蒙·乾称篇》中的一部分内容，张载曾将其命名为《订顽》，挂于学堂西牗，后程颐改名为《西铭》，南宋朱熹注解《正蒙》时，将其抽出，独立成篇。《西铭》仅有250余字，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出发，论证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提出了“乾为父，坤为母”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地、人、物犹如一大家庭，主张仁人爱物，提倡“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的乐天顺命思想，鼓吹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原则。《西铭》受到了程朱等理学家的推崇，在儒学发展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影响。^[14][101]

《关学编》是由明朝冯从吾所著的理学史著作，成书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该书以纪传体的形式为四十八位关中理学家立传，先论学者事迹，再论其思想，最后记录其著作，首卷记载“孔门四贤”秦祖、燕伋、石作蜀、壤赤，卷一记载张载等九人，卷二记载杨天德等九人，卷三记载段坚等七人，卷四记载吕柟等八人，各卷还共附传十一人。《关学编》为关中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概述与小结，开启了后世“关学有编”“关学有史”的学术思潮，是关中第一部理学史著作，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5]

《宋史·张载传》评价：“故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注7][102]

明朝理学家冯从吾在所著《关学编》中评价：“张载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注8][103]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所著《明儒学案·师说》中评价：“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27]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所著《张子正蒙注·序论》中评价：“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注2][27]

《关学文库·总序》评价：“关学学风笃实，注重践履，崇尚气节，敦善厚行，求真求实，开放会通。既有深邃suì的理论，又重视实用。”^[27]

关于张载的师承及关学的思想渊源，历代学者一直有争议，主要有五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申颜、侯可开先说”，以南宋道学家吕本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张载在学术上曾经受到了宋代学者申颜、侯可的影响。第二种说法是“范仲淹门人说”，以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王梓材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张载是在范仲淹的影响下才走上治学道路的。第三种说法是“易学渊源说”，以明代理学家冯从吾、清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从《易》中推衍而来，以王葆玹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张载之学来自易学和礼学。第四种说法是“《四书》渊源说”，以龚杰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以发挥《四书》义理为主的“四书学”，以陈学凯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张载关学主要来源于《中庸》。^[104][105]

第五种说法是“洛学渊源说”，以宋朝道学家吕大临、杨时、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张载学自二程，关学源于洛学。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里记载，嘉祐初年时，张载曾经与程颢程颐兄弟谈论道学，之后尽弃其学，转而向二程学习。但程颐并不赞成这个说法，《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中记载“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意思是“说张载之学与二程之学有些相似之处是可以的，但是说张载是向二程学习的，那就不符合事实了”。^[104][106]

关于南宋之后关学的传承，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衰熄不存说”，以侯外庐、龚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关学在北宋亡国后就逐渐熄灭；第二种说法是“传续不绝说”，以陈俊民、刘学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关学一直在关中地区有传衍和发展，其历史长达八百年；第三种说法是“有绝有续说”，以林乐昌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金兵入侵导致关中百年无关学，而元朝关中地区有程朱理学而无关学，关学在金元时期实际上已经中绝，直到明朝的时候才中兴起来。^[22]

关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关学的研究越来越活跃，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面貌，研究成果丰富。学者对关学的研究涉及多个方面，首先，关学的理论体系、源流历史等；其次，关学的创立者张载的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影响、地位等等。^[107]

1999年9月，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是中国实学研究会的集体会员单位，也是陕西省哲学学会的一个分会。^[111]该机构现任会长为刘学智教授，^[112]副会长为陈学凯教授，^[113]以研究关学与实学为主要任务，曾参与成功举办了“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等，为推动关学与实学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11][114]

2019年12月7日，“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机构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丁为祥教授担任院长，许宁担任副院长，林乐昌教授担任首席专家，以研究关学、培养关学研究人才为目标，^[115][116]出版了《关学经典集成》《张载文献整理与关学研究丛书》等相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张载关学的历史重构》《关学经典导读》《张载理学与文献探研》《关学·儒学·国学》等相关研究著作，为传承关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08]

2018年7月13日，西北大学关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该机构由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担任名誉院长，魏冬教授、王美凤教授担任副院长，现有获得博士学位的专职研究人员4人，以开展关学及宋明理学学术研究、关学文献整理、关学和传统文化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为主要任务，参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近10项，发表权威、核心论文多篇，出版《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等相关研究著作多部。^[117]

1999年9月16日至19日，由陕西省眉县人民政府、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陕西省哲学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省眉县太白山下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1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张载关学、关学与实学、实学发展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收到论文62篇、论文提要56篇，为进一步探讨关学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见解，推动了关学的学术发展。^[111]

2005年10月7日至9日，由长安大学主办，国际南冥学学会、陕西省关学与实学学会、陕西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承办的“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来自中国、韩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地的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关学研究、南冥学研究、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交了论文50余篇，拓展了关学研究的领域，对深化中国哲学研究、加强中韩哲学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118][119]

2008年10月12日至14日，由陕西眉县人民政府主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陕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陕西孔子研究会、中国实学学会、陕西关学与实学研究会、陕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联合协办的“中国宝鸡·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学术研讨会”，在陕西眉县召开，来自中国、韩国、美国、巴西等地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张载思想研究、关学与儒学研究、关学与南冥学研究、关学与现代社会研究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交了论文45篇，为关学的研究带来了新进展和新突破。^[114]